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Kennedy)遇刺身亡後，達拉斯就背上了「仇恨之城」的名聲。人們指責達拉斯市民製造了一種狂熱的右翼氛圍，從而促使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槍殺了總統。達拉斯現任市長邁克•羅林斯(Mike Rawlings)告訴我：「有報導稱，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達拉斯人去外地時，會因爲自己是達拉斯人而感到尷尬。」
今年6月，在聖保羅的新城市峯會(New Cities Summit)上，我趁羅林斯偷偷打盹時找到了他。這位1976年揣著200美元來到達拉斯、後來當過必勝客(Pizza Hut)總裁的達拉斯市長正在小憩，暫時把他的日常活動——宣傳達拉斯——放在了一邊。但一個城市在經歷一場聞名全球的創傷之後，如何在世人面前構建自己的形象？達拉斯花了50年的時間，才學會坦然接受那起刺殺事件。
1963年，讓許多美國人無法接受的是，歷史居然被奧斯瓦爾德這麼個孤獨的失敗者改寫了。因此，他們怪罪於一些更大的組織和羣體。陰謀論者指責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或古巴流亡者策劃了刺殺事件。其他人則譴責達拉斯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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