「疫情過後的世界會怎樣？」現在，也許仍不是回答的最佳時機。然而，對世界未來的判斷並不完全取決於「疫情會怎樣？」：瘟疫的長期存在，並非人類文明史的罕見篇章；而對瘟疫成災之由來、過程及後果的理解，卻意味著對未來世界的重新定向。換言之，對問題的回答，要求我們必須首先解釋——
使「全球化」陷入近四十年來最低落狀況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它與時下無限制的「例外狀態」（Ausnahme）、「例外權力」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三個月來，以「疫情管理」、「生命安全」爲最高目標的「生物政治學」，已經完全取得了對以公正、自由、平等、民主爲追求的「公民-國家」政治理想的壓制。期待「例外狀態」將隨疫情結束而自然消除，只是因爲沒有看到這一趨勢由來已非一日，並深藏於全球化運動中「世界性權力」的運作之中：由疫情所敗露的、對以公民信任/團結爲表徵的「親密政治」的隔離，只不過凸顯了問題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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