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怎樣理解這些「中國特殊論」和「中國模式」理論家?他們是一羣全無現實感,只生活在自己臆想的理論世界裏的人嗎?他們看到的中國是宣傳檔案上的中國,如果毛澤東時代充滿了「平等」與「人民」、「民主」的口號,那就是個更平等、民主的時代。
黑五類、臭老九、十三級幹部,農民沒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土地上種玉米還是水稻、教師不敢對學生說出內心的真實想法、整個工廠不由分說地從沿海遷往深山,這樣的例證被忽略不計。而現在,他們則說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避免了「資本主義危機」,「和諧社會」的政策減少了兩極分化、減輕了殘酷的市場行爲對個人的傷害,爲世界發展提供了新的啓示。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華爾街投資銀行的貪婪令人憤慨,但中國一名地方支行行長可以挪用上億元的資金,中國的超級國企同時享有壟斷利潤與低稅收;中國則是一個比「西方的資本主義」更殘酷的「資本主義」,普通人要面臨政府權力與市場力量的雙重擠壓。
他們也可能是一羣全無心肝的人。他們就像卡爾•波普爾筆下的歷史主義者,迷戀偉大的民族、偉大領導人、偉大的階級、偉大的觀念。他們看不到犧牲的個人,只以抽象的偉大來衡量一切。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兩位數經濟成長,共產黨的絕對權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模式」的驚人理論,纔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幾千萬人的死亡、活生生的個人悲劇,被一筆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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