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羣學生駕車高速向柏林駛去。「幸福啊，活在那個黎明之中，年輕人更是如進天堂，」華茲華斯(Wordsworth)對法國大革命有感而發地寫道。雖然那一年是1989年，而不是1789年，但詩人華茲華斯表達的情緒正契合我們的心情。對於在冷戰核陰影下長大的我們而言，親眼目睹冷戰結束標誌性一幕的誘惑是不可抗拒的。一聽說東德打開了東、西柏林之間的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我們就上路了。不到18個小時之後，我們就和成千上萬的民衆（有老有少，有德國人也有外國人）一起鑿著那堵牆。我們用鑿子和鎬做出了綿薄的貢獻。兩天後，我們返回英格蘭，酒還沒醒，卻驚訝地發現沒有收到超速罰單，每個人都帶回了牆上的一小塊磚頭。
我們受到了樂觀情緒的感染。作爲牛津大學(Oxford)一名學習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PPE)專業的學生，我感覺自己對這一時刻的意義擁有洞察力。這一跨學科專業的批評者稱其爲一項「相當糟糕的教育」。他們或許有道理。但在那一刻，學習這個專業似乎是有用的。我們贊同進步的信念，這是現代西方最接近宗教的信仰。在1989年，現代西方的分裂被彌合了。通過將蓬勃發展的西德與萎靡的後史達林主義的東德統一起來，我們爲未來清除了一塊巨大的障礙。在中歐這片20世紀的血染大地上，再也不會出現不同核武陣營相互對峙。英國不再冷漠對待的這塊撕裂的大陸將聯合起來。民主國家將取代華約(Warsaw Pact)，這一組織旗下的政權在和平示威者面前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走向消亡的不只是獨裁政權，還有民族主義。各國的邊界開放了。正如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寫道，始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短暫而血腥的20世紀，即將以蘇聯的解體而結束。人類已證明可以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現在是走向21世紀的好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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