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日參加了愛丁堡赫瑞瓦特大學(Heriot Watt University)舉辦的一場辯論會，主題是量化寬鬆(QE)是對是錯。發言者中不乏深受我敬重的人，如蘇格蘭的投資信託專家羅賓•安格斯(Robin Angus)、《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前執行主編比爾•賈米森(Bill Jamieson)、熊市專家羅素•內皮爾(Russell Napier)以及我的新交、赫瑞瓦特大學學者大衛•科巴姆(David Cobham)。
大多數關於量化寬鬆的辯論都無聊得要命。但這場辯論倒是有點意思，主要原因是，一旦深入分析各方觀點，你便能發現，發言者之間的分歧甚少。大家對量化寬鬆合適的持續時間存在異議，而談到不可避免的通膨將於何時出現時，也發生了小小的爭執。
但所有人（甚至包括畏懼通膨的黃金信徒羅賓•安格斯）都同意，量化寬鬆在一開始是一個好極了的主意——爲了「讓病人安定」，總得采取些辦法。英美銀行業的大規模去槓桿意味著，假如兩國的央行當時不插手，一場重大的通縮衝擊將在所難免，繼而將引發極爲不良的社會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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