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赳赳。他不像個記者、編輯、撰稿人。要不是年齡差異，他活像我的哪位中小學同學，站在弄堂口或者隨便什麼地點，煽動他的厚嘴脣，隨口和我談起毫不相干的各種話題，彼此不必介意通常需要介意的世故。他好奇，聽到任何他以爲有趣、有料、有觀點的話，立刻跟進；他也容易感動，近年幾個飽受嘲罵的電影，他看過，立刻來電話，唏噓慨嘆，說他哭了，要我也去看——正好我也是容易給電影弄哭的人，而且真去看了——就這一層，他太不像記者了：如今各報記者多麼有見識啊，能對一部電影輕描淡寫說兩句，不譏笑，已屬稀罕。我不想說挑剔、挑刺、職業性冷漠等等是記者的通病，但赳赳即便不做這一行，也會是個例外：他無可掩飾地善良、易感，從七零後開始，性情單純的個例，而且過了而立之年依舊單純，機率增多了，赳赳正是其中一位。
我也喜歡讀他的稿子。《新週刊》幾乎每期更換的話題，都有他的議論，雖不免三二急就章，但一讀而過，我總能得到兩項以上見解，使我想想，以爲有識見，說得好。譬如他談論當代藝術，不算批評，更不是捧場，卻也如我哪位聰明的同學那樣，又如擅長評點事相的快嘴，忽然，說出精彩而有趣的斷語，感覺很準確：太多了，以至我難以舉證，總之，反而在職業當代藝術批評家那裏，我毫不記得曾經讀到過什麼可以稱之爲意見的意見了——赳赳是個詩人。這又是奇怪而當然的事：我知道不少記者原是文學的寫家，或者詩人，爲謀飯，出來記者一下子，結果成了職業。我不懂詩，我知道赳赳給我他的詩集，預先已經失望，不指望我能給予批評或叫好，但他還是怯生生地，然而誠懇地——帶著大概詩人才會有的那種過時的誠懇——將詩集遞給我。
寫過詩的記者，其實，下筆不同的：雖然我說不出是怎樣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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