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
當美國對數百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新政策明天生效時,僅有價值2.5億美元的晶片會受到影響。
但這些關稅引發了美國半導體企業更深切的焦慮,它們擔心與中國的緊密貿易聯繫被打斷,而且華盛頓在試圖保護美國科技產業的關鍵部分時瞄錯了靶子。
對高風險的一個提醒出現在本週二——有訊息稱,中國一家法院發佈初步禁令,禁止總部位於美國愛達荷州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在中國銷售其生產的部分產品。美光科技的存儲晶片用於許多智慧型手機、電腦和其他設備。
人們擔心,美光將至少會被部分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而中國去年約佔其收入的一半,這導致該公司股價在週二下跌逾5%。
對於美國的許多觀察人士來說,中國法院選擇這個時候在一起專利案件中作出上述裁決並非巧合。BMO資本市場(BMO Capital Markets)的阿穆布里斯•斯里瓦斯塔瓦(Ambrish Srivastava)表示,在美國關稅即將生效之際,這似乎是一種針鋒相對的舉措。
他說:「它在展示中國有多大的籌碼。」
晶片製造商沒有忽視日益成長的政治風險。上月末,美光在向投資者發出的正式警告清單中新增了一條。它表示:「中國政府的活動可能會限制我們參與中國市場,或者阻止我們與中國公司進行有效競爭」。
如果美國政府對中國商品徵收進口關稅原本是爲了讓美國晶片公司放心的話,那麼他們失敗了。據華盛頓的半導體行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表示,半導體供應鏈的複雜性意味著美國公司的損失將超過中國同行。
例如,英特爾(Intel)在美國、愛爾蘭和以色列的大型工廠(稱爲「晶圓廠」)進行半導體制造中最具挑戰性的部分。然後生產出的晶圓(用來切割出晶片的圓盤)被運送到包括中國成都一處工廠在內的工廠進行精加工和測試。
大多數加工出的晶片會被亞洲的電子裝配廠使用。但是,英特爾和其他擁有類似供應鏈的美國公司(包括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和美光)生產的少量晶片會迴流美國。除非得到豁免,否則其中一些晶片的全部價值將會被徵收關稅,即使在中國只發生了相對低價值的步驟。
英特爾不會說多少銷售會受到影響。分析師表示,對所有美國晶片製造商而言,影響微乎其微。但隨著第二份擬議的關稅清單即將發佈——這一次晶片將佔更大比重——焦慮情緒正在上升。「我們認爲,對我們行業徵稅毫無道理,」半導體行業協會全球政策主管吉米•古德里奇(Jimmy Goodrich)說,「看到我們正在對自己徵稅,這令人費解。」
美國企業表示,如果川普政府是想要保護他們免受中國人對其智慧財產的盜用,那麼他們使用了錯誤的武器。
古德里奇表示:「我們需要考慮不同的工具包:智慧財產保護。」
美光公司在中國的麻煩突顯了這個問題。這家全球第三大內存晶片製造商三年前收到了中國清華紫光(Tsinghua Unigroup)的收購要約,但由於美國監管機構對技術轉讓的擔憂,收購告吹。
美光表示,它面臨過更多旨在獲取其智慧財產的惡意嘗試。去年,它對臺灣晶片設計公司聯華電子(United Microelectronics)和中國大陸晶片生產商福建晉華(Fujian Jinhua)提起訴訟,聲稱它們試圖竊取其部分晶片設計。
兩家公司都否認了指控,並在福建一家法院對美光提起訴訟,指控其侵犯了它們的專利。這導致本週的判決——聯華電子表示,判決包括禁止美光在中國銷售部分產品。美光週二表示,它沒有看到禁令,也無法證實判決。
其他美國公司擔心中國會以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爲藉口回擊,或者在努力加速自身晶片產業發展時對它們進行懲罰。
一個受害者可能是美國無線晶片設計集團高通(Qualcomm)以440億美元收購荷蘭晶片公司恩智浦(NXP)的交易——中國監管機構已推遲對該交易作出批准。高通表示,相信該交易「正受到當前美中貿易關係態勢的影響」。
儘管緊張局勢加劇,但中國嚴重依賴美國製造的晶片。Cowen的分析師卡爾•阿克曼(Karl Ackerman)認爲,中國晶片公司將至少在5年內趕不上來。十年內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儘管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能夠以多快速度建立所需技能。這種落後讓雙方都有動力保持電子供應鏈的平穩運行。
美光首席執行長桑傑•梅赫羅拉(Sanjay Mehrotra)上月談及貿易緊張局勢時表示:「自由貿易、公平競爭和尊重國際規則是件好事。我們當然樂觀地認爲所有這一切問題最終都會得到解決。」
譯者/裴伴
德國三大汽車製造商的負責人週三會晤美國大使,重申他們支援歐盟-美國汽車貿易的零關稅。目前他們加大了遊說力度以避免貿易戰。
據兩名業內訊息人士透露,BMW(BMW)、大衆(Volkswagen)以及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母公司戴姆勒(Daimler)的掌門人與理查德•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會面,表示他們將支援取消歐盟對美國汽車的進口關稅——只要美國採取對等行動,並放棄要增加關稅的當前威脅。
三家德國汽車老闆還表示,如果能夠避免一場關稅戰,他們可以發表一份保證,承諾將維持對美國的投資水準。這一保證實際上暗含一個威脅:如果川普政府提高對歐盟汽車的進口關稅,他們可能把生產轉移出美國。
據全國產業團體——德國汽車工業協會(VDA)介紹,去年在美國生產的德國品牌汽車有50%都出口了,如果提高貿易壁壘,那麼這些汽車可以轉移到中國等市場進行本地化生產。
這是格雷內爾與行業大佬們的第二次會面,先前他們在6月6日德國汽車工業協會季度會議的間隙有過碰面。
歐盟目前對乘用車的關稅爲10%,而美國則爲2.5%。美國總統川普經常抨擊這種差異,儘管他傾向於不提美國還對廂式送貨車和皮卡徵收25%的關稅——德國汽車製造商希望廢除這些關稅。
一位業內訊息人士稱:「目前的局面是德國工業不需要受關稅保護,所以取消關稅對他們沒有問題。」
無論是汽車製造商還是德國政府都沒有權力談判達成協議,這是要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出面解決的事項。但這些高階主管們希望瞭解川普政府對取消該行業所有貿易壁壘的建議會作何回應。
聽取了討論簡報的一位人士稱,雙方還討論了降低非關稅壁壘的問題,例如汽車零組件的標準化。
一位業內訊息人士表示,例如在歐洲,汽車保險槓被設計成軟的以保護行人,而在美國被設計得較爲堅硬以保護車內人員。如果美國和歐盟統一這些標準,那麼所有品牌的生產過程將更加簡單。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所有汽車製造商都存在零組件標準化問題。」
取消汽車貿易壁壘是《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簡稱TTIP)有關談判的重要內容,該談判於2016年擱淺。
與會者包括福斯汽車負責人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戴姆勒首席執行長蔡澈(Dieter Zetsche)、BMW首席執行長哈拉爾德•克魯格(Harald Krueger)以及零組件供應商大陸集團(Continental)首席執行長埃爾馬•德根哈特(Elmar Degenhart)。
第五位與會者是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主席伯恩哈德•馬特斯(Bernhard Mattes),他在週二表示,對美關係的目前情況很「艱難」,他呼籲進行更多商談。他表示:「只有雙方共同努力才能取消貿易壁壘。一份覆蓋工業品關稅的、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的跨大西洋協議,可以成爲一條可能路線。那將是一個雙贏局面。」
譯者/何黎
人民幣近期的貶值暴露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內部的關鍵脆弱性,而此時它正面臨與美國的貿易緊張不斷升級的局勢。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6月創下史上最大單月跌幅,本週頭兩天繼續下跌,週三有所恢復。雖然自6月初以來累計下跌3.4%還算不上崩盤,但這已經偏離了人民幣一貫的形象,它經常被視爲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的「穩定之錨」。
當北京方面評估各種支撐人民幣的選項時,它會發現自己在三個重要方面陷於兩難處境。如果中國人民銀行(PBoC)大力干預匯市,出售其美元儲備,買入人民幣,那麼其外匯儲備(在5月份達到3.11兆美元)可能會很快「燒穿」3兆美元心理大關。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可能會喚醒人們對2015年的記憶,當時資本外流形成了一股洪流。
第二種選擇是,北京方面可以提高利率,從而提高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吸引力。鑑於今年以來美國和中國債券收益率的趨同幫助推動了資本外流,這確實有可能起到支撐人民幣的作用。但此舉的風險在於,就在跨太平洋貿易戰剛開始造成衝擊之際,它可能削弱本就在放緩的中國經濟。
第三種選擇是對中國的資本賬戶實施更嚴格的管制,例如透過行政手段限制資金外流。然而,這樣的做法很可能會嚇跑海外基金,這些基金今年以空前速度投資於中國境內的債券和股票市場。如果北京方面想要繼續推進其看重的人民幣國際化計劃,它就必須保持資金流動相對不受阻礙。
這些選項都非上策,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明智地採取了口頭呼籲的方式。行長易綱承諾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他還表示,中國「必須堅持」讓供需作爲人民幣匯率基礎的政策,此言似乎排除了實施更嚴厲資本管制的做法。
3月份被任命爲央行行長的易綱,並未談到市場的一個猜測,即北京方面有意讓人民幣貶值,以警告美國不要打貿易戰。儘管如此,他有分寸的言論似乎表明,北京方面明白,「武器化」本幣可能招致「相互確保摧毀」(MAD)。
如今中國自許爲全球化的捍衛者,反對以鄰爲壑的戰術。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在達佛斯告訴資本主義精英們,中國不會「主動打貨幣戰」。違背這一承諾不僅會損害他的可信度,而且還有可能在整個亞洲地區觸發一波市場傳染,而北京方面正日益主動扮演領導亞洲的角色。
今年內可能會出現進一步的匯率不穩定,而全面的美中貿易戰可能會使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去年僅相當於GDP的1.3%)自1993年以來首次變成逆差。北京方面如何應對自身暴露出來的脆弱性,也許是決定貿易敵對行爲是否會演變成貨幣戰爭的關鍵。
強勢美元可能是「後量寬」世界的持久特徵。中國必須保持沉著,確保人民幣保持足夠堅挺,以避免引發20世紀90年代後期摧毀亞洲的那種競爭性貶值。中國的國際聲譽有賴於此。
譯者/和風
「我們沒有永恆的盟友,我們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是永恆不變的,追求這些利益就是我們的責任。」在英國的全球實力處於巔峯時,於1855年至1858年、1859年至1865年擔任英國首相的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這樣描述英國的外交政策。
如美國國務院一位前高級官員上週告訴我的那樣,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信奉帕默斯頓主義。如果說有任何一以貫之的學說支撐川普對他自己國家創造的世界秩序發起攻擊,那就是帕默斯頓主義了。但川普不是帕默斯頓,21世紀初也不是19世紀中期。川普在無知和怨恨驅動下采取的完全像做生意一樣的方式,可能帶來災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段時間,美國的世界觀跟今天截然不同。各個大國奉行民族主義、彼此猜疑並爭奪地位,導致了兩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這兩場戰爭拖垮了歐洲。在這種可怕的結果面前,沒有任何基於理性的「利益」判斷能站得住腳。世界需要開明得多的國際關係願景。
新願景包含三個基本要素。首先,在被兩次世界大戰拖著走出了孤立主義之後,美國將成爲那支穩定世界局勢的力量。其次,美國將建立基於共同價值觀的永久聯盟。最後,一系列國際協議(最初主要是經濟協議,隨後擴展到氣候等領域)將帶來一個預計會是自由的全球經濟和應對全球種種挑戰的能力。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爲,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對美國利益的理性判斷。它的實力將透過新穎而明智的手段,與善良的目的相結合。
美國犯了一些巨大的錯誤:最大的一個就是,過於相信對其他國家實施干預(尤其是武裝干預)的作用。然而,總的來說,「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時期。世界貿易的復甦幫助創造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全球繁榮時代。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成功讓其戰勝了蘇聯共產主義。儘管中國崛起,但美國及其盟友們仍享有壓倒性的經濟和軍事優勢。
用欽定版《聖經》(King James Bible)中的話說,「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那個無知的國王是川普,他不知道那些成立了戰後秩序的美國人。他相信交易勝過聯盟,相信雙邊主義勝過多邊主義,相信不可預測性勝過連貫性,相信權力勝過規則,相信利益勝過理想。他青睞中國的習近平、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甚至北韓的金正恩(Kim Jong Un)等獨裁者,勝過美國的民主國家盟友的領導人。在他看來,強權即公理。
川普行爲的顯著特徵是捏造事實、自我同情和欺凌他人:包括美國的傳統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都正在氣候問題上「嘲笑我們」或者在貿易問題上「欺騙」我們。他認爲,歐盟「的存在就是爲了利用美國,好嗎?……甭想再這樣了……那樣的日子結束了」。這些都是荒謬的說法。
帶著無知和這種態度,川普做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特別是現在他似乎越來越自信了。他發起的貿易戰缺乏站得住腳的正當理由、目的也不確定,貿易戰的結果會如何,我們不得而知。正如加文•戴維斯(Gavyn Davies)指出的那樣,報復的週期可能會很長。去全球化的成本可能非常高,特別是如果將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計算在內的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指出瞭如下這種可能性:這些衝突將「打破商業與國家安全之間的藩籬,帶來衝突大幅升級的風險」。川普故意將貿易與國家安全混爲一談。這肯定會使得問題更難解決。
川普對中國和歐洲的態度現在看起來最爲重要。如果美國放棄對北約的承諾或者盡其所能瓦解歐盟,後者承受的壓力——以及俄羅斯(或中國)利用這一事態的動力——可能是巨大的:歐洲可能會團結在一起,也可能會瓦解。此外,川普決心對中國的崛起發難。雖然在貿易問題上取得一些進展確實是可能的,但可以想像的是,中國不會接受川普的這個更大目標。摩擦日益升級現在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現在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戰後(不僅僅是冷戰後時代的「歷史假期」)經濟和安全秩序的種種基礎,現在都命運莫測。
問題是,人們是應該將此視爲對正常狀態的暫時(儘管是危險的)偏離,還是更爲永久的轉變?支援前一種判斷的理由是,川普是一個非常規的人物,在特殊狀況下橫空出世。當他離開白宮的時候,這種劇變也會隨之平息。這可能是一種錯覺。除非他把世界經濟搞翻了天,否則川普很有可能再次當選,因此這種狀況可能還會持續6年半時間。美國的狀態不太可能變好,川普發現了美國肌體中一個龐大、憤懣的部分;與此同時,美國選舉中的選區重劃問題可能還會惡化。尤其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爲,中國是個騙子、對美國構成威脅,歐洲人則是要求多多的搭便車者。
川普會離開白宮。川普主義可能不會。美國現在只是奉行冷靜的帕默斯頓主義,情況可能還會演變得比現在糟糕得多。世界其他國家應該認真對待這種可能性——並相應思考和採取行動。
譯者/裴伴
美國和中國打響了貿易戰的第一槍,精通科技產品的美國千禧一代已經被捲入到雙方的交火之中。
從霧化器、電動滑板車到智慧家居設備,在年輕消費者中最熱門的一些科技設備將被徵收關稅,這些產品有可能本週就開始漲價。
提供供應鏈和貨運代理服務的Flexport經分析發現,據川普(Trump)政府擬出臺的新關稅,幾類在中國生產的消費品將面臨25%的進口關稅。
很少有人注意到,Juul、Pax和Blu等快速成長的公司出售的電子煙和霧化器已被列入最新的關稅提案,這類產品絕大多數是在中國深圳生產的。之所以未引起注意,是因爲這些產品在新關稅清單中以一列進口代碼的形式出現,被籠統地冠上「其他機器設備」的名稱。
如果這一徵稅計劃生效,過去一年因Uber(Uber)和Bird等租賃應用而大受歡迎的電動滑板車和電動自行車也將面臨25%的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堅稱,上月公佈的對價值500億美元的數百種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的擴大清單,「不包含美國消費者經常購買的商品」。
但年輕消費者感到憤怒,因爲特別受年輕一代喜愛的產品似乎被單獨挑了出來。
專注於年輕人市場的市場研究機構Zebra Intelligence的創辦人兼首席執行長Tiffany Zhong表示,關稅將傷害美國年輕人。
「這些產品最大的消費者羣體就是千禧一代和Z一代。年輕人對科技產品接受得更快。」她說,「這將影響我們這一代,並影響那些想在硬體產品方面創新的人。」
在零售商和電子行業進行遊說之後,迄今智慧型手機和電視還未被列入關稅清單,但在川普威脅要對另外2000億美元甚至更多中國輸美產品加徵懲罰性關稅之前,這份清單上就已經包含了很多日常科技產品。
美國對華的第一輪關稅——涉及上述總額500億美元商品中的340億美元商品——將在本週五生效。這一輪關稅將影響一系列「智慧家居」設備,這是矽谷新創企業以及蘋果公司(Apple)、亞馬遜(Amazon)和Alphbet近年來的一個重點投資領域。
受影響的產品包括最早由Alphabet旗下的Nest推出的智慧恆溫器,以及飛利浦(Philips)的Hue等聯網LED燈。這些產品中有很多是在中國製造的。
行業協會「先進能源經濟」(Advanced Energy Economy)警告稱,關稅可能會間接推高人們的電費賬單,因爲LED燈和智慧恆溫器等節能產品因爲關稅變得更爲昂貴。
其他將從本週起被徵收關稅的科技產品包括硬碟驅動器、電池組和導航設備。
科技公司正努力思考應對方法。它們必須權衡二者:對消費者提高產品價格將影響對其產品的需求和產品競爭力,而如果它們不得不自行承擔關稅負擔,它們可能需要大幅削減成本——包括動用裁員的手段。
「無論是小公司還是大公司,這對我們而言無疑是一個大問題。」行業組織「消費者科技協會」(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的分析師裏克•科瓦爾斯基(Rick Kowalski)說,「無論原本的意圖是什麼,關稅負擔中的一大部分都會轉嫁給消費者,或者轉嫁給從(中國)企業採購的美國企業。」
他預測,因爲本週生效的關稅,一些科技設備新創公司「肯定會破產」。
甚至可能會有更多科技公司和消費者受到第二輪關稅——針對每年總額約16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的衝擊,其中包括電子煙和電動自行車。目前第二輪關稅正處於意見徵求期中。
Flexport全球海關代理副總裁克里斯蒂安•喬丹(Christian Jordan)稱:「第二輪關稅似乎更精確地對準了IT行業的企業……會涉及更多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產品。」
Flexport表示,電動自行車和滑板車都屬於進口代碼8711.60.00之下,去年該代碼的進口額達到數億美元。
像Bird和Lime(透過智慧型手機App提供電動滑板車租賃服務)這樣的新創企業,在過去短短几周內就收到了源源不斷的新風險投資,用來擴大他們可供租賃的滑板車數量。大多數滑板車都是由總部位於北京的賽格威-納恩博公司(Segway-Ninebot)在中國製造。該公司本身目前也正在尋找新一輪大額融資。
與此同時,Uber計劃在收購租賃服務Jump後擴大其電動自行車數量。
目前每臺滑板車的成本已經在500美元左右,電動自行車的價格甚至更高,在這種情況下,25%的關稅可能會大大施壓這些公司已然十分龐大的資金成本。
Lime的發言人Jack Song表示,該公司正在對這一形勢進行「深入研究」。
他表示:「我們注意到了可能實施的關稅措施。我們正在密切關注形勢,繼續致力於爲我們的客戶提供高品質的產品。」Uber和Bird拒絕就此置評。賽格威-納恩博沒有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
消費者科技協會的數據顯示,在目前擬議加徵關稅的總額500億美元的商品中,有200億美元以上的商品都是消費電子產品。科瓦爾斯基表示,IT行業長期依賴於中國製造,很難找到替代品,而對電子元器件加徵關稅也將使得在美國生產的成本上升。
「在一個新國家找到可以製造特定產品的其他公司(來生產)幾乎不可能,或者需要很長時間,」他表示,「我們確實希望政府嘗試解決中國智慧財產保護方面的問題,但我們認爲還有很多其他解決方式。」
譯者/何黎
美國商務部週二表示,將允許中興通訊(ZTE)暫時從事某些特定業務活動。這家中國電信設備公司希望,能擺脫美國當局今年4月對其實施的一項爲期7年的出口禁令。
美國商務部7月2日下達的這項命令,將允許中興從事一些交易,以支援和維護設備與網路,爲現有中興手機提供服務與支援,接收有關網路安全與漏洞的披露,並支付或接收款項。這一有限授權的有效期爲7月2日至8月1日。
川普(Trump)政府稱中興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以及隨後一份認罪協議的條款,因而禁止對其出口零組件。
6月早些時候,川普政府達成一項協議,允許中興支付14億美元罰款換取解除禁止其購買美國零組件的禁令。然而,美國參議院後來投票推翻了該協議。
譯者/何黎
中美貿易戰戰火越演越烈。7月6日,中美之間涉及500億美元的貿易制裁即將開啓首輪較量,同時,美國川普已宣稱繼續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稅,並威脅如果中國採取新的報復措施,美方將再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對此,中方表態將綜合使用包括數量型和質量型工具在內的各種舉措,做出強有力的回應。
至此,川普的對華貿易制裁威脅幾乎涵蓋了中國對美的幾乎所有商品。因爲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僅爲4298億美元。考慮到中美接近3000億美元的巨大貿易逆差,川普率先挑起事端似乎佔盡先機。然而,川普貿易威脅果真像其威脅的那樣穩賺不賠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在筆者看來,川普咄咄逼人的背後仍有六大軟肋。
軟肋一:全球開打貿易戰無法遊刃有餘
此次川普貿易戰矛頭不僅針對中國,傳統盟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均是川普的貿易制裁對象。川普公然與主要貿易伙伴對峙,大機率是建立在利用各國希望避免貿易戰心理,讓渡一定利益與美國達成協議的理想情形。但其咄咄逼人,出爾反爾的舉措如今已遭致其他國家聯合起來的強硬反向制裁。特別是歐盟已警告若美國對歐盟汽車加徵關稅,歐盟將可能向總值2940億美元的美商品徵報復性關稅,相當於美國去年總出口額的19%。
考慮到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中,美國出口份額佔比僅爲8.7%,而中國佔比13%,德國佔比8.2%,若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美國發動貿易同等制裁,美國很難獲得實在好處,並將對美國經濟與就業產生負面衝擊。另外,川普上任以來由於政策多變已產生信任危機,對跨國企業又頻繁處以高額罰金,惡化了美國的投資環境,美國勞動生產率下降與基建薄弱的情況也沒有明顯改善,企業在美國投資風險反而空前加大。
軟肋二:貿易戰傷害美國企業
川普幾乎對中國商品全部徵稅的威脅面臨美國企業的福利損失。畢竟中國入世以來,中國製造業已經躍升爲全球第一,作爲全球供應鏈的中心,不少對美出口商品其實是美資企業在華生產進而出口到美國的。
例如,中國出口中有四成的出口來自於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對美出口的100強企業榜單中,外資企業總共佔據7成。而80%以上的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生產,英特爾和戴爾等美國頂級硬體製造商也十分依賴中國製造業。據《紐約時報》報導,川普向蘋果公司首席執行長庫克承諾,美國政府不會對在中國組裝的iPhone加徵關稅,但既要祭出對華徵稅清單,又要顧全美國企業利益,其實很難做到。
軟肋三:貿易戰損失美國消費者福利
川普貿易戰還面臨替代困難與消費者福利損失的風險。一來中國對華出口的前十大產品中,大部分商品佔美國進口的比重高於百分之三十,如從中國進口的電機電氣設備產品佔美國進口的四分之一,機械器具佔比高於三成。一旦對華徵稅,不可避免的導致美國短期內進口替代困難,推高美國進口企業的生產成本;二來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進口份額佔比更高,如美國九成的雨傘進口,八成的玩具進口、七成的頭飾、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類、紡織品、傢俱進口均來自中國,如果美國選擇上述領域作爲對華加徵關稅的範圍,也將會造成上述商品價格上漲,推升通膨,受到最直接損害的同樣也是美國的消費者。
軟肋四:美國行業協會反對聲音越來越強
川普肆意揮舞貿易大棒也遭到美國企業協會的反對。如曾支援川普稅改的美國商會,7月2日已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做出警告。美國國際鋼鐵協會及其兩家會員企業提起訴訟,認爲川普政府對進口鋼鐵產品加徵25%關稅依據的「232條款」違反憲法,要求停止執行;代表福特、通用、飛雅特克萊斯勒美國公司三大汽車廠商公共利益的美國汽車政策委員會認爲,美國政府使用「232條款」,會給美國汽車業及其工人帶來的不利影響,將遠超過進口限制給美國鋼鐵業帶來的好處。
軟肋五:市場恐慌情緒加大
早前市場普遍認爲川普的貿易戰大機率是口頭威脅,而伴隨著其策略越加難於預測,對未來川普政策風險的擔憂上升,恐慌情緒濃烈。自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戰的這半個月以來,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3.3%,雖然遠低於不及A股8.1%的跌幅,但從市場深度來看,美國市值跌幅卻遠高於A股,美國三大股指的總市值跌幅近1兆美元,超出中國滬深總市值共計4兆的跌幅。
而從美國企業層面來看,6月15日半個月的時間,信息技術行業半個月市值蒸發超過4000億美元,可選消費、金融行業,子市值減少接近2000億美元。卡特彼勒公司因其業務涉及工程及農用機械設備,其股價跌幅居前,市值蒸發近10%。因特爾、奇異公司這樣的跨國科技製造公司的股價也出現較大跌幅。
此外,雖然航空飛機並不在中國貿易制裁清單上,波音公司也因爲市場擔心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而受壓,半個月股價下跌超過6%。金融行業高盛集團、摩根大通跌幅分別爲5.87%和3.4%。蘋果公司跌幅近2%。這說明雖然投資者對美國貿易戰的擔憂情緒增加,加之美國股票估值較高,未來美國金融市場調整的深度可能會更加劇烈。
軟肋六:國內政治阻力上升
川普肆無忌憚的揮舞貿易大棒,已經引發不少議員的擔憂。猶他州參議員、負責貿易政策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Orrin Hatch近日表示,反對徵收關稅,尤其是232條款,計劃推動獨立立法,以解決議員們對川普徵收新關稅的擔憂。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Bob Corker表示將提議設定一項立法,規定總統以國家安全爲由徵收關稅時要接受國會審查。而一旦川普以國家安全爲由單方面徵收關稅的權利有受到限制的可能,川普貿易政策的推行也將面臨不小政治壓力。
綜上,筆者認爲,儘管美國川普已經信誓旦旦的在全球範圍內挑起貿易戰爭端,對華態度也咄咄逼人,距離7月6日340億美元對華貿易制裁落地更是爲期不遠,但縱觀美國的對華貿易策略,如果川普發動全面貿易戰,將不可避免的會觸及到美國消費者或者美國企業的利益。而先前,川普在首次340億對華制裁清單中比3月清單刪去了手機商品,又不涉及勞動密集型產品,說明進一步祭出對華制裁清單其實是十分困難,川普也並沒有多少好牌可打。
在此背景下,中方還應該保持定力,聯合歐盟、加拿大等反對美國貿易保護的力量,在川普溝壑難填的情況下,大膽反擊,特別是瞄準川普的農業州票倉精準出擊,打中其痛點,以戰促和,促進貿易戰儘早迴歸談判桌,避免全面貿易戰,並守住中美不陷入或者過早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底線,爲中國延續穩定成長換回良好的外部環境做出努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美國將於本週五(7月6日)開始對34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而北京方面勢必針對同等數量的美國輸華產品徵收關稅。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剛開打的貿易戰在繼續升溫。再加上跨大西洋以及北美內部陸續出臺的關稅和報復性關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發起的不止一場經濟戰爭對貿易價值的打擊面將在本週結束時迅速越過1000億美元關口。
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不需要太久,川普挑起的貿易戰爭就可能輕鬆突破兆美元大關。對美國乃至世界而言,這可能帶來重大經濟後果。那將相當於美國去年3.9兆美元對外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或者佔全球商品貿易的至少6%(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數據,2017年全球商品貿易價值17.5兆美元)。
以下是兆美元貿易戰場景並非完全不可信的三個理由:
1. 川普對華貿易戰可能很快成爲6000億美元的戰爭
7月6日生效的川普政府關稅所針對的340億美元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在價值上大致相當於一個月的中國對美出口。
此輪關稅將針對818種產品(從熱水鍋爐和車牀,到工業機器人和電動汽車)徵收25%的進口稅。作爲回敬,北京方面將從7月6日起,對大豆、海鮮和原油等美國產品徵收同樣的關稅。
兩國還都發布了進一步的產品清單,使雙方針對的貿易總額分別達到500億美元。
但是,對中國的報復感到憤怒的川普,在6月份下令進一步針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10%的關稅,並威脅還要針對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稅。北京方面已誓言要對此作出回應。
相比美國針對4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威脅,去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總值爲5055億美元,而美國對華出口達到創紀錄的1299億美元。
並非危言聳聽的是,可能幾個月後,全部6354億美元的雙邊貿易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將受到新關稅的影響,同時中國還會使用其他不對稱報復形式來填補空白。
2. 川普的汽車關稅戰價值可能超過6000億美元
在上週日播出的電視採訪中,美國總統稱,他以美國國家安全的名義對進口汽車和零配件徵收關稅的計劃,在他製造的貿易地震中是「一件大事」。而這肯定是歐盟和其他國家的看法。
根據官方數據,2017年美國進口了價值1917億美元的汽車和輕型卡車,再加上1431億美元的零配件,總計3348億美元。
針對進口外國汽車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調查正在展開。雖然很容易嘲笑一輛BMW(BMW)或豐田(Toyota)汽車可能危害任何國家的安全的說法,但川普政府已明確表示,它將捍衛美國製造業視爲國家安全優先事項。同樣的理由被用於在今年早些時候徵收鋼鋁關稅。
正如他徵收金屬關稅那樣,川普似乎相信,汽車關稅將使他能夠在貿易談判中影響歐盟和日本,在更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談判中影響加拿大和墨西哥。
川普正在加大壓力以迫使對手屈服。就因爲這個原因,美國可能對部分或全部的汽車進口徵收20%關稅的想法就不應被視爲不可思議。而美國的任何關稅都很可能遭到報復。
並非所有的報復都會與潛在的美國關稅一樣極端。歐盟官員正在起草的一份計劃,將針對100億歐元以上的美國產品進行報復——如果美國兌現對從歐盟進口的汽車和零配件徵收關稅的威脅;2017年這些進口價值612億美元。
但在極端情景下(以牙還牙、一報還一報的關稅),逾6500億美元的全球汽車貿易將面對新關稅,給全球企業帶來後果。
3. 別忘了NAFTA
在全球對話中經常被遺漏的一個事實是,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1.1兆美元)比美國與中國、日本、德國和英國貿易的總和還要多。
川普多年來攻擊在他看來是「災難」的已實行24年的NAFTA。他正尋求重新談判這一自由貿易協定,而墨西哥新總統的當選增加了這件事的複雜性。
加拿大和墨西哥迄今抵制美國要求的一些新條款,包括使該協定每五年到期。
但美國已在談判中注入了更多不確定性,因爲它決定用鋼鋁關稅以及威脅中的汽車關稅來打擊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國從其NAFTA夥伴進口的汽車及零配件——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汽車製造商自己的工廠——在2017年價值超過1583億美元。美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價值爲878億美元。
譯者/和風
歐盟感染了「民粹主義麻風病」;如今它命懸一線;歐盟內部的裂縫日益擴大——這些並非出自癲狂的英國退歐派之口的胡話。相反,這些觀點分別來自法國總統、德國總理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在上週歐盟峯會召開前,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發表瞭如上觀點。該峯會就移民問題達成的協議,使得這三位領導人得以宣稱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毫無疑問,歐盟內部的壓力越來越大。在義大利、波蘭、匈牙利、奧地利和斯洛維尼亞由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者掌權的情況下,歐盟越來越難以凝聚共識。幾乎可以保證的是,未來歐盟還會在移民、歐元區改革和歐盟預算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
外部壓力也在增加。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歐盟的敵意日益明顯。上週,這位美國總統在Twitter上表示,歐盟的「建立就是爲了佔美國的便宜」——這與美國傳統上支援歐盟的態度大相徑庭。幾周後,川普將與另一位對歐盟抱有相當大敵意的領導人舉行首次峯會,此人便是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歐盟的政治領導人有理由帶著真切的恐懼旁觀此次會晤。
如果川普兌現對歐洲汽車徵收鉅額關稅的威脅,歐盟領導人所受的壓力只會進一步增加。然而詭異的是,恰恰是川普政府可能會幫歐盟一個忙。就在歐盟28個成員國之間的內部緊張加劇之際,美國提醒了他們共同捍衛歐洲利益的重要性。
歐洲領導人日益意識到,美國的對歐盟戰略(以及中國和俄羅斯的對歐盟戰略)很可能是「分而治之」。有28個國家的政府(很快就是27個了)需要協調、治理結構笨拙的歐盟,是此類戰術的誘人目標。但是,儘管存在分歧,歐盟領導人們明白他們在貿易問題上——特別是在一場全球貿易戰確實即將來臨的情況下——團結一致的戰略重要性。
小國只能任由美國在貿易上施壓。但歐盟總體經濟規模大於美國。歐洲內部市場的規模爲其成員國提供了某種形式的保護,可以抵禦華盛頓方面的欺凌,也有可能採取有意義的報復。的確,布魯塞爾方面正在準備進一步的報復措施,以備美國兌現其對歐洲汽車業發出的關稅威脅。
歐盟對其內部市場戰略和經濟價值的認識體現於它在英國退歐談判問題上採取的強有力和統一的立場。英國試圖「挑挑揀揀」一部分內部市場利益的努力遭到了堅定拒絕。儘管在太多其他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歐盟27國似乎很享受他們在英國退歐談判中展示的團結和力量。
現在亟需展示歐盟力量的證據,因爲上週布魯塞爾峯會所掩蓋的裂縫很快會被再次揭開。在歐盟內外爲尋求庇護者設立處理中心的計劃,需要克服一些較大的實際、政治和法律障礙。該計劃現在無法回答一些關鍵問題:誰將爲處理中心提供場地?移民(包括成功透過和未能透過難民鑑定的人)將被安置在哪裏?歐元區改革的一攬子計劃似乎希望也很渺茫。隨著歐盟開始考慮新預算,接下來還有一場更大的戰役。
民粹主義浪潮可能會進一步高漲——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和德國新選擇黨(AfG)等民族主義政黨在民調中的支援率仍在上升。2019年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選舉——抗議選民的理想陣地——可能戲劇性改變布魯塞爾的基調。到那時,呼籲加強歐洲議會權力這一傳統的聯邦主義策略,可能會適得其反。野蠻人將攻入城門。
正如默克爾和馬克宏所暗示的那樣,這些日益加劇的壓力——既包括內部壓力也包括外部壓力——完全有可能導致歐盟解體。如果歐盟無法落實其移民協議,那麼各國將日益訴諸單邊行動,特別是恢復邊境檢查站以阻止移民在歐盟內部流動。這將危及歐盟所珍視的免護照旅遊的申根區。未能就歐元區深層改革達成協議,也將把歐元區解體的威脅重新擺在檯面上。
但歐元區解體所涉及的風險,可能仍然是約束民粹主義者的激進主義的有力因素。歐盟仍具有把局外者轉化爲「俱樂部成員」的非凡能力。可以看看希臘總理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轉變,他在三年時間裏從一名社會主義憤怒青年,轉型成了說話頭頭是道、支援減稅的歐洲聯邦主義者。
當這一代民粹主義者意識到歐盟成員國的價值以及歐盟解體的風險後,他們完全可能會經歷類似的轉變。如若這樣,歐盟就可以擺脫「麻風病」的困擾,再一次證明批評者錯了。
譯者/馬柯斯
世界在猛踩全球化剎車,汽車行業正在爲生產問題而苦惱。
長期以來,汽車製造商已經習慣於將汽車在全球各地運來運去。現在,它們正在考慮重新安排生產地點,以避開關稅。
「我可以明確地說,」保時捷(Porsche)首席執行長兼福斯汽車集團(VW Group)負責生產業務的董事奧博穆表示,「無論是什麼地方,只要在那裏落地是合理的,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
奧博穆的這番話是在歐盟(EU)威脅要對總額3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採取報復性措施之後說的;先前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也發出類似警告,稱可能會因爲關稅而進行生產轉移。
「可悲的事實是,一旦你徵收關稅,生產就會轉移。」Evercore ISI的首席汽車分析師阿恩特•埃林霍斯特(Arndt Ellinghorst)表示,「如果民族主義趨勢繼續下去,不可避免的結果是更多生產將會轉移到銷售這些汽車的地方,因爲這是規避更高關稅的唯一方法。」
奧博穆補充稱,在世界各地擁有122家工廠的福斯汽車集團具有「最大的靈活度,以及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和要求的能力」。
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是第一家轉移生產的機動車製造商。上週哈雷大衛森宣佈,將把銷往歐洲市場的產品從美國轉移到巴西、印度和泰國的工廠裏生產。
此舉令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震怒,稱哈雷此舉「不可接受」。
就如奧博穆的評論所表明的,嘗試改變工廠產能分配的汽車製造商很可能不止哈雷一家,因爲許多國家的汽車工業依賴出口來維持生存——英國汽車產量的80%、墨西哥汽車產量的82%、德國汽車產量的78%都銷往國際市場。
在美國國內出售的汽車,有一半是在美國以外的地方生產的,其中美國從墨西哥、日本和歐洲進口的汽車最多。而在美國本土生產的汽車中,每5輛車就有1輛車銷往海外。
「很少有哪個行業比汽車生產更受益於全球化。」伯恩斯坦(Bernstein)的分析師馬克斯•沃伯頓(Max Warburton)說,「這個行業依賴於部件和整車的跨境流轉。」
哈雷轉移生產的舉動,通用汽車、BMW(BMW)和現代(Hyundai)在上週末表達的憂慮,以及歐盟警告美國將對其採取報復性措施,這一切凸顯出將世界緊密連接起來的一條條線可能將被挑斷。
針對美國威脅要對進口汽車徵收25%的關稅,歐盟給出了詳盡的回應。歐盟警告稱,歐盟和其他大型經濟體「可能」對「大量的貿易」實施反制措施,多達2940億美元的產品可能會受到反制措施的影響,這相當於2017年美國商品出口額的19%。
這種行動很可能會促使汽車行業加快向區域化生產轉變。
無論是在北美、歐洲還是日本,豐田(Toyota)在每個地區售出的汽車,有三分之二都是在該地區內生產的。
「在某種程度上,汽車製造商已經實現了生產地和銷售地在同一地區。」英國的AutoAnalysis的總監伊恩•亨利(Ian Henry)表示,「看一看豐田,它們在各地區生產同樣的基本車型,在歐洲生產銷往歐洲市場的車,在日本生產銷往日本市場的車。」
福斯汽車有50%的汽車是在銷售地所在區域生產的。福斯汽車旗下生產大衆高爾夫(Golf)汽車的工廠就有4家。
「決定在哪裏生產我們的汽車時,關稅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主管大衆集團生產業務的奧博穆說,「不同的客戶需求和當地要求,更短的運輸路程帶來的更少運輸成本,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上週末從BMW高級董事的位置上退下來的伊恩•羅伯遜(Ian Robertson)表示:「我們秉承一個非常簡單的理念,我們總是預備著這樣一種情況:生產工廠的理想地點離我們的客戶越近越好。」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全球各地有30家工廠,其中一些是出於政治上監管環境的考慮,但有很多是爲了貼近客戶。」
BMW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斯帕坦堡(Spartanburg)興建了一家生產運動型多功能車(SUV)的巨型工廠,因爲當時美國是BMW最大的市場。時至今日,這家工廠成爲了BMWX5車型的全球出口中心。BMWX5是該公司利潤率最高的車型之一。
爲了貼近中國市場,預計BMW將在兩年內實現在中國銷售的X5車型也在中國生產。同時,BMW引以爲傲的還有靈活的製造系統,這使其可以在一家工廠生產一系列車型。
製造系統的變革使同一條工廠生產線可以生產差異巨大的車型,這或許能降低在各大洲間轉移生產的成本。
BMW斯帕坦堡工廠的生產線生產一系列SUV,從中型的X3車型到更大的X6車型等,但這些生產線也能生產較小的BMW三系轎車。
福斯汽車在斯洛伐克的巨型工廠可以製造從較爲迷你的大衆up!車型,到較大的奧迪(Audi) Q7和保時捷卡宴(Cayenne)車型。
在大衆旗下的車型中,有三款汽車——奧迪Q7、保時捷卡宴和大衆途悅(Touareg)——使用同樣的基礎平臺,這使這三款汽車可以在同一條生產線上生產。
並不是每一家汽車製造商都能如此靈活。大型汽車企業有能力進行相應的生產調整,並且擁有全球佈局,能夠承擔在必要時轉移工廠的成本,如每年生產約1000萬輛汽車的豐田、福斯汽車和雷諾-日產-三菱聯盟(RNM Alliance)。
如BMW和戴姆勒(Daimler)等年產量爲200萬輛汽車的中型汽車企業,並不具備把生產轉移到更接近客戶的地方的實力。更小的汽車企業,比如年產量低於100萬輛的沃爾沃(Volvos)和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受到的衝擊可能會大得多。比如,美國是捷豹路虎最大的市場,但捷豹路虎幾乎所有的汽車都是在歐洲生產的。
不過,靈活製造在汽車行業里正變得日益普遍——而且只會隨著電動汽車產量的提升而加速。
「過去,只有確保生產出15萬輛一樣的汽車,在一個地點生產纔是合理的,現在可以是使用同一平臺的兩款小型SUV和一款緊湊型轎車。」Evercore ISI的汽車分析師埃林霍斯特說,「這使生產地點的選擇越來越靈活。」
對於那些可以轉移生產的汽車企業而言,是否決定要開始改變生產地點,取決於對這一輪貿易威脅持續時間的判斷——這到底是暫時性的問題,會在川普離開白宮以後煙消雲散,還是一個開始拒絕無邊界貿易的世界的新常態。
「在一個地點興建新工廠是一項長期決策,」LMC Automotive負責全球汽車預測的總裁傑夫•舒斯特(Jeff Schuster)表示,「我們是否會看到生產轉移,實際上取決於貿易戰將要持續多長時間。」
譯者/徐行
當人們慶幸中美於5月19日達成的解決貿易爭端的聯合聲明之後不久,川普總統就宣佈實施對中國約5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懲罰。這很令人驚愕。這固然與川普的另類個性有關,但也不是沒有一點兒原因。回頭看一下這個聯合聲明。雖然在題目上讓人有川普又勝一局的印象,但仔細一看內容,卻讓人懷疑川普團隊的能力。在其中,除了中國承諾多買美國產品和服務外,只有一些原則性敘述。涉及美方對中國「不公平貿易」的指責(我在《爲什麼中美『貿易戰』可以轉化爲雙贏》一文中總結爲四點),只提到了「中方將推進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工作」,也與改善現狀相去甚遠。而其它三點,如政府補貼,網路的數據自由流動,和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卻隻字未提。這顯然是一個不太平衡的聯合聲明。
美方高度評價這次談判的中方代表劉鶴先生,稱他爲「聰明人」(smart guy),「懂市場」(market guy)。也許正是劉的超常發揮,才達成了這樣一個明顯偏向一方的協議。然而,一個文字共識能否得到雙方的遵守,並不能靠一時的辯才,而要靠共識本身是否真正兼顧了雙方的價值和利益。當川普團隊發現聯合聲明強調的「顯著減少美方貿易赤字」,除了有些政治得分外,並沒有帶來「不公平貿易」實質性的改變時,他們的反悔就可預見。然而後來美方代表到中國的談判卻無功而返。這似乎說明,中方並不打算在美國視爲關鍵的要點上做實質性妥協。也就是說,中方堅持政府補貼,限制網路數據的自由流動,以及限制對中國市場的進入。取而代之的,是中方迅速對美方的關稅懲罰作了對等的反應。美方隨即將關稅懲罰名單擴大到了價值2000億美元。也就是說,正是因爲雙方不能就這幾點公平貿易原則達成一致,纔不惜開打貿易戰。
令人驚訝的是,雙方所使用的辭彙又是何其相似。川普說,他並不反對自由貿易,他所反對的是「不公平貿易」;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說,要「維護和捍衛自由貿易體制」,並稱美國的作法是「不公平貿易」。看來,儘管分歧很大,雙方都在言詞上遵守自由貿易的政治正確。這應是雙方的最大共識。這包含著這樣的認識,即自由貿易必然是規則公平的貿易;公平貿易纔可能使自由貿易帶來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的結果。既然都主張公平的自由貿易,那麼雙方的分歧究竟在哪?在這方面,中方並沒有提出「公平貿易」的具體原則是什麼,而美方的四點指責則把公平貿易原則具體化了。
回到教科書,公平貿易原則就是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這包括明確界定和受到保護的產權;公平的競爭者,即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都不應受到歧視或優惠;和市場的自由進入。如此看來,這正是美方四點指責所依據的原則。如智慧財產問題,政府補貼導致的不公平競爭問題,以及以網路爲通道的市場進入和實體市場進入問題。而中國政府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構成市場公平競爭的這些原則。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上已經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並且在多個檔案或場合強調保護產權,包括智慧財產;打破行政性壟斷;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準入等原則。那麼,爲什麼還會出現中美分歧呢?爲什麼中方不接受美方關於公平貿易的具體標準呢?這中間似乎有一個巨大的利益黑洞使中方政策發生偏差。
只要我們看一下,如果不接受這幾點指責對誰有利,我們就會知道黑洞究竟在哪裏。如果堅持不取消政府補貼對誰最有利呢?顯然是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最有利。根據我們的研究,從1994 年至2013年,據不完全統計,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獲得財政補貼約爲6394億元。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且更隱蔽的是免費使用國有土地、低息獲得貸款和低價獲得資源開採權的補貼。2001~201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應交而未交的地租約64260億元;低息優惠共計約57124億元;少交納資源租金約11138億元(天則經濟研究所,《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第二版),2015)。這種政府補貼不僅造成了極不公正的財富轉移,支援了低效企業長期滯留在中國市場,而且嚴重破壞了中國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排擠了高效率的民營企業,帶來資源配置的扭曲,損害中國經濟的整體利益。國外競爭者感到不公平的,正是這種不公平的行爲透過國際貿易從中國國內市場的溢位。
再看市場進入。在加入WTO以後,中國已經開放了大部分產品或服務的國內市場。但仍有部分市場沒有開放。這首先不是因爲要保護中國的企業,而只是要保護一部分中國的企業,即國有壟斷企業。如在美方抱怨的信用卡、電信和電影領域,也是限制中國民營企業進入的領域,或者是對企業產品進行審查管制的領域。在中國國內,人們爲了打破商業銀行、基礎電信和石油領域的壟斷進行了多年的努力,中共在「十九大」的報告中也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壟斷」,但都沒有見到實質性的進展。我們的研究發現,2003~2013年,電信產業平均每年的壟斷租金約223億元,這同時也是消費者被轉移走的福利;石油行業由於壟斷高價帶來的壟斷利潤爲13289億元。因壟斷了存款業務導致較低的存款利率,僅2013年國有壟斷銀行從全國個人與機構手中就不公正地攫取了14709億元。顯然,不開放這幾個領域的市場,就是在保護壟斷利益,首先損害的是中國公民和企業的利益。
再看網路市場的進入。由於透過網路的服務是近些年才發展起來的市場,所以經常被人忽略。而按經濟學的看法,這不過是另一種市場,所以也應該遵循市場規則或自由貿易規則。只是網路的進入不是透過有形的關卡,而是網路通道,所以對網路進入的限制可以透過技術手段加以實施。在中國,這就是所謂的「防火牆」。如果把網路世界看作市場,防火牆就是一個虛擬海關。只是這個海關不受WTO的約束,它可以在一瞬間把一種商品或服務擋在牆外,就像禁止進口某種商品或服務一樣。而這種限制網路進入的情況同樣存在於國內市場,只是技術手段略有不同。網路行政部門經常不經過正當的行政程式就關閉或過濾某些網站,或透過刪除、技術故障或禁止轉發的技術手段,使一些網站、微博、微信公衆號或其它網路媒體中斷運營或很難正常運營。這實際上就是在阻礙國內公民或企業正常進入到網路市場。
更不用說,對網路數據自由流動的限制還帶來了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極大損害。《網路安全法》雖然宣稱要保證中國公民與企業的資訊保安,但由於沒有用《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約束,也沒有對網路行政部門的有效限制,導致該部門對網路行政權力的濫用,嚴重侵害了中國公民表達自由的憲法權利,起到了壓制批評、掩蓋腐敗和打擊報復的負面作用。一些重大的社會關注問題,即使只是事關名義上的民間機構,如紅藍黃幼稚園和鴻茅藥酒,相關討論也經常會遭到該部門的禁止或刪除。一個最極端的例子,是將在網上抱怨縣醫院食堂飯菜的人抓進拘留所。更不用說,網路行政部門經常公權私用,腐敗叢生,魯煒只是他們的象徵性代表。從而,對網路市場的自由進入和網路數據的自由流動的要求,就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是一個國際貿易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國內市場和社會同樣存在的問題。
再看智慧財產問題。應該說,中國的智慧財產制度有了很大改進。但從結構上看,中國推進技術創新的機制有兩種。一種是智慧財產制度,它在民間領域中起著重要作用;另一種是政府補貼,即各種各樣的政府鼓勵科技創新的基金。這經常表現爲一種尋租機制,爲那些有更多政府資源的人提供機會,卻很少真正起到促進創新的作用。在現有的政府機制下,政府基金很難流向有創新能力的人。漢芯醜聞說明,這種政府基金就是另一種欺詐和腐敗的溫牀。從結構看,國有企業更依賴於政府基金,卻不能有真正的創新。他們更多地是靠購買專利獲得技術,就像中國的所謂「自主研發」的高鐵技術一樣,只不過是依賴於中國的巨大市場帶來的談判優勢購買的日本、德國和法國的技術。因而,國有企業主要不是作爲智慧財產的擁有者,只是作爲智慧財產的購買者與智慧財產打交道。對於它們來說,對智慧財產的保護遠不如政府的科技創新基金更重要。
有趣的是,美國人並不知道中國的政府補貼究竟有何意義,所以一味地反對中國行政部門的檔案《中國製造2025》。實際上,這個檔案除了大量關於未來發展的描述外,最具有實質意義的條款就是對科技創新進行財政補貼和金融支援。儘管同時也提及了改善智慧財產制度,但這與行政部門的一貫風格一樣,只是一種原則性表述。據我這個還有點智慧財產的人的經驗,這些年來中國的智慧財產制度並沒有太大改進。我曾就智慧財產打過兩個官司,雖然都不輸,但抵償法律成本的錢一直就沒有匯到我的賬上。近兩年來,出版社對我的版稅詢問越來越置之不理了,更不用說支付。美國人反對的理由是擔心這個檔案會給中國企業帶來額外的優勢,在技術上會超過美國。但實際上,這個檔案真正損害的是中國的利益。它把大量資源用於尋租遊戲,鼓勵企業更依賴於向政府的尋租,而不是智慧財產制度和市場,反過來擠掉了真正投資於技術創新的資源。
如此看來,在政府補貼、網路數據流動、開放國內市場和智慧財產方面不讓步,就是在維護國內壟斷利益集團和行政部門利益集團的利益,就是在堅持違反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就是在違背中共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則。而因維護壟斷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能與美國在貿易問題上達成一致,從而造成的貿易戰,就不是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戰,而是一場中國壟斷利益集團與美國、中國的貿易戰。這個貿易戰爲了維護壟斷集團的利益而不惜讓中國的公民和其它企業承擔成本,就是一件極爲荒誕的事情。正是這個壟斷利益集團以阻止其它企業進入一些產業的作法攫取利益,又用壟斷價格剝削更多的公民,卻又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國家的利益,讓那些受它們損害的人與它們站在一起維護它們的利益,天下還有比這更顛倒的事情嗎?
然而,國內的一些主串流媒體似乎在說,這是一場美國挑釁中國的貿易戰,是一場貿易訛詐,甚至是一場「貿易恐怖主義」,這顯然是在爲虎作倀,繼續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說成是國家利益,企圖借用經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煽動大衆,一舉掩蓋它們的壟斷真相,並讓它們天天侵奪的大衆起來捍衛它們的利益。實際上,中美貿易摩擦並不是一個貿易逆差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遵循公平貿易原則-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的問題。多年來,這個壟斷利益集團一直以不公平的手段,透過壟斷高價和各種政府補貼吸吮著民脂民膏,一年轉移財富的數量高達數萬億。對於一個中國公民,他爲什麼要用犧牲自己的境外市場份額或本幣價值的代價,去維護稅前零售價格高於主要國家21%的成品油壟斷價格,維護低於公平市場利率1~1.5%的存款利率呢?
很顯然,對中國企業和人民最有利的事情,就是維護和遵循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也就是國際貿易的公平規則。一旦打破壟斷,大量被壟斷排除在外的企業就能進入到各個產業,它們在制度和技術上的優勢就能充分發揮,更有效的競爭會帶來更便宜的產品或服務,還能促進創新以帶來更好的產品與服務;以中國人的聰明與勤奮,從來不會懼怕公平的競爭規則。歷史,尤其是加入WTO以後的歷史說明,中國人可以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勝。中國人更會受益於開放的網路市場和數據的自由流動,中國人會在更嚴格有效的智慧財產制度下煥發創新之力。因而,如果所謂的「中美貿易戰」並不是兩國人民的貿易戰,而是中國壟斷利益集團與兩國人民的貿易戰,是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與不公平規則的戰爭,我們應該選擇什麼呢?
根據憲法,中國政府是中國人民的公僕,理當從中國的整體利益出發,而不應代表某個利益集團。涉及這次貿易爭端,中國政府的官員還是給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從習近平先生,到劉鶴先生,再到中國駐WTO大使和商務部官員,無不言必稱「自由貿易」,「遵循市場規則」。最近發佈的《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更是滿篇經濟自由主義辭彙。他們怎麼會成爲美國的敵人,又何來「貿易戰」?以自由貿易和市場規則來衡量,政府補貼、國有壟斷集團,對網路市場和實體市場的封鎖才應該是中國的敵人。
值得警惕的是,壟斷和濫權利益集團有著強大的政治資源,會窮盡手段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國家利益」,進而影響中國政府的貿易政策。因此,把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放在首位,將壟斷和濫權利益集團的影響清除出去,明確爲公平貿易原則暨市場公平競爭規則而戰,落實已經頒布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實質性地「打破行政性壟斷」,取消政府對壟斷國有企業的補貼,用強化智慧財產制度來弱化腐敗的政府獎勵或鼓勵基金制度,拆除,至少先部分拆除網路「防火牆」,既可化干戈爲玉帛,又可以公平市場原則推動中國經濟的整體繁榮。剛剛看到,中國政府又縮短了外商投資准入的負面清單。這是個好訊息。再接再厲。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美國對中國的第一輪關稅將於本週五(7月6日)正式開徵,中美貿易戰已是箭在弦上。未來的中美經濟到底會走向何方?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格局會有哪些影響?
對於這些牽動人心的問題,日前諾獎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在出席阿里巴巴羅漢堂活動期間表達了他的看法。薩金特教授認爲,長期來看,他對全球化依然秉持樂觀態度,美國也是全球化和中美貿易的受益者。他向川普總統和所有對中美貿易話題感興趣的人推薦了一本新書《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歷史》(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這本書探討了美國貿易政策的歷史和現狀,事實上美國並不是今天才變成保護主義,從建國開始,保護主義便和政治利益密切相關。在薩金特教授看來,瞭解保護主義對美國長期而重要的影響,有助於理解眼前貿易衝突。
繼成立達摩院網羅全球最頂級科學家之後,阿里巴巴日前宣佈成立「羅漢堂」,邀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社會學領域的科學家們共同探討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在6月27日舉行的諾獎經濟學家見面會上,兩位諾獎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orm)和兩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中國經濟學家魏尚進、王能共同出席,回答了大家關於中美貿易戰、人工智慧前景、教育和醫療等衆多領域的熱點問題。
在問到人工智慧對社會的意義,尤其是在經濟和政治治理等領域時,霍姆斯特羅姆教授的觀點是,今天的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決策者們在做決定的時候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評價政策好壞的標準並不是對大衆是否有利,而是自己能否獲得更高支援率。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沒有感情色彩的人工智慧技術運用到決策中,降低決策的個人主觀因素。
以下爲見面會部分問答實錄:
中美貿易戰與人民幣匯率
問: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如果有機會向中國最高決策者提政策建議,你會提什麼建議?
托馬斯•薩金特:我本人就是貿易全球化的受益者。比如,我穿的衣服、用的東西都是進口的,還有很多的學生都是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在美國,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是貿易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國經濟實際上也是受益於經濟全球化的推動,我們享受著這個成果。作爲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希望美國政府的「關稅政策」、「貿易保護」是一種口頭威脅、一種國際談判技巧。
你的第二個問題,要給中國提出建議。其實我並不覺得美國應該建議其他人,所以我就不給中國這一方提供任何的建議。但是我想給川普總統提一個建議:請他讀一下美國貿易經濟學家及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教授的新書《貿易的衝突》(Clashing over Commerce),這本書從美國建國開始探討國家的貿易政策,我想他在發動任何一場貿易戰之前,最好總結一下歷史的經驗教訓,去回顧一下美國在過去做的一些政策,不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需要總結。這是我唯一給總統先生的建議。
問:薩金特教授對中美貿易問題持樂觀態度,兩位中國教授呢?如何看人民幣面臨的鉅額貶值壓力?
魏尚進: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的話,我認爲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會導致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
首先是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遠高於美國。儘管貿易戰對中美兩邊都會產生影響,但是對中國的影響肯定會超過美國,這給人民幣施加了下行壓力。
第二是縱觀歷史,但凡全球經濟存在波動或者不穩定的時候,美元都是走高的。相較於強勢美元,人民幣自然存在著下行壓力。
王能:關於人民幣是否會進一步貶值,我同意魏尚進教授的觀點,我們需要根據中美貿易摩擦的進展、持續時間長短、事態的嚴重程度等等因素來判斷。此外,市場的態度也很重要。我跟薩金特教授一樣,對中美貿易的前景感到樂觀。當然,我們也希望事實如我們預期的方向發展。
技術與人工智慧
問:科技會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平,這樣會不會消滅我們的文化多樣性呢?
托馬斯•薩金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會感到非常的難過,因爲我覺得文化多樣效能夠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希望讓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比如說來自我們國家的人能夠認識到在全球各地的人,我們可以在跨文化、跨區域之間交流。
此外,我覺得全球貿易是非常好的事情,因爲可以讓我們互相瞭解,而且它也是一個和平的力量。
魏尚進:其實我是非常樂觀的,技術進步以後,每個人都有閒暇時間,比如說托馬斯•薩金特教授喜歡釣魚,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教授擅長音樂,王能教授擅長足球,我喜歡游泳,我們可能會有更多的時間發揮個人的愛好,所以說技術進步也可以給多樣化創造更多好的條件。
問:在未來的20-30年,哪些工作會有可能被機器取代?今天我們應該培養下一代哪些技能,才能保證他們在未來有競爭力?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其實這是一個價值數億美元的問題,在未來的20-30年有哪些工作會被機器取代,我覺得我們要追隨著潮流,如果我是一個年輕人,我會更好地理解人工智慧,就像我當初瞭解電腦。
其實雖然我年紀很大,但是我仍然是在學習,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我們應該不斷學習這些新的技術進步。我們不應該把自己鎖在一個特定的領域,固步自封。在你之後的人生當中,你應該不斷去跟進周圍正在發生的一些變化。
托馬斯•薩金特:我非常同意,我覺得跟隨潮流、隨機應變很重要。此外,數學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數據也非常有用,大家可以去學習數學和編程,這樣你可以快速地學習一些其他的技術。
問:人工智慧時代已經來臨了,您是否認爲人工智慧會最終徹底改變我們的經濟治理?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這個話題還是太超前了,站在現在這個時點的確很難準確預測。因爲雖然我們天天在說AI如何,但即使是AI還是處於很初級的階段,雖然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技術的確是在幫助我們進行經濟決策和提高治理水準。
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今天的很多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決策者,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評價政策好壞的標準並不是對大衆是否有利,而是自己能否獲得更高支援率,是否能夠當選。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沒有感情色彩的人工智慧技術運用到決策中,降低決策的個人主觀因素。
問:隨著我們進入人工智慧時代,我們與機器的交流更加順暢,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溝通能力的喪失呢?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我並不認爲我們會喪失和人交流的能力,當然也許50年之後又是另一番場景。現在我覺得和機器交流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們可以有非常多的交流方式,和人也可以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因爲人是社羣的動物。隨著技術的發展,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的事情。但是有一點很重要,我們人類也並不僅僅只是靠語言溝通,我們的大腦非常複雜,溝透過程也非常的複雜,這裏有著一整套完善的機制。
王能:我想補充一下,我同意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所說的。我想你可能在用經濟學上的替代效應來分析今天的科技發展,也就說我們和機器溝通更多的話,我們就和人類溝通的更少。但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溝通非常複雜,我們可以藉助各種各樣的機器來提高和人溝通的效率,比如我們就常使用一些表情包,這些也可以幫助我們和人進行溝通,所以在這方面我是很樂觀的,並不認爲會喪失和人溝通的能力。
科技與醫療健康
問:隨著生命科學和醫療水準的提高,可以預計人類的壽命將大大提高,這將給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市場帶來怎樣的衝擊?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我並不認爲科技水準提高就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衝擊。未來肯定是老齡社會,技術進步可以讓老年人生活得更容易和方便。我會想到自己的母親,她93歲了,雖然她在這樣高年齡段保持了很好的自理能力,但是卻依然面對很大的挑戰。在芬蘭,我們也面臨了這樣的問題,當然很多的發達國家現在也面臨這樣的養老問題。所以整個家庭的贍養問題現在也日益突出,可能科技和醫療技術在這方面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
托馬斯•薩金特:我父親99歲了,但是他有3、4臺電腦。平時他很愛玩電腦,我主要是和他透過網上平臺溝通交流,所以AI把我們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了,這一點非常棒。
魏尚進:我想你問題背後深層的含義是擔心失業率上升對嗎?我想不會出現這個情況,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
第一、假設壽命的延長,年紀大的人工作時間也會長的話,可以看成是就業人口的數量增加,更多人在就業,會對就業市場有怎樣的影響,好像對就業會是一個衝擊。但是,歷史經驗表明,就像美國今天的人口是100年前的很多倍,但是失業率並沒有上去,因爲總是有新的工作可以做。
如果是一般人的收入水準是隨著工作年齡的增加而上升的,如果年紀大的人繼續工作的話,工資要比以前多的話,他們會更願意花費,因此會創造很多新的需求給年輕人。
從歷史經驗、從移民等數據統計來看,就業人口數量增加並不會造成失業率的上升,反而是因爲人口增加了,消費需求增加,往往會增加和促進社會的就業。
問: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有一天會不會達到這樣的地步,我們變得虛擬化、數位化?如果到達這一天,從哲學的角度看,人類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
托馬斯•薩金特:我不覺得會到那個地步。比如說我每天去健身房,邊舉鐵邊看數據或者是物理學、數學等等,這不但鍛鍊了我的身體,也鍛鍊了我的大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還是比較健康的,因此我覺得不但要大腦發達,身體還要健康,這纔會更有樂趣。我覺得你的問題更像是一個科幻問題。
魏尚進:技術的進步也給你帶來了要去親身體驗的慾望,比如說我們原來沒有辦法去深海,現在有技術可以讓你看到深海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有一天技術進步可以讓你去深海了、可以去火星了,你一定會想去親身經歷,光看看影像、AI是不夠的。但是如果沒有AI你就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所以說技術進步不僅僅給你帶來了身體力行的可能,而且也會激發你更多的慾望,所以人可以做的事情會不斷增加,大多數人不會僅僅只停留在腦海裏想想就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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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Trump)政府正在探討利用羅斯福新政(New Deal)時代設立的一家機構,來緩解美國農戶在美中貿易大戰中受到的經濟損害。
爲了報復川普政府徵收關稅,北京方面已確定將從7月6日起對34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稅。大豆是主要目標之一,它也是美國對華最大的農產品出口項目。
這一威脅令美國大豆行情跌至每蒲式耳9美元以下,照這個價格,許多農場都賺不到錢。上週,大豆期貨再下跌4%。
美國農業部長桑尼•珀杜(Sonny Perdue)上週告訴記者,聯邦機構商品信貸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是政府目前考慮用來補償農戶損失的工具之一。
珀杜在一篇報紙專欄中寫道:「如果中國不盡快改正,我們將很快開始履行我們的承諾,向那些受此次爭端牽連的生產商提供支援。」
1933年由美國時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創立的商品信貸公司,是美國農業部(USDA)旗下一個鮮爲人知的機構。美國財政部(Treasury)授權給它300億美元的放款額度,它可以自主支配這筆資金的支出。
該機構的宗旨是「穩定、支援和保護農業收入及價格」。根據其章程,其權力包括向農戶提供貸款和錢款,以及收購他們的農作物。
前美國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人員主管羅伯特•霍利菲爾德(Robert Holifield)表示:「它始終都是在出現真正極端的情況時,我們可以利用的應急方案。」
美國國會在3月份擴大了商品信貸公司的職權範圍,解除了對其在支撐農作物價格、消化過剩的大宗農產品方面的權力的限制,讓該部門有更多火力來對抗中國的關稅。
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艾奧瓦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等農業州將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推向了勝利,儘管他的貿易言論當時曾令農戶們遲疑。美國政府估計,本財年美國在農業上將產生210億美元貿易順差。
中國採取反制措施之際,正值玉米、小麥和大豆的低價格對種植者收入造成壓力。美國農業部預測,經通膨調整後的農場淨利將降至2002年以來最低水準。
農場集團一直試圖阻止川普對中國、墨西哥、加拿大和歐盟採取強硬貿易策略,但沒有成功。它們仍然致力於保持貿易通道暢通。
「只要有可能,我們總是更青睞市場力量,而非政府計劃。」美國農場局聯合會(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一位發言人說,「這並不總是切合實際,但就目前情況而言,涉及的資金數量以及將要受到影響的商品的絕對價值,使得任何政府都很難完全補償我們的損失。」
美國農業部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格勞伯(Joseph Glauber)表示,面對農作物價格下跌,許多農戶已透過政府支援的價格、收入補助及收益保險等方式獲得了保障。這些計劃在參衆兩院最近透過的農業法案中得到了保留。
他說:「遺憾的是,農戶是這場貿易戰中被動的卒子。他們將受到損害。但他們將受到當前一系列計劃的保護。」
現供職於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格勞伯還表示:「我只是不喜歡由政府拿出一些藥膏來塗抹它自己造成的傷口的主意。這似乎是一個巨大的道德風險問題。」
農戶對川普政府推動放鬆監管(比如廢除歐巴馬(Obama)頒布的一項淨水法規)表示歡迎。還有一些舉措——如最近美國環境保護署讓一些煉油企業豁免於玉米燃料乙醇摻混規定——則令農業不安。
獸醫出身的前喬治亞州州長珀杜上週表示,美國農業部的經濟學家正在嘗試計算貿易戰的影響,以確定援助方案。他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但願我們能在任何此類需要出現之前解決這場(貿易爭端),但願我們能看到大豆價格回升至10美元以上。」
一位熟悉相關討論的遊說者表示,美國農業部試圖在9月底之前做出決定,美國農戶那時將開始收割大豆等夏季作物。
9月也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國巴西的農戶進行種植規劃的時候。
「這種做法的長期代價是巴西更多土地將種上大豆,」格勞伯在談到大豆關稅時表示,「我們將看到大片土地進行改種。那是美國損失掉的、它原本可以參與的市場。」
譯者/何黎
川普(Trump)政府以國家安全擔憂爲由建議,不准許中國國有電信集團中國移動(China Mobile)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商務部國家電信和資訊管理局(NTIA)在週一晚間發佈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建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否決中國移動2011年提交的在美境內提供電信服務的申請。
美國商務部負責通訊和資訊的助理部長大衛•雷德爾(David Redl)表示,「在與中國移動深入接觸後,我們無法消除對美國執法和國家安全利益風險增加的擔憂」。
在提出上述建議之際,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領導的政府對中國國際貿易活動展開了更廣泛的攻擊,美國對數百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政策將於本週五生效。
美國商務部指出,中國移動的特拉華州子公司歸中國移動香港子公司所有,後者本身由中國移動全資所有,「而中國移動又是由外國政府、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全資所有」。
美國商務部表示:「該申請在當前的國家安全環境中引發了實質性且不可接受的國家安全和執法風險。」它補充稱,該申請不符合公共利益,因爲上述風險「無法像中國移動提議的那樣,透過自願緩解協議(mitigation agreement)解決」。
在阻擋中國移動之際,最近美國政府還加強了對境內的中國科技和電信設備集團的審查。
譯者/裴伴
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的措施本週五纔會生效,但北京方面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中美兩國間不斷升級的關稅威脅可能已經開始影響中國對美出口了。
中國海關總署週一晚間計劃外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同比僅成長5.4%,較去年同期19.3%的增速顯著放緩。
中國海關總署還表示,上個月中國對美出口同比僅成長3.8%,而2017年6月中國對美出口同比成長了27.6%。
有關中國與所有貿易伙伴的進出口流量的完整數據將於7月13日公佈。
中國海關總署提前公佈對美數據之舉,正值美國準備從7月6日本週五開始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
譯者/馬柯斯
中國股市週一遭遇今年以來最糟糕的交易日之一,在領跌亞洲股市的同時,還波及到歐洲和美國。下半年伊始,對貿易戰的擔憂成了市場的主旋律。
據路透社(Reuters)的數據,跟蹤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大盤股的滬深300指數(CSI 300)收盤下跌2.9%,爲今年以來第五大單日跌幅。日本和南韓股市收盤均下跌逾2%,而泛歐斯托克600指數(Stoxx 600)下跌近1%。
在過去一個月裏,全球貿易戰對經濟可能造成的傷害已成爲投資者最擔心的問題。據英國《金融時報》週日報導,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警告說,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威脅對進口汽車徵收關稅,可能導致全球對高達3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進行報復。
「亞洲將蒙受巨大損失,因爲美國是該地區最大的出口市場,而亞洲新興經濟體是全球最大的出口來源,」道明證券(TD Securities)分析師說。
儘管亞洲市場經歷了最劇烈的下跌,但歐洲和華爾街的股票也未能倖免。
美國的標普500指數(S&P 500)開盤即下跌0.6%,那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下跌0.8%。
法國CAC40指數在午後交易中下跌0.8%,西班牙基準指數Ibex35指數下跌0.7%,義大利富時MIB指數下跌1%。
布魯塞爾方面發出的警告,是歐盟首次針對川普威脅加徵汽車進口關稅作出詳細回應。
在中國股市承受壓力的同時,人民幣也進一步走弱。今年6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糟糕的一個月。昨日香港時間下午4時,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跌0.6%,至1美元兌6.6335元人民幣。
在美中貿易口水仗日趨激烈的背後,另一個令人擔心的情況是,中國國內需求也出現放緩的跡象。基礎設施支出的大幅下降正促使投資全面下滑,並導致對中國製造業產出需求的減弱。
中國的政府債券市場週一也反映了這一點,10年期政府基準債券的收益率下滑1.5個基點,至3.47,爲2017年5月以來的最低水準。
「中國的政策回應加劇了對貿易爭端的焦慮。儘管放鬆貨幣政策是市場參與者可以清楚理解的元素,但採取有管理的貨幣貶值舉措也是有可能的,而這可能會令情況變得顯著更加複雜,」瑞士聯合私立銀行(UBP)策略師Koon Chow說。
譯者/何黎
一座代表了美中80億美元合作和技術轉讓協議的核反應堆開始向中國電網輸送電力,儘管兩國正面臨迫在眉睫的貿易戰,這場貿易戰可能會破壞未來的合作,並阻礙美國重振其核工業的努力。
由西屋(Westinghouse)設計的三門核電站(見文首照片)是一系列AP1000反應堆中的第一座,中國於2006年同意按許可建造這些反應堆。
作爲協議安排的一部分,西屋的中方合作伙伴——國有的國家核電技術公司(SNPTC)被允許建造更小或更大的反應堆,隨後可當作中國技術出口。理論上,這將讓中國建立核電出口產業。
該協議還包括隨著更多反應堆的建造,開發一條核部件供應鏈。這本應有助於刺激美國核反應堆建設的復興,自1979年三里島災難後,該行業走向衰落。
但即將爆發的貿易戰對上述初衷造成打擊,核反應堆部件位列美國威脅要徵收關稅的中國出口商品清單上。
西屋公司設計的前四個試點核電站建造的延遲,也讓中國的兩家核電集團——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CNNC,簡稱中核集團)和中國廣核集團(CGN,簡稱中廣核)——提出了自己的模型以填補空白。這些模型現已整合至華龍1號反應堆設計,中國總理李克強稱其爲中國製造業實力的「名片」,儘管它們尚未贏得任何競爭性的國際招標。
與此同時,美國兩座反應堆的工程被擱置,西屋公司的母公司東芝(Toshiba)已就這些項目的相關損失減記了約90億美元。
美國標準制定機構、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駐中國首席代表張強表示:「這是把雙刃劍。美國關稅可能既傷害了中國製造業,也傷害了美國自身。」
工程的延遲,及隨後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堆芯熔燬,意味著中國不太可能完成最初交易設想的30個AP1000反應堆的建造。
譯者/何黎
對於人民幣可能再現2015年8月和2016年1月那種下跌的擔憂,正讓市場揪心。目前分析師們忙於解釋人民幣的跌勢。
此輪下跌背後的一個解釋,正在重新喚醒市場對中國焦慮的一個源頭,即北京方面可能在故意讓人民幣走低,作爲中美貿易爭端中的一件工具。
「這非常可信,」晉新資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經濟學家查理•羅伯遜(Charlie Robertson)表示。
透過一種匯率形成機制來控制人民幣幣值的中國人民銀行(PBoC)如果確實在執行這一戰略,那將使中美關係開闢一條新戰線——匯率戰。
從表面上看,6月份人民幣匯率下跌3.3%聽上去並不是特別大。目前1美元兌6.66元人民幣,比2017年1月觸及的1美元兌6.93元人民幣的10年低點仍高出逾4%。
但是,匯率變動的重要性往往不在於幅度,而在於持續性和速度,而人民幣在過去13個交易日中的11個交易日走低。
紐約銀行梅隆公司(BNY Mellon)的西蒙•德里克(Simon Derrick)形容此輪下跌是「非同尋常的」,他稱,6月份的下跌是中國外匯機制(其衡量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單月變動幅度。
伴隨著此輪下跌的是中國股市大跌,而亞洲其他市場出現蔓延跡象,與此同時中國官方發佈的經濟數據近期轉向疲軟。
面對這一局面,人們會忍不住把人民幣下跌與美中貿易緊張升級聯繫起來。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中心(China Centre)研究員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表示,人民幣貶值正被當作貿易戰武器的可能性「現在成了一個額外的擔憂……不管它是否屬實,人民幣疲軟都助推著這種猜測」。
如果人民幣繼續下跌,不用等太久,川普總統就會重拾他曾多次重複的指責,即中國正在壓低人民幣匯率以獲得貿易競爭優勢。就在今年4月,他還發推文稱,正當美國加息,中國卻與俄羅斯一起「玩貨幣貶值遊戲……不可接受!」。
但是,也有理由不把人民幣下跌完全歸因於貿易爭端。其他因素也可以解釋人民幣近期走低。對信貸的限制導致中國經濟放緩,同時中國央行似乎放棄了緊跟美聯準(Federal Reserve)收緊政策的戰略。
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的匯率在普遍走高。據法國農業信貸銀行(Crédit Agricole)外匯期權交易主管安德魯•蘇佩爾(Andrew Soper)介紹,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跌勢滯後於其他貨幣,「但是步伐和雜訊已經上來了。與亞洲其他貨幣相比,它近期肯定是在追趕。」
無論近期的下跌是出於什麼原因,中國央行已從2015年和2016年的人民幣貶值中汲取了教訓。那兩次,中國央行失去了對人民幣的控制,結果造成資本外逃和大規模股票拋售。
正如瑞銀(UBS)的餘修遠(Geoffrey Yu)所說,「他們不會支援那種波動。那是他們想要避免的情景。」
那種危險在政策制定者的意識中處於最重要地位。根據野村證券(Nomura)對人民幣風險偏好的衡量標準,鐘擺正大幅擺向可媲美2015-16年失控期的風險厭惡水準。
「中國現在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再度出現資本外逃,」馬格努斯表示。他補充說,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是「信心的一個關鍵象徵……它越往下跌,而且跌得越是無序,貶值形成勢頭、以至於就連中國人民銀行也難以遏制的風險就越大」。
然而,幾乎沒有跡象顯示中國央行試圖遏制人民幣下滑。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努力證明自己是一家具有進步意識的央行。餘修遠表示,「與過去它(爲控制人民幣而)採取的措施相比,有關方面現在更願意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
其次,即使它確實覺得有必要控制人民幣,選項也是有限的。動用儲備來買入人民幣是代價高昂的,而且並不能保證成功。它可以收緊資本管制,但在市場看來,那將形同倒退。
第三,本幣貶值加上較寬鬆的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短期利益:這將提振流動性,支援中國的出口企業,並有助於支撐已跌入熊市區間的中國股市。
面對一個令人不快的選擇(是支撐人民幣,還是將其用作貿易戰武器),中國人民銀行可能在走一條中間道路。紐銀梅隆的德里克表示,他認爲中國央行眼下對人民幣採取「良性忽視」的政策,而馬格努斯表示,他預計人民幣將在未來6至9個月期間跌破1美元兌7.00元人民幣大關。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也在向客戶發出這個方向的指引。
「我預計中國人民銀行會指引人民幣下行,目前階段謹慎推進,甚至時不時地支撐人民幣,」馬格努斯表示。但他不排除中國透過本幣匯率來升級貿易爭端的可能性,無論那將給世界市場和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美中貿易爭端的基調將決定美中匯率戰會否發生。
譯者/和風
美國債券市場正在告訴我們一些事情,但我們還不清楚這些事情到底是什麼。
自2016年末以來,2年期美國國債的利率(或稱收益率)一直在攀升。但10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的漲幅要小得多。其結果是,這兩種國債收益率之差,即「期限利差」(term spread),已縮小至低於40個基點。用交易員的話說,這意味著「收益率曲線趨平」,這在過去是經濟衰退即將到來的強有力預兆。今天情況仍是如此嗎?
2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上漲的原因很可能是,市場正日益認定,美聯準(Fed)將繼續每季度加息約25個基點,直至2019年底。
目前美國的通膨水準接近美聯準設定的2%的通膨目標,勞動力短缺開始浮現,一些財政刺激措施尚未出臺,而美聯準的政策制定者們相當明確地表明,他們不會因市場波動而改變計劃。美聯準主席傑伊•鮑爾(Jay Powell)也暗示,他認爲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能夠挺過美國加息。
考慮到美聯準發出的強大信號,美國長期國債利率爲何不隨之上漲?
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是,歐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還在繼續推進各自的量化寬鬆。仍在大量湧入長債市場的大量資金也許在壓低收益率——畢竟,5年期德國國債的收益率爲-0.3%,而10年期日本國債的收益率爲零。
然而,如果市場價格是基於將要發生的變化,那麼美國長債收益率應該上升;這些變化包括,美聯準正在加速縮減資產負債表,美國政府赤字正在擴大,歐洲央行將在年底結束量化寬鬆,諸如此類。
或許只需要等待一段時間,美國的長債收益率就會開始上揚。我本人肯定是更傾向於這個解釋的。另一種解釋是,美聯準政策制定者在他們應該收緊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上判斷有誤,逐漸放緩的成長最終會導致他們暫停,甚至削減利率。期限利差之所以較低,是因爲它正在計入經濟衰退的前景。
那麼,成長遭受打擊的可能原因有哪些呢?最顯而易見的原因無疑是美聯準的過度緊縮。持續多年的低息和寬鬆信貸導致企業和一些主權國家借入了大量資金。在美國,對借款人約束極少的「低門檻貸款」(covenant-lite loan)的規模顯著高於危機前水準。儘管加息抬高了新債的利息成本,但流動性收緊的問題可能更令人擔憂,因爲這將使借款人更難滾轉現有貸款。據麥肯錫(McKinsey)估計,接下來5年將有10兆美元的企業債到期。如果投資者認爲企業債或者主權債將會出現的償債困難會使成長放緩,由此引發資本逃入安全資產,那將有助於解釋美國國債收益率爲何較低。
全面貿易戰爭將要爆發的說法可能是投資者擔心衰退即將到來的另一個原因。然而,這在時間軸線上說不通。在中美開始談論要向對方的商品徵收關稅前,期限利差就已開始收窄。而且從計量經濟學角度進行估算,一兩輪關稅上調的影響並不大。但這些模型沒有考慮到全球供應鏈是緊密相連的。況且,貿易戰陰影對商業情緒的影響,以及籠罩在投資項目上的不確定性,都將是可觀的。貿易戰的代價是高昂的。
談判或許能夠防止衝突的爆發。遺憾的是,美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或許美國正在尋求反制《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劃中在其看來不公平的元素,該計劃的目標是讓中國在人工智慧、機器人和晶片製造等領域增強自身實力。美國的不滿還包括中國企業獲得國家補貼;中國政府對海外企業施壓,要求它們分享技術作爲進入中國市場的交換條件;以及中國政府對智慧財產竊取的縱容乃至協助。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方法是與其他抱有類似擔憂的工業國家聯合起來,共同與中國談判,把懲罰當作最後的選項。
然而,川普政府的第二個可能的目標是,透過全面打擊美國所有貿易伙伴的「不公平」做法,在11月的期中選舉前鞏固其政治基本盤。這讓美國的第一個目標更難實現。另外,沒有哪個國家希望被外界看到在威脅下做出讓步,尤其是在強勢領袖日益成爲主流的當今世界,這使貿易衝突更有可能爆發。
這就引出了最後一個令人擔憂的理由。中國正在清理其金融體系,考慮到中國金融體系中積累的債務,這是一項極爲複雜的工作。成長已經放緩,風險較高的貸款的成本正在上升,違約也在增加。中國當局正努力在整個體系中分散損失,但這需要謹慎管理以避免恐慌。如果中國在重構金融體系的過程中陷入貿易戰,中國的困難可能會外溢到海外市場。
在政治人士並未提供太多幫助的情況下,世界經濟終於好不容易從金融危機中恢復了過來。讓我們祈禱政治人士不會把世界經濟送回急救室。
本文作者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金融學教授
譯者/徐行
最近因爲中美貿易摩擦在升級的緣故,有不少中國朋友請我講一講過去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我是這樣回答的,「1980年代的日本工業很強。鋼鐵、家電、汽車、半導體……一個一個地直逼歐美的同行。當時的通產省貿易行政的最大的工作就是斟酌和照顧對歐美各國的出口,即實施出口的自主管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當時的日本通產省(日本經濟產業省前身)以推進「產業政策」著稱(編者注:作者1980年進入日本通產省,工作多年),尤其是振興特定的產業(目標產業政策,targeting policy)很有名,汽車和半導體被認爲是其產物。然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不再繼續實施目標產業振興政策,也沒有發生過很大的貿易摩擦。
原因首先是因爲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進入「失去的十年」,國力逐漸地下降,但是更大理由在於,日本在1980年代追趕上了歐美髮達國家。
實現二戰後的復興和追趕歐美國家,是日本政府和國民的共同目標。隨著日本在1968年GDP成爲世界第二,此後過了十幾年進入1980年代,日本國民在生活、技術、文化等方方面面感到經濟成長帶來的富裕化。
當然,相比美國,日本還有很大的差距。但考慮到日本的規模,超過美國幾乎不可能,因此追趕上歐洲各國,日本人就感到差不多實現了目標。
追趕上歐美國家後的日本,就沒有產生整體國民都擁有的「國家目標」。在實現二戰後的大目標後,國民的目標也開始多樣化。作爲人的心理和國家的發展軌跡,我認爲這是很自然的發展趨勢。
那麼,現在中國如何呢?
最近中國「新經濟」發展迅猛。尤其是人工智慧(AI)、大數據等數據產業和電動汽車(EV)等發展令人瞠目。因此,自認爲世界第一的美國產生了「要輸給中國」的焦躁感和戒備感,被稱爲「第二次史普尼克(Sputonik)危機到來」就是暗示此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版「目標產業振興政策」。中國在3年前發表時,美國並沒有在意這個政策,現在非常戒備,以至於川普政府也在要求中國修改此政策。在這三年中,美國也應該覺察到中國技術實現了突飛猛進的進展吧。
如此看來,現在中國的「新經濟」和1980年代的日本經濟非常相似。尤其在國家主導的振興政策的扶持下,中國在未來的主要產業領域是否會「獨獲全勝」,這和30年前一樣,讓歐美國家感到不安和反感。
30年前的日本和將來的中國所走的道路,從今後要出現不同。
日本在得到「追趕」上歐美的滿足感後,沒有國家統一的「國家目標」了,也不繼續實施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但今後的中國依然還沒有得到「追趕」上的滿足感。因爲,中國的目標鎖定在美國。在去年秋天的十九大上推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間表給我的印象是,中國的目標不單單是GDP超過美國,而且在軍事以及軟實力上也要趕超美國,爭取重新回到如200年前那樣,位居世界第一的位置。歐美很多人也有同樣的感覺呢。
如果這是中國政府和國民一致的目標的話,直到實現目標爲止,不會罷手,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也會持續30年吧。
中國今後的道路,日本也不曾有經驗。假設在1990年代,日本沒有進入「失去的十年」,國力也沒有衰退,並且繼續實施「目標產業政策」的話,日本會在世界的自由貿易體制中被孤立。
今後的中國會怎樣呢?因爲規模和影響力之大,世界經濟不能孤立中國,但取而代之會迎來自由貿易體制的終結。
這好比打麻將。如果一個人總是贏,剩下的三人就不想一去繼續玩下去。體育競技也是如此,特定的國家和選手總是贏,就會更改規則。自由貿易退潮後,雖然大家都會損失;就算如此,世界不允許中國「獨獲全勝」,這就是人類社會的潛規則——有人會反駁說即使是新經濟,「中國獨獲全勝」的說法也太離譜了,但關鍵在於歐美人家如何感覺並反應。
實際上,自由貿易體制已經開始變質,不單單是美國川普的「美國第一」模式的保護主義。在美國的政策精英中,要求對「戰略性競爭對手」中國實施更加嚴格的戰略的意見已佔多數,歐洲對來自中國投資的戒備感也在高漲。今後的世界,以「無差別(non-discriminatory)」原則和市場經濟原理爲基礎的自由貿易體制將衰退,之後「相互主義」和「安全保障」政策將佔據主流。
今年4月,美國政府對中興通訊擬採取嚴厲的制裁就是象徵性的事件。IT作爲零關稅的象徵,在自由貿易中最普及,因此成爲全球供應鏈最發達的行業。如今的智慧型手機比30年前的超級電腦效能更高。如果自由貿易不發展的話,1000美元就可以買到智慧型手機的時代不會來吧。
這一制裁透過中美兩國政府的談判有望減輕處罰。但假如按照決定那樣實施的話,和中興通訊有交易的美、日、韓、臺無辜的零組件廠家就會承受巨大損失。雖然無任何責任,但突如其來的不可預測的損失所帶來的壞影響,比單方面提升關稅還要大。
此外,中國判斷「依賴美國半導體是危險的」,已經表示透過自主技術開發國產半導體,這也是對自由貿易的一個壞影響。如此可見,IT在「自由貿易」被取代之後,被不可預測的「安全保障」問題所左右,將成爲「高風險行業」。
看到高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兩會報告,我的疑問是,中國難道想國家目標實現的2050年爲止,現有世界貿易體制會繼續下去,只是世界老大換一個而已麼?
那是不可能的。中國有繼續實施振興產業政策的自由,但是沒有要求世界「不改變貿易體制」的權利。中國依舊持續產業政策的話,也應該考慮自由貿易衰退之後該怎麼辦。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津上俊哉任職日本經濟產業省多年,亦曾出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經濟參贊,現爲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對美國和中國之間可能爆發的貿易戰的影響與日俱增的擔憂,已迫使股票基金投資者開始退場。
根據數據提供商EPFR的數據,投資者在截至6月27日的一週內從股票基金撤出297億美元,這是自進入千禧年以來第二高的單週流出量。
這次撤離之前,華盛頓方面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還威脅稱,如果北京方面做出報復,他將進一步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稅。
投資者退出股票基金,已影響到美國基準標普500(S&P 500),該指數已從1月份的歷史新高回落4.8%。與此同時,中國的上證綜指(Shanghai Composite)已跌入熊市,比1月份的峯值跌落逾20%。
此外,在人們擔心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貿易緊張可能還會導致貨幣戰爭的背景下,人民幣上週下跌至今年以來最低水準。
股票基金資金外流所反映出的風險偏好惡化,也體現於市場對被視爲最安全資產類別之一的美國國債需求不斷增加。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指出,在其私人客戶的資產配置中,美國國債的配置飆升至10年來最高水準。
一些投資者認爲,目前的市場狀況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如出一轍,令人不安。當時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公司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閉。作爲回應,美聯準(Fed)下調了美國利率。放寬貨幣政策助長了美國的科技股泡沫,泡沫最終在2000年破裂,造成了廣泛的損失。
譯者/何黎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6月份出現最大單月跌幅,令外界擔憂,在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戰中,北京方面準備把本幣貶值用作一件武器。
從2005年到2014年年中,中國系統化地干預匯市,以削弱人民幣的幣值,北京方面被指責爲本國出口企業尋求不公平競爭優勢。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曾在2016年競選期間重拾這些指責,儘管中國在那時已轉向支援人民幣以遏止資本外逃的政策。
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6月份下跌3.3%,這是自1994年中國建立外匯市場以來最大單月跌幅。分析師們表示,迄今這一變動似乎更像是市場力量(而非匯率戰爭)所致。話雖如此,他們警告稱,人民幣持續疲軟可能進一步加劇貿易緊張。
「在兩國貿易和經濟摩擦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匯率變動比正常時期具有更大的象徵意義,」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部負責人的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
「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貶值可以作爲一個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或者把它看作是人民幣匯率更多地由市場決定的一個跡象,或者把它看作是北京試圖向華盛頓發出一個資訊,讓對方明白自己的貿易戰武器庫中還有一件武器。」
今年早些時候,儘管美元相對於歐元和許多新興市場貨幣走強,但人民幣一直保持強勢。分析師們表示,近期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是追趕效應。
2015年末底,中國央行宣佈將開始讓人民幣盯住一籃子全球貨幣,藉此實現匯率穩定,結束單純盯住美元的機制。那項政策意味著,在美元全面走強的時期,人民幣應該隨著其他貨幣一起走低。
「就目前而言,在中國努力管理人民幣相對於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背景下來解釋人民幣的波動相對容易,」曾擔任美國財政部分管國際經濟的副助理部長、如今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的布拉德•塞澤爾(Brad Setser)表示。
「但如果情況開始看起來像是有意識地大幅貶值以抵消關稅影響,那麼它引起注意的幾率就會大得多。」
上週人民幣下跌1.9%,這是其第二大單週跌幅,僅次於2015年8月中旬的一週,當時中國人民銀行(PBoC)突然宣佈一個政策變化,讓人民幣在一週內貶值2.8%,令全球市場震驚。
但市場對近期人民幣疲軟的反應更爲低調,儘管——就像2015年一樣——人民幣下跌適逢中國股市出現拋售。在中國出現經濟放緩跡象的背景下,6月份上證綜指(Shanghai Composite)下跌8%。
研究機構TS Lombard首席中國經濟學家Bo Zhuang表示,北京方面很可能拍板允許一次戰術貶值,以便向華盛頓發出信號,但深度貶值將對中國產生反作用。
「許多市場參與者猜測……中國可能已將人民幣武器化,決定用貶值來抵消美國關稅的影響。我們不同意這種分析,儘管政策制定者正在考慮貶值,把它作爲一個選項,」Bo Zhuang表示。
中國央行在2015年至2016年期間動用大約1兆美元外匯儲備來抗擊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Bo Zhuang告誡稱,現在喚醒這些預期會有很大風險。
「人民幣大幅貶值帶來的任何好處,都將被負面後果遠遠超過:資本加速外逃、國內流動性收緊以及信貸壓力可能加大,」他說。
譯者/和風
布魯塞爾方面警告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要以懲罰性關稅打擊汽車進口的威脅可能引發全球對高達3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展開報復。
英國《金融時報》是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給美國商務部的一份書面材料中看到這一警告的,這是歐盟委員會首次對川普要對進口汽車施加懲罰性關稅的威脅做出詳細回應,歐盟各國越來越相信這位不可預知的美國總統將很快採取行動。
川普週日表示,在歐洲各國的對美貿易方式上,歐盟與中國「一樣糟糕」。在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採訪時,他拒絕了種種提議,包括他對歐盟的攻擊會適得其反,以及他應該加強與歐洲國家的關係來共同解決對華貿易問題。
川普說:「歐盟可能和中國一樣糟糕,只不過規模小一些……他們對我們做的事情很可怕。」他援引了「汽車的情況」作爲證據。
布魯塞爾表示,美國對外國汽車和部件是否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調查,可能會使全球經濟陷入全面貿易戰,從而損害美國汽車行業的就業機會,該行業就業人數超過400萬人。
突顯歐盟對川普的對抗性貿易政策(已引發有關鋼鐵和鋁的緊張)感到惱怒的一個跡象是,該檔案表示此舉「可能導致美國對國際法的再次無視」。檔案表示,徵收汽車關稅不會被國際社會接受,並會「進一步損害美國的聲譽」。
川普上月在Twitter上表示,如果美國出口面對的壁壘「不能很快被打破」,歐洲汽車製造商將會面臨懲罰性關稅。
歐盟官員強調,他們尚未就如何報復作出決定。但該檔案警告稱,歐盟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很可能……對顯著數量的貿易」採取反制措施,可能涉及高達2940億美元的貿易,佔2017年美國商品出口的19%。該檔案稱,這些措施可能針對「美國經濟的各個行業」。
譯者/何黎
中美週期不同步,導致人民幣面臨週期性貶值壓力。從當前中美經濟運行的位置來看,中國經濟在經歷了2016-2017年的顯著抬升以後正處於短週期意義上的放緩進程,而美國經濟正處於週期高位。兩邊的貨幣政策取向分叉,中美AAA級三年期企業債利率差從2017年末的1.75%下降到目前的0.71%,其中半數來自美國企業債利率上升,半數來自中國企業債利率下降。這種環境下,中國會出現短期資本淨流入下降甚至是資本淨流出。這種資本流向的變化很正常,正如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美利率放大會帶來資本淨流入增加一樣。短期資本淨流動的變化在短期內主導外匯市場供求變化,在當前人民幣匯率定價規則下,給定美元指數不變,會帶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幅度減緩或者貶值。
人民幣在這種環境下根據市場供求力量變化出現一定程度的貶值,發揮了浮動匯率對於宏觀經濟的自動穩定器作用。中國經濟週期性走低,而美國經濟處於週期高位,人民幣順應市場供求變化對美元貶值,恰好可以發揮到平衡兩邊經濟的作用。這也是浮動匯率體制最大的好處之一。浮動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隨時隨刻透過靈活的匯率價格調整釋放市場供求壓力,不積累壓力就不會形成一邊倒的單方向匯率變化預期,不會加劇資本流動,不會招致投機資本。
中美貿易糾紛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限於短期情緒衝擊。影響短期外匯市場供求最突出的力量在於短期資本流動,短期資本流動裏面活性最大的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當中金融項目下的負債方科目,尤其是中國居民從海外的貸款和借債。中美貿易糾紛如果讓企業急劇縮減來自海外的負債或者加大力度償還海外的負債,會對人民幣匯率帶來貶值壓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沒有明確的機制表明中美貿易糾紛會有這樣的作用機制。即便出現中國居民減少外債的行動,驅動因素主要來自於中國企業盈利預期和中美資金面差異的變化,而並非中美貿易糾紛。中美貿易糾紛對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更多體現在短期的情緒衝擊方面。
中國不應該也不會把匯率作爲應對中美貿易糾紛工具。有一些報導猜測,中國把人民幣匯率貶值作爲應對中美貿易糾紛的工具。首先,這並不符合事實。近期人民幣貶值並非貨幣當局引導,更沒有貨幣當局的市場干預,而是貨幣當局堅守過去人民幣匯率定價規則下的自然結果。市場供求變化帶來了人民幣收盤價弱於中間價,人民幣自然就貶值了。其次,這種做法損人不利已,會把中國拉進更糟糕的位置。刻意干預市場帶來人民幣貶值帶來的是三輸格局:給美國留下中國干預市場的口實,進一步激化中美貿易糾紛中的矛盾;對中國其他的貿易伙伴(尤其是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匯率調整壓力和由此而來的抱怨;在國內市場造成匯率貶值預期的恐慌情緒和更大規模的資本流出壓力。
無需過度擔心人民幣跌跌不休。與2014-2016年期間的中國面臨的資本流出人民幣貶值壓力相比,本輪壓力大大減緩。差異主要體現在幾個層面:一是上一輪中國經濟下行的背景是嚴重的產能過剩疊加週期行業下行,PPI持續爲負五十多個月,大面積企業陷入嚴重困境,這一輪中國企業總體盈利情況好很多,這對外匯市場意味著中國的利率下行幅度不會很深,中美利差收窄幅度不會太大;二是經歷了過去幾年的人民幣匯率波幅放大以後,企業對外債有了更多的套期保值措施,這對外匯市場意味著中國企業償還外債的壓力不會很急迫;三是不合規的資本外流舉措得到了糾正。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體還保持著低通膨、中高速成長以及低外債等基本特徵,來自基本面的人民幣貶值壓力與一般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的貨幣貶值壓力不可比。
對匯率超調保持容忍。與基本面價格相一致的匯率變化軌跡不是一條直線,是圍繞著直線的上下波動。選擇了浮動匯率體制,就必須要接受這種波動。沒有這種波動的過程,就沒有市場透過反覆地試錯最終把價格更大程度地貼近合理、均衡的匯率水準。對浮動匯率最大的擔心是這種波動是不是過於劇烈,以至於嚴重破壞實體經濟。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經濟基本面健康,沒有嚴重的外部危機,經濟供給面的彈性尚好(開放、成熟的工業經濟體,而不是過度依賴單一產品出口或者進口的經濟體),浮動匯率體制下的匯率波幅不會過於劇烈。實踐當中,採取浮動匯率體制也不意味著宏觀管理當局完全放棄市場干預,而只是對波動浮動有很高的容忍度,輕易不出手。對人民幣匯率過於劇烈波動的擔心更多來自危機心態和情緒,而並非經濟基本面。
沒有中美貿易糾紛,中國需要走向浮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了中美貿易糾紛,中國就更應該堅守不輕易干預外匯市場,不搞額外的資本管制。隨時透過匯率價格變化釋放外匯市場供求壓力才能避免單邊貶值預期,這是避免資本過度流出、穩定市場信心的基礎保障。接下來幾個季度人民幣再次面臨考驗的時候,給匯率波幅留足空間,絕不輕易干預市場,人民幣走向浮動匯率形成機制就經受了考驗,獲取了市場信心,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又將前進實質性一步。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貿易戰談談打打,開放再度成爲焦點。
6月末,中國官方連續發佈2018年外資准入負面清單與自貿區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從目前公佈領域來看,不僅涉及了商業銀行、船舶與飛機製造、電網和部分農作物種子生產等多個領域的外資股比限制,而且預計分別2021年和2022年,金融和汽車行業也會放開。值得注意的是,兩份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長度也出現大幅瘦身。
清單內容超出市場預期,甚至公佈日期都比預期提前,應該怎麼看待?
是戰術性舉措,還是中國二次開放的先兆?
毋庸諱言,這一政策的出臺與國際壓力有關。
6月最後一週,關於美國是否退出WTO訊息不斷發酵,甚至川普也親自出面澄清,說自己只是控訴不公平。年初我參加第一財經頭腦風暴電視節目,主持人問今年可能面臨最大灰犀牛,我就說美國退出WTO。
爲什麼這一訊息如此重要?因爲美國一旦退出WTO,意味著中國將直接與美國談判,艱難程度肯定超過在WTO框架內。
當天有貿易專家在場,都認爲不太可能,而且覺得中國有談判本錢。現在來看,多數專家們低估了中美髮生衝突的可能性,也低估了中美實力的差距。
到今天,美國是否今年真的退出WTO已經不重要,一些評論控訴的美國如何蠻橫,如何單邊主義等等,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實世界座標系的改變。
那就是美國立場出現了明確的轉換。美國朝野覺得,以前都是美國在支撐世界秩序,出力出錢,卻喫力不討好,這事並不划算,這種看法日漸成爲主流,行動也在逐步落實。
這一立場的轉變,立即呈現爲中國面臨的巨大壓力。
WTO爭議要點
中美立場差異的一個焦點,在於中國是否履行了WTO承諾。
中國方面,於6月28日發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這是中國首次就這一問題發表白皮書。中方表明自身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律體系、履行貨物貿易領域開放承諾、履行服務貿易領域開放承諾、履行智慧財產保護承諾、履行透明度義務等方面爲履行承諾付出巨大努力。檔案很長,我在《徐瑾經濟人》做了摘要,總結一下,白皮書核心在於闡明中國推進更高水準對外開放的願景與行動,表示中國做了不少貢獻,履行了WTO承諾。
對此,海外看法並不一致。我曾在專欄也列出美國鷹派的看法,對中國履行承諾的評價非常負面。以前因爲不少在華企業的遊說,美國鷹派的看法對政策影響不大,但到今天這種看法在美國從上到下,日漸佔據主流地位。
困難的是,在這一問題上,美國並不孤單,不要忘記是歐洲、日本率先決定不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國內人不少人建議聯合歐洲反擊美國,這看起來很美好,其實有些一廂情願。歐美表面再吵鬧,不過是茶杯中風暴,基本盤不會改變,那就是他們是「血濃於水」的盟國關係。退出WTO不說,說不定回頭就搞一個G8內部一體化,到時候中國更難辦。
相對公允的看法,正如學者馬曉野的分析所言,核心內容中美雙方理解的對等是不同的,不僅僅有互惠那麼簡單,而是條件對等。
外圍壓力之下,開放措施出臺。最直接的效果,無疑對於中國消費者有利,但對於生產者最終也是好事,開放表面帶來了競爭,但長期肯定是利好。
再談中美誤解、理念與利益
再進一步,有讀者在公號《徐瑾經濟人》就問,這會是中國版麼明治維新麼?我的答案是不太可能。
爲什麼這樣說?今年恰好是日本明治維新一百五十週年,回看當年的明治維新,無疑於從內到外的脫胎換骨,痛苦與激烈程度宛如哪吒「剔骨還父剜肉還母」。
而今日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從領導層到民間都有「大國崛起」的驕傲與自豪,不僅有道路自信,也有民族復興的偉大期許,與明治維新痛苦的自我革命不可同日而語。對中國來說,更多地是與美國的鬥爭,而不是與自我的戰鬥。
我曾提及中美貿易談判有三向度,誤解、理念與利益,今天仍舊存在。
先說誤解,曾經的WTO談判,被認爲是狼來了;更早美國的「門戶開放」,其實本意是最惠國待遇。今天,中國講WTO承諾,美國講「對等」,大家的語言仍舊不在一個頻道。
再看利益。按照世貿組織最新預測中表示,預計2018年全球貿易額將成長4.4%,比去年略低,但也算不錯了,而如果中美繼續貿易戰,世貿組織預計將會影響貿易表現。
從利益而言,中美合則兩利,分則兩害,這一點雙方並無分歧。上面所談利益可以談,但是認知框架如果彼此不同,其實很難。
從歷史看待未來
回顧一下,西方企業對於中國營商環境的抱怨,並不集中在關稅上,而是市場準入與智慧財產等方面。
當年日本和世界貿易糾紛起步時候,面對外界要求放寬貿易限制的要求,日本關稅壁壘的確逐步消除。日本人也在非關稅壁壘上動了不少腦筋,最典型案例技術爲拒絕法國的滑雪板,就藉口日本的雪不同而彬彬有禮地拒絕,更不用說各種地方割裂以及行政拖延等等手段。
不過,這種手段的結果我們也知道了。最終不僅激怒了貿易伙伴,而且種種精心安排的所謂保護生產者的政策,不僅犧牲了日本消費者利益,最終也沒有拯救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
不說日本,其實當年鴉片戰爭也是一樣。我在《白銀帝國》中寫過,衝突本質不在於鴉片,而在於白銀,更是天朝秩序與國際秩序的衝撞。在鴉片戰爭之前,衝突的導火索已經埋下,那就是當時粵海關的腐敗。清朝的關稅並不重,但是關稅之外各類明暗賄賂讓英商不堪其擾。英國馬嘎爾尼去見乾隆,名爲賀壽,其實就是告御狀。大清固然不想打戰,英國國內反對聲音也很大,各種外交協商途徑都使用殆盡之後,最終纔不得不走向戰爭。
經濟學告訴我們,嘴上怎麼說不重要,關鍵看人的行動,對政策也是要如此解讀。開放甚至貿易戰,對經濟並不是壞事,但對政治不確定影響卻很大。可以肯定的是,以前模式玩不轉了,不管是主動還是被迫,改變都是必須的。
歷史告訴我們,明智的決策是主動地、全面地、戰略性地改變,相反的決策,被動的、戰術性的、頭痛醫頭式的舉措卻不會產生好結果。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中國減少了限制外資進入的產業部門的數量,這是爲了在即將到來的貿易戰前增強自身對外國企業的吸引力。
這份清單的公佈比預期提前了兩天,先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本週暗示,他將放棄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計劃。
中國最高規劃機構國家發改委(NRDC)放寬或取消了商業銀行、船舶與飛機製造、電網和部分農作物種子生產等領域的外資股比限制。
清單內容還包括先前公佈的承諾:到2021年取消某些金融服務領域、到2022年取消汽車製造業的外資股比限制。
譯者/何黎
中國政策制定者終結對刺激措施上癮的決心面臨考驗,18個月來的降低風險行動開始影響經濟成長,與此同時中美貿易戰的鼓聲越來越響。
儘管關稅威脅主導著頭條新聞,但分析師們表示,內需不斷放緩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構成了更大的威脅。
儘管有關稅威脅言論,但今年以來中國出口保持強勁,截至5月成長13%,高於2017年8%的增幅。
但是,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新建築、機械和基礎設施支出,是中國經濟成長的一大驅動因素)在今年頭五個月的年度增速是自至少1995年以來最緩慢的。同時零售額成長速度降至2003年以來最低水準。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本週觸及六個月低位,而上證綜指(Shanghai Composite)在6月份下跌10%。
上週末,中國人民銀行(PBoC)下調了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釋放7000億元人民幣(合1060億美元)用於新增貸款和投資。
中國央行堅稱,貨幣政策仍是「穩健中性」的,但降低存準率是一系列微妙寬鬆舉措(包括以其他形式向經濟體系注資)中的最新動作。
「宏觀經濟政策永遠不可能搞絕對主義,」光大證券(Everbright Securities)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去槓桿化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須具有靈活性和實用性。從外部來看,貿易存在風險,而在內部,信貸成長相當緩慢。經濟的下行壓力相當大。」
中國領導層已承諾將風險控制和成長質量置於短期刺激措施之上,先前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監督組織到黨內領導人,各方就債務增加和投資浪費的風險發出了越來越尖銳的警告。
但在過去10年中,當削減債務與經濟成長目標發生衝突時,政策制定者就會放棄這些優先任務。
在過去18個月裏,他們能夠在去槓桿化方面取得進展,儘管經濟成長保持驚人的韌性,但分析師們表示,這種局面是不可持續的。
政府背景的智庫——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本週發佈一份報告,警告債券違約、人民幣貶值、流動性緊張、美聯準(Fed)加息以及中美貿易緊張相結合,可能引發恐慌。
報告稱,「我們認爲,目前中國極有可能出現金融恐慌。」
股市下跌是一個跡象,表明當地投資者擔心經濟成長放緩,而且儘管有「降準」措施,他們仍不相信當局將出臺重大刺激措施來提供救濟。
華盛頓的批評人士可能將人民幣走低視爲北京方面的貿易攻擊。但分析師們表示,這主要反映了美元上漲以及市場擔憂美國關稅對中國貿易順差的潛在影響。
的確,中國央行週三似乎爲了支援人民幣而干預匯市,先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六個月來首次跌破1美元兌6.6元人民幣水準。中國央行很可能會對人民幣跌勢失控感到不安,因爲那將再度引燃北京方面在2015年和2016年竭力遏制的資本外逃。
「我不認爲中國會將匯率作爲武器,」麥格理資本(Macquarie Capital)經濟學家胡偉俊(Larry Hu)表示。
「美元價值是人民幣的錨,但如果目的變成貿易戰中的報復,那就沒有錨,貶值預期可能會像2015年那樣自我強化。那對中國央行來說是最糟糕的情景。」
分析師認爲,經濟成長放緩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的結果。隨著中央政府整治失控的借款,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支出急劇下降,導致固定資產投資下降。
北京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經濟學家安德魯•波爾克(Andrew Polk)表示:「疲弱的數據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疲弱驅動的,那是(中央政府政策)造成的另一個情況。所以他們不可能太意外。」
最新寬鬆措施說明,中國央行正尋求將適度刺激與企業去槓桿化和結構化改革相結合。
中國央行表示,將從「降準」獲得5000億元人民幣注資的大型銀行,必須將這些資金用於旨在削減大型國有企業債務的債轉股計劃。
對於將獲得剩餘2000億元人民幣的中小銀行,這些資金應該被用於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這些企業爲中國經濟貢獻大部分產出和就業,卻難以獲得銀行貸款。
分析師們表示,這些要求將難以執行,因爲注資擴大貨幣供應量,而監管機構無法輕易監測銀行如何部署資金。
但當前政策仍與2009年至2010年、以及2014年至2016年期間的那種大力度刺激相差甚遠。那種刺激將要求削減基準利率,並全面放鬆非正式的放貸額度。
「去槓桿化仍是今年的首要任務,」麥格理資本常駐香港的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寫道。
「很明顯,中國人民銀行不希望發出過於強烈的寬鬆信號。因此,它將此次降準稱爲『定向降準』,面向『債轉股』和『支援小微企業』。對政策制定者來說,使用『寬鬆』這個詞還爲時過早。」
譯者/和風
中國爲自己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承諾的表現進行了辯護,在美國疏遠多邊機構之際把自己呈現爲國際貿易中負責任的合作伙伴。
在週四發佈的一份白皮書中,中國政府將矛頭對準了美國抬高外國商品關稅以及加強對中國投資審查的種種措施,重申了反對貿易限制的立場。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週四表示,任何WTO成員採用限制貿易的做法都不符合全球經濟的利益。他還稱,以國家安全名義採取的措施只能在「例外情況下」使用。
川普政府正在針對其所稱的中國的不公平做法採取行動,而中國是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
王受文表示,如果每個成員國都效仿美國,用例外條款限制進口,那麼WTO的協定將難以執行。
北京方面還在發展自己主導的國際架構方面邁出了新的一小步,宣佈設立國際商事法庭,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和投資倡議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商業糾紛進行仲裁。
國際商事法庭的設立是中國爲境外出現的商業問題提供的爲數不多爭端解決平臺之一。中國商務部已宣稱有權根據中國的反壟斷法審查國際併購交易。
中國商務部一直積極與多邊機構合作,包括培訓其談判代表熟悉WTO日內瓦聽證會的規則和策略。王受文指出,中國在被起訴的41起案子中,都尊重了WTO的裁決。他表示,中國沒有一個案子因爲不履行WTO的裁決而被其他成員起訴。
他還爲中國的智慧財產保護制度進行了辯護。在外國投資者的壓力下,中國設立了由受過專門培訓的法官組成的專業化智慧財產法院。國際律師稱,中國的執法狀況有所改善。
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劉貴祥週四宣佈,新的國際商事法庭將在南方科技中心深圳和西北工業城市西安設立。
劉貴祥表示,新設立的國際商事法庭不受理涉及外國政府的糾紛,從而避免與WTO或現有的國際調解程式產生衝突。
美國德傑國際律師事務所(Dechert)駐北京律師陶景洲表示,這些新設立的法庭可能爲新加坡、香港、巴黎、倫敦或紐約的商業仲裁法庭提供一個更高效率的替代選擇,那些法庭可能涉及冗長的程式。「如果它們能顯示出自身的獨立和公正,那它們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替代選擇。」
譯者/申凱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打響了貿易戰中的第一槍(「打貿易戰很好,也容易取勝」)。誰最有可能受到傷害?特別是,當川普第一次開始拍打軍刀時,我們中的一些人說,那些執著於保護主義的人很快就會面臨將話語轉化爲行動的巨大代價,這樣說對嗎?
看上去非常對。本週不可錯過的新聞是,歐盟的報復性關稅——這是布魯塞爾爲回應川普對歐洲鋼鐵和鋁徵收關稅而推出的——促使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將銷往歐洲市場的產品轉移到美國以外生產,以避免被徵進口關稅。哈雷表示,歐盟的關稅將讓每輛摩托車的成本增加2200美元。這不是川普貿易戰導致自己人遭殃的唯一例子。
明白這一點很重要:這不僅是歐盟大舉報復的問題。它將符合川普的敘述,他可以不無道理地主張,美國能夠讓別人喫到比自己更多的苦頭,因此它會「贏」。但美國總統的保護主義將在三個方面損害美國人利益,別國的報復性進口關稅只是其中一個。
他一手造成的還有鋼鐵和鋁的成本提高,這直接影響了哈雷大衛森和其他消費金屬的行業的利潤。(以鋼鐵和鋁爲生產原料的美國企業,肯定比生產這兩種金屬的企業的生產效率高多了——這正是鋼鐵和鋁生產商希望得到保護的原因——所以關稅損害了美國人的長處,並使得他們生產更多自己相對不擅長生產的東西)。
最後,同時也是人們最未充分理解的是,如果其他國家在不包括美國的自由貿易協議中降低它們彼此的貿易壁壘,那麼美國出口商在這些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降低。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例如:日本的摩托車(歐盟正在廢除對日本摩托車的進口關稅)現在有望搶走美國企業的市場份額。同時,歐盟剛剛公佈了與澳洲和紐西蘭進行貿易自由化談判的談判指導方針。也許哈雷大衛森應該重新考慮關閉其澳洲工廠的決定。
中國呢?它也在玩關稅遊戲——注意它如何對來自亞洲貿易伙伴的大豆降低關稅,同時提高對美國大豆的進口關稅——但它的地位不那麼有利。這是因爲中國的進口遠低於出口,並且它不願意拿出與大型經濟體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所需的那種國內改革和政策承諾。
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研究了中國還可以做些什麼來讓美國人爲川普的貿易戰承擔苦果。他主要研究了北京拋售其持有的鉅額美國國債的威脅,並認爲答案是,中國可做的「不那麼多」。正如他正確地指出的那樣,美聯準(Fed)可以輕鬆接盤中國決定出售的無論多少債券,以保持利率適中。
然而,這不是故事的結局。如果中國將持有的低收益債券轉換爲高收益資產,或者奉行完全不爲美國經濟融資的政策,那麼美國經濟將需要支付更多資金來負擔其經常賬戶赤字,或者降低其國際投資頭寸。美國指定能以低廉利率借入外債的「極大特權」,可能會反過來導致其他地區要求提高持有美國資產的收益率。如果這導致美元貶值和赤字減少,那可能還可以持續,沒準兒還正合川普的心意。但他的政府並不打算收緊腰帶,所以收緊腰帶的就只能是民營部門了。這意味著要麼美國公司減少投資,要麼美國家庭減少消費。
這裏有一個更大的主題。川普可能從貿易戰的影響中得出結論:關稅的效果符合預期。如果歐盟的報復性關稅能夠讓哈雷大衛森將生產移出美國,那川普自己的保護主義肯定可以讓其他生產遷入。而就現在而言,他的支持者似乎同意這種看法。川普的一些顧問的明確目標是讓供應鏈迴歸美國。他們——還有川普及其支持者——可能會認爲,一個所有經濟體(至少所有大型經濟體)都主要爲本國市場生產商品的世界,比我們現在這個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體更好。
至少在他們看到要付出的代價之前,他們都會這樣認爲。自上世紀80年代起,全球生產鏈的崛起改變了貿易的性質。全球生產鏈的崛起有充分理由:大洲或全球規模的生產,比國家規模的生產效率更高。結果是,要小心你許的是什麼願。如果川普讓美國成爲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那麼這個經濟體的生產率會低得多(比它潛在能夠達到的生產率以及它的競爭對手的生產率都要低)。這意味著生活水準會下降、日益明顯地落後於世界強國、社會變得沒那麼和諧——人們爲如何切分一塊變小了的餡餅爭執不下。最終,甚至他的選民也會對這麼多的勝利感到厭倦。
譯者/裴伴
令世界擔心的中美貿易戰,終於在美國的主動發起之下開打。
6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佈一份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清單,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產品徵收25%的附加稅。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變臉」立即給予了回擊。在美國政府公佈對華500億美元商品加徵額外關稅的清單6小時內,中國政府於6月16日晨發佈公告,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
中國政府對美國此舉十分惱怒。中國官方媒體稱,中美磋商帶來的和平氛圍還未散盡,美方公然拋棄來之不易的共識,玩起反覆無常的「川劇變臉」。在此背景下,中方不得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官方媒體稱,面對美方的恫嚇邏輯,中方不會退縮。
客觀來看,川普政府堅持對中國開打貿易戰,這是個風險極大的多輸決策。不僅會直接給中美兩國帶來貿易傷害,還會與當前複雜的全球貿易亂局疊加,在破壞全球化規則的同時,很可能對美國經濟形成強烈的反噬。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顯示,如果全球爆發小型貿易戰,即關稅增加10%,大多數經濟體的GDP將減少1%至4.5%,其中美國GDP將損失1.3%;如果全球爆發嚴重貿易戰,即關稅增加40%,全球經濟將重現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美國世界貿易諮詢公司公佈的一項研究顯示,鋼鋁關稅將令美國鋼鐵和鋁業增加約3.3萬個就業崗位,但同時將導致依賴進口鋼鋁產品的其他行業損失約17.9萬個工作崗位,因此新關稅預計將導致美國淨損失約14.6萬個工作崗位。
美國發動的貿易戰直接衝擊中國,由於這一問題已涉及到中國在貿易、外交、國內政治等多個方面的底線,中國政府毫無疑問要進行堅決反擊。從策略上來看,對於中國來說,一旦被迫要付出高昂代價來開打貿易戰,就需要讓習慣於「交易思維」的川普感受到貿易戰的「痛」,必須讓美國市場、美國消費者、美國選民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才能產生制衡川普政府的力量。否則,川普政府還可能在未來啓動更大規模的貿易戰。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場不可避免的貿易戰?除了直接的貿易回擊,中國是否還能從反擊中贏得更多東西?這是過去不擅長應對國際爭端的中國政府部門需要認真思考的。我的建議是,中國需要優雅地反擊美國的貿易戰,最大程度地把這場危機轉化爲爲中國贏得大國尊嚴和利益的行動。
反擊美國的貿易戰是一場系統行動,一些重要的可供思考的點,可能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直接的貿易回擊,如加徵懲罰性關稅、投資併購限制等。(2)貿易談判,邊打邊談,邊談邊打。(3)擴大國際「朋友圈」。在與美國打貿易戰的同時,中國要在全球化價值觀基礎上,爭取到更多的國際支援,擴大更多的國際「朋友圈」。(4)國際國內的輿論表達。這實際上是一種與國際和國內的溝通,其中的重點應該放在國際溝通上,用合適的方式、語言來獲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援,不能自說自話。(5)找到正確的理論框架,用專業的方式來分析國際貿易問題,爲中國的全球化之舉找到理論支撐。在上述各個方面,關鍵是溝通,溝通語言、溝通方式、溝通策略不同,溝通的效果會相差很大。
觀察目前中國國內對貿易戰的輿論,會發現其中有很大的問題。國內的相關輿論普遍偏激,賭咒發誓式的表達非常普遍,比如:「美國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美國貿易戰看其霸權嘴臉」,「美國別玩火,玩火必死」,「1000億美元嚇唬誰呢?中國不是嚇大的」,「要打貿易戰,中國奉陪到底」,「如果美方任性妄爲,中方將依然亮劍」,「美國止損的唯一出路是懸崖勒馬」,「就要是打在美方利益的七寸」,「中國打的是一場貿易自衛反擊戰」……坦率來看,這些用詞和表達都是典型的中國式語言,只有中國能看懂,恐怕主要也是說給中國人聽的。可以肯定,這類表態在國際輿論界很難有人聽懂,即使其他國家反對美國的貿易立場,也很難認同這些賭咒發誓式的表達,願意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營。
如果對民間「憤青」式的輿論難以控制,那麼在官方宣傳中應該有顯著改進和提高。但很遺憾的是,即使在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中,也很難避免上述賭咒發誓式的表態,或者重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低水準套話。其實,如果多下一點功夫,不難找到出現類似國際爭端時的體面表達。
我要強調的是,改進貿易戰中的輿論宣傳,並非只是在言語上一爭長短,更重要的是,這還關係到中國在國際上擴大「朋友圈」,關係到中國是否能以優雅的反擊來贏得國際尊重和大國形象。爲了擴大中國的「朋友圈」,中國付出了巨大努力,推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倡議,加強了對外投資和金融援助,在國際經貿合作中讓渡了不少利益。如果在輿論上繼續使用這種本土宣傳式的「方言」來回答世界性的疑問,其結果必然是「自我對沖」,讓中國所花的很多錢打了水漂,還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對於中國的外交、宣傳、商務等部門來說,應該意識到,賭咒發誓、粗魯、感情用事都贏得不了尊重,現在的中國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尊重。作爲一個大國,中國在國際貿易糾紛問題上,維持一個大國的體面、優雅和尊嚴,非常重要,不能被輿論中的歇斯底里所蠱惑、所誘導。中國在反擊貿易戰的過程中,應該用國際語言,而不是用地域性的攻擊性辭彙;應該尊重和利用國際慣例和國際規則,而不是自定規則;應該儘量尋求經濟與全球化領域的共同價值觀,而不只是中國的一家之言;應該更多展示開放來體現國際合作的誠意,而不是褊狹地就事論事;應該基於理論創新和理論框架,去分析問題,去解釋原理,去溝通和交流觀點,而不是翻來覆去地喊口號;應該理解多邊貿易體制和全球融合新趨勢下的規律,而不是停留在陳舊的觀念上。
川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對經濟崛起的中國是一次嚴峻挑戰,但也是一次展示中國理念和中國形象的機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在貿易戰中佔有更多的道理,因此更需要優雅地反擊,贏得更多的國際尊重。
(注:作者系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一項關鍵的中國股指週四收於一年來新低,人民幣也進一步走低,這是因爲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放棄限制中國投資的做法,未能令人們對美中貿易關係緊張和中國經濟本身日益加深的擔憂得到緩解。
由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大公司組成的滬深300指數(CSI 300 index)下跌了1.03%,收報於2017年5月以來的最低點位。在這個行情波瀾起伏的交易日內,滬深300指數開盤一度大跌1.1%,然後逐漸上漲,至午盤時上漲0.3%,接著在最後交易時段再次下跌。
先前,川普在週三放棄了對中國對美投資施加新限制的計劃,聽從了支援商界的顧問們的意見。這些顧問警告稱,趕走外國企業將損害美國經濟。
然而,隨著中國股市對這一訊息不予理睬,拋售行情繼續。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引發的擔憂,加劇了投資者目前對於信貸緊縮和中國經濟數據勉強過得去的擔憂。滬深300指數收於3,423.53點,較1月26日觸及的2018年盤中高點4,403.34點跌去約22%。
週四,亞太其他主要股市漲跌互現,其中能源類股票上漲,因爲週三的油價上漲緩解了中國股票被拋售的影響。香港恆生指數(Hang Seng)收漲0.3%,東證指數(Topix)收跌0.3%,雪梨S&P/ASX 200指數(S&P/ASX 200)收漲0.3%。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繼續下跌至2018年新低,一度下跌0.3%,至1美元兌換6.6212元人民幣。有跡象表明,中國央行已開始允許人民幣貶值,部分原因是爲了應對日益升溫的中美貿易戰。
譯者/何黎
中國股市的拋售被歸咎於中美貿易戰,但中國的問題暴露出來不是一天兩天了,問題的根子也深得多。
早在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總額達數千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關稅之前,中國國內持續推進的信貸緊縮,以及中國經濟數據的平凡表現,就已經爲中國股市的拋售埋下伏筆,而關稅的相關紛擾只不過放大了黯淡的市場情緒。
中國的主要股指——上證綜合指數(Shanghai Composite)兩年多以來首次跌入熊市區域,在本週三再度下跌1.1%。
2016年初的上一次大規模拋售是一系列糟糕的經濟指標引發的。分析師表示,這一次則是中國的各種引起擔憂的問題促使投資者對中國股票的熱情突然冷卻——從中美之間日益升級的貿易戰和海外項目的失敗,到信貸收緊和機構投資者的撤退。
「A股市場在美國宣佈關稅以前就表現不佳。」瑞銀證券(UBS Securities)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表示,「材料、工業和房地產板塊大幅下跌——他們(投資者)在把一個相當深層的成長問題計入價格中。」
過去一年,對中國貨幣政策收緊、銀行業監管趨嚴的關切,激起了對信貸收緊和成長放緩的擔憂——今年中國發生的一系列債券違約似乎證實了這些擔憂。
「今天的不同之處是,人們現在看到的監管環境不同了,」安本標準投資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的高級投資經理徐力高(Nicholas Chui)表示,「形勢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張,寬鬆貨幣政策的時代結束了。」
銀行被迫承認很多表外資產的存在,這導致影子借貸透過資產管理公司輸送的流動性收緊。
中國央行上週日宣佈,將下調一些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RRR),釋放約1000億美元到經濟中,這是迄今中國對股市下跌做出的最直接反應。此舉旨在緩衝美國徵收關稅的影響,並安撫擔憂信貸收緊的投資者。
「政策的目標是支撐市場的穩定。降準就表明了這一點,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中國央行有很多可以運用的工具。」香港惠理基金(Value Partners)的基金經理Frank Tsui表示。
但人民幣匯率下跌讓降準之後的局面變得複雜。本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下跌1.5%,至6個月以來的最低水準,這讓投資者懷疑中國央行是否正利用匯率作爲貿易戰的武器。
野村證券(Nomura)外匯策略師比拉爾•哈菲茲(Bilal Hafeez)表示:「除了以對等關稅進行報復外,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很可能還會有意削弱人民幣作爲另一種報復——人民幣疲軟有助於中國出口,而有損於從美國進口。」
但他和其他分析師都知道這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此舉將讓投資者離開中國市場,並鼓勵資本外逃。
瑞銀財富管理(UBS Wealth Management)的餘修遠(Geoffrey Yu)表示,這對中國經濟的傷害比對美國經濟更深,更不用說還有中國的貿易伙伴。 他說:「因此人民幣貶值可能會招致其他國家的批評。」
餘修遠還表示,不管怎樣,美國還可以輕易地進一步提高進口關稅,從而抵消人民幣貶值的影響。
投資者對中國市場再次產生憂慮之際,中國企業正希望利用日益成長的市場關注度。早在中國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的數月之前,全球指數基金就開始向中國股票注入資金。
指數供應商MSCI在5月底將234家在中國上市的股票納入其旗艦新興市場指數,此事被視爲中國向全球投資者開放的一個關鍵動向。
但分析師表示MSCI熱度已基本消失。
法國巴黎資產管理公司(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亞太股票業務主管鄺樂天(Arthur Kwong)表示:「在中國股票被納入之前,很多人曾預計大型指數基金會買入這個市場。現在大買家不見蹤影。」
鄺樂天表示上證綜指(Shanghai Composite Index)跌入熊市區域並非單個原因所致,而是有多個原因導致其表現不佳。他表示就連中國的海外基建熱潮,即「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也導致了對國內股票越來越多的負面情緒。
交易員們現在必須判斷中國國內股票市場是否有超賣現象。A股與其對應的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之間的差價不斷拉大,表明中國以散戶爲主的市場操之過急了。
聯博(AllianceBernstein)亞太區價值型股票首席投資官李士德(Stuart Rae)表示:「(在中國)沒有太多長期投資——都是短期反應。你不該理會那些短期新聞。盈利成長沒有太大變化,但估值便宜了。」
賈斯珀•莫伊塞維奇(Jasper Moiseiwitsch)香港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關稅政策激起的反對聲浪週三繼續發酵,鋼鐵用戶就這些關稅向法院提起訴訟,汽車製造商則警告稱,如果美國總統兌現威脅,將加徵關稅的範圍擴大至價值更高的進口汽車,汽車價格將大幅上漲。
美國國際鋼鐵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eel)表示,它已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提起訴訟,狀告川普對鋼鋁加徵關稅所依據的1962年法律違憲。這是目前爲止對川普關稅政策最大的法律挑戰。
川普去年根據這項法律的「第232條」對鋼鋁進口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展開調查。他於上月對美國去年從全球進口的總價超過3300億美元的汽車和汽車零組件發起類似調查。
美國國際鋼鐵協會發起這一挑戰,正值美國國會內部的「親貿易派」共和黨人士在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和其他商業團體的支援下,設法限制這項法律的適用範圍、約束總統進一步加徵關稅的能力。他們指出,他們認爲關稅會給經濟帶來潛在損害,而且企業對美國與中國和歐盟貿易戰升級感到擔憂。
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本週表示,將把部分製造業務遷出美國,以規避歐盟報復性關稅,成爲最高調地譴責川普貿易議程的企業之一。
根據美國憲法第一條,國會有責任監管美國的國際貿易。但數十年來,立法機構逐步將越來越多的貿易權力下放,包括川普徵收鋼鋁關稅援引的1962年法律。
曾遊說歷屆美國政府加大貿易保護力度鋼鐵製造商稱,週三提起的訴訟毫無根據。
「我們認爲本案毫無根據,我們相信法院將駁回質疑第232條法律合憲法性的訴訟,」美國鋼鐵協會(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主席兼首席執行長托馬斯•吉布森(Thomas Gibson)說。
與此同時,汽車製造商表示,川普對進口汽車徵收關稅的計劃,可能會使每輛進口車的價格上漲高達6000美元,並推高國產車的價格。
在美國代表外國汽車製造商的全球汽車製造商協會(Global Automakers)的總裁約翰•博澤拉(John Bozzella)指出,如果也對汽車零組件加徵關稅,「在美國銷售的每一輛轎車和輕型卡車都會受到影響」,因爲在美國生產這些車使用的是進口零組件。
代表國內和國際汽車公司的汽車製造商聯盟(Alliance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指出,如果徵收25%的關稅,進口車買家將平均面臨5800美元的漲價。
「就全國來說,以2017年的汽車銷量爲基礎,這項關稅將從美國消費者手中徵收近450億美元的稅款。這還不包括對汽車零組件加徵關稅所造成的成本,」該聯盟說。
川普最初威脅對進口汽車徵收25%的關稅,但他於上週五將對進口歐盟汽車的這一稅率降至20%——進口歐盟汽車長期以來一直是他忿忿不平的對象。歐盟對進口汽車徵收10%的關稅,而美國對進口汽車只徵收2.5%的較低關稅。但由於美國與歐盟在美國禽類產品待遇上存在爭議,美國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也對歐盟的輕型卡車徵收25%的關稅。
全球汽車製造商協會的博澤拉表示,一輛價值3萬美元的進口汽車的價格將上漲6000美元。由於使用了進口零組件,就連在美國生產的本田(Honda)奧德賽(Odyssey)車型的成本也將上漲1500至2000美元。
「如果調查導致加徵關稅,對美國出口產品的報復將不可避免,」他補充說。「對美國主要出口機動車徵收的高額關稅實際上已經宣佈,這讓美國機動車工人站到了這場貿易衝突的前線,」他說,明顯指的是歐盟對哈雷大衛森摩托車徵收的關稅。
他說,目前在美國從事汽車生產的公司有14家,其中10家爲海外公司。
汽車製造商聯盟引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數據說,對進口汽車和零組件徵收25%的關稅將在未來一至三年內導致美國汽車產量下降1.5%,並造成19.5萬名美國工人失去工作。
該機構表示,如果其他國家採取報復行動,失業人數可能會升至62.4萬人。
在週三發佈的一份報告中,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表示,新加汽車關稅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溫和的直接影響」,對2019年的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影響0.1%,相當於10萬個就業崗位。但到2020年,數字將翻一番。汽車關稅還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更大的間接影響。
譯者/何黎
中國,以及以中國爲中心的亞洲,現在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其穩健成長已成爲一個本來不穩定世界的穩定源泉。因此,中國經濟有一絲微小的不穩跡象——例如從5月數據可見的跡象——也會讓世界警覺。
這些數字之所以受到異乎尋常的關注,是由於背景原因:一是中國股市已跌入熊市區域,二是中國與世界上另一個大型經濟體美國的貿易爭端日益加劇。但這個故事比市場回調以及一報還一報的威脅和關稅要大得多。
儘管中國實現了驚人強勁和持續的擴張,但中國經濟被普遍認爲是脆弱的,因爲產出成長以增速更快的債務成長爲依託。這種狀況自金融危機以來尤其突出;危機爆發後,中國加快了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其他固定資產的建設,大幅增加了債務助燃的投資。中國的總債務(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門債務)據估計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0%以上。
令人擔心的不僅是債務數量,還有質量。中國的國內政策鼓勵勞動者保持較高儲蓄。銀行以人爲壓低的利率持有的這些儲蓄,被引導至政府重視的企業和項目。這類貸款的信用質量難以評估,但很可能非常參差不齊。
在談論多年後,中國已開始慢慢收緊信貸,收緊針對影子銀行業的規則,對地方政府融資和公私投資項目也加大了監督力度。與此同時,公司發行人違約數量的急劇增加——據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統計,截止6月初已有12起——重新喚醒了圍繞中國債務的焦慮。正是信貸條件收緊和違約(而非對貿易戰的擔憂),最能解釋上證綜指(Shanghai Composite)爲何從1月高點下跌22%。
信貸政策收緊也是5月經濟數據疲弱的最有說服力的解釋。信貸成長下降,固定資產投資成長隨之下降。這似乎也在對消費者情緒產生一些影響。
不應該誇大單月數字的重要性。但有一點仍然是事實,如果中國真要降低其經濟對債務的依賴,它必須精心地把握好平衡。美國的保護主義不會使這項任務更容易。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已威脅要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並放話稱,如果北京作出報復,將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這類關稅的直接影響本身可能不是災難性的。中國現在是一個投資拉動型(而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最令人擔憂的是連鎖效應:例如,如果敵對行動升級導致中國的外商投資減少,那麼長期影響可能會比較顯著。
中國可能在經濟上處於脆弱時刻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川普政府就處於非常有利的談判地位。考慮到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特殊角色,美國能夠對其造成的痛苦,將很快波及美國乃至整個世界——而當前正值歐洲經濟放緩,多個新興市場看起來不穩。
總的來說,中國的經濟仍非常強勁——即便不像以往那麼強勁。誰都不應該希望改變這一局面。
譯者/和風
對於中國市場出現的拋售,「貿易戰」是一個誘人的解釋。實際上,投資者應該把目光投向內部因素來理解當下的疲軟。信貸偏緊、經濟放緩和境外借款累積,都使前景變得暗淡。
出口營收較高的公司本月表現不佳,如影片監控集團海康威視(Hikvision),以及家電製造商美的(Midea)和海爾(Haier)。但正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所指出的,迄今宣佈的關稅和報復性關稅總計僅針對全球貿易的1%。
該行分析師預計,中國信貸成長已經處於至少五年來的最低點,未來將進一步放緩。近期的人民幣疲軟有利於出口企業,但使進口成本高昂,而且不利於在境外借款的集團。
運輸行業充斥著這類債務人的實例。中國遠洋海運(China Ocean Shipping)略微超過一半的債務以美元計價。其股價本月下跌五分之一。中國南方航空(China Southern)的表現遜於總部位於香港的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逾八分之一。南航的美元債務佔其總債務的三分之一。
基於美元的燃料進口也很昂貴。這對內地航空公司的打擊要超過對國泰的打擊,後者以盯住美元的港元衡量利潤。投行傑富瑞(Jefferies)的分析師們估計,燃料一般佔內地航空公司成本的四分之一。
受進出口影響不大的本土房地產集團的表現,將揭示貿易敘述有多大分量。在這裏,境外借款再次看起來很重要。
旭輝控股(CIFI Holdings)和碧桂園(Country Garden)等開發商去年到境外借款。迄今回報參差不齊。穆迪(Moody』s)預計該行業的槓桿率將會好轉,即便流動性緩衝出現惡化。該機構預測今年的銷售成長將放緩。
如果投資者決定在中國市場買入,他們必須考慮貿易以外的因素。由於去槓桿化等其他原因,中國的經濟狀況將會放緩。這些原因可能被證明是造成市場下跌的更大起因。
Lex專欄是由FT評論員聯合撰寫的短評,對全球經濟與商業進行精闢分析
譯者/和風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放棄了對中國在美國投資實施新限制的計劃,聽取了他領導的行政當局內部「親商派」顧問們的意見。這些人警告稱,該計劃將會趕走外國企業,損害美國經濟。
這一決定對白宮內部對華鷹派是一個打擊。先前他們主張建立一套新的機制,讓美國監管機構能夠阻止中資在科技和其他戰略行業實施收購。
相反,川普支援國會正在審議的一項立法,該法案將加強現有的國家安全審查程式,但只聚焦於邊際。
「這項立法……將增強我們保護美國免受外國投資帶來的新威脅和不斷演變的威脅的能力,同時也有助於堅持我們國家對強大而開放的投資環境所作的承諾,」川普在一份聲明中說。
受到劇情不斷演變的中美貿易戰驚嚇的金融市場對這一決定感到欣慰。投資者認爲此舉是一個信號,表明川普最終將尋求與北京方面達成交易、而不是陷入曠日持久的破壞性衝突。
德國DAX指數週三上漲近1%。過去兩週,由於市場擔心德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將受到貿易戰的傷害,該指數下跌近7%。川普發佈聲明後,標普500指數(S&P500)在紐約早盤上漲0.8%,隨後漲幅收窄。
譯者/何黎
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於1980年展開報復,禁止美國向蘇聯出售穀物和大豆。
結果事與願違。俄羅斯佔領了阿富汗多年。禁令還導致巴西大豆產業崛起,後者現在是美國農民的主要競爭對手。
隨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人們想起了冷戰期間的這一段歷史。中國將在下月大幅提高美國大豆的進口關稅,作爲對川普(Trump)政府出臺的新關稅政策的回應。這一行動可能會鼓勵巴西的生產者種植更多大豆,因爲他們知道他們的競爭對手處於劣勢。
大豆是世界糧食供應的一個支柱。隨著新興市場消費者食用更多肉類,用這種黃色光滑油料種子磨成的粉是豬和雞不可缺少的蛋白質來源。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過去十年,全球大豆的使用量增加了一半,至逾3.5億噸,超過了主要糧食的需求成長。
中國在大豆消費方面佔據主導地位,購買了全球出口量的63%,養活了一個用大豆磨粉和壓榨植物油的龐大產業。它從美國和南美採購的大豆歷來保持一種平衡。
關稅正在使這種平衡向南方傾斜。隨著貿易戰的升級,巴西大豆相對於美國大豆出現了高溢價。上週,巴西巴拉那瓜港的供應價格爲每噸385.60美元,比美國南部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出售的大豆價格高出35.70美元,這反映出中國的強烈興趣。這種溢價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有很多大豆可供選擇:巴西正在收穫1.18億噸的大豆。
農業諮詢公司MD Commodities的合夥人佩德羅•德耶內卡(Pedro Dejneka)表示:「中國將從巴西購買大豆,這一點毫無疑問。」
巴西農民現在有額外的動力來出售大豆,因爲本國貨幣雷亞爾兌美元匯率今年以來下跌了13%。當他們在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豆市場出售時,這會提高收益。
芝加哥的期貨市場和華盛頓的權力走廊都展現出美國種植者將會蒙受損失的威脅。上週美國大豆價格跌至每蒲式耳9美元下方,這是兩年來最低的價格。
白宮正在尋找幫助農民的方法。「我們將動用我們所有的權力來確保我們能夠保護和維護我們的農業利益,」美國農業部說,但它拒絕透露更具體的資訊。
關稅大戲是今年大豆市場已經發生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中的最新一例,這些事件包括導致阿根廷大幅減產的乾旱以及導致巴西糧食運輸成本上漲的卡車司機罷工。與此同時,中國的需求在成長。
伊利諾斯州商品對沖基金Aventis Asset Management的創辦合夥人保羅•金(Paul Kim)表示,這些變動因素讓重倉持有大豆頭寸的風險大增。此外,華盛頓和北京有可能彌合分歧並取消關稅計劃。就在一個月前,這兩個國家公開承諾讓美國農產品出口實現「有意義的成長」。
至少就現在而言,中國也離不了美國大豆。預計來年中國大豆進口量將超過1億噸,遠遠超過巴西在不讓本國畜牧業缺少飼料的情況下的供應能力。
金表示:「但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刺激南美增加(種植)面積,遠遠超過往年正常面積。傳統買家可能會尋求從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採購大豆。這可能需要三到四年時間。」
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分析師山姆•芬克(Sam Funk)表示,如果美國大豆出口量降至20億蒲式耳(5400萬噸)以下,其大豆種植面積可能會減少300萬英畝至400萬英畝。今年春季對美國農民的一項調查顯示,大豆種植面積爲8900萬英畝,這一數字將於6月29日更新。
美國去年向中國出售了約3600萬噸大豆。美國大豆出口委員會(US Soybean Export Council)的顧問約翰•拜澤(John Baize)估計,這一數字將隨著關稅的實施而減半。他表示,這種下降將會被對其他市場的出口所抵消。其中包括歐洲、東南亞和墨西哥,墨西哥對美國產品徵收的新關稅中不包括大豆產品,以保護國內畜牧業。
芬克說,這種爭搶可能擾亂大豆運輸的年度節奏。在過去的幾年裏,兩國在收割後不久,港口就忙碌起來,向海外發運大豆,巴西在6月至7月、美國在10月至11月達到最高峯。繪製在圖表上,兩國大豆出口量形成了一對交替的振盪波。
芬克表示,隨著中國將從巴西購買大豆,那些被擠出巴西市場的買家可能會全年依賴美國大豆,從而打破季節性模式。
他補充說,這不是最有效的結果。的確,如果中國收購了足夠多的巴西大豆,有些人設想出一個看似荒謬的局面。「在巴西,他們賣得太多,以至別無選擇,只能進口美國大豆,」金說。
1980年的事件提供了先例。在卡特的禁令限制對俄羅斯直接銷售飼料穀物之後,巴西進口的美國谷物增加了兩倍多。
美聯準(Fed)的一項研究認爲:「禁運顯然改變了世界穀物貿易格局,在禁運後一些國家大幅增加美國谷物進口就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有證據表明,大量美國谷物被運往通常從其他來源購買穀物的國家,從而使得這些國家能夠向蘇聯供應穀物。」
譯者/裴伴
當投資者轉而指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如今能無限期擔任這個一黨制國家的領導人)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爲市場帶來穩定時,說明了一些問題。
隨著美中貿易爭端不斷升級,這是事態出現的一個奇怪轉變。一邊是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他正透過保護主義顛覆市場對自由貿易將繼續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信念。另一邊是習近平,投資者如今將指望這位領導人在面對美國不停推出的關稅計劃時保持頭腦冷靜。
並非很多年前,投資者還會權衡桀驁的中國與可靠的美國之間發生對抗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但聽聽荷蘭基金NN Investment Partners首席投資官瓦倫蒂吉恩•範尼烏文赫伊吉澤恩(Valentijn van Nieuwenhuijzen)的說法。他表示:「我們所有人都很難預測川普(在貿易上)會怎麼做,而中國將採取非常現實的做法。」
今年以來,市場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解讀川普在貿易方面的意圖。如今,投資者得孜孜不倦地解讀習近平了。本週,中國邁入了貿易戰的一個新階段。
到目前爲止,中國只對美國的關稅進行了對等報復,同時慎重地警告貿易戰升級的風險。現在,中國正將貨幣政策引入戰場,而此舉將對人民幣匯率造成影響。
透過下調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中國央行正將貨幣政策從去年初以來的趨緊轉向較爲寬鬆。
牛津大學(Oxford)中國中心(China Centre)研究員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表示,這表示中國將只在乎經濟以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目標,「即便這意味著人民幣會貶值——而這也的確意味著人民幣會貶值」。這種策略有可能導致資本外逃重現,在市場正仔細審視中國削減國內經濟中債務的努力之際,這種策略可能還將意味著進一步去槓桿。
此舉還將人民幣置於顯微鏡下。「匯率戰」是川普擔任總統期間不時被提起的一個問題,如今人民幣迴歸下行趨勢可能令這一問題再次被提起。
這就是爲什麼分析人士得出結論:如果在貿易戰之外再發生匯率戰,這個夏天肯定過不舒心,因此,中國央行將採取明智路線,調整人民幣匯率以防止人民幣貶值太多。
正如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所說,中國央行將像以前那樣「入市」干預。「至少我們沒看到中國當局正把人民幣用作貿易戰武器的跡象。」
明智、務實的中國——投資者希望習近平把這條路堅持到底。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週二釋放信號稱,他可能會利用現有的國家安全審查系統來監督中國在美國關鍵領域的投資。就在一天前,市場因有關他準備收緊限制的報導而大跌。
川普向記者們表示,中國可以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約束。該委員會負責審查外國投資是否對美國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如果川普按他所說的做,將代表著他從對中國投資施加額外限制的計劃向後退了一大步。數月來白宮一直在承諾要增加對中國投資的限制,並表示將在6月30日正式實施。
這也將對川普政府內的對華鷹派形成打擊。他們力推針對北京方面的《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劃(旨在發展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等關鍵行業)採取嚴格的新限制。
「我們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國家。我們矽谷擁有最了不起的人才,」川普表示,「我們不得不保護這一點,我們也會保護。這正是我們過去所做的,這也可以透過CFIUS實現。」
川普提到這一跨機構委員會,正值美國衆議院透過一項改革該委員會運作規則的法案。該法案還呼籲對美國出口管制進行重大重審,並加強對新技術的關注。
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在內部提出,這些針對CFIUS的改革和最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將賦予美國政府監管中國在美投資科技企業和敏感行業所必需的工具。
但包括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在內的對華鷹派人士一直主張,川普政府應該採取更強硬措施。他們強烈要求援引上世紀70年代的一項法律,宣佈進入國家經濟緊急狀態,並建立限制中國投資的新機制。
川普政府思考如何在其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中最好地利用投資這張牌之際,金融市場日益擔心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針鋒相對的關稅舉措帶來的潛在影響。
美國正準備從7月6日起對34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而中國也發誓實施同等程度的報復。但川普威脅以關稅手段對最高達4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發起攻擊。同時,他也對歐盟(EU)發起了一場貿易戰,威脅對從歐盟進口的汽車加徵關稅。
但川普貿易行動引起的政治和商業牴觸也在加劇。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本週表示,它將把部分生產遷至海外,以規避歐盟的報復性關稅。一些商業集團也一直在遊說國會約束政府的行動。
川普週二表示,圍繞中國投資的內部辯論尚未結束。「我們有很多事情要梳理清楚,我們正在研究解決方法,」他說。
瞭解川普政府內部討論情況的人士表示,在本週五拿出新投資限制並發布行政令的計劃正被擱置。
他們說,儘管情況可能很快發生變化,但這位總統似乎已被週一的市場下跌嚇壞了。「我認爲那是一個影響巨大的因素,」一位瞭解討論情況的人士說。
新的CFIUS法案已在參議院透過,它將不僅僅適用於中國。但它將授予該委員會新的權力,對中國對科技新創企業的投資進行審查。而先前,這類投資不必接受審查。
一項給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機會對美國公司對外投資實施審查的條款被放棄了。但這項國會討論後的法案呼籲建立一份受出口管制的新的「基礎性」技術清單。
專家表示,上述條款將授予美國政府擴大既有出口管制的廣泛行動自由。出口管制是美中兩國圍繞電信設備公司中興通訊(ZTE)違反美國對伊朗和北韓制裁的爭端的核心。
譯者/何黎
週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低,6個月來首次跌破1美元兌6.6元人民幣關口。目前有預期認爲,中國央行將採取措施防止人民幣過度貶值。
人民幣在岸匯率(只能在中間價上下2%的區間內波動)一度下跌0.5%,至1美元兌6.606元人民幣,爲去年12月底以來的低點。
受管控不那麼嚴格的人民幣離岸匯率一度下跌0.4%,至1美元兌6.6063元人民幣。
分析師暗示,鑑於中美貿易戰之外再發生匯率戰的話會進一步擾亂緊張的市場、並可能刺激資本外逃,中國央行很可能會在人民幣過度貶值之前約束其走勢。
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分析師表示,中國央行很可能會像以往那樣「入市」干預。「至少我們沒看到中國當局正把人民幣用作貿易戰武器的跡象。」
譯者/何黎
過去兩年,全世界一直努力地在勾勒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貿易原則的輪廓,同時想確定伴隨著Twitter上那些狂吠,會產生多少貿易保護主義撕咬。
在最近幾周裏,隨著川普打響了他的貿易大戰第一槍,我們不斷了解到這位美國總統並不怕去撕咬。上週日我們似乎還透過Twitter收到了一份「川普主義」(Trump Doctrine)關於貿易的重要聲明。
這條推文很簡單:撤掉你們那些我不喜歡的貿易障礙——就是你,歐盟汽車關稅!還有你們,加拿大奶農們!——否則我的政府將用關稅打擊你們,比你們現在對我們徵收的關稅高得多的多。
其潛臺詞更加不祥:唐納•川普實際上是在要求世界各國屈服於他的美國意志,否則它們將陷入一場與美國的血腥貿易大戰。
問題是這個世界不太可能屈服於川普的威脅。各國政府都有其本國選民,這意味著領導人們更有可能回以報復而不是投降。所以這意味著我們正越來越接近經濟學家一直害怕的那種毫無節制的貿易大戰。
稱職的經濟學家都知道,關稅成本最終都會落到國內消費者和產業頭上,僅就這一點來說它真的該叫進口稅。
設想這樣一個合理的情景並不難:事態會迅速升級,從現在起的一年裏,將有逾1兆美元的全球貿易成爲新關稅的對象。僅在過去一個月裏,川普就對4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以及3350億美元從全球進口的汽車和零組件徵收、下令徵收和威脅徵收關稅。再加上目標國家的可能報復,1兆美元的假設可能還低了。
綜上所述,根據世貿組織(WTO)統計,2017年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爲17.6兆美元,意味著如按1兆美元假設,川普的貿易大戰將對大約6%的全球商品貿易造成打擊。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上週對參議員們表示:「總統的最終目標不是高關稅……這樣做的目的是達到一個我們前所未見的、更接近自由貿易的終局。正如總統經常說的,我們一直處於貿易戰中。區別在於如今是我們兵臨對方城下。」
但是,不管這位總統宣稱的目標是什麼,川普的威脅符合一個可預見的模式。他在過去幾個月裏已證明,當別的國家對他的貿易舉措採取報復行動時,他喜歡回以更大、更壞的打擊。
上週五,歐盟以反擊美國鋼鋁關稅爲名,對33億美元美國商品的報復性關稅生效了,就在同一天,川普威脅要對歐洲進口汽車徵收20%關稅。二者完全不成比例。打擊美國進口的歐洲汽車和零組件,意味著打擊去年價值逾600億美元的貿易。
川普最近似乎在貿易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挫折。3月份,他發表了一條著名的推文,稱貿易戰「很好,很容易贏」。如果說此後有任何教訓,那麼顯然是貿易戰很糟糕,很難贏。然而川普不太可能馬上讓步。
與所有民粹主義分子一樣,這位美國總統也容易受到公衆輿論的影響。上週他就證明了這一點,在美國政治各界的大範圍抗議聲中,他的骨肉分離政策——在邊境將尋求避難的父母與子女分離——來了個180度急轉彎。他另一次證明這一點,是他撕毀與中國達成的貿易協議框架之時,先前該框架被華盛頓指責代表著他被北京方面打敗了。
不過目前還不清楚民衆對關稅的反對是否已達到某種臨界點,而不只是國會山上一小撥共和黨人的發聲。在強勁的美國經濟映襯下,川普關稅的許多影響可能會被掩蓋。真正的影響可能需要幾個月才能被感覺到。而且我們遠遠無法得知,即使如此,是否會引發一場能讓川普回應的政治起義。
譯者/何黎
7個多月以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中國進行了一次氣氛非常友好的國事訪問,其中有兩個關鍵性優先事項。第一個優先事項是川普擔憂北韓核威脅並熱切希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幫助緩和這種威脅。在朝美峯會於兩週前舉行以後,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優先事項是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去年11月的那次國事訪問中,雙方用平和的語言闡述了這個問題。然而,最近數週以來,美國總統重新發起保護主義攻勢,宣佈對總額253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關稅,此舉促使北京方面實施報復性措施。涉及鋼鐵、鋁和一些農產品的雙向關稅已經推出。
上週日中國央行宣佈,將降低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釋放逾1000億美元資金,作爲一種經濟刺激。此舉主要是爲了應對中美貿易爭端。但中國央行降準的背景絕不僅僅是中美貿易戰,其對中國龐大的金融業,乃至華爾街的影響也要深遠得多。
這是中國央行最新的一次降準。上一次降準是在今年4月實施的,那次降準的一個目的是緩和監管機構打壓銀行造成的衝擊。
在過去的一年中,金融部門的風險顯然是中國政府的首要議程。對銀行推出表外理財產品的新限制導致銀行間融資的規模急劇下降——在今年頭5個月下降了10%。這次存款準備金的釋放(基本上是解放多年來積累的過量的準備金)將緩解銀行資金的緊張。但追蹤這些資金的去向將非常關鍵,位於北京的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的安德魯•波爾克(Andrew Polk)認爲,這些舉措是「止痛藥,不是興奮劑」。
其他人則不那麼樂觀。Autonomous的分析師認爲,那些關於去槓桿的言論都言過其詞了。比如,經通膨調整後,去年的借貸幾乎沒有任何減少,信貸流達到近30兆元人民幣(合4.6兆美元)。的確,2018年出現了放緩。的確,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總共將釋放7000億元人民幣——將只起到輕微的刺激效果。(4月的那次降準釋放的資金超過一半又回到了中國央行手中,原因是各商業銀行使用降準釋放資金償還其所借央行的款項。)的確,儘管規模較小的銀行可以利用降準釋放給這些銀行的2000億元人民幣來發放小微企業貸款,規模較大的銀行被鼓勵利用降準釋放給它們的5000億元人民幣來實施債轉股,這將進一步遏制槓桿。
但這項正在推進的舉措似乎是一個偷樑換柱的伎倆。目前的證據表明,銀行並不打算把不良貸款轉爲股權,而是瞄準了正常狀態的貸款(從而避免對貸款價值進行減記)。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銀行似乎正把持有的股權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放入理財產品——這種表外金融工具是金融部門脆弱性的一大源頭。
確實,隨著監管部門的監控看起來有所放鬆,在今年頭兩個月,理財產品的銷售額成長了近3%,扭轉了前一年的下滑趨勢。現在外界將把目光放在銀行間借貸規模上,關注它們是否會再度擴張到之前那種不健康的水準。
總之,這可能是中國改變其收緊監管的立場的第一批信號——這是中國版的川普式去監管行動。這與競爭並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因爲中國的銀行雖然躋身於世界最大銀行的行列,卻極少與華爾街的同行爭搶業務。
但整件事裏有一個方面可能對美國的大型銀行產生直接影響。
上週,習近平告訴一些跨國企業高階主管,包括即將成爲高盛(Goldman Sachs)下一任掌門人的戴維•所羅門(David Solomon),在這場關稅爭端中,中國將會做出反擊,並且暗示美國企業可能會被懲罰,非美國企業可能受益。這將透過何種方式實現?
在去年的11月的「特習會」期間,中方宣佈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將能夠收購中國本土合資夥伴的股份,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引起了外國金融服務公司的極大興奮。和其他公司一樣,高盛和摩根大通(JPMorgan)希望利用中方的金融開放獲利,然而,這兩家公司將會發現,美國總統剛剛已經再次證明,賞賜的是川普,收回的也是川普。
譯者/徐行
7天之內,人民幣貶值接近3%。
與貿易戰一波三折類似,人民幣2018年走勢起伏不定,年初以來人民幣一路小幅升值,到3月人民幣上漲到1美元兌6.2431元水準;4月之後,人民幣開始走低,最近幾天跌勢突然加劇,人民幣跌破6.6大關,不僅將今年以來的升值幅度抹平,更是令市場預期走低。
人民幣的核心問題在於內部,
人民幣未來如何走?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一下人民幣爲何貶值。
首先,本輪人民幣貶值的背景,是美元升值。今年年初美元延續去年的下跌,持續走弱,但進入4月份之後開始走強,幾乎同時,人民幣開啓貶值路徑。
美元爲何升值,除了基本面因素,主要與歐洲央行6月14日宣佈退出量化寬鬆有關。這一結果導致歐元大跌,而美元指數中接近6成左右來自歐元,推動美元大漲。有意思的是,美元指數籃子中人民幣幾乎沒有,而人民幣籃子中絕大比例是美元,美元大漲之下,人民幣自然走低。
其次,從宏觀面來看,貿易戰影響深遠。
在5月貿易戰談判之際,不少國內機構預測貿易戰達成一致後,人民幣匯率會穩定。我並不贊同,這些預測低估了貿易戰的長期性與艱鉅性,也導致了對人民幣走勢的誤判。
中美貿易戰談談打打,屬於鬥而不破,必然長期處於膠著狀態,這對於人民幣走勢影響深遠。但如果只是「涼戰」而不是「冷戰」,那麼尚且不足以傷筋動骨。
中美經貿談判中,不少朋友在公號《徐瑾經濟人》表達對於中國重蹈廣場協議覆轍的擔憂,說實話,這一擔心有些奢侈。
姑且不論廣場協議對於日本影響到底是什麼或者說有多大,關鍵在於,對象主角和訴求都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表面看,中美貿易戰和日美貿易戰存在類似,但實際上中國不是日本,人民幣也不是日元,當下也不是八十年代,美國沒有動機要求人民幣強行升值,中國也不會希望人民幣貶值太多,中國和美國之間,更沒有日本美國之間同一陣線的協調意願與壓力。
所以簡單的歷史類比並不適用,日本經驗可以汲取,但可以判斷,類似廣場協議的戲劇化貨幣協議,不太可能會發生在中美之間。
也正因此,人民幣的核心問題不在外部,而在於內部,即在於中國經濟自身。打不打貿易戰,人民幣本身也有貶值壓力,在於中國經濟的自身癥結。
人民幣匯率由什麼決定?
長期看,是人民幣基本面,尤其是中國資產的投資回報率決定,資產回報率從2008年之前超過10%降低到個位數,表現在金融市場就是資產荒,在實體就是企業難做。短期看,則是貿易與外匯儲備壓力。順差增速早已持續下降,2018年5月中國商品貿易順差1565.1億元,收窄43.1%,接近腰斬,降幅較1-4月擴大6.9%。商品貿易順差大幅收窄的同時,服務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從今年前4個月來看,多年來首次出現了經常項目逆差的情況。外匯方面,截至5月底數據,中國外匯儲備達到31106兆美元,比去年年底降低了293億美元。
可見,即使中美不打貿易戰,這兩方面本來就有壓力存在,一打貿易戰,壓力自然倍增。
對於普通投資者,每當匯率出現波動,大家總是追問保匯率還是保房價。我曾在公號《徐瑾經濟人》談過匯率和資產價格關係,二者確實存在矛盾關係,但是這種對應關係往往類似蹺蹺板。因此,中央銀行在其中追求平衡,顧此失彼是常態,但絕非非此即彼。
回看保房價還是保匯率這種說法,固然直接形象,但是邏輯鏈條過於簡單;因爲其根據在於房價代表人民幣資產價格,人民幣貶自然房價跌。但是,這一說法過於粗暴,即使人民幣走低,目前格局之下,外匯管制仍舊大體有效,在沒有海外變現管道時,房價並不會收到匯率走低的直接影響。自然,這不是說兩者之間沒有關係,只是說這一關係是間接的、多環路運行的,受制於很多制度與政策條件。
最重要的問題,人民幣未來會如何?
先前20多年,中國享受了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支援人民幣從低谷水準上不斷升值。這一局面隨著雙順差的縮小與消失,隨著外匯儲備的見頂回落,從2015年開始改變。
從經濟學上講,只要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的投資回報率情況沒有改善,人民幣都會面臨持續壓力。而今年流年不利,諸多不友善的因素疊加,人民幣承受了更大的壓力。在一段時間之內,人民幣可能還會繼續有所走弱。
對此,政策方面應該如何抉擇?即人民幣政策是保價還是保量?所謂保價,即維持人民幣堅挺,哪怕動用外匯儲備;所謂保量,則是保護外匯儲備,而允許人民幣匯率浮動。
明智的做法,是兩者兼顧,不走極端,但把外匯儲備放在比匯率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只要不形成恐慌性拋售,人民幣匯率適當貶值,有利有弊,利弊抵消之下,淨損益或許並不是很大。有利的方面是,匯率走低有利於中國出口,在遭遇貿易戰的外部環境中,有利於出口就是有利於民企與製造業,對中國經濟的意義不容低估。當然,這有代價,除了面子上不好看之外,國內資產價格、資金外流等方面也都有負面影響。
換言之,人民幣走低不可怕,但是底線在於,捍衛可能因爲資本外流造成金融衝擊。每次美元走強,都會對國際資本流動帶來劇烈影響,新興市場首當其中,例如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數據,5月外國投資者總計拋出123億美元新興市場債券和股票資產,造成2016年歲末最大單月資金外流。
不同於匯率,外匯儲備對中國經濟金融安全具有戰略重要性。歷次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動盪都表明,危機時刻,外匯如同生命般重要;彼時,爲了名義上的匯率去捨棄寶貴的外儲,並不划算。
人民幣的錨是什麼
人民幣貶值的核心邏輯,並不在美元走勢,而在至於自身經濟結構問題;而未來人民幣核心利益,並不是在於市場漲跌,而在於中國的金融安全。
貨幣的錨,在信用本位時代,在於央行和銀行的關係,央行基於什麼質量的資產發行基礎貨幣,決定了貨幣在國內的成色;如果銀行恣意放貸形成壞資產,而央行收購銀行持有的壞資產來增發貨幣,則成色必然打折,加大人民幣貶值壓力,間接地也決定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成色。
最終,央行的每一個選擇,都事關人民幣的核心利益,也就是中國的金融安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週一,川普(Trump)政府內部圍繞如何跟中國打貿易戰而產生的分歧再度公開化。對中國在戰略性行業的投資設置新限制的計劃,引發了非同尋常的公開不合。
美國白宮5月29日宣佈,除了已在部署的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它還將不晚於6月30日公佈針對中國投資和對華出口「工業重要性」產品的新壁壘。
川普政府官員和了解相關討論的人士表示,現階段而言,該計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平行於關注國家安全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新機制。近些天來,討論已集中在限制的範圍、以及如何判斷哪些交易應被限制——是那些涉及股權高於20%至25%的交易,還是那些涉及董事會席位和其他形式「影響力」的交易——等細節上。
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一直在內部進行遊說,希望避免建立有些人眼中獨立於CFIUS之外、可能使問題複雜化的新投資審查機制。他辯稱,目前正在國會推進的CFIUS改革措施,將可解決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很多抱怨。
但是,他在與白宮高級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等對華鷹派的較量中一直處於下風。
週一,梅努欽把即將對中國投資設置新限制的報導稱爲「假新聞」。他發表推文稱,美國實際上在考慮適用於「所有正企圖盜竊我們技術的國家」的更廣泛投資限制。他在推文中稱,他的這一表態代表川普總統的意見。
幾個小時後,這段關於限制將適用於中國以外國家的聲明,得到了白宮女發言人薩拉•赫卡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的支援。
但與此同時,納瓦羅繼續在電視上反駁這位財長的聲明,他告訴CNBC:「不存在什麼對一切正以某種方式妨礙我國的國家設置投資限制的計劃。計劃不是這樣的。」
他還宣稱,市場誤解了川普政府就數十年來中國竊取智慧財產的行爲同中國較量的計劃。週一,市場因貿易擔憂再次下滑。
納瓦羅表示:「市場不應擔憂這件事。如果我們能夠保住我們的智慧財產和技術,那可是利好。」
對一個上臺17個月來的大部分時間裏、內部圍繞貿易問題發生爭吵一直是其特徵的政府而言,發出這些忽東忽西的訊息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瞭解白宮內部討論的人士表示,梅努欽和他領導的財政部似乎決意反對這些投資限制直至最後一刻。據川普政府官員和其他了解討論的人士稱,雖然川普近幾周來一直抗拒其財長的論點,他尚未最終簽署該計劃。
一位熟悉談判內容的人士表示:「最重要的是梅努欽一直試圖爭論這件事、使其原地踏步。總統還沒有簽署最後的(計劃),在此之前,財政部不會鬆口。」
但這位人士表示,最終川普很可能會批准出臺對中國投資的嚴格限制。他指出,如果不這麼做,會讓川普看上去很軟弱,而川普過去一直對示弱憤恨不已。
譯者/何黎
川普政府與歐洲的貿易戰週一繼續發酵。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宣佈將把部分製造業務遷出美國以避免歐盟關稅,同時布魯塞爾方面準備瞭如果白宮提出新的關稅將採取的進一步報復措施。
作爲針對美國鋼鋁關稅的報復措施,歐盟上週五開始對33億美元從美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這家摩托車製造商是首家爲了應對歐盟關稅而縮減國內產量的美國製造企業。
哈雷大衛森的決定說明,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所在的共和黨內部許多支援貿易的成員,爲什麼對他在貿易攻勢中開啓的多條戰線可能帶來的經濟後果表示擔憂。
雖然歐洲最初好像是川普對華貿易戰的「附帶損害」,但在最近幾周,美國總統對布魯塞爾方面的態度日益強硬,威脅要對所有在歐盟生產的進口汽車徵收20%的關稅。
歐盟官員表示,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已開始擬定大約100億歐元的從美國進口產品清單,以備川普兌現其對汽車加徵關稅的威脅。這一總金額的計算方法與歐盟對鋼鋁關稅實施報復時的計算方法相同,但官員們提醒說,布魯塞爾方面尚未就具體措施達成一致。
美國與歐洲和亞洲的貿易戰升級的跡象週一驚嚇金融市場。在亞洲,預計川普將對中資投資於美國敏感技術設置新的限制。
在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週一證實白宮的這一決定後,科技股受到尤其沉重的打擊。梅努欽說,新措施不是隻針對中國,而是針對「所有試圖竊取我國技術的國家」。官員們表示,這些措施將於週五公佈。
科技股權重較大的那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在主要股指中跌幅最大,截至紐約午後下跌逾2.5%。去年有一半以上收入來自中國的半導體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是跌幅最大的個股之一。
川普已下令調查進口汽車及部件(包括來自歐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產品)是否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去年,跨大西洋乘用車和部件貿易額達到約600億美元。
歐盟官員週一表示,他們尚未決定如何報復川普威脅的汽車關稅。但他們說,本月早些時候七國集團(G7)峯會上的商談破裂已使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其他歐盟領導人相信,他們需要對川普堅持立場。
以國家安全爲理由對歐洲汽車徵收關稅的想法「極爲咄咄逼人,而且是錯誤的……此外,如果真的實施,會有非常嚴重的經濟後果,」歐盟貿易專員塞西莉亞•馬姆斯特羅姆(Cecilia Malmstrom)上週在接受採訪時說。
哈雷大衛森指出,其在印度、巴西和泰國的工廠將增加產量,以避免支付高達1億美元的歐盟關稅。週一做出這一宣佈後,該公司股價下跌超過6%。哈雷大衛森還表示,將保持「對美國境內製造的堅定承諾」。
哈雷大衛森是首批詳細介紹貿易緊張升級對公司財務影響的美國公司之一。不過,德國汽車製造商戴姆勒(Daimler)已在上週發佈預警,稱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產品新增的關稅將打擊其盈利。
譯者/何黎
隨著美國財政刺激計劃實施以及朝美峯會被認爲取得成功,川普(Trump)政府把全副注意力轉向了期中選舉戰略的另外兩個要素:移民控制以及針對中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歐盟的大規模保護主義措施。簡言之,逆轉全球化。
白宮在貿易上發出的第一波火力範圍適中、目標明確,對美國消費者造成的損害很小。但是在上週,美國的威脅明顯升級,金融市場(尤其是亞洲的金融市場)開始更多關注這種威脅。這將演變爲全面的全球貿易戰的言論不再被認爲是奇談怪論。
當然,川普總統具有令人不安的談判風格,會故意從一個極端突然轉向另一個極端,因此不可避免地經常出現意外。今天最大的敵人成爲明天最好的朋友,中間幾乎沒有什麼過渡。
但更長期的趨勢看起來不太令人放心。十多年來,川普的貿易團隊一直在構建一致的敘述,即中國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爲並「盜竊」美國智慧財產。這似乎是定罪政治,它不會隨隨便便地消失。
到目前爲止,美國貿易代表宣佈將徵收25%關稅的適用對象覆蓋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商品,將從7月6日起開始實施。中國已經宣佈了同樣規模的報復措施。這些舉措對經濟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不過,上週川普表示,如果中國真的展開報復,他會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擴大關稅徵收範圍,進一步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10%的關稅,後頭還準備針對額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
此外,美國依據「301條款」,對中國涉嫌盜用智慧財產的行爲進行調查,並可能採取相關措施。美國還威脅要對大約3600億美元汽車進口徵收25%的關稅,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和歐盟的進口汽車產品。現在看來,今年夏天宣佈這些措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最初宣佈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這個數值相當於2017年美國GDP的0.2%;接下來如果再對4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佔比將達到2.2%;對全球汽車進口徵收關稅將使比重上升至美國GDP的4.1%,這個數字很難被忽視,即使它在幾年後纔會顯效。
這些關稅的初始影響——可能涉及對美國三分之一的進口產品平均加徵17個百分點的關稅——將直接使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升1%以上,這對美聯準(Fed)來說將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隨著美國貿易逆差縮小,美元的上漲可能會減輕這種通膨效應。
這似乎不算太糟,但其他國家幾乎肯定會加大報復力度,從而損害美國經濟的產出和就業。在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結束之前,這種報復,加上資產市場的信心可能受到的影響,顯然會對美國GDP成長構成巨大的下行風險。
遊戲終局很難預測。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出,假如爆發全面的全球貿易戰爭,所有貿易貨物被加徵10個百分點的關稅,可能導致多年內全球GDP水準累計降低1.5%-3.0%。對美國GDP的影響將達到類似程度。它破壞信心而且會隨著全球價值鏈受到干擾而導致生產混亂,這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影響。
這將是一個重大的衝擊,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相當極端的情況下,貿易戰爭的影響可能也不會像「大蕭條」所造成的破壞那樣大,後者導致發達經濟體的GDP下降了大約5%。
貿易戰真的嚴重升級會有什麼風險?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一篇精彩的分析文章中提醒我們,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總是有一種自知的激勵來徵收高關稅,因爲它們足夠強大,可以迫使其他經濟體接受較低的銷售價格來減輕被加徵關稅時出口下降帶來的影響。由於美國的進口價格相對於出口價格下跌,從短視的角度看,這會增加美國的實際收入。
在減去關稅對經濟效率影響的長期損失後,所謂的「最優」關稅會使這些收益最大化。最近的研究表明,「最優」關稅可能很高,克魯格曼最好的猜測是對所有商品徵收約40個百分點的關稅。
但是,這種盤算沒有考慮來自其他大型經濟體的報復的影響。中國和歐盟都面臨與美國完全相同的激勵,可能對美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部分或全部扭轉美國理論上的收益。各方都只會變得更糟。
在合作均衡中,所有大國都會理解協作問題,因此同意徵收非常低的關稅。這就是二戰後建立全球貿易體系的方式。
然而,在川普式的競爭性貿易戰中,結果很容易形成一種糟糕的均衡,所有國家都會永遠征收很高的關稅。在克魯格曼設想的夢魘情境中,儘管GDP本身只會下降幾個百分點,但全球貿易可能會縮減70%左右,使其與GDP之比迴歸到20世紀50年代的水準。全球範圍內,國內製造將是本世紀20年代的主導經濟力量。
幸運的是,在出現這種悲觀結局之前,應該有很多政治和經濟反制力量會入場。貿易戰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所有大型經濟體出口部門的巨大損失(例如,中國的鋼鐵生產商、德國的汽車製造商和美國的大豆種植者)。無論是企業還是員工,這些利益集團很快都會積極發聲,他們應該不久就會開始擁有政治影響力。
當戰後的經濟體系即將在他們眼前解構的時候,最新創造全球化的根深蒂固的商業利益集團當然不會消極等待。無論如何,這是對市場仍然會發揮作用的樂觀押注。
譯者/裴伴
出爾反爾的美國總統川普最終扣動了中美貿易戰的扳機。儘管兩國還有約一個月的時間避免兩敗俱傷,但成功的可能性很低。這開啓了一個以再平衡爲藉口的大國衝突時代。
回顧歷史會發現,現在的局勢與19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時高度相像。川普在1980年代針對美日貿易摩擦發表的觀點,在他當選美國總統後依然不斷重複。他所倚重的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曾在里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因和日本的貿易戰而成名,迫使日本全面妥協。
一
美國在兩個時代針對兩個東亞國家的貿易摩擦,都是爲了同一個目標,即捍衛美國霸權。1980年代,日本從貿易、金融、技術等方面趕超美國, 造成美國舉國出現反日情緒;現在,中國也在各方面追趕美國,並在美國形成了不理性的反華氛圍。2016年,川普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成功入主白宮。
兩次貿易摩擦的邏輯起點都是同樣的,「日本(中國)經濟崛起破壞美國霸權經濟基礎,是以美國衰落爲代價的」。因此,擁有全球經濟主導權的美國將結構性問題歸結爲貿易伙伴的貿易壁壘問題。美國拒絕在多邊框架內解決貿易失衡,而是採取雙邊摩擦以及利用自身優勢進行「貿易管理」,強迫對方擴大國內市場,降低貿易壁壘,甚至要求對方限制出口,而不是約束本國的消費,也不願直面本國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事實。
兩次貿易摩擦都發生於美國剛剛走出一場持續的經濟危機之時,分別爲滯脹危機與次貸危機,往往這個時候需要產業升級與技術革命來驅動新一輪成長週期。根據美國的經驗,在兩個週期交替之時,低迷的經濟會導致企業無力投入研發,而且新技術在最初商業化階段可能持續虧損,政府扶持在產業變革與技術革命階段顯得異常重要。美國需要在這一階段打壓競爭對手,透過政治手段阻止對方技術升級,尤其是反對政府參與,防止出現挑戰美國的技術力量。
1985年,透過簽訂《市場指導型分領域協議》,美國強迫日本開放醫療器械、超級電腦等市場;1986年兩國簽署《日美半導體協定》,日本承諾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場接受外國造半導體,這被認是日本半導體產業走向沒落的原因之一;1989年,美國對日本發起了三起「301調查」,分別是關於衛星政府採購、超級電腦政府採購以及木材產品的技術歧視性使用等,日本不得不放棄自主開發衛星的計劃,航天事業發展陷入停滯。
現在,美國以貿易失衡爲由對華發動貿易戰。實際上首批500億美元加徵關稅商品清單全部對準《中國製造2025》領域的高科技產品,打壓中國產業升級與技術革命的目的明確。不過,美國主要擔憂中國人工智慧發展(在軍事上的應用)影響美國國家安全,而人工智慧主要依靠大數據與演算法,因此,美國對中國在大數據方面的一些先天優勢並不能依靠貿易壁壘進行干預。
在兩個時代,美國都對本國自由貿易理念與盟國責任提出了質疑。川普在1980年代針對美日貿易摩擦的一次電視專訪中,明確認爲日本在佔美國的便宜。作爲企業家,他認爲貿易應該對等,否定全球化下的分工體系。當時美國承擔保衛歐洲和日本的責任,還投入大量資金對抗蘇聯的威脅,美國人認爲領導權的成本高於收益,日益崛起的日本、德國免費搭車,美國得不償失。只是後來蘇聯消失和新經濟革命淡化了美國的「受損論」。現在川普以行動代替抱怨,在貿易領域和安全費用問題上向盟國發難。
在兩個時代,日本與中國都對貿易摩擦做出戰略性反應。1987年,在美日貿易摩擦加重的背景下,日本在亞洲推銷「雁型發展結構」。1988年日本製定五年計劃,想透過對外投資、對外援助以及進口政策建立一個由日本領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將亞太地區統一到日本領導之下,建立一個足可以對抗美國的亞洲區域「堡壘」。日本輿論廣泛探討這一戰略,引起了美國的不安和破壞,這也是後來美國阻止亞洲地區各種經濟一體化方案的源頭。不過在1997年,在美國強勢美元政策影響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日本的雁型結構計劃失敗。現在,中國則推出了「一帶一路」,同樣引起美國不安。在此情況下,中國應該對「一帶一路」倡議保持低調,並推動中日韓的經濟一體化。
在兩個時代,美國認爲日本與中國都存在嚴重的重商主義和行政干預,透過制定一項精明的國家戰略扶持本國產業與企業。但是,與中國相比,1980年代的日本市場更加封閉,在運用政府權力促進國際競爭優勢等方面更加熟練。與此同時,日本改革派想利用貿易摩擦形成的外部壓力推進國內改革,引入競爭機制。現在,中國改革也面臨巨大的利益阻礙,中美貿易摩擦也形成了某種倒逼機制。
二
雖然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川普政府如果參照1980年代美國對日本的成功打壓,來判斷中美貿易戰中的利弊得失,將大錯特錯,而如果執意擴大中美經濟戰的範圍和深度,將對美國的霸權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首先,與日本不同之處在於,中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大國。日本與美國則屬於「主僕關係」,或者是日本文化中的「親子」關係。日本的安全、外交由美國指導,日本政治上受美國意見影響很大。因此,當美國提出一系列擴大內需與開放市場要求時,日本通常都會被迫同意。中美之間不存在這種上下級關係,中國也不可能忽略本國利益而滿足美國不合理不公平的要求。中國要求在相互尊重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不想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因此,美國最好不要以處理與日本貿易摩擦的經驗來對付中國。
其次,1980年代,日本與美國存在激烈的產業競爭關係,而且美國商品與金融服務在日本的封閉市場中存在感很低。中國與日本恰恰相反,兩國經貿關係是互補性的,而且中國市場龐大。
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是,美國經濟更依賴於中國,而不是中國經濟更依賴於美國,後者也是川普謬誤想法的源頭。在過去的20多年,中國市場與中國製造幫助美國企業強化了自身的全球競爭力,並繼續維持美國科技與經濟的領先地位。
中國是美國一系列跨國公司最大海外市場,甚至是全球最大市場。波音、通用、微軟、高通、蘋果,以及好萊塢電影、星巴克咖啡等等,美國品牌在中國人生活中無處不在。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統計,美在華子公司2015年銷售3558.4億美元,中國在美子公司銷售220.88億美元。在跨國公司層面,美對中實現順差3337.52億美元。這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鉅額營收和利潤幫助其提升了研發投入能力,維持全球競爭力。
與此同時,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絕大部分來自外資公司的加工貿易,其中美國企業委託加工佔多數。中國低成本、高效率的生產製造爲美國企業、零售商帶來更多利潤。美國商品中國製造不僅強化了美國產品的全球競爭力,還爲美國企業創造超高利潤,支援它們的研發投入水準,降低美國消費者支出。
貿易戰將會讓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賺取巨大收益以及中國代工節省成本的好處逐步喪失,進而會影響其營收與研發投入能力,從長期角度看,必定削弱其全球競爭力,給歐洲和日本等國企業以更多的機會,即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其三,1980年代並不存在全球化,日本處於以美國爲中心的西方陣營之中,必須服從於美國的安排。現在中美同處於一個成熟的全球化分工網路之中,這個網路以比較優勢進行安排。如果強行將製造業搬遷回美國,美國人工成本等因素並不具有優勢。如果美國以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破壞全球供應鏈,美國受到的影響將會最大。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近日公佈的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三的製造業廠商與二分之一的服務業廠商指出,中美大打貿易戰相互徵收懲罰性關稅的結果,勢必逼得他們調高售價,製造業預估均價會調漲5.4%,服務業預期漲幅破7%。製造業與服務業都有近六成受訪者預期,中美關稅大戰恐導致供應鏈交貨延遲甚至中斷。如果貿易戰引發美國通膨並且不得不加速提高利率,美國金融市場將受到貿易戰與貨幣緊縮影響。
在未來一段時間,恰恰是全球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關鍵時刻,美國企業可能因市場削弱、成本上漲以及供應鏈動盪而遭受衝擊。
三
日本在應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出現了三個失誤,中國應該引以爲鑑。
首先,日本在貿易談判中不願意開放國內市場以免衝擊就業,採取了替代性的方式,同意金融自由化,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以減少順差,自主消化過剩產能,避免向美國傾銷,並積極參與到國際多邊金融政策協調中去。金融自由化與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配合,製造了泡沫經濟。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還在努力避免開放對已有的結構和產業形成的衝擊,尤其是保護夕陽產業,全力避免失業率上升。日本政府、日本企業就像呵護孩子一樣,不願意員工就業受到衝擊,迴避國際競爭,排斥外來資本和商品。中國不應該重蹈日本的覆轍,應避免在貿易戰過程中,在槓桿率已經處於歷史高位的背景下,繼續依靠金融和財政政策刺激內需,而應擴大開放,引入競爭,實現市場優勝劣汰。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剛剛執行去槓桿政策,市場就做出激烈的反應,以金融危機、失業、社會動盪等理由要求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
其次,日本在談判過程中存在兩個誤判。第一,擠牙膏式的談判過程讓貿易摩擦長期化。日本總是迫於美國國內政治壓力,選擇在某個領域讓步,雙方簽訂協議後,美國再次提出新的要求。在美國人看來,日本人透過拖延的方式,花最長的時間做最少的事情,而在日本人看來,美國總是一項接一項提出新要求,這又強化了日本人被動擠牙膏的方式。第二,日本沒有意識到,美國反對談判中的結果取向,即,日本認爲美國是追求利益,只要增加進口美國產品減少順差就會讓美國國會滿意。事實上,美國更重視公平的規則、市場開放與透明度,並不單純是爲了本國貿易利益,而是要求給予競爭機會平等。因此,中國應該在市場開放與規則建設方面逐漸並加速與國際接軌,這也是提高本國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必然要求。
其三,日本經濟轉型升級在197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強調技術創新與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並未重視分配,過度重視就業與等級制,逐步喪失活力。在1986年「廣場協議」簽署之後,日本企業廣泛而積極地參與到金融投機活動中去,影響了技術創新的投入。在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企業出現很多「泡沫技術」,即只是給產品增加某些討人喜歡的特徵,而不是實際新功能的技術,這也是日本錯失資訊產業革命的原因之一。中國當前的創新存在較大的「泡沫技術」而無原創性技術升級,比如以零售模式創新的小米制造,所謂的共享單車,等等。低門檻的「泡沫技術」商業傳奇往往錯誤地引導資源向所謂「模式創新」、「跨界」、「生態」等方向錯誤配置,而忽略了技術創新的重要性。
四
與19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不同的是,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僅是國家競爭,也是雙方各自國內巨大失衡造成的必然產物。
兩國國內失衡造成了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失衡。現在,兩國經濟再平衡(貿易)以及兩國競爭(技術)關係增強,共存於同一個結構之中。兩國經濟再平衡需要兩國共同努力與配合,否則只會加速各自內部的失衡,兩國競爭則強調對立和衝突,因此,這個結構註定是不穩定的。突然爆發的貿易摩擦雖然有助於推動再平衡,但也會促進惡性競爭,即以破壞全球產業鏈與產業分工的方式,並會引起政治衝擊和全球化倒退。
美國治理國內失衡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這是因爲,1975年後,美國進入了一個政治極化時代。民主黨(自由派)要求增加支出,共和黨(保守派)要求降低稅收,在其他問題上越來越接近的兩黨,稅收和支出問題成爲最大的矛盾。一旦掌握了政權,共和黨如果減稅,其財政支出應該是降低,還是維持高水準?民主黨如果支援高水準的支出,它需要增加稅收還是降低稅收?這些問題在國會干預下,產生一個規律性結果:既不能大幅增稅,也不能削減支出,這種極化政治製造了美國持續的財政失衡現象。到今年初,美國財政赤字高達21兆美元,赤字惡化是美國貿易逆差持續上升的重要原因。
財政失衡是美國不可持續的危機,但在政治極化的背景下,美國社會束手無策。就像福山所預言,除非美國陷入一種系統性危機,否則,美國很難出現兩黨達成共識,實現集體決策。2016年,美國人選擇了一個幾乎沒有黨派色彩的「政治素人」川普上臺。他試圖打破華盛頓的政治規則,解決美國面臨的困境。
在共和黨掌握參衆兩院的支援下,川普選擇了大規模減稅以刺激經濟,但他減少支出的做法受到阻力,甚至擴大了支出,同時美聯準持續加息,這是危險的政策組合。雖然看上去,他試圖透過擴大出口以及增加本土製造業減少貿易逆差,以減稅刺激經濟成長擴大稅基,以組合拳實現再平衡。
但是,由於中美經濟早已經形成難分彼此的「共同體」,迫於再平衡壓力與競爭關係,兩國若要實行「再分配」,會對兩國經濟結構產生嚴重衝擊,加劇各自國內的「失衡」,產生新的經濟與社會壓力,甚至是危機。這種危險的前景以及一個不可預測的總統,讓人擔心是否會形成惡性循環。
中美兩國之間應該以再平衡爲主要目標,降低競爭的烈度,尤其是美國不能追求雙重目標。競爭以敵意爲基礎,再平衡強調合作,兩個相互衝突的訴求不可能同時得到滿足,而會相互破壞。在再平衡方面,美國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將調整的成本轉移給其他國家,尤其是解決好政治極化的難題,減少財政赤字。中國則應該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建立基於公平規則基礎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這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也是以公平規則降低中美競爭衝突的必然之路。
與此同時,中國還要推動分配正義。過去的發展模式中,政府得到太多,而居民的分配差距又太大,泡沫化的住房價格又壓制了中國人的消費能力與生育意願,再加上即將降臨的人口老齡化,使得中國當前面臨日本1970年代的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1980年代的經濟泡沫化以及現代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挑戰的集合。考慮到這些難題,美國人實際上集體非理性地誇大了中國的競爭力,忽略了中國面臨的困難。但是,中日在經濟崛起過程中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低估了自身的不足,高調製定在一些領域趕超美國的戰略,引起美國人警覺並團結一致應對威脅,這是值得反思的。
(注:作者是資深財經媒體人。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淺議貿易戰背後的心理學邏輯
在過去的數月中,中美「貿易戰」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貿易衝突開始以來,我們看到了各種從政治和經濟角度進行的分析。誠然,大國角力的政治戲碼與全球經濟的風雲浪潮固然與貿易戰興覆密不可分。我們或許還可以設問:當下的中美貿易衝突真的僅僅是政治與經濟兩種「氣候」催生的麼?在這些因素之外,還有否其他原因雖然表面上並不左右紛爭,但卻默默爲其推波助瀾?
作爲在西方研究跨文化管理的一員,筆者認爲這場大張旗鼓的貿易戰背後中美兩國霄壤之別的文化差異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從文化心理學的視角,雖然不一定能解釋這次起伏更迭的衝突之全部,但與經濟、政治這些風雲變幻的外部表象所不同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差,恰恰因爲它在我們生活中的無往不在而易被熟視無睹。撥開政經疑雲,或許可以藉助文化維度理論(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從文化差異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揭示這場貿易衝突的一些鮮爲人道之面。
爲什麼美國認爲自己一直在「喫虧」: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對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荷蘭心理學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曾開展了一項涉及全球的問卷調查,提出了日後頗具影響的文化維度理論來描述多樣文化間紛繁複雜的差異:其中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分庭抗禮或許最廣爲人知。此後浩如煙海的學術研究和實踐調查,都反覆表明中美文化在這一主要維度上呈現截然相反的特徵。或許正是這一差異所塑造的民族性格和社會價值觀,催生了中美對於貿易逆順差狀況不同的直覺反應。
美國文化極爲強調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和獨立的自我構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它與強調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互依自我構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的中國文化截然不同。長期浸潤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的人習慣於把個體感受當做決定態度和行爲的最主要因素而代代相傳,個體主義作爲一種處世哲學被全社會奉爲圭臬。扣動這場貿易戰扳機的美國決策當局正是由這樣一羣深植於個體主義和獨立自我構唸的文化土壤中的人士所組成。組織行爲學的一個經典發現也表明當羣體由高度同質化的個體構成的時候,個人的思維模式會在羣體決策中被進一步放大甚至極端化。也就是說,當一個政府的決策機構由一羣篤信個體主義的人組成時,它的決策過程越強調「民主程式」、越「海納百川」,決策的結果往往越容易反映出更加強烈的個體主義傾向。
與此同時,文化是個體習慣的羣體化呈現,這一過度強調個體感受的思維在宏觀層面也自然而然讓美國的決策當局和領導人形成了過分聚焦美國一國在雙邊貿易中處境的思維模式,繼而造成了目中無「他國」,過度關注所謂「美國的利益和感受」。此外,對於個體獨立性近乎癡迷的追求使得美國的決策當局有時很難清晰全面地認識國際貿易和經濟關係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當美國人覺得自己的國家並沒有在貿易這場「遊戲」中得到「結果分配」的優勢時,他們更容易覺得這一切是不公平的(unfair)。對於美國而言,這種所謂不公平的貿易狀態代表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衝突。因而一場直截了當的「貿易戰」在美國執政者眼中就成了順理成章的選項。
反觀以中國爲代表的東亞傳統文化,人們習慣於將自我定義在與羣體和他者的關係中。自我的意志與感受往往並不是決定動機與行爲的最主要因素,有時甚至還需要被置之不理;任何行爲可能給他者帶來的影響和後果都是必須深思熟慮的要義。有趣的是,這一集體主義和互依的自我構念恰恰和國際貿易互惠互利的內在邏輯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和吻合度。此外,當「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性思維模式融入文化DNA的時候,和某一個國家之間暫時的貿易逆差狀態並不意味著必然的敵對與衝突;暫時的貿易順差也不代表著對他者的征服與自己的勝利。如此,這樣的文化基因也在潛移默化中讓中國人更傾向於相信「任何貿易戰都只可能兩敗俱傷」。
爲什麼美國不在乎主動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剛性與柔性的碰撞
在文化維度理論中,另一個可用於區分中美文化的主要維度是剛性與柔性。以美國社會爲代表,「剛性文化」(masculinity)的主導價值包括尚武冒進和爭強好勝。與之相反,中國傳統所代表的 「柔性文化」(femininity) 則更關注社羣和諧與道德倫理,崇尚積極入世的精神。
進入本世紀以來,美國在先進位造業方面的領先地位和在國際秩序的主導狀態都受到了來自「東方巨龍」中國的強力挑戰。美國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的剛性化使得美國政府和其背後千千萬萬的精英階層將這種挑戰的最終歸宿直截了當地圈定爲不可避免的大國間衝突。這一心態近年來集中體現在美國主流政治學界對所謂修昔底德斯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大肆渲染。這位古希臘歷史學家對雅典與斯巴達兩個城邦間長達三十年的戰爭所做的定論(「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的大國,戰爭與衝突因此無可避免」)在此後的千年中幾乎成爲西方世界認識與理解國際關係的「鐵律」。面對中國多方面的強勢崛起,長久以來所積累的剛性文化基因讓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天然地沉浸在戰鼓擂擂的氛圍中。貿易作爲經濟發展中最直觀的環節之一,往往成爲氤氳宣洩這種衝突鬥陣氣氛的最前線,好戰冒進的剛性文化因而也讓發動貿易戰成爲美國處理中美貿易「失衡」現狀的「簡單粗暴」方式。
反觀中國,貫穿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儒」「道」兩家都強調溫柔敦厚、以柔克剛的柔性文化內核。中國的傳統文化因而一直積極倡導社會和諧的觀念,與人親善的價值。「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理念在千年的傳承中擲地有聲地體現了中國文化對和諧的崇尚。常常被習近平總書記掛在嘴邊的、春秋古籍《司馬法》中「國雖大,好戰必亡」這一名句更是時時刻刻警醒治國者要以和爲貴,莫輕言征戰。以這樣的文化視角觀之,任何貿易糾紛都不過是大國交往中最正常不過的小風微浪,不值得、也不應當成爲新型大國關係發展中的絆腳石或攔路虎。
爲什麼川普會經常變臉: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之衝突
結合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相關數據,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研究團隊對文化維度理論進行了擴充,認爲長期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和短期取向(short term orientation)是另一個區分不同文化的重要維度。這一維度刻畫了一個民族對於長遠和近期利益權衡之價值觀。今天用其來觀察中美文化差異似乎特別適用。
以美國爲代表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常常具有短期取向文化的特點,更側重於過去與現在。政策抉擇也往往受短期選舉影響。即便競選時各個政黨會拿「將來」作爲標杆,勝選後難免聚焦眼前的利益而較少考慮未來的變化。這樣的文化促使美國在發動貿易戰時難免過度關注以往貿易中的逆差,極少考慮貿易戰可能存在的長遠震盪,更爲關注短期內能夠帶給國家的現實經濟和政治利益。在貿易戰的烽煙四起後,這種立足短期取向的文化也使得美國會對一時一刻的利益得失更爲敏感;政策的風向標也因此忽東忽西、經常變臉。當短期利益得到階段性滿足時則鳴金收兵;當形式發生了新的變化或受到新的(或更大的)壓力時又再擂戰鼓。整個局勢讓人有撲朔迷離,反覆無常之感。反之,以中國爲代表的長期取向的文化習慣於面向未來,未雨綢繆,防微杜漸,韜光養晦。對待變化著的風雲,人們更傾向以動態、長遠的觀點觀察。這樣的文化促使中國政府即使身處這場貿易戰的烽火之中,仍更着眼於長遠的穩定與發展,處變不驚,力圖徹底搭建一個互信互助的平臺。
展望未來:超越差異
面對未來可能長期存在的貿易衝突,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理解文化差異或許可以爲減緩摩擦提供一些啓示。簡單而言,在貿易磋商和談判中,中國可以針對上文討論的美國文化特點入手:
首先,基於美國文化強調獨立自我構念而非互依性的特點,中國的獲利或許可以被容忍,但是美國的失落則斷然無法被接受(川普競選口號「讓美國再一次偉大」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而可以借鑑心理學中的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s),以美國的利益框架進行表述。側重強調美國對於中國的依賴和貿易互補性來「好言相勸」也許既不能讓美國準確接受,更有可能適得其反,加速矛盾的升級。
第二,面對以剛性文化爲內核的美國,重申貿易休戰與和諧相處的價值也許淪爲「對牛彈琴」。反之,能讓其在某些領域適度感覺到勝利的甜頭或許更對症下藥。特別是在智慧財產等同樣使中國在未來收益的領域做出適當調整會讓彼此海闊天空。
第三,理解美國文化的短期價值取向,中國可以將談判所涉及的得失籌碼儘量放在中短期時間框架下呈現。長遠而言,時間站在中國的一側,但重點是讓美國在短期內依然覺得自己的地位堅不可摧。
顯然,中國和世界的交往融合在伴隨著各自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途徑之後,今日已經進入了文化碰撞的時代,文化的差異無疑是我們看待和理解一些「非典型性」經濟與貿易摩擦的望遠鏡。雖然6月3日,中方就中美經貿磋商發表聲明,宣告「雙方就落實兩國在華盛頓的共識,在農業、能源等多個領域進行了良好溝通,取得了積極的、具體的進展,相關細節有待雙方最終確認」;但15日中方又宣告,鑑於美方的出爾反爾,「雙方先前磋商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同時失效」。幾乎回到磋商的原點似乎表明了此輪中美貿易摩擦的白熱化和長期性,其實也體現了中外文化差異的顯現化和複雜性。
作爲全球化時代的一份子,在看待和分析這場貿易摩擦時,當然希望不僅能夠認清中美之間諸多的文化差異,更應該認識到在這些差異之外,作爲兩個偉大的民族,我們身上存在著更多「人之爲人」的共同點。中美兩國人民對於富足和睦的生活亦有著共同的美好追求。希望這份「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期盼能夠成爲中美貿易關係和全球發展道路上的一盞明燈,驅散誤解與敵意,點亮長期共榮共存的未來。雖然中美貿易摩擦似乎會伴隨川普的整個任期,但終將如中國領導人所說,「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爲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組織行爲學博士候選人)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美兩國目前在貿易層面上的討價還價,不能解決兩國在經濟地位上的深層次矛盾。美國連年的貿易逆差,反映的是以美元爲本位的國際貨幣制度的缺點,即美國可以無限量發鈔,長期以信貸度日。唯有從根本上改變這個美元化的世界,纔可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幫一把,但是要推動人民幣成爲像美元一樣的避險貨幣,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由於川普對中國貨品徵收關稅,始終對中國出口帶來一定的影響,市場的避險情緒升溫,下半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將無可避免受壓。
中美貿易關係惡化成爲2018年全球經濟的焦點。從川普政府提出對光伏、洗衣機等產品徵收關稅,提升至利用301條款制裁中國價值50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再加上禁止美國企業與中興通訊進行商業交易,這些不但反映了美國政府企圖以粗暴的方式解決美中長期貿易赤字的問題,更被認爲是美國對中國在科技領域崛起所做出的策略性攻擊。
儘管劉鶴訪美,威爾伯羅斯訪京,兩國同意加大進口美國商品,加強保護智慧財產,保持雙方積極溝通等,並達成初步協議。可是,這樣並沒有爲這場貿易戰降溫。川普出議反議,繼續推動向中國產品徵收關稅。同時,美國更加向其他國家開展貿易戰,在G7會議擺出強硬姿態,更得罪其盟友加拿大。美國基本上已經成爲現代保護主義的代言人。
圖1:中國跟美國的貿易和債務關係
資料來源:彭博,澳新銀行研究部
在我看來,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只是進出口層面的問題,更多的是兩國在全球貨幣系統中不平衡的表徵。我們要知道美國幾乎跟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存在長期貿易逆差關係,爲什麼呢?一個國家能夠長期購買超過自己出口的商品,是因爲他有能力長期借貸。進口長期大於出口,其國際投資部位必然是淨負債。所以,美國既出現貿易逆差,又出現財政逆差。今天,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2兆美元,是當年中國加入世貿時期的15倍。美國人享受中國工人制造價廉物美的產品,卻沒有想到拖欠中國大量的貸款。中國是美國消費者的店長,也是美國政府債主。
爲什麼美元可以作爲國際儲備貨幣?這個課題在學術上已經有很多解釋。例如,一般經濟學的解釋是由於網路外部效應(Network externalities)所致,各國使用美元成本越來越低,網路效應越來越大,已經流行的貨幣只會更加流行。既然很多國家已經使用美元作爲支付貨幣,其他國家也就同樣使用美元支付貿易,並且購買美國金融機構發行的各種金融產品,以及美國政府發行的主權債務。美元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爲國際儲備貨幣。
另一種解釋源於地緣政治,也是流行的石油美元論。二戰之後美國在軍事上已經取得優勢,特別是在中東地區,美軍保護了重要的石油資源。 1971年,當美國放棄金本位之後,美元大幅波動,1974年尼克松政府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協議,限制沙烏地只能以美元作爲石油出口的交易貨幣,以此換取美國提供軍事上的保護,沙烏地央行也從此選擇讓本幣與美元掛鉤這種匯率制度。這就是市場上所謂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理論。按照這種解釋,美元不單只是一種石油貨幣,也是一種軍事貨幣(Armadollar)。
無論是哪一種解釋,美元目前仍然是一種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相當穩固,這是不爭的事實。既然是這樣,美國在根本上並不能依靠貿易政策解決自身的貿易矛盾,在學術上名爲「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再加上美國經濟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生活方式不能倒退,一般家庭不能接受沒有後花園的洋房大屋,這些都是美國經濟自身的深層次問題。
川普政府要對中國貨品開徵關稅,並沒有針對美國的貿易失衡的元凶。進口關稅只能影響價格,即扭曲進出口貨品的相對價格,但卻不能全面降低美國的購買力。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在美國長期借款能力的問題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這就涉及到美元作爲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問題。美國人需要知道,買東西是需要付款的,借款需要還款,還款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不能靠央媽買單。
其實,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也是協助美國借貸度日的其中一個推手。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開放一次性地爲世界經濟提供大量的勞動資源。這種情況有點像在歐洲發現北海油田一樣,相關的國家在短時間內累積大量的財富,需要透過以主權基金的方式爲資金尋找出路。成熟的美元資產,便成爲這些國家資源的投資對象,中國也不例外。
世界各國必須改變以美元作爲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這種習慣以及信念,正本清源,迴歸基本面,以真實的資產作爲印發鈔票的基礎。既然美元當初成爲國際儲備貨幣源於市場對於她購買力的信任,也就是她的儲備功能,中國也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更加積極,使世界更多央行以及主權基金甚至是金融機構減少持有美元資產。
假如中國減少購買美元國債,這並不應被視爲對川普政府政策的一種報復手段,而應被該視爲改變美元作爲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一種行動。事實上,不少國際大型基金的操盤者多次向筆者提出,美元在他們眼中是一種結構性的弱勢貨幣。我們每年偶爾會見到美元升值,但是都是週期性的。美國國債收益率在過去30多年長期下降,說明美國的生產力以及通膨長期下滑,在趨勢上,美元資產並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收益。過去二、三十年,不少保險公司及養老基金都出現收益不足的負利差問題,就是美元固定收益資產收益率不斷下降所造成的惡果。
如果美元不再是國際上的主要基礎貨幣,儲備貨幣功能降低,美元應該出現長期貶值、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的情況。這種現象,是新興市場面對金融危機的典型表現。美元貶值,會減少美國的進口購買力卻同時增加其出口的競爭力,幫助美國實現進出口平衡。另外,長期利率上升,也會提高美國的總體儲蓄率,減少美國的過度消費,進而減少進口,幫助減少貿易逆差。
至於中國,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進口消費品的數量必然增加。居民工資增加,也就意味著出口產品的成本上升,由於美元長期弱勢,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出口競爭力也將下降。這樣的發展,就是對過去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作出修復,從根本上解決中美兩國根深蒂固的矛盾。
要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呢,人民幣國際化也許是一條出路。經過過去六、七年的推動,人民幣已經基本上成爲在全球匯率市場相當活躍的一種投資貨幣。但是,在國際貿易的層面,人民幣的滲透率仍然相當低。另外,雖然很多國家的央行已經開始持有少量的人民幣資產作爲外匯儲備的一部份,而且已經跟中國人民銀行簽定了貨幣互換協議,但是,人民幣資產在全球的份額仍然相當之低,美元仍然被市場視爲無風險貨幣(risk free),如果要人民幣要與美元看齊,這個目標仍然很遠。
圖二:IMF SDR權重和央行
實際分配的比較
資料來源:IMF,澳新銀行研究部
中國也應該在商業層面上推動人民幣交易,改變美元獨大這個不正常現象。今年,上海期貨交易所已經推出了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而大連商品交易所也開放外資參與鐵礦石期貨交易。今年六月,國際資本市場通用的MSCI新興市場指數將會納入中國的A股。我們估計固定收益產品市場流行的指數(例如JP Morgan EMBI等債券指數)也很快把中國的固定收益資產納入其中。這些發展具備相當的突破性,可以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地位以及流通性。
但是,要提高投資者持有中國資產的信心,中國必須加大對金融業的開放,並提升政策的透明度。美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是美元國際地位的重要基石。由於很多投資者仍然擔心持有人民幣的政策風險,限制了人民幣成爲國際基準貨幣的能力。中國要在這些軟實力方面更多努力,只有這樣,美國聯儲局纔有可能不再成爲美國進口的提款機,美國的貿易赤字才能減少,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才能達到真正的平衡。
川普對中國貨品徵收關稅,始終對中國出口帶來一定的影響,市場的避險情緒升溫,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將無可避免受壓。其實,在中美貿易摩擦升溫以來,人民幣匯率已經從今年3月時的高位6.27貶值到近期的6.45以上。由於川普要應付今年11月的期中選舉,短期內他的對華政策將仍然偏向強硬。經濟前景不明朗,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從適度從緊的方向微調至較中性的操作,加大投放、將準等措施已經是大機率事件。在這個背景下,估計今年下半年人民幣的匯率將較爲波動,匯率在短時間內有可能出現2-3%的變化,對期內要推動人民幣成爲國際貨幣將較爲困難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近日在日內瓦湖畔的小範圍貿易研討會上,大家認爲,川普貿易政策是典型的恃強凌弱(bullying),其他國家沒有切實團結起來,過於軟弱。
更有分析人士認爲,川普狂妄的貿易、外交和非人道的移民政策接近於法西斯主義者。其他國家如果像三十年代英國首相張伯倫對待希特勒那樣,一味的怕對抗、想和解,唯一的結果將是川普變本加厲,更難阻擋。
忽然發現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歷史性的危機時刻。將來回頭看,2018年的6月或許是認清川普真相的分水嶺。
* 與金正恩會談、實現其所謂「歷史性壯舉」後幾十個小時過河拆橋,川普撕毀與中國簽署的貿易停戰聯合聲明,宣佈將對中國500億徵收25%關稅,中國提出反制措施後川普瘋狂加碼說因爲中國反制將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10%關稅。
* 把歐洲盟友扔在一邊,宣佈退出與伊朗達成的多邊核協議,隨後在6月9日的G7峯會後痛罵東道主加拿大總理是「白癡」,狂扁其他歐洲國家領導人,並撤銷已經簽署的G7聯合聲明。
* 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統相繼飛到白宮,希望川普不要對歐盟出口的鋼鐵和鋁材徵收25%關稅,但是川普根本不管,仍然決定6月1日起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徵收上述關稅。
* 繼退出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後,川普政府6月19日宣佈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 繼續在世界貿易組織(WTO)阻撓推選上訴機構成員,並無意提出解決方案,理由是上訴機構曾經越權審理,並且對美國的案件審理不公。
世界,該清醒了。
法西斯主義會發生在美國嗎?一個警告
有一本1935年發表的小說,在川普當選總統後在美國書店一掃而空。小說的名字叫,「這(法西斯主義)不會發生在這裏」,作者是辛克萊爾•劉易斯(Sinclair Lewis),該小說首次發表的背景是,希特勒高喊「使德國再次偉大」,撕毀了凡爾賽條約,並建立納粹軍隊,實行種族主義。
今年四月,美國前國務卿(即外交部長)、喬治敦大學的奧爾布萊特女士發佈新書《法西斯主義:一個警告》(Fascism: a warning),付梓幾周已是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書中,她急迫的警告說,「回頭看,很容易忽略這個時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僅僅把他看做一個壞傢伙或者瘋子,但是那太簡單了,也很危險。法西斯主義不是人類的一個例外,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她說,「川普是美國現代史上第一個反民主的總統。」
其實,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鷗(Alain Badiou)早在川普贏得選舉後一週,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個講座中講道,「這個新的政治人物——川普,還有一些其他人物—接近於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川普的種族主義、歧視女性、暴力,而且不考慮任何邏輯或者理性,這也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的特點。」 他還反思到,「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一些好像回到過去的存在的東西看起來又是新鮮事物。把舊的翻新,也是新法西斯主義的一個特點。」
對外,川普認爲: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都根本不敢和美國單挑打貿易戰,而且因爲軍事安全和意識形態的原因,這些國家更不可能聯手對付美國。
在內,他的基礎選民繼續頑固支援他兌現競選承諾,共和黨議員也順應民粹主義,絕大多數的美國大企業不敢對川普公開叫板,而是靜觀其變。
所以,新法西斯主義者並沒有受到任何有效的阻攔。
歐盟應停止對川普的綏靖政策,停止縱容美國對華301關稅
由於懼怕美國,歐盟對川普的鋼鐵關稅、退出伊朗核協定忍氣吞聲。
遺憾的是,被美國痛打的同時,歐盟不僅不聲張正義,卻選擇尾隨討好川普,並在5月30日,簽署美歐日三方聯合聲明,激烈批評第三國(指中國)的所謂產業補貼、強制技術轉讓和非市場導向政策,決定在各國國內及世貿組織採取聯合行動。歐盟、日本給川普拍盡馬屁,得到的唯一賞賜卻是在加拿大的G7峯會上被川普一頓痛罵。
歐盟妄想與美國聯手打壓中國,一是討好美國,厚著臉皮做盟友,二是希望藉此打壓中國。但是歐盟應該知道:中國之後,隨後就是歐洲,川普絕不會對歐洲手軟。二次世界大戰前,英法對希特勒一讓再讓、心存僥倖,寄希望於希特勒向東侵佔蘇聯,最終法國本土被希特勒侵佔,英國在納粹空襲中遭受重創。
一年的反思夠了,該行動了。去年五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北約和G7會議苗頭不對後曾經深有感觸的說,「歐洲的命運應當掌握在自己手中」。現在,是時候考慮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了,最重要的是,歐洲應當明白,這個世界需要反對的是新法西斯主義者,而不是中國和低收入國家的發展。
歐洲應當在清醒一點。川普在301調查報告中所抨擊的「中國製造2025」,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正義事業。中國技術的崛起和在價值鏈的上移不但不可阻撓,而且對於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歐洲和全球經濟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首先是中國產業升級有助於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產業升級雖然會動一動發達國家的高科技這塊乳酪,但是高舉自由市場旗幟的歐美心裏自然明白,全球高階產品市場的競爭會提高產品和服務的性價比,從而高技術可以在低收入國家得到更好的擴散,會帶動低收入國家的技術和生產能力提升。此外,原本主要由中國扮演的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的製造業可以進一步轉移至其他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幫助這些國家創造就業、擺脫貧困,逐步實現工業化,並逐步進行產業升級。全球193個經濟體中,發展中國家佔到154個。難道這些國家就沒有權利攀登技術的階梯嗎?窮國就應該永遠停留在全球生產鏈的最下端嗎?從這個角度講,阻礙中國的產業升級也是阻礙高科技擴散、阻礙低收入國家的發展空間,是非常不人道的。
其次,中國的產業升級雖然在短期內可能對歐洲和發達經濟體帶來競爭,但是同時在短期和中長期,中國產業升級帶來巨大市場機遇。一方面,中國的產業升級過程中需要從歐洲進口大量的技術產品和服務,而且由於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中國產業升級也會擴大給歐洲在華投資的經濟回報。另一方面,更長遠的看,因爲中國的產業上移後由更多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其他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振興會帶來中產階級的興起,產生更多的有購買力的消費者,成爲規模更大的新市場。
最後而且同樣重要的是,貧窮滋生衝突、跨境犯罪、恐怖主義、難民。中國產業升級以及透過一帶一路等倡議的政策和發展聯動,將給更多欠發達地區帶來的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和平和反恐事業也有著深遠的積極影響。
因此,歐洲不應當縱容川普借301關稅武斷地打壓中國的產業升級,相反,應當旗幟鮮明的站在中國一邊,反對川普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做法,並積極與中國協商共同應對川普。
第一個集體行動:川普須限期整改,否則拒絕他參加G20峯會
由於川普肆無忌憚、出爾反爾,無視國際規則,但同時美國的軍事、科技和金融實力仍然是超級大國,如何應對是一個艱難的問題。在當前解決,遏制川普須有四個原則。
一是給川普一個較短的期限,改正錯誤。比如9月30日。
二是給川普一個必須改正的主要錯誤清單。比如:取消對中國的301關稅;取消對歐盟、加拿大等25%的鋼鐵關稅;不再阻撓WTO正常的增補上訴機構大法官;重新批准美國政府簽署的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議兩個重要的多邊協議。
三是其他所有國家必須團結一致,在川普改正之前,不應當單邊和川普磋商改善關係。
四是保持冷靜,並有明確的備選方案。如果到截止日川普沒有改正其違反國際經濟法原則和契約精神的做法,其他成員的備選方案是什麼。
比如,歐盟和中國可建議:美國以外的G7成員領導人、金磚五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拒絕川普參加G20峯會,原因是他違背了G20峯會促進國際經濟合作的原則和精神。
再比如,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諒解備忘錄25條,構建與現有上訴機構平行的國際貿易衝裁體系,或根據WTO成立協議第9條進行投票,解決美國阻撓補選上訴機構大法官的問題。
中美貿易爭端的發展和川普對內對外政策的自相矛盾,反應出川普的邏輯就是恃強凌弱。即使還不是完全的法西斯主義,但是需保持高度的警惕。
歐盟作爲一個富有歷史記憶的經濟體,包括一戰和二戰的歷史,應當停止對川普的綏靖政策,更堅決的反對川普對華301單邊保護主義的做法,支援中國的立場,並與中方一道糾正川普的話語權,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潛在益處。如果多邊貿易體系瓦解,貿易戰擴散到全球範圍,歐盟和發展中國家都將受到巨大的損害。
隨著川普越來越失去理性,中美經濟重回合作軌道的機率下降,中方應緊急的加強與歐盟及G7其他成員以及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國家的合作和互信,儘快採取聯合行動讓川普限期改錯,否則拒絕川普參加G20峯會,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川普。與此同時,也要做最壞的打算,提前應對中美貿易投資關係的突變,甚至是完全斷絕貿易關係以及周邊軍事事件,因爲法西斯主義正在死灰復燃。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所在機構和機構的資助方,作者感謝丁岑星的協助研究。)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川普政府已決定限制中資投資於多個行業(從航空航天到機器人技術)的美國企業和新創公司。目前它正準備在不斷升級的美中貿易戰中部署最新武器。
專家們表示,此舉對美中經濟關係造成的長期後果可能超過不斷升級的一報還一報關稅戰,併成爲美國開放投資體制數十年來的最大變化之一。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已下令美國財政部起草針對中國對美投資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並於本週公佈。這些措施是爲了配合已宣佈的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目的是迫使北京方面改變智慧財產實踐。
此舉可能會令中國在美投資進一步降溫。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與去年同期相比暴跌逾90%,至18億美元。2016年,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達到創紀錄的460億美元。
知情人士表示,這些投資措施的具體範圍還有待川普政府最近幾天進行內部討論。目前尚不清楚這些限制措施多快生效,以及它們會否針對中國對風險投資基金(這類基金向美國科技行業新創公司提供很大一部分種子資金)的投資。
但據瞭解相關討論的官員和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已決定限制中資收購——或投資於——北京方面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劃所列行業的美國公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制定了在10個行業引領世界的目標,其中包括航空航天、人工智慧、機器人、醫療設備和鐵路。
「中國已將美國的未來行業作爲目標,川普總統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如果中國成功佔領這些未來的新興行業,美國將沒有經濟未來,而美國的國家安全將被嚴重削弱,」白宮高級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上週說。
川普政府似乎有可能會藉助一部在國家經濟面臨緊急情況時讓總統擁有廣泛權力的法律。川普可能宣佈動用上世紀70年代透過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該法以往主要被用來對北韓和伊朗等國實施制裁。
川普政府官員辯稱,之所以需要這些限制措施,是因爲美中在關鍵技術領域展開了關乎生死存亡的創新戰,這將決定全球兩大經濟體的未來。
官員們正在考慮建立一個與跨部門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平行的獨立機構,而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抵制此舉。梅努欽在內部會議上表示,改革CFIUS的新法案正在由國會審批,該法將賦予CFIUS所有必要權力。
但川普政府內外的知情人士都表示,對華鷹派已經贏得內部辯論,白宮已開始告訴各機構,它們需要派人到財政部來擬定新的體制。
曾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的國務院協助起草制裁和經濟外交政策的彼得•哈勒爾(Peter Harrell)表示,川普政府單方面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做法將不同尋常。
他說:「這與過去的行事方式大相徑庭。」
此舉將延續川普在經濟鬥爭中搬出國家安全名義的模式,包括最近的對鋼鋁進口加徵關稅。川普還已對外國汽車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發起調查。上週五川普稱,此舉可能導致對歐洲汽車徵收20%的關稅。
如今供職於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哈勒爾表示:「川普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極大地模糊了界線,似乎在把美國面臨的任何重大經濟挑戰都說成是國家安全挑戰。」
保守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美中經濟關係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表示,川普政府瞄準中國對美國關鍵技術領域的投資是正確的。但如果選擇單方面行動,繞過或取代改革CFIUS的立法努力,它可能會在國會遭遇阻力。
他說:「這將不會令(國會內的)人士高興,即便他們同情(限制中國獲得美國技術的)整體政策目標。」
圍繞利用國家安全法令加徵鋼鋁以及潛在的汽車進口關稅,川普政府已經面臨國會內部支援貿易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反彈。
譯者/何黎
過去一週裏,貿易緊張局勢不斷加劇以及美元走強,給東亞各市場帶來了衝擊波,投資者從全球和新興市場股票基金撤出的資金創下了紀錄。
EPFR的數據顯示,全球股票基金的周內資金流出量創下了81億美元的紀錄,而在截至週三的一週裏,全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的資金流出量也創下了60億美元的紀錄。
這一週裏,白宮決定對進口自中國的5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並威脅稱,如果北京方面實施報復,則美國將對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週二,貿易戰陰雲震撼了亞洲市場。
「我們看到了由貿易言辭到貿易行動的劇烈轉變,」Pacific Life Fund Advisors資產配置主管麥克斯•高曼(Max Gokhman)說,「美中之間不斷升級擬議採取的貿易行動的速度,正引起投資者的擔憂,他們寧願離開危險之地。」
與此同時,在美聯準(Fed)加息、美國經濟出現相對強勢跡象之後,美元匯率在過去一週裏升至一年多來的最高水準。
過去一週,美國股票基金的資金流入量爲51億美元,與全球和新興市場基金的資金流出形成鮮明對比。
週三紐約市場早盤,3.21億美元資金大舉撤出一隻新興市場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可能是新興市場基金資金流出創紀錄的原因之一。
瑞銀全球財富管理(UBS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美國投資策略主管傑里米•齊林(Jeremy Zirin)表示:「美國本季度的經濟勢頭有所好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成長差距也有所擴大。」他說,「由於市場變得更爲動盪,並對貿易感到擔憂,還有一種避險因素」正在吸引投資者投資美國。
今年,美元不斷走強,在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嚴重依賴美元融資的國家引發了市場動盪。
然而,沙烏地阿拉伯是過去一週裏新興市場的一個亮點。由於預計沙烏地股市將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流入該國股票基金的資金達4900萬美元,爲今年迄今的第三大紀錄。週三晚些時候,沙烏地股市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訊息得到了確認。
譯者/何黎
美中貿易戰的一個令人扼腕嘆息的諷刺是,德國汽車製造商BMW(BMW)和戴姆勒(Daimler)可能最終成爲這場貿易戰中的最大輸家。
在兩個支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所在共和黨的州進行數十年投資之後,按出口價值計算爲美國最大的兩家汽車出口商可能受到最大傷害。
如果中國將報復美國總統政策的威脅付諸實施,BMW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工廠和戴姆勒旗下梅賽德斯(Mercedes)在阿拉巴馬州的工廠——按價值計算爲美國最大的兩家汽車出口商——生產的運動型多功能車(SUV)從7月6日起將面臨40%的高額關稅。
相反,中國提高關稅對美國主要汽車製造商的影響不大。
對福特(Ford)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來說,中國市場極其重要,但它們在中國銷售的汽車絕大多數都是在中國本土生產的。二者都與中國公司組建了業務興旺的合資企業,這些合資企業生產的汽車滿足了中國市場對這兩個品牌的大部分需求。
令貿易戰後果複雜化的是,戴姆勒和BMW的德國同行保時捷(Porsche)和奧迪(Audi)可能成爲主要受益者,因爲從歐洲出口到中國的汽車將只面臨15%的關稅。
大衆(Volkswagen)的運動和豪華車型沒有在美國生產。保時捷卡宴(Cayenne)、奧迪Q7都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生產。斯洛伐克的人均汽車產量比全球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
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的董事楊菁指出,新的壁壘將使在美國設廠的品牌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北京方面威脅採用這些進口壁壘來反制川普爲縮小貿易失衡規模而宣佈的針對價值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計劃。
美中針鋒相對,第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是,戴姆勒週三發佈了盈利預警,引發投資者爭相拋售歐洲汽車製造商的股票。雖然BMW確認了公司的盈利前景,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分析師哈拉爾德•亨德里克斯(Harald Hendrikse)警告說,BMW從美國的出口也可能受到影響。
戴姆勒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卡盧薩(Tuscaloosa)的梅賽德斯-賓士工廠自1997年以來已生產300多萬輛汽車。去年,該廠向中國出口了大約6萬輛豪華SUV。BMW去年從美國向中國出口6.4萬輛SUV。在過去25年裏,BMW累計投資90億美元將其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斯巴達堡(Spartanburg)的工廠建設成爲其在全球最大的工廠。
惠譽的數據顯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兩個德國品牌的貢獻,美國去年對中國的汽車貿易實現116億美元順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是美國在汽車貿易方面實現順差的唯一一個大型市場,」傑富瑞(Jefferies)的分析師菲利普•霍喬斯(Philippe Houchois)說。「進口關稅可能促使德國(汽車製造商)增加在中國的產量,使美國出口和就業面臨風險。」
美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對中國的出口「微不足道」,惠譽說。今年第一季度,通用汽車在全球銷售了近30萬輛汽車,但通用汽車每年從美國銷往中國的汽車只有幾百輛。惠譽表示,「福特從美國銷往中國的汽車數量——主要是林肯(Lincoln)車型——在其去年120萬輛的在華銷量中僅佔6%。」
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可能成爲美國總統發起的貿易戰的又一個意外犧牲品。歐盟表示將對一些美國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其中包括這家標誌性的美國摩托車製造商的產品。若果真如此,這可能會損害川普在威斯康辛等地區獲得的政治支援。威斯康辛是2016年大選中一個關鍵的搖擺州,也是這家公司的總部所在地。
美國加徵關稅給中國汽車行業帶來的風險也不會很大。惠譽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向美國出口汽車5.3萬輛——僅佔中國汽車產量的0.2%。
該評級機構表示,川普透過對中國增加投資壁壘來保護智慧財產的計劃「可能在更長期內帶來更大的挑戰」。但一個可能的結果是,中國企業可能會利用「其它戰略來提高他們在全球的競爭力,比如在歐洲投資或加強國內研發能力」。
這種應對方式將與美國總統宣稱要實現的目標——鼓勵在美國國內生產和阻止外包——背道而馳。
來自一家德國汽車製造商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貿易專家稱,川普的意圖「令人困惑」。
「有些國家利用關稅和保護措施來培育強大的汽車產業——比如南韓、日本或中國——待其汽車產業具備全球競爭力後,這些國家都降低了壁壘,」他說。「這種做法很有效。但川普採取了不同的做法。他選了一個高度發達、成熟的產業,然後對該行業的進口徵收高額關稅。沒有經驗證據表明這樣做能創造就業。」
譯者/何黎
習近平動員外國公司首席執行長協助中國應對與美國的貿易攤牌。
約20位跨國企業領導人(包括多家美國公司的代表)昨日與中國國家主席和高級官員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會晤。
中國官方電視臺晚間新聞播出的長達6分鐘的頭條報導顯示,習近平譴責保護主義,頌揚中國「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計劃和投資環境的好處,而商界人士在聚精會神地傾聽、做筆記和鼓掌。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習近平說。「中國將繼續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繼續創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智慧財產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爲國內外企業家投資創業營造更加寬鬆有序的環境。」
據官方電視臺報導,外國企業高階主管們讚賞了中國的發展,敦促更進一步全球化,並建議世界應當增進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理解」。
多數跨國公司反對川普政府提議的關稅計劃,但擔心被捲入美中貿易交火。一些美國公司的高階主管謝絕出席昨日與習近平的會晤。
在尋求海外盟友的過程中,北京方面還宣佈了一系列開放中國金融服務業的舉措——這些是外國企業一直在爭取的改革。自3月份以來公佈的政策包括提高外國投資者持有保險和證券公司等金融服務公司的持股上限。
「所有領域的大門似乎都在關閉,但有一個領域正在開放,」總部位於北京的政策諮詢公司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的聯合創辦人安德魯•波爾克(Andrew Polk)說。「如果你不給外國人一個有吸引力的甜頭,他們就不會增加投資。」
中國領導人一直在竭力恢復一種印象,即對外國企業來說,中國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市場。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守文字月曾會晤美國企業高階主管,敦促他們更好地講述自己在中國取得成功的故事。
習近平上月會晤了德國企業高階主管,而一羣外國學者和記者獲得了有關加強中央統治的必要性以及西方模式弱點的詳盡簡報。波爾克表示,在經歷了數年的成長放緩和市場波動之後,隨著中國經濟企穩,監管機構對推出談論已久的金融服務業改革的信心更強了。
北京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週三發佈了年度商業信心調查報告。57%的受訪者表示,如果中國市場進一步開放,他們將增加在華投資。這項調查是在開放金融服務業的措施公佈前完成的。
「是的,我們對取消股權上限表示歡迎,但我們希望看到相應的監管改革,使企業不會遇到其他障礙(比如牌照發放或其他未言明的准入障礙),」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何墨池(Mats Harborn)在被問及金融服務行業新舉措時表示。略低於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未來5年中國的監管壁壘將會增加。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對抗升級尚未影響強勁的美國經濟成長數據,但對於關稅將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各方的焦慮情緒正在加劇。
高階主管和經濟學家們表示,核心關切並不是美國經濟擴張會突然中斷(預計當前季度的年化成長率將超過4%),而是企業盈利和支出在多個季度期間受到穩步而無情的拖累。
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 5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5%的頂級公司首席執行長認爲外國貿易報復是中度或嚴重風險,90%的企業掌門人警告投入成本增加的危險。徵求這些看法之前,美國總統尚未宣佈對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開徵新一輪關稅,並威脅要對更多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
曾經擔任家樂氏(Kellogg's)首席執行長和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商務部長、如今是美國對外貿易委員會(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主席的卡洛斯•古鐵雷斯(Carlos Gutierrez)表示,他與企業進行的對話使他相信,貿易緊張將在第四季度開始產生顯著影響。
「受影響最大的將是美國企業,」他說。「他們會報告糟糕的盈利。這將會打擊股市。更糟糕的是,會有人失業,還將引發通膨。」
川普政府堅稱這種擔憂是過度的。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昨日在接受電視採訪時對美國企業的擔心不屑一顧,稱其「誇張」,並稱美國經濟在「蓬勃發展」。
但美聯準(Federal Reserve)主席傑伊•鮑爾(Jay Powell)週三表示,他聽說有企業決定推遲投資或招聘。「貿易政策的變化可能會導致我們不得不質疑前景,」他說。
美國貿易關係突然惡化的近期先例不容易找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經濟學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表示,正確的類比對象不是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實施關稅,當時美國處於通縮和產能過剩狀態,全球貿易體系也非常不同。
更有用的類比對象是2016年英國退歐公投結果所引發的圍繞未來關係的不確定性;他表示,這在12至18個月後才反映在經濟數據中。「英國生產企業正在擱置投資。這就是美國在貿易戰中可能發生的事情。」
企業剛剛開始理解和認真對待自己可能受到新關稅打擊的種種方式。
動力艇製造商Correct Craft的總裁兼首席執行長比爾•耶爾金(Bill Yeargin)已開始重審其公司的擴張計劃。不僅是他的成本在上漲,而且該公司去年出口的1000艘動力艇中,多數出口至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而這個三個經濟體都威脅要對美國徵收報復性關稅。
由於新的鋼鋁關稅以及川普政府本週吹噓的針對中國鋁產品傾銷的歷史性「主動」調查,遊艇產業的鋁等投入品成本已經出現上漲。川普政府的兩項舉措都引發Correct Craft所用的美國國產鋁材漲價。
推高成本的還包括即將實施的針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這些產品包括導航儀表和舷外馬達。
這些關稅將持續多久的問題也正在投下陰影。「如果關稅持續6個月,沒有人會願意在此期間買船,」耶爾金表示。
其他行業正在看到前幾輪關稅的不利影響。官方通膨數據顯示,1月起對洗衣機徵收的進口關稅已觸發18%的漲價。
然而,近期的貿易行動只是一個開始。川普已威脅要對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他還下令對每年1900億美元的汽車進口展開國家安全調查,考慮到該行業對地區乃至全球供應鏈的依賴,此舉可能更具破壞性。
譯者/何黎
川普(Trump)政府上週五宣佈了加徵關稅的500億美元中國商品清單,並強調不包括「手機或電視機等美國消費者普遍購買的商品」。
但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與北京方面的貿易爭端已經升級:他威脅要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還可能對汽車加徵關稅。在此情況下,因隱隱迫近的經濟和政治考驗,這位美國總統大概很難再重複開頭所述的承諾。
川普政府已對所有進口鋼鐵及鋁加徵關稅,從這一點以及截至目前所公佈的中國商品徵稅清單來看,它主要關注的是原材料和零組件。它的目標一直是供應鏈,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一直是間接的。
但擬對進口新車和輕型卡車加徵的關稅(去年美國這部分進口額達1910億美元),以及新一輪針對中國的2000億美元進口稅,將對美國消費者造成更直接的衝擊。
週二,當被問及川普政府計劃如何避免其與北京方面的貿易戰所導致的價格上升傷及消費者時,白宮高級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用這種做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來辯解。他說:「我們現在努力在做的,只是抵禦中國的經濟侵略,並帶來結構性變化。」
川普已將減少每年3750億美元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作爲其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川普政府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大部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都是美國消費者既想要、又可能不願多掏錢的商品。
去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5050億美元商品,其中有逾1000億美元都是兩類商品:手機和電腦。以價值計前15種中國商品的進口額達3500億美元,佔到美國對華進口的70%。其中10種爲消費品,包括玩具、體育用品、家用電器和電視機。
只要比較一下上週五川普政府公佈的500億美元關稅清單與其4月份發佈的第一份清單之間的區別,就能明顯看出,川普政府一直極力避免對美國消費者造成直接打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師發現,原始清單中有12%的產品可以歸類爲消費品。該數字在6月15日的最終清單中降到1%,這部分要歸功於一些企業的遊說,比如零售商百思買(Best Buy),該公司極力遊說將平板電視剔除出去。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貿易問題專家、彼得森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瑪麗•洛夫利(Mary Lovely)表示,所有關稅最終都會體現爲價格上漲、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但新的中國產品徵稅清單以及汽車關稅可能改變的,是漲價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速度。
川普已啓動對汽車進口的國家安全調查,調查結果將支援徵收據說是他想要的25%的關稅。該調查可能導致梅賽德斯(Mercedes)及豐田(Toyota)等向美國出口大量汽車的汽車品牌在今年年底前面臨大幅提價。
同樣,如果川普真的對額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新關稅,新稅率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度就會生效。
洛夫利表示:「我認爲(第一輪關稅與後續的關稅之間的)區別只在於時間。成本傳導到消費者那裏需要多久,以及是不是在(11月期中選舉)前。」
期中選舉是美國國會內許多共和黨人對關稅以及消費者將作何反應感到擔心的原因之一。如果過去實施保護主義的經驗成立,那麼這些旨在保護國內產業、懲罰貿易伙伴的關稅,對一個正受到減稅政策刺激推動的經濟體,可能造成的傷害多於幫助。
川普政府對歷史經驗不屑一顧。其支持者認爲,主要由消費者驅動的美國經濟正在高歌猛進,其增速在本季度甚至可能達到4%。美國的零售銷售和消費者信心仍然高漲。
儘管如此,在川普的中堅地帶的部分地區,即使他的支持者也開始感到緊張。
加里•坎馬克(Gary Cammack)和妻子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南達科他州經營牧場用品店,他觀察到自己服務的五個州的牛肉農場主都對這場貿易爭端越來越緊張,這一爭端已經讓他們受到影響。
但坎馬克和他的客戶擔心的不僅是中國和其他利益受損的貿易伙伴可能報復性對美國牛肉徵收關稅,商品期貨暴跌,還有鋼鐵及鋁關稅導致的成本不斷上漲的現實。他說,牧場主用來圍護土地的鐵絲網,原來一卷(0.25英里)60美元,現在已經漲了10%,他預計價格還會繼續上漲。
坎馬克說:「如果大選是今天舉行,我還是會投票給他,而且我希望是我沒搞懂這整個戰略。但當我試圖去理解這些關稅的邏輯時,我有點迷惑……我們都在試圖搞清楚終局是什麼。」
譯者/何黎
沃爾沃汽車(Volvo Cars)首席執行長漢肯•塞繆爾森(Hakan Samuelsson)呼籲中國和歐洲降低汽車關稅,他承認,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有關提高美國汽車進口關稅的言論令他「非常不安」。
作爲這家由中資所有、總部位於瑞典的高階汽車製造商的負責人,塞繆爾森昨日爲沃爾沃在美國的第一家工廠主持了落成典禮。他承認,選擇這個時機純屬偶然。
「感謝上帝,我們建成了這家工廠。如果沒有它,我們的情況會糟糕得多,」當被問到如何看待美國總統威脅提高進口汽車關稅時,他對英國《金融時報》說。
「低關稅符合中國的利益。在歐洲也一樣:保護絲毫沒有使歐洲汽車工業變得更強大。降低關稅對沃爾沃、消費者和經濟都有利,」他補充說。
川普引發了人們對爆發全球貿易戰的擔憂,而且他的很大一部分言論針對汽車行業。他曾表示,他不理解,爲什麼美國竟然只對汽車徵收2.5%的低關稅,而歐盟(EU)對美國汽車徵收10%的關稅。
除在其母國瑞典、以及在比利時和中國擁有工廠外,沃爾沃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Charleston)新建了一家工廠,所以,該公司在作爲爭端中心的三大洲都有製造業務。這家新工廠每年最高能生產15萬輛汽車,其中約有一半將用於出口,並將僱傭多達4000人。
「這家工廠是貿易如何對雙方都有利的一個真正的案例,」塞繆爾森說。該廠將有助於減少沃爾沃的匯兌風險,同時有助於說服美國經銷商加大投資,他補充說。
這家瑞典汽車製造商在汽車業佔據獨特的有利地位,因爲它由中國汽車製造商吉利(Geely)全資所有。吉利還收購了沃爾沃卡車(Volvo)和德國汽車集團戴姆勒(Daimler)的股份。
沃爾沃正考慮在股票市場上市,塞繆爾森重申,這一決定是沃爾沃的所有者吉利及其董事長李書福做出的。
他表示,近幾個月來,關稅的事情讓他忽喜忽憂。上個月中國宣佈將把進口汽車關稅從25%降爲15%,這讓他感到振奮,但是由於美中爭端,中國也可能取消這一決定。
塞繆爾森說:「這讓人非常不安和擔心。如果實施貿易限制和增加關稅,經濟形勢將完全不同。我們只希望它不會發生……我們應該協調(關稅),使它處於儘可能低的水準。」
譯者/何黎
迫在眉睫的美中貿易戰背後有一個相當大的諷刺。如果你更全面地考察經濟統計數據,讓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如此冒火的美國對華鉅額貿易逆差就會突然開始變得小得多。
按照正統的測算方式,去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爲3750億美元,因爲美國對華出口僅爲1300億美元,而從中國的進口達到5060億美元。
但這忽略了雙邊經貿關係中高度有利於美方的一個關鍵方面。經過近40年的美資企業在華投資,美國跨國公司的在華子公司在向中國消費者出售產品和服務方面業務興旺。
資產管理公司——安本標準投資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常駐香港的經濟學家亞歷克斯•沃爾夫(Alex Wolf)表示,通用汽車(GM)、耐克(Nike)、星巴克(Starbucks)、福特(Ford)等美國企業的在華銷售額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遠遠超過美國對華出口總值。
「這些銷售沒有出現在貿易收支或經常賬戶中,但它們是更廣泛的『總體經濟關係』的一部分,」沃爾夫表示。
2015年(可獲取美國官方統計數據的最新年度),美國跨國公司的在華子公司對中國消費者的總銷售額達到2219億美元。所售產品和服務是由美國子公司在中國僱用的170萬勞動者大軍生產的。
相比之下,中資企業在美國的地盤仍然很小。中資企業在美子公司對美國消費者的銷售額官方數字並不存在,但分析師們估計,相比中國對美出口,這些數字不具有太大分量。
因此,與貿易逆差相比,美中「總體經濟關係」似乎平衡得多。「調整外貿流動數字以納入這種(本地)銷售是棘手的,而且會帶來一些問題。但是,如果有人真要這麼做,這些數字看起來確實會不同,」研究公司——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亞洲經濟負責人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緊張局勢升級,美資企業的大規模在華業務可能成爲一個關鍵脆弱性。之前在中國與日本和南韓爆發政治爭吵後,中國消費者透過抵制日本和南韓產品來表達他們的憤怒。
迄今爲止,北京方面遏制著官方媒體的反應。但在週二,這種剋制似乎有所鬆動。在川普指示要準備針對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後,中國商務部抱怨美國「訛詐」。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臺清單,中方將不得不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做出強有力反制,」中國商務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現在擔憂的是,北京方面在做出回應時,可能不只採取正式的貿易措施,還會利用非正式的民族主義反彈。「中國對通用汽車、福特、星巴克、耐克等美國在華企業的影響力,有很大一部分可以非正式地施加,」沃爾夫表示。
「如果美國在中國媒體上被描繪爲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那麼你可以看到這些企業的銷售受到打擊——不是被官方的監管行動打擊,而是被消費者抵制打擊,」他補充說。
沃爾夫表示,特別容易受影響的是中國人赴美旅遊——去年這是美國對華最大出口,超過大豆、飛機和電動機械。
「中國在徵收關稅方面剩下的彈藥較少,但歷史顯示,它可以採取其他種種措施找美國企業的麻煩,特別是在中國經營的企業,」牛津經濟研究院的高路易表示。這些措施包括擴大健康、安全和稅收檢查,拖延商品進口和抵制美國產品。
「中國官方的立場仍是它不想打貿易戰,但不怕打。」
譯者/何黎
川普政府將其引入關稅後國內鋼價的漲幅歸罪於投機者,稱將調查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所稱的「牟取暴利」行爲。
羅斯昨日表示,美國國內鋼價的漲幅遠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今年下令開徵的25%的鋼鐵關稅本應帶來的漲幅。鋼價正日益受到美國許多製造商的關注。
美國基準鋼價今年以來上漲近40%,遠超歐洲和北美其他地區的漲幅。
「迄今發生的情況令人非常不滿,」羅斯表示。他指出,有一些「中間商」囤積居奇,使鋼材不能進入美國市場,「這顯然是一些業內人士的反社會行爲的結果。」
這位前華爾街銀行家還把近期大豆價格的波動歸罪於投機者。這種波動影響著美國最大的出口農作物。由於市場擔心北京方面可能要報復川普政府所威脅的對2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大豆價格暴跌。
羅斯昨日在國會聽證會上宣佈將調查鋼價,他在聽證會上受到指責,一些參議員形容川普政府引入鋼鐵關稅和10%鋁關稅的方式「混亂」和「無能」。
鋼鋁進口關稅源於川普政府下令進行的國家安全調查,在川普下令對進口汽車進行同樣的國家安全調查後,一些參議員警告川普政府不要對進口汽車採取同樣的關稅措施。6月1日,川普政府將鋼鋁關稅的徵收範圍擴大到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
「鋼鋁關稅的教訓顯而易見:這些關稅無助於美國國家安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主席奧林•哈奇(Orrin Hatch)對羅斯說,「相反,它們會傷害美國的製造商,傷害我國經濟,傷害美國的消費者,在給予中國免費通行證的同時破壞我們與長期盟友的關係。」
譯者/徐行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週證實,美國將從7月6日起對逾1000種、價值500多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25%的關稅,雖然他與金正恩(Kim Jong Un)會晤的「餘暉」還未散盡。
中國立即表示將針對545類美國商品實施對等報復。川普本週的反擊是要對另外的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10%的關稅。現在與中國的貿易戰還處在「山麓地帶」,而川普正在考慮讓貿易戰大幅升級,這可能影響全球經濟。
美國對華貿易政策部分與雙邊貿易不平衡有關,但主要還是與中國的產業和監管政策有關——白宮辯稱,這些政策給中國企業帶來了不公平的優勢,涉及強制技術轉讓並懲罰外國公司。因此著重點在於中國的製造業和先進技術領域,如《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劃中的機器人、航空航天、機械和汽車等行業。較新的人工智慧項目也被列爲目標。
從汽車和IT到先進技術,中國要求外國企業參與組建他們沒有控制權的合資企業。中國在高鐵和電動汽車方面取得的進展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種安排。
最近中國在國有和民營企業的運營管理中設立黨代表的做法是另一個引起擔心的事情。許多外國公司必須走審批程式,而批准與否取決於它們是否向本土公司或政府轉讓技術。國有企業可以確定由誰、以何種條件、提供什麼的商品和服務,而電信等行業禁止外國公司進入。所有這些安排都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原則。
川普至少在這方面是正確的:在科技上的領導地位對國防、工業實力和商業有重大影響。他的目標是懲罰中國不好的智慧財產和技術轉讓行爲,並要求中國政府改變其行爲。然而,關稅並不是一件鋒利的工具。它們存在爭議,並在很多方面造成損害。
首先,不清楚關稅能如何迫使中國更加符合美國的要求——何況中國還堅決拒絕讓其產業戰略屈從於外國影響或壓力。
其次,關稅會傷害美國。舉例來說,對約300億美元的鋼鐵產品徵收進口關稅導致國內鋼鐵價格自今年3月份以來上漲近40%。美國鋼鐵生產商會很高興並可能創造數百個新的就業崗位。不過,對鋼鐵用戶來說,價格上漲了,這引發了整個經濟領域失業的擔憂。現在想像一下,如果美國兌現另外兩個威脅——對逾1800億美元的汽車行業產品以及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提高關稅——則會產生何種經濟影響。
第三,美國的最新威脅將使美國能對從中國進口的2500億美元(幾乎佔到總額的一半)產品徵收關稅。而且,中國將不再能夠以牙還牙,因爲它一年只從美國進口1300億美元的商品。那麼,作爲還擊,中國可能會設法採取審計、財務和監管手段來針對在華的美國公司。
例如,它過去也對日本和南韓公司做過類似的事情。中國甚至可能讓人民幣貶值。但是,到了這個階段,全球市場將會收縮,而中國的成長、價格和就業都將受到影響。
第四,全球供應鏈將面臨風險。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將打擊在華經營的美國公司。例如,就半導體來說,一些美國公司首先會將材料出口到中國進行加工和測試,然後再進口到美國。
多數經濟學家對迄今爲止宣佈的具體關稅的直接影響相當樂觀。從中美分別爲12兆美元和逾19兆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來看,它們確實很小。然而,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比簡單運算表明的更具破壞性,貿易戰升級將損害商業信心、提高價格並造成失業。
比起心血來潮採取的反覆無常的政策,有更好的方式能向中國施壓。川普應該停止像日內交易者那樣行事,而是制定一項讓志同道合的國家去推進的議程。他還應針對特定的智慧財產和技術轉讓濫用行爲制定監管互惠戰略。
無論今年夏天會發生什麼事,現在要避免與中國全面開打貿易戰需要川普明顯改弦易轍,而他似乎不願意這麼做。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中心(China Centre)研究員,著有《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一書
譯者/裴伴
川普的不可測性讓善於理性分析的經濟學者們屢屢感到沮喪,讓奉行多邊主義的各國首腦、國際組織領袖倍感頭疼,甚至連川普同僚也往往因其出其不意而經常深感不安。自川普上任以來,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攪亂了全球市場秩序,重塑了區域關係,如發動一場全球範圍內聲勢浩大的貿易戰,與傳統盟友關係降至冰點的同時,又與北韓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這些重大變化在一年前是難以預料的。
對川普的誤判似乎已不稀奇。早在川普上任之初,當時大部分分析認爲,川普貿易保護的提法只是爲了獲得選民支援而採取的策略性提法,是政治家爲贏得選舉慣用的伎倆,上任之後大機率不會兌現。而對於中國的影響,起初大部分觀點也贊同川普出任美國總統比對華抱有仇視態度的老牌政客希拉里出任更爲有利,甚至在川普上任後的半年內,其對中國匯率操縱發難似有減輕,退出割裂中國市場的TPP和TTIP談判,越加讓人相信,川普既缺少執政經驗,又沒有對華集中火力,中國的處境並不值得擔憂,反而在美國獨斷專行的背景下,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會進一步提升。
然而,其後事態的發展否定了這樣的期待,美國將貿易大棒揮舞至全世界,令人始料未及。貿易戰在你來我往中持續升級,美國總統川普3月8日簽署命令,分別對進口鋼鋁產品加徵25%和10%的關稅。受此影響最大的美國傳統盟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已開啓反制。如歐盟成員國6月14日宣佈支援針對美國價值28億歐元的進口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加拿大政府宣佈將對總價值128億美元的進口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墨西哥宣佈將對美國進口豬肉、蘋果和土豆徵稅20%的關稅,對美國乳酪和波本威士忌徵稅20-25%的關稅,鋼鐵製品也在清單之中。
而繼鋼鋁徵稅之後,5月23日,川普政府表態在討論以安全保障爲由對汽車和汽車零組件徵收追加關稅。一旦汽車問題最終火燒赤壁,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和日本等傳統盟友同樣是受影響最大的國家,特別是德國車企將遭受重創。德國總理默克爾已表達強烈不滿,並暗示歐盟與美國的貿易爭端可能開啓新戰線,警告稱歐洲的戰略利益維繫在歐洲汽車產業的前途上,或將對美國大型網路企業發起競爭調查。
與此同時,中美貿易戰在經歷了三輪談判之後,最終未能避免。6月15日,美國宣佈對華加徵關稅的商品清單,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涉及1102種產品。其後,中國政府做出對等回應,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首期徵收的340億美元商品涉及農產品、汽車、水產品。
6月18日,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的額外關稅,並提出如果中國堅持推進新關稅,加徵的關稅將生效,而一旦中國反制再度加碼,美國將對另外2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商務部則表態,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臺清單,中方將不得不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
川普的底線究竟在哪裏?目前來看,有如下幾種猜想:一是川普對外強勢,落實競選承諾,致力於縮小貿易逆差,增加政治選票,尋求連任;二是川普作爲商人將交易藝術運用至極致,川普目的在於全球範圍內製造混亂,以吸引投資迴流美國,助力美國再度偉大;三是徹底改變國際秩序,讓美國在國際合作交往中獲得更多實惠;四是對日漸崛起的中國採取遏制,貿易談判只是個幌子,貿易戰場不是中美衝突的主戰場,科技領域纔是,最嚴重的情形時重回冷戰。四種猜想,哪些川普能否如願?不妨分別來看,
猜想一:川普支援率上升,僅就政治意圖來看,前期措施似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不難發現,「美國第一」的政策根基在美國異常穩固,川普一系列外交新舉措背後,支援率也逐漸攀升。根據《華爾街日報》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近日聯合開展的一項新聞調查顯示,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援率升至44%,相比其4月份40%的支援率有所上升,川普贏得議會期中選舉,甚至繼續連任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猜想二:趁亂促進全球企業投資迴流,美國的如意算盤未必奏效。
伴隨著美國經濟超預期向好,失業率創十八年來新低,稅改帶動薪資水準和零售超預期上漲,美國似乎正在享受成長進一步向好的好處。相比之下,歐洲今年政治風險加大,經濟數據呈現高位回落,這導致4月以來美元大幅反彈,美元指數一度突破95,資金迴流美國加快。
那麼,能否如猜想二所預期,川普新政擾亂市場,全球避險情緒的增加與美國稅改優惠,吸引企業投資源源不斷湧入美國?其實未必。可以看到,川普上任以來由於其政策多變已產生信任危機。加之近年來美國製裁大棒越加肆無忌憚,對跨國企業頻繁處以高額罰金,惡化了美國的投資環境,美國勞動生產率下降與基建薄弱的情況也沒有明顯改善,企業在美國投資風險反而空前加大,川普的如意算盤未必奏效。
猜想三:川普重塑國際秩序,很難做到對美國完全有利。
川普全面貿易保護,甚至拿盟友開刀,是否能幫助其重塑國際秩序,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獲得好處呢?其實,筆者認爲,這只是建立在利用各國希望避免貿易戰心理,讓渡一定利益與美國達成協議的理想情形。一旦其他國家採取強硬反向制裁,美國也未必能獲得實在好處。如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中,美國出口份額佔比不足10%,中國佔比14%,德國佔比8%,如果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美國發動貿易同等制裁,也將對美國經濟與就業產生負面衝擊,還會推高其通膨水準。
當然,針對川普對盟友發難,還有一種不同的理解,即川普在6月10日G7會議時曾談到美國尋求G7國家之間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想法,川普的揮舞貿易大棒的真實目的是促進西方經濟一體化。但對此,盟友反應冷淡,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爲「這當然非常理想,但不是迅速解決目前危機的辦法。」推動西方經濟一體化對中國顯然更加不利,但目前來看,即便川普果真有意如此,但採取的措施卻是南轅北轍,不僅引發盟友反制,也讓西方國家之間長久以來建立的信任遭遇重創,很難短期內重塑信任。
猜想四:是否是對華的全面遏制,要邊打邊看。
針對川普對華態度與貿易戰前景,其實更難加以預料。中美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三輪貿易談判後,美國仍然單方面放棄協議,讓人越加清晰地看到,川普可能原本就沒有誠意與中國就貿易問題達成和解,或者在貿易強勢中屢試不爽,國內支援率又上升的背景下,川普預期透過與中國交鋒以換取更多的好處。更加悲觀的情形是,川普對華戰場早已不在貿易領域,而是對華的全面遏制,包括打壓中國製造2025、用臺灣牽制中國,以及讓北韓問題的解決脫離中國影響等。
針對不可預測的川普對華意圖,筆者認爲,最悲觀的情形便是對華的全面遏制。當然,筆者猜想,川普的真實意圖未必堅定不移,大機率會根據形勢變化、貿易戰中的力量對比做出調整。筆者認爲,既然沒有辦法猜透川普所想,就不要妄想摸清其心理狀態,以免時刻被其意念牽制,策略上常常處於被動。
當下,川普已經扣下貿易戰扳機,中國不妨大膽迎戰,加入全球反對川普貿易保護主義的陣營,特別是聯合德國一起反川普的貿易保護,共同在硬碰硬的較量中摸出川普底線,以戰促和。其實,早前各方經濟分析已經明確,川普首次與其零售市場相比肩的中國市場大打貿易戰,而非日美貿易戰中零售市場份額僅爲其三分之一的日本,對於中國,其政治上並不像日本一樣依附於美國,政策選擇必不會對美國大舉退讓,自動限制出口配額,美國很難再次嚐到日美貿易戰中甜頭,與中國不顧一切大打貿易戰的結果定是雙輸。
而一旦美國利益受到損失,國內外壓力反噬,便有了貿易戰儘早休戰的可能。當然,也要看到中美問題的長期性,爲避免最壞的情況出現,應該力爭開戰之初便打中其痛點,逼其停戰而非得寸進尺,如打擊大豆等農產品,畢竟農產單品價格不高,但影響川普最廣泛的選民基礎,是比較有效的反制。
同時,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貿易戰全面鋪開,意味著中國難以僅透過對美進口加關稅做到對等反制,開闢新的戰線,影響到美國在華企業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考慮到大量在華美國公司利潤不菲,如美國高通公司全球收入一半來自中國,美國通用也有近一半的汽車銷量來自中國,美國企業在貿易戰中,難免遭遇脣亡齒寒,中國進一步開放的利好預計也很難惠及美國企業。而如果在交戰過程中,美國在華企業能夠持續向川普政府施壓,美國選民能夠真正嚐到苦頭,加之美國通膨上升,經濟受損,以及全球反制的情況出現,儘早結束貿易戰仍有可能。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美國和中國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戰對大豆行情造成了沉重打擊,致使大豆價格跌至遠低於很多美國大豆農戶可以盈利的水準。
上週末,中國把美國大豆加入了加徵25%關稅的進口商品名單,這是針對川普政府起草的針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措施的針鋒相對的報復行動的一部分。
大豆是美國出口到中國的主要農作物,去年對華出口額達140億美元。該作物在美國中西部農業州廣泛種植,在2016年大選中這些州都投了川普的票。
週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的7月大豆期貨價格下跌3.7%,至每蒲式耳8.75½美元,是自2016年3月以來即月合約(front-month contract)的最低價格。這一行情進一步拉低了穀物價格,CBOT的7月玉米期貨價格下跌1.1%,至每蒲式耳3.52美元,CBOT的7月小麥期貨價格下跌2.2%,至每蒲式耳4.79¼美元。
「有點血洗的味道。」芝加哥大宗商品經紀商Blue Line Futures的奧利弗•斯勞普(Oliver Sloup)表示。
貿易促進機構美國大豆出口協會(US Soybean Export Council)北亞區域主任保羅•伯克(Paul Burke)表示,中國對美國大豆的現行關稅稅率爲3%,增值稅爲10%。他稱,加徵的新關稅將把綜合稅率提高至38%。
在最近的農事年中,美國向中國出口大豆3620萬噸,佔其大豆總出口量的61%、其大豆總產量的31%。伯克估計,新關稅將使美國對華出口量減少70%左右。
中國需要從外國進口大豆來飼養豬和雞,預計中國將加大從全球最大大豆出口國巴西的進口。巴西大豆市場一直比較堅挺: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駐聖保羅的穀物和油料作物分析師Victor Ikeda表示,巴拉那瓜港(Paranaguá)出售的大豆對9月交割的芝加哥大豆期貨的溢價已經擴大至每蒲式耳1.45美元,是往年同期通常水準的兩倍。
Victor Ikeda表示,「我認爲總的來說這與中國的進口關稅有關。」
美國中西部農田的良好長勢對美國大豆行情造成了進一步打擊。大部分播種工作已經完成,本週一美國農業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對73%的大豆田的評級爲良好至優秀。
斯勞普表示:「整個美國的天氣都很好,農作物評級也很好,收成應該不錯。對於做空者來說,來自中國的貿易新聞顯然是『錦上添花』。這給行情帶來了巨大壓力,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
按照目前的大豆價格,一些農戶會賠本。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商業性農業中心(Center for Commercial Agriculture)的邁克爾•朗格邁爾(Michael Langemeier)估計,印第安納州生產率較高的農場今年需要每蒲式耳10美元以上的價格才能保本。
種植者遊說團體美國大豆協會(American Soybean Association)已懇請美國政界領導人撤銷對中國的關稅。該組織上週表示,北京的反制措施「對大豆農戶來說是個壞訊息」。
譯者/何黎
週一,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威脅要擴大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的範圍,此舉大大增加了中國採取非關稅應對措施的幾率。
美國的企業高階主管們擔心,川普最近威脅對高達2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約爲美國對華年出口額的兩倍——將會引發中國當局採取諸如對美國企業進行突擊監管審查之類的應對措施。
最近幾個月已經有一些這樣的間接證據,中國進口的一些美國食品、汽車及寵物食品被拖延通關,以接受更嚴格的檢查。
當時中國海關否認這些檢查別有用心,稱其「符合國際慣例」。針對川普的最新威脅,中國商務部昨日表示,準備結合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措施,但未詳細說明。
近幾個月來,美國的高階主管們已警告川普政府要預見到中國會做出這樣的反應。
5月中旬,一羣美國企業高階主管從中國前往華盛頓,與美國政府官員和議員會面。在他們到訪期間,川普政府列出了對500億美元中國工業出口品徵稅的商品清單,這些商品將因與涉嫌竊取智慧財產行爲有關而被徵收懲罰性關稅,川普還威脅稱,如果北京方面做出相應反擊,美國將再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稅。
據該商業代表團的成員稱,美國政府官員們認爲這是一種聰明的策略。
「有的官員說,『由於我們不向中國出口價值1500億美元的商品,在這一點上我們就贏了他們,』」一位美國高階主管回憶道。
作爲回應,來訪的高階主管們將話題轉向了中國政府採取非關稅措施進行非對稱回應的能力。
「如果中國對美國的第二波關稅做出回應,一些美國企業將受到傷害,或者是直接被當作靶子,或者是在中國的行政或通關程式中普遍性地遭遇遲滯,」上海美國商會會長季瑞達(Kenneth Jarrett)說。
總部位於北京的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的聯合創辦人安德魯•波爾克(Andrew Polk)稱:「中國在之前與南韓和日本的爭端中已經制定了(非關稅)策略。即便用完了數量型措施,中國也還有充足的武器。」
美國總統週一發出的指令與其先前的威脅相比翻了一番,他指示他的貿易代表以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爲報復目標。如果全面執行,這些懲罰性關稅將必須適用於廣泛使用的消費品以及先前確定的工業出口品。
一些分析人士認爲,川普錯誤地估計了中國可能對美國企業造成的損害。
「川普明顯認爲,美國在這場升級的對抗中佔據著上風——因爲中國會先於美國喪失徵收關稅的餘地——這可能是個嚴重的錯誤,」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一位與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關係密切的經濟學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說。「中國還有其他許多掣肘美國的有效舉措,包括對在華經營或供應鏈經過中國的美國企業施加更大壓力。」
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原本似乎尋求透過磋商來解決貿易爭端,然而川普在近幾週一再做出的關稅威脅,似乎讓一樁原本意在清除障礙的協議變得複雜起來。
川普親自向習近平保證,美國商務部將解除對中興通訊(ZTE)的制裁——這家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被發現違反美國製裁禁令向伊朗和北韓出售產品——作爲回應,中國的競爭監管機構似乎已經準備爲高通(Qualcomm)以470億美元收購荷蘭微晶片公司恩智浦(NXP)的交易放行。
美中官員都堅稱,這兩件事情是分開處理的。但在今年5月,川普暗示將不再「擱置」與中國的貿易戰,美國國會官員引入可能對中興重新判處「死刑」的立法。之後,中國商務部對高通-恩智浦交易的審批似乎就陷入了停滯。
像波音(Boeing)這樣逃過中方威脅要進行的第一輪報復措施的美國出口商,也很可能再度進入中方的視野,因爲中國希望其反制措施在金額上要儘可能地與川普的關稅措施對等。
今年4月初中國發布的第一份涉及500億美元美國商品的關稅清單上包含了美國飛機,但上週末發佈的最終清單上並不包含此項。最新的清單也不包含美國種植的高粱。這種動物飼料原本要被徵收高額反傾銷稅,但在5月中旬的中美貿易談判前,作爲一種和解的姿態,北京方面撤銷了對美國進口高粱的反傾銷措施。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和其他美國官員有意淡化中美貿易戰可能給美國農民帶來的損失,聲稱中方不進口的美國大豆或其他大宗商品在全球市場上可以很容易地賣給其他國家。美國出口的大豆中有一半以上銷往中國。
但川普還是提出了恢復扶持國內農民計劃的可能性,以幫助他們抵擋貿易戰可能帶來的損失。
湯姆•漢考克(Tom Hancock)補充報導
譯者/徐行
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戰幾個月來首次嚇到投資者,中國股市昨日出現大幅拋售,並開始波及全球市場,給大型出口國的企業帶來尤其沉重的打擊。
數週來,投資者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好鬥表態不以爲意,但分析師們表示,他上週決定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隨後又發出新的信號表明,如果北京方面報復,他將另外針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這些事態正在加劇市場焦慮。
「這件事已成爲一個躲不過的威脅,以至於先前市場有點麻木。但它可能是更大更糟糕的事情的開頭,」景順(Invesco)全球市場策略師克里斯蒂娜•胡珀(Kristina Hooper)表示。
面對市場拋售,白宮沒有發出任何信號表明它準備退縮。川普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表示,本屆行政當局認爲它在這場糾紛中佔據更有利地位,他指出中國每年對美出口達到5000億美元,提供大把關稅目標,而美國每年對華出口是1300億美元。
「顯然,中國有大得多的利益可能損失,」納瓦羅表示。他表示,川普厭倦了與北京方面持續一年的談判。「這裏有一個根本的現實,那就是空談沒意義。」
對於白宮的懸崖戰略,市場反應是富時環球指數(FTSE All-World index)下滑1%,爲5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但是,依靠對華出口拉動業務成長的美國和德國大型製造商是投資者關注焦點,波音(Boeing)下跌4.6%,卡特彼勒(Caterpillar)在紐約盤中一度下跌4.3%。在德國,福斯汽車(Volkswagen)收盤下跌2.4%,而鋼鐵製造商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下跌2.2%。
還有跡象表明,這場爭端可能打擊對美國政治比較重要的農業州,在芝加哥,7月大豆期貨下跌3.7%,至每蒲式耳8.755美元,對於即月合約是自2016年3月以來最低水準。中國已表示,將針對美國大豆加徵25%的關稅。
市場拋售在中國開始,而且在中國幅度最大,上證綜指收盤下跌4%,逾20個月以來首次跌破3000點大關。香港股市下跌2.8%,爲2月初以來最大跌幅。
針對川普的關稅,北京方面採取同等力度的報復行動,上週宣佈對500億美元美國輸華產品徵收新關稅,昨日還堅稱將繼續回敬美方的措施。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臺清單,中方將不得不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做出強有力反制,」中國商務部表示。
譯者/何黎
中國準備對美國加徵報復性關稅,打擊美國近年來最成功的出口行業之一:能源。
近年美國對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出口大幅成長,美國能源業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保持著貿易順差。但除了液化天然氣(LNG)以外,美國大部分對華能源出口可能被中方徵收25%的關稅,這是上週中方威脅要採取的第二波關稅措施的一部分。
此舉很可能削弱美國石油生產商的盈利能力。全球石油市場極具流動性,被中國拒之門外的原油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買家。問題在於,爲了找到新的客戶,美國石油出口商將不得不在價格上做出一定的讓步。
某大宗商品交易公司的一位高階主管表示,還不清楚中國對原油徵收的關稅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生效,他所在的公司將保持「觀望」。
行業組織美國石油學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的阿龍•帕迪利亞(Aaron Padilla)表示,貿易爭端的升級已經傷及美國企業。
今年3月川普政府對鋼鐵進口徵收關稅,已經抬高了美國能源企業的成本,美國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的新關稅涵蓋了美國能源企業採購的一些產品,包括海上設備的一些部件。現在,中國政府的報復性關稅將成爲美國能源企業遭受的第三次衝擊。
帕迪利亞表示,美國石油學會正與川普政府交涉,提出其擔憂。「我們希望他們瞭解,關稅對美國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有負面影響。」帕迪利亞說,「你不能在徵收關稅的同時,促進能源生產和最大化能源產量。」
中國是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在美國國會解除原油出口限制後,美國的原油出口從2016年起迅速成長。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的數據,儘管起步緩慢,但在2018年頭3個月,中國日均從美國進口35.8萬桶原油,使其與加拿大比肩,成爲美國石油出口的最大目的地之一。
隨著開發頁岩層所得的新產量讓美國成爲一個有競爭力的供應國,中國對美國液化石油氣(包括丙烷)的進口也在逐漸增加。液化石油氣基本是同質的,這使中國更容易用中東等其他地方的供應補上美國出口的減量。但原油在密度和硫含量等特性上差異很大,不同的煉油廠會針對不同等級的原油進行優化。
今年5月中國的原油進口量爲每天920萬桶,其中一大部分銷售給中石油(PetroChina)和中石化(Sinopec)等國有企業。交易商維多(Vitol)的全球研究主管喬瓦尼•塞里奧(Giovanni Serio)表示,市場將做出調整,重新調配石油流量。
研究集團Wood Mackenzie的亞洲煉油業高級經理蘇雷什•西瓦南丹(Suresh Sivanandam)表示,中國可以透過西非等其他來源來補上美國輸華原油的減量,然而,「美國將很難找到體量與中國一樣大的替代市場」。
安睿順德倫律師事務所(Eversheds Sutherland)駐華盛頓能源律師雅各布•德韋克(Jacob Dweck)表示,如果中方真的對美國原油開徵關稅,「實質上,這就需要每天把30萬桶到40萬桶美國石油轉到其他地方。這並不容易。顯然,這些石油可以轉到其他市場,但對美國生產商而言,獲利可能會減少。」
美國生產商已經不得不接受石油價格折扣,部分原因是從繁榮的美國二疊紀盆地(Permian Basin,主要位於德克薩斯州和新墨西哥州——譯者注)到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沿岸的煉油廠和港口,管道已經滿負荷。週一美國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的價格爲每桶56美元,比全球基準布倫特原油(Brent)的油價低19美元。
Blacklight Research的科林•芬頓(Colin Fenton)認爲,關稅可以被視爲一種談判戰術,最終能夠帶來貿易關係的改善。美國的穩定使其依然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供應商。他表示,「當冷靜的頭腦佔上風時」,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石油有望達到每天50萬桶。
譯者/徐行
投資者幾乎沒有關注到資本市場上的最大地緣政治風險。它就是分裂美國與歐盟(EU)的日益擴大的鴻溝。
鑑於撕裂跨大西洋聯盟的因素很多,分裂導致世界上兩大經濟體之間貿易和投資壁壘增多的前景並非不可想像。雙方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包括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北約(Nato)承諾以及數據私隱規定。加劇當前有毒氣氛的是美國對歐盟鋼鐵和鋁進口徵稅,以及針對汽車貿易的潛在貿易壁壘。
當前的敵意正侵蝕幾十年來的信任,並令人對經濟合作產生懷疑,過去70年,這種合作一直支撐著全球繁榮與和平。
幾十年來,跨大西洋聯盟一直是全球經濟的基礎,制定並管理全球貿易、投資和金融規則,在此過程中帶動不那麼幸運的國家,包括中國。
歐美經濟合作幫助推動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名義美元計算)從1950年的不到1兆美元升至2016年的76兆美元。它對於結束冷戰以及民主的全球傳播很重要。簡言之,受跨大西洋合作伙伴關係塑造的世界是近現代史上生產力最高且最繁榮的,也是投資者的最大利好。
從這個角度來看,跨大西洋合作破裂所帶來的市場風險相當巨大。被圍繞中國、印度和新興市場的炒作所吸引的很多投資者並不知道,歐洲對於美國企業界盈利的意義要大得多。例如,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數據,2017年,歐洲佔美國企業海外附屬公司利潤總額(衡量全球盈利的一個指標)的56%。美國企業附屬公司去年在歐洲的盈利(2620億美元)是在亞洲盈利(850億美元)的3倍多。
儘管這種利潤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歐洲對利潤的課稅(或者不課稅)方式,但它們基本上反映了美國企業界過去幾十年在歐洲辛苦積累的巨大投資。在美國企業界的全部外國資產中,據估計有60%(驚人的16.2兆美元)位於歐洲。在這種資本基礎上,美國企業附屬公司在2017年創造了大約3.2兆美元的銷售額,比亞洲的可比數據高出70%。
歐盟一直是美國企業青睞的目的地,原因有很多。首先,美國跨國公司更喜歡歐盟的原因是其市場規模;即使在刨除英國後,歐盟仍佔全球GDP(以名義美元計算)的18%。第二,歐盟不只規模龐大;它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地區之一,在人均GDP最高的25個國家中,有12個位於歐洲。與財富關聯的是高技能和高生產率的勞動力、較高的人均消費水準、先進的創新,以及世界級的研發基礎設施,所有這些都支撐著歐盟對美國企業界的吸引力。
同樣,美國的規模和財富長期吸引著歐洲企業。2016年(可獲得數據的最後一年),歐洲在美國的投資總存量爲2.6兆美元,是來自亞洲的可比投資的4倍多。歐洲企業附屬公司的權益遍佈美國,爲員工提供了良好的就業和穩定的收入,也提振了歐洲很多最大跨國公司的盈利。
所有這些都突顯出了歐美合作破裂的風險和利害關係。尤其面臨風險的是那些對美國出口(商品和服務)佔GDP比例較高的歐元區國家,特別是愛爾蘭(21%)、比利時(6%)和德國(5%)。爲了對沖合作破裂風險,投資者應從小處著眼,也就是考慮小盤股,這些股票相對不受貿易相關破壞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出於貿易擔憂,美國小盤股(根據羅素2000(Russell 2000)指數衡量)今年以來的表現輕鬆超越標普500指數(S&P 500),今年下半年可能會繼續保持這種連勝紀錄。順便提一句,歐洲小盤股的表現也優於大盤股。
投資者還應積極對沖投資組合,使其不受市場和匯率波動性上升的影響;波動性上升是歐美關係觸及新低的副產品。鑑於當前歐美關係的壓力和緊張,投資者需要在管理歐美資產方面保持主動和靈活,不要誤以爲跨大西洋的保護主義威脅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慢慢消失。來自本月七國集團(G7)峯會的場景恰恰說明這種威脅不會輕易消失。
本文作者是紐約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市場和主題研究主管
譯者/梁豔裳
當美國政府今年4月對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出臺禁令的時候——由於制裁斬斷了主要晶片的供應,這家價值170億美元的公司的未來和7.5萬個就業崗位都面臨風險——這暴露出中國經濟的一個薄弱點:它依賴外國製造的晶片。
中國仍然依賴進口來製造幾乎佔其出口三分之一的手機、電信設備、電腦和其他設備: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中國政府的數據,2016年中國的晶片進口額爲2270億美元,比石油、鐵和基礎塑膠的進口總額還要多。
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向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施壓之後,美國擬解除對中興的制裁(美參議院剛剛又投票恢復了制裁——譯者注),但中國政府仍然迫切希望結束對外國晶片製造商的依賴。在《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發展計劃中,中國已經承諾在未來十年內投資1500億美元建設自己的半導體產業。
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Raymond Yeung)表示:「(中國的)動機非常明顯。如果你沒有晶片,你什麼都做不了。」
其中的利害關係非常大。今年4月,阿里巴巴(Alibaba)創辦人馬雲在東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向學生們發表演講時警告說,如果美國突然停止向中國供應晶片,中國的科技公司將會受到影響。他說:「晶片市場百分之百由美國人控制……如果他們突然不賣了……這意味著什麼,你們明白嗎?」
本月早些時候,中國再次明顯表現出對依賴於海外晶片集團的敏感,當時北京對包括三星(Samsung)和美光(Micron)在內的數家外國半導體集團涉嫌操縱價格的行爲發起調查。這兩家企業當時表示,它們將配合當局工作。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人缺少的是對「工藝技術」——將無數晶體管裝入指甲蓋大小的晶片所需的整套技術——的掌握。
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的亞洲半導體業務主管克里斯•托馬斯(Chris Thomas)表示:「從頭起步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目標。即使你有錢,還有很多綜合的學問要搞懂。」
托馬斯補充稱,中國的大型晶片工廠在掌握工藝技術前不願大舉投入。「在擁有這項技術之前,你不能投資擴大產能。」他說。
臺積電(TSMC)的創辦人張忠謀(Morris Chang)表示,在中國企業努力追趕的同時,外國競爭對手也在提高自己的產能,因此中國企業將很難追趕得上。臺積電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製造商。
「比如說(中國公司)落後5年,」他說,「所以5年後它們會到達我們現在的位置,但5年後我們又會領先它們5年。」
分析師們認爲,儘管數十年來有中央層面的規劃和鉅額政府資金的投入,但中國晶片製造商仍然落後最先進的競爭對手數年時間。
關於處在半導體行業核心的晶圓代工製造商,伯恩斯坦(Bernstein)分析師Mark Li說:「現在中國最好的晶圓代工廠也無法生產哪怕是中端智慧型手機的主晶片。」
設施、客戶和資本支出均處領先地位的臺積電還在繼續投入,它與中芯國際(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之間的銷售差距只會越來越大。中芯國際總部位於上海,按定製晶片銷售計算是全球第五大晶圓代工廠。中芯國際拒絕發表評論。
製造先進的晶片意味著要與設計商和技術集團密切合作,編寫晶片開發的規則。超越臺積電將需要一家比如蘋果(Apple)這樣的公司橫下心來,把其設備的一個及其重要的組件交給一家新的中國製造商去生產。
然而,中國政府的投資規模以及中國在工業和技術發展方面的記錄意味著,專家們不願排除中國將在半導體領域大跨步超越全世界的可能性。
托馬斯表示:「在2020年後,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創新步伐大幅放緩的世界,因此你會看到(中國的那些)『落後者』能夠趕上來,因爲那些領先者無法以同樣快速的步伐前進。」
作爲按價值計算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中國還擁有能夠用來促使海外集團將技術分享給自己的市場分量。去年,美國高通(Qualcomm)與中國大唐電信(Datang Telecom Technology)組建了合資企業,以開發廉價智慧型手機所用的晶片。
中國的客戶和智慧財產獲准使用者在2017年佔到高通銷售額的近三分之二,高於2015年的53%。今年4月,中國政府推遲批准高通以470億美元收購荷蘭晶片製造商恩智浦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的交易,進一步說明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中國也試圖透過收購攀上晶片行業的頂峯。根據追蹤中國對美國半導體行業投資的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記錄,2013年至2016年,中國嘗試進行了27筆價值超過370億美元的交易,其中包括三筆規模較大的收購: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s、Mattson Technology和OmniVision。相比之下,從2000年到2013年,只有6筆交易,價值2.14億美元。
然而,這類交易讓西方感到不安。美國監管機構以國家安全爲由阻止了數筆對晶片製造商的收購。其中包括在新加坡註冊的晶片設計商博通(Broadcom)對高通發起的1420億美元敵意收購。
川普(Trump)政府還否決了一個投資者團體去年9月對美國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 Semiconductor)的13億美元收購。國有控股的中國風險投資有限公司(China Venture Capital Fund)也在這個投資者團體中。
張忠謀表示,就現在而言,僅憑深不見底的錢袋將是不夠的。他說:「只有錢是不夠的。一旦你在技術上落後,趕上並不容易。」
譯者/裴伴
端午假期回來,中國股市表演跳水。
6月19日,上證綜指開盤即跌穿3000點,滬指收盤跌近4%,同時深成指與創業板指跌幅都超過5%,上次股市跌落3000點,還在2016年10月。
前有獨角獸迴歸,後有貿易戰重啓,A股則再現千股跌停,這基本已經算一次小規模股災。
於是,央行行長易綱先生連夜答記者問,歸因爲「投資者情緒性反應」。
怎麼看?這自然是沒錯的,股市本來就是折現投資者情緒的地方。不過,是什麼原因導致投資者信心受挫、情緒激動呢?
回頭細想,A股表現其實也很符合邏輯。因爲當下股市很難找到上漲的理由。從基本面來看,無論宏觀經濟還是金融市場,抑或國際衝突,給出的訊息都是反面反饋。
一、經濟將繼續疲軟
最近公佈的宏觀數據來看,1—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成長6.9%,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187671億元,同比成長9.6%,增速比1~4月份回落0.9%,1~5月份民間投資成長速度是3.9%,比1~4月回落了1.3%,都低於過去市場預期;
從此可見,不僅民間投資繼續下滑,而且地方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等也在放緩,部分地方政府的財政喫緊程度可見一斑。
就此而言,新週期之類樂觀預期已經破產,而且所謂新經濟沒有納入統計的爭論也可以消停了,經濟減速的趨勢已經註定。
有朋友在公號《徐瑾經濟人》問我,蕭條還會持續多久?這真是一個可愛的誤解。中國經濟當下並沒有蕭條,只是在放緩,問題在於,下半年還會繼續放緩。
過去,高成長時期的放緩,大家焦慮更多來自他人的成功,未來,隨著經濟持續減速,大家對自身失敗的痛苦,可能更爲切身。
不幸的是,這就是大勢。
二、金融市場違約率提升
金融市場情況也不樂觀,最典型體現在於債券違約上升。
去槓桿與打破剛性兌付用意顯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不當,後果也是嚴重的。當下債市處處雷聲,2018年如今,已經超過20起違約事件。
債市違約爲什麼重要?可以說,債市是中國經濟水面上的冰山,如果債市鬆動,會暴露出寧靜水面之下諸多暗湧問題。
中國債市評級一向都很高,不少公司都是AAA評級,背後因素不是公司信用好,而是有政府信用潛在背書,加之沒有放開評級市場,導致各類公司評級差不多,基本失去甄別意義。
端午期間,中國央行甚至發文喊話表示違約率不高,「今年以來,債券發行融資同比回暖,市場利率水準整體呈現下行趨勢,儘管出現了一些實質性違約事件,但近期新增違約總體呈點狀分佈,未呈現風險集中的趨勢,是加強市場紀律、有序打破剛性兌付的體現,債券違約率總體水準不高。」
但是問題在於,市場的解讀並不同。公司債違約,一定是不得已纔有的情況,現在出現的違約情況,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並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考慮到2017年剛剛出現了一輪規模龐大的「補利潤」,考慮到公司債違約率遠低於非標產品,目前正在冒頭的債務違約反映的問題遠大於其自身顯現的狀況。
可以說,債市是礦井的金絲雀。如果債市出現問題,市場預期會走低,如果進一步惡化,那麼會導致整個金融環境的收緊,屆時波及的產品與企業就更多了。
三、貿易戰的最大變數
從國際來看,最大影響自然就是貿易戰。
美國6月15日的500億美元關稅只是開始,17日又多提出了2000億,甚至威脅還有2000億。
關稅與逆差是技術層面的討論,但是正如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和《貿易戰終將影響中國道路》等FT分析中多次指出,這次貿易戰最大變化是美國態度的變化。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離不開國際經貿秩序的接納,美國立場轉化可謂40年來未有之變局。
這是當下最大變數。遺憾的是,當下太少人意識到這點,這種誤判導致的後果,比起暫時的經濟糾紛可能更爲麻煩。
結語:凜冬將至
股市和實際經濟的關係一向很複雜。
也可以用這樣一個比喻:股市類似小狗,實體經濟或者說企業盈利類似人,股票指數和實體經濟關係類似小狗和繩子。於是,有時候是人走在前面,有時候小狗走在前面,繩子就是投資者的情緒,或者學術化地說,風險偏好。
目前基礎設施等投資已經開始減速,企業投資尤其民企投資在下降,關鍵就靠居民加槓桿了,主要去處也是樓市,這其實很難持續。
消費方面,現在有消費升級,也有消費降級,這兩點在淘寶等電商都體現很明顯。5月中國社消總額30359億元,同比名義成長8.5%(扣除價格因素6.8%),這是一增速是15年來最低水準。
原因何在?粗暴地說,沒錢消費了。
對比日本,日本當年從狂熱追求名牌到如今步入無慾望社會,並不完全是自主選擇,也是時代促使,中間也是經歷了下流社會的洗禮。中國社會日後也會這樣,其實已經悄悄開始了,「隱形貧困人口」刷屏就是一個開始。
傳統經濟分析中三架馬車除去投資與消費,其最後一架,外需,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未來也難以看好。
中國足球與A股,一直是大家調侃的對象,其實實話實說,相對而言,A股目前已經是中國最市場化的一塊地方。
凜冬將至,市場給出反應,大家自己更應感受一下趨勢的變化,而不是僅僅怨天尤人。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中美貿易戰第一回合時,中國同意從美國更多進口商品,以實現中美貿易關係的再平衡,第二回合的關稅問題讓一切充滿變數。從第一回合來看,某種程度上,美國透過對中國施壓還是達到了一定的效果。這也表明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對於人民幣匯率來說,其未來的幣值因素也會受到中美關係的影響,當然,長期影響匯率的最終因素仍然是經濟基本面。
理論上來說,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由貿易產品的相對競爭力決定,如果一國產品具有競爭力,那麼一個國家就自然保有對外的競爭力,而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的最終走向卻表明,貿易關係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經濟意義上的競爭力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已。
對於人民幣來說亦是如此,經濟政治因素糾葛在一起,讓匯率議題成爲一個複雜的話題。如果中美貿易談判的塵埃落定,對人民幣意味著新矛盾的開始。
從歷史上的廣場協議可以看出,美國一般而言希望透過讓美元貶值來緩解自身的貿易逆差問題,這就會出現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的日元大升值。但很多國際經驗卻表明,最終決定幣值的,卻是經常項目。經常項目保持順差的國家,其貨幣易升難貶,反之亦然。
所以對於人民幣來說,我們會看到這樣的一對矛盾:如果中美之間實現貿易平衡,那麼中國的整體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將從「鉅額順差」變爲「小額順差」或者逆差,這很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將面臨一定程度的貶值壓力。但從美國的需求來看,人民幣貶值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會在一段時間內對人民幣的貶值保持批評姿態。從這樣的矛盾來看,我們最終可能看到人民幣保持一種弱勢的穩定甚至升值,但這樣的升值往往是被動的,對於經常項目來說則意味著更大的收窄壓力。
從根本上來說,除了美元之外,幣值是競爭力的體現。美元保持著經年的弱勢,這並不一定是壞事,因爲全球經濟依賴著美國——美國的消費是全球成長之源,這帶來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從而自然出現了美元的貶值。世界其他國家透過貿易順差獲得美元,再將這些資金迴流到美國資本市場,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自然得到彌合,這成爲世界經濟發展的根本模式之一。反過來看,如果美國不向世界輸出需求,那麼全球經濟則將面臨著缺乏成長動能的煩惱。
但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卻無法享受這樣的奢侈,大多數國家一定要保證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甚至盈餘,否則本幣將難以避免受到衝擊,一輪又一輪的新興市場危機就是典型的案例之一。
一直以來,中國是新興市場中保持著較高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之一,這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中國經濟的起飛,並帶來了人民幣的升值。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已經大大減少,其中的根本問題之一就是服務項下的逆差增加——其中的主導因素是海外旅遊和留學生學費支出,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國內在的再平衡過程已經在醞釀。但中美貿易談判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未來中國需要大量從美國進口,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可能面臨快速下降甚至轉爲逆差——而逆差往往意味著貨幣長期貶值的開始。
這樣的推論並非杞人憂天。我們還需要考慮到,中國的資本流出會在「一帶一路」的規劃下出現增加,這意味著中國也面臨著資本項下的大幅資本流出壓力。中國固然可以透過引入海外投資者的方式來對沖資本項下的流出壓力,但代價之一是跨境資本流動的加劇,這又讓相對脆弱的國內金融體系暴露在國際資本的衝擊之下。
債務問題是隱藏在國際收支平衡體系之後的魔鬼,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都會帶來經常項目順差的減小甚至帶來經常項目逆差,而一旦債務負擔加劇,借款人往往傾向於透過各種債務融資工具來增加負債,而非主動減少債務。如果自身的經常項目無法彌補資本項下的借貸壓力,那麼就可能帶來對經濟和幣值的衝擊。
所以,中美貿易關係的再調整是一個外部衝擊。對於人民幣來說,由於自身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以及債務負擔增加,貶值壓力其實已經在孕育之中。但出於中美之間的博弈考量,人民幣貶值卻又難以真正實現,反而可能出現被動升值。這無疑將給中國經濟帶來長期的壓力。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需要考慮的是結構性改革和「去槓桿」,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能力作爲中長期經濟發展之錨。只是從很多國家的經驗來看,這兩項政策雖然看起來是必不可缺,但推進起來卻極其不易。此外,中國也必須要接受一個另一個現實:中美貿易爭端表明,中國的未來崛起之路上會面臨更多的外部壓力,而這往往也會推遲國內結構性調整的進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美貿易紛爭,智慧財產保護成爲美方發動貿易戰的重要理由。歐美西方國家是當今智慧財產制度的規則制定、發展和實施、維護者,從國際經濟發展角度,智慧財產還是西方發達國家維護國際經濟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顯然,保持智慧財產的強保護狀態,是有利發達國家在國際價值鏈分工中的有利地位的。從經濟發展角度,不同國家對應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最適宜智慧財產保護狀態。
當然,筆者並不是說中國可以有意實施弱智慧財產保護以促進本國發展,畢竟完善的智慧財產保護有利於全球經濟的長遠發展。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即轉型、升級而言,更爲一般意義上的產權保護和完善是更爲重要的。中國經濟顯然還沒有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雖然中國經濟發展已帶有了不少知識經濟的特徵,科技在中國發展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強,知識經濟也成爲了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目的和方向之一,但顯然中國經濟在很長時間內仍將處在工業升級和基礎實施的普及完善階段,這意味著投資在很長時間內,仍將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成長動力。
投資當然也是需要保護智慧財產的,但對中國當前的境況來說,保證投資的順利實施和可持續發展,更爲重要的是要完善對一般性產權的保護。2017年底,中國高院決定重審三起重大涉產權案(張文中案、顧雛軍案、李美蘭案);再審表明了本屆政府對推進產權保護的堅強決心,意味著中國產權保護的重大推進可期。財產權利的確立,即確權,分立的財產得到承認和保護,實際上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分立的財產製度並不是私有產權制度,私人財產在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語境下一直是個敏感辭彙,對其公開討論至今仍有不少忌諱。雖然私有產權安排是分立財產製度的重要內容,但分立財產製度並不僅涵蓋於此,它是一個內容極其廣泛、形勢複雜多樣的組合,專門研究者因此形成了經濟學上的專門學派——產權學派,形成了專門學科——制度經濟學。
財產權的重要性,當然在於它的地位和功能——明確的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從中國改革的進程看,中國改革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產權不斷得到確認的過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集體土地產權的確認;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從承包制到股份制、責任制),是對不同國有企業所有權的確認;城市管理從簡政放權到中央、地方分權,是對公共財產管理權利的確認。改革開放40年的巨大成就,實際上就是財產權確認帶來的經濟個體自由和積極性不斷提高的過程。雖然經過了40餘年的確權過程,中國的產權確認過程卻仍未結束,許多領域的產權確認仍有待中國政府的進一步明確和承認。比如,雖然房地產市場如火如荼,但70年使用權到期後何去何從,卻仍是個待解未知數。如果說城市的土地還有70年使用權明確的話,在廣大農村,除了農業用地明確了30年承包權外,其它規模更爲巨大的山林、湖泊、宅基地等,除了地方性探索外,至今仍未有國家法律層面上的產權確認推進。久爲市場和社會所詬病的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措施雖出臺了不少,真實進展卻不顯著,久推不進,實際狀況大概推「十」能進「一」就不錯了。
可見,中國要實現建設創新型社會和經濟的目標,需要在更爲基礎層面的產權確認上取得進步,而不是智慧財產保護。完善的智慧財產保護制度和實踐,實踐上只是創新型經濟和社會形成的標誌。產權確認的目的和基本功能,是引導資源的有效利用,尤其是稀缺資源。市場經濟的本質,是透過所有權的確認,透過市場價格體系,引導資源被用於最有社會價值的用途。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主要作用的基礎是產權確認。而對於智慧財產,西方自由經濟思想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就認爲,作爲一種主觀設計的安排,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專利權加快了新技術知識的產出;相反,發明專利權的制度設計,造成了研究行爲的短視化,人們往往集中研究預期短時間內就能見效的技術,從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研究的浪費。顯然,智慧財產制度對短期經濟效益不明顯的基礎性研究,也缺乏激勵效應。智慧財產制度透過人爲製造稀缺,保證了先期投入者中成功者的回報,它所重點維護的,正是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和價值。顯然,智慧財產的制度安排,最能符合國際產業價值鏈分工中處在「微笑曲線」兩端的西方發達國家。
由於仍存在較多的管制領域,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在國際上仍有較多爭議。對經濟的各類具體管制行爲,實際上都是對各種具體財產權利的侵害,或者對財產權利界定的限制。產權確認並不等於財產私有,但明確財產權利的個體歸屬,卻是財產得到更有效利用、從而取得經濟進步和社會文明發展的自然選擇。鑑於中國經濟和西方經濟發展階段和任務的差異,中國未來改革仍將致力於產權領域的深化和進一步確認,對當前引起中美貿易爭端的智慧財產保護問題,實際上只是美國舉起來的、維護自身國際競爭優勢的「大旗」而已。中國應保持定力,繼續推進自身的產權確認過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週二,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威脅中國將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後,亞洲股市大幅下挫,歐洲股市低開。人們越來越擔心,美中兩國間長期以來不斷升溫的爭吵有可能演變爲一場破壞性的貿易戰。
上證綜指(Shanghai Composite)收盤下跌近4%,20多個月來首次跌破3000點關口,深證綜指(Shenzhen Composite)則暴跌近6%。
週一晚,川普要求美國官員再找出2000億美元可能會被加徵關稅的中國商品,除非北京方面不再發誓對美國早些時候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進行報復。
「我們開始看到市場擔憂加劇的跡象,我們能夠有效地確認,美中之間一場雙邊貿易戰已經開打,」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策略師肖恩•卡洛(Sean Callow)說。
全球兩個最重要經濟體之間的最新交鋒,足以導致歐洲股市在週二低開。德國DAX指數下挫1.5%。期貨價格也預示美國股市將會低開,標普500指數期貨下跌1.2%。
在香港,基準的恆生指數(Hang Seng)一度下跌3.2%,而成份股以中國大企業爲主的恆生中國企業指數(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一度下跌3.9%。
其他多數亞洲股市基準指數也大幅下跌,東京的東證指數(Topix)收盤下跌近1.6%,首爾的南韓綜合股價指數(Kospi)下跌1.5%。只有澳洲的S&P/ASX 200指數在回吐稍早漲幅後,收盤價與昨日基本持平。
「亞洲各地資產相對普遍地遭遇拋售,這一事實反映出投資者的一個認知,即全球供應鏈意味著對一件離開中國港口、在美國銷售的產品徵稅,很可能會牽扯到多個國家的出口和由多家公司生產的零組件,」摩根大通資產管理(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策略師漢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說。
穆迪(Moody's)分析師瑪德哈威•柏吉爾(Madhavi Bokil)和Lillian Li警告稱,對未來幾個月美中會在關稅方面針鋒相對的預期,將在全球市場引發更大波動。
「如果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和金融市場的波動也削弱了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那麼加徵關稅的次級影響將是抑制當前強勁的全球成長勢頭,」他們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已命令其政府起草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的計劃——假如北京方面不放棄對美國上週宣佈的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進行報復的打算的話。
在週一晚間發佈的一份聲明中,川普稱其已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確定準備加徵10%關稅的額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而且他還準備再對另外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
中國商務部稱這些威脅是「訛詐」,警告會做出「強有力反制」。
美國此舉標誌着北京方面與川普政府之間貿易衝突的進一步升級。雙方已對鋼、鋁及部分農產品加徵關稅,且都誓言對來自對方的500億美元商品追加關稅。許多分析師越來越擔心,中國和美國(去年兩國雙邊商品貿易額約爲6360億美元)都不會做出讓步,從而催生一場可能動搖全球經濟穩定的全面貿易戰。
在國內,川普承受著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壓力。美國參議院週一透過一項法案,將推翻川普政府先前與中國企業中興通訊(ZTE)達成的解除後者購買美國零組件禁令的協議。因中興違反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這一禁令於今年4月實施。該法案能否會成爲法律尚不清楚,而且川普政府反對此項措施。但此舉反映了華盛頓日益高漲的反華情緒。
「中國顯然無意改變其與獲取美國智慧財產和技術有關的不公平做法,」川普週一表示,「它沒有改變這些做法,反而去威脅無辜的美國企業、工人和農民。」
他表示,新的關稅威脅對於重新平衡美中貿易關係是必要的。去年,美國對華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爲3370億美元。美國官員稱,編制一份新的2000億美元商品清單的過程,將遵循與上一份清單相同的公開諮詢程式,這意味著至少需要3個月時間才能最終敲定。
「我與習(近平)主席的關係非常好,我們將在許多問題上繼續合作。但美國不會再在貿易上被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佔便宜。」
中國商務部在一份聲明中稱:「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臺一份(關稅)清單,中方將不得不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做出強有力反制。」
中國商務部提到的「質量型」措施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去年從美國進口了1300億美元商品,因此無法在擬徵關稅的商品總額上與美國匹配,但中國有其他選擇。
除了徵收關稅的稅率高於川普建議的稅率之外,中國還可能會讓福特(Ford)、通用汽車(GM)等美國汽車公司和蘋果(Apple)等公司的日子變得更加難過。對福特、通用等美國車企來說,中國是它們的最大市場,而蘋果則在中國賺取了鉅額收入。
北京方面可能會推遲對新投資項目的監管審批,或者對現有產品啓動安全和其他調查。「美國企業的在華利益可能會成爲砧板上的肉,」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UIBE)教授龔炯(Jiong Gong)說。
就像去年發生外交爭執時對南韓零售企業所做的那樣,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可能會鼓動消費者抵制美國品牌。「不要低估他們可能爆發出的民族主義情緒,」龔炯接著說。
北京方面還可能會爲快速成長的美國對華服務出口——比如好萊塢電影和金融服務——設置障礙。分析師稱,中國可能會讓人民幣貶值以消化關稅的影響,但很可能會把此舉視爲最後一招。
美國官員辯稱,他們在上週五宣佈的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收25%關稅的計劃,是爲了挽回每年由中國政府支援的盜竊美國智慧財產行爲造成的損失。他們認爲北京方面的任何報復都是沒有道理的。
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中國問題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稱,川普週一的舉動不太可能讓北京方面退縮。相反,中國官員將不得不變得更有創造性——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總額爲1300億美元,這意味著北京方面將很快耗盡可徵收報復性關稅的進口額。
「(川普)政府的感覺似乎是,中國人試圖在總統最關注的問題上直面他們,不論結果是好是壞。」史劍道說,「中國很可能會轉而聚焦另一種報復威脅,比如針對在華運營的美國企業。」
他表示未來的談判仍可能令局勢緩和。但面臨11月的中期國會選舉,「總統需要能夠表示他採取了行動來縮小貿易逆差」。
「這是一場全球貿易戰,簡單明瞭,而受影響最大的將是美國家庭,」美國零售業領袖協會(Retail Industry Leaders Association)國際貿易副總裁Hun Quach表示。
美國設備製造商協會(Association of Equipment Manufacturers)的基普•艾德伯格(Kip Eideberg)表示,擬議中的新關稅「對美國設備製造商來說是可怕的訊息」。
「白宮是在追擊一些想像中的貿易逆差,但它對我們這個行業的130萬男男女女將造成非常實際的影響。我們應該創造更多就業,而不是把它們消滅掉。」
一些分析師表示,重回談判桌的希望目前看起來更加渺茫了。
「川普似乎決心果斷解決關於中美兩國是否已經處於貿易戰的一切語義上的爭議,」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與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關係密切的經濟學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說,「他的最新聲明將讓雙方更加難以回到談判桌、找到透過協商達成和解的途徑。」
康河信(Hudson Lockett)香港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針對美國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進口關稅,北京方面的強硬回應看起來像是中美貿易爭端升級。
然而,專家們表示,北京方面沒有理睬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威脅,而直接對美國產品徵收同等關稅,實際上可能是要避免一場貿易戰,而不是要爲貿易戰澆油。
川普在上週五宣佈他決定徵收關稅時揚言,如果中國以任何方式進行報復,他會進一步加碼徵收關稅。美國官員們稱,上週公佈的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之舉,是美方的有分寸回應,是針對他們眼裏中國多年竊取美國智慧財產的行爲。這些官員們已經開始擬定另外1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的清單,以待總統決定。
但分析人士表示,中國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明顯得出這樣一個推斷,即強有力的回應將嚇阻華盛頓方面真的加碼徵收關稅。
「下一步更重要,華盛頓是否真要對1000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開徵關稅,」諮詢公司TS Lombard的Bo Zhuang表示。
去年美國對華出口總額創下1300億美元的紀錄,這意味著中國針鋒相對的報復將不得不涵蓋美國對華全部出口。Bo Zhuang補充說,超越那個回合的關稅戰對中國來說可能是經濟上的「災難」。
北京方面在剛剛過去的週末繼續表達憤慨,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稱川普政府「蠻橫無理、自私任性」。
考慮到中國的消費者通膨率較低(部分得益於豬肉價格下跌),北京方面覺得有底氣對主要用於動物飼料的大豆提高關稅。分析人士表示,大豆關稅的目的是在11月期中選舉前向川普施壓,因爲這種作物的主要種植區域是在共和黨的中西部戰場。
針鋒相對的關稅反映了談判破裂,先前華盛頓拒絕北京方面有關購買更多美國半導體和農產品的提議。那個提議是爲了減少中國對美3750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順差;川普曾表示,這一貿易失衡損害了美國經濟。專家們表示,儘管對美貿易在中國產出中的份額已下降至3%,但作爲擁有順差的國家,中國在貿易戰中仍面臨更多損失。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對只有美國才能供應的組件的依賴度,最近在中興通訊(ZTE)身上表露無遺。在華盛頓方面出臺制裁措施,禁止中興通訊購買美國製造的微晶片後,這家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上月險些崩潰。
貿易緊張升溫之際,北京方面的日子不好過,旨在減少中國扶搖直上的債務的金融緊縮努力,正在出現損害實體經濟的跡象。固定資產投資已放緩至15年來的最低水準。
川普政府的兩個主要目標是減少美國對華貿易赤字,並迫使北京方面在其「中國製造2025」產業政策上做出讓步。該政策爲提高10個關鍵行業的國產化率設定了雄心勃勃的額度。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龔炯表示,中國在官方場合稱其產業政策「不可談判」。「但是,有很大空間在不承認的情況下顧及美方要求,因爲(產業政策)的資金本來就有限,」他說。
北京方面可能會找到盟友,即在華從事製造的美國企業。據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估計,美國擬議中針對中國出口徵收的關稅將主要打擊中國以外的供應鏈。例如,在4月份美國關稅清單上列出的中國電腦和電子產品出口中,86%來自非中國企業。
華盛頓方面上週五宣佈首輪關稅將覆蓋半導體後,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表示,此舉將影響「來自中國的半導體產品,其中大多數實際上是在美國研發、設計和製造的」。該協會稱,此舉「適得其反」。
上海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會長季瑞達(Kenneth Jarrett)表示,在美國在華企業中,「絕對沒有一家希望看到第一輪關稅,所以他們也不會歡迎第二輪」。
雙方在上週五公佈的關稅清單,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遊說所導致的修改。川普政府表示,針對16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將受到進一步磋商,同時並未針對4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電視機徵收關稅,很可能是爲了避免助燃消費者通膨。
與此同時,北京把飛機從清單上刪除,這對美國波音(Boeing)來說是一個利好,也反映出一個事實,即關稅將給這家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唯一競爭對手——歐洲的空巴(Airbus)帶來更大定價權。即便如此,對於通向進一步升級的道路能不能被堵住,人們仍然有理由感到懷疑。
譯者/何黎
按照過往的標準,2018年度七國集團(G7)峯會無疑是失敗的。
峯會尚未開始,因美國解除鋼鋁關稅豁免,導致其他六國強烈不滿,外界定調爲抗美大會。峯會期間,川普遲到早退、不尊重夥伴,其他首腦大爲光火,導致與美對立情緒升溫。會議剛剛結束,川普又公開在推特上攻擊杜魯道,宣佈撤銷支援G7聯合公報。42年來,峯會首次不歡而散。
一個不同尋常的信號
如果只看到這些,的確可以說,西方已經公開分裂,G7經濟上正在變成G6+1。然而,如果濾去各種情緒化的雜音與雜訊,你會捕捉到美國向其盟國發出的一個不同尋常的信號——6月10日,川普離開加拿大前往新加坡參加特金會前宣稱,其最終目的是尋求G7國家之間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No tariffs, no barriers——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And no subsidies. …… That would be the ultimate thing, whether or not it works, but I did suggest it.」
隨後,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證實川普與其他六國首腦的確討論過此事。不過,主串流媒體對川普此番表態好像並未給予重視,以爲這只是他作爲商人的又一個詭計,注意力很快轉向了新加坡,相關報導與評論寥寥。
然而,要是熟悉川普的邏輯套路,瞭解他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判斷,就會明白:如果川普此番表態確是其真實意思表達,這絕不是一個可忽略的信號!
推進西方經濟一體化?!
熟悉國際貿易實務的人都知道,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是自由貿易區的典型特徵,通常被視爲推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步,其後將是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和經濟同盟。「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這是最終目標。」難道美國正在尋求建立西方自貿區,暗地裏推動西方國家內部經濟一體化?
西方經濟一體化!這的確出人意料。
首先,這是一個超越地理區位的新設想。傳統上,經濟一體化主要是某一區域內部經濟體間的一體化,成員之間通常在地理上連接一起,對成員經濟發展水準、制度文化差異考慮較少。過去,歐盟、北美自貿區(NAFTA)、加共體、南方共同市場、東盟等一體化實踐都莫不如此。新倡議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成員間雖橫隔著大洋但其間並無非成員經濟體。
其次,這是在傳統區域一體化出現危機情況下的新設想。由於彌合制度文化差異、平衡不同利益訴求的成本高昂,除歐洲、北美外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展都十分緩慢。雖然歐盟一度進展很快,但由於近年擴張過快,成員差異性加大,目前隱然出現危機。NAFTA更加前途未卜,美、加、墨三方談判隨時可能破裂。至於TPP、TTIP,目前基本都已停滯,尚不知何日能夠重啓。
第三,這是可能取得突破的一體化新設想。如果在西方國家內部推進經濟一體化,那麼這個設想基於共同價值,強調的是成員間經濟發展水準和制度文化相似性,對於是否地理上連接在一起並不在意。從成員來看,西方自貿區涵蓋了TPP、TTIP和NAFTA的所有發達成員,而剔除了所有不發達成員。從一體化程度看,西方貿易區以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爲目標,水準也高於TPP、TTIP和NAFTA。可以說,西方自貿區將是改良升級版的TPP、TTIP和NAFTA。由於潛在成員都是發達國家,制度文化高度趨同,推進西方經濟一體化只存在邊境稅收調節安排(BTA)和農產品保護兩個大的障礙,一旦啓動短期內就可能取得突破。
川普的邏輯
「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這是最終目標。」川普此番表態固然顯得突兀,不符合他一貫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形象,卻完全符合其一貫的邏輯。川普深受文明衝突論影響,堅信西方世界正面臨異質文明威脅,以保護西方文明的戰士自居。而作爲一個商人,他較二戰以來歷任美國總統更爲重視經濟的力量。在提交國會的《國家安全戰略2018》中,他明確表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按照川普的邏輯,爲保障軍事安全,過去美國聯合西歐建立了軍事北約,對抗前蘇聯的威脅。爲保障經濟安全,如今也有必要聯合其他發達國家建立「經濟北約」,應對臆想對手的競爭。推動西方經濟一體化就是這一邏輯的自然結論。而且,以川普商人的盤算,一旦西方經濟一體化得以實現(哪怕只是建立了自由貿易區),美國在貿易投資方面與盟國的爭吵就會自然消失,企業、工人和農場主就不再遭受不公平規則的傷害,還能牽制盟國與臆想對手的經濟貿易往來,完全是一舉多得的事情。也就是說,川普的確存在推動西方經濟一體化的動力。
如果西方經濟一體化是川普的目標,就更容易理解之前他針對其G7盟國的系列舉措。川普一直認爲,現行貿易機制嚴重損害了美企業競爭力,導致美長期出現大規模赤字,不可持續必須變革。然而,歐盟、日本、加拿大對現行機制雖也諸多不滿,但主要針對新興經濟體,並沒有意願推動有利於美國的改革。而且,WTO條款的更改遵行一致同意規則,所有成員方都必須表示明確接受方能生效。這意味著,美國幾乎不可能透過談判協商更改任何條款。對此,川普一方面凍結法官遴選癱瘓WTO上訴機構,一方面以國家安全爲名徵收鋼鋁關稅,一舉打破了僵局。如果其他成員方不理睬,那麼美國將繼續以國家安全爲名,不斷擴大關稅範圍。如果有成員方發動關稅報復,那麼美國就會趁機掀起貿易戰。透過這一舉措,美國將其他WTO成員置於兩難境地,既難以承受報復帶來的後果,又不甘心就此妥協。
事實上,歐盟、日本、加拿大眼下就進退維谷。此時,川普拋出西方自貿區方案,既可以減少外界對他保護主義行爲的批評,又可誘使G7其他成員走上談判桌討論自己設定的議題。據Politico歐洲網站報導,川普的建議得到了正面響應,默克爾當時就表示「We』ll take it as a starting point」。
發展中國家的噩耗
川普的信號對發達國家算得上是好訊息。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絕不是福音。
一旦美國及其盟國最終實現經濟一體化,WTO不可避免將會被徹底邊緣化。在此情形下,發展中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被排除在最發達市場之外,經濟發展必將面臨災難性的打擊。而且,即使被允許加入,在新的國際貿易規則下,發展中國家也不會有任何競爭優勢,經濟發展同樣會受到嚴重影響。
川普一直宣稱,WTO協定中發展中國家條款被濫用損害了美國利益,而一個成員一票、條款更改要求一致同意的規則極大制約著自我美國保護能力。因此可以想見,在美國起草新的國際貿易規則時,發展中國家條款即使不被完全拋棄也會做大幅修改,而一致同意規則將肯定會被某種有利於美國的議事規則完全替代。
很多發展中國家寄希望於德、法、英、意、日、加組成的G6,希望他們能夠阻止川普一意孤行,維持WTO等多邊機制繼續運行。但是,這樣的希望終將不可避免歸於失望。雖然其仍在揚言對美進行關稅報復,但終將因無法承受貿易戰後果而不得不妥協。更何況,川普的一體化方案,對他們也有很大的誘惑力。此外,G7集團自詡爲自由世界,具有非常廣泛的共同利益,眼下的紛爭只是其「家庭內部的口角」,不可能發展成爲全面對抗。對此,發展中國家要有清醒的認識。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6月15日,中國端午假期,不僅是世界盃足球饗宴,也是中美貿易戰尖峯時刻。
在國內外猜疑聲中,美國表示按照原計劃,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隨之,中國商務部明確回應,表示中國將強有力回應,將採取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
美國關稅如約而至,中國如何應對?
第一,中美仍舊有談判空間。
先看美國條件。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聲明,中國關稅清單包含兩個序列,第一批加徵關稅產品總計340億美元,徵稅措施從7月6日開始生效,另外160億美元商品仍在評估之中。根據其聲明,最終名單包括1,102個產品系列,包括機器人、航空航天、工業機械和汽車,而手機和電視等消費品不在名單之內。
關稅結果並不意外,意外倒是這次關稅並不是馬上實施,仍舊需要程式。雖然7月6日看起來很近,所以其實還有時間,也給雙方進一步談判預留了空間。
關於美國方面,應該釐清其思潮變遷。過去外界一直渲染川普積極計劃對中國開徵關稅,其實現在情況不完全如此。川普不喜歡中國很多順差,但是如果中國表示願意做出改變,其實他是願意談判,很多資訊顯示他對於開徵關稅的態度表現得並不是那麼情願。
目前主張關稅的核心人物是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他一直是強勢鷹派。過去他就認爲中國加入WTO之後沒有兌換承諾,多次表達過不滿,典型就是在2010年國會證詞,呼籲行動的口吻很能代表美國的強硬思潮。
如今,他是那個主張撕開中美貿易中「創口貼」的人,關稅就是露出的「皮肉」。
除他之外,美國官僚系統的蹺蹺板其實也在起反制作用。基本來看,美國採用強硬路線是中長期趨勢,但是從商業角度反對強硬的聲音也還有,比如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與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從美國財政部角度,一直對華相對溫和,而商務部也希望控制貿易戰範圍,目前貿易戰走向劇烈,看起來貿易代表話語權加大,但是這未必是不變的趨勢。
最後,值得注意的,川普和其內閣的決定權雖然絕大,最終還是要考慮國會力量,尤其期中選舉在前,貿易戰解決需要智慧。
第二,中國如何應對?
中國應對,當然是大家更爲關心的話題。
目前發出聲明來自中國商務部,其表示深表遺憾,「美方置雙方已經形成的共識於不顧,反覆無常,挑起貿易戰。此舉既損害雙邊利益,也破壞世界貿易秩序,對此中方堅決反對。」
更進一步,表示並不想打貿易戰,「但面對美方損人不利已的短視行爲,中方不得不予以強有力回擊,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堅決捍衛經濟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制。我們將立即出臺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徵稅措施,雙方先前磋商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同時失效。」
無論劉鶴談判還是羅斯來中國,中方給出的承諾都是相對優厚的,比如外媒報導承諾每年增加約7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和能源進口。
但是這有前提,那就是要美國放棄徵收新關稅爲前提。這大致是中方的底線,是保護出口,買東西買多少可以談,但是貿易戰不想打,不過如果有關稅戰,將會對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態度一直措辭表示得強硬,其實做法倒是以談判爲主,比如在商務部給出回應之後,國務院正式公佈推動外資政策(《關於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在市場準入、投資便利化、投資促進、投資保護、區域佈局、國家級開發區創新等方面給予措施。
這一應對相對務實。不過從歷史經驗來看,如果表示出來的言語強硬誤導民間判斷,雖然決策權集中,但輿論壓力也很可能限制政策空間。
第三、未來局勢將會如何演變?
未來中美之間貿易糾紛,不僅僅在於7月大限的關稅,更在於彼此重新定位彼此關係,敵人還是朋友,夥伴還是對手?
從民間視角而言,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可謂方方面面,利弊並存,並不僅僅如有些朋友期待藉助入世重啓改革那麼簡單,也許對於消費者有利,但是對於生產者也意味著更大壓力。2018年5月份經濟數據並不好看,按照我的估算,下面兩個季度可能會更難看,如果貿易戰再「履約」開打,形勢會更更難看。按照過去的慣性,政策刺激是難免的;不過2009年殷鑑不遠,確定基本四萬億那種大規模刺激不會再有。如果是這樣,貿易戰將會進一步推低中國經濟表現。
目前透過貿易戰以及北韓問題等系列舉措,川普的打法其實很明確的了,就是給出底線,強硬堅持,不斷增加壓力,但是如果對手給出好的回應,還是可以談判,一系列舉措背後,其實是對於美國實力的自信。
而中美實力的差距,當下基本可以明白釐清,對中國而言,能談不打,能小打不大打,都是好事。
結語:在計算之外,如何要看到更大格局?
貿易戰是經濟事務,但不能就經濟談經濟,更應該從外交、政治、歷史等角度來審視貿易戰,過去經驗能帶給我們什麼?經濟人讀書會近期主持「我們如何閱讀貿易戰」的線下活動,幾位導師書友分享不同看法(全文直播在《徐瑾經濟人》公號)。
北京大學蘇劍教授從軍事戰與經濟戰對比指出,貿易戰和軍事戰爭不太一樣,軍事戰是以國家爲單位打的,本國內各個階層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貿易戰在本國內各個階層的利益是不一致,比如提高關稅保護了美國企業,實際也傷害了美國老百姓的利益,「中國的企業和美國的消費者也成爲了一條線上的螞蚱。川普站在美國國家的角度打貿易戰,結果它既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也是兩條線上的螞蚱之間的戰爭。」
如果說蘇劍老師代表了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上升的樂觀態度,當下局面也讓人聯想曾經的一戰時刻。《樞紐》一書作者施展從凱恩斯對一戰分析出發,強調在經濟單元和政治單元不重合的前提下,經濟問題引發的政治問題會造成巨大的後果,想辦法去消除這種不重合是當下思考的方向。對比之下,經濟人讀書會書友蘇琦認爲過去認爲的「神話」——即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不會打仗,在一戰中就破滅了,當下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利益鏈如此深度咬合,看起來和一戰不同,其實很可能相互依賴越深,造成彼此的脆弱性越大,造成彼此提防的局面。
除了經濟視角,政治視角如何看待貿易戰?中央黨校的蔡霞老師在經濟人讀書會活動最終總結,中美貿易戰經濟只是表象,背後的實質包括了政治,而中美貿易戰的提起和發生和中國國內政治層面的變化是有很大關係的。
這是基本面,決定了未來走勢。如何理解貿易戰,本身就決定了貿易戰的走勢。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貿易戰絕不僅僅是經濟影響,也絕不僅僅是國際影響。放長視野來看,改革開放之後40年,中國經濟一直在一條大致順利的道路上狂飆猛進,其背後的實質,是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而這兩者都離不開以美國爲主導的國際經貿秩序對中國事實上的友好與接納態度。
說到底,首先,40年來技術進步的最大源泉來自中國產業鏈整合進國際經濟合作網帶來的技術轉移,不論這種轉移是透過外國直接投資、加工貿易、山寨還是以市場換技術;其次,產業升級對內依賴急行軍般的固定資產投資,對外依賴國際市場對中國產能的接納與國際分工網路對中國產業的銜接。這一過程中,中國將人力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極低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整合了整個東南亞同一產業網中的所有國家,順利成爲世界工廠。
對美國而言,這一過程符合比較優勢原則,美國經濟本身也從中獲利匪淺——前提是,中國經濟模式不會影響到美國經濟的運作機制,中國在地緣政治戰略方面不會成爲美國的對手,否則,再大的經濟利益都不足以說服美國(以及西方整體)「滋養」潛在的敵人。不幸的是,以萊特海澤爲代表的強硬派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不再認可中國以目前這種方式運行全球經貿關係對美國是利大於弊。這一判斷,真正說明了美國對中國貿易戰態度何以總是出乎意料的強硬。不得不說,這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最大的變局,也是最大的挑戰。
這是影響我們幾代人未來十年的大事件,變化仍舊在持續,值得每個人持續關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外交的目的就是讓別國去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沒有中國的幫助,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不可能指望落實他與金正恩(Kim Jong In)的協議。消除北韓的核武庫是川普最大的目標——他擅長做交易的名聲幾乎完全仰仗於此。然而,獲此殊榮卻削弱了他「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戰略的一個關鍵要素。週五,川普政府將公佈最新的擬徵收關稅的中國商品清單。與中國開打貿易戰可能會給北韓協議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川普面臨一個選擇:是該升級美中貿易爭端,從而破壞這項世紀協議?還是將貿易鬥爭侷限於美國的盟友身上?
這充分說明了川普的反覆無常,沒人知道他會走哪條路。第一個選擇——在最需要中國幫助時跟中國大打出手——將證明那些認爲川普不理智的人是正確的。這就好比把錢押在一匹馬上,再把砒霜放進餵馬的燕麥裏。那樣中國將會解除其對北韓的制裁措施。由於北韓90%的貿易是與中國進行的,這將結束其孤立狀態。沒有中國參與,川普對北韓的「極限施壓」就無從談起。沒有習近平的推動,金正恩甚至可能都不會同意舉行本週的峯會。
如果川普這麼做,將印證關於其動機的「外交實境秀」(Diplotainment)之說。與其說看重結果,不如說川普是爲日常「收視率」而活的。他與金正恩的會晤是典型的電視真人秀外交「節目」。僅僅透過舉行峯會,他就獲得了獎勵。兩位有名氣的領導人聚首,締造了外交歷史。在從新加坡回國的途中,川普發推文稱:「北韓不再構成核威脅。」如果川普當真這麼認爲,人們就很難指望他有多理性。峯會結束後,北韓擁有的核能力絲毫不減先前。如果川普選擇現在加緊發動對華貿易戰,就證明他沒能力找到合適的手段來達到目的。中國人可能會告訴他,同時追兩隻兔子的人將一無所獲。
川普的另一個選擇是爭取北京方面的幫助。他仍可以公佈中國商品清單,但他可以推遲徵收關稅。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畢歐(Mike Pompeo)一直敦促他這麼做。細化週二含糊其辭的聲明是龐畢歐的職責——這一任務目前已困難重重。週三,在被問及美國要如何覈實金正恩的無核化承諾時,龐畢歐大發雷霆。僅是提出這個問題就帶有「侮辱性、荒謬、而且著實可笑」,他說。然而,這個問題直指要害。週四,這位美國國務卿一改先前的腔調,稱在北韓推進無核化之前不會放鬆制裁。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有句名言,你必須「信任,但要覈實」。到目前爲止,川普是在信任這一點上冒險。只有中國才能說服北韓接受「隨時隨地」的核查——川普聲稱,伊朗核協議中就漏掉了這樣的核查。
獲得中國的幫助也將意味著要面對國內強烈反對的聲音。一羣參議員正試圖推翻川普對中國電信營運商中興通訊(ZTE)減輕處罰的決定,美國原本的懲罰可能會導致中興通訊破產,在習近平的要求下,川普減輕了對中興通訊的懲罰。這件事之後,川普將更難對習近平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無所作爲。川普對美國盟友的蔑視和對獨裁者的著迷形成越來越大的反差。川普表示,他信任「聰明」的金正恩,並將加拿大總理賈斯廷•杜魯道(Justin Trudeau)斥爲「軟弱和不誠實」。他還刻意稱讚過習近平。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Twitter上寫道:「當面對中國時,像獅子一樣咆哮的總統變成了一隻羔羊。」
中國卻沒什麼可擔心的。除去那些浮誇的空話,川普有兩個明確無誤的本能。第一是要確保北韓不把美國本土作爲目標。如果金正恩放棄遠距飛彈,他或許可以保留他的軍火庫。中國將從中受益。日本將被拋棄。「美國治下的和平」將加速終結。第二是讓製造業的工作崗位迴流美國國內。這有點不切實際——且忽略了中國意圖稱霸科技領域的目標。無論如何,中國都可以在一場圍繞20世紀商品展開的貿易戰中倖存下來。習近平是否認爲川普缺乏理性並不重要。他的行動已經維護了中國的利益。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對總值約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該決定預計將於週五公佈,這將使得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更接近於打響貿易戰。
據知情人士稱,川普的白宮最高貿易顧問在週四開會時做出這一最終決定。川普政府聲稱這是因北京方面長期剽竊美國公司智慧財產行爲而作出的合理決定。
這爲中美兩國之間貿易敵意大幅升級奠定了基礎。先前,川普最近幾周決定開始對從加拿大、歐盟和日本進口的鋼鐵和鋁加徵關稅,挑起了與七國集團(G7)盟友之間的嚴重不和。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川普政府如今正準備在其迅速擴大的全球貿易戰場上再開闢一條戰線。」
美國將於週五公佈這份新的中國輸美產品徵稅清單,對多個門類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稅。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曾公佈了包含1300個產品類別的清單,涉及從藥品到平板電視等產品。很多提供反饋的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集團懇求川普政府不要加徵關稅。
據簡要介紹白宮相關討論的知情人士表示,新清單與最初版本類似,但是更側重與北京方面《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相關的中國出口產品。中國計劃藉此在包括機器人等10個關鍵領域引領世界。
此次加徵關稅的舉措預計將分階段實施,允許公衆對新新增的產品種類進行評論。隨後,預計本月還將公佈新投資限制,以及限制「在工業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的美國產品出口的新舉措。
中方誓言對一切關稅措施採取報復行動。中國外長王毅週四警告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畢歐(Mike Pompeo)不要作出「對抗並雙輸」的選擇。
川普在本週接受採訪和其他公開露面時表示,他準備在與中國貿易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中國對美國337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一直是他的眼中刺。
開徵關稅的決定是美國內閣在川普上週末前往魁北克參加七國集團(G7)會議、並接著前往新加坡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舉行峯會之前做出的。
但聽取過白宮內部相關討論的人士表示,川普直至週四才最終簽字批准了這一計劃。
雖然美國國內在對中國採取更強硬路線的必要性方面存在廣泛共識,但美國商界及國會中許多共和黨議員一直強烈反對開徵上述關稅。
直到最近,川普政府內還有一些官員反對這些關稅,其中包括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梅努欽一直呼籲儘可能透過與北京方面談判解決問題。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本月訪問北京期間,中方官員承諾每年增加約7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和能源進口。中方官員後來表示,任何此類增加進口都以美國放棄徵收新關稅爲前提。
川普及其支持者將這些關稅形容爲在與貿易伙伴的談判中增加籌碼的工具。
但是,「中國的反應——中國政府早已電告——將是一系列成比例的外科手術式關稅打擊,目的是給美國造成經濟和政治雙重損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部前負責人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說。
中國政府今年早些時候列出的可能進行報復的目標包括美國對華大豆出口,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了價值約140億美元的大豆。
普拉薩德表示:「在兩國間的貿易和投資流動受到巨大沖擊之前找到一個既能緩和緊張局勢又能挽回面子的途徑對雙方都將是挑戰。」
「雖然一場公開的貿易戰對兩國經濟的總體影響可能不是很大,但會對具體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和行業造成重大損害。」
譯者/何黎
川普(Trump)政府準備在數天內對數額達到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與此同時,美國最高外交官前往北京,爲與北韓磋商的事務尋求北京方面的支援。
上個月,白宮表示將在6月15日發佈一份中國輸美產品徵稅清單,作爲對其所謂的中國系統性竊取美國智慧財產行爲的報復。此舉並未顧及中國已承諾要進口約7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和能源,並且計劃推動作爲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中美兩國進行更多磋商,以避免貿易戰爆發。
由於美國尋求獲得中國的幫助,把北韓帶上談判桌,這次徵稅被推遲到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本週在新加坡舉行的峯會之後。美國發布這份徵稅清單將被中方視爲挑釁行爲,而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畢歐(Mike Pompeo)在本週四訪問北京,爲中國官員介紹新加坡磋商的情況。
根據聽取徵稅準備工作情況的人士表示,美國高層官員已達成一致,將更進一步,在發佈清單後迅速開徵25%的關稅,其中一些關稅有可能在週五就立即生效。這些人士說,根據相關法律,川普政府有30天時間來徵收關稅,但官員們決定加快步伐。
開徵關稅的決定是美國內閣官員在川普上週末前往魁北克參加爭論不休的七國集團(G7)會議、並接著前往新加坡參加峯會之前做出的。因此,聽取相關討論情況的人士警告稱,熱衷於對外展現本次峯會的成功的川普可能決定推遲對中國開徵任何新關稅——他們表示,這種結果將是龐畢歐樂見的。
「總統一直以來都想徵收關稅,卻被他的內閣成員阻撓……如果現在他又決定與內閣背道而馳,暫時擱置它們,這將是最大的諷刺,再諷刺不過了,」一名瞭解白宮討論內情的人士表示。
這位人士表示,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及其助手認爲,「是時候撕下創口貼,著手開始幹了。」
萊特海澤的辦公室和美國國務院拒絕置評。
川普政府還在準備針對中國在美投資和敏感產品出口管制的新限制,預計將於6月30日公佈。
但是,據簡要介紹相關準備的知情人士表示,這些新限制在機構內部引發了激烈爭論。川普政府內的對華鷹派人士試圖針對「在工業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產品,而商務部官員對此反對,認爲這將遠遠超出目前以國家安全爲理由的名義,並由此面臨來自受影響企業的法律挑戰。
知情人士表示,商務部官員的反對導致他們被排除在討論外。然而,商務部一名發言人稱,商務部官員仍在與其他機構合作,制定將面臨出口管制的產品清單。
先前,在川普的干預下,白宮與中國電信製造商中興通訊(ZTE)達成了涉及14億美元罰款的具有爭議的和解協議。部分國會議員希望迫使白宮解除這份協議,而白宮目前正在極力抵抗。
川普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要求美國重新審視針對中興採購美國零組件的禁令——該禁令是在美國發現中興違反了之前的和解協議(因中興違反美國針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措施而簽訂)後頒布。但是川普在國會面臨著來自兩黨的反對,批評者稱取消中興禁令是對北京方面作出的不必要的讓步,並附上了一項國防預算撥款法案中有關恢復該禁令的條款。
白宮週三表示將與國會領袖共同努力把涉及中興禁令的條款從該國防預算撥款法案中刪除,聲稱該條款將侵犯商務部的執法權。
儘管該條款不太可能從參議院版撥款法案中刪除,但它也不會出現在衆議院透過的撥款法案版本中。白宮稱,將在協調兩份法案的過程中進行干預,刪除該條款。
白宮一位發言人表示,「針對中興的鉅額罰款是美國商務部之前採取的執法行動的一部分。這將確保中興爲違規行爲付出代價,並在不對美國供應商及其工人造成不當傷害的情況下,讓我們的政府可以全面監督其未來活動。」
譯者/何黎
在災難般的七國集團(G7)加拿大峯會上,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談判」風格——結合自憐、威脅以及浮誇而不切實際的提議——表露無遺。但就在美國多數盟友對美國總統的貿易外交感到錯愕之際,英國外交大臣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卻跳出來成爲川普的仰慕者。
在上週的一次私人晚宴上,這位英國外相說:「想像一下讓川普來搞定英國退歐……他會橫衝直撞……會有各種崩潰,各種混亂。每個人都會認爲他瘋了。但事實上你可能有所進展。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想法。」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但並非因爲強森所想的理由。川普的貿易談判風格和強森等強硬退歐派所青睞的風格之間有著密切的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解釋了二人都可能損害自己的宗旨,製造「各種混亂」,卻沒有任何補償收益。
川普-強森風格存在3個關鍵的共同特徵。首先是以爲宏大主意比具體知識重要得多。其次是對自己的實力估計過高,從而爲失敗搭起舞臺。最後是化友爲敵的傾向。
川普的支持者們嘲笑稱,美國總統在G7峯會上突然主張徹底自由貿易,暴露了其他領導人的虛僞。但他們的困惑來自於一個事實:與川普不同,G7其他領導人對國際貿易所涉及的複雜性有一定了解。
例如,川普建議取消所有補貼,這是歐盟內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追求的目標。在實踐中,這需要官僚和政客們就補貼的涵義達成一致,然後還要制定規則,並提交給國際機構,由其做出具有約束力的裁決。這正是川普討厭的那類國際治理。
強森也認爲最重要的是大局觀,而令人厭倦的細節可以由下屬來解決。因此他拒絕相信在英國退出歐盟後保持愛爾蘭邊境開放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而認爲這只是官員們提出的一個瑣碎的反對理由。
強森輕飄飄地駁斥在「無協議退歐」的情況下港口和邊境將出現混亂的說法。畢竟,像他這樣的偉人不值得爲乏味的技術問題(比如供應鏈管理)操心。
在強森看來,退歐談判的問題在於英國人不夠強硬。他們應該像川普那樣威脅歐盟,英國不僅會起身離開談判桌,還會把桌子掀翻。
強森忽視的一個事實是,英國已經試過這種策略。談判開始時,英國曾高喊「沒有協議好過壞協議」。你現在聽不到多少這類話了,因爲英方認識到,這顯然不符合現實。
對英國來說,「無協議退歐」將是災難性的,醫藥、金融和航空等關鍵領域都會陷入法律困境。
強森所犯的錯誤是假設歐盟永遠不敢破壞其與英國的貿易關係,因爲歐盟對英國有貿易順差。但從百分比看,歐洲市場對英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英國市場對歐盟的重要性。歐盟還得出結論,這件事關乎一些重要的原則,對英國作出讓步可能會破壞整個歐盟內部市場。所以布魯塞爾方面一直不願妥協,退歐派的虛張聲勢已被戳穿。
川普屬於和強森一樣的無思想學派,他正在犯下一個非常相似的錯誤——假設歐盟將不可避免地放軟身段,就因爲歐盟對美國有貿易順差。乍看之下,認爲美國比英國更有底氣居高臨下地對待其貿易伙伴,似乎有些道理。有些國家,比如70%出口流向美國的加拿大,處於格外脆弱的地位。而且在某些領域,美國確實擁有龐大的實力優勢,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實力和美元在全球金融業的角色。
但貿易在更大程度上是公平競爭的環境。歐盟可以易如反掌地報復川普的關稅舉措——透過針對性地瞄準美國的產業,比如農業。與此同時,川普的鋼鐵關稅將在國內增加工業投入成本,從而在美國內部製造痛苦。川普選擇同時向多國發起挑戰的事實意味著,美國企業可能很難找到替代的供應商。
川普和強森都缺乏同理心,他們很難意識到,如果你粗暴對待老朋友,他們不太可能以愉快友好的方式回應。在2016年6月的退歐公投後,英國的很多歐盟夥伴都感到憤怒和背叛。他們把強森視爲英國退歐的面孔,因而尤其對他火大。
其結果是,他們仍然不願達成任何可能看似「獎勵」強森的協議。川普可能發現,他在貿易問題上的欺凌戰術可能會同樣適得其反。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已準備兌現其在競選期間許下的以關稅保護美國工業的承諾,那麼問題來了:這對世界經濟意味著什麼?
如果將美國的實際和預期行動輸入大多數模型中,你會發現,美國、中國和全球各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成長幾乎不會出現變化。美國對鋼鐵和鋁以及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中國對5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關稅——儘管引發了喧譁與騷動,但模型顯示,這一切對經濟的影響相當於蚊子叮一口。
貿易戰對關稅直接牽涉的國家影響最大,並且這種影響往往初期就能被感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模型顯示,美國和中國的年成長率將在五年時間裏平均被拖低0.1至0.2個百分點。
頭兩年的影響最爲明顯,五年後幾乎就無法察覺了。即便將川普曾威脅要對另外1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納入計算,情況依舊如此。在大多數預測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崩潰對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GDP的影響也是類似情況(儘管墨西哥受到的影響將比其他兩個國家嚴重)。
根據模型預測,即便爆發貿易戰,全球成長依舊會呈現健康(甚至是健康得讓人乏味的)圖景。由於減稅和赤字支出的財政刺激措施,美國在未來兩年的GDP成長將遠高於其潛在成長率。
未來五年,中國GDP成長仍將逐步放緩。歐盟將在中期內看到其GDP成長與其潛在GDP成長率的低端值趨同。由於美元走強,新興市場在短期內將會受到輕微影響。
所有這些都讓人不爽,但並不改變大局。這些預言以及川普放出來的狠話常常不兌現的名聲,有助於解釋華爾街的反應。自美國政府今年3月開始討論貿易戰以來,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上漲近4%。
但是,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一點:貿易戰對某些行業和地區的影響比對其他行業和地區更嚴重。如果川普兌現對進口汽車徵收25%關稅的威脅,這更將是一個問題。即使總體影響不大,加拿大、墨西哥和德國的汽車行業也將遭受重創。
這些結果不錯的預測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缺陷。首先,大多數模型不夠精細,不足以反映關稅導致的全球供應鏈中斷。貿易緊張局勢對成長造成的最大拖累可能會來自這裏。一些汽車零部件在組裝成整車之前會多次穿越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的邊界。如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崩潰,汽車製造商是會提高價格、自己承擔額外的關稅,還是會設法在一個國家購買所有零部件?
其次,很難爲貿易相關不確定性對商業情緒的影響建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停滯,正開始以導致投資者取消或者推遲商業投資的方式影響加拿大。
貿易戰可能會迅速擴展到更加難以量化的領域。當美國首次威脅對額外的1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徵收關稅時,中國顯然無法以牙還牙,因爲中國根本沒有進口那麼多的美國商品。但中國可以透過如下方式回擊:給在華經營的美國公司設置更多的官僚障礙,並在牌照許可方面進行干預。經濟預測很難衡量這些舉措的影響。
最後,川普政府的做法導致美國在全球舞臺上被孤立,它在上週末拒絕簽署七國集團(G7)公報突顯了這一點。這所帶來的經濟影響是不可能明確的。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規則是,雖然關稅在任何經濟體中都會導致贏家和輸家,但後者的損失超過前者的收益。這種差額被稱爲「無謂損失」。
儘管計量經濟學模型表明貿易戰不會大幅減緩全球成長,但真正的風險是,投資者低估了這些無謂損失以及一個規則大不相同的世界的影響。
本文作者是宏利資產管理公司(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譯者/裴伴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許下的「美國優先」的承諾已抵達美國汽車產業的大門口。
川普正考慮對進口到美國的汽車徵收25%的關稅,矛頭主要指向德國汽車製造商,他認爲德國車企不斷搶走通用汽車(GM)的卡迪拉克(Cadillac)、福特(Ford)的林肯(Lincoln)等美國豪車品牌的市場。
此舉是美國爲尋求糾正所謂的國際貿易失衡,層出不窮地發出的威脅的一部分,它引發了汽車製造商的疑問:它們是否需要在美國境內生產更多的汽車以避免受到關稅打擊?
但這個問題掩蓋了一個更廣泛的事實:很多被川普當作目標的跨國汽車製造商已在美國設有大型工廠,這意味著,意在刺激本國汽車製造業的關稅不僅多餘,而且會適得其反。
標緻雪鐵龍集團(PSA)首席執行長唐唯實(Carlos Tavares)表示:「今天我可以給你列出一個長長的在美國經營的大型非美國車企的名單,它們在美國擁有大量就業崗位,在美國創造就業。」他是以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ACEA)主席的身份發表這番言論的。
唐唯實警告稱,徵收關稅可能會招致其他地區的「反應」,而這種報復可能進而引發更廣泛的貿易戰,導致汽車價格上漲,讓消費者選擇減少。
就業可能也會受到不利影響,鑑於川普對創造美國就業的執念,這種結果具有諷刺意味。
美國經濟諮詢機構全球貿易伙伴諮詢公司(Trade Partnership Worldwide)估計,對進口汽車及配件徵收25%關稅,可能會爲製造業新增9.2萬個就業崗位,但將導致其他經濟領域減少25萬個就業。
川普的基本假設是美國依賴進口汽車,這是正確的。美國汽車進口超過出口,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去年美國進口汽車827萬輛,出口198萬輛。
然而,這主要歸因於墨西哥和加拿大,去年美國從這兩國進口了427萬輛汽車,對它們出口了107萬輛。根據川普也試圖修改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墨西哥和加拿大可以自由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其餘的汽車貿易主要是與日本和歐洲發生的,但總的來說,美國出口的汽車較貴,而進口的汽車較爲便宜。
英國《金融時報》根據官方數據測算,去年,美國從北美以外地區進口的汽車數量爲400萬輛,平均價格爲2.55萬美元,出口到北美以外的91萬輛汽車平均價格爲3.3296萬美元。
把目標對準歐洲豪華汽車製造商,似乎表明川普很在意紐約第五大道上行駛的梅賽德斯(Mercedes)和BMW(BMW)汽車的數量。川普顯得不太關心這些汽車製造商在美國國內的業務。
對進口汽車徵收關稅,可能會迫使汽車製造商在美國的工廠生產準備在美國銷售的汽車。行業高階主管們表示,這將迫使它們遷走目前在這些工廠進行的高利潤的出口汽車生產活動,此舉最終將削弱美國經濟水準。
去年從美國出口汽車產值最大的是BMW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斯帕坦堡(Spartanburg)的工廠,在全球銷售的X5多功能運動(SUV)汽車都是在這裏生產的。
在這個工廠生產的37.1316萬輛汽車(其中包括BMW很多其他高階SUV)中,超過70%用於出口。在美國市場銷售的30.5685萬輛BMW汽車中,三分之二來自進口,絕大多數價格低於出口的大型SUV。
沃爾沃汽車(Volvo Cars)的情況類似,該公司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首家美國工廠即將開業。這家工廠將向全球出口S60,預計將創造4000個就業崗位。
沃爾沃首席執行長霍坎•薩穆埃爾松(Hakan Samuelsson)最近表示,任何針對進口汽車的新關稅「將會非常糟糕,而且將對南卡羅來納州的工廠造成影響」。
「我們將利用這家工廠出口汽車。如果我們不能開展自由貿易,我們本將創造的就業將會損失一半。」
他表示,從技術上來說,在這家工廠生產沃爾沃所有要在美國市場銷售的汽車是可行的,但這將需要投入高昂成本更換工廠設備,並導致消費者選擇減少和價格大幅上調。
飛雅特克萊斯勒(Fiat Chrysler)首席執行長塞爾吉奧•馬爾喬內(Sergio Marchionne)也擔心在美國徵收關稅時有必要爲其美國出口找理由。儘管該公司向美國市場銷售一些在歐洲生產的汽車,但它在美國是一個淨出口商。
馬爾喬內在義大利Balocca介紹該公司的最新戰略時表示:「只要我們是淨出口……我們就能找到令人滿意的折中辦法。」
在該行業,幾位高階主管表示,沒有人真正明白川普的目標是什麼。
美國汽車能否在美國國內生產的問題或許是川普希望帶來的一個可能結果。
中國大部分汽車都是在境內生產的,這是因爲懲罰性進口關稅和有關規定迫使跨國製造商採用當地技術的結果。
所有大型車企都同意這些條款,表明跨國汽車集團爲了進入有利可圖的大型市場願意服從這些規定。
美國是全球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汽車市場,儘管今年有所滑坡,但對於很多汽車製造商而言,仍利潤可觀。
但最近在加拿大演講時,福特製造部門負責人、聯合二號人物韓瑞麟(Joe Hinrichs)強調,製造商是抱著全球視角來看待生產的。
「我們不在地區層面上競爭,」他表示,「我們按地區銷售,但我們在全球競爭。政策和實踐的調整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
該公司最近將下一代福克斯(Focus)汽車的生產計劃(以前在美國生產)從墨西哥轉移到中國,計劃把生產的汽車進口到美國市場。
韓瑞麟所說的影響是如果福特在國內遭遇成本上升,該公司將毫不遲疑地將更多海外業務轉移到更具競爭力的地區。
全球最大商用車製造商戴姆勒卡車(Daimler Trucks)首席執行長馬丁•道姆(Martin Daum)把保護主義政策列爲他面臨的最大挑戰。
他表示,戴姆勒在全球有二十多家工廠,在墨西哥的廠會把車銷往美國,在美國的廠會把車銷往墨西哥。
「自由貿易至關重要,」他表示,「這不是犧牲一國利益讓另一個國家受益,而是不犧牲任何國家的利益,讓所有國家受益。」
關稅的危險在於,它不一定會說服制造商把業務設在美國國內,卻反而可能把它們推到海外更遠的地方。但所有這些都取決於關稅是否生效實施,目前白宮仍在討論。
飛雅特克萊斯勒的馬爾喬內也呼籲業界在美國政府作出最終決定前保持冷靜。他表示,最後,「理智的人們將找到公平合理的方案來解決目前存在的意見分歧。」
帕特里克•麥吉(Patrick McGee)法蘭克福、 羅謝爾•託普蘭斯基(Rochelle Toplensky)布魯塞爾、香農•邦德(Shannon Bond)波特蘭、楊蓓蓓(Patti Waldmeir)芝加哥補充報導
延伸閱讀——中國可能獲得好處
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主席唐唯實(Carlos Tavares)警告稱,如果歐洲和美國打起貿易戰,西方汽車製造商可能會被中國競爭對手取代。
唐唯實表示,美國針對來自歐洲的進口汽車徵稅可能會改變「行業平衡」。
他表示「雖然目前出現各種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但這將給中國汽車行業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西方人做著這種事時,東方人可能採取相反的策略,利用這種形勢。」
其影響不會在「明年」顯現,而是「10年之後……從不同地區的行業平衡的角度來看」。
中國擁有龐大的本土汽車產業,包括300多家專門致力於生產電動汽車的新創企業。
其中一些大型車企,如擁有沃爾沃的吉利(Geely),還有廣汽(GAC),已開始把中國產汽車出口到國際市場,還有在未來進行大規模擴張的計劃。
「我們肩負著責任,」唐唯實表示,「我們需要首先保護我們的企業。」
羅謝爾•託普蘭斯基(Rochelle Toplensky)布魯塞爾、彼得•坎布爾(Peter Campbell)倫敦補充報導
譯者/梁豔裳
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面對著艱難的一天。幾個月來,這位美國財長一直設法在對華貿易談判中協調美方立場。但在5月29日,他不得不親自向中國副總理劉鶴解釋,爲什麼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剛剛背棄了一項旨在阻止貿易戰爆發的交易。
再往前推兩週,梅努欽在Café Milano設宴招待劉鶴,這家位於喬治城(Georgetown)的餐廳深受駐華盛頓的外交人員和川普政府官員歡迎。四天後,梅努欽宣佈,威脅要發動的貿易戰現已被「擱置」,美國不會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
然而,在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每年5月最後一個週一,今年的陣亡將士紀念日爲5月28日——譯者注)長週末之後回到工作崗位時,他得到的訊息是,川普已決定復活關稅。一位高級官員表示,梅努欽被告知關稅公告將在次日發佈,這是本屆總統如何讓手下官員措手不及的鮮明例子。
如今,川普政府正同時與盟友和對手在多條不同戰線展開貿易戰,致使各國政府忙於解讀哪些是談判中的虛張聲勢、哪些是實際政策。
在川普上週五抵達加拿大出席七國集團(G7)峯會之際,華盛頓一些最親密的盟友對美國新的鋼鋁關稅表達了憤怒。氣氛如此緊張,以至於川普一度考慮不去參會。
在川普政府內部,許多現任和前任官員描述的局面更像是一片混亂。貿易談判之所以出現反覆無常的軌跡,在一定程度上源於官員之間的激烈內鬥,批評者諷刺地稱這些官員爲「豪勇七蛟龍」(The Magnificent Seven)。
幾乎沒有(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政策流程來指引美國一方。最糟糕的是,美方有一位決心兌現競選承諾的總統,即在貿易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但在如何推進的問題上幾乎沒有共識。
隨著川普政府內部的辯論愈演愈烈,梅努欽開始發揮更大作用——尤其是在去年12月國會透過稅改法案之後。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劉鶴曾請美國前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及其他美國金融家說服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人希望他能平息派系爭鬥,尤其是因爲支援自由貿易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即將因反對徵收關稅而辭職。
但現實並未朝那個方向發展。在梅努欽發表「擱置」言論後,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表示,美中達成的交易並非「決定性」,關稅仍是可以打出的牌。先前在北京與梅努欽吵過幾次的總統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形容美國財長的言論是「一小段不幸的發言」;納瓦羅沒有出席在Café Milano舉行的招待宴。
部分前官員甚至更加直白。前白宮策略師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稱中國害怕川普。他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你總會遇到像梅努欽這樣礙手礙腳的傢伙。」
但也有人稱,梅努欽是唯一明白什麼樣的交易可行的官員。前白宮祕書、曾負責每週召開貿易會議,幫助觀點各異的官員協調政策的羅布•波特(Rob Porter)表示:「中方喜歡梅努欽,因爲他意識到了行政當局其他官員不願承認的事實——關稅威脅將我們置於盒子中,而走出盒子的唯一辦法就是談判達成可接受的交易。」
據五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畢歐(Mike Pompeo)擔心,貿易威脅正使美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關係變得更加艱難,這可能危及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本週在新加坡舉行的峯會。
「這就像《名人學徒》(Celebrity Apprentice)中糟糕的一集,」中情局(CIA)前中國事務分析師克里斯•強森(Chris Johnson)表示,「他們每天都在勾心鬥角,爭著回到中間圈子。」
近期在貿易問題上出現的混亂,讓人想起了川普政府早期的情形,當時完全沒有機構間流程,而決策取決於誰能向川普陳情。在波特主持的每週例會開始後,貿易討論開始變得更加結構化。
川普政府一位前官員表示:「人們如此渴望架構,以至於半數內閣成員和大多數高級顧問出席波特負責的會議。每個人都希望在會議桌前有個座位。有一段時期,它像是白宮西翼最大的事情。」
他補充稱,這一流程在波特今年2月離開白宮後終止,先前波特被控家暴(他否認這一指控)。例會開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與會者——尤其是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不願向一大羣對手解釋自己。例會終止導致官員們重拾更加不擇手段的方式。一位熟悉白宮內部運籌的人士表示:「羅斯曾多次揹着其他人與中方談判,但他從未得手。」
有一次,羅斯設法談成一項與鋼鐵有關的交易,結果卻遭到川普的狠狠訓斥。
缺乏架構也反映出川普的背景——經營不受拘束的家族企業。一位接近白宮的人士表示:「負責的人從未見過流程。」
川普的友人克里斯•拉迪(Chris Ruddy)稱,總統在競選期間明確表示,他是自己的首席顧問和將軍。「這是一個以唐納•川普爲起點和終點的單一組織機構圖。他不想要太多中間人。」
隨著官員們升升降降,各國政府幾乎不可能知道該找誰對接。北京方面一直在尋找充當橋樑的人士,包括黑石(Blackstone)首席執行長蘇世民(Steven Schwarzman)。
「美國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的呂祥表示,「我們總是說川普是個商人,但即使小店主也知道他們最重要的資產是信譽。川普正在損害自己乃至美國的信譽。」
除了中世紀宮廷式明爭暗鬥外,前白宮官員邁克爾•斯瑪特(Michael Smart)表示,川普政府官員基本上分爲兩個陣營。
「行政當局內部有些人認爲,如果我們真的落錘,實施這些關稅,那圍繞市場準入的討論就結束了(因爲中國人將轉身離開),」他表示,「還有一個陣營認爲,除非徵收關稅並造成痛苦,否則就達不成好的協議。後一陣營似乎佔多數。」
多數專家認爲,後一陣營包括萊特海澤、納瓦羅以及(在較小程度上)羅斯,而前一陣營主要包括梅努欽和國家經濟委員會新任主席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
納瓦羅和萊特海澤還認爲,梅努欽和羅斯太過急於達成一些短期交易來削減貿易赤字,而代價是不迫使中國採取更全面的措施,改變其經濟運行方式。
納瓦羅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有「兩個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他說:「一個是長期且持續的對華貿易逆差,這導致美國流失大量財富、工廠和就業崗位。第二個問題是保護美國科技和智慧財產的王冠明珠,使其不被中國竊取、被國家後臺的基金收購或者被迫轉讓。你不能靠出賣一個問題來換取另一個問題的解決,所以這整個理念——即中國同意購買更多美國產品,以換取美國放棄爲了保護自己的科技和智慧財產而實施『301條款』關稅和投資限制的權利——壓根不可接受。」
從上週末在加拿大惠斯勒舉行的G7財長會議可以看出,梅努欽的影響力有限。由於川普政府對盟友施加關稅,他在會上受到抨擊。
與此同時,羅斯在北京力求達成一項旨在向中國出售更多產品的交易。據白宮前亞洲事務顧問韋德寧(Dennis Wilder)介紹,當中國人詢問羅斯,他能否保證美國不會施加關稅時,他答覆說,他在關稅領域「沒有許可權」。
另一位人士認爲,中方對整個局勢感到困惑。他說:「他們曾試圖接受梅努欽,盡他們的力量讓他成爲美方團隊的領導。結果羅斯帶著一個代表團來了,但他們知道他的地位上上下下。他們不想與萊特海澤打交道,但他爲川普的思路提供了理論架構。」
美國前駐華大使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表示,北京方面認爲川普缺乏威信,因爲他「極度缺乏經驗,且易於衝動。」
一些專家表示,由於其行爲迄今基本上沒有引發市場震盪,川普已變得更加膽大。一位瞭解白宮情況的人士表示,現在的危險在於川普越來越聽不進顧問們的意見,而且極其衝動地作出一個又一個決定,有時沒有任何論證過程。
他說:「哪怕他的行爲激怒了盟友,川普也只會變本加厲,從不承認錯誤或承認弱勢。他已經決定他必須親自解決貿易問題。在貿易問題上沒人能爲總統代言,因爲他沒有授權給任何人。但是就連他本人也當不了自己的發言人,因爲他還沒想好要怎麼做。」
但總統的盟友們辯稱,川普正在推翻正統秩序,而他的方式會產生結果。
一位高級官員表示:「他看著當前的貿易格局,知道既定秩序使美國喫虧,所以我們推翻它也損失不了什麼。飯桌上擺好了餐具,那就從底下把桌布抽出來,如果打破幾個盤子,那就打破唄。」
「川普是最後拍板的人,所以我認爲人們必須明白這一點。」
米強(Tom Mitchell)北京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美國的豬肉業正在哀嚎,先前爲報復川普政府對鋼鋁徵收關稅,美國豬肉的兩個最大海外市場開始徵收高額關稅。
先前實行零關稅的墨西哥,上週宣佈對從美國進口的豬肉徵收20%的關稅。今年4月,中國把美國豬肉的關稅稅率從12%提高到37%,使美國豬肉在全球市場上處於不利地位。
這些關稅的矛頭指向在大選中投票支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幾個擁有龐大豬肉業的州,包括愛荷華州、印第安納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在墨西哥宣佈關稅決定之前,政府估計,今年美國出口的豬肉將佔其1220萬噸產量的近四分之一。
從出口量上看,墨西哥一直是美國豬肉行業的最大客戶,去年美國向墨西哥出口了80多萬噸火腿和其它豬肉產品,價值15億美元。美國肉類出口協會(US Meat Export Federation)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購買了近50萬噸美國豬肉產品。在剛剛過去的週末,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遭到川普的猛烈批評,而加拿大是美國第四大豬肉出口市場。
新關稅出臺之際,適逢美國豬肉行業的前景開始變得黯淡。經過四年的畜羣擴張,太多的豬正被運往屠宰場。印第安納州珀杜大學(Purdue University)的農業經濟學家克里斯•赫特(Chris Hurt)預計,2018年,每頭豬將使生產商虧損11美元,而到2019年,每頭豬將帶來14美元虧損。
「顯然,中國或墨西哥關稅造成的任何需求損失都會增加這些虧損,」赫特說。「不管你在什麼行業,任何時候受到攻擊都不是好事,而當你本來就在財務上受壓時,情況就更糟了。」
銷售下降將影響大約6萬個養豬戶以及美國的肉類加工商,如泰森食品(Tyson Foods)、Seaboard和巴西的JBS。「在當前貿易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我們向客戶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天天面對不確定狀況,」泰森表示。
總部位於伊利諾伊州的肉類公司Maschhoffs在中西部農場飼養著270萬頭豬,並將它們賣給加工商。該公司董事長肯•馬斯霍夫(Ken Maschhoff)稱,他支援川普,但他對日益惡化的貿易關係的耐心正在喪失。
「此時此刻,豬肉生產商們真的覺得像在孤島上一樣,」馬斯霍夫說。「我們承受著兩大報復性關稅,而我們什麼都沒做——這些國家喜歡我們的產品。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在經濟世界中的微小份額都受到了最早和最沉重的打擊。」
經濟學家們表示,墨西哥的舉措具有戰略考慮,該國沒有對玉米和大豆(墨西哥國內畜禽業飼料的兩種原料)徵收進口關稅。
根據美國外交官編寫的一份報告,爲避免國內通膨,墨西哥還宣佈了35萬噸豬肉的2018年免關稅進口額度。一位墨西哥政府官員稱,儘管向美國出口商開放,但這些額度可能已被用完。
白宮一直試圖刺激農業出口,這是美國少有的有貿易順差的一個行業。阿根廷最近同意從美國進口豬肉,這是自1992年以來的第一次。
新的關稅可能會削弱這些努力。
譯者/何黎
美國與其最密切盟友之間的關係週日跌至新的低谷,先前,一代人以來最談不攏的七國集團(G7)峯會不歡而散,美國總統抨擊其他領導人,並在簽署G7公報的承諾上食言。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早早離開峯會,指示美國官員撕毀平淡無奇的G7聲明,威脅要徵收更多關稅,還稱加拿大總理「很不老實,軟弱」。這使西方陷入混亂。
在川普搭乘「空軍一號」專機抵達新加坡、準備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舉行歷史性會晤之際,他的顧問們繼續攻擊西方盟友,特別是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這位加拿大總理和本屆G7峯會主席形容美國的鋼鋁關稅是「侮辱」。
(文首照片爲美國總統川普與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新任主席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指責杜魯道背叛美國。他告訴CNN:「他真的有點像是在我們的背上捅刀子。」
川普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發表了更加過激的言論。他對福克斯新聞(Fox News)表示:「對於同唐納德•J•川普搞惡意外交的任何外國領導人,地獄裏都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德國和法國週日展現統一戰線。德國經濟部長表示:「西方不會那麼容易解體」,而愛麗捨宮的一名助理表示,全球合作「不能依賴心血來潮的憤怒或言語」。
沮喪的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上週六晚在Twitter上寫道,一個「孤立的」美國面對著盟友們的「統一戰線」。
儘管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沒有親自發表評論,但她的辦公室發佈了一張頗能說明問題的照片,顯示她和川普在G7會議上瞪眼對峙,周圍是其他領導人。
歐盟和加拿大已誓言要對美國的鋼鋁關稅進行報復,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採取行動,並對敏感的美國產品徵收大致等值的關稅,包括波本威士忌、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摩托車和花生醬。
此次G7峯會非但未能像往常那樣,在友好氣氛中就全球經濟措施達成共識,還陷入其45年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狀態。川普淪爲孤家寡人,西方其他民主大國的領導人聯合起來批評他的行爲,稱這種行爲可能引發全球貿易戰。在拒絕G7煞費苦心談判達成的妥協版公報後,川普還威脅要對進口汽車徵收更多關稅。他在Twitter上寫道,進口汽車正在「淹沒美國市場」。
週日,西方的不團結與上海合作組織(SCO)峯會的順利舉行形成鮮明對照;該組織是一個有17年曆史的亞洲國家集團,最初圍繞中國和俄羅斯成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於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和多邊全球貿易體系的承諾贏得支援。他表示,各國應該「拒絕自私自利、短視封閉的狹隘政策」。
對於G7各國領導人是否支援「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體系」,有關各方達成的微妙妥協遭到美國總統拒絕,因爲他被杜魯道的閉幕詞激怒。「根據賈斯汀在記者會上的虛假陳述,根據加拿大向我們美國的農民、工人和企業徵收大量關稅這一事實,我已指示美國代表不要簽署這份公報,」他在Twitter上寫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表示,峯會期間有一些「激烈辯論」的時刻,而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對於美國對歐盟鋼鋁徵收進口關稅的不合理決定表達了深切失望」。
此次峯會開幕時,美國總統就發出一個不得人心的呼籲:讓俄羅斯重新加入G7。在他提早離開後,他在Twitter上寫道,他期待著週二與金正恩的會議「爲北韓和世界帶來真正美好的結果」 。
譯者/何黎
大多數人對中美貿易衝突的關注,主要源於3月美國加徵鋼鐵關稅和「301調查」結果的出臺,但事實上,這輪貿易衝突早在2017年便已埋下伏筆。本輪中美貿易衝突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即2017年年末的美國明確將中國定義爲「戰略上的競爭對手」的「戰略準備」階段、2018年初開始提高洗衣機、進口鋼鐵等產品進口關稅的「貿易外圍衝突」階段,以及包含301調查與中興事件在內的「貿易摩擦」階段。
貿易衝突的6個深層次原因
表面來看,中美貿易衝突的原因是中美貿易不平衡、智慧財產保護不力等問題,但其實本輪中美貿易衝突內在隱含著更深層次的經濟、政治、制度上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經濟上來看,中國作爲一個新興大國在追趕守成大國。
1950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逐漸放緩,而中國經濟增速則持續提升。觀察1950至1977、1978至1999、2000至2017三段時期中美兩國的GDP平均增速,中國爲6.3%、9.1%、9.3%,持續上升,而美國爲3.9%、3.2%、2.0%,呈下降趨勢。據估算,如果從2018年開始,美國平均GDP增速爲2%,中國平均GDP增速爲6%,中國GDP總量將在2031年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第二,美國社會階層結構性矛盾持續發酵。美國收入分配基尼係數從1970年代約0.4上升至目前約0.48,貧富差距加大。全球化必然有利於美國,只是美國不同的階層在全球化當中有得有失,資本家因爲僱傭到更爲便宜的中國人而賺足了錢,但也許美國的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所以美國應該在內部的收入分配機制上做出一些政策調整。
第三,美國質疑中國經濟追趕體制特徵。美國發布《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2017)》,指責中國的政府主導體制,包括政府對基本經濟要素如土地和其他資源的直接和間接控制、國有企業藉助行政壟斷政策掌握不少經濟資源、價格機制左右在一些領域仍受到較多限制、對私有產權保護的力量和有效性仍不夠充分、政府廣泛利用各類產業政策作爲實現包括技術升級在內的多樣化目標手段等方面。
第四,美國憂慮中國國內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政策對美國造成一定壓力和刺激。其重點就是中國發展「中國製造2025」。
第五,美國政府中的一些溫和派離任,包括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的辭職以及前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突然遭到解職,而強硬派則更受重用。
第六,一個短期原因,川普透過對華貿易爭端製造議題有利於共和黨期中選舉。
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
當然,中美貿易不平衡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將這種貿易不平衡簡單歸結爲匯率操縱的結果並不客觀。
第一,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是美國對其他國家貿易逆差高企的首要原因。
在佈雷頓森林體制下,美元盯住黃金,美國出現外貿逆差會導致貨幣收縮,從而降低需求和物價,繼而抑制進口並推動出口,其結果是逆差可以透過自我糾正機制得到修復。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貨幣政策的自由度提高,上述自我糾正的機制不復存在,美國外貿再也沒出現過順差,全都是逆差了。而且,順差國也很願意將擁有的美元再投資於美國資本市場,美元又迴流到美國市場,從而支援了美國繼續購買國外商品。
第二,中國作爲「世界工廠」出口商品的升級。
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實際上是不高的,以iPhone爲例,價值幾百美金的iPhone中國可能就佔幾美金,其餘很大一部分都被美國、南韓賺到。但當前中國出口產品附加值佔比追年提高,反映了中國產業鏈的健全、工業化水準的提高,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果顯著。
第三,儲蓄率的差異。
將世界主要貿易國家的國民儲蓄率與貿易差額佔GDP比例結合比較,可以發現,國民儲蓄率較高的國家往往都是貿易順差。美國、英國的儲蓄率都是非常低的,所以他們常年貿易呈現逆差,而中國、新加坡的儲蓄率都很高。這意味著美國如果只對中國一味增加關稅,根本解決不了貿易逆差的問題。
事實上,人民幣的匯率低估並非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因爲在2005年匯率改革後很長一段時間,即使人民幣匯率維持上升,中國出口佔世界出口比例仍然一直在提高,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並未因人民幣的升值而降低。
中美貿易衝突的影響
中美貿易衝突對中國的影響有以下三種可能:
一般情形:短期將影響中國經濟0.1個百分點。此種情況下,美國將對中國鋼鐵和鋁徵收25%和10%的關稅並執行301調查的關稅制裁,即對500億美元中國產品徵收25%關稅。
更壞情形:短期將影響中國經濟0.8個百分點。此種情況下,中美貿易不斷升級,導致彼此互加關稅或採取其他制裁措施,結果中國對美出口和從美國進口同時下降,對美外貿順差降低1000億美元。
更好情形:此種情況下,中美透過談判達成協議,中國將大開放力度,增加從美國進口。
現在看來,局勢正向第三種情形發展,這對中國的影響就不是很大了,當年日本和美國打貿易戰,最終日本減少出口,這對日本的影響比較大,而中國這次主要是增加進口。
而進口美國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經濟有很大支援作用。透過設定模型對相關數據進行檢驗後發現,當高科技產品進口增速每提升1%,GDP增速短期將隨之提升0.062%,長期爲0.37%。當實際利用外資增速提升1%,GDP增速短期將提升0.045%,長期爲0.27%。所以中國需要爭取多進口高科技產品以及吸引更多外資來華投資。
貿易衝突對美國的影響,將主要集中在下述行業:飛機、汽車、木材、農產品,其中汽車和飛機的就業影響很大。
從宏觀影響上來看,一旦引發貿易戰,美國的通貨膨脹將進一步提高,進而迫使美聯準不得不加快加息步伐,從而導致股價和樓價下挫。利率上升對企業投資成本和還債能力的影響,物價上漲及資產價格波動對家庭消費的衝擊將抑制美國的經濟成長,甚至可能將成長了9年之久的美國經濟推向衰退。
反之,如果貿易戰不開打,中國從上述領域增加進口,對美國經濟的正面影響也很大。我有個建議,中國不僅可以多進口美國農產品,甚至可以到美國的「鐵鏽地帶」去建立一些食品、乳製品、副食品加工廠。這樣一箭三雕,第一幫助那些地方提升就業,第二生產出來的產品統統運回中國,可以減少美國的外貿逆差,第三可以滿足中國老百姓的消費需要。
那麼中美貿易衝突是否會對其他國家帶來影響呢?
201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最高的八類產品中,中國出口金額佔據七類產品榜首,分別是電氣設備、機械設備、傢俱、服裝、玩具、塑膠及製品、鞋襪。如果美國對更多中國產品實行貿易保護,墨西哥、加拿大、日本、越南。馬來西亞等國的某些行業可能受益。
而2016年,中國對美國進口金額最高的八類產品分別是種子和水果、飛機、太空船和零組件、電氣設備、機械設備、汽車及配件、光學設備、塑膠及製品、木漿和廢紙。如果中國反制美國這些商品,巴西、德國、法國、日本、南韓、加拿大將會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美兩國都從對方進口電氣設備和機械設備兩大類產品,但在對比細分產品類別後可知,中國進口的大部分爲零組件,而美國則進口成品較多。一旦美國限制進口中國手機,中國臺灣、南韓、日本等上游零組件出口地區將會因此受損。另外,美國的單邊主義還會破壞WTO多邊框架。
有關中美貿易衝突的政策建議
給中國政府的建議包括:努力創造條件積極擴大進口;增加對第三國的海外投資,轉移部分出口能力;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加強智慧財產保護;打造良好營商環境;探討啓動中美自貿協定(BIT)談判。
擴大進口可以滿足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海淘交易規模達到1324億元人民幣,用戶規模達到0.43億人,2017年全年海淘規模餘額佔當年進口消費品總額的40%。
中國也可以從美國擴大能源和農產品的進口。2017年,中國天然氣年消費量爲2373億立方米,進口天然氣總量約爲920億立方米,佔消費總量的39%。中國天然氣目前主要從土庫曼、澳洲、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進口,從美國進口額僅有總進口量的7.6%,仍有較大成長空間。
需要強調的是,擴大進口是不會影響國內企業的。目前國內的許多消費需求不能從國內生產的數量、質量和品種上得到充分滿足。增加這類進口,不僅不會對國內生產產生負面影響,相反會引導和激勵國內企業優化生產結構,提高產品質量;此外,中國企業如果在一些消費品生產中不具備比較優勢,可以將有限資源分配到更具優勢的經濟活動中;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消費成長爲中國消費品出口開闢了新的空間。
此外,需要給中國政府一條特別的建議,就是晶片等高新科技方面的確需要破局,避免沒有核心技術的局面,但也要避免全國各地一窩蜂全上,最後造成產能過剩。可以在香港發展晶片產業,這樣不但可以避免大陸各省區的無序競爭導致的低效發展,還有利於吸引全球人才。
給美國政府的建議包括:應在在合作中逐步解決問題,中國不願意看到改革開放是被外界逼迫的結果;積極尋求在WTO框架內,按照有關規則與程式透過談判解決問題;積極配合中方的積極舉措,如對美投資和擴大進口等;防止貿易衝突政策的外溢性;透過宏觀和財政政策提高儲蓄率、縮小貧富差距。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哈繼銘亦爲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CF40)高級研究員,本文基於其5月在復旦大學EMBA的演講稿。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在美國商務部長表示中興通訊(ZTE)已經達成協議並將恢復生產後一天,魚貫走入位於深圳的中興通訊(ZTE)園區的員工們表示,中興還沒有恢復生產活動。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已宣佈,中興已經同意支付10億美元的罰款,並將聘用美國合規團隊。但巨大的不確定性仍然籠罩著這個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製造商。
對中興的大多數白領僱員和裝配線工人來說,其中一個不確定性就是何時能恢復正常生產。在各方協商決定中興的命運時,這些員工一直在進行帶薪「培訓」。
「我們都在等生產開始。我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在被雨水打溼的西麗中興通訊工業園,工人汪凱(音)說。其他工人表示,他們仍能領到薪水,但還沒接到任何有關何時開工的通知。
在美國商務部發現中興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後,中興被禁止從美國供應商採購原材料。幾周後,中興在5月初停產。羅斯本週表示,除了支付罰款以外,中興還必須聘用一個由美國當局選定的合規團隊,在未來10年內「實時」監控中興的運營。如果該公司在未來10年的任何時候被發現違反該協議,它將面臨爲期10年的美國組件禁購令。
就算達成了這一協議,中興也還沒有完全走出困境。中興依然面臨著對川普的政策突變感到擔憂、並抱著懷疑態度的美國國會。週四,美國國防預算案中加入了一條獲兩黨透過的附文,如果白宮解除美國商務部在今年4月對中興實施的出口限制,這條附文將會自動恢復這一限制。
譯者/徐行
川普政府已與中興通訊(ZTE)達成協議,這家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將認罰14億美元,以換取解除一項阻止其購買美國組件的禁令。在緊張的貿易談判繼續進行之際,此舉是美國向北京方面作出的一個關鍵讓步。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表示,已經與中興就其違反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簽署最終協議。先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月公佈了協議的大致輪廓。
此舉出臺之前,對於總統處理對華貿易談判的方式,共和黨內部的批評聲音越來越響亮,國會還有一些議員企圖制約川普以國家安全名義對歐盟、加拿大和其他盟友徵收關稅的許可權。
在七國集團(G7)本週末在魁北克舉行峯會之前,與中興達成的妥協突顯了美國與歐盟、加拿大和日本等長期戰略伙伴之間緊張局勢的升溫。在這些友邦看來,華盛頓方面在對華貿易談判中擺出了更爲柔軟的身段,這使他們不快。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在渥太華與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聯合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以國家安全爲由對盟國徵收鋼鋁關稅是「可笑的」。
馬克宏表示:「向盟國發動貿易戰爭是不行的。我們的軍人爲了捍衛我們的價值觀並肩作戰。」他暗指川普補充道:「沒有人是永遠在那裏的。」
但羅斯指責加拿大和其他盟友虛僞。「他們甚至沒有費神提供任何藉口,說明爲什麼他們對我們徵收不對稱的關稅,爲什麼他們設置了非常不利於我們的非關稅貿易壁壘。」他對財經頻道CNBC表示。
他還表示,美國的關稅起到了向盟國施壓的作用,要求它們對流入其市場的中國鋼材採取行動;先前美國敦促它們這麼做已有多年。
在華盛頓,帶頭批評川普放過中興的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抨擊了上述協議,稱其是「非常糟糕的交易」,並誓言將繼續推動國會採取行動阻止它。「這對於保護我們安全、讓我們免遭企業和國家安全層面的間諜活動侵害毫無作用。這很危險。」他在Twitter上寫道。
中興長期是美國情報界的猜疑對象;美國諜報機構警告,中興的手機和網路設備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羅斯表示,根據昨日達成的協議,中興將支付10億美元現金罰款,並將4億美元存入托管賬戶,如果違法行爲繼續存在,這筆錢將被沒收。在接下來10年裏,該公司將不得不聘用一個由美國相關部門選定的合規團隊。如果該公司在未來10年的任何時候被發現違反該協議,它將面臨爲期10年的美國組件禁購令。
譯者/何黎
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畢歐(Mike Pompeo)敦促其他美國官員避免使美中貿易爭端升級到可能危及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和金正恩(Kim Jong Un)將於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歷史性峯會的程度。
負責與北韓協商的龐畢歐擔心,美方團隊在對華貿易問題上毫無章法的處理方式可能會激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而他對金正恩的支配力超過世界上任何一位領導人。
川普政府的官員們近幾個月一直在就如何與北京方面達成交易而進行激烈的辯論,目標是削減美國對華貿易赤字,並促進中國的結構性改革。雖然這些辯論基本上是在貿易官員之間進行的,但據4位知情人士透露,身爲新任國務卿的龐畢歐最近也加入這場論戰,進行了干預。
中國在過去17個月一直在學習如何同川普政府、以及這位喜歡把習近平稱爲「朋友」的善變總統打交道。不過,與美國官員達成的協議——有一次是與總統本人達成的協議——有時也因川普在國內反對的壓力下動搖而泡湯,這讓中國官員產生挫敗感。
自從擔任川普政府的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以來,龐畢歐與總統建立了最密切的關係之一,並且被視爲對總統的影響力超過其他內閣官員。但他此次干預的領域是川普標誌性的競選主題之一,即中國過去在「強姦」美國,因爲華盛頓與中國達成的交易太爛,現在需要糾正。
一名瞭解白宮討論情況的人士表示,龐畢歐「只在影響峯會籌備工作的程度上介入」。另一位人士表示,龐畢歐還聲稱,美國已經不得不應對北韓和伊朗,最好避免不得不應對另一場危機。
知情人士表示,尚不清楚龐畢歐是利用其在總統面前的影響力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還是在向其他內閣官員陳述自己的觀點,如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和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
他的參與表明,貿易分歧是如何引發政府其他部門異乎尋常的干預的。美國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過去一年數次出手干預,試圖阻止美國對歐盟、加拿大和日本等盟國的鋼鋁產品徵收國家安全關稅,但最終未能成功。川普上週開始對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關稅,打響了大西洋貿易戰的第一槍。
在貿易方面的努力也模糊了兩黨在國會的界限,共和黨人越來越擔心總統的貿易政策對外交政策產生的影響。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的共和黨主席鮑勃•科克(Bob Corker)本週提出一項法案,以限制總統使用1962年透過的一項法案的權力。該項法案很少被使用,但川普利用它徵收鋼鋁關稅。川普還對汽車進口是否威脅國家安全發起了一項更大規模的調查。
「以國家安全爲由處理本質上是經濟方面的問題不僅傷害了我們都想幫助的那些人,而且損害了我們與盟國的關係,還可能招致競爭對手的報復,」科克說。他來自田納西州,該州是美國威士忌的主要生產地,而威士忌是歐盟、墨西哥和其他國家對美進行報復的產品之一。
譯者/何黎
一二十年前的時候,全球經濟治理還相對簡單。美國告訴發達經濟體組成的七國集團(G7)該怎麼想,七國集團告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多邊機構該怎麼做,一切就搞定了。
中國的崛起和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這樣一種觀點:美國和七國集團有足夠的合法性和分量讓這場秀繼續下去——那發生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臺並展現對多邊主義的極度厭惡之前。G7已經被20國集團(G20)所取代,後者在金融監管領域取得了豐饒的成就,但在貿易以及危機後那幾年突出的匯率問題上,其影響要小得多。
由於頂樑柱不復存在,國際合作的狀態可能正處於自上世紀70年代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固定匯率體系崩潰後,甚至更久以來最糟糕的時期。沒有新的領導者會很快出現,填補美國隨隨便便騰出的空白。更不清楚川普卸任後,美國領導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意願是否會恢復。
其他大型經濟體該怎麼辦?沒有一個經濟體擁有能夠取代美國的體量和內部凝聚力,甚至沒有對於走多邊路線的切實承諾。
歐盟是最有可能的候選人。但它常被成員國(包括德國)的區域性利益所削弱。在面臨決策時,柏林方面往往從保護本國出口的短期眼光出發,而不是從保護和擴大以規則爲基礎的全球經濟的長遠角度考慮問題。
診斷出問題比較容易,但要解決就難了。但是,其他大型發達經濟體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儘管只是嘗試性舉措並且作用有限。一是儘可能地保持對話和政策制定的架構。本週,G7除了抨擊川普外,很可能一事無成——就像上週末其財長們所做的那樣,針對川普的貿易關稅,對美國羣起指責。但這至少可以證明,這個體系並沒有完全分崩離析。
另一個選擇是努力協調各方(不囿於G7內部)對川普咄咄逼人的貿易策略的回應,建立起包圍美國的合作。傳統上在國際貿易外交中扮演相對被動角色的日本,在川普讓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後,出人意料地帶頭重啓了磋商。
採取共通性的戰術也將是有用的,即使運用於各個不同的戰場。值得稱讚的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在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時堅強地頂住了美國的威逼。歐盟儘管搖擺不定,至少已決定對美國實施報復性關稅,而不是試圖安撫川普。
即便是中國也不含糊,儘管很少能指望其加入多邊倡議,但中國已對白宮直言相告,如果美國執意實施其威脅徵收的關稅,北京方面將會考慮收回其近期宣佈的對外開放經濟的提議。
這些加起來也無法完全取代過去幾十年G7或近年來G20發揮的作用。但比起自暴自棄,世界各大經濟體還尚有可爲。川普的總統任期總有結束之時,各方需要做好準備,等到激進的經濟民族主義時代令人慶幸地落幕時,抓住機會。
譯者/何黎
歐盟證實其計劃對每年28億歐元的美國輸歐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從而加大力度報復華盛頓方面對歐洲鋼鋁產品徵收額外關稅的決定。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週三表示,它已決定推進相關計劃,對數週前擬定的一份清單上的美國產品徵收額外關稅,這份清單是爲了回應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關稅威脅而準備的。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之一馬羅什•謝夫卓維奇(Maros Sefcovic)表示,美國5月31日決定對歐盟鋼材徵收25%關稅、對歐盟鋁產品徵收10%關稅是「單方面和非法的」。他補充說,美國此舉意味著歐盟有必要作出回應。
被歐盟列爲關稅目標的美國產品包括花生醬、遊艇和摩托車等衆多名目。布魯塞爾的官員們已表示,這些關稅經過精心計算,以求使美國遭受的經濟損害等同於歐盟將因川普政府的鋼鋁關稅而遭受的損失。
謝夫卓維奇表示,歐盟委員會希望從7月份開始落實報復措施。
根據歐盟程式,這些計劃需要先由各國政府進行審議,然後才能生效。
歐盟外交官們表示,歐盟各國政府官員週二在索非亞開會進行了初步討論,各方普遍支援啓動報復措施——法國和德國都強烈支援關稅計劃。
歐盟委員會負責貿易政策的副主席於爾基•卡泰寧(Jyrki Katainen)表示,歐盟委員會「完全支援所有成員國」推動落實這些報復措施。
譯者/和風
聯合國週三發佈的數據顯示,日益升溫的貿易緊張正在拖累世界各地企業的長期跨境投資。
聯合國在其最新《世界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表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在2017年下滑23%,預計今年只會小幅成長(如果有任何成長的話)。
危及今年局面的是,美國與中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戰陰雲越來越濃重。美國上週開始向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鋼鋁關稅,並將在本月底之前發佈針對中國的關稅和投資限制清單,同時威脅要對美國每年進口的價值1900億美元的汽車徵收進口關稅。
「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和地緣政治風險升級,今年FDI成長將很脆弱。」聯合國報告的主要作者詹曉寧(James Zhan)表示,「今年的不確定性是巨大的,而今年過後情況也不會好轉。」
詹曉寧表示,全球經濟面臨的一個挑戰是,FDI——衡量境外企業收購和工廠投資的指標——至今未能恢復到10年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高峯。
去年全球FDI達到1.43兆美元,而2007年爲1.91兆美元。
過去10年期間,全球供應鏈成長也停滯不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彙編的數據指出,對複雜供應鏈的使用在2012年達到峯值。
川普政府正試圖減少境外生產,推動美國跨國公司將海外工廠遷回美國,並鼓勵現在在美國境外生產的外國企業在美國進行新的投資。
去年美國國會批准的企業稅削減措施,是該戰略的一部分,但川普政府也在試圖改變貿易激勵,並設置關稅壁壘,迫使企業增加在美國境內的生產。
該政策已經招致其他經濟體的報復。加拿大、中國、歐盟和墨西哥都已經對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徵收關稅,或威脅要這麼做,以回敬美國的鋼鋁關稅,並放話稱,未來如果美國推出新的關稅,他們也將出臺更多關稅。
代表在美外國投資者的行業團體「國際投資組織」(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的南希•麥克勒農(Nancy McLernon)表示,這種報復會削弱美國作爲企業出口基地的吸引力,從而削弱新的低稅率的誘惑力。
「孤立主義本身可能會推動在美國的更多投資。但是如果其他國家開始回應,那你就會開始看到問題。」她表示。
未來一年的一大不確定因素是汽車行業。川普正試圖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以迫使企業增加在美國生產,而減少在墨西哥生產;墨西哥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已成爲一個主要製造中心。
美國總統上月對汽車進口發起更廣泛的國家安全調查,爲針對從歐洲和日本以及NAFTA國家進口的汽車徵收25%的關稅做好鋪墊。幾個月內就可能作出決定。
譯者/和風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即將憑藉與一個對手握手而創造歷史。事實上,他將同時迎來6個對手。局面不太可能取得突破。
在參加完七國集團(G7)峯會後,川普將飛往新加坡與金正恩(Kim Jong Un)會晤。勝利可期。北韓半島將宣佈和平。那些認爲我在說笑的人應該把聲音關掉,好好研究一下肢體語言,然後再自己判斷川普更喜歡跟誰待在一起——是美國的夥伴,還是這個星球上最致命的獨裁者。你可以猜猜一個造訪地球的火星人會怎麼說。
很難決定哪個事件——在加拿大舉行的「G6+1」峯會失敗,還是美朝峯會成功舉辦——更令人難以置信。但前者贏了。透過讓美國最大的幾個盟友團結起來對抗美國,川普做成了某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羊羣離牧羊人而去。沒有美國,G7將不復存在。這是西方擁有的最接近指揮委員會的機構。這就是爲什麼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從未被邀請加入該俱樂部的原因。這也是爲什麼在1998年,西化中的俄羅斯被收入該組織。但俄羅斯是頭「黑羊」。在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八國集團重新變成七國集團。
(文首照片說明:反資本主義的示威者在去年G7峯會期間舉行抗議活動。)
沒有牧羊人的羊羣會怎麼辦?寓言暗示,它們會被狼羣逐個幹掉。這是美國長期缺席的後果之一。即使在川普上任前,德國、英國和法國等國家就在違背華盛頓方面的意願,爲中國鋪開商業紅毯。但當時它們在北約(Nato)內部仍然保持團結。而且它們在G7中仍堅守原來的角色。眼下川普正使繼續堅持變得非常困難。在上週末舉行的G7財長會議上,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成了孤家寡人。美國能把退歐後的英國推入歐洲的懷抱,這也挺不容易的。把日本逼入對立陣營,就更不容易了。
一個跟寓言中不太一樣的結局是,羊羣團結在一起,讓狼羣不敢輕舉妄動。這種結局或許不像聽起來的那樣不可能。目前,歐洲、加拿大和日本已經聯合起來共同抵禦川普的貿易挑釁。
理論上,川普應該透過給予個別國家優待對G7分而治之。他可以用這種辦法實現他所尋求的雙邊世界格局。例如,他可能會把英國從羊羣中單拎出來——在它在明年與歐洲正式「離婚」後,就基於232條款、以國家安全爲由徵收的關稅給予其豁免權。然後他可以跟英國親熱地聊一聊簽訂一份英美貿易協議的可能性。他可以透過奉承義大利的新一屆民粹主義政府來把義大利拉攏過來。至於德國——只要川普承諾嚴肅地談論事情,德國可能就會動搖了。
如果川普採取此類戰術,這將服務於他的戰略目標。理論上他所希望的——以及他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所暗示的——是一個後多邊世界。在這個交易「叢林」中,美國在每項談判中都具有規模優勢。這是一系列一加一談判,川普總是比談判對手更有優勢。幾乎沒有人想要這樣的世界,包括美國商界大多數人。這將降低每個國家的成長並讓全球供應鏈變得支離破碎。但這並非不合邏輯的願景。規模將決定美國一直佔據上風。
這就是川普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地方。「美國優先」需要外交技巧。你要了解那些你需要分而治之的國家。然後把它們一個個挑出來。然而,川普現在所做的截然相反。上一次西方如此團結是什麼時候?川普的做法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是他無能。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世界——回到20世紀50年代——但他太愚蠢了,搞不清該如何最大化該目標的實現機會。目前有證據支援這個解釋。
第二種解釋是,川普的本我駕馭了他的自我。佛洛伊德把自我比作繮繩,把本我比作野馬。川普的自我想要一個重商主義的世界。但他的本我渴望復仇。懲罰他認爲多年來一直佔美國便宜的夥伴,與離間這些夥伴的目標相矛盾。這兩件事很難同時做。
結果是混亂不斷。表面上,川普的主要對手是中國。中國的對美貿易順差遠遠大於美國的其他所有貿易伙伴。不過,上週川普放棄了抗衡中國最有力的武器——不再追究中國電信公司中興(ZTE)的法律責任。與此同時,他升級了與對美貿易順差很小的加拿大的戰鬥。西方能否挺過這場分裂?在短期內,或許可以吧。但狼羣正在環伺。
譯者/馬柯斯
墨西哥比索匯率週二大幅下挫,先前墨西哥對從美國進口的多種產品徵收關稅,包括波本威士忌、蘋果、土豆、乳酪和豬肉,以報復川普政府出臺鋼鋁關稅。
墨西哥宣佈徵收從15%到25%不等的關稅之際,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未來再度受到白宮攻擊。
「一場公開的貿易戰終於在美國的後院爆發,它對NAFTA的生存可能產生嚴重的衝擊。」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貿易政策與經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
墨西哥Monex銀行高級技術分析師胡安•弗朗西斯科•考迪洛(Juan Francisco Caudillo)說,自4月中旬以來在強勢美元的壓力下貶值13%的墨西哥比索,受制於一場可能損害盟友關係的關稅衝突。
墨西哥比索早盤下跌1.4%,至1美元兌20.35墨西哥比索。「在墨西哥(7月1日)舉行選舉前,匯率可能跌至1美元兌21墨西哥比索的水準。」考迪洛補充說。
受新關稅影響的美國產品名單中,並不包括美國向墨西哥出口最多的兩種農產品:玉米和大豆。這將使動物飼料的原料能夠繼續流向墨西哥的畜牧業和家禽業。
譯者/和風
很多時候,危險來臨之時,當事人並不知道,要到時候反省,才能清晰地意識到,當過了某個時刻,危險已經多麼臨近。反過來看,人對幸運也是如此。
當下的中美貿易談判,有可能就是事後看來的「那個時刻」。
羅斯帶來什麼資訊量?
短短半月,中美貿易談判時戰時和。在劉鶴領銜的中方談判回國之後,中外媒體都認爲中國贏了之時,形勢轉折,5月29日白宮宣佈將對500億美元中國高科技商品徵收25%關稅。
根據白宮聲明,針對中國有兩大舉措,首先是關稅,其次投資限定。隨後形勢再度轉折,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6月率隊訪問中國,繼續商談。對於正在因爲關稅問題惱火的中美貿易談判,意義重大,雙方各自給出了自身聲明。這次會帶來什麼資訊量?
會後沒有發佈聯合聲明,中國聲明稱,「雙方就落實兩國在華盛頓的共識,在農業、能源等多個領域進行了良好溝通,取得了積極的、具體的進展,相關細節有待雙方最終確認」,並強調這是本方的主動選擇,暗示沒有貿易戰,中國本來就打算「從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增加進口」,因爲「這對兩國人民和全世界都有益處。改革開放和擴大內需是中國的國家戰略,我們的既定節奏不會變。」
更耐人尋味的是聲明的最後一段,「中美之間達成的成果,都應基於雙方相向而行、不打貿易戰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臺包括加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這是否可以理解爲中方的最後通牒,或者說對美國最後通牒的回應?至少對國內公衆是如此理解。
與之對應,美國遲了一天的聲明也相當簡單,甚至可以說低調,描述爲政府官員與一個中國代表團就美國與中國之間「磋商紀要」,比較實質性內容就是表示「透過爲農業及能源產品供應提供便利以滿足中國日益成長的消費需求,來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而且這將有助於支援美國的成長及就業。」 華爾街日報隨後報導,中國承諾購買7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以及農產品。這一數字與川普希望削減的貿易赤字目標基本靠近。
耐人尋味的是,美方公告隻字未提最早將於6月15日將公佈的加徵關稅產品清單。
如何看雙方的聲明?
曾經網路有流行外交黑話指南,比如坦率交談表示分歧很大,無法溝通;交換了意見表示會談各說各的;充分交換了意見表示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等等。從這次措辭來看,表示雙方交換了各自意見,溝通了,但是最終決策方向仍舊不明朗。在措辭之外,雙方沒給聯合聲明,一個猜測是談判雙方並沒有得到足夠授權,仍舊需要給更高層彙報。總結雙方各自給出簡單聲明以及沒有聯合聲明這一事實,最大資訊表示一切並沒有完,甚至是剛剛開始,對於雙方都是硬仗。
對中國來說,尤其需要對可能衝突的嚴厲性做好充分準備。先前美國突然增加301與關稅提議,中國國內民衆反應相當錯愕。有人指出這是川普在羅斯來中國之前的壓力測試,不過從美國國內情況來看,最好不要把貿易要求當作偶然性與個體性要求。
川普看似反覆,實際上他對中國態度不算最差,在他背後,有更加強大而廣泛的思潮,反映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的根本。隨時記住,美國的最終決策者,除了總統,還有國會。
美國現任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作爲鷹派代表,其發言很有代表性。我曾經在公號《徐瑾經濟人》發佈他一份證詞,是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會議所作,其結論是美國國會對中國的樂觀預期沒有兌現,「第一部分,我分析了PNTR(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支持者的主要理由。我列明瞭,在這場論爭中,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公衆反覆被告知,中國入世將爲美國帶來顯著的經濟和貿易利益。第二部分,我分析了過去十年的記錄,得出結論:那些承諾大部分沒有兌現。第三部分,我研究了對中國入世的樂觀預期所以失準的原因。我的結論是,有如下幾個根本問題:(1)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與我們的WTO理念之間多麼格格不入;(2)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嚴重誤判了西方企業將其業務轉向中國並以此服務美國市場的動機;(3)美國政府對中國重商主義的反應十分消極。最後一個部分,我討論了美國官員針對因中國入世引發的問題應當採取的措施」,並認爲「美國政策制定者多年來的消極放任態度致使美中貿易赤字日益擴大,以致被普遍視爲對我們經濟的重大威脅。未來,美國政策制定者應當更加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並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採取更爲積極的方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證詞時間是2010年9月20日,這令人深思,它揭示美國對華政策轉向並不是一時興起,有其歷史思潮。最近萊特海澤與日本和歐盟貿易部長三方會議聯合聲明中,重申對第三國的非市場導向政策的關切,指向性非常明顯。
貿易戰:政府與個體
貿易戰驟興以來,對中美兩國甚至全球而言,大家突然發現,中美的諸多分歧,已經是房間中的大象,無法迴避。未來一段時間的歷史,有可能沿著中美如何衝突、如何消解衝突而展開。如何讓關心這一事件進展的普通公衆爭取理解,非常重要。我創辦的經濟人讀書會6月13日會在北京有一場關於貿易戰的讀書會,會前我希望透過公號《徐瑾經濟人》來了解普通讀者關心的問題,除了宏大敘事,仍舊有不少問題令人深思,比如這樣的問題:貿易戰下,個人應該如何自處?大城市是否是我們的歸宿?怎麼看待中美貿易戰對普通百姓的影響?如何解決?中美對抗下,中國經濟走向如何?中國青年人的就業前景如何?
這恐怕既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回應的問題,也是普通百姓需要思考的。兩國政府交鋒無疑是最大焦點,但在看不見的角落,貿易戰如何影響血肉之軀的芸芸衆生、他們的喜怒哀苦如何最終影響貿易戰走向,則是中美貿易戰最大的盲點。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如果你希望瞭解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以及最近他對歐洲、加拿大和墨西哥實施的貿易制裁,不妨去研究一下職業摔跤。與基於規則的拳擊不同,職業摔跤號稱是一場毫無規則限制的道德表演。
這是一個「好人」打「壞人」的漫畫世界,在這裏,人們會投擲摺疊椅,充滿了很多裝腔作勢和欺騙。沒有戰略,只有心理學伎倆。
這就是我們在最新一輪全球貿易爭端中正在應對的局面。假設川普總統身穿緊身三角內褲,胸前繪著美國國旗,上臂刺有「我愛媽媽」的紋身,你就清楚了。沒有真正的計劃;他只是在期中選舉之前迎合他的「鏽帶」選民根基。
但現在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美國已與好人開戰,而不是壞人。透過對美國的盟友徵收關稅,川普讓美國陷入最糟糕的境地:他得罪了那些能夠幫助美國與中國進行在戰略上重要的貿易角力的國家。
這些重要的貿易角力不是關於鋼鋁,而是關於誰將制定數字經濟標準,並在5G電信標準、物聯網以及人工智慧等領域佔據領先位置。
這些領域將在未來幾十年爲全球成長做出大部分貢獻。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數據,傳統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已多年持平,而數字貿易流動從2005年至2014年成長了45倍。
新的世界經濟並不基於敲打金屬,而是依賴於計算能力和數據。這裏蘊含著巨大的生產率成長機會,世界迫切需要這種成長。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另一份報告,未來幾十年,要保持目前全球的生活水準,我們必須將生產率增幅提高大約一倍。
但要實現這些成長並確保它們被普遍分享,我們還需要一系列新的針對衆多問題的規則,從稅收、智慧財產保護,到貿易。所有這些都要求拿出連貫的內部經濟戰略,而這顯然是本屆美國行政當局所沒有的。川普尚未任命領導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的人選,該機構最適合協調這些事情。
在貿易方面,與其爲了摩托車、花生醬以及威士忌與盟友鬧翻,我們不如考慮3D列印及其對原產地規則的影響等問題;這些規則決定了產品的國別。這些規則迄今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新談判的一個癥結。但在一個你可以將產品藍圖電郵到世界另一個角落、然後在當地列印的時代,它們還相關嗎?
美國和歐洲應該坐下來探討5G的共同標準,以及在未來機器網聯時代公平分享利潤的安排。這將需要美國大型科技企業、歐盟電信企業和汽車製造商以及兩個地區的中小企業之間的談判。
中國已在思考所有這些問題。過去幾年,中國悄悄增強了其在國際電信聯盟(ITU)以及其他將推動採用5G和人工智慧技術的標準機構的影響力。中國正在打持久戰,而美國在單幹。
尤其令人恐慌的是,川普政府選擇在歐盟正在走近中國的時刻與歐洲盟友開戰。中國最近超過美國,成爲德國最大的非歐洲貿易伙伴。
總體上,美國仍是歐盟最大貿易伙伴,佔去年歐盟對外商品貿易的近17%。但中國沒有落後太多,佔到了15%。隨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改變亞洲的貿易和安全平衡,歐盟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很可能會更快成長。
歐洲將越來越能透過陸上路線與中國展開實物貿易,而不是依賴美國海軍保障太平洋上基於航運的供應鏈。
世界正在發生變化,而美國仍糾結於昔日的爭鬥。川普政府短視地將貿易逆差視爲最重要的衡量經濟成功的標準,可能是說明這一點的最好例子。
上一次在美國出臺大規模保護主義措施(上世紀80年代針對日本)時,美國也將大規模赤字視爲不公平貿易慣例的指標。美國當時對日本徵收關稅。儘管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確實略有下滑,但這些保護主義措施提高了汽車的價格,這擴大了整體貿易逆差。根據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數據,整個事件導致美國消費者每年額外付出50億美元。
美國與盟友打貿易戰的總代價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代價將是高昂的。即便事實證明最新的爭端是職業摔跤風格的假動作,美國也已喪失大量信任,而信任是最重要的無形資產。
譯者/梁豔裳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把咄咄逼人的貿易政策置於其經濟政策的核心位置。從來沒有哪個經濟議題受到了一位總統如此持久的關注或引發瞭如此大的爭議。
這是個問題,因爲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爲,貿易政策的變化不太可能對就業或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成長產生很大影響,而貿易自由化可能比管理貿易更有利於美國的繁榮。
但假定這位美國總統奉行的重商主義信條是對的——他認爲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要務應該是在世界各地的市場開放方面實現更大的公平。即便考慮到這種對政策目的站不住腳的判斷,美國目前採取的也是一種明顯毫無戰略性且無效的方式。事實上,它幾乎違背了每一條戰略準則。
戰略的第一條原則是有明確的目標,這樣才能判斷成功與否,同時你的談判夥伴不會搞不清你想要什麼。美國的主要目標是減少整體貿易赤字,還是隻減少與特定國家的貿易赤字?是保護鋼鐵、汽車等政治敏感行業的就業嗎?
是阻止對在海外運營的美國企業不公的合資要求之類的商業做法嗎?是爲美國企業爭取更大的市場準入而不管他們有多成功,就像擴大美國汽車產業在南韓市場的准入那樣嗎?
推文發了一條又一條,高級官員換了一位又一位,所有人都無法知道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是什麼。當一切事情都被列爲首要任務時(常常如此),任何事都無法真正成爲首要任務。沒人確信讓步能解決爭端。畢竟,當中國的經常賬戶餘額接近GDP的10%時,美國的首要任務是大幅削減它。如今,中國的經常賬戶餘額不到GDP的1.5%,美國卻在貿易上對中國比什麼時候都強硬。
戰略的第二條原則是團結你的朋友並分裂你的潛在對手。美國似乎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在經濟規模、成長、政府幹預經濟程度等方面以及在人工智慧等許多領域,中國都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然而,美國在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疏遠了其亞洲盟友之後,又透過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稅併發出進一步威脅而激怒了七國集團(G7)中的所有盟友——這使得他們懷疑美國關於在全球貿易中遵守法治的承諾。
正如歐巴馬(Obama)政府最初回避由中國領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的災難性舉動一樣,其結果是導致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選擇站在中國的一邊來反對美國。
美國數十年來與墨西哥培養友好關係的不懈努力也被浪費。美國目前對墨西哥採取的政策,簡直就是爲了讓墨西哥能選出一位激進左翼總統。
戰略的第三條原則是,以聽起來可信的威脅作爲砝碼,這些威脅對談判對手的傷害會大於對你自身的傷害。「停下,否則我就用槍射我的腳」之類的威脅根本沒用。
最近對鋼鐵徵收關稅的舉動就屬於這類威脅。美國的鋼鐵工人比美甲師還少。美國鋼鐵業的市場價值約爲美國股票市場的0.1%。然而,鋼鐵是經濟中衆多行業的關鍵材料,這些行業的總僱員人數大概是鋼鐵行業的50倍,而且它們要在國際上競爭。
讓鋼鐵漲價對美國經濟弊大於利。爲什麼白宮認爲這會是對抗競爭對手的砝碼呢?何況這些國家很可能會以極具戰略性並且得到國際法支援的方式採取報復行動,限制從美國關鍵產業進口。
川普的貿易政策將使得美國人購買的產品價格上升。它們將削弱美國經濟的競爭力。我們的傳統對手無能爲力的事情,這些政策將能起到作用:讓世界大部分地區團結起來反對美國。這些政策將證明我們能力不行,從而削弱我們的合法性和實力。越快徹底修改這些政策,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越好。
本文作者爲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擔任美國財長
譯者/何黎
第三輪的中美貿易會談已在6月2日結束,然而談判成果似乎沒有達到預期。談判結束後,美方代表團未發任何聲明直接飛離北京,而中方的官方聲明也相當簡潔僅表明「相關細節有待雙方最終確定」。此外,中方在聲明的最後指出如果美方出臺包括加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這顯然是針對早前美國白宮宣佈將於6月15日之前公佈500億美元進口商品的徵稅清單。
這樣一來一往,中美雙方在華盛頓達成的「停戰」共識並未得到鞏固。隨著白宮劃出的懲罰性關稅制裁日期步步臨近,這給中美貿易前景蒙上了厚厚的一層陰影。雖然川普的行事方式令人難以預料,中美談判在未來的十餘天內未必不會出現轉機,但現在也是中國做好最壞的打算的時候。
以戰促和或許不可避免
面對美國鷹派的咄咄逼人,中國僅僅在增加進口和開放投資方面的讓步似乎已很難滿足美國。這也應該是當前中美談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美國白宮在29日的聲明不只涉及對華貿易,更多的就中國的產業政策、國企補貼進行發難,並將之歸結爲傾銷、歧視性非關稅壁壘、強制性的技術轉讓等。
美國方面認爲中國的產業政策,例如中國製造2025,傷害了包括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許多公司。針對涉及到工業重大技術的中國實體和個人,美國將實施特別的投資限制和強化的出口控制。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繼續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來「應對」中國,這項行動原本在3月就已開始,爲的是解決中國「歧視性」的技術准入要求。
美國財長梅努欽就在早前的G7財長會議上表示,中美第三次貿易談判不僅將聚焦於消減美國貿易赤字,中國的一些貿易和產業政策,例如國企補貼、產業扶植等,也對美國企業的在華業務造成阻礙。
川普來勢洶洶,再加上談判中美國始終佔據主動權,美國政府不會輕易承諾放棄貿易制裁。即使這次中國僥倖逃脫,也只是爲這些事件的後續展開多爭取到了一些自身發展的時間。貿易制裁可能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裏,如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於中國頭頂。從川普的早年著書《交易的藝術》來看,川普非常善於軟化對手並抓住其弱點。對手的示弱就像血腥味至於鯊魚,反而會導致更高的要價。這次川普在中美達成 聯合聲明的情況下出爾反爾,就說明川普的談判策略如此。
另外,中美之間已不單單是貿易戰的問題。目前來看,美國已經不再僅僅針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中興事件、針對中國製造2025和國企補貼的聲明顯示中美爭議已經由貿易領域擴展至科技領域以及經濟制度問題。筆者在早前的專欄文章中提到,中美博弈已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明顯不同。短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但由於整體貿易的雙贏屬性,這一分歧並不難避免;然後中長期的中美博弈更有可能陷入一個零和的困局,出現更多難以彌合的分歧。中期來看,中國製造的崛起以及高技術領域與美國差距的減小,已經引起美國的警覺。而從長期來看,超出經濟領域,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擔憂,美國對華的全面反制也絕非杞人憂天。
所以,在筆者看來,美國這些水漲船高的要求已經涉及到了中國核心發展戰略,使得中國已無法再做出讓步。當前國企仍是中國經濟的命脈,而當前的產業政策特別是「中國製造2025」則是關乎國家中長期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重點培育的新經濟成長點對象。如果美方要求超出早前中美聯合聲明和習近平博鰲論壇承諾的範圍,談判或許到了更加強硬,以戰促和的階段。
如何打一場可控的貿易戰
目前來看,川普貿易政策不僅針對中國,甚至完全不講情面,已對包括歐盟、加拿大、日本在內的盟友發難。作爲回應,這些國家也紛紛對美國拋出對等的制裁措施,並在世界貿易組織投訴美國違反規則。CNN報導稱,川普甚至打算對德國汽車施加35%的進口稅,誓要把「優質的德國汽車」逐出美國市場。對盟友尚且直接翻臉,我們也無須抱持僥倖心理,認爲他會對中國網開一面。
另外,川普的貿易戰戰線拉得太長,在國際上樹敵衆多,反而縮小了美國在貿易戰上的贏面。筆者在FT中文網專欄中《川普貿易大棒的得與失》中提到,他不光對像中國和墨西哥這樣的製造業出口大國大打出手,其退出TPP、巴黎氣候協定、否認伊朗核協議、對歐盟等開徵鋼鋁關稅等行爲也屢次損害歐洲各國、加拿大及日本的利益,導致這些老牌盟友們怨聲載道。這些做法在短期內讓川普看似所向披靡,並在鷹派裏獲得一片支援,但隨後的反噬效果已開始逐漸顯現,令美日和美歐間的隔閡越來越大。近期歐盟官員公開譴責美國、歐洲三個主要國家——英、法、德的領導人密集訪華以及中日關係回暖並恢復密切互動等都反映了這一現象。
如果中美貿易戰最終難以避免,中美雙方邊打邊談最終在貿易戰中摸清彼此底線,這在筆者看來也不失爲貿易談判的一條出路,最終以戰促和。歸根結底,中美貿易戰對雙方都是有害無益,如果美國民衆以及工商界在爭鋒相對的你來我往中,實實在在地體察到貿易戰對自身的生活和經營照成的負面影響,其不滿情緒在美國的體制下勢必也將對政府的貿易政策帶來不小的壓力。早在5月份的301調查的聽證會上,就有美國農場聯合會、製造商協會、零售巨擘百思買等表示質疑懲罰性關稅的有效性以及擔憂其對國內經濟的不良影響。
以戰促和,「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美貿易自然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對待川普的漫天要價,步步緊逼,採取更加靈活地應對策略同樣是必要的。此次,如果中美能避免貿易戰的發生自然是最好,但如果美方變本加厲,中國也可加入全球反川普貿易政策的陣營,表明態度,給川普和共和黨施加更大的壓力,以戰促和迫使其收手,保全中國核心利益。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本•薩斯(Ben Sasse)說得最貼切:「『讓美國再次偉大』不應當變成『讓美國重回1929年』。」
包括美國多數商界人士在內,世界上大多數人都以同樣眼光看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懲罰性貿易行動。他們正在尋找根本不存在的經濟邏輯。他的衝動是出於政治目的。儘管對金屬和汽車進口加徵高額關稅將導致美國就業崗位淨流失,但川普的行動是爲了「被遺忘的美國人」。他們將感覺自己受到了關注,即便這會讓他們付出高昂代價。
最大代價是地緣政治方面的。川普以國家安全爲由加徵關稅的決定純粹是爲了方便。臭名昭著的1962年《貿易擴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章之前僅僅使用過兩次——每次都有一定的理由。川普並不打算以國家安全爲由來限制來自歐洲或加拿大的金屬進口。他之所以選擇第232章,是因爲該法賦予了這位美國總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最大空間。
他正使用同一法律爲即將對進口的外國汽車加徵懲罰性關稅辯護。但因果有報。川普打破了跨大西洋貿易關係的一條基本原則,且無法彌合。他正在用政治情緒來代替一整套規則。對歐洲而言,正確的自由貿易解決方案是根本不予回應。但從政治方面考慮,歐盟(EU)必須進行報復。它有一個報復目標清單,包括哈雷大衛森摩托車(Harley-Davidsons)、波本威士忌(Bourbon)和牛仔褲。布魯塞爾方面還將把美國告上世貿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法庭。
此外,還有中國。根據常理,川普將與其主要貿易伙伴和盟友一道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遵守全球投資規則。其他國家也和美國一樣不滿中國強迫性的技術轉讓做法。但是,川普卻在最需要利用盟友的幫助時疏遠他們。
儘管如此,川普仍有可能維持美國的法治。由於中國電信公司中興通訊(ZTE)多次違反美國的制裁法令,美國法律對其實施了嚴厲制裁。然而,川普再次捨棄了經濟邏輯。在接到習近平的電話後,川普便對中興通訊寬大處理,放過了它。如果他的目標是逼迫中國就範,那麼這是他最不應該做的事。「他本來已用中興通訊拿捏住了中國,然後他竟放過了中興通訊。」一位歐洲外交官說。「要麼他不知道自己的優勢,要麼他不在乎。」
同時對美國的盟友和對手發動貿易戰,不符合任何公認的國際邏輯規則。這將推高國內價格,減少美國的就業機會,削弱其全球影響力。有關川普的行動可能令WTO解體的警告也將被置若罔聞。那也許正是川普渴望的結果。他的首席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長期以來一直對這個全球組織心懷不滿。川普經常指責美國的非民選法官。毫無疑問,透過憤怒地申討非民選的外國法官,他會獲得更多的推特轉發。
美國的貿易伙伴正在艱難地學習如何解讀川普。這位美國總統致力於發動一場反對所有國家的貿易戰。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將其與上世紀30年代相提並論,警告人們要當心「現代版夢遊者」。但這是個糟糕的比喻。川普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的所作所爲對全球秩序構成了威脅,這是他行動的一個特徵,而不是一個缺陷。
譯者/何黎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在中國並不算家喻戶曉。但近幾個月,有關CFIUS的報導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新聞媒體上。中美之間貿易緊張加劇、中國資本供應充足、中國政府宣佈鼓勵民營資本進入軍工投資領域、加之近期備受關注的CFIUS改革,使中國民衆更加關注CFIUS這個負責評估外資收購美國企業是否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機構。因此,在談及中國對美投資有關問題時,CFIUS已經成爲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
近期媒體報導多在強調CFIUS已經基本、甚至徹底對中國對美投資關上了大門。但這個結論合理嗎?一方面,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對美國企業的併購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CFIUS的改革或將增加針對中資併購交易的評估方式,且審查級別也可能發生變化,這些政策變化可能會使中國對美投資更加困難。另一方面,認爲美國肯定不歡迎中國投資、或者中國對美投資很快會受到CFIUS改革影響的觀點也忽略了很多重要事實,並且將問題簡單化了。雖然前景無疑是模糊的,但現在就斷言CFIUS將會終結中國對美投資還爲時過早。
有一些因素揭示出CFIUS審查中資收購交易帶來的挑戰,這在最近的交易中體現得尤爲明顯。首先,雖然涉及中資的交易在提交給CFIUS審查的併購案中佔大多數——比緊隨其後的國家高出約50%(如加拿大和英國)——但自從CFIUS依據行政命令設立以來(其中一個案例發生在CFIUS成爲法定機構之前),歷史上被CFIUS阻止的收購均涉及中資收購方,包括近期中國福建宏芯基金擬收購德國愛思強公司(Aixtron, Inc.)案和中資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擬收購萊迪思半導體公司(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案。更重要的是,相比以前,CFIUS更不願意考慮或批准「緩和」(mitigation)方案來減輕中資交易引起的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擔憂。同時,在過去的幾年中,涉及中資併購交易顯然受到嚴格審查,這體現在CFIUS雖未正式否決但當事方提前放棄的數項交易中,包括海航集團擬收購Global Eagle交易失敗(海航集團)和螞蟻金服放棄收購速匯金。
在一定程度上,CFIUS近期的嚴格審查與中國政府倡導的將對外商業投資用於推進國防建設政策有關。該政策無疑使鼓吹CFIUS嚴格審查中資收購的呼聲更加高漲,尤其體現在與可用於國防的科技相關的收購案上。近期,這些呼籲促使獲得兩黨支援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在美國國會參衆兩院提出,該法案將改變CFIUS如何評估——用法案中的話說——「需特別注意的國家」的併購交易。以該法案主要發起人之一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衆議員羅伯特•皮坦格爾(Robert Pittenger),爲例,能看出本次立法的主要目標是中國,以應對中國的五年計劃:獲取領先科技,強化在全球範圍內相對於美國的競爭力。該法案發起者還很重視新型半導體及其他具有潛在軍民「兩用」性的科技。法案支持者也很重視某些與美國國家利益對立的中國投資或擬投資項目,認爲CFIUS改革對於保護國家利益勢在必行。
除此之外,雖然川普政府對該改革法案表示支援,但川普政府不一定非要等待國會採取行動不可,而國會在即將到來的休會期結束前不一定會採取行動。首先,作爲貿易戰動員計劃的一部分,川普總統命令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考慮政府是否應該施行某些緊急權力進一步限制中美貿易,以及以何種方式實施。雖然與CFIUS沒有直接關係,但貿易衝突的氛圍確實會有溢位效果,影響潛在中國投資者對美國市場開放程度的判斷。第二,最近白宮提出,可能會以總統令而非立法的手段,改變CFIUS對中資併購交易的審查方式。政府是否會跟進這一戲劇性的舉措,又是否有意引導國會推進懸而未決的改革法案,這一切仍未可知。但這種可能性表明了白宮對中國的審視,以及白宮嘗試進一步利用CFIUS來處理中美關係的強烈意願。
CFIUS加強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幾項遭否決的併購案引起極大關注,同時針對中國投資的改革法案正在醞釀之中,白宮還致力於控制中國的影響力,這一切都會使人得出結論:美國很不歡迎中國對美投資。
然而,這樣的結論是不完全的;還有更多被忽略的重要事實。雖然近期中國買家對美國的投資日益受到審視,但現有事實並未證明美國股權投資市場已對中國收購者緊閉大門。首先,CFIUS繼續批准(嚴格來說是不阻止)中資併購交易,這一事實鮮少見於關於CFIUS的媒體報導中。就在過去的兩年中,CFIUS就批准了一系列中資併購交易,如中國國有企業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公司(Syngenta)、重慶財信企業集團收購芝加哥股票交易所以及安森美半導體公司(ON)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等。在去年一年中,CFIUS也批准了其他多起中資交易,而且時至今日仍在持續。事實上,在任何時候都有許多中資併購交易接受CFIUS的審查,CFIUS並不是對所有涉及中資的交易一律說不。
在有關CFIUS審查中資交易的諸多論述中,還有一點更未引起注意,即便是立法改革的支持者,也依然贊成中國對美國股權市場的投資。舉個比較有名的例子,國會議員皮坦格爾雖然是CFIUS改革法案(該法案一定程度上針對的是中國)的最初發起者,但他最近對其他國會議員解釋稱,大體上他是支援中國投資的。皮坦格爾說:「我來自北卡羅來納州,我那個地區有世界上最大的生豬加工廠,中資控股的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它創造了5000個工作崗位……所以,我對中國投資、或者說所有類型的外國投資都很感興趣。」同樣,美國財政部國際市場與投資政策部助理部長希思•塔伯特(Heath Tarbert)的職責包括財政部的CFIUS審查相關工作,近期他在一場關於CFIUS改革立法的國會聽證會上,對一個關於如何平衡滿足中國需求的美國商業利益與美國國家安全的問題回應稱:「去年,即使是來自中國這樣的國家的交易,事實上也有十多宗交易透過了CFIUS審查。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當我們談到國家安全問題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可以找到一種方法緩和風險並給交易放行。所以,我想再一次重申,我們非常歡迎外國投資」。認爲CFIUS已經阻止,或者很可能阻止大多數中資交易的觀點,忽略了包括改革者在內,美國決策者依然對中國的投資感興趣。
而且,實際上美國決策者擔憂某些中資交易並不是新鮮事。相反,這反映出一種長期以來的觀念,即某些中資收購交易可能會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造成危害。僅舉一例, 2012年「美中經濟和安全評審委員會」發佈了一篇報告,呼籲對中國對美投資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不能僅考慮經濟利益,也要考慮國防利益。但據2018年3月的《國會研究服務報告》(該報告按國家和產業統計了統計了CFIUS審查的收購交易),CFIUS在那之後仍批准了十多宗中資收購案。
值得強調的是,過去CFIUS未阻止的一些交易也引發各種巨大爭議與政治反對。萬向集團收購美國電動汽車電池製造商A123 Systems的交易就遭到一些美國國會議員與美國戰略物資諮詢委員會的反對。雙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收購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一案(這是當時中資對美國公司規模最大的併購案,達47億美元)遭到美國全國農民聯盟和美國農村事務中心的反對。有些人甚至要求農業部加入CFIUS審查體系,對這樁交易進行審查。還有人以史密斯菲爾德的先進的基因研究不應被中國企業擁有爲由提出反對。芝加哥股票交易所的收購也遭到一些美國國會議員的反對。而對上述的這些交易,CFIUS都沒有出手阻止。
由此可見兩點。首先,美國國家安全與中資收購併非必然互斥。CFIUS並未全盤阻止所有中資交易來回應對中國的擔憂,即使在最近也沒有改變策略。第二,即使是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對一樁交易提出反對,也不足以使CFIUS阻止該項交易。在面臨引起社會關注的政治反對時,CFIUS也批准過一些交易。
從目前情況來看,重要的是,CFIUS的審查顯然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CFIUS確實很可能非常謹慎地審查某些交易,但其它交易面臨的反對可能更少。即使在不久的將來CFIUS的走向可能還會變化,但由CFIUS的近期案例和趨勢推斷,可以得出下列結論。CFIUS對如下類型交易的審查可能更爲嚴格:涉及新型半導體科技或與具備潛在武器應用可能的其他任何科技的收購交易,可能造成中國買方獲取美國公民個人隱私資訊的收購交易,以及可能會使中國在下一代電信或其它先進科技領域贏得競爭優勢的收購交易。相比之下,涉及農業、醫療業、製造業以及房地產的收購交易,可能不會受到CFIUS的特別關注。
目前來看,會遭受CFIUS最嚴格審查的交易類型還不那麼明確。因爲,CFIUS可能日益趨向於不僅關注最狹義的國家安全,也關注美國在新興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如人工智慧和通訊高新技術等領域。也就是說,CFIUS可能會更關注一項擬議交易對狹義的美國國防利益,乃至對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經濟利益和競爭力的影響。無論是透過正式授權還是透過非正式做法,CFIUS對中國投資的審查是否會變化,以及會如何變化,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或幾年中見分曉。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在本週的七國集團(G7)峯會上受到冷遇。先前,美國的盟國譴責了川普的鋼鋁關稅——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對集團最強大成員國發出公開指責。
美國總統將前往加拿大參加他擔任總統以來的第二次G7峯會。目前貿易戰的陰影在多個方向上撲面而來,美國與其最密切的盟國之間出現尖銳分歧。
上週六,G7各國財長呼籲採取果斷行動來解決關稅問題,並強調了「美國單方面採取貿易行動的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美國和中國週末也未能就貿易問題達成交易。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昨日結束了與中國副總理劉鶴的第三輪談判,沒有取得任何突破。
G7是一個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其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聯盟內部出現如此公開的分裂非常罕見,更別提成員國公開批評美國了;正常情況下,美國是G7的領導力量,引領著聯盟的議程。但川普對這些自認爲是美國最鐵桿經濟和軍事夥伴採取保護主義措施的決定,令這些盟國的政界人士感到憤怒和震驚。
「不幸的是,美國本週的行動可能削弱傳統上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價值觀,」加拿大財政部長比爾•莫諾(Bill Morneau)說。
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結束後,G7東道國加拿大發布了一份所謂的「主席總結」,指出與會人士擔心,「美國以國家安全爲由對其盟友和盟國徵收關稅,會削弱開放貿易和對全球經濟的信心」。
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惠斯勒(Whistler)舉行的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開批評美國,使即將在魁北克省夏洛瓦(Charlevoix)舉行、川普將會參加的G7峯會更加事關重大。在美國決定對鋼鋁進口徵收關稅後,加拿大和歐盟等主要盟國正準備採取報復措施。
莫諾在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結束後對記者們表示,美國以外的各方已經達成共識,認爲川普政府的行動「破壞了我們做正事的能力」。他說,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被要求向總統轉達G7夥伴的「遺憾和失望」。
梅努欽在會後表示,注意到美國盟友表達的這些情緒,但堅稱,美國不會放棄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我不認爲美國在放棄其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恰恰相反,」他在記者會上表示。他提到,去年12月由共和黨主導的減稅法案透過後,近期美國經濟復甦呈現強勢。
然而,各國財長在會上敦促美國撤銷對鋼鋁進口徵收關稅的決定。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稱美國的行動「極其惡劣」。法國財長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以辛辣的諷刺口吻將G7描述爲「G6 + 1」。他後來說,會上的討論緊張而艱難。「我們無法理解美國的鋼鋁關稅決定,」他在Twitter上寫道。
譯者/何黎
世界兩大經濟體仍有可能最早在本月就開打一場1000億美元的貿易戰——第三輪中美貿易談判上週日在北京結束,雙方未能取得突破。
上週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表示,他將在6月15日之後「很快」落實先前的威脅,即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工業產品徵收關稅,而北京方面承諾將會回敬。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和中國副總理劉鶴在結束兩天的討論後沒有發表聯合聲明。5月中旬在華盛頓舉行的上一輪談判結束時,中國官員只是含糊地承諾「大幅」減少中國對美貿易順差。
官方的新華社在一份簡短的聲明中表示,羅斯和劉鶴取得了「具體的進展」,但沒有詳細說明。但新華社也警告稱,如果美方出臺包括加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預計中美貿易談判將在整個夏季持續。
美國代表團在會談結束後沒有發表評論,並定於週日晚飛離中國首都。
聽取了談判情況簡報的兩位人士表示,在農業以及更大的結構性貿易和投資問題上幾乎沒有進展,因爲雙方在更大程度上關注潛在的能源交易。「重點僅限於縮小貿易赤字,尤其注重能源出口,」其中一位人士表示,「這個重點不是美國企業界希望看到的。」
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上週六在加拿大舉行的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上表示,羅斯在北京的討論不僅聚焦於削減貿易赤字,還包括中國有爭議的貿易和產業政策;美國企業認爲,這些政策阻礙了它們的在華業務。
「這不僅關乎(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商品,這關乎結構性變化,」路透社援引梅努欽的話報導稱,「如果有結構性變化,使我國企業能夠公平競爭,那本身就足以解決貿易赤字。」
在上週的預備會談期間,美國官員曾希望,縮減中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將使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翻番,達到每年約400億美元。例如,每當美國出現禽流感病例時,中國海關官員就會停止所有美國雞肉進口。其他國家通常只會暫停從受影響的州及其鄰近各州進口。
川普上週再度拋出的關稅威脅,令中國官員感到意外和憤怒,尤其是因爲此舉似乎與梅努欽兩週前有關「擱置貿易戰」的保證存在矛盾。
「中方要求川普政府公開宣佈不會徵收關稅,這是根本不可能的。」聽取了談判簡報的第二位人士表示。
儘管北京對川普再度發出威脅感到憤怒,但最近幾天中國政府削減了一系列消費品的進口關稅,並承諾到6月30日放鬆能源和交通運輸等行業的外國投資限制。
中國外交部上週五表示,「中方談判磋商的大門是敞開的」。
川普去年11月抵達北京展開國事訪問期間,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攜手國有的中石化(Sinopec)簽署一項臨時協議,擬參與430億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氣項目,並向其採購天然氣。敲定最終協議的目標日期初步定於2019年初。
譯者/何黎
美國白宮5月29日發佈聲明,美國將對500億美元從中國進口的包括高科技及與「中國製造2025」相關產品徵收25%關稅,具體徵稅清單將在6月15日公佈並隨後開始執行。緊接著在6月2日的中美第三次高層談判後中方發表聲明:「中美之間達成的成果,都應基於雙方相向而行、不打貿易戰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臺包括加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
於是,中美之間貿易爭端和磋商的結果是一個條件機率,條件是5月20日中美雙方高層就貿易磋商發表的聯合聲明,以及雙方停打貿易戰的共識。
美國的「毀約精神」,實質是壓力測試?
不久前的5月20日,中美雙方經過兩輪高層談判後就貿易磋商發表聯合聲明。兩國貿易談判領頭人也曾明確向媒體表態,兩國經貿磋商取得了有意義的進展,雙方達成共識停打貿易戰。而5月29日美國白宮公開毀約,再次發佈對華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聲明,使得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回到3月22日貿易戰開始的狀態。
美國同樣的「毀約精神」也出現在美朝關係。早在今年3月,川普和金正恩確定美朝召開峯會討論朝核問題。5月24日川普突然信函給金正恩宣佈取消會晤。當全世界還處於懵圈狀態時,川普25日又表示「美朝新加坡會晤仍將在6月12日如期舉行」。筆者認爲川普在經濟和政治及外交上的「毀約精神」,與其說是他不按理出牌的一種交易策略,還不如說他在運用壓力測試,試探各博弈方及市場反應。若其他博弈方和市場如他所預期的具有韌效能夠接受最壞的結果並消化風險,那麼他將執行毀約後的策略。反之,則執行變臉前的策略。
美國對中國高新技術進行全方位遏制
中美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看起來是經濟與貿易關係的摩擦,實質是美國對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趕超與崛起戰略的遏制,根源在於兩大經濟體體制上的矛盾。5月最後一週美國國會衆議院透過一項修正案:若學者個人參加或正在參加中國「千人計劃」這類人才項目,可能無法獲得國防部的教育或學術培訓以及研究經費。美國專家們一直對中國人才計劃及其在推動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提出警告:這類人才計劃旨在吸引學者回到中國,並參與到中國的尖端技術研究,以實現中國科技強國的目標。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5月29日表示,川普政府計劃將部分發給中國公民的簽證有效期縮短。隨後美國領事館指示:對於攻讀機器人、航空航天和高科技製造等專業的中國學生簽證有效期將被限制爲1年。不過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部國際媒體總監5月31日向媒體澄清:美國對中國公民的各項簽證政策沒有改變。儘管美方就此事做過官方澄清,但部分簽證存在事實上的收緊。總體上,美國對中國高新技術製造業從生產補貼,出口關稅,人才培養等方面推出全面遏制中國的措施。
中美經貿磋商聯合聲明到美國重新加徵關稅,中間發生了什麼?
從中美達成聯合聲明到白宮再次宣佈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高技術商品加徵25%關稅,中間發生了什麼?什麼是美國大變臉的導火索?
首先5月24-25日默克爾訪華,此次默克爾訪華的目的一方面是加強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之後,歐洲需要尋找新的合作伙伴。此行最重要的背景是川普政府與歐洲的貿易摩擦加劇。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之後,曾威脅那些與伊朗做生意的歐洲企業,這對歐洲各國形成了壓力。川普政府與歐洲及亞洲關係上的裂縫爲這些國家之間的抱團合作打開了另一扇窗戶。
默克爾此行還專門視察了中國科技中心深圳。隨後德國媒體報導德國目前在人工智慧領域落後於中美兩國。另一家德國媒體認爲「德國是創新之國,中國是世界工廠」的時代已經是過去式,未來德國在人工智慧、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和生物科技等領域必須面對來自中國的競爭。德國政府近幾年每年投入大約6000萬歐元用於人工智慧領域的研究,德國媒體報導2018年將增加到1.51億歐元。德國政府和媒體對中國在高科技和人工智慧領域的描述濃墨重彩。無論媒體對中國高新技術的報導是否屬實,筆者認爲過度誇張的媒體渲染一定程度上會加劇美國及歐洲對中國高新技術崛起的焦慮。德國的做法是回去修練內功,而美國的做法是採取行動在高新技術領域遏制中國。
其次本年度重大國際事件之一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即將於6月9日至10日在青島舉行,中國將利用此次會議對接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8日宣佈:吉爾吉斯共和國總統熱恩別科夫、哈薩克共和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丁將出席會議,與此同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羅哈尼等將對中國進行訪問。此次會議是在川普全球大棒政策之後,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國家之間加深合作的契機,能源和貿易投資合作可能是重點。
最後6月2日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率團來華談判,來訪之前忽然恢復3月22日貿易戰開始時要求對中國加徵關稅的條件——美國稱其爲「策略性聲明」,可見相當大程度上是美國提前出牌爭談判籌碼,這也是美國政府歷年貿易戰的慣用手法,也符合川普交易藝術。美國5月29日宣佈對中國高新技術出口6月15日開始徵收25%關稅,相當於一個期權。若6月2日中美談判結果美方滿意,它們可以選擇6月15日不執行。若談判結果美國不滿意,則可選擇執行。最壞的結果,如果美國選擇執行,那麼6月15日美國將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美元包括高科技及與「中國製造2025」相關產品徵收25%關稅。中國則會採取對等制裁措施,恢復對美國進口商品的制裁方案。中美雙方第一輪貿易戰正式開始。但對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損失卻是2000億美元的逆差談判,以及對期中選舉至關重要的美國農民農產品出口的損失。筆者認爲就美方而言,最佳方案還是折中。這場談判博弈,中美雙方的最優策略均是妥協。
中美聯合聲明的作用在何處?
回過頭來看中美貿易磋商聯合聲明:5月20日,中美雙方就貿易磋商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重視智慧財產保護;鼓勵雙向投資;雙方同意保持高層溝通。聯合聲明最大的收穫是中美雙方在重大分歧時達成的一個彈性磋商框架,標誌着雙方就貿易爭端正式走向管控分歧和解決分歧的軌道。高層貿易對話機制相當於國內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在國際範圍上的延伸,此後貿易磋商和談判將常態化。不過雙方聲明的內容還有很多不確定性。聯合聲明並無法律效力,可執行和可操作的部分仍然比較有限。聯合聲明是兩國後續談判的框架和基礎,雙方究竟能取得多少談判收穫,還取決於雙方的談判能力和討價還價能力。
美方最迫切的利益訴求在何處?
5月29日白宮新聞祕書辦公室發表美國貿易政策情況說明,明確指出中國貿易的幾宗罪:第一是中國有損公平及互惠貿易的做法,主要包括:中國推行的產業政策以及不公平的貿易做法——包括傾銷、歧視性非關稅壁壘、強制性技術轉讓、產能過剩以及產業補貼。中國的產業政策,例如其「中國製造2025」計劃,對世界各地的公司構成損害。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徵收的關稅遠遠高於美國對中國徵收的關稅,中國的平均關稅率比美國的平均關稅率高將近3倍;一些特定產品如汽車兩國更是不對等不平衡;中國還禁止從美國進口家禽等農產品;中國對銷往美國市場的一系列產品進行傾銷及不公平補貼。傾銷或不公平補貼行爲涉及13種不同產品,其中包括鋼圈、冷拔機械管、工具箱櫃、鍛鋼配件、鋁箔、橡皮筋、鑄鐵下水管和連接件以及大口徑焊管。
美國貿易逆差罪魁禍首在中國。此次白宮新聞祕書辦公室再次指出2017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3752億美元。中國海關總署統計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爲2758億美元,雙方統計相差994億美元。但中美服務貿易多年中國一直處於逆差,美國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380億美元。上一輪談判下來美方要求中國兩年之內減少對美逆差2000億美元,這無論對於中國還是美國,都是不現實的。即便中國降低商品進口稅率,也不一定能夠減少美國逆差,這取決於雙方的貿易結構,美國的產能情況,雙方消費升級情況和兩國的收入及消費水準。
美國還指出中國的技術轉讓要求對美國的創新和就業造成損害。美國的《301條款》指責中國的四項技術政策:強迫性技術轉讓、使許可執照低於經濟價值、中國國家指導的帶有戰略目的的對美國敏感技術的收購、網上公然竊取,對美國的技術就業崗位構成威脅。此外,白宮還指出中國透過對外國企業所有權的限制、行政審查和頒發許可程式,強迫美國公司或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進行技術轉讓。中國要求進入其新能源車市場的外國公司轉讓核心技術和公開有關開發及製造技術;「中國對進入中國的外國公司取得智慧財產和技術執照實施契約限制,但對在兩個中國企業之間這樣做不實施同樣限制」。中國是美國重要的技術進口大國之一,美國企業透過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進行技術轉讓,創造了遠超過其國內的利潤。中國法律允許外資以技術出資設立合資企業,並不存在所謂的強制技術轉移。中國企業引進新技術並願意爲此支付合理的智慧財產使用費,這是雙向選擇,也是自願的,是市場自發運作的結果。
中國的底牌與面臨的矛盾
5月20日的中美聯合聲明並沒有任何關於是否取消對中興制裁的內容,也沒有不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進行徵稅的說明,更沒有不追究301調查的文案。因此中美貿易談判仍然存在很多變數。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曾向媒體傳達他們會尋找中興制裁的替代方案,中國也必定有關於拯救中興危機的備選方案。美國的目的是最大極限的爲美國謀取利益和好處。中國的目的也是最大極限的爲本國企業挽回損失。
關於中國媒體和外國媒體對中國高新技術的過度渲染和誇張報導,筆者認爲是值得高度警惕的。中國的高新技術製造業真的對美國構成了威脅了嗎?恐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相信,但是相當多的美國人卻信了,至少是在美國引起高度警覺了。美國,德國和日本的高精尖技術,人工智慧,新能源汽車遠遠走在中國前面,這是事實,並非規劃。而中國的製造業強國還只是規劃,離事實還遠。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透過市場換技術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當前在全球化受阻的條件下,按比較優勢進行垂直分工的全球產業鏈已被單邊主義損壞,產業內貿易和產品內貿易受到干擾。發達國家已經不願意同中國進行技術換市場了,至少是要求中國一邊開放市場,一邊用技術與中國做對等技術交易。發達國家要求的對等原則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原有的國際分工地位和外貿發展方式亟需轉變,新的全球化均衡需要中國做出對策調整。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是不斷受損的全球化垂直分工體系與中國路徑依賴之間的矛盾;是中國躊躇不前的自主研發實力與日益成長的先進技術需求之間的矛盾。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國竊取智慧財產今年成了世界上最緊迫的貿易問題之一,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表示將對中國高科技產業徵收關稅,指責這些產業是靠竊取美國技術建立起來的。
川普在Twitter上寫道:「美國正迅速對竊取智慧財產的行爲採取行動。這種現象已經存在了許多年,我們不能再允許它發生!」
但專家們表示,在中國的地方層面,川普指出的竊取智慧財產問題正是中國近年取得顯著進展的領域之一。
全球智慧財產諮詢公司羅思(Rouse)的霍莉•懷特(Holly White)表示,中國在打擊個別企業竊取智慧財產的改革上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她說:「中國之前有幾起智慧財產竊取案引起了高度關注,其結果是,中國政府迅速發展起一套一流的體系來處理智慧財產侵權,並改善其國際聲譽。」
川普的擔心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涉及大規模產業政策,而不是地方法院。許多外國政府擔心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新倡議,其目標是在機器人、電動汽車等10個產業打造國家冠軍企業。該戰略要求國內特定行業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礎零組件、關鍵基礎材料實現自主保障,到2025年實現70%的自主保障。
懷特說:「美國政府近來對中國以及竊取智慧財產行爲發表的斷言,在更大程度上涉及中國作爲新興『創新國家』的地位,這直接挑戰了美國在該領域的領頭羊地位。」
這造成了一個擔心:外國企業會被迫向中國企業轉讓技術,尤其是透過許可協議和合資企業。
去年8月白宮委託對中國竊取智慧財產發起一項研究,今年3月公佈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爲實現其戰略目標所用的方法之一是限制外國投資。報告稱,中方利用這一機制,有選擇地批准外國投資者進入國內市場,而交換條件就是技術轉讓的承諾。
過去20年裏,從高速列車到戰鬥機,衆多領域的外國製造商都將技術授權給中方合作伙伴,結果在幾年後發現合作伙伴成了主要國際競爭對手。
但中國表示,其在創新驅動型成長方面的努力,完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
川普稱,中國竊取的智慧財產價值大概在2000億美元到3000億美元左右。他說,儘管美國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國家」,但不得不「在與某些國家的貿易上採取一點行動。而且,顯然,美國對華貿易赤字是最大的。」
國際產權律師們也認爲,美國的貿易政策忽視了一些有利於智慧財產保護的重大變化。據北京東方億思(Beijing East IP)律所的羅瑞克(Erick Robinson)介紹,外國企業在中國地方法院的勝訴比例高達80%至90%。2016年北京一位法官表示,外國企業在他的法庭上贏得了65起訴訟,無一敗訴。
羅瑞克表示,就憑這一點,「中國政府顯然支援向外國原告宣傳其專利法院。」
羅瑞克表示,中國曾是智慧財產界的「笑柄」。但他稱,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有效、高效率且相當公平的專利執法體系」。
不過,中國要擺脫抄襲產品的名聲,還有一段路要走。去年,上海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對美資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智慧財產改革是在華美國企業最關心的問題。
52%的受訪企業認爲,智慧財產領域的保護不足是制約研發投資的主要因素,上一年持此觀點的比例爲42%。
外國公司經常說,司法保護主義以及當地對它們的偏見,限制了它們在中國法庭上據理力爭的能力。像三星(Samsung)、戴爾(Dell)和蘋果(Apple)這樣的跨國公司都曾在中國的法庭上打輸過專利侵權官司,而勝訴者是一些幾乎沒人聽說過的本土企業,這助長了有關外企處於不利境地的看法。
儘管如此,研究中國智慧財產法的威廉•韋特曼(William Weightman)辯稱,「對於中國在智慧財產保護方面的重大變化,外國企業認識得很慢。」
譯者/何黎
美國對三個最大的貿易伙伴打響了貿易戰的第一槍,宣佈開始對來自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鋼鋁產品徵收進口關稅。
以國家安全爲由對美國的長期盟友自即日起徵收關稅的決定,爲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經濟體之間針鋒相對地開徵關稅搭起了舞臺。就在幾天後,七國集團(G7)領導人將在加拿大開會。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表示,歐盟將實施對摩托車和花生醬等美國產品徵收關稅的計劃。「對世界貿易來說,今天是糟糕的一天。」他說。
法國財長警告稱,歐盟將別無選擇,只能同美國「打一場貿易戰」。「我們的美國朋友必須知道,如果他們要對歐洲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歐洲將不會沒有反應。」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上圖左)表示。他在巴黎會晤了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
墨西哥表示,將對美國鋼鐵、豬肉、蘋果、葡萄和藍莓等一系列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預計加拿大也將採取措施(加拿大方面稱,將對美國的鋼鋁產品以及日用消費品等徵收報復性附加關稅,總價值約爲128億美元,編者注)。
「這標誌着(美國發起的)一個顯著升級,也是人們擔心了很久的貿易戰的第一槍。」華盛頓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愛德華•奧爾登(Edward Alden)表示。
此舉出爐之前,羅斯表示,近幾個月與歐盟的會談一籌莫展,而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更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而舉行的討論進展太慢。最初在3月份宣佈的25%鋼鐵進口關稅和10%鋁關稅,是美國發起的行動的一部分,目的是打擊中國及其向全球市場大量銷售廉價金屬的行爲。
但昨日的事件突顯出,川普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的努力,到頭來如何損害美國與歐盟以及NAFTA夥伴等傳統盟友之間更大的經貿關係。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Chad Bown)表示,考慮到中國現在對美國的鋼鐵和鋁出口可以忽略不計,中國受川普鋼鋁關稅的影響很小。「此舉現在主要打擊我們的經濟和軍事盟友。」他表示。
去年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總額近7200億美元,而美國企業與中國的貿易總額爲6360億美元。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總額超過1.1兆美元。那些關係可能會受到進一步考驗。上週,川普政府啓動了針對汽車和部件進口的國家安全調查,可能對亞洲和歐洲生產商徵收25%的關稅。
在會晤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後,歐盟貿易專員塞西莉亞•馬爾姆斯特倫(Cecilia Malmstrom)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警告稱,美國對汽車業展開的調查將整個全球貿易體系置於風險之中。「這可能導致基於(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消亡。」他們表示。
譯者/和風
中國政府表示將於6月30日發佈新的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此舉滿足了美國的一個關鍵要求。就在兩天後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將在北京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舉行第三輪貿易談判。
中國商務部週四表示,新名單將在能源、交通運輸等領域取消或者放寬外資的限制。
中國所謂的負面清單列出了外國投資者不得進入的領域,未列入清單的領域對外資是開放的。美國政府和企業界一直在加大對中國的施壓,要求取消對這些禁止領域的投資限制。
今年5月初,在美方給中國貿易談判代表的一張冗長的訴求清單中,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率領的川普政府官員敦促中國在7月1日前發佈「修改過的全國負面清單」。
近幾個月來爲了阻止與美國的貿易戰,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措施,而週四這份公告是其最新舉措。週三晚間,中國國務院宣佈將下調包括服裝、化妝品和家用電器在內的一系列消費品關稅。
中國政府在4月份宣佈放寬金融、汽車領域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每次放寬限制時,中國官員都堅稱之所以採取開放政策是出於中國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爲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施壓。
儘管本週雙方互放威脅,但許多美國官員都樂觀地認爲羅斯與劉鶴的週末會談將有助於避免可能到來的貿易戰。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在週三的通報會上表示:「實際上我們(還沒有徵收)任何關稅。目前依然還是威脅要收關稅。」
劉心寧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中美貿易戰又起波瀾。就在雙方宣佈達成協議後短短几天,白宮又聲稱將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自川普政府主動挑起對華貿易戰以來,局面就一直撲朔迷離。美方時而強硬,時而和緩,反覆無常。貿易戰究竟向何處去?撥開川普政府「話術」的迷霧,分析其動用的「武器」和「戰術」,也許有助於我們判斷貿易戰的走勢。
川普之前的美國政府,在貿易領域發難的常規武器,一是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反傾銷、反補貼控訴;二是基於所謂的「國家安全」或者「智慧財產保護」,動用國內貿易擴展法案的232條款或者智慧財產保護的337條款。這兩種武器都主要是針對某種具體商品,例如鋼鐵、鋁、汽車等。
這兩種武器的侷限性也很明顯。在WTO控訴耗時耗力,最終結果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是一個適合快速攻擊的手段。如果動用上述兩個法案,「國家安全」的認定又一直頗受爭議。更重要的,這些常規武器都難以針對多種商品大規模使用,只能對有限種類的商品精確打擊,對目標國的經濟的實質性影響有限。在此背景下,川普政府祭出了一個新世紀罕見的「非常規」武器——《貿易法案》特別301條款。一出手就是針對中國共計1333種產品,堪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乍看之下,川普政府選擇301條款比較奇怪。這一條款原本是針對不公平貿易而誕生的美國國內法案,後來逐漸被拓展至產權領域,形成所謂的特別301條款。作爲一個誕生於1974年的條款,美國曾經在缺乏全球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時代(即1980和1990年代初期)頻繁使用這一手段作爲威脅手段。在歷史上,301條款共計被使用124次,最大的受害國是歐洲、日本和加拿大等美國的盟國,分別佔到總次數的30%、15%和11%。但是,在所有這些案件中,只有13%的懲罰被最終執行。2000年以後,301條款的使用頻率更是大幅度降低,只使用過5次,分別是2次針對中國,2次針對加拿大以及1次針對烏克蘭,其中僅有針對烏克蘭的那次最終執行。可見,301條款已經是一件逐漸封存的武器。
美國之前爲什麼封存這件武器?而川普政府爲什麼又重新啓用呢?這是理解川普政府目的的關鍵。首先需要明確,美國貿易法案的301條款是違背WTO精神的。在缺乏國際貿易政策協調的時代,美國頻繁使用301條款,實際上是利用國內法律單方面對進行認定貿易伙伴的不公平競爭。在實際操作的時候,往往就變成了保護主義措施,逐漸引得歐洲、日本等盟國的不滿。爲了緩解和盟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WTO成立以後,美國轉而使用WTO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貿易爭端,不再輕易使用301條款。2001年美國之所以對烏克蘭動用301條款並最終實施關稅懲罰,是因爲烏克蘭當時並非WTO成員,隨後在烏克蘭加入WTO前夜,美國宣佈關稅懲罰終止。換言之,美國還沒有對任何WTO正式成員國真正執行過301條款。
那麼,爲什麼這一次川普政府又祭出301條款呢?這還得提到美國另一大智慧財產制裁利器——美國關稅法案337條款。337條款是一個比301條款更爲常見使用的武器。這一條款誕生於1930年,專爲智慧財產保護制定,其實與美國本次所宣稱的保護智慧財產的目標更加契合。實際上在WTO成立以後,美國在減少301條款使用的同時,大幅度增加了對337條款的運用,作爲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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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爲什麼本次川普要棄337選301?在這裏,我們重點提及他們的兩個主要區別:
第一,337條款首先需要有申請人向美國法院提交控訴,然後才能執行,而且其只能對某一個產業施加限制。而301條款不需要有任何實際申請人,可以完全由美國政府來推動,因此也不一定是針對具體的產業。301條款更能夠體現美國的政府意志,而並非特定的產業目標。
第二,337條款只適用於美國企業在本土受到智慧財產侵害,而301條款則可以將受侵害的範圍擴展到全球。換言之,如果美國政府認爲本國企業是在海外市場擴展受到智慧財產侵害,就不能使用337條款而只能使用301條款。
由此可見,如果要透過政府推動來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打擊,那麼301條款比337條款有力的多。既可以完全由政府主導並選擇打擊的產業,無須企業「報案」,又壓根不需要在國內市場尋找證據。如此一來,基本就是川普政府指哪兒打哪兒了。如果川普團隊希望再次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打擊,那麼多半還會再次選擇301條款。
法律武器確定了,接下來就是看裝填什麼產品作爲「彈藥」。從邏輯上來說,打貿易戰應該挑選這樣的商品徵稅:(1)該產品在對方的出口中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對方也很難找到除了本國之外的其他替代性市場;(2)對方並不是該產品的唯一出口國,本國能夠很容易找到除了對方的其他市場或者透過本土生產加以替代。如此,則既可以精確打擊對方,又可以將己方的損失減到最小。可是梳理美國的制裁清單,並不符合上述第一條原則:這些商品對中國的出口重要性有限,其中甚至還包括許多中國目前並沒有明顯優勢,甚至沒有出口的產品,例如飛機。這實在很難符合美國政府「平衡中美逆差」的論調。
進一步會發現,在美國製裁的1333種產品中,有超過70%,共計927種產品是與中國的「製造業2025」相關的。其中很多產品事實上是外商直接投資或者關聯企業所生產。根據商務部統計,在華經營的最大的500家出口企業中,只有42%是中國所有企業,而58%的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以這些關稅制裁,可謂一箭雙鵰:不僅僅是針對中國本土企業的扼殺,還可能迫使外商企業轉變戰略佈局,減少在中國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和技術轉移,配合智慧財產領域的其他壓力,將全力延緩中國的技術進步。這裏的邏輯要回到我們之前刊於FT中文網文章《貿易戰還是科技戰》,美國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是包裝在貿易戰外表下的科技戰,目的是扼殺中國正在努力的產業升級,確保美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 這在本週二白宮的聲明中也有直白的表述,對含有「重要工業技術」的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稅,包括與「中國製造2025」相關的技術。
但川普政府利用301條款發動大規模打擊,在執行層面也有相當大的困難。一是如前所述,301條款違背WTO建立初衷,實際就是繞開多邊爭端解決機制,本身也不受美國盟友待見。此例一開,盟友也會發憷「其無後乎」?日本和歐洲的反應也證實了這一點,歐日支援美國以保護智慧財產爲由對中國發難,但不願意美國動用301條款,而是希望回到WTO的框架下來解決問題。二是現在的全球價值鏈已經使得各國的貿易高度關聯,形成縱向一體化。每一個產品從原材料、製造到最後的組裝,都可能經過多個國家的多道程式,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導致產業鏈的崩潰。儘管美國看上去掌握高科技的上游產業,但如果完全阻隔中國的下游產業,整個生產活動也會受到嚴重破壞。三是中國的經濟規模確保了中國有反擊的能力,至少可以做到精準打擊。中國反制美國的商品以初級產品爲主,包括了大豆這樣對雙方都很重要的農產品,一旦開戰將是兩敗俱傷,有足夠的威懾力。而且農產品觸動了川普的票倉。在期中選舉即將進行的時候,川普就算嘴上說不在乎,但心裏一定需要掂量可能帶來的選票流失。
所以,雖然川普政府選擇了一個接近於無所限制的法律條款作爲「武器」,但是也受到了該「武器」嚴重負面後果與貿易戰全面爆發災難性結果的約束,這恐怕是川普政府態度不斷反覆的主要原因。美國試圖遏制中國以維持領先地位的意圖,以及中美兩國大規模衝突災難性後果的約束,共同塑造了中美關係未來一個階段的大勢。
因而從中國的角度,就應該明白,我們在談判中要有進有退。要適應川普政府的風格,不要把川普的話術過於當真,應仔細分析其行爲邏輯。中美談判肯定會繼續,激烈的討價會成爲未來的一種常態。可預見的,美國政府會繼續運用各種經濟武器(包括WTO賦予的工具限制貿易、投資限制、簽證限制等等),會同歐洲、日本等盟友向中國持續施壓,不給中國喘息的機會。甚至會超越經濟層面,在臺海、北韓問題上刁難中國,試圖破壞中國的發展環境,誘使中國進退失據。對此中國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保持定力,以我爲主,接受可接受的,堅決拒絕不可接受的。
最後需要認識到的是,未來的全球經濟必然不再「平坦」。全球保護主義會逐漸抬頭,不僅僅是美國或者歐洲,「一帶一路」上的發展中國家也會受這種新的保護主義潮流的影響。但是任何國家也無法拒絕國際合作,這背後反映的是國際化配置資源的內在需求。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所祭出的種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最終造成的都會是兩敗俱傷。國家之間的貿易融合越是緊密,相互傷害的成本也就越大,貿易戰發起方也才越投鼠忌器。換言之,我們貿易國際化越充分,也就越有能力和機會斡旋貿易衝突。因此,打贏貿易戰的核心,絕不是退縮自守,而是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中國需要繼續在全球化這條崎嶇的道路上跋涉。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再度威脅對中國輸美產品開徵關稅,正使美國談判代表們敲定農業和能源交易的努力變得複雜化。與此同時新的跡象顯示,他領導的行政當局內部在貿易問題上爆發激烈辯論。
對於川普政府本週宣佈將推進徵收關稅,並對北京方面實施投資限制,美國總統的最高貿易顧問之一、對華鷹派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昨日叫好,稱此舉是「歷史性的」。
他還公開批評美國財長、迄今領導對華談判的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因為後者在5月早些時候宣告華盛頓方面「擱置」對華貿易戰。美中定於近日恢復貿易談判。
「那是一段令人遺憾的發言,」納瓦羅在接受電臺採訪時表示,「首先這是一場貿易爭端。第二點是,就像總統說過的,我國早已輸掉了貿易戰。」
一位白宮工作人員不尋常地公開頂撞一名資深內閣成員,揭示了川普白宮內部在如何同中國談判的問題上的激烈爭論。這也暴露了兩人之間的對抗;就在幾周前,兩人在北京談判期間發生衝突。
納瓦羅在2016年加入川普競選陣營之前是一個鮮爲人知的學者,著有《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一書。他一直在推動徵收關稅,與北京方面較量一番。梅努欽和其他人則敦促採取更有分寸的戰略,併力求給談判一個機會。
川普最新一次翻臉之際,美國高級官員已抵達北京,準備投入定於週六舉行的第三輪高級別貿易談判;華盛頓宣佈的關稅行動已給此輪談判蒙上陰影。
聽取了談判情況簡報的三名人士表示,如果預備會談不順利,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和中國副總理劉鶴原定週末在北京舉行的會談可能取消。但中國官員和分析師仍然樂觀地認爲,川普的威脅是出於政治動機的虛張聲勢,不至於破壞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達成涉及面更廣的貿易交易。
他們表示,川普的意外聲明與他在談判過程中製造不確定性和壓力的傾向一致。此舉也符合他的「美國優先」議程,他曾向選民承諾,這一議程將是他的總統任期的標誌。
「川普是不可預測的,但也是可以預測的,」一位中國官員說,「他一輩子都是保護主義者。」中國商務部發表聲明,稱中方對白宮的聲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但也在意料之中」。這是北京方面對川普的威脅作出的首個官方回應。
北京智庫——察哈爾學會(Charhar Institute)的王衝也認爲,川普出乎意料的聲明「僅僅是一種威脅」,他補充說,「中國仍將盡全力避免貿易戰」。
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政策委員會主席、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WilmerHale)駐北京合夥人萊斯特•羅斯(Lester Ross)稱,川普的關稅威脅「從根本上說是在下一輪貿易談判之前的一個談判步驟」。
一大批美國官員,包括美國財政部次長戴維•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和農業部次長特德•麥金尼(Ted McKinney),正在中國首都敲定與美國農業和天然氣出口有關的初步協議。農業談判專注於針對美國雞肉、豬肉、牛肉、大米和高粱出口的現有技術壁壘。美國官員們估計,如果這些壁壘被清除,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可能翻番,增至400億美元。
川普週二承諾,將於6月15日發佈一份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名單,這份最終版名單上的產品將面臨關稅,作爲美國對中國智慧財產制度調查的一部分。
儘管美國總統的威脅似乎逆轉了梅努欽的「擱置」之說,但實際執行日期仍不明確,只被定義爲「之後不久」。
「川普的聲明使(美國團隊)陷入棘手境地,」聽取了談判情況簡報的一名人士稱,「但這與他們兩天前的處境也差不多。關稅的陰影一直存在,在實施之前,它們都處於擱置狀態。」
儘管北京的官員們明白,川普需要化解美國國內對美中貿易和投資問題日益加大的政治壓力,但美國總統有可能把中國領導人和劉鶴逼入類似的角落。
據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最近幾個月同中外官員們的閉門會面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他領導的政府不想與美國發生貿易戰,但他同時警告稱,如果受到欺負,中國會做出回應。
當美國和中國最初在4月上旬威脅對價值10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徵收懲罰性關稅時,中國商務部一位高官曾表示,雙方只是把一切都放到桌面上;是時候進行談判和合作了。
但川普隨後表示,他正在考慮對另外1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此後北京的官員們表態稱,在面對這種威脅的情況下,他們不會與美國舉行討論。過了整整一個月後,劉鶴與美方談判代表才展開正式會談。
「要評估川普,你需要盯住他的動作,」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表示,「本屆美國行政當局不值得信賴,特別是在梅努欽剛剛表示雙方(都)在致力於建立一個框架、以減少貿易摩擦之後。」
譯者/何黎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已拒絕歐洲提出的針對鋼鋁關稅的永久豁免要求,並呼籲歐盟(EU)以中國爲榜樣,這一最新跡象表明華盛頓方面不惜讓長期盟友感到不爽。
在巴黎發表的直言不諱的言論中,羅斯表示,川普政府將從6月1日起對歐洲鋼鋁產品徵收進口關稅,儘管歐盟在最後一刻爲避免被徵稅做出了努力。
羅斯在爲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時,還抨擊了歐盟新的數據私隱規定,稱它們是新的貿易壁壘,將損害美國企業。
這番言論發表在他訪問中國展開談判之前,美國將在談判中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同意農產品和能源採購的長期合約,這些合約可能會損害歐盟和其他盟友的出口商。
羅斯在經合組織(OECD)的年度貿易論壇上發表講話時指出,與中國的談判表明,在被徵收關稅的同時是可以與川普政府展開對話的。
「中國是一個相關的有意思的例子,」羅斯表示,「他們在支付關稅,這些關稅是在今年3月生效的,他們沒有把關稅當作不談判的藉口。只有歐盟堅稱,如果被徵收關稅,我們就不能談判。」
川普政府一直試圖加大對歐盟的壓力,迫使其坐到談判桌前,並做出讓步,例如削減10%的汽車關稅,以換取鋼鋁關稅豁免。川普政府還希望歐盟同意一個配額,以限制歐洲對美鋼鋁出口;華盛頓方面堅稱,這是全球舉措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大對中國的壓力,要求中國停止把廉價金屬傾銷到全球市場。
但川普和他的助手們開始對歐盟堅持的立場感到煩躁;歐盟堅持要求,在任何談判開始前,它必須獲得鋼鋁新關稅的豁免。
川普政府還在其更廣泛的新關稅計劃上保持強硬立場,上週針對汽車進口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展開調查,聲稱這裏的「國家安全」衍生自更爲廣義的「經濟安全」。歐盟也會成爲任何此類關稅的徵收對象。
譯者/梁豔裳
中美貿易爭端一波三折。五月中旬劉鶴訪美,雙方在兩天之內達成共識,並發布中美貿易聯合聲明,緩解了全球金融市場的緊張情緒。然而5月29日白宮發表聲明表示繼續推進301調查的三項制裁措施,包括對500億美元自華進口徵收25%的關稅。市場擔憂貿易戰捲土重來,不過美方同時派出了代表團抵京與中國政府就經貿問題進行磋商。因此,貿易爭端進入了邊喊打邊談判的狀態。除了加大能源和農產品進口,中國擴大進口的另一個主要措施是進一步下調關稅,這也將是接下來雙方貿易談判和市場關注的焦點。我們比較中美目前的關稅差異,分析如果中國將關稅降至與美國相同的水準,會增加多少自美進口,會不會對中國的行業造成很大沖擊,以及能否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
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中國關稅下調的歷史過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的簡單平均進口關稅高達40%,在鄧小平南巡講話重新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之後,中國開始大刀闊斧的下調關稅。同時爲了滿足加入WTO的條件, 關稅下調的幅度非常之大,到2001年平均關稅已經下降到15%左右。加入WTO之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關稅已經逐步下調到8.7%左右。不過在這之後的十年內,關稅基本保持平穩,2016年平均關稅仍爲7.8%。按照進口值計算的加權平均關稅也展示了從九十年代的迅速下降到最近十年的穩定狀態的類似趨勢。作爲參照,美國的簡單平均關稅在同期由5.2%微降至2.9%。美國在二戰後已經經歷了多次多邊貿易談判,因此總體關稅水準比中國低,但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裏的關稅下調幅度在發展中國家也是非常矚目的。
接下來我們分析中美雙邊關稅差異。由於中美兩國均爲WTO成員方,雙邊關稅稅率以本國的最惠國稅率(Most-favored-nation Rate of Duty, 以下簡稱MFN)爲基礎,因此本文采用的關稅爲對應於HS6位碼的平均MFN。由於進口關稅是針對HS8位或HS10位產品一一設定的,所以HS6位碼的MFN有簡單平均MFN和貿易量加權MFN,但由於HS6位碼下的簡單平均和加權平均的差異微乎其微,因此後續分析均採用簡單平均的最惠國稅率。
首先,總體上看中美雙邊關稅差異並不大。中國對美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均值爲9.61%,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均值爲3.60%。兩國關稅在HS6位碼基礎上進行匹配後,其差均值爲6.32%。因此目前中國對美國產品徵收關稅的平均水準比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稅的平均水準高6.32個百分點左右,但有部分產品美國關稅高於中國,如菸草。如果中國將關稅高於美國的部分產品的關稅降至與美國相同關稅水準,同時保持關稅低於美國的部分產品的關稅不變,則降稅產品將平均下降7.81個百分點。
其次,分行業看,中美平均關稅差異超過10%的行業(以HS2位碼分類)有25個,大於等於0小於10%的行業有67個,低於0的行業有4個。其中關稅差異最大的三個行業分別是已加工羽毛、羽絨及其製品,飲料、酒及醋,制粉工業產品如麥芽、澱粉、菊粉和麪筋,關稅差異爲分別爲18.85%、18.47%和16.86%。同時,中國農產品的進口關稅相對比較高,如穀物、澱粉、蔬菜水果、咖啡、乳品和蛋品等中美關稅的差異都在12個百分點以上,車輛及其零部件中國關稅也比美國高約13個百分點,其中乘用車高約23百分點。在農產品和車輛上的中美關稅差異也體現了美國在這兩個部門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
第三,分HS6產品看,中美雙邊關稅相等的產品共334個條目,中國關稅高於美國的產品共4085個條目,美國關稅高於中國的產品共321個條目。中國關稅高於美國的產品主要集中在三個行業: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部件,有機化學品,電機電氣設備等,產品數量佔比分別爲11.2%,6.2%和4.9%。製造業由於中間產品比較多,因此從產品數量來看製造業佔比較高,涉及的企業數量也較多。
最後,即使中國關稅下調到與美國水準一致,中國關稅下調幅度也並不大。我們用(中國關稅率-美國關稅率)/(1+中國關稅率)來衡量中國關稅降至美國水準時各個產品所需減少關稅的幅度,發現近85%產品的關稅下降幅度少於10%,只有約2%的產品的關稅下降幅度大於20%。
鑑於美國川普政府一直要求對等關稅,5月29日白宮發表的聲明中也表示會就對等關稅與中國進行磋商。我們接下來分析,如果中國將自美進口關稅降至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關稅水準,會增加多少中國自美進口?會不會對中國各行業造成衝擊?我們利用中美對等關稅下中國關稅下調幅度、中國進口彈性係數和2017年中國進口數據,計算關稅下調對中國自美進口的影響。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估計方法。首先,我們將2016年中美HS6位下的關稅匹配起來,計算中美關稅的差異,然後假設所有中方較高關稅的稅率下調到與美國水準一致。如果美國沒有該產品的對應關稅,假設中國將此產品關稅調整爲零,由於關稅比較穩定,2016年至今中國的關稅調整並不大。然後將HS6位下中國關稅下調幅度與2017年中國進口數據匹配起來,並利用中國HS6位碼各產品進口量對關稅的彈性計算對應的關稅下降導致的自美進口額的上升。簡單來講,各個HS6位代碼產品的自美進口增幅等於該產品的進口彈性乘以關稅變化率,由此反推出該產品的自美進口額。產品的進口彈性越大,同等幅度的關稅下降則會導致更多的美國對中國出口增加。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加總產品的自美進口增加額,計算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增幅,同時也可以估計出自美進口增加額佔各行業中國的總進口,用來衡量對行業的衝擊力度。
根據彈性計算貿易額變化的方法在區域性均衡中廣爲使用,我們之前發表在金融時報的文章「中美貿易戰如何量化分析?」也採用了類似的方法。從世界銀行提供的進口彈性數據來看,中國和美國所徵收關稅的相關產品的進口彈性的中位數都接近1,所以對於沒有進口彈性的產品,我們使用1作爲進口彈性基準來計算。這種利用彈性計算區域性均衡下關稅調整對貿易額變化的影響的方法也被各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廣泛採用,用來量化分析關稅或貿易壁壘下降對貿易的提升作用。我們使用的雙邊關稅數據和彈性係數均來自於世界銀行WITS,對於1%的產品彈性極端值我們採用世界各國該產品彈性的中位數來替代,以免彈性極端值影響我們的分析。由於中國加工貿易並不徵收進口關稅,我們在2017年中國進口數據中排除了加工貿易進口,但中美之間直接的加工貿易並不多,是否排除這些樣本並不影響我們的結論。我們的分析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首先,關稅下降對中國自美進口增幅的短期促進作用在6%-13%之間。採用中國HS6位商品的進口彈性,如果關稅降至美國水準,將促進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74億美元,增幅約爲6.5%。如果採用世界HS6位商品的進口彈性,關稅下降對美國出口中國的作用也非常接近,約76億美元,增幅約爲6.6%。如果採用美國HS6位商品的進口彈性,則關稅對美國出口中國的作用較高,約153億美元,增幅約爲13%。這表明中國關稅下調至美國水準對中國自美進口的短期促進作用的量級恐怕在百億美元規模,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只有1300多億美元,而中美的關稅差異並不大,因此關稅下調的短期效應有限。對於實現美國要求在短期內減少1000-2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恐怕難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其次,關稅下調對部分行業的中國自美進口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口成長量最大的六個行業包括車輛及其零組件,含油子仁及果實、藥用植物、飼料,藥品,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部件,穀物和航天航空器。其中車輛及其零組件成長量顯著高於其他所有行業,達到約22億美元,佔關稅下調中國自美總進口增量的29%。其餘五個行業佔中國自美進口總增量的比例分別爲10%,7%,7%,4%和4%。
第三,關稅下調對中國總體和大部分行業進口衝擊並不大。我們估計得出中國關稅下調後對中國自美進口的短期促進作用在百億美元規模,相比於中國1.3兆美元的一般貿易進口額來說是冰山一角,因此對中國經濟的整體衝擊很小。如果用關稅下調後自美進口增加額佔各行業中國的總進口來衡量對中國各行業的衝擊力度,地毯等鋪地製品、蔬菜水果、炸藥等易燃材料三個行業進口衝擊比較大,但這三個行業在中國總進口的份額都非常小,而對其他行業的衝擊力度都在10%一下。以上述關稅下降進口成長量最高的六個行業爲例,其衝擊力度都分別爲2.8%、1.6%、2.1%、0.3%、4.7%和1%。
以上對中國關稅調整的量化分析表明,中國有空間進一步下調進口關稅,但指望關稅下降在短期內就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也不具有現實可能性。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還處於高速成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需要從動態角度來看待中美貿易逆差。隨著中國收入成長,進口需求也會水漲船高,中國下調關稅對促進自美進口的長期作用或將遠高於我們的估計,這將有利於緩解中美長期貿易失衡的問題。
我們的分析是基於中國單邊減少自美進口產品關稅,這隻有在中美兩國達成特定的區域貿易協定情況下才具有可行性。在WTO框架下,基於無歧視原則中國下調關稅時需對所有成員國一視同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從美國的進口就不會增加那麼多,但中國總進口則會增加更多,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力度會遠高於我們上面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用以上的估計方法來計算中國關稅普遍下降的衝擊力度。由於中國平均關稅水準與發達國家如美國的關稅已經差距不大,因此即使是普惠性的降低關稅,對中國的進口衝擊力度也將在中國的承受範圍之內。在過去三十年間的中國貿易自由化過程中,中國關稅水準從1990年代的40%下降到目前的8%左右,總體來講促進了中國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同時並沒有導致大規模的失業。而如今中國的企業比二十年前更具有競爭力、承受力更強,因此也將能承受得了關稅的進一步從8%下調到3%水準。
隨著中國收入水準的上升,關稅水準在多邊貿易談判過程中會逐步向發達國家收斂。因此,中國不如轉被動爲主動,主動下調關稅擴大進口,減少貿易摩擦,增強自身在國際貿易體系的領導力,反擊川普政府掀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同時,爲了減少關稅下降帶來的進口衝擊,中國可以採取分階段、分產品的下調關稅。日前中國政府宣佈7月1日起整車進口關稅降至15%,汽車零組件進口關稅降至6%,日用消費品包括服裝鞋帽、體育健身用品、家電、化妝品、醫藥保健品和水產品等關稅也將有不同幅度的下調,這正是這一策略的體現。關稅下降有利於降低中國消費者的進口成本,也有利於其他國家能夠分享到中國這個日益成長的市場。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川普政府表示,將推進對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和實施更廣泛投資限制的計劃,從而重啓白宮在不到兩週前聲稱「擱置」的對華貿易戰。
這些關稅將在兩週後正式公佈,目的是針對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辯稱的中國竊取美國技術的系統性努力對中國實施懲罰。
在白宮作出這一宣佈之際,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正準備本週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北京,同時美國國會的批評者抨擊川普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招呼後宣佈將減輕對中國電信集團中興通訊(ZTE Corp)的懲罰。
今年3月,白宮首次承諾將採取關稅舉措,當時川普宣佈了一項針對中國智慧財產實踐的調查結果;在華外國企業和美國政府表示,中國常態化地迫使投資者轉讓關鍵技術,作爲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
但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後來在5月宣佈,美國和中國已同意「擱置」貿易戰,當時雙方在談判一系列新的中國採購和其他措施。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瑪麗•羅夫利(Mary Lovely)表示,這一訊息可能會讓北京方面感到意外,並標誌着華盛頓方面壓力升級:「這好像是川普的典型做法,『在我手下的人動身之時,我會加大壓力』。」
由美國鋼鐵產業和工會資助的倡議團體——美國製造業聯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的主席斯科特•保羅(Scott Paul)表示,他希望白宮的這份聲明將結束「我們從川普政府看到的有關中國的混雜信號」。
在昨日的聲明中,白宮表示,將在6月15日公佈將被徵收新關稅的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最後名單,之後將很快徵收關稅。
白宮承諾將在6月30日提出新的投資限制,旨在限制中國收購美國科技公司的能力。
梅努欽受到川普政府內外對華鷹派人士的批評,被指過於關注達成旨在縮窄美國對華每年3370億美元貿易逆差的交易,而沒有迫使中國推行長期改革。
譯者/梁豔裳
華盛頓正在施壓北京方面簽訂購買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的多年合同,作爲旨在減少美國對華貿易3370億美元逆差的整體貿易交易的一部分。
但此舉可能意味著從歐盟、澳洲、巴西和阿根廷等美國的關鍵盟友那裏拿走中國的業務,使這些國家的出口受到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這一招的打擊。
預計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見文首照片)本週晚些時候訪問北京期間,將討論一份目前中國從其他國家採購、但也可以向美國購買的產品清單。
羅斯此次訪華之前,川普宣佈達成一個交易,讓中興通訊(ZTE)——近來這家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的命運與美中貿易談判糾纏在一起——在繳納13億美元罰款並採取其他措施後,在美國恢復經營。
據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推動與中國達成針對具體產品的長期合同,是爲了使最終的貿易交易免受來自太平洋兩岸任何一側的政治壓力。
他們表示,中國取消採購的能力將受限——即使它對川普在臺灣等敏感話題上的言論不滿。在美國,此舉意在展示川普正在取得長期成果。
在此次訪華期間,羅斯將推動中方做實增加從美國購買的承諾,這些承諾是中國談判代表5月訪問華盛頓期間作出的。美方希望這些承諾「合同化」並且可執行;官員們稱,美國過去達成的貿易交易缺乏這一點。
預計羅斯將聚焦於可以替換掉的美國出口商品,推動美國原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氣等大宗商品以及牛肉、家禽、大豆等農產品的出口。
美國談判代表也在推動中方取消配額並修改法規。熟悉討論內容的一名人士表示,消除這些障礙有望使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增加一倍。美國去年向中國出口價值196億美元的農產品。
川普政府的官員們堅稱,他們也在推動中國進行其他長期變革,比如改革智慧財產規則,以及調整習近平旨在讓中國在10個關鍵行業領先世界的《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政策——該政策是美國今年關稅威脅的最初目標。
這類長期變革仍是美國商界的優先考慮事項,也是川普政府內部一個導致緊張的因素。在這個問題上,對華鷹派人士擔心羅斯過於注重削減美國的貿易赤字,而不夠注重推動智慧財產方面的變化。
美國國會共和黨人也有這些擔憂;圍繞中興的交易繼續在國會招致批評。國會正在考慮的一些舉措可能會制約總統在中興問題上的迴旋餘地,該公司被發現違反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
米強(Tom Mitchell)北京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策略把全世界人民搞糊塗了。大家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川普拋棄了美國實行70年的政策。
上週與中國之間的紛擾就是明證。川普要求中國將雙邊貿易赤字削減2000億美元,中國人表示願意增加購買美國的能源、農產品和飛機,只轉變了貿易方向而沒有做出根本性改變。中國還降低汽車關稅,不過日本和歐盟將成爲主要受益者。
由於川普手下的談判代表們爭執不休,這位美國總統現在可以愉快地親自指導磋商過程了。但是他既沒有知識,也沒有耐心去深入探討一個最嚴峻的挑戰,即中國會以開放還是自主的方式追求實現其《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創新計劃。相反,美國將阻止大量中國投資,並要求在各個領域進行「有管理的貿易」。
如何理解川普的策略呢?首先,他宣稱自己是一名保護主義者。請相信他的話。比起開放市場,他對關閉市場的興趣更大。美國農業出口商正在認識到這一轉變的危險,迫使得川普不得不加以安撫。由於美國60%的進口商品都是中間產品及其他材料,許多其他領域的美國企業也感到擔心。
川普看待雙邊貿易赤字,就像商人看待負值的淨利潤:就是虧損。對於一個政策觀點「變化不定」的人來說,他對雙邊赤字的憎惡驚人地一以貫之。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川普說了算。於是,中國、日本、墨西哥、南韓和德國都上了他的名單。
就川普與其支持者之間的聯結來說,貿易是根本。還在競選的時候,他就發現貿易、墨西哥隔離牆和移民問題提供了一條情感紐帶,將他與那些心懷不滿、怨氣沖天的選民聯繫在一起。川普的可信度要靠繼續強調這些話題。
他的貿易象徵主義側重於傳統制造產品,特別是鋼鐵、鋁和汽車。與規模大得多的服務業所提供的東西不同,這些產品是人們看得到、摸得著的。
川普還需要與那些被他不斷指責的前任們決裂。在伊朗問題上推翻歐巴馬(Obama)的協議,在北韓問題上決定與金正恩(Kim Jong Un)直接會晤,遵循著同樣的邏輯。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認爲,憑藉保護主義和有管理的貿易,川普政府很容易在國會上贏得民主黨人的贊成票。我卻懷疑民主黨議員們正忽悠川普政府推行保護主義,等到某項協議需要表決時,他們就可以津津有味地指責川普未能有力地保護國內產業。
最後,川普認爲邊緣政策、甚至是談判破裂對他有利。他覺得自己可以用影響力、出其不意和威脅來迫使對手讓步。遇到那些涉及到多個關聯方和參與者的複雜問題,這種策略就比較危險了。比如在對中國的中興通訊(ZTE)實施貿易制裁問題上,川普朝令夕改,暴露了他在安全、供應鏈和長期技術優勢等問題上的混亂。
再細看他是如何實施他的策略的。他與南韓重新談判的一項協議強調了美國在汽車和鋼鐵配額上的表面獲益;另一項措施限制南韓的電器出口。這些調整甚至不需要經過國會批准。其經濟影響只會提高美國的成本。
同時,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爭論也讓人想起了蘇聯中央計劃時期。談判人員投入大量時間,只爲了確定汽車供應鏈上衆多生產環節所投入材料的採購來源,以及各項生產活動的工資水準。即使墨西哥和加拿大最終被迫屈服,這三個國家也會在根本問題上展開激烈爭執。
歐盟大概可以透過接受鋼鐵配額、購買液化天然氣和削減汽車關稅使川普消停下來。或者,歐盟也可以撿起被美國丟掉的旗幟,帶領全球爲21世紀經濟制定新的標準和規則。歐盟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協議可能涉及不斷演變發展的服務業、數據保護和高階農產品的原產地標誌。
近20年前,美國發揮帶頭作用,透過促成各種雙邊及區域性自貿協定,爲未來制定了規則,這些協定有助推動中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走向現代化。但川普拋棄了這一策略。他,連同美國,將成爲輸家。
本文作者曾擔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美國貿易代表、美國副國務卿
譯者/何黎
川普(Trump)政府的高級貿易官員之一將在下週訪華,進行新一輪磋商。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仍在持續。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週五報導稱,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將於6月2日至4日訪華。
宣佈此次訪華之旅時,中美這兩個相互競爭的超級大國、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還在持續地就貿易問題互相發出威脅和做出讓步。
中國在上週二宣佈自7月起將乘用車關稅從25%下調到15%,此次減稅被認爲是在中美進行更大的貿易談判期間安撫川普的舉措。雙方正接近達成一項交易,以解除對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的制裁。
但在週三,川普的舉措再次加劇緊張局勢,他指示羅斯著手對進口汽車發起一項調查,此舉引起了廣泛譴責。
羅斯參加了今年5月初訪問北京的美國貿易代表團。
譯者/徐行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找到了一把新「工具」。它具有破壞性,且往往產生反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吸引眼球,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他決意使用它。在川普加徵高額鋼鋁關稅的威脅已經讓美國貿易伙伴忙於應對的時候,美國總統如今又提議對汽車採取同樣的措施。
川普擬議徵稅的理由是荒謬的。但是,假設他真的落實下去——他在貿易方面的叫囂通常比落實到行動上的更兇——荒不荒謬都會造成一樣巨大的破壞。各國政府如今不得不考慮如何應對,其中有些國家的處境將比其餘國家更加艱難。不過,有一件事現在很清楚。向川普做出永久性貿易讓步以換取暫時關稅豁免不會讓他罷手,只會鼓勵他變本加厲。
像威脅對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關稅的措施一樣,川普以進口汽車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風險爲由提議徵收汽車關稅。只有美國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處於戰爭狀態或陸海邊界都面臨封鎖時,美國實現汽車自給自足才說得通。但川普已經注意到,以國家安全爲由加徵關稅讓他可以在不受國會太多限制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國會對此愁眉不展,但沒有采取多少行動來阻止他),而且還可能巧妙地利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一個法律漏洞。
的確,在美國圍繞貿易和投資(尤其是就與中國的關係)的辯論中,國家安全已成爲一個關鍵因素,但圍繞該如何切實推進國家安全並無共識。值得讚揚的是,國會中許多人士位元朗普更加頭腦清晰。國會議員批評川普就中國電信集團中興通訊(ZTE)與中國進行交易,這是對的。在因被指控向伊朗和北韓出售敏感技術而被禁止與美國企業進行業務往來後,川普正在嘗試讓中興恢復業務。
對於川普而言,國家安全只是其因信奉重商主義而加徵關稅的又一個藉口。對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清醒評估未被考慮在內。完全意識到這一點的北京方面,似乎正在利用這一點,主動提出象徵性地購買一些基本大宗商品,以換取可以繼續接觸到美國的高科技行業。
即便從重商主義的角度看,汽車關稅也站不住腳。美國汽車產業的供應規模可以滿足國內市場的一半多一點,此外就沒多少多餘產能了。不管怎樣,供應鏈的國際化使得美國汽車公司和汽車生產的概念變得模糊。在美出售的約四分之一的輕型汽車由在美國經營的外資汽車公司生產。美國約一半的進口汽車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其中許多來自美國汽車公司,或使用美國生產的零組件製成。
就目前而言,在貿易領域的這種瘋狂行爲可能是經過謀劃的,可能是爲了設法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當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重新談判中作出讓步。如果NAFTA之外的出口商適用的2.5%的汽車關稅突然上升10倍,那將使放任NAFTA解體的代價大大增加。
但到目前爲止,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美國的其他大貿易伙伴)應該已經意識到對川普讓步只是徒勞。拒絕被威嚇可能需要巨大的勇氣。但最好堅持到底,而非屈服於在川普離任後還要長久存在的各種扭曲世界經濟的政策。
譯者/何黎
近日中美達成經貿談判聯合聲明後,不同人羣基於不同立場和看問題的角度,做出不同評價,這是很正常的。但認爲中國輸了這場談判的人似乎佔多數,這其中,包括原先被官媒鼓動起來的、期望中國政府對談判持強硬態度的國內民族主義者和民粹派,他們看到這個結果後,認定中國政府在談判中做了重大讓步,於是失望情緒溢於言表。
正如一些學者所說,中美貿易戰乃至中美關係本身,本來不應該是目前這個樣子,對此,中國高調的民族主義宣傳要負很大責任。以《環球時報》爲代表的官媒天天宣揚中國已經強大起來,可以傲視羣雄,不把美國放在眼裏,這無疑刺激了美國尤其美國鷹派的神經,覺得再這樣下去,美國很快就會淪爲二等國家,世界秩序將由中國主導。而在美國對中國祭起301調查大棒以及制裁中興後,官媒以及某些官方和民間學者,又頻頻向美國放狠話,鼓吹中國要堅定地和美國打貿易戰,宣揚中國必贏,將大衆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發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官方也只能對美國強硬表態,「奉陪到底」。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這場貿易戰是官媒和大衆的民族主義情緒點燃或引起的,這麼說有本末倒置之嫌,將因果顛倒了過來,但中國的民粹和民族主義情緒確實與此有很大關聯,至少是一個重要的間接因素。大衆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旦鼓動起來,就會制約官方政策的調整和妥協空間,使得官方在對外事務中處理一些棘手難題,特別是事關國家領土主權和重大利益關係的事情時,只能奉行以強硬對強硬的策略。因爲一旦中國政府表現看起來「軟弱」一點,會遭到國內輿論的討伐和不滿。如此一來,事情就很容易失去某些解決時機,進而使問題更加惡化。
那麼,中國社會的愛國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三股情緒(其實是一股)是怎樣被調動和激化起來的?追根溯源,是執政黨有意識地向民衆倡導和灌輸的結果。自從人類進入民族國家狀態,有明確的民族意識後,每個國家的政府和執政黨都在有意無意,或明或潛地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理念去引導大衆,即使如美國,以移民著稱,大衆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是存在的,只是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所以,有民族主義並不是什麼不好的事,關鍵是民族主義的限度。
世界上多數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將民族主義是控制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國家並不將治國的理念和政策建立在民族主義基礎上,政權也不靠民族主義贏得合法性。它們的合法性是民衆的選票即民主,縱然,一些政黨和候選人在競選時,會打民粹和民族牌,特別是最近幾年這個現象在西方國家也很明顯,可總的來說,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沒有成爲這些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對民族主義充滿警惕。
然而,中國和多數國家不同,執政黨是將自己的統治訴諸於大衆的愛國和民族熱情。中國近代以來受壓迫和貧窮的歷史,同眼下的崛起形成鮮明對比,常被執政黨用做歷史選擇其執政的最強大理由。當今領導人就強調:「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爲自己的使命,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儘管執政黨成立時,是以國際主義爲自己使命的。
爲什麼執政黨要將自己的統治建立在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的根基之上?原因很簡單,作爲正宗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經歷過改革開放前的一系列折騰,尤其是在文革中破產了,在大衆中喪失了吸引力,就連執政黨的廣大黨員,都不相信這套學說和理想。雖然執政黨在自己的旗幟上一直不曾放棄共產主義,甚至在某些時候還會加以強化,比如當前,但官方也清楚,共產主義不過是一個高高形塑的牌坊,真要拿它治國理政是不行的。在正統意識形態喪失了對中國社會的解釋力和影響力後,執政黨就必須尋求替代者。於是,帶有歷史意識的「強國富民」的民族主義理念就成爲執政黨新的合法性所在。
以民族復興爲主要內容和目標的「中國夢」是「強國富民」的現代版。中國夢所包含的「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故事」「中國聲音」「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等無不洋溢著強烈的民族特性,代表著中國強大起來的民族利益。所以,當領導人宣稱,「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復興」的目標,對內以「人民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同意不同意」爲標準,對外「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再沒有什麼能比這更讓大衆滿意和高興了!可以說,「十九大」就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宣言書,大衆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高峯。
然而,這種出於合法性焦慮而過度張揚的民族主義雖然刺激和滿足了大衆的民族自豪感和虛榮心,但也使得他們高估了國家的實力,事實上,不僅僅是一般民衆,甚至官方也可能對中國的國家實力做了錯誤評估,從而在國際上高調行事,給很多國家的人民造成一種「霸道」的印象。這就是最近幾年中國外交磕磕碰碰,和周邊國家發生矛盾和衝突的原因。
客觀而言,中國總體的國家實力在近十多年確實有大幅成長,在中美貿易戰中,如果換了其他國家,可能是沒有底氣同美國抗衡的。但相對美國,無論是總體實力,還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的單個力量,中國的差距都很大,可是在民族復興的高調下,人們尤其是大衆看不到或不願看到這一點,總以爲中國即將或已經和美國平起平坐,可以「叫板」美國了。現在經過這次較量,雖然不是說把中國打回原形,但讓全民知道了和美國的差距。預計接下來官方可能會在對外關係上放低姿態,約束一些官媒不著邊際的「胡吹」。
但僅有這點改變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民族主義的治國理念和政策是否會被放棄。如果在這一根本問題上得不到改正,作用不會很大,因爲大衆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已經深入骨髓,他們只會把官方的做法視作在美國霸權壓迫下的「軟弱」,要求官方強硬,如果官方不想失去他們的支援,只能又回到強硬路線上來。中興和聯想事件就印證出大衆高亢的民族主義情緒。
因此,要化解民族主義對中國發展帶來的幾乎是宿命般的難題,只能是重啓政治改革,沒有別的辦法,將執政黨的統治建立在大衆政治參與的基礎上。當大衆在政治參與中獲得了滿足感(當然這種滿足感是相對的),他們就會形成對執政黨的認同甚至支援。這樣,執政黨就無需把合法性訴諸於張揚他們的民族情感了。
大衆政治參與是一個廣泛的議題,包括選舉,也包括對公共事務和社會治理的參與。我知道在當下的政治氣氛下,不要說民主選舉,連一些最初級的社會參與都不大可能,但如果執政黨真的要想使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民族復興的使命在自己手裏實現,就必須創造條件,宜早不宜遲地開啓政治改革,即使現階段不宜大面積推開,至少也要表示出願意推動政改的姿態來。而無所作爲,拒絕政改,一再貽誤時機,終將會給民族國家和人民帶來禍患。
(注:作者是獨立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川普政府對進口汽車展開國家安全調查,這可能會爲美國對來自歐洲和日韓的進口汽車徵收新關稅掃清道路,並導致全球貿易緊張嚴重升級。
週三晚上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表示,他已經指示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援引1962年的一部貿易法的「232條款」(Section 232),著手對進口汽車、卡車和汽車零組件發起調查。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決定對鋼鋁徵收關稅的依據也是這一國家安全條款。
在發表聲明的同時,羅斯表示他已經展開了調查。「有證據表明,數十年來,來自國外的進口產品侵蝕了我們本國的汽車行業。」羅斯說,「商務部將進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調查,確定這些進口是否正在削弱我們本國的經濟,並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川普在當日早些時候發送的推文預示了這一舉措:「很快我們偉大的美國汽車工人就會聽到一個大新聞。在幾十年來被其他國家搶走你們的工作以後,你們已經等得夠久的了!」
週四日本和南韓汽車製造商的股價應聲而跌。亞太地區早盤中,豐田汽車(Toyota Motor)下跌2.3%,日產汽車(Nissan Motor)下跌1.2%,本田汽車(Honda Motor)下跌1.8%。在首爾,現代汽車(Hyundai Motor)下跌1.4%。
一個代表在美銷售外國品牌汽車的經銷商的行業組織表示,這一舉措將傷害美國的消費者,以及一個數十億美元的行業。美國國際汽車經銷商協會的總裁兼首席執行長科迪•勒斯克(Cody Lusk)說:「把汽車進口視爲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將給美國的消費者、經銷商和經銷商員工帶來一場自己造成的經濟災難。」
雖然發起「232調查」並不一定會導致徵收關稅。調查本身可能需要數月時間,最終調查人員會向總統提出建議。但發起「232調查」幾乎肯定會招致歐盟的憤怒回應,目前歐盟已在考慮要對美國徵收鋼鋁關稅發起報復。美國單方面加徵關稅幾乎一定會受到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質疑,並導致美國的貿易伙伴的進一步報復動作。
歐洲的一名官員表示:「這令人震驚。進口汽車怎麼可能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這是公然的保護主義。」
譯者/徐行
根據以去年數據進行的推算,自上月華盛頓方面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ZTE)銷售零組件後,這家中國電信設備生產商估計已損失了逾20億美元的收入。
儘管北京和華盛頓方面據稱即將達成一項交易,以暫緩幾乎摧毀中興通訊的美國製裁,但對這家中國電信企業的前景預測造成的損害可能會持續下去,因爲供應商和客戶在供應鏈方面的決策通常是較長期的。
中興通訊報告,2017年全年收入爲1088億元人民幣(合170億美元),或平均每月14億美元。美國政府認定其違反了針對北韓和伊朗的制裁令後,約6周前開始實施不得向中興供應零配件的禁令,可能使該公司損失了逾20億美元的收入。
投資銀行傑富瑞(Jefferies)駐香港分析師李裕生(Edison Lee)表示,儘管客戶不太可能選擇更換供應商,但鑑於訂貨有一定的時間提前量,購買中興手機(美國市場的第四大手機品牌)的美國電信營運商可能已開始制定後備計劃。不過,他補充說,如果制裁很快被解除,中興應該能恢復其業務關係。
這家電信集團已成爲美中兩國貿易邊緣政策角力的籌碼。該集團昨日拒絕就潛在損失置評,也不願就其深圳工廠是否恢復生產置評。
上週末,該集團的前景有所改善。之前有訊息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助手正就一項交易進行談判,他們提出中興以調整管理層並支付鉅額罰款換取美國解除對其制裁。中興曾在去年被美國罰款12億美元。
不過,中興的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由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領頭的美國國會共和黨人起草了一項議案,以阻止白宮拯救中興的努力。此舉突顯出,對於川普總統在美國貿易逆差等問題上與中國發生衝突,共和黨內部的懷疑態度日益加深。
中興的股票於4月17日停牌,並關閉了部分業務。先前中興是中國最大的上市電信設備製造商,全球僱員人數達7.5萬。
在可能達成交易的訊息傳出前,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上週前往中興深圳總部,發現工人們在工廠外閒逛。當地食品供應商表示,該地區的業務量減半。中興員工表示,管理人員、軟體工程師和高級技術支援人員當時仍在職。
分析師表示,如果禁令被解除,將標誌着美國硬體供應商取得勝利,他們需要進入中國市場來保持全球競爭力,並因中興成爲談判籌碼而感到不安。
「(中興能否繼續生存)關乎美國電信行業的商業利益,這就是川普總統願意達成妥協的原因……它不僅影響到美國的就業,也影響到美國企業籌集研發資金、保持技術領先優勢的能力,」李裕生說。
分析師說,只要美中兩國不能就中興問題達成協議,美國企業所承擔的成本就會繼續累加。
劉心寧(Xinning Liu)、韓碧如(Lucy Hornby)北京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週三似乎質疑與中國談判的貿易協議的條款,暗示按照目前形式可能難以談成。
美國總統一大早在Twitter上寫道,儘管談判「順利推進……但最終而言我們很可能不得不對(這個協議)採用某個不同的架構,因爲這將很難談成,並在談成後覈實結果。」
華盛頓和北京方面近日接近達成一個交易,川普政府週日宣佈,擱置對高達1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的計劃,而中國承諾增加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
白宮還正在就解除對中興通訊(ZTE)的制裁談判一個協議,這家總部位於深圳的集團被指向伊朗和北韓出售敏感技術,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把美國放過中興列爲整體貿易協議的一個條件。
川普政府在中興問題上立場放軟,已引發國會共和黨人的憤怒,其領頭者是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他週三在Twitter上表示,他已「敦促(總統)跟著他自己對中國的最初直覺走,並聽取他領導的行政當局內部某些人的意見,那些人明白,聽起來不錯但構成長期危險的短期貿易協議是糟糕的協議。」
魯比奧補充道:「我不明白他們如何能夠推動達成讓中興繼續在美國運營的協議。」
週二,美國總統指責中國是平壤方面對華盛頓再度翻臉的幕後主使,北韓的最新敵意可能導致川普定於6月12日與金正恩(Kim Jong Un)舉行的被廣爲宣傳的峯會被推遲或取消。
譯者/何黎
中國下調汽車進口關稅,或許是爲了幫助福特(Ford)、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等美國汽車製造商,但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將是德國汽車製造商。
Jato Dynamics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進口的汽車三分之一爲德國製造,使德國領先於美國——美國製造的汽車在中國進口汽車中佔比22%。日本佔比五分之一,而擁有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和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的英國佔比9%。
甚至從美國工廠銷往中國的汽車中也有許多來自德國品牌,BMW(BMW)和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都從美國工廠出口大量豪華運動型多功能車(SUV)。
研究機構IHS的預測顯示,BMW和賓士今年將分別從美國向中國出口8.9萬和6.5萬輛汽車,電動汽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將向中國出口1.4萬輛。
伯恩斯坦(Bernstein)駐香港分析師Robin Zhu表示:「德國高階汽車製造商這樣的主要對華出口商,是今天宣佈的關稅下調毫無疑問的贏家。」
當前25%的高額進口關稅意味著,中國市場上佔比更高的汽車是境內製造的,其中許多由國際汽車集團與中國國內生產商的合資公司生產。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週二宣佈,從7月1日起整車進口關稅降至15%,汽車零組件進口關稅降至6%,這是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爲避免貿易戰而推動達成一項更廣泛協議的最新舉措。
BMW股價當天上漲2.6%,梅賽德斯-賓士的所有者戴姆勒(Daimler)股價上漲1.5%。捷豹路虎所有者塔塔汽車(Tata Motors)股價上漲4%。
隨著中國國內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對豪華汽車的需求日益成長,中國蓬勃發展的汽車市場已成爲許多高檔和豪華汽車品牌的利潤來源。
伯恩斯坦認爲,受益最大的三個品牌是豐田(Toyota)旗下的雷克薩斯(Lexus)、捷豹路虎以及大衆(Volkswagen)旗下的保時捷(Porsche)。
與BMW、賓士和奧迪(Audi)不同,保時捷和雷克薩斯目前並不在中國製造。儘管捷豹路虎透過與雪佛蘭(Chevy)合作製造了部分汽車,但中國市場的大多數捷豹路虎都來自該公司的英國工廠。
除了在斯洛伐克生產的卡宴(Cayenne) SUV,保時捷全部都在德國製造。數據公司Jato Dynamics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進口的汽車約2.8%來自斯洛伐克。
不過,研究中國汽車行業專家鄧凱(Michael Dunne)表示,即便關稅下調,進口汽車的價格仍將比中國境內生產的汽車高三分之一左右。他表示,此舉對豪華車格外有利。
「保時捷、特斯拉和賓利(Bentley)將比以前更高興(或者不高興程度降低),」他寫道,「但像雪佛蘭、日產(Nissan)和大衆這樣的大衆品牌,將無法與它們已在中國境內製造的產品展開競爭。」
此外,幾乎所有汽車製造商都已在中國建立工廠,而且將不會想從這些工廠轉移投資。
伯恩斯坦的Robin Zhu表示,進口商的利潤率可能會提高,因爲並非所有的關稅節省都將以價格下降形式傳遞給消費者。
他表示:「7月1日這些關稅下調對進口零售價格的實際影響可能遠低於8%——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如此。要相信這一點似乎並不難。」
他還表示,進口汽車價格下降可能也會給本地生產商帶來降價壓力。
週二的這一舉措也標誌着上月中方發出的、對美國出口至中國的汽車再加25%關稅的威脅出現重大逆轉。
之前曾有猜測認爲,中國如果真的對美實行了更高的關稅,將迫使BMW、賓士等公司將部分車型的生產從美國轉移至中國。特斯拉目前也在探討在中國開設一家工廠。
譯者/何黎
中國將削減乘用車的進口關稅,這似乎是中國在中美貿易爭端中做出的第一波讓步之一。
新華社週二表示,從7月1日起,這一稅率將從目前的25%下調至15%。
新華社援引中國國務院的訊息。上月,中國工業和資訊化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一名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將「儘快」削減進口關稅。
此次減稅似乎是中美兩國爲避免貿易戰而談判的一項更廣泛交易的一部分。雙方正接近達成一項交易,以解除不得向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出售美國組件的禁令。
雖然15%的稅率較當前水準有所降低,但以國際標準衡量,這一關稅稅率仍然較高,尚不清楚作爲交易的一部分,該稅率最終是否會進一步降低。美國談判代表一直在要求中國把汽車進口關稅降至美國水準,即2.5%。
在這一訊息公佈後,德國汽車製造商BMW(BMW)和大衆(Volkswagen)股價在早盤分別上漲了1.5%和0.8%。
譯者/何黎
美國和中國正接近於達成一項對中興通訊(ZTE)解除美國零組件禁售令的協議,這將消除一個凸顯出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盤根錯節商業關係的爭議性問題。
獲悉這項可能協議的相關情況的人士表示,美國商務部將允許中興恢復採購美國零組件,條件是中興需要大規模調整高階主管團隊,並要再支付一筆鉅額罰款。《華爾街日報》(WSJ)首先報導了這項擬議中的和解。
在美國的制裁近乎摧毀中興後僅數週,白宮嘗試拯救這家中國電信設備公司,這是川普(Trump)政府在威脅要對15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後緩和美中貿易緊張的更大舉措的一部分。
這一突然的緩和之舉激怒了一些強硬派人士,包括川普政府內的一些人,他們抨擊溫和派爲了迅速達成協議而犧牲了就一些長期以來引起美方不滿的問題向中國施壓的機會,其中包括中美之間在具有戰略意義的科技上日趨激烈的競爭,中興就是一家重要的戰略性科技企業。
去年中興同意支付12億美元罰款,就美國對於其違規在伊朗和北韓開展業務的指控達成和解。該案是由歐巴馬(Obama)政府發起的。後來,川普政府指控中興違反了和解協議的條款,對中興實施制裁,導致這家公司陷入癱瘓。中興未立即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
譯者/徐行
法國警告稱,美中貿易協議絕不能損害歐盟(EU)利益。歐盟方面正尋求豁免美國計劃自下月起開徵的鋼鋁關稅。
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上週六宣佈暫停對中國輸美鋼鋁徵收關稅後,法國外交與歐洲事務部國務祕書讓-巴蒂斯特•勒穆瓦納(Jean-Baptiste Lemoyne)表示,法國樂見美中緊張關係出現緩和的跡象。
但在接受採訪時,勒穆瓦納警告稱,美中關於削減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聯合聲明還很「含糊」,說明是一項「保全顏面」的舉措,歐洲領導人應對此保持「警惕」。
「好訊息是雙方忍住了沒打貿易戰。」勒穆瓦納告訴英國《金融時報》,「現在我們必須看一看影響,我們要當心這不會轉變成針對其他國家產品的競爭扭曲。」
他說,中國承諾增加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這「並不是什麼巨大的讓步」,因爲憑藉人口狀況它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很大。
這些話凸顯出,川普政府威脅要向其西方盟友徵收關稅以削減美國貿易逆差,這讓美國的西方盟友感到不安。歐盟各國領導人依然未向美國低頭,稱美方必須先無條件永久撤消威脅將於6月1日實施的鋼鐵關稅,而後歐盟纔會就歐美雙邊貿易展開更廣泛的談判。
勒穆瓦納說,只有在確保歐盟永久性豁免美國關稅以後,歐盟纔會解決川普的貿易關切並答應致力於改革世界貿易組織(WTO)。
今年3月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表示,歐盟不會在「有一把槍指著我們的頭」的脅迫下進行貿易談判。但歐盟的團結受到了考驗,德國熱切希望避免貿易爭端,擔心爭端會影響德國的汽車出口,法國則主張對美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勒穆瓦納表示,歐盟要「努力實現策略上的協調一致」,克服「不同經濟結構導致的細微差異」,以維護其作爲世界最大貿易集團的「主權」。
歐盟各國外交部長和貿易部長週二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談,勒穆瓦納警告稱,歐盟必須決定是想「繼續逆來順受,還是贏得尊重」。
勒穆瓦納表示,在歐洲懷疑論甚囂塵上、歐洲議會選舉將於一年後舉行的今天,表明立場對歐盟尤爲重要。
參會的部長們表示,歐盟將訴諸其作爲美國歷史「盟友」的身份。但勒穆瓦納警告稱,「盟友不是附庸。」
過去一年,歐盟有理由感覺受到美國的傷害。除了對鋼鋁採取的行動,川普還決定退出2015年達成的伊朗核協議,並重新對與伊朗有商業往來的企業實施制裁。去年川普還退出了聯合國(UN)在2015年達成的巴黎氣候協定。
勒穆瓦納表示,在貿易問題上,歐盟尋求複製馬克宏在伊朗問題上的策略。爲了挽救最初的那份伊朗核協議,馬克宏表示願與川普共同努力與伊朗達成一份更全面的協議。
勒穆瓦納表示,世貿組織的運作已不再良好,因爲決定必須得到成員國一致透過,世貿組織已陷入癱瘓。他表示,歐盟也已經準備好在世貿組織框架內與美國討論「自願合作」。
「我們爲美國提供一個積極的議程,來解決根源並不在歐洲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他說,「我們認爲答案是進一步推進多邊主義,但是是一種更有效的多邊主義。」
譯者/徐行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特點
經過後危機時期多年下行調整後,2016-17年中國經濟增速止跌企穩並小幅回升,今年前幾個月繼續保持中高速成長,顯示中國宏觀經濟具有基本面優勢條件與成長韌性。同時也要看到,經濟成長內在潛力有序釋放仍受到體制機制不完善因素制約,國際經貿與金融環境存在新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鞏固宏觀經濟企穩回升走勢並推動形成內生成長新景氣局面仍面臨不少困難。在肯定宏觀經濟積極向好條件同時,也需適當關注穩中釀變因素並防範可能出現穩中生變局面。
經濟走勢穩中有進
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從上年3.2%上升到3.8%,達到2011年以來最高增速,年度0.6個百分點提升是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最大年度增速提升。去年全球經濟成長又一亮點,是出現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同步成長回升的形勢:去年發達經濟體整體經濟增速從2016年1.5%上升到2.3%,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從4.4%上升到4.8%。
2016年中國內需較快成長推動宏觀經濟止跌企穩,並對全球經濟成長做出明顯貢獻。去年全球經濟同步成長環境下,中國經濟增速出現2010年以來第一次顯著回升,實際GDP增速2016年6.7%提升到2017年6.9%。今年1季度,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了6.8%較快增速,消費物價和工業物價指數分別維持在2.1%和3.1%比較平穩水準,宏觀經濟呈現穩中有進良好走勢。
中國經濟近來呈現企穩向好形勢得益於多方面因素。首先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較快成長,2012-2016年間中國居民消費平均實際增速約爲8.0%上下,小組高於同期GDP實際年均增速。同期零售實際增速約爲10%,比GDP實際平均增速高出近3個百分點。去年消費佔總需求比例有所回落,未來消費相對貢獻作用變動需要關注,不過總起來看消費比較穩健成長在本輪經濟下行調整中發揮了重要的支撐成長作用。
其次是固定資產投資與工業增加值增速經過多年下行調整後出現止跌企穩與溫和回升走勢。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速從2016年上半年低谷5%上下回升到近來10%上下,考慮投資品價格指數變化的投資實際增速從一度爲負值回升到最近5%左右。工業增加值增速從早先兩位數逐步回落到2015年底和2016年初不到6%,近兩年逐步回升到6%和7%之間。在重工業及相關部門中,發電、煤炭、貨運量近年企穩回升。新興產業較快成長顯示成長動能結構積極變化。如近兩年「資訊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保持20%-30%上下高速成長,整合電路產量增速在20%上下,工業機器人利用爆發期產量增速達到40%-50%上下。
再次是外貿出口經過2015年後近兩年罕見下行調整後,隨著外部環境改善從去年開始較快回升。2018年2月出口規模2409億美元,超過2015年2月曆史最高值2355億美元。2016年工業利潤由負轉正比上年成長8.5%,2017年成長21%,是2012年以來最高一年。近期宏觀經濟企穩向好的走勢,顯示中國經濟基本面優勢條件和麪對深度調整衝擊的成長韌性。
近年宏觀政策特點
十八大以來中國決策層改進創新宏觀調控政策,對宏觀經濟近來出現企穩向好形勢發揮了積極作用。不同於比較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主要採用財政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宏觀經濟,對近年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政策需從較多維度觀察理解。
首先是供給側結構改革政策。2015年底以來中國最高決策層提出並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爲推進各個方面經濟政策的主線。近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重要內容取向,是透過結構性調控和改革手段化解經濟深度調整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因素,客觀具有宏觀調控政策含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內容涵蓋「三去一降一補」,即減少過剩產能、減少過量庫存、減少過高槓杆、降稅減費、補齊供求短板等等。例如去產能政策實施結果,使得2013-17年累計退出鋼鐵產能1.7億多噸、煤炭產能8億噸,安置分流職工110多萬人。
其次是金融監管政策。觀察近年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方針定位與實施內容關係,需結合同期金融政策具體內容指向才能得到較好理解。近年金融政策包含多重目標,除了支援實體經濟融資需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改進金融體系結構,還有一個重要目標是防範化解早先經濟擴張刺激時期遺留以及近年新生的金融風險以維護金融穩定。爲此政府相關部門持續控制「表外融資和企業債」與「理財產品」等第一代影子銀行業務,使二者同比增速分別回落到約6%和零成長。近來對2014-15年較快擴張的「資管」與「同業」等第二代影子銀行業務年加大政策監管力度,有效遏制住其快速擴張勢頭。
再次是穩健貨幣政策。針對外匯儲備停止趨勢性成長派生的貨幣政策環境階段性變化,央行創新採用「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等政策工具實施基礎貨幣投放,同時利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多次降息降準,力求兼顧爲經濟運行保持充足流動性與降低宏觀槓桿率以控制金融風險的多重目標。2012年4月到2015年11月六次降息,一年期貸款利率從6.25%下降到4.35%,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從3.5%下調到1.5%。2011年12月到2016年4月七次降準,大型機構法定存準率從21.5%調到17%,中小機構從19.5%到15%。
在上述貨幣金融政策作用下,中國社會融資總額增速在退出四萬億刺激政策後趨勢性下降,近年保持在13%上下水準,但是今年1季度降到接近10%低位水準。社會融資增量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突出表現爲銀行信貸所佔比例較大幅度回升,從2011-2013年51%-57%上升到過去兩年70%以上,今年1季度該指標值達到81%,與此同時各類影子銀行業務所佔比例不同程度下降。廣義貨幣M2和信貸增速近年大體保持在12%-15%,但是去年以來廣義貨幣增速顯著下降,伴隨用3個月Shibor利率衡量的短期流動性趨緊。在這一背景下,央行決定4月25日再次降低存準率,大型機構和中小機構法定存準率分別降到16%和14%。
最後是積極財政政策,在近年深度調整期對穩成長發揮重要作用。2011年以來中央財政預算內赤字從5000多億元成長到近年2萬多億元,財政赤字GDP比例從2011年1.13%上升到2017年3%。2018年中央預算內財政赤字規模不變,赤字率下降,體現邊際降低赤字相對規模政策意向。積極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結合的另一重要內容,是2015年「國務院決定用3年左右時間置換14.34兆元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2015-2017年發行10.9兆元置換債券與約4兆元地方新債,兼具化解金融風險與積極財政政策雙重效果。
仍未走出調整階段
中國經濟增速從2007年14.2%新世紀峯值回落已有十餘年,自2010年達到後危機時期10.6%峯值進入增速減緩期也已有七年,雖然2016和2017年經濟增速止跌企穩與小幅回升,然而經濟運行仍未根本擺脫減速下行壓力。鞏固經濟穩中向好走勢並推動經濟走出下行調整階段,都還面臨一系列制約因素和困難。
受體制機制等方面因素制約民間投資成長動力不足。經驗數據顯示,資本形成特別是民間投資增速下降是後危機時期整體經濟增速減緩的關鍵變數。雖然近年市場驅動的投資減速有多方面原因,包括某些部門產能過剩調整週期性因素影響等等,民間投資不振與一些體制政策不完善因素制約投資成長有關。例如行政壟斷供地體制不利於房地產投資,控制大城市成長政策取向對投資客觀上產生抑制作用,某些部門准入和投資管制政策抑制投資,針對民營企業投資設置的行業壁壘仍未消除不利於釋放有效投資潛力。
從成長結構看存在不利於經濟保持企穩回升勢頭的因素。如去年淨出口外需回升對經濟成長貢獻了0.6個百分點,考慮2016年外需減少拖累經濟成長約0.4個百分點,2017年外需成長對總需求成長相對貢獻了1個百分點,與庫存投資一起對去年經濟溫和回升發揮了關鍵作用。今年外需成長條件雖然比2015-2016年顯著改善,但是難以繼續以2017年類似力度助推經濟成長。
又如居民消費在本輪調整期整體較快成長,對經濟增速階段性回落時保持相對穩定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由於經濟成長多年仍未能走出調整階段,早先助推居民收入和消費成長的階段性積極變數作用逐步遞減,2017年出現消費成長略微不及總需求成長情況。農民工年度增量從高峯時1000多萬人下降到近年300-400萬,城鎮新增就業雖然不斷創新高,但是淨增就業從1365萬人下降到約1000萬人。
近年金融系統風險聚集狀態未能根本扭轉背後有多方面因素,如週期與結構調整透過水落石出效應導致銀行壞賬和違約增加,又如網路帶來提升效率技術手段同時給龐茲騙術滲透力擴大提供技術手段,個別典型案例顯示體制不完善環境下權錢交易導致風險,還有在深層改革滯後與金融抑制背景下市場內生出所謂「金融創新」衝動不斷擴張到新領域形成新風險聚集點。在經濟未能根本走出增速減緩調整期環境下,如何協調防風險與穩成長目標關係也存在困難。
外部新風險因素
今年1季度全球主要經濟體仍保持較快成長,然而全面觀察外部經濟環境也面臨多方面變數。首先是主要發達國家經濟較快成長可持續性存在疑問。如2010-17年美國經濟保持八年復甦成長,然而具體觀察其成長實現機制,依靠宏觀刺激政策特別是超寬貨幣政策拉高資產價格,並透過居民淨資產價值上升刺激消費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成長模式隨著美聯準寬鬆貨幣政策退出如何調整存在變數。歐央行目前仍維持目前每月300億歐元購債,結束購債後仍將維持高度寬鬆貨幣政策立場,日本央行預計到2019年4月開始財年之前不會改變超級寬鬆貨幣政策。透過超常刺激政策支援較快成長可持續性存在疑問。
其次在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衝擊下,某些新興經濟體面臨匯市和金融風險。美聯準2015年12月17日加息退出後危機時期實施的零利率政策,此後至今六次加息把基準利率上調至1.5%-1.75%目標區間,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今年5月初在過去七年內第一次達到3%。美元指數從2014年下半年80上下,飆升到2017年初超過100峯值,雖去年回落到90上下,然而最近又出現上升勢頭。美元進入加息週期和匯率走強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對宏觀經濟基本面較爲脆弱新興經濟體帶來壓力並形成新風險,目前阿根廷相關表現比較突出。
阿根廷經濟多年受高通膨等宏觀失衡問題困擾,近兩年資本賬戶逆差大幅飆升派生比索貶值壓力,過去半年前後比索對美元貶值超過三成,4月底到5月初貶值11%。爲穩定形勢阿根廷央行從4月27日到5月4日8天內三次加息,將基準利率由先前7.25%升至40%。5月上旬阿根廷與IMF磋商尋求援助。不僅阿根廷承壓,今年以來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率已貶值超過8%,自2017年8月以來已貶值13.9%,最近發生一週內暴跌6%情況。印尼、俄羅斯、南非、印度也不同程度遭遇壓力。
還有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與中美經貿摩擦風險因素。川普上任後調整美國對華經貿政策,今年以來接二連三製造經貿摩擦,尤其是依據301調查結果宣佈將對中國500億進口品加徵關稅及其引發的中方反制行動,使雙邊貿易戰成爲現實風險。5月中旬兩國財經高官在華盛頓舉行磋商,5月20日發佈聯合聲明顯示雙方用磋商談判解決爭端取得重要進展,化解了6月份可能爆發貿易戰的風險。不過中美經貿關係結構性問題難以很快消除,下一步落實兩國框架性協議共識是否會節外生枝,美方是否會就301調查涉及非關稅措施進一步挑起爭端,仍存在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另外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與其他國家也頻發摩擦派生風險。
應對穩中釀變形勢
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時代」命題與提前實現現代化目標,標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演變。新時代中國發展目標更加多元,然而透過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保持經濟較快成長,透過內政與外交政策措施有效組合維護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是保證中國成功實現提前建成現代化目標所要求的必要任務。
中國需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聚焦到體制機制改革方面,儘快實施關鍵領域新一代深化改革議程,爲鞏固國民經濟企穩向好併爲新一輪經濟內生景氣成長到來創造必要條件。在促進有效投資釋放成長潛力方面,要加大城市建設用地行政壟斷體制改革力度,增加土地供給靈活性和價格彈性,根治房地產泡沫並促進城市化過程中住房行業穩定成長。要進一步落實產權保護政策,放鬆製造和服務業投資管制,擴大製造和服務業對外開放,釋放非國有部門投資潛能。即便對鋼鐵等行業也要在嚴控環保標準基礎上放鬆投資准入,讓市場決定合理產能與供給增加量。
面對外部環境尤其是中美經貿與整體關係的階段性變化,需按照習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鰲演講要求加快實施進一步擴大開放舉措,在更好滿足經濟發展新階段國內消費者對高質量產品需求同時,使得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做出更多貢獻。在諸多行業實施產業政策干預,是由中國發展歷史背景塑造的體制轉型期經濟政策重要特徵之一。廣泛細密的產業政策干預在不少領域取得重要積極的成就,同時也對完善國內市場經濟秩序和管理外部經貿關係帶來新矛盾新問題。對新時代產業政策需要在審時度勢總結評估基礎上,有所堅持、有所取捨、突出重點、提高效率。
宏觀經濟政策特徵是因時而變與相機抉擇。目前宏觀經濟保持企穩向好態勢,爲推進防治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並實現中國官方今年經濟成長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對國內外宏觀經濟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又需在動態關注基礎上適當調節有效應對。正如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指出的:宏觀政策要「注重引導預期,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同時「要推動信貸、股市、債市、匯市、樓市健康發展,及時跟進監督,消除隱患」。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根據筆者2018年5月17日在第十屆中國國際鋼鐵大會演講整理而成。)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國或許暫時逃過了美國的新關稅,也避免了與美國開打貿易戰,但隨著美國國會加大努力防止中國掌握關鍵技術,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仍然面臨進一步的限制。
週二,美國參議院的一個關鍵委員會開始就一項法案的最終細節展開談判。該法案起草人表示,它將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權力,並加強對中國投資、特別是對科技公司的投資的審查。
美國出臺上述舉措之際,美國和中國上週末公佈的暫時性貿易協議使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擔心,川普(Trump)政府將放棄旨在阻止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並遏制其《中國製造2025》產業政策的關稅措施和其他行動。
批評者認爲,這有可能讓美國成爲中國事實上的殖民地以及原材料來源地,而不是高價值的21世紀產品來源地。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文首圖)週一對國會表示:「中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們回北京時肯定一路大笑。美國不能讓中國繼續竊取美國的生命線、我們的智慧財產和藐視國際貿易法。」
美國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Senate Banking Committee)週二審議的上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法案,以及衆議院審議的另一項法案,都得到了兩黨以及川普政府的支援。因此,預計今年夏天兩項法案都會在國會獲得透過。
該法案將賦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新的權力,使之有權審查房地產交易以及中國和其他外國投資者在小型新創企業中的少數股權投資。雖然該法案去掉了審查美國對外投資的有爭議的條款,但它還要求政府起草一份新的在現有出口管制制度下要保護的新興技術清單。
中國電信設備公司中興通訊(ZTE)的命運一直處於最近美中談判的核心位置。目前該公司因爲與伊朗和北韓做生意而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而且還未能信守和解協議,正面臨7年無法採購美國零組件的禁令。
在國會立法取得進展之際,美國財政部應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今年早些時候的要求,在對中國智慧財產制度進行調查後,繼續對中國投資起草單獨的限制規定。
美國財政部一直在考慮一些選項,包括啟用曾用來制裁伊朗和北韓等流氓國家的機制,或者宣佈進入與中國在某些戰略性行業投資相關的國家經濟緊急狀態。
但支援加大投資限制的人們擔心,川普政府在軟化立場,據美國財政部內部瞭解相關談判情況的人士稱,與中國的談判以及美國國會就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法案展開的辯論,已經影響到了新投資限制的推進。
據美國財政部一位發言人稱,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週一與川普討論了新的投資限制選擇。
但一些人還認爲,領導與中國談判的梅努欽,不希望在談判還在繼續時公開這些選項。
「如果梅努欽的目標是談判解決,那麼那些可能實施的投資限制只有在真的實施之前纔是他們最重要的籌碼,」瞭解當前談判的一位前美國官員表示,「一旦實施限制,就會出現新的現實……談判將變得更爲艱難。」
川普政府曾多次在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和其他檔案中設想,崛起的中國將成爲美國的經濟對手,由於中國計劃在10個關鍵行業獲得全球領導地位的《中國製造2025》政策,美國將與中國進入一場生死存亡的創新大戰。
川普利用這種觀點證明其威脅對高達1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的做法是合理的,令人擔心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即將爆發貿易戰。
川普政府堅稱,與中國的任何協議都會包括中國採取措施修改其智慧財產法,同時不再強迫外國公司爲獲得中國市場準入而轉讓技術。
然而,支援更嚴格投資政策的人士擔心,在川普集中注意力於可能達成的協議上時,他可能也會忽略通常得到政府支援的中國在美國重要行業的投資所構成的戰略威脅。
「中國的外國投資戰略主要是獲取技術和知識,」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負責人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表示,「他們買下公司然後拿走技術。」
譯者/何黎
華盛頓當地時間19日,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看上去,貿易戰不打了。
然而,不必大喜大悲,因爲今日中國,更應當明白,忍痛易,忍癢難。
「搔著癢處」,「贏」了嗎?
貿易摩擦已有幾月,數次升溫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今有了共同聲明,不禁讓許多人感慨萬千。但其實,大喜過望並不至於,患得患失也不必要。
此份聲明,雖有建設性趨勢,並無細節性描述。許多人根據各種字眼揣測,有一定道理,但不宜過分,否則反而顯得附會。
有些人則看出「憂慮」來。包括中國所謂的「退讓」,川普的(又一次證明)強大精明。其實不然。縱觀歷史,幾十年來,美國同他人打「貿易戰」,無論與歐洲、日本、新興國家等,最後基本上都是對手妥協,幾無例外。而且究其細節,千萬莫誤以爲因歐洲與其同仇敵愾、日本是其「小弟」、新興國家沒有實力等,才導致其紛紛「落敗」。正相反,每次貿易戰,雙方都是開足火力,在政治、法律、經濟上刀光劍影互不相讓的。
就拿很多人一直印象中「軟蛋」的日本來看,上世紀的日美貿易交鋒,日本爲捍衛自己國家利益,也經歷了各種「強硬戰」「冷淡戰」「破裂戰」。期間,美國曾簽署對日出口到美價值3億美元存儲器徵收100%的關稅、單方面制裁日豪華汽車100%關稅、5年內禁止東芝集團所有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同時對日木材、環境、紙張、電腦、電信、保險事實關稅報復。印度也曾經以國內法來強橫對抗美方智慧財產保護等要求。最終,必須承認,美國強大的綜合實力,以及運用「硬實力」「軟實力」的戰略戰術能力仍舊有不可抗拒的優勢。
因此,在摩擦與談判回合中,「國家利益至上」尋求的不是絕對的「幹掉」對方,而是力求「搔著癢處」,在本來條件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及損失最小化。
此次聲明顯示,前次美國代表團來華提出的一些「過分」要求中國並未接受,整體開放步伐與中國自身主動所求相一致。既非不痛不癢,也未讓對方太痛太癢。
所謂「贏」,要把「贏」的定義搞清楚。立足自身,將目標定得合理,且達到甚或高於目標,即爲「贏」。
「心癢癢」,「發達」了嗎?
中國的憂慮卻應仍然在。
就在4月,世界銀行表示,迫於來自「美國的壓力」,將提高世行給中國貸款的利率。
此事與貿易摩擦,實際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美國等認爲中國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因此,中國過去在國際組織中和國際上所擔負的責任義務已經不足以反映現在的中國實力。
誠如當年日本也被美國指責「搭防務便車」,迫使其加強「大國責任」的付出。
反觀中國,認爲中國經濟水準、購買力水準、技術水平等「超過美國」的說法也甚囂塵上。大有中國已經「發達」了的感覺。
然而,雖然中國GDP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水準仍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6年我國人均GDP8123美元,居世界第68位,僅爲美國(57638美元)的1/7;人均居民消費25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準(5913美元)的1/2,僅爲美國(36405美元)的7%;2017年我國居民消費恩格爾係數29.3%,遠高於發達國家水準,說明廣大羣衆較大比重支出仍需滿足喫飯穿衣等基本需要。
從被廣受好評認爲早已「超英越美」的基礎設施看,目前我國基礎設施人均資本存量只有發達國家的20-30%。西部省份和貧困地區交通、通訊、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仍很薄弱。
至於中國的技術力量,中興晶片事件相當有代表性。應該說, 現階段整體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水準與發達國家比仍有相當差距。我國製造業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仍依靠易受外界經濟衝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工業製成品的進出口額佔中國總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佔世界工業製成品的10%左右,競爭力仍有待提高。
必須說,中國四十年高速發展,取得了驚人成就,但不可以偏概全,難以一概而論。總體而言,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解決各種發展中國家需要解決的問題。
可以理解,從「一窮二白」的痛苦中,中國破繭而出,中國人都感到驕傲。但是,忍痛易忍癢難,不住的心癢癢爲自己發展得「特別好」建築出「泡沫」,不但不能止癢,反而可能中了他人下懷,成爲下一個「痛點」。
「一時嘴癢」,「話語權」是這樣嗎?
不僅如此。
此次中美貿易「交惡」,並不在於中國實質上違反了自己簽署加入的WTO協定。中國有否遵守協議條款,世貿組織有兩套機制來保證成員合規,貿易政策評審機制和貿易爭端解決機制都相當透明,倘若違規,必可從公開資料中找到,並可予以訴訟解決。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奇蹟」成爲世界「奇蹟」。中國也有意擔負起大國責任,與全球共享自己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尤其鼓勵支援發展中國家共同成長髮展。因此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但是,社會上不乏一些聲音,對於中國取得的成就盲目樂觀,並且盲目自大,有些明確以美國等爲主要「目標」的比較方式,顯然也引起了美國等的重大關注。包括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提出反對意見,《國防安全戰略》等將中國列爲頭號競爭對手等,雖然是美歐對我長期遏制戰略中的必然,但這些「心煩技癢」恐怕也是導火索、催化劑。而反觀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和技術升級,何嘗不也是牙根兒都「癢」得很?
進入WTO對於中國有非凡的意義,使中國經濟獲得騰飛。但WTO等國際框架顯然是以西方爲主導的全球價值共識爲基礎的。因而西方難免詬病,中國在同意此共識的基礎上獲利,但卻反過來想要破壞基礎。這也是此次貿易戰中美方指責中方的關鍵點。
其實,中國得益於改革開放,也得益於WTO,本身也願意走向更加開放、包容,且一貫不存在侵略性意圖,主張共享共治共贏,中國價值共識是在崛起過程中更注重和平、和睦,而非「打敗」「稱霸」等。
但是,在諸如「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中,大多數人在想辦法做些踏踏實實的工作,爲經濟發展和睦鄰友好提供更多服務。也有個別人在藉機爲己謀利,造成海外的一些誤解。不僅不能爲國家發展做貢獻,反而起了反作用。
對於中國,實力越增強,國際環境的反應越是複雜,如果都在「技癢」,導致擦槍走火、兵戎相見,則鬥則兩傷,不僅對中美,對全球經濟貿易都會有極大負面影響。
中國需要「話語權」,但絕不是要這種「一時嘴癢」。
不能「隔靴搔癢」「膝癢搔背」,改革亟需深化
中國發展至今取得亮眼成績,是因爲堅持改革、深化改革。
不需諱言,中國經濟改革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面臨著相當困難的處境。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三、四十年前的中國改革,儘管也有其困難之處,但從經濟上看,百廢待興,改革的前途雖然難以預料,包袱卻比較小。而時至今日,家大業大,每走一步,牽動著十幾億人的生活日常,每個人生活轉變都有巨大的機會成本,更不要說機構、行業和國家。
但不改革又是不行的。全球都處於結構性改革攻堅期,誰能夠率先完成結構性改革升級,就能夠獲得下一階段的發展先機。而中國在四十年發展後,也面臨經濟總量的邊際增加已經註定相對下降,而許多結構性扭曲將極大阻礙新經濟動力的問題。中國既面臨市場經濟中的經濟週期問題,也面臨自身特有的市場化管理水準不足問題。同時面對內外壓力,需要內外兼修。
今年的兩會期間,機構改革方案出臺,可以說,已經明確表示了要深化改革的決心。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上每次經濟環境的大變化,都必然伴隨著政府服務管理思路的變化,因此也必然伴隨機構改革的發生。
不得不說,改革不易。多年「成功」難免讓人缺少改革動力。從房地產過去的調控歷史看,「越調越高」大概就是因爲政策歷來都是在「隔靴搔癢」的緣故。至於過去證券市場總也整治不好,內幕交易猖獗公司治理混亂總也整治不好,金融機構表外資產擴張總也理不清楚,地方債槓桿幾何總也理不清楚,監管套利總也越管越多,貨幣從來「沒放水」卻總是越管越多,也不過都是「膝癢搔背」的緣故。
而這一切,恐怕都是我們「心太癢」,總只想在規模上「爭第一」的結果。
現在我們正其義,把擴大規模「做大」不再放在首要或者唯一位置,而是要「對標高質量發展」,加強監管、梳理市場、提高治理能力,來「做強」。這纔是應有之義。
外面的世界雖然又大又美,但我們不要一天到晚只「心癢難耐」,更不能「蝨多不癢」。我們要的是穩紮穩打,戰勝自己。
忍痛易,忍癢難
雙方即使交戰,結果總還是要談,這是必然。因此,微笑即可,此不至於大喜過望之緣故。
而川普團隊前期發生科恩辭職事件,後期內部意見發生分歧。中國已經階段性取得能夠取得的較好境遇。此不至於大患得患失之緣故。
有人說,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也能夠自行研製出「兩彈一星」,也能夠讓美國人重回談判桌,現在區區貿易摩擦,區區晶片制裁,又算得了什麼?
此話差矣。
人生耐貧賤易,耐富貴難。中國在發展之初,需要考慮的更多是單向性問題。而當國家靠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需要擔負起更大、更重的責任,需要面對更復雜、更緊迫的風險,也需要更謹慎、更綜合的考慮和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有人說,中國人靠著自己勤勞勇敢打下一片天,人口紅利創造了世界奇蹟,要什麼市場化改革?要什麼市場開放?
此話差矣。
安勤苦易,安閒散難。人民生活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爲「不平衡」「不充分」。人民衡量幸福的標準在提高,人民獲得滿足感的內容在豐富。還想用單一的管理方式和服務提供,已經大大落後於時代發展和人民需求了。
有人說,我們已經有了很多全球第一,我們的綜合實力現在也非常的強,我們應該傾盡國家之力不惜一切代價做很多事,以取得成功。
此話差矣。
忍痛易,忍癢難。
我們的實力提升,並非一朝一夕之力,我們要珍惜自己的得來不易,也需要把力量用在刀刃上,讓國家和民族有更好的發展,讓現有資源的利用和使用更有效率,讓我們這幾代人的努力可以爲未來十幾代、幾十代人的生活奠定繁榮強大的基礎。我們是不怕「亮劍」,但不要因爲葉公好龍式的「技癢」而亮劍。
貿易戰本身,以及貿易戰中的大豆、飛機、晶片等「熱點」商品,都能夠帶給我們更多關於國家經濟運行以及深化改革的思考。
從近期某IT企業與不知對手爲誰的「超級大戰」則能夠看出,中國市場化改革亟需進行。企業究竟應該在市場中把自己放在什麼位置?企業覺得市場中的消費者在「黑」自己是否有道理?這些年,被國家和民衆「捧」到「巔峯」的企業家,卻對市場上的民衆、投資者、消費者等大發雷霆大聲咆哮大罵出口不在少數。從最終結果看,他們都曾經是「市場化」甚或「自由化」的代言人,但當他們從這種半「自由化」半「壟斷」機制中獲得利益,而遭到真正的「市場化」挑戰,便完全變了嘴臉。這背後原因,是否值得深思?
我們在高興得「心癢」的同時,這些不是爬上袍子的蝨子,這些已經開始成爲社會和經濟的痛點。千萬不要因爲「癢」而掩蓋了這些「痛」。
後記
中美貿易摩擦給我們的最大益處,就是在最近許多年裏,又一次給了我們「痛」感。是關於「國家安全」的「刺痛」,是關於「智慧財產」和製造業升級的「灼痛」,是關於晶片制裁的「撕裂痛」。正因爲突如其來的「痛」,讓我們在一片「皮鬆骨癢」中警醒,看到了自身的缺點,痛定思痛,促進了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和進程推進。
這無異於是一件很好的事。一段時間以來,很多人並不理解「戰略定力」的真正意涵,更難以體會「戰略定力」對當今中國發展的深刻意義。當「痛」過才知道,我們離「痛」已經很久遠了,我們已經「癢」了很久。
此次貿易摩擦的起源,既有短期的戰術敲詐,也有長期的戰略遏制意圖。雖然與我們某些戰略戰術不足有關,但也與全球、以及中美間結構性差異有關。如果進行對比,會發現當下幾個月的事件推進情況與去年從下半年至年底頗有相似,事情似乎又回到了「百日貿易計劃」與美國來華訪問簽訂「大單」之時。因此可見,即使當前貿易摩擦看似告一段落,但長期看,未來雙方乃至全球的摩擦只會加深、加重、加快。
從此次應對來看,對於川普與美國政策的認識還需加深。「臉譜化」認識和「倫理化」關係定位都不可取,國家利益蘊含全方位的長期較量,即使在「蜜月期」也一樣。
目前看,全球都處於深度調整期,各種互相打擊「痛點」可能會更多出現。但對於中國而言,「痛」或也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大多數時期,可能並不「痛」,而要懂得怎麼治療自己心中的「癢」。既不要有了問題還覺得「無關痛癢」,也不要有了成績就覺得別人都是「紙老虎」所以「老虎頭上搔癢」,當然也不要因未到緊急情況就「頭癢搔跟」。而是必須提高戰略思維能力,增強戰略定力,「櫛垢爬癢」,抑制心疾。
因此,「保持戰略定力」,正是對正處於「三個前所未有」歷史方位的中國、正是對「痛癢難忍」最好的心態和藥方!
能耐富貴,安閒散,忍癢者,必有道之士也。得大道者得天下,此之謂也。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在北京,越來越多的人認爲,副總理劉鶴擁有一份「中國最糟糕的工作」。
在作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顧問置身於幕後多年後,如今的劉鶴已成爲一個重量級官員,其職責許可權涵蓋對美對歐經貿談判、金融監管、貨幣政策、國企改革和產業政策。
自1990年代中期朱鎔基同時擔任央行行長和中國事實上的經濟掌舵者以來,中國還沒有一位副總理被要求挑起如此沉重的負擔。
上週,劉鶴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往華盛頓舉行旨在避免貿易戰的會談,那是他面臨的第一個重大考驗。他似乎透過了這場考驗,因爲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同意「擱置貿易戰」,以換取劉鶴團隊提出的一個可以說很模糊的承諾,即中國將購買更多的美國商品與服務;中國政府一直表示它準備並且願意這麼做。
劉鶴和中國的其他許多官員長期主張,鑑於中國「不斷成長的消費需求……以及對於高質量經濟發展的需要」,降低337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符合中國自身利益。
劉鶴眼下面臨的挑戰將是,在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圍繞貿易失衡、相互投資限制和中國產業政策的分歧試圖談判達成永久和解之際,確保雙方之間的停戰狀態能持續下去。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可能會危及這位副總理推進其他緊迫問題(比如人民幣國際化和國企改革)的能力。
劉鶴和梅努欽本質上正在下一盤複雜的國際象棋,看似無關的因素會影響他們在經貿談判中的討價還價。迄今的證據表明,中方在這場博弈中似乎準備得更充分。
據三名聽取了談判情況介紹的人士透露,在得到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解除中興通訊(ZTE)不得采購美國組件的禁令的保證之前,劉鶴甚至拒絕訪問華盛頓。在該禁令被放鬆之前,這家中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之一無法恢復生產。中興被指違反了其與美國就該公司伊朗和北韓業務達成的和解協議。
作爲回報,在上週談判期間,中國政府取消了最近對進口美國高粱開徵的反傾銷關稅,並透過了對於貝恩資本(Bain Capital)以180億美元收購東芝(Toshiba)晶片部門的交易的反壟斷審覈。
但在美國總統對中興的特赦條款得到最終落實之前,中國政府不太可能在貿易或其它陷入僵局的交易上——比如擬議中的高通(Qualcomm)以470億美元收購荷蘭恩智浦(NXP)的交易——做出更多讓步。而鑑於川普有關處罰中興將導致「中國失去太多就業崗位」的表態在華盛頓引發強烈政治反彈,在中興問題上的最終妥協現在有可能做不到。如果中興倒下,美中在貿易方面達成持久和平條約的前景也將不復存在。
這盤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國際象棋的額外維度——至少在劉鶴與梅努欽看來——是北韓。
儘管兩人都不太可能在當前經貿談判的環境提及此事,但6月12日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的峯會將是他們的考量因素。
在劉鶴和梅努欽上週四展開貿易談判時,川普暗示,北韓最近威脅退出峯會可能是由於習近平在幕後施壓。中國國家主席有沒有這麼做並不重要。如果川普認爲他做了,習近平和劉鶴可以在貿易談判中利用他的這一擔憂。
在上任後的第一年,川普經常顯示出希望與中國保持穩定關係,而對北韓開戰。現在,很可能是川普在北韓問題上達成歷史性和平協議的夢想,幫助劉鶴暫時平息了一場中美貿易戰。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回擊批評他在週末與中國達成的貿易協議的人士。美國總統表示,該協議將「首次」降低中國對美國商品的壁壘,併爲擔心貿易戰的美國農場主帶來福音。
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週日表示,在北京方面同意盡其所能增加進口美國農產品和能源之後,美國將「擱置」關稅計劃和對華貿易戰。此舉引發批評稱,川普政府太急於達成一項快速交易,而且太輕易向北京方面作出讓步。
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昨日警告:「如果我們拼命想要達成協議,中國會在談判中要了我們的命。」
川普自稱是第一位在貿易問題上叫板中國的美國總統,他的怒火對準民主黨批評人士,主要是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總統在Twitter上寫道:「我問查克•舒默參議員,歐巴馬總統和民主黨人當初爲什麼不在美中貿易問題——包括竊取智慧財產等等——上做一點事情?他們什麼都沒做!話雖如此,查克和我早就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而且,對華公平貿易將會發生!」
作爲回應,舒默回擊道:「在貿易問題上嚴厲對待中國——我在這一點上更接近川普,而非歐巴馬/布希。但總統/他的團隊必須堅定,不要在沒有解決真正問題(竊取我們的智慧財產,長期而言這種行爲使我國失去數百萬個工作崗位)的情況下,爲了一點臨時性的商品購買而出賣核心利益。」
昨日,川普將週末其團隊與中國會談的結果與他和北韓的金正恩(Kim Jong Un)即將舉行的峯會聯繫起來,敦促北京方面尊重國際制裁,保持對平壤方面的壓力。
「中國必須保持堅定,繼續嚴密控制中朝邊界,直到達成一項協議,」他說。「有訊息稱,最近那裏的邊界變得越來越寬鬆了,有更多物資越過邊境。我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希望北韓非常成功——但只有在簽署協議之後!」
總統尋求安撫美國農場主,在北京方面威脅要對美國大豆、豬肉和其他農產品進口加徵關稅的情況下,這些人擔心自己遭受附帶損害。
「根據我們與中國達成的潛在交易,我們偉大的美國農民能夠獲得多大收成,他們都差不多會全部買下,」他說。
川普週一早間回擊批評者之際,他領導的行政當局內部在如何對付中國的問題上出現分歧,同時高級官員們表示,在敲定協議之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美國貿易代表、長期的對華鷹派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在一份聲明中警告稱,美國希望中國發生實質性變化。他的聲明似乎與梅努欽充滿希望的資訊相牴觸。
「推動中國向更多的美國出口商品開放市場是一件大事,但是遠遠更爲重要的問題圍繞著強制技術轉讓、網路盜竊和保護我們的創新,」萊特海澤表示。「真正的結構性變化是必要的。這關係到數千萬美國就業機會的未來,絕非小事。」
譯者/何黎
週末中美聯合發佈的貿易聲明將兩國從貿易戰的邊緣拉回,中美達成縮小貿易收支差距,鼓勵雙向投資等協議,中國承諾加大美國農產品和能源進口。審視這樣的結果,川普似乎沒失一兵一卒,你來我往之間憑空獲得中國增加從美進口的承諾,對內贏得了選民支援,對外彰顯美國優先的效果,似乎是佔了便宜。
不但對中國如此,川普與其傳統盟友也大打貿易戰牌,對歐洲徑自退出伊朗核協議,並威脅要對與伊朗往來的歐洲企業實施制裁,對日本沒有豁免其增加的鋼鐵關稅,對NAFTA重新談判,韓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也已獲得更有利的傾斜條件。
川普的「貿易摩擦」手段真的如此屢試不爽,優勢佔盡?其政治手段果真如此高超,值得慶賀?川普「交易策略」的背後,對美國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從中美貿易戰看川普「談判的藝術」
回顧近三個月的中美貿易戰風波,美國似乎佔據主動,節奏把握也看上去遊刃有餘,川普早年著書《談判的藝術》裏提到的種種手法可謂發揮淋漓。美國先以301調查制裁爲由挑起貿易戰爭端,而後又以中興事件爲工具將戰場進一步從貿易戰擴大至科技戰,配合中美貿易談判的進程,增加談判要價。同時,透過第一次談判抬高預期,試探中方底線,並最終在301制裁落地的截止日前,邀請與中國開啓二度談判,態度明顯緩和之後,放棄漫談要價,最終達成停戰協議,困擾全球市場達數月的中美貿易戰疑雲最終避免。
再以中興事件爲例,美國先施以遏其咽喉的重裁,後又示好豁免,不但避免了因制裁中興而波及美國企業,還獲取了重量級的談判砝碼,一來一去之間,並無任何損失,卻受益明顯。
當然,情況並非完美,一來內部分歧加大,質疑不斷,如美國國會議員反對川普將中興作爲談判的交易;二來美國這種做法長遠來看,不但失去了最爲寶貴的生意夥伴信用,罰款制裁的頻繁使用和量刑過重,更惡化了美國的投資環境。近年來美國罰款制裁的招數用的越發順手,對企業處罰水漲船高,金額大得驚人,不僅對中國,對待盟友亦是如此。正如學者餘永定反問的那樣「美鉅額罰款公正還是勒索?」
全球視野中川普戰略的得與失
從更廣泛的領域來看,川普上任以來,不僅對中國貿易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其全面落實的「美國優先」競選宣言,在全球範圍內的外交、經濟、軍事等方面均有體現,深刻的影響了美國全球規則制定者和守護者的定位。
具體來看,川普執政一年半幾乎否定了歐巴馬的全部政治遺產,並不顧盟友日本、澳洲前期在國內力排衆議,一上臺便退出TPP,控訴貿易談判多邊對美國利益的損害,強調更加務實的雙邊談判;批評歐巴馬環保投入對美國經濟的不公,不顧歐洲盟友的反對,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逆全球化大潮,對鋼鋁普遍增加關稅,甚至對傳統盟友也沒有給與足夠的尊重,提出必須達到一定條件,才能申請豁免,遭到歐洲盟友抵制;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損害前期歐洲政治成果,並可能傷害歐洲企業的商業利益等等,可謂把歐洲逼到了牆角。
美國的做法致使越來越多的盟友對其依賴感和信任感下降,特別是美歐之間同盟關係近期間隙越來越深,關係陷入危機。歐盟委員會5月18日提議重啓一項塵封多年的反制裁條例並計劃採取其他多項措施,以保護歐洲企業免受美國對伊朗制裁的影響。同時,針對美國對歐盟徵收鋼鋁關稅一事,歐盟已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了一份美國產品清單,準備對清單上的產品徵收額外進口關稅,以作爲報復。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近日在多個場合談及對歐洲傳統盟友美國時甩出驚人之語: 「歐盟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你需要幫手,最終會發現它只能長在自己的手臂上」,「川普最近作的決定,讓人不免會想:有這樣的朋友,誰還需要敵人?但坦白講,歐盟應該心懷感激,因爲他讓我們不再心存幻想。」一葉知秋,上述言論預示美歐關係或生變局。
除此以外,美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目前談判已經接近尾聲,但仍未達成一致,特別是在北美汽車行業規則上面臨重大阻力,談判進入僵局。
而美國關稅大棒之下,除了歐盟,日本和印度也有打算向世界貿易組織控告,對向美國實施報復性貿易關稅的意圖。日本政府亦於5月19日告知世界貿易組織, 反對美國對其鋼鐵和鋁製品徵收關稅,已準備好採取報復措施,稱有權對價值500億日元(約合4.51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關稅,這相當於美國對日本金屬產品徵收關稅的額度。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在當天記者會上強調,「在WTO的框架下,正在專心討論必要的應對措施」,一改其早先時候對其親密盟友的溫和立場。
川普由全球規則制定者轉向破壞者背後的動因是什麼?有猜測認爲,川普的小算盤是透過攪亂全球外部局勢,促進美國在諸多事務上的利益最大化,並促進美國企業迴歸美國,增加美國就業。但實際的情況是,對於美國跨國企業而言,其利潤最大的一塊來自於海外,海外業務受到衝擊又要獨善其身,全身而退,將業務戰線迴歸國內,且填補海外業務的受損,本來就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中美貿易協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縱觀整個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全過程,在川普來勢洶洶勾起貿易戰扳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川普真正的意圖和底線。多種猜測均有,一種相對樂觀的看法認爲,川普發動貿易戰意在期中選舉,短期強勢,漫天要價,一旦得到些好處,獲得國內選民支援,並不會長期戀戰;一種更加悲觀的觀點認爲,川普是對華全面遏制的開始,不見「兔子不撒鷹」,即便自損八百,傷敵一千也在所不惜,欲重演上世紀80年代對待日本的強硬制裁。
事後來看,川普作勢挑起貿易戰更主要爲實現其短期意圖,這對中國而言是值得慶幸的,畢竟避免了和美國直接衝突的最壞情況。
而縱觀中美協議,也並非妥協。雖然就貿易逆差部分有所表述,但主要以增加進口爲主,而非限制出口,同時並未提及到縮減貿易逆差的具體數字,已有很大靈活性。同時,這一協議其實也符合中國自身改革的需求,是中國本來就要推動的,且起到了緩釋外部壓力的作用,以最小的成本換來經濟平穩發展的時間,是十分不易的。
從協議內容來看,其實,今年4月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便已就未來增加進口做出過明確表態,今年中國舉辦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也是這方面的體現。而加大能源和農產品進口亦符合戰略需要,是去年11月川普訪華中美大禮包的內容,也並非新增條款。
此外,習近平博鰲論壇上提到,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放寬市場準入、開放金融業、汽車行業、降低汽車關稅、改善投資環境、加強智慧財產保護、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進程等是中國的改革既定方向,對美國承諾並未超出這一範圍。
總之,川普新政詮釋美國優先,雖然短期來看似乎屢試不爽,但長期來看是對美國信譽的巨大打擊,也將打破其長期積累的國際關係。與傳統盟友產生間隙,或將促進國際次序的重構,利弊得失之間沒有其想像中的那樣只賺不賠。
而中國透過此次避免貿易危機,如果能夠利用難得的緩衝期與機遇期,加快落實十九大提出的全方位改革開放目標,提高整體經濟實力與加快中國崛起速度,同時聯合全球反對單邊主義,既有助於促進自身發展,緩釋美國壓力,也有助於增強國際影響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最近,中國副總理劉鶴團隊赴美談判取得了重要成果,中美雙方就雙邊貿易問題達成了框架性協議,中美貿易摩擦短期內升級爲貿易戰的機率顯著下降。美國財長梅努欽表示,中方承諾顯著增加對美國農業和能源產品進口,而美方則會叫停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的計劃。
中美雙方就貿易問題達成和解,無論對於中美兩國經濟還是全球經濟而言,自然都是好事。一方面,這避免了中美雙方將貿易爭端升級爲投資爭端甚至金融爭端的風險,也沒有顛覆「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這一拇指法則。另一方面,這降低了全球經濟成長面臨的最重要的一個不確定性,使得本輪全球經濟復甦中斷的機率顯著下降。
然而,我們也不宜對這一事件作出過於樂觀的解讀。
首先,正如筆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開始挑戰美國的核心地位,美國精英階層的對華整體策略已經由「接觸」轉爲「遏制」,美國挑起貿易戰的目的並非就貿易談貿易,中美雙邊衝突將會長期化與複雜化,因此,中方應該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其次,川普本人的執政風格變化很快,高度不確定,完全存在他哪天醒來,發個新的Twitter,就否定了之前中美達成的共識的可能性。例如,川普在TPP問題、北韓問題、中東問題上就經常出現重大的政策反覆。
再次,當前中美雙方似乎僅就解決貿易問題達成了框架性協議,具體實施方案以及進口規模還有待進一步的溝通與博弈。就中方而言,由於貨物貿易順差佔GDP比率已經降至很低水準,且2018年第1季度已經多年來首次出現經常賬戶逆差,究竟能夠同意多進口多少美國商品,還存在不確定性。就美方而言,在下半年期中選舉即將開始之前(川普的政治作秀還會繼續),對中方做出讓步的規模以及及時性是否滿意,也存在不確定性。此外,就中興通訊事件如何解決,以及232條款與301條款相關的制裁行爲是否會終結,美方並未給出最終確定性表態。
不過,既然中美雙方就貿易摩擦問題達成了框架性協議,這至少意味著短期內貿易摩擦升級的機率已經顯著下降,這將給中國經濟與金融市場帶來哪些潛在影響呢?
第一,中美雙方達成的協議可能造成短期內中國貿易順差規模的下降,進而降低進出口部門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使得中國經濟增速短期內回落的格局進一步確立。衆所周知,進出口部門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由負轉正,是2017年中國GDP增速反彈的最重要原因。根據商務部口徑,2017年全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累計爲4200億美元。如果未來中國顯著增加對美國商品的進口,這意味著未來貨物貿易順差可能不升反降,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也可能再度由正轉負。再考慮到國內控風險去槓桿政策對基建投資與房地產投資的影響,那麼2018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的回落就可能加快,單季GDP增速低於6.5%的機率可能顯著上升。
第二,由於中方可能顯著增加對美方農產品與能源的進口,這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中國通膨壓力將會顯著減輕,CPI與PPI增速都可能繼續保持在低位。之前在中美貿易摩擦趨勢性升級時,市場較爲擔心,隨著中國減少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食品價格(尤其是大豆價格)未來漲幅可能會加快。此外,近期全球原油價格上漲也是近期PPI增速反彈的原因之一。不過,如果中方開始加大美國食品與能源的進口力度,食品與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壓力都會相應下降,中國經濟陷入滯脹的擔憂有望得到顯著緩解。
第三,如前所述,經濟增速的緩慢回落與通膨壓力的溫和下行,意味著中國貨幣政策操作可能邊際性趨松,但穩健中性的基調不會改變。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央行貨幣政策之行報告中,將未來三大主要任務中的「去槓桿」換爲了「調結構」,這被市場解讀爲可能是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可能放鬆的標誌。誠然,如果短期內成長回落、通膨處於低位,且地方政府去槓桿政策限制了廣義財政政策的寬鬆程度,貨幣政策的確可以進行邊際調整,以實現穩成長的目的。此外,適當放鬆的貨幣政策可以與從嚴的金融監管政策相互配合,在「松貨幣、緊信貸」的背景下,既實現去槓桿與控風險,又能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然而,考慮到去槓桿的任務依然繁重、且房地產市場調控仍處於關鍵時期,中國央行會非常注意控制貨幣政策的力度,以避免給了市場再度顯著放鬆的預期。筆者認爲,中美短期內在貿易問題上達成和解,可能會降低未來一段時間內央行在流動性管理方面的放鬆力度。例如,年內再次發生普惠式定向降準的機率與次數,可能會由此而下降。
第四,來自一委一行兩會的金融監管,存在邊際上重新加強的可能性,而中國股市與債市將繼續承受相應壓力。在今年春節後兩會前,受到一行三會監管格局變動的影響,金融監管的力度一度顯著放鬆。本來市場預計,在兩會後監管可能重新加強,但事實上由於中美貿易戰風險開始抬頭,有關各方開始高度關注貿易戰帶來的各種風險,預期中的監管強化沒有發生,這其實是導致二季度中國利率債市場表現火爆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儘管如前所述,短期內經濟增速的下降與通膨壓力的回落,理論上可能導致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進一步回落,從而給債市與股市都帶來利好。然而,如果貿易戰風險的消退使得中國政府重新將控風險放在穩成長之前,那麼各種監管新規的落地與實施仍將給債市與股市帶來壓力。再考慮到近期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較快,在年內可能繼續上升20-40個基點(從目前的3.0%上探至3.2%甚至3.4%),這就意味著當前3.7%的國債收益率的下行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因此,就債市而言,我們維持利率債市場保持溫和牛市、信用利差繼續拉大的判斷。就股市而言,我們也維持結構性行情機率高於單邊趨勢性行情的判斷。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上週的中美經貿談判,經過幾天的緩慢發酵,終於顯出了大體的輪廓。不過,雖然輪廓有了,細節卻還沒有新增。這許多的「留白」,說明雙方還有大量未竟事宜。
相對於北京談判後中美代表團不鹹不淡地發出各自的新聞稿,這次雙方終於有了一個聯合聲明。這意味著多個月的過招之後,中美兩國意識到貿易戰會兩敗俱傷,現在到了互相給對方遞上一個梯子、一起下來握個手然後再談的時候了。
相對於近幾個月來中美雙方脣槍舌劍的語氣,這份聲明有了很大改變,爲下一步談判創造了條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應當會爲短期內的市場帶來正面推動。
總體上,這份聲明也符合筆者的預想。筆者上週曾在FT中文網撰稿,在《風雲奇詭的中美談判》一文中說,「在諸多不確定性中,雙方在富有象徵性的『宏大敘事』中形成一些框架性的進口意向,並考慮緩和關稅方面的爭端,是有可能的。」
「宏大敘事」和「框架性的進口意向」,都在聯合聲明中得到體現。中國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財長梅努欽在聯合聲明發表後,先後接受媒體採訪,證實了筆者對「關稅爭端趨緩」的猜想。
上週六下午的這則聲明說:雙方同意「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中方將「大量增加」自美購買商品和服務。此舉被形容爲雙贏:既可以改善中國的生活和經濟發展質量,也可以幫助美國創造就業。
此外,雙方同意「有意義地增加」(meaningful increases)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中美談判代表還就擴大製造業產品和服務貿易進行了討論,願意爲之「創造有利條件」 。對於人們關注的市場準入問題,雙方表示要「鼓勵雙向投資」。
粗線條的輪廓有了,萬衆矚目的一些細節卻還沒有如期出現。這些「留白」,爲我們留下了解讀空間,留下了不確定性。
首先,談判在上週五結束,直到上週六下午聯合聲明才得以出臺。有報導說雙方整晚都在如何表述上討價還價,表明在不少問題上,尚未達到共識,未來談判可能會出現新的問題和反覆。
其次,儘管這份聯合聲明有對大方向的描述,卻缺乏具體數字和時間表。在某些問題上甚至語焉不詳。
人們已經注意到,那個「著名」的2000億美元的數字沒有出現在聲明中。不僅如此,關於多大程度上增加進口和擴大貿易的問題,也缺乏註解。
上週,未具名美方官員透露給記者,說中方提出削減最高可達2000億美元的年度順差。在中國外交部否認中方提出了這個計劃後,川普的經濟顧問柯德洛上週五卻告訴記者,說中國代表確實提出了「至少削減2000億美元」順差的計劃,並稱贊這個數字「是個好數字」。
雙方對外表述的不一致,顯示中美兩國談判團都非常重視輿論和話語權,誰都不希望外界有任何誤解,或讓人以爲自己在主動讓步。
我們也看到,聲明對中國關心的中興通訊的命運問題隻字未提。
雖然先前川普透過推特,指令美國商務部撤銷對中興通訊從美國企業購買銷售元件和技術的禁令,但因爲國會兩黨議員一致反對,這項禁令沒有立即取消的跡象。即使最後真的撤銷了該禁令,美國也可能採取其他限制條件來施加影響。柯德洛表示,可能會要求中興通訊改組公司管理層,更換董事會成員。
在聲明提到的計劃中,有一部分內容的表述相對明確,主要體現在中國將大量增加進口的問題上。
另一些內容則含糊其辭。比如,「擴大製造業產品和服務貿易」這一項,表達得很不清晰。聲明只是說進行了討論,同意爲此創造條件,但沒有說最後達成了統一意見,也沒有說明是要擴大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還是擴大美國對華的出口,抑或是雙向。聲明也沒有談到具體涉及哪些行業和產品,以及具體會擴大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重要,涉及到上述事項中究竟有哪些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中國多年來一直呼籲美國要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最近也在敦促美國要給中金公司發放牌照,並向中國投資者開放電子支付市場。而美國則要求北京取消合資企業的股比限制,對中外資企業一視同仁,進一步開放服務行業。這條表述的具體指向不明,令人無法判斷其意義,也暗示這只是一個泛泛的意向 。
另一個值得思量的問題是:爲什麼中美將停止關稅之爭的表述沒有放在聲明中,而是經由雙方官員事後各自披露?這麼重大的改變,按其重要性理應放在聲明的頭條,川普的推特也早該渲染了。
在聲明發布不久,中方媒體旋即發出了貿易戰就此打住的標題新聞,隨之劉鶴接受採訪,披露了雙方同意停止加徵關稅的細節。而梅努欽在上週日接受福克斯新聞臺採訪時,做出了類似的表述,不過他只是說雙方將「暫停」關稅之爭。言外之意是,現在還沒確定這是否只是權宜之計,是否哪天不高興了又會開戰。
所以,中美是否會取消所有先前宣佈過的關稅懲罰和反制措施,以及301調查是否會隨之中止,目前還難以得出明確答案。
本週,美國財政部將提交關於在301調查下的投資限制方案(或者可能取消這個提案),屆時我們的疑問或許能得到一些解答。
4月初,針對美方在301調查下提出的關稅措施,中方也提出了針對美國農產品等總計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反制計劃。美方發起301調查,源自對中國在智慧財產保護方面不夠充分、以及中方企業可能繞過規則獲取美方核心技術的擔心。而中方則批評美方調查不符合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規則,要求美方中止301調查。
上述聲明內容中的含糊之處,以及雙方官員對關稅問題表述的差別,顯示中美經貿問題上的較量雖有緩和,但是談判細節尚未明朗,變數仍然較多。貿易爭端的硝煙並未完全消散,現在歡慶勝利爲時尚早。
同時,即使美國打算暫緩運用關稅這個工具來推進自己的計劃,擬議中的其他工具目前並未受到影響。
比如,正在討論之中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法案(FIRRMA),比關稅對中國未來經濟格局的影響更大。該法案旨在以美國的國家安全爲由,限制中國企業投資於美國高科技和其他敏感行業。下週二,這個法案就將結束論證。
此外,一個多星期以前,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還提出一項名爲「與中國進行公平貿易的執行法案」,提出了包括加徵關稅、出口管控、對中方投資美國設置股許可權制,以及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徵稅等在內的一攬子方案。這個提案旨在對抗中國製造2025計劃,試圖限制中方獲取美國技術和智慧財產和進行投資的能力。
同時,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在本月早些時候還強調,要重新振興美國進出口銀行,使之能與中國領頭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在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方面展開競爭。目前美國進出口銀行缺失董事會成員,無法批准任何超過1000萬美元的融資交易。川普先前對該行董事長的提名遭到了參議院否決。
(注:作者畢業於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碩士專業,現在華盛頓從事政策研究和諮詢。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中美兩國週末達成了一項內容模糊的協議,表示將繼續進行磋商,並努力減少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失衡,這推遲了貿易戰的爆發,並可能最終實現更廣泛的和平。但也激起了兩國強硬派的憤怒回應,凸顯實現和平將有多難。
雙方週末同意暫停實施關稅舉措,繼續就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所說的「框架」協議進行談判。根據這個框架,北京方面將大量增加購買美國商品和服務,並承諾削減美國對華3370億美元的年度貿易逆差。
然而,在美國國內,此舉引發對華鷹派擔憂,川普政府可能會放棄透過威脅對1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而贏得的談判籌碼,讓迫使中國作出改變的努力功虧一簣。
「不夠好。是時候脫掉手套了,」川普在競選期間的貿易顧問、紐柯鋼鐵(Nucor Steel)前首席執行長丹•迪米科(Dan DiMicco)上週六在Twitter上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高級經濟特使劉鶴週末回到北京,受到了同樣持懷疑態度的歡迎。
中國的社群媒體用戶轉發一張照片,把劉鶴在國會山開會的照片,與清朝官員在歐美軍隊1901年鎮壓義和團運動後舉行投降談判的圖片合成在一起。
對北京方面而言,部分問題是在劉鶴回國之際,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的命運仍然懸而未決,該公司在七年內不得向美國企業採購關鍵零組件的禁令仍未解除。
據三位瞭解談判情況的訊息人士透露,在上週談判開始前,劉鶴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美方放鬆對中興通訊的制裁,使其7萬名員工能保住飯碗——如果美國商務部不允許該公司恢復從美國採購零組件,這些員工可能會失業。這項爲期7年的禁令於上月開始實施。之前這家總部位於深圳的電信設備製造商承認,它違反了2017年與美國政府就其違反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而達成的12億美元和解協議的條款。
達成交易的障礙是,川普在Twitter上作出的讓中興「儘快恢復業務」的承諾,在華盛頓引發兩黨議員的強烈不滿。但是,由於川普和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作出的「快速」安排放過中興的承諾未能兌現,劉鶴的迴旋餘地受到了制約。
此外,圍繞中興的爭端只是阻礙達成協議的衆多問題之一。
美國已將2000億美元的赤字削減目標設定爲一個基準。但經濟學家表示,鑑於美國去年對華商品出口總額僅爲1300億美元,這將很難實現。
推動梅努欽所稱的「各行業」具體目標——如能源出口增加500億至600億美元——與被一些人視爲美國以往失敗的貿易政策如出一轍。
「這讓人似曾相識,」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經濟歷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說。
川普政府力推的做法看上去很像20世紀80和90年代幾位美國總統倡導的與日本開展「有管理的貿易」的政策。那些政策對改變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中國爲解決美國關於智慧財產問題的投訴所作的承諾,看起來也和北京方面過去的套路如出一轍,即承諾修訂法律法規,結果在實踐中無視這些承諾。
雙方能夠達成一個什麼樣的交易可能取決於川普自己的情緒。美國總統準備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舉行峯會,這似乎在他與中國的最新貿易談判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在6月12日的峯會後,他會不會採取不同的觀點?
中方抱怨說,美國談判團隊的聲音太多,除了梅努欽和羅斯外,還包括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等對華鷹派。但中方也有自己的要求。
作爲減少對美貿易順差、改革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產業發展政策的交換條件,北京方面希望看到1989年起對中國實施的某些高技術出口限制被解除。中方還希望美方保證中國投資者在美國不會受到歧視。
劉心寧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美國從對華貿易戰的懸崖邊緣後退了一步。美國財長表示,華盛頓方面叫停了對至多150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的計劃。
「我們暫停了貿易戰,」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昨日表示。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貿易談判團隊的這位核心成員作出上述宣告之前,美中兩國上週六發表聯合聲明稱,北京方面承諾將「大幅增加」對美國農業和能源產品的進口,並且雙方都表示,他們將在今夏繼續磋商。
上週六的聲明沒有給出具體目標,先前中國談判代表抵制了川普政府的要求,即中國需承諾每年增加2000億美元的進口。
美國的批評人士擔心,白宮的重點似乎是達到川普的目標,即降低每年3370億美元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而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存在的更爲棘手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北京方面系統性地竊取美國的智慧財產。
梅努欽昨日堅稱,中國對解決此類問題的承諾是更廣泛協議的一部分,並警告稱,如果北京方面不履行承諾,川普將有權對其加徵關稅。
他說,雙方已取得了「有意義的進展」,並補充稱:「我們已同意在努力執行這一框架的同時暫停加徵關稅。」
然而,川普政府其他官員表示,上週六聲明的含糊措辭揭示了雙方的巨大分歧。「並沒有就簽署協議達成一致。我方從未預期會簽署協議。兩個大國發表了一份公報,僅此而已,」川普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昨日說。
川普政府在國內面臨另一場風暴,因爲川普把貿易談判與可能解除對中興通訊(ZTE)的一份禁令聯繫起來。這家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承認自己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也違反了其與美國政府達成的12億美元和解協議的條款。
知情人士表示,解決中興通訊問題先前是中國的優先考慮,但川普上週在Twitter上承諾幫助該公司恢復業務在華盛頓引起的反應,削弱了美方達成協議的能力,並導致中國拒絕答應每年減少2000億美元赤字的目標。
梅努欽表示,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計劃在未來幾周內前往中國。但他表示,美方心裏對「每個行業」已有了非常具體的目標,從而帶來了這樣一個可能性,即中國今年從美國增加35%至40%的農產品進口,在未來3至5年裏每年增加500億至600億美元的的能源產品進口。
「我們將減少貿易赤字,」梅努欽說。
譯者/何黎
當地時間5月19日,從華盛頓傳來了令整個世界都歡迎的一個訊息。中美兩國就兩國經貿問題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其中透露出的兩國放棄「貿易戰式」爭端解決方案的資訊讓全球都鬆了一口氣。
顯然作爲當今世界上第一大、第二大經濟體這輪談判的意義不僅關乎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會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2017年,中美兩國佔到全球CDP總額的近40%,兩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率超過50%。顯而易見,中美兩國之間經貿關係如果出現問題,世界經濟也會受到巨大影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說過:「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共同發展。」
這次中美兩國決策者就積極避免了最壞的雙輸對抗局面,而尋求出一個兩國合作共贏的結果。對中美達成的這個協議,我們絕對不能從一個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進而用19世紀「重商主義」的思維去做數學加減運算,於是得出誰是贏家誰是輸家的粗淺的結論。顯然這是中美雙方經過一系列博弈得出的目前解決中美經貿困境的理性方案。當然中美兩國面對國內的各種壓力,會做出各種看似「矛盾」的自我表述和解讀。但如果我們透過這些「勝利說辭」看到這個協議的底色,其實我們會意識到,這不僅爲中美甚至世界的未來找到了新的經貿合作方向,開啓了世界各大國之間合作共贏的新範例。
此次協議中,中方爲滿足自身人民需求和高質量經濟發展、同時減少對美貿易差額,會積極增加進口,主要是圍繞美國能源和農產品以及其他高質量產品和服務;討論擴大製造業產品和服務貿易合作;保護智慧財產;鼓勵雙向投資,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
基於對中美兩國經貿的長期研究,我們認爲,只要善加利用以上有利條件,中美之間就會釋放出巨大的紅利,從而造福兩國以及世界人民。
滿足中國經濟發展需求,美國擴大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
長期以來,美國在對華出口上尤其是一些高科技技術和公司產品的出口上採取偏保守的政策,致使一些美方的產品無法在中國落地,此舉讓美國公司損失了中國市場的巨大利益。隨著中國人民消費能力的成長和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放鬆對華出口限制不但可以使美國的產品擴大在華銷售,而且可以有利縮減中美貿易差額。
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7年4月的報告,如果美國將對華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對巴西的水準,對華貿易逆差最多可縮減24%;如果降至對法國的水準,最多可縮減34%。
因此,美國如果需要縮減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就應當自己先積極尋求放鬆對華的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這樣不但能夠增加美國對華的收益,而且能夠切實減少雙方的貿易差額。
擴大中美服務貿易,增加中國人民對高質量服務供應
根據WTO官方發佈的最新數據,2016年全球服務貿易規模達到9.4兆美元。其中美國是第一大服務貿易國,其進出口總額爲1.215兆美元。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額爲6560億美元,其中有2000多億美元的逆差。而對美國一家的貿易逆差就達到541億美元,佔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的23.1%。從2006到2016這10年間,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成長了33倍,尤其以旅遊、留學、文化產品、技術移民四個領域爲突出代表。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供給側改革的深入,消費升級將帶來高階消費尤其是服務貿易方面的消費快速增加。可以說中美之間的服務貿易上還有快速成長的潛力。
以旅遊爲例,根據美國商務部2017年8月發佈的數據,2016年中國內地遊客到訪美國的人數達到近300萬,成長了15%,消費支出330億美元,上升了9%。,中國內地到訪美國的遊客數量已連續13年成長,其中12年都是兩位數的成長,而且從2005年至今中國內地遊客人數已經成長了十倍。而CCG《從出入境旅遊看中國全球化發展》研究報告提出,2015年中國國際遊客數量赤字(「旅遊赤字」)逾3000萬人次。2015年中國大陸游客境外人均消費達893美元,2016年境外消費總額達2610億美元,同比成長12%,是美國遊客境外消費的兩倍多,基於中美雙邊核算,中國是僅次於墨西哥的美國第二大入境消費國,旅遊項目佔美國對華服務出口的56%。
中美雙方加強在服務貿易方面的合作,不僅可以減少中美整體貿易的逆差,還能增加中美兩國的交流機會,爲中美兩國增加新的合作共同點。
中美能源合作各取所需互利共贏
中美之間展開能源合作可以實現互利共贏。首先,中國是能源消費大國,約50%以上的能源依賴進口。而且依靠中國4倍於美國的人口基數和穩健的經濟成長,勢必帶來人均能源消費的快速提升,進而中國超越美國成爲第一能源消費大國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2017年,中國進口超過8100萬桶的美國原油,日均22萬桶,佔美國原油年出口總量的20%,已成爲繼加拿大後美國原油的第二大買家。另一方面,隨著美國頁岩氣生產增加以及科技進步帶來的能耗降低的影響,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的一份報告預計美國最早可能會在2022年成爲能源淨出口國。而這就需要一個龐大的國際市場來接收美國的能源出口,中國恰好是美國能源出口最佳的目的地。
2015年,美國天然氣產量達到了7670億立方米的峯值。美國能源資訊局預測,到2020年,美國將擁有世界第三大天然氣出口能力,僅次於澳洲和卡達。而《中國天然氣發展報告2017》指出,2016年中國天然氣消費量達到2058億立方米,近15年複合增長14%,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比例由2005年2.4%上升到2016年5.9%,人均年用氣量140立方米。與此同時,2016年,中國進口天然氣721億立方米,佔總消費量的35.0%。中國能源結構上以煤炭爲主,佔比64%,天然氣在一次能源使用佔比不足6%,遠低於俄羅斯的53%和美國的31%,不及世界平均水準24%和亞太地區的11%。
一方面中國可以進口美國能源,但另一方面由於這些新的產油產氣地比如阿拉斯加和德克薩斯要麼完全出口的港口和管道無法滿足其出口的需求,要麼就是年久失修嚴重老化阻礙能源出口的能力。因此美國的能源出口基礎設施需要加大投入而與中方在相關基礎設施建設上展開合作,發揮中方的優勢成爲可能。中方資本投資包括西海岸天然氣設施在內的能源基礎設施將大大有助於中美能源貿易的提升,從而平衡「對華貿易赤字」,也可帶動美國傳統產業的復興和發展。
鼓勵雙向投資,中美基建合作前景廣闊
中美在基礎建設投資領域的合作有廣闊的合作前景。川普總統對美基礎設施改造,以總額1兆美元的「美國基礎設施優先」計劃擬重點加強交通路網、清潔水資源、能源、電網、遠距通訊、國家安全等領域基礎設施投資,是美國「經濟復興」的重要抓手,未來中美能源和基建領域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中國擁有較爲國際化的、經驗豐富的工程建設團隊和便利的融資條件,中車,中建、萬科、上海綠地等企業已進入了美國市場。中國過去10年在基礎設施領域累積投資達到11兆美元,這幾乎是川普總統1兆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規劃的11倍。中美在基建的互補,給中美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著合作的基礎。
透過中國企業、金融資本參與美國基礎設施項目,中美貿易、投資不平衡的情況也有望得到改善。中美推進基礎設施合作需要克服保護主義思路,透過加強接觸,對各自的投資環境、企業能力和社會環境形成相對客觀的認識。雙方在企業交流、金融資本合作、政策溝通和政府互動、第三方合作、智庫合作建言獻策等領域加大力度,借鑑歐洲引進外資和外國企業建設基礎設施的成功經驗,優化美國國內的PPP項目操作環境,以重點項目、標誌性項目爲突破口,爲中美未來合作提供務實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環境。
此次中美經貿談判雙方抓住了機遇,以面向未來的眼光,共同嘗試打造未來中美貿易的合作和共贏局面。
中美兩國的決策者應當拿出對兩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負責的歷史擔當。我們不應當再糾結於「存量」貿易的一點得失,而把潛在的巨大的「增量貿易」放置不顧。中美兩國的決策者應該以增加總量的方式,來對沖目前貿易差額,從而爲中美經貿開創出一個新的未來。
注:本文由全球化智庫授權發表,不代表FT中文網觀點。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簡稱CCG,是中國領先的國際化智庫。CCG致力於中國的全球化戰略、人才國際化和企業國際化等領域的研究,目前擁有全職智庫研究和專業人員近百人。
整個五月,沒有新聞比中國副總理劉鶴領銜的訪美使團吸引更多目光。5月19日,中美兩國《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聲明)的出臺,更是引發不同聲音,如何看待這一事件?
首先,聲明究竟說了什麼?
簡單來說,涉及三方面內容。
第一,提到減少貿易逆差,但是沒有提出具體數字。聲明指出,雙方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爲滿足中國人民不斷成長的消費需求和促進高質量經濟發展,中方將大量增加自美購買商品和服務。這也有助於美國經濟成長和就業。」
第二,強調加強合作,這其實意味著本次談判之後還有後手。聲明指出,雙方同意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美方將派團赴華討論具體事項,同時雙方同意繼續就此保持高層溝通,積極尋求解決各自關注的經貿問題。
最後,也提到減少分歧,主要體現爲營商環境改善以及智慧財產。這主要體現爲雙方擴大製造業產品和服務貿易創造有利條件以及爭議最大的智慧財產保護,「中方將推進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工作。雙方同意鼓勵雙向投資,將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
比起明確的文字,更值得深究的是聲明透露了什麼資訊?這次聲明初讀很是含混,既沒有表示具體數字,也沒有談到具體政策。然而全文看起來很簡單,但是資訊量不少,基本點在於雙方談攏了。
所謂外交,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外交公約數,彼此都要面子。固然,買什麼、如何買、何時買等問題沒有寫明,但紙面上的聲明的模糊,其實爲未來的操作留下空間。
回看30多年前日美貿易戰之時的《廣場協議》,公告寫得也很簡單,但背後很多實質性措施都已經談好,稱爲「無紙面記錄」。與抽象簡單的公告不同,這一份所有參與國都同意的「無紙面記錄」,對匯率目標、行動方案、干預總規模、干預貨幣、各國認領干預份額都做了詳細規定,最終的各國行動也基本忠實地執行了該約定。
一個細節是,本次中美聲明具體談到了農產品和能源,我以前也猜測如此。這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讓步,如果增加採購美國農產品與能源,相應地可能不得不減少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其中涉及到俄羅斯、委內瑞拉、澳洲等傳統上的進口大國,其實需要中國做出相應調整,也會付出一定代價。
更深一步看,本次會談看似中美對局,其實是從經濟層面而言,涉及兩個國家四種路線的博弈。
雙方溫和派都希望談成,但是各自國內都有強硬派的聲音。從美方來看,以對中國貿易態度而言,可以爲鴿派與鷹派,鴿派以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爲代表,更在意中國貿易中中國分走多少好處,希望透過談判拿回好處;另一邊則是主張強硬的鷹派,比如以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爲代表,更在意狙擊與懲罰中國。反過來,中國的情況也類似,有希望談判的溫和派,也有希望強硬對抗美國的聲音。
就談判而言,雙方的溫和派都希望達成共識,而對抗則符合雙方強硬派利益。所以這一場貿易談判,正對應兩個國家四個路線的分歧,劉鶴身份是國家主席特使、國務院副總理,他帶回的協議其實也需要四個派別一定程度的默許。
本次情況來看,溫和派達成了協議,至少短期內不會有太多大沖突,中美階段性共識初步達成。
那麼,到底誰贏了?
有朋友在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直接發問。目前聲明還是留下很多未解決的問題與細節:2000億美元不見蹤跡、川普表態軟化的中興事件沒有出現在協議中、社群媒體關於外網訊息滿天飛。太多的流言,在沒有實際資訊之前,更多應該作爲背景補充以及人心所向。拋開這些細節之外,或許可以說,對於中國民衆而言,這次顯然是利好,無論是享受更優質價廉的商品,還是未來可以穩定發展的環境。
北大教授、經濟人讀書會書友蘇劍老師曾經說,「美國是我國最大的顧客,是我們的生意夥伴」,也正因此,滿足客戶要求並不丟人,本就是商業活動的應有之意,要點在於「這就把我國改革開放的長遠目標和我國顧客的訴求結合起來,既滿足了顧客的要求,也加快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
這一觀點見仁見智,但是在商言商其實是國人應該補上的一課,這也意味著,對於雙方貿易與經濟之外的談判目標,不應該抱有太大期望。即使如此,中美雙方決定不打貿易戰,這一決定本身,其意義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它很可能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道路都有重大影響,其意義要在數年之後才能被真正認識。
回顧歷史,國家道路的選擇,如果缺乏外力,在國內各利益集團博弈之下,基本可以決定路徑與格局,路徑依賴制約之下,道路鎖定的情況常見。這種情況之下,國際局勢的變化,尤其是與主要大國的衝突,往往會帶來意料不到的變化。
無論歷史上的大清還是八十年代的日本,都面臨海外壓力帶來自身改變的案例,前者是從朝貢模式進入條約模式,後者則是透過廣場協議等條款進入西方政策協同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對於廣場協議導致日本泡沫這一認知存在誤讀。
公允地說,如果貿易談判可以促進中國國內無法推動的改革,對於中國並不算很壞的結果。面對巨大挑戰是中美兩國的共同處境,如果能夠積極順應、勠力改革,那麼其實對於雙方民衆都是福祉。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中國官員表示願意購買更多美國出口產品,但並未接受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於削減2000億美元雙邊貿易逆差的要求,原因是雙方未能就放鬆對一家中國電信公司的制裁達成一致,美方的制裁已導致這家公司陷入癱瘓。
中美在週六發佈的聯合聲明中稱,雙方同意有必要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國對華3370億美元的年貿易逆差。
雙方表示,在兩天的「建設性磋商」以後,中國同意將「大量增加」從美國購買商品和服務,同意有必要「有意義地增加」美國對華農產品和能源出口。
雙方表示,中國同意修訂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以解決美方的智慧財產投訴,這些投訴促使川普最近威脅對數額高達1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雙方還承諾繼續就此保持高層溝通,尋求解決各自的關切。
另外,據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導,中國高級特使劉鶴告訴官媒,中美雙方同意停止互相加徵關稅。
但週六發佈的那份含糊的聲明並沒有提及電信公司中興通訊(ZTE),也缺乏明確的目標,這凸顯出雙方的優先事項仍存在分歧。
雙方未能解決分歧,與此同時,美國各界的政治反應迫使川普政府放棄總統的一項承諾,以解決中興問題引起的爭論。中興在被禁止購買美國零組件後被迫停止經營活動。去年中興承認違反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並同意支付12億美元的罰款以達成和解。之後美國商務部裁定中興違反了這項和解協議。
解決中興的問題,是中國副總理、最高經濟官員劉鶴本週訪美的首要任務。在劉鶴訪美之前,川普發推文稱,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努力讓中興「儘快恢復業務」。
但川普的這條推文激起了美國國會中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強烈抵制,他們指向了美國情報機構長期以來在安全方面對中興的擔憂。美國整個政界的政治人士週五警告美國總統不要向中國屈服。
一名瞭解本週談判內情的人士稱:「由於來自(國會)的所有壓力,總統的談判空間正在縮小。他的那條(有關中興的)推文點燃了一把火。」
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堅稱,中興仍將面臨來自美國的嚴厲處罰,或將不得不改組董事會和管理層。他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採訪稱:「我們並未在討論讓他們完全免於處罰」。
柯德洛還在上週五對記者表示,中國已承諾每年多從美國進口價值2000億美元的商品,並做出其他讓步。「中國已經開始調整貿易,」柯德洛在白宮對記者表示,「他們正在滿足我們的許多要求。目前還沒有確定的協議,這可能將需要一段時間來處理,但他們正在行動。」
儘管如此,華盛頓的一些人士還是對中國幫助擴大美國商品出口的承諾持懷疑態度。
「爲什麼美國官員總是上中國的當?」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在Twitter上寫道,「如果我們不醒悟,並開始把這當作國家安全問題,中國將再次贏得勝利。」
然而,聽取過談判情況介紹的人士表示,中國代表團沒有同意美方一直在尋求的削減逆差的目標,而是隻承諾降低關稅以及消除其他貿易壁壘,目標是增加美國的出口。
一名聽取過談判情況介紹的人士表示,中方一直在致力於達成包括降低汽車關稅在內的較小規模的一攬子承諾。這些承諾上月首次宣佈,目的是給川普一份他可以拿出來當作勝利的協議。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國問題專家克里斯•強森(Chris Johnson)表示,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員也曾謹慎提防達成一項「迷你交易」——用解除對中興的制裁換取中國承諾不針對美國農產品出口——如果沒有後續協議保證解決他們對於中國國內對外國投資和產業發展政策的更大擔憂的話。「(美方)擔心『迷你協議』變成『特大協議』,」他表示,「如果接受的話,你可能永遠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
中國政府承諾進口包括半導體在內的更多美國商品,也將在華盛頓與南韓、臺灣等盟友之間插入鍥子。南韓和臺灣的晶片公司向中國出口大量半導體產品。
「我認爲中國正在贏得貿易戰,」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中國問題專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你或許最終會讓中國購買更多商品,但這將擴大美國與盟友之間的裂痕。」
他還表示,川普早些時候準備在中興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也將損害美國作爲一個「受法治而非總統意願支配」國家的形象。
張祺(Archie Zhang)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遠比預想中快,北京時間5月20日凌晨中美髮布聯合聲明。聲明的內容簡單的說就是不打貿易戰。需要討論的是,爲什麼會有這樣一個聲明,它的根源是什麼,影響是什麼?這還得從中國的核心利益說起。
核心利益
1948年後,美國「連日製華」,中美關係的意識形態底子就定下了。雖然後來中蘇關係破裂,在蘇聯是共同威脅的基礎上,尼克松在文革期間訪華,中美關係緩和。改革開放後,搞「和平典範」,蘇聯崩潰,冷戰結束,但中美關係意識形態的底子仍沒有變。
中美關係的底子,換一個表述,就是中美關係中,中國的核心利益問題。那麼中國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麼?
在2010年,在一次公開論壇上,戴秉國表示,中國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國的國體、政體、政治穩定、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是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第三是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2011年中國發表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也是這種說法,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是中國第一核心利益。也就是說,實際上中國要求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條是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
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著交易的空間
任何一個國家,其內部利益存在巨大的結構性分層,就很難避免其他國家利用這一點不斷要價。我在2017年3月份,川普剛剛當選,國內一片「商人總統,會對中國很寬鬆」、「中國的機會又來了」的論調之中,在FT中文網上發表名爲《中美關係:川普的新要價》的文章。文中指出,川普以及他的團隊一定會意識到,雖然美國需要中國的貿易,但是既然中國存在覈心利益分層,既然中國仍然需要全球化,貿易彈性更小,那麼就會提出要價。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提出的目標,雖然提到過「鏡像政策」,即對等政策,但還川普的要價還有另一個形式:中國減少2000億美元的順差。這個具體的數字指標無法被含糊過去。以前,在WTO框架下,中國有各種政策的、法律的非關稅壁壘,甚至心靈壁壘——比如最近對聯想的指控。可以想見,賣國的指控之下,沒有企業敢在招標中放棄中資企業,而選擇外資企業,這就是心靈壁壘。但是,川普的指標是貿易順差的金額,只有切實的進口,才能消減這一數字。所以,這一輪的承諾,落實的力度會很大。不會重現當年加入WTO前報紙上說的東西,最後都沒有出現,部分的被中國人的智慧消解了的歷史。
隨著中美貿易聯合聲明的出現,雖然還有待進一步的談判,但可以說川普的要價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滿足。這是因爲如發生貿易對抗時,「中美國」經濟綁定減少,那些被中美經貿關係壓制的價值觀議題,就會更猛烈地以多種形式,在多個地區,多個領域冒出來。所以,首先要保證第一個利益層次,防止中美出現對抗,出現價值觀的議題對抗,那麼,就要滿足要價。稱之爲妥協也好,付出也好,或者貿易平衡也好,總之,「買買買」是一個再次綁定的好辦法。當然,總體來講,這對中國並不是壞事。畢竟,多年之前,朱鎔基也因爲加入WTO被罵賣國,但實際上中國卻飛速的發展了。當然,總體不是壞事,並不意味著短期沒有衝擊。
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著交易的結構
核心利益分層,不但意味著交易的空間,透過分析核心利益的結構,我們就能發現中美之間滿足要價的交易的結構,預測未來會從哪些方面減少逆差。即哪些行業將會受較大沖擊,哪些行業會繼續受到較大的保護。限於時間,這裏僅簡單舉幾個例子。
聯合聲明中提到「雙方同意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這會對中國農業的某些領域,產生較大的衝擊,這些領域的農民會受到較大的衝擊。從利益結構上看,這屬於第三層次的利益。
比如,美國的豬肉就比較便宜。美國豬肉零售價格最低低至2.3-2.7元1斤(換算人民幣後),即便加之物流運輸費等,在中國的零售價差不多7-8元1斤。可是國內的豬肉平均價格至少要十幾塊1斤。
以前,中國對生豬行業是有保護的。除了關稅壁壘,還有很多非關稅壁壘。在中國,養豬不允許拿瘦肉精餵豬,但美國是允許使用的,僅要求養豬者在豬出欄前兩週停喂。還有一個原因是,美國人向來不喫動物內臟,所以對主要殘留在豬肝臟內的瘦肉精不那麼在意,但中國人要喫豬內臟。
另一個因素是美國豬肉養殖行業的飼料主要是玉米和大豆。目前這兩種糧食已在美國廣泛規模化種植,加之基因改造品種應用和各級聯邦農業補貼,飼料成本遠低於中國。瘦肉精與基因改造飼料,這些本來都可以做爲非關稅壁壘,但是,要達到承諾,減少貿易順差,這些政策壁壘就會被削弱。當然,美國市場也會主動適應中國需求,目前,美國一些豬肉商已經不用瘦肉精了。總之,短期內,國內的生豬養殖行業會受到巨大的衝擊。
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高度重視智慧財產保護,同意加強合作」。智慧財產方面,涉及到具體的經濟運行,算是第三個層次的核心利益。恐怕也屬於受到較大沖擊的領域,將會出現較大的變化。
這麼多年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企業,用著廉價軟體、免費軟體的狀況,恐怕會改變。法律嚴格了,執法嚴格了,外國軟體公司的法務部門會在短期內膨脹,增強發現、舉報、訴訟力度,工商等部門的執法力度也會加強。
這一點對普通人的影響不會太大,但也不是沒有。你用一個盜版的Photoshop,一年費用是300人民幣,adobe公司是不會來抓你的。但是,那些做盜版、做破解的、提供下載的受打擊的力度大了,網上盜版軟體就消失了,不好找了。
更嚴重的是對企業的影響,這甚至會影響到中國的製造業等多個行業,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比如,影視行業的軟體都比較貴,Premiere的價格是一年1400元人民幣,而更貴的在製造業。前段時間,由於一個項目的需要,我接觸了很多機械設計、非標自動化的東西,需要用到ProE、solidword等軟體,這些軟體的正版價格,都在上萬,甚至幾十萬,比如Pro-E正版售價在8-12萬。
不過,中國月薪幾千的設計師,他們筆記本中就有好幾套這類軟體。中國的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國的中小企業都沒用正版。就拿中小企業來說,這些企業佔中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創造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份額。所以,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些盜版軟體默默地發揮著作用,承載著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那麼,隨著智慧財產落實,起碼這些企業中規模比較大的一些,將會增加一筆軟體開支。
如果全部都是正版,會極大的加大這些行業的學習成本,運行成本,最終,縮小行業規模,甚至導致下游產業受損。如果沒有盜版的premiere,沒有盜版pro-e,那些年輕人就會交更高的學費。一方面,這會使得一些人放棄學習,降低技能,另一方面,學習技能的花費,企業辦公軟體的花費,都最終會推高行業價格,影響行業競爭力,減少行業規模。於是,原本放在中國做的一個勞動密集型的影視後期處理;或者,一個機械製造項目,可能就會重新回到美國。
相比之下,由於與意識形態,也就是第一層次的核心利益距離更近,服務貿易,特別是文化、娛樂方面,應該繼續在某類政策的庇護下,不會受到太大的衝擊。比如,一家外資佔51%的公號,突然被封了,這個問題就很難處理。就在媒體報導兩國聯合聲明之前幾個小時,社交網路裏面流傳所謂網路部分解除阻塞,並歸因於中美談判,從這個角度去看就不難發現,這只是一廂情願,這隻會是暫時現象。
殊途同歸?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就業衝擊雖然屬於第三層次,但最終仍然是殊途同歸,會有全域性性的影響。顯然,受影響的農業、製造業的崗位,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全域性性的。這就要求中國社會也要進一步轉型,彌合國內的各層次利益。
聯合聲明還有很多深遠的影響,比如,農業受衝擊,應對這種競爭,目前小農式的生產方式就必然不行,那麼,長期以來,土地制度制約了現代農業生產。那麼,這會加速土地制度的變化嗎?再比如,如果放開保險、銀行等法治密集型產業,必然對法治與透明度提出進一步要求。還有,抵制美貨,買美貨是賣國之類的心靈壁壘,恐怕也會降低調門。此外,外匯儲備下降,會引發對匯率的控制力下降,影響到房價。這些影響都是長遠的,當然,也可以在短期內爆發式顯現影響。
最後,這個局面,怪誰呢?怪去美國辦孔子學院?怪到處宣揚中國模式?或許不怪誰,貿易中的政策對等,並不是一種屈辱,這本身都是應該付出的。正如劉鶴所說,這既可以推動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的需要,也有利於美方削減貿易赤字,是雙贏的選擇。這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也有利於全球經濟貿易的穩定繁榮。長遠來說,聯合聲明是一件好事。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閆曼 [email protected])
中美貿易談判可謂跌宕起伏,不遜色於任何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片。
今天路透社援引不具名的川普政府官員報導,說中方向川普總統提出將透過增加購買美國產品等措施,把雙邊貿易順差減少2000億美元。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這個縮減的幅度相當於美國商務部公佈的去年中美貨物貿易差額3750億美元的一半以上。
而這也是廣爲流傳的美方在5月初結束的北京談判中漫天要價清單上的第一條。
不過,該清單要求的是中方到明年6月爲止將雙方的貿易差額縮減1000億美元,到2020年的6月之前再縮減1000億美元。當時中方拒絕了這個清單。事實上,這也是一個難以在短期內達到的數字。
路透的報導沒有給出一個時間表,也沒有說明是否有其它附加條件。同時,這是美方的一面之詞。迄今爲止,還沒有看到中方確認或否認這一說法。也不知道最後如果能就削減貿易差額達成意向的話,規模會不會比這個要小。
這一資訊的大方向和《華爾街日報》之前的獨家報導相契合。該報導說,中國這周可能會提出進口更多的美國貨物,以幫助縮減雙方貿易的不平衡。
要預測這周的談判究竟會走向什麼結果,真的屬於給自己出難題。因爲不僅僅要考慮雙方的實力、利益,還要考慮川普的心理波動。隨著更多資訊出現,分析的方向也隨時可能發生變化。
這不,正要準備發稿時,傳來訊息,中國商務部宣佈終止4月份發出的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高粱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這表明,中美雙方的談判沒有陷入僵局,在進展之中。
基於目前的情況,筆者覺得,在諸多不確定性中,雙方在富有象徵性的「宏大敘事」中形成一些框架性的進口意向,並考慮緩和關稅方面的爭端,是有可能的。
在過去一週的301調查聽證會上,有很多美國企業代表反對川普在301調查下對中國產品徵稅,因爲他們認爲,這實際上會妨礙美國的利益,推高美國產品的成本。
美國東部時間週五,是美國財政部就301調查提出投資限制方案的截止日。
總的來說,美方不太會在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准入問題上鬆口(但不排除對個別企業放行),而中興通訊的命運又因爲國會的態度堅決而重新站在了懸崖上,在這種情況下,美方單是減少對中國加徵關稅,似乎不夠充分。
之前在北京談判中流傳的中方開列的清單包括:要求美國放鬆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停止對中國產品加徵25%的關稅、放鬆對中興通訊的限制令、開放電子支付市場給中國企業、批准中金公司的金融牌照申請、未來不再對中國發起301調查,以及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給予中國企業和其它國家企業同等待遇。
本週中美談判的重點應是貿易,高科技之爭的大趨勢難以改變。從長期看,後者涉及中美在全球的經濟戰略地位之爭,也涉及和科技發展有關的市場規則之爭,這些不是一時半刻能解決的。
美國一些人士意識到,將迫使中方放棄2025戰略作爲努力目標,既不可能,也不現實,他們認爲,要將更多精力放在督促完善市場規範和操作上。
再次走到懸崖的ZTE
中興通訊的命運,則再一次走到懸崖。
川普上週放話給商務部,令其修改之前的禁令。美國商務部先前以中興通訊違反美國的制裁令爲由,要求美國企業在未來七年內不得向中興通訊出售電子元件或技術。
川普的指示遭到了美國兩黨議員的強烈反對。有33名民主黨參議員聯合致信川普,要求將美國就業和國家安全放在對中國利益的關照前面。
今天,美國國會一致透過了一項法案,這項原本爭議就不大的法案中,新增加了一條駁回川普指示、維持對中興制裁的條文。這表明美國目前對華的戰略忌憚意味濃厚。
中興的命運是否就此宣判,現在還沒有最後確認。
在美國政界,也有包括華盛頓州議員拉森(Rick Larsen)等在內的人士,反對川普把國家安全和貿易問題混淆。
拉森今天在華盛頓的一個中美貿易問題討論會上直言:把投資政策交給五角大廈來處理,如果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的話,我要和你好好談談。
美國內閣裂痕加深
此外,參與該討論會的來自化工、資訊科技、穀物等行業協會的領袖紛紛表示,川普關稅政策會損害自己國家的行業利益,動用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關稅手段試圖保護美國競爭力不強的行業,削弱的是美國在全球的競爭優勢。他們也害怕這樣的措施,會導致中國關閉來自美國的投資。
一個較爲積極的信號則是,川普和劉鶴副總理今天下午意外地在華盛頓會晤,這個會面原來不在川普的日程上。
據中國央視報導,川普表示,希望美中重點在能源和製造業領域加強貿易投資合作,擴大農產品貿易和市場準入,加強智慧財產保護。
有意思的是,對中國抱有很深敵意的川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沒有參加這次會晤。
昨天美國媒體報導稱,納瓦羅與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曾在北京的談判場所公開大吵(當時沒有中方人員在場),顯示美國高層強硬鷹派和相對更務實官員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
內閣成員的矛盾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凸顯,影響到川普經濟政策的明確性和可預見性。這一狀況的加劇和川普本人的獨斷有關,表明他缺乏彌合團隊中不同意見、激勵成員精誠合作的能力和意願。
這種裂痕不僅體現在經濟團隊中,也體現在外交團隊中。
突然轉向
這兩天,北韓突然改變之前的示好口徑,表示可能取消與南韓、甚至也包括與川普計劃中的峯會。
給了北韓突然改口的理由的,除了美韓軍演外,也和川普新任命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波頓提出的「徹底的、可以查證的、不可逆轉的去核化」要求有關。
波頓的上臺,曾引起美國朝野的普遍憂慮,因爲他強硬到不忌憚燃起硝煙和戰火。顯然,北韓和美國國務卿龐畢歐相處得更好一些。
北韓這一轉向,看似突然,但對於長年觀察半島局勢的專家來說毫不稀奇,因爲北韓各代領導人都非常喜歡用這一招。筆者也一直認爲,北韓缺乏棄核的真誠意願,因爲這將導致它失去和美國抗衡和討價還價的唯一砝碼。
就當前形勢而論,北韓此舉應是希望給川普壓力,試圖削弱以強硬著稱的波頓的影響力,並企圖得到更多好處,包括成爲實質意義上擁核國家的可能性。
波頓這樣的人物,也必定不會受到北京的歡迎。
北韓的突然改口,爲膠著中的中美談判帶來新的變化。此事應該會牽制川普,使他進一步意識到,至少在北韓峯會問題明朗化之前,和北京不能在貿易投資問題上搞得太僵。
(注:作者畢業於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碩士專業,現在華盛頓從事政策研究和諮詢。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在中國和美國開始旨在避免貿易戰的第二輪高層會談之際,有跡象表明川普(Trump)政府內部就如何應對中國發生了分歧。
中國官員希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劉鶴在本週末離開華盛頓時,能帶走一份免除對於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的死刑宣判的協議。
但是,週四因對中興通訊軟化態度而繼續面臨批評的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淡化了迅速達成協議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懷疑,是因爲中國已被寵壞了,歐盟(EU)也被寵壞了,」川普對記者們說,「其他國家已被寵壞了,因爲無論它們從美國獲得什麼東西,總是能夠100%獲得。但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再發生了。」
他接著說:「我們讓中國佔了便宜,財富被轉移到另一個國家,以前任何國家都沒看到過這種情形,這個國家用他們從美國帶走的大量資金進行了重建,而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了。」
瞭解美國政府內部討論的人士表示,週四的貿易談判啓動時,急於達成協議的高級官員——比如美國財長史蒂芬•梅努欽(Steven Mnuchin)和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對華鷹派人物——之間的分歧仍在加劇。
週三,白宮最初表示,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和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將領導美方週四與劉鶴及其代表團的談判。(注:本文題圖從左至右分別爲梅努欽、川普和萊特海澤。)
白宮後來又補充說,納瓦羅和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也將參加談判。
瞭解本月早些時候在北京舉行的首輪談判的人士表示,在會談期間,梅努欽和納瓦羅因計劃中的梅努欽與劉鶴一對一會晤發生矛盾,納瓦羅反對被排除在外。
一名瞭解北京首輪談判情況的人士表示,納瓦羅明確表示,他「強烈反對」一項有關梅努欽與劉鶴單獨會面的建議。
但該人士補充說,目前尚不清楚,中國人是否注意到了這些口角,因爲美國人在房間的另一側圍成一團。「納瓦羅的脾氣很暴躁,」另一位知情人士補充道。
這場衝突似乎並沒有削弱梅努欽在與中方談判中留下個人印記的願望,也沒有削弱中方把他視爲美方主導談判代表的想法。
據英國《金融時報》看到的中國官方週四會談日程安排的一份副本,週三會見過國會領導人的劉鶴,將與梅努欽舉行額外的一對一會談,並與他一同參加私人晚宴。
譯者/何黎
谷歌(Google)首席經濟學家哈爾•瓦里安(Hal Varian)表示,從技術上說,如果統計學家能更好地捕捉在矽谷開發、在全球智慧型手機嵌入的軟體的價值,美國的貿易逆差有望減半。
貿易經濟學家們長期主張,目前收集數據的方法並不能反映現代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而iPhone的實體產品是常被引用的例子。
儘管美國的進口數據反映一部手機的零售成本全部來自中國,但實際上中國只附加了一小部分價值,因爲這些手機是採用世界各地的零部件在中國組裝而成。大部分利潤也流向了美國的蘋果(Apple)公司,而非其中國供應商。
統計學家們對谷歌的安卓(Android)操作系統(全球80%的智慧型手機安裝該系統)的處理略有不同,因爲該軟體是開源的,谷歌用其與那些同意在其設備上預裝谷歌App的公司進行互換交易。
但結果大同小異。安卓軟體不算入美國出口,但當手機成品在美國銷售時,它反映於進口數據。如果手機在第三國銷售,數據會有進一步扭曲。
該問題使得經合組織(OECD)的經濟學家們致力於研究新的「附加值貿易」資料庫,以更準確地反映現代貿易。但收集這些統計數據將需要多年時間。
瓦里安認爲,對經濟活動更準確的衡量方式是,把產品設計和軟體的價值納入出口數據。他在倫敦的一個會議上表示,如果全球智慧型手機年銷售總額約爲4000億美元,其中2000億美元左右代表軟體價值,「那將把美國的貿易逆差削減一半」。
「計算進入美國的實體商品和發出美國的電子郵件附件比較容易,」他表示,「晶片被算作出口。而軟體不被算作出口。但兩者做的是同樣的事。」
瓦里安表示,此類變化不僅會影響數字經濟的測算方式,而且會影響汽車製造業、甚至服裝業等製造成本僅佔零售價格20%左右的行業。
在華盛頓和北京方面貿易緊張加劇的背景下,這類統計測算方法的課題越來越有爭議。
2014年,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放棄了成立「無工廠產品生產商」的新分類的計劃,先前該局接到小企業的數千份投訴,認爲此舉是掩蓋美國製造業走下坡路的煙幕彈。
肖恩•唐南(Shawn Donnan)華盛頓補充報導
譯者/馬柯斯
以美國和歐洲爲主導的當今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佔據優勢份額。按市場價格計算,發達國家佔全球14%的人口貢獻了全球產出的60%,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這一數字爲41%。
這種局面將不會持續:近在1990年,按市場價格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發達國家在全球產出中的佔比還分別爲78%和64%。西方必須接受自身相對衰落,或者發動一場極不道德且可能帶來毀滅的鬥爭來阻止這一趨勢。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現實。
因此,西方人首先需要考慮崛起大國中的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尤其是中國很可能將崛起爲遙遙領先的全球最大經濟體。我們需要評估和評判中國領導者的看法。兩週前,我寫下了在北京一場高級別會議上的所見所聞。現在,我將在相同的小標題下對我所聽到的觀點進行評判。
中國需要強大的中央統治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參與現場對話的人認爲,中國的政治穩定是脆弱的。歷史表明他們的看法沒錯。過去的兩個世紀見證了許多人禍——從19世紀的「太平天國運動」到上世紀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因此,很容易理解爲什麼中國精英似乎深信,共產黨的革新(在習近平的控制下)是絕對必要的。我們一定還記得,中國如今正在經歷的這種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鉅變,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使歐洲陷入了動盪。
然而,眼下的控制收緊可能會令經濟脫軌,或者在一個人民受教育、互聯互通和富裕程度日益提高的國家引發政治爆炸。中國希望成爲一個巨型的新加坡。能實現嗎?
西方模式已名譽掃地
中國精英說的沒錯:唉,它們已經名譽掃地。其他人過去的主流觀點是,西方信奉干涉主義,自私且虛僞,但是有能力。在金融危機和民粹主義抬頭後,西方維持其經濟和政治體系良好運轉的能力受到了質疑。對那些篤信民主和市場經濟是個人自由的表現的人而言,這些失敗令人痛苦。解決這些問題只能透過改革。遺憾的是,西方所做的只是徒勞地發出憤怒。
中國不想主宰世界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表示懷疑。中國將首次成爲全球文明中的一大強國。像之前的所有強國一樣,中國肯定將希望根據自己的喜好安排全球秩序和其他國家(以及私人組織)的行爲。中國還有很多鄰國,其中許多都已經與美國結盟。中國已在設法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它還試圖影響海外人士(尤其是中國留學生)的行爲。這一切都是中國實力在海外不可避免的延伸。
中國正受到美國的攻擊
中國精英說的沒錯,美國人越來越把中國視爲對手,甚至一大威脅。反過來,美國人認爲中國正在透過擴充軍力和削弱其盟友(特別是日本)來攻擊自己。
實際上,權力必然是一場零和遊戲。無論中國的意圖如何,中國實力的崛起都將被美國視爲威脅。
此外,許多美國人、甚至許多西方人,並不真正接受中方在西藏和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對中國的意圖持懷疑態度,嫉妒中國的成功。這種相互不信任會導致現有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相互猜疑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美方在貿易談判中的目標令中方費解
中國是對的:美方的目標是荒謬的。但其中包括真正重要的問題,尤其是智慧財產。
中國將挺過這些攻擊
這幾乎是肯定的。除非美國背棄所有承諾並尋求對中國實施經濟禁運,否則,目前的摩擦不會阻止中國的進步,儘管可能會使之放緩。對中國更大的威脅在於國內對更加敵對的外部環境的反應。中國可能的反應將是更加收緊政治和經濟控制,而非向更以市場爲導向、更以民營部門爲主導和更以消費爲驅動的經濟進行必要的轉變。
今年將是充滿考驗的一年
是的。實際上,整個世紀都將充滿考驗。對西方而言,應該採取的正確看法是,中國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競爭對手。中國的崛起將給西方、尤其是美國造成許多兩難。但中國也是確保世界合理合作、穩定、繁榮、和平的不可或缺的夥伴。
西方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這樣一個世界該如何運轉。美國政府的看法——只需美國單方面行使權力就夠了——將落空。它不可能以這種方式管理全球公共事務,這也不是川普政府關心的。它也不會實現穩定:如果懷疑這一點,應該看看中東在經歷無休止的外部干預後變成了什麼樣子。
西方人必須意識到,我們最大的敵人已經變成我們在管理自己國家方面的無能。與此同時,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的未來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多邊合作的基礎上。這並不意味著承認中國的每項要求都合理。遠非如此。有原則的抵制是必要的。但我們正從一個西方主導的過去走向一個後西方的未來。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一過程。
譯者/申凱
在中美貿易緊張升級之際,週二發佈的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在今年3月賣出了25億美元美國國債。
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美國財政部(US Treasury)數據顯示,3月份中國等國賣出了期限在1年以上的長期美國國債。中國曾在今年1月和2月淨買入美國國債。美國國債的第二大外國持有者日本繼今年1月、2月分別賣出21億和140億美元美國國債後,3月份又賣出80億美元美國國債。
3月份賣出美國國債最多的地區是衆多投資基金的註冊地開曼羣島。開曼羣島賣出了266億美元美國國債。
儘管中國賣出了一些美國國債,但其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卻成長了90億美元,至1.19兆美元。這是受到美國國債價格變動的影響。3月份,基準的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下跌12個基點,至2.74%,貿易緊張加劇導致一些投資者轉向相對安全的國債,從而推高了國債價格。因此,儘管中國賣出了美國國債,其投資組合的總值還是升高了。
全球而言,外國的官方機構,比如央行,依然是美國國債的淨買入者,它們在3月份買入了184億美元長期美國國債,而其他外國投資者賣出了231億美元美國國債。
譯者/徐行
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昨日表示,在圍繞貿易、技術和市場準入的糾紛上,美國和中國的立場「仍然相距遙遠」。在中國一名高官訪問華盛頓前夕,此言意在引導外界的期望。
布蘭斯塔德在東京發表講話時表示,他的國家希望看到開放市場的「具體時間表」。先前本月訪問北京的美國代表團已交給中方一份要求清單。布蘭斯塔德是參加那次會談的七名美國代表之一。
「中方曾說,『我們希望看到具體細節』。就貿易問題而言,我方向他們提供了全部具體細節。所以他們現在不能說他們不知道我們要什麼,」路透社援引他的話稱。「我們仍然相距遙遠。」
布蘭斯塔德表示,中國並沒有兌現開放金融服務和降低汽車關稅的承諾。「中國在很多領域作出了承諾,但沒有做到。我方希望看到一份時間表。無論早晚,我們希望看到這些事情發生,」他說。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重申,他渴望與北京方面達成協議。
「對華貿易談判正在繼續進行。多年來,他們每年從美國獲得數千億美元。請繼續關注!」他在Twitter上寫道。
美國已經威脅要對價值1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中國則表示將進行報復,徵收同等力度的關稅。川普要求北京方面在未來兩年內將美國對華337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
據聽取了談判介紹的人士透露,雙方本週將討論一項可能的「小交易」:美國將減少對中興通訊(ZTE)的處罰(川普在週日出面爲這家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說情),而中國將撤銷報復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威脅。
但是,有關該交易的訊息正面臨美國商界的反對,而華盛頓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人士都擔心,川普可能錯過迫使中國推行更有意義的經濟改革的機會。
「即將再一次在談判中被中國佔上風,」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昨日在Twitter上寫道。「中國打算主宰21世紀的關鍵產業——不是透過在創新上勝過我國,而是透過竊取我們的智慧財產和利用我們的開放經濟,同時保持他們的經濟封閉。我們爲什麼要透過在中興問題上達成糟糕的協議,來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
布蘭斯塔德表示,川普希望看到美國對華食品出口出現「顯著增加」。「我們希望看到中國和美國一樣開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昨晚抵達華盛頓,將進行至少三天的會談。
本月初在北京進行的討論沒有帶來任何協議,但雙方同意繼續商談。除了要求減少貿易逆差外,美國還希望中國終止對戰略產業的補貼,並加強智慧財產保護。
美國企業私下擔心,川普準備就減少雙邊貿易逆差達成快速協議,而不去解決這些更廣泛的問題。作爲貿易談判的一部分,川普承諾放寬對中興的制裁——這件事加劇了人們的擔憂。
「(我們的成員)不想要關稅,」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會長托馬斯•多諾霍(Thomas Donohue)在北京表示。「另一方面,他們迫切希望中國的系統性問題得到解決。」
湯姆•米切爾(Tom Mitchell)北京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在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和IBM遊說數月後,美國一些資深參議員放棄了一項受到爭議性的計劃。依據那項計劃,美國企業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投資可能要接受美國的國家安全審查。
此舉似乎爲一項強化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權力的法案在今年夏天獲國會透過掃清了道路。目前美國兩黨都呼籲加強對中國投資的審查。
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US Treasury)正準備提出建立歸該部所管的投資限制機制的建議,目的是保護人工智慧(AI)和機器人等美國戰略性行業不落入中國人之手。此舉是川普(Trump)政府對中國涉嫌系統性竊取美國智慧財產展開的更大規模調查的一部分,該調查已引發美中貿易緊張。
改革CFIUS的行動和美國財政部提出的新舉措,是爲了解決華盛頓方面日益加劇的、對中國努力收購重要技術的擔憂。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正在展開一場創新之戰。
最初提議的CFIUS對美國對外投資的規定被認爲較爲激進。依據那些規定,這個行事隱祕的委員會可能對美國企業的各種對外投資擁有否決權。
目前,CFIUS只能以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爲由對美國的外來投資進行審查。但華盛頓的支持者主張,審查美國對外投資也是必要的,那樣可以保護美國企業不會爲了在一國開展業務而被該國政府強迫把關鍵技術交給該國的合資夥伴——這是川普政府對中國的主要抱怨之一。
奇異公司和IBM等反對者主張,此舉甚至會對它們最稀鬆平常的對外投資都構成威脅,而且會傷及它們相對那些不面臨類似審查的對手的國際競爭力。此外,CFIUS每年需要審查的交易也將從幾百樁增加到數千樁。
不過,上週美國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Senate Banking Committee)主席邁克•克拉波(Mike Crapo)以及副主席、民主黨參議員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傳閱的一份新法案草案將放棄授權CFIUS審查美國對外投資的計劃。相反,新草案將要求川普政府更新受傳統出口控制約束的產品和技術的清單,以反映對「崛起中的關鍵技術」的新關切。
美國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將在下週正式考慮該法案文字,這表明克拉波認爲他能夠徵集到足夠的票數,讓這份法案獲得透過。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Cornyn)也對該法案表達了謹慎的歡迎,科寧是最初的提案的共同發起人之一,他支援對美國對華投資採取更嚴格審查。
週一科寧的一名女發言人拒絕透露科寧是否全盤支援新版提案。「我期待繼續與(共同發起人民主黨)參議員(黛安娜•)費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以及銀行業委員會合作,我們將一同推進這項重要的立法,」這名參議員在聲明中表示。
遊說人士和其他關注該法案進展的人士表示,對於被納入該法案的妥協是否能在參衆兩院都得到足夠多的支援,他們持謹慎的樂觀態度。
奇異公司駐華盛頓、負責政府事務和政策的總裁卡蘭•巴蒂亞(Karan Bhatia)表示,修改過的CFIUS法案將「加強國家安全,同時維繫美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新的法案草案保留了其他將強化CFIUS權力的規定。CFIUS將有權審查房地產交易和那些涉及外國投資者收購新創企業和其他中小企業少數股權的交易。
該草案還將CFIUS的一般調查期限從30天延長至45天。
譯者/徐行
在一名中國高級特使訪美前,美國駐華大使週二控制了一下外界對美中磋商的預期,稱美中在貿易、科技和市場準入爭端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路透社(Reuters)援引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德斯塔德(Terry Brandstad)在東京參會時的發言報導稱,布蘭德斯塔德還表示,美國希望看到關於中國市場開放的「具體時間表」。本月早些時候,一個美國代表團訪問了北京,向中方提出了一些要求。
布蘭德斯塔德發表上述言論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中國電信業巨擘中興通訊(ZTE)違反制裁案採取了不尋常的干預。
習近平的最高經濟顧問劉鶴將於週二抵達華盛頓,進行貿易磋商。
聽取了劉鶴訪美之行籌備會談情況的人士表示,中國官員已把解決中興案視爲優先事項,堅稱要先取得某種進展,才能舉行新的談判。
譯者/徐行
週一,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試圖爲自己對中國中興通訊(ZTE)違反制裁案採取不尋常的干預辯護。先前,美國兩黨都對川普的這一舉動提出批評。
「中興通訊這家大型中國電話公司,從美國企業採購很大比例的零組件。」在遭遇越來越大的爭議一天後,川普發推文稱,「這也反映了我們正與中國磋商的更宏大貿易協定以及我與習主席的私人關係。」
預計習近平的最高經濟顧問劉鶴將於週二抵達華盛頓,進行貿易磋商。中國堅持要求美國商務部解除上月對中興實施的爲期7年的、禁止中興從美國採購零組件的命令。
聽取了劉鶴訪美之行籌備會談情況的人士表示,中國官員已把解決中興案視爲優先事項,堅稱要先取得某種進展,才能舉行新的談判。
據一名聽取了會談情況的人士說,干預中興案之舉似乎也是一項更大協議的一部分,在該協議下,中國將放棄對美國農產品出口徵收關稅的計劃。中方當初宣佈這些報復性關稅,是爲了回應川普威脅要就中國涉嫌系統性竊取美國企業智慧財產對近500億美元自華進口產品徵收關稅。
譯者/徐行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政策是一種相當於經濟文盲的極端重商主義——肆意踐踏國際法,並威脅在所到之處摧毀供應鏈。但至少那是可以預見的。不僅如此,他的貿易政策還幾乎隨機地搖擺,今天的絕妙主意完全違背上週的堅定信念。
在退出伊朗核協議後不久,美國總統釋放信號,要對中興通訊(ZTE)網開一面——這家中國公司先前被禁止從美國公司採購重要部件。頒布禁令的原因是,調查結果顯示它非法向伊朗和北韓出售產品。
此舉不只令人驚訝(考慮到川普對中國製造商以及他們被指竊取美國就業和生產的敵意),它還與美國情報機構和執法部門很多高級官員的強烈看法直接牴觸:他們一再警告,中興的產品可能被用來對美國用戶進行間諜活動,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顯然,川普在不到一週時間裏忘記了,懲罰與伊朗做生意的公司是美國當前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貿易和安全利益相沖突很普遍。比較罕見的是看到美國總統突然逆轉實行多年的美國既定政策,實施一項既損害貿易又損害安全利益的決定。
川普不同尋常的反轉——他不僅解除了對中興的限制,還積極希望該公司恢復元氣——似乎完全是因爲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溝通(在一個中國代表團赴華盛頓就貿易問題進行磋商之前)。
在該背景下,此舉充分暴露了川普作爲總統的兩大弱點。首先,他沉溺於一時衝動地與其他強勢領導人撮合交易,而幾乎不考慮後果——對他所追求的目標的後果,以及對美國其他利益的後果。其次,他蔑視政府的正常職能,尤其是在美國複雜而多層面的行政當局內部煞費苦心地制定政策的跨部門流程。
對中興的限制——一度使該公司瀕臨崩潰——並不是武斷行使權力。這些限制措施是正當程式的結果,先前有證據顯示,該公司違反了在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協議條款。當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在4月宣佈該禁令時,他稱該公司的行爲「極其惡劣」和「不容忽視」。但這一堅定的評判顯然敵不過反覆無常的總統接到的未知提議。
使這一切更糟糕的是川普的成見的狹隘性:他念念不忘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並似乎認爲這個逆差可以透過貿易政策來輕鬆操縱,而不會在其他地方製造失衡。如果川普爲了習近平提出的某些短期噱頭(比如命令中國國企購買更多美國出口商品)而輕易在美國國家安全的一個嚴重威脅上妥協,那將是他有史以來達成的最糟糕的交易之一。
川普完全有可能在反轉之後很快再次反轉,特別是如果他沒能在貿易上從習近平得到他想要的東西。與此同時,這件事是更多證據(如果還需要更多證據的話),證明他的白宮極度缺乏成熟的政策制定。
譯者/馬柯斯
聽取了相關簡報的人士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令人意外地對中興通訊(ZTE)網開一面,爲一個中國代表團本週抵達華盛頓展開爲期至少三天的會談鋪平了道路,會談旨在避免一場貿易戰。
中國外交部昨日證實,副總理劉鶴將於今日前往華盛頓,就在不到24小時前,美國總統命令美國商務部幫助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儘快恢復業務」。
總部位於深圳的中興上週表示,其已停止主要運營活動。因爲該公司被指違反早先達成的針對其與伊朗做生意的和解協議,川普政府對該公司實施了形同封殺的制裁。
「我們十分讚賞美方對中興公司問題所作積極表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他表示,劉鶴副總理將同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率領的美方經濟團隊進行磋商。據信,梅努欽位元朗普政府內部的對華鷹派人物——如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更願意在貿易問題上同中國達成一致。
據彭博社(Bloomberg)報導,中國昨日似乎也向美國伸出橄欖枝,重啓它對晶片製造商高通(Qualcomm)收購荷蘭半導體公司恩智浦(NXP)的監管審批。
但是,川普的決定也在華盛頓招致疑慮,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批評總統的舉動,他們指出中興公司長期引發國家安全擔憂。「中興的問題不是就業和貿易,而是國家安全和間諜活動,」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在一系列推文中表示。「我希望這不是向中國退讓的開端。」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川普的舉動「旨在實現一個目標:讓中國再次偉大」,他補充說:「我方能夠做的最嚴厲的事情,最能夠觸動中國的事情,就是對中興這樣的行爲主體採取強硬行動。但是在還沒有落實之前,總統就退縮了……如果說這是交易的話,那麼這是一筆糟糕的交易。」
接近相關商談的一名人士呼應了美國商界的擔憂,即川普可能會忍不住接受一份減少中國對美3370億美元貿易順差、但不解決結構性問題(如市場準入和被迫向中國合資夥伴轉讓技術的問題)的協議。「投降已經開始,」此人表示。
這一爭端始於4月,起因是華盛頓和北京方面威脅要對價值10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徵收懲罰性關稅。
另外兩名聽取了有關中美貿易談判簡報的人士稱,川普在中興公司問題上放軟身段,將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創造做出貿易讓步的空間,同時在美國總統6月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舉行峯會之前避免美中糾紛。其中一人表示:「中國保住了面子。他們願意在貿易談判上取得進展——只要他們不必完全投降。」
川普在有關中興的推文中還稱「中國失去了太多就業崗位」,考慮到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本月在北京提出的嚴厲要求,這一點格外令人意外。儘管外界是從一份洩露的檔案中得知華盛頓的立場的,但據聽取了相關簡報的人士介紹,還有一份並未公佈的附件,從其內容看,川普的團隊還要求北京方面允許外資進入電腦公司,並且廢止網路安全法。
中國分析人士對川普的言論表示歡迎,他們據此認爲,儘管最初的要求是北京方面永遠不會同意的(比如放棄「中國製造2025」產業發展政策),但雙方可以談判達成一個妥協。
「川普顯然知道,中國永遠不會同意美國提出的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要求,」北京智庫——察哈爾學會(Charhar Institute)的中美關係專家王衝表示。「這更像是川普的一種討價還價和談判戰略。劉鶴將去華盛頓告訴美國,他能提供什麼。」
金融服務機構光大新鴻基(Everbright Sun Hung Kai)在北京的政策研究主管喬納斯•肖特(Jonas Short)表示:「我們認爲,頭腦比較冷靜的人會在阻止局勢失控方面佔上風。」
劉心寧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今年以來,中美經貿摩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川普單邊挑起貿易保護主義,直接原因是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但中美在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及比較優勢等方面互補性大於競爭性,中美貿易失衡有其內在的客觀性,外部失衡在全球價值鏈的背景下日趨複雜,不能簡單將外部失衡歸結於雙邊的問題。
對此,有不少評論認爲,美國貿易失衡是必然的,因爲美元國際地位的維持客觀上要求美國貿易逆差以源源不斷輸出美元,否則全球經濟就將面臨美元荒的問題,這就是熱議的「特里芬」難題的翻版。然而,如何從深層次理解美元國際地位與「特里芬」難題,這是理解美元命運的關鍵,也是理解當前中美貿易失衡的重要內容,特別是人民幣未來也希望國際化,如果這個所謂的難題無法破解,那麼人民幣國際化的出路何在?本文將著力討論上述問題,避免對相關問題出現戰略誤判。
僞命題一:將貿易逆差歸咎於「特里芬」難題
「特里芬」難題的分析,必須追溯到理論觀點提出的背景及原始闡述,而不能道聽途說。「特里芬」難題的觀點是1959年特里芬(Triffin)在華盛頓第87屆國會經濟聯合委員會發表演講時提出來的,他指出,作爲儲備貨幣發行國,只有當美國向海外投放的美元數量超過其經常帳戶順差部分,才能避免國際流動性短缺。然而,美國經不起自身淨儲備地位無盡頭的退化,如果持續發展下去,其他國家的美元外匯儲備必然超過美國黃金儲備,促使外國對美元的信心下降,其他國家將要求把大量美元兌換爲黃金,此時美國就會面對艱難的調整。但是,美國無論採用什麼樣的政策去重新調整其國際收支和抑制黃金外流,一旦成功,不可避免的是它對解決國際流動性問題的貢獻從此終止。另一方面,如果失敗了,那麼就促使外國要求大規模地清償它們所擁有的未兌換的美元儲備資產,可能觸發一場國際金融恐慌。阿爾曼(Altman)在1961年首次將上述觀點稱爲「特里芬」難題。
特里芬提出「特里芬」難題有兩個重要背景,一是美元與黃金掛鉤。美元穩定性取決於美國國內黃金儲備是否滿足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需求。二是美國貿易順差而不是逆差,在此情形下美國需要資本輸出才能滿足全球對美元流動性的需求。這與當下討論的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是存在巨大差異的。一方面,美國當前出現巨大的貿易逆差,有不少專家將這種現象歸咎爲「特里芬」難題,但「特里芬」難題並沒有說美國需要貿易逆差才能支撐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特里芬」難題提出時美國是貿易順差,在此背景下美國也沒有出現美元荒的問題,表明貿易逆差不是支撐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必要條件,「特里芬」難題與貿易逆差是兩碼事。
另一方面,特里芬提出「特里芬」難題時給出了美國在貿易順差情況下如何維持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方法,即美國當時透過資本輸出來解決世界對美元的需求,由此解決美元荒的問題。結合美國二戰以後的實踐來看,美國確實採取了多種輸出美元資本的方法來確保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首先,二戰以後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輸出美元是該計劃的重要戰略目標之一,即援助歐洲解決美國產能過剩問題、構建美歐同盟及輸出美元構成了「馬歇爾」計劃的三大目標。「馬歇爾」計劃總共輸出美元130億美元,這相當於美國當時國內黃金儲備價值的50%以上,超過了美國1950年的出口總額,極大緩解了全球美元荒的問題。
與此同時,美國還透過戰爭及國際機構大量輸出美元,由此滿足外界對美元的需求。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發動了韓戰、越南戰爭,戰爭就需要大量的軍費支出,美國藉此輸出大量美元,既滿足戰爭的需求,又爲世界解決美元流動性不足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主導成立了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世界銀行着眼於支援歐洲戰後重建,爲歐洲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是爲了保障美元雙掛鉤體系的運轉,爲相關成員外部失衡提供貸款。透過上述各種手段,美國有效解決了在美國順差的情況下滿足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問題。
由此可見,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維持並不必然要求貿易逆差,全球美元流動性需求也可以透過資本輸出的資本項目逆差來解決。當前不少評論針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持續的貿易逆差現象,簡單的歸咎於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問題,這是對美元國際貨幣的誤讀,也是對「特里芬」難題的誤解。如果把時間拉長,在二戰以後到20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貿易經歷了長期的順差,在這種情況下,全球並沒有出現美元荒的問題,這些都表明美國當前貿易逆差不能簡單歸咎於「特里芬」難題,美元國際貨幣地位與貿易逆差並沒有直接關係。
僞命題二:「特里芬」難題仍然存在
「特里芬」難題描述的是美元雙掛鉤體系下全球美元資產成長與美國黃金儲備之間兌換矛盾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調節美元與黃金的關係。如何破解「特里芬」難題,成爲20世紀60年代國際貨幣體系最重要的問題,這些方案總體上可以歸爲三類:一是提高黃金價格;二是成立一種新的儲備資產,即某種形式的紙黃金(paper gold);三是匯率調整以降低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需求。然而,黃金價格的調整面臨著諸多困難。各國積累了大量美元儲備資產,如果美國調整黃金的美元價格,那麼持有美元儲備的國家就會面臨儲備縮水的風險,而黃金生產國與黃金儲備國就會由此獲得額外的收益,這樣會遭受美元儲備國的強烈反對,而且還會引起其他國家預期未來黃金兌換美元價格的穩定性,促使更多國家將美元兌換成黃金,這樣不僅不能解決美國黃金短缺的問題,還可能加速美元的不穩定性。
與黃金價格調整相似,匯率調整也引發懷疑。一方面,美國不可能單方面對其他國家貨幣貶值來改善國際收支,因爲其他國家貨幣盯住美元,美元的調整會引發其他國家對貨幣的同樣調整,貨幣貶值失效。另一方面,美國也難以透過順差國的調整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當時德國、義大利與日本都具有大量的經常項目順差,但順差國擔憂匯率升值會弱化國內產品競爭力,造成產出下降,引起失業率上升。同時,歐洲當時正致力於實現經濟一體化,透過匯率變動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做法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方向相反,這種方式遭到了一些國家的反對。更爲關鍵的是,歐洲順差國擔心他們的調整會弱化美國的責任,他們認爲美國在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危機中的責任不可忽視,成本必須由美國承擔,因而,除德國擔心匯率低估會導致通貨膨脹而採取適當的升值政策外,歐洲其他國家在政策上顯得猶豫不決。
與黃金價格重新確定、匯率調整相比,成立新的儲備資產解決美元國際儲備穩定性的呼聲卻顯得相對一致 。聯邦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埃明格爾(Emminger)在1966年1月份提出了一個代表德國、義大利及荷蘭的方案。他建議在成員國中成立新的儲備單位並且由成員國使用。美國與IMF也提出提款權方案,即在各成員國IMF信用額度基礎上增加5%或者適當的比例作爲儲備資產,已經使用了IMF信用額度的國家將這種儲備資產作爲潛在儲備。儘管在提款權設立的具體問題上存在爭執,但各國對成立新的儲備的提議卻沒有太大疑義。1967年6月歐洲經濟共同體在巴黎聯合會議上提議將新的儲備資產稱爲儲備提款權(reserve drawing rights),但當時法國代表建議將儲備(reserve)改成特別(special),即特別提款權(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其意在於這不是資產而是一種信貸,這種建議在1967年8月倫敦G10部長級會議上得到了美國的同意,1969年G10代表達成一致協議。根據協議的要求,SDR於1969年開始成立。
然而,成立SDR儲備資產能促進國際儲備資產穩定性的前提在於,流動性的兩種供給(黃金與SDR)控制在官方政府與IMF之間,而美元儲備則可以由美國政府透過國際收支調節進行控制。然而,SDR成立後幾個月證實關於美元供給的假設顯然是錯了,在1970年,外國持有美國國債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從103億美元上升到198億美元。到1971年又翻了一番,達到463億美元。這種問題在1971年出現惡化,當年美國單方面宣佈關閉美元兌換黃金視窗,SDR的成立並沒能實現穩定國際儲備的既定目標。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後,「特里芬」難題所說的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問題已經不存在,世界轉向靈活匯率制度,美國及其他儲備貨幣發行國透過持續發行儲備貨幣滿足其他國家的儲備需求,同時面臨國際收支問題的國家可以透過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的手段獲得儲備貨幣,因而,國際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消失,理論上的「特里芬」難題已經不存在了。
僞命題三:「特里芬」難題決定美元命運
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後,國際貨幣體系出現重大變化,黃金不再是貨幣,美元雙掛鉤體系轉向主權信用貨幣體系,美元已不再受黃金儲備的約束,這是面對「特里芬」難題所做出的選擇,理論上「特里芬」難題已經以美元和黃金脫鉤而告終, 「特里芬」難題不再關乎美元命運。二戰後至20世紀70年代美元雙掛鉤體系運行期間,爲保證各國貨幣與美元的掛鉤,世界各國貨幣與美元匯率保持穩定,全球實行了較爲嚴格的資本管制,較難透過資本借貸等手段滿足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要。然而,美元與黃金脫鉤後,世界主要國家貨幣採用靈活的匯率制度,資本跨境流動不再受到限制,當代世界各國可以透過國際資本借貸等方式獲得美元流動性,在此情況下,將美國貿易逆差歸咎於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觀點站不住腳。
事實上,即便在美元雙掛鉤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特里芬」難題也並非無法規避。在美元雙掛鉤體系時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成員國之間保持匯率穩定,金價定在每盎司35美元。在此情況下,筆者在2012年《經濟研究》發表的《破解「特里芬」難題》的論文就提出規避「特里芬」難題的條件。即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當美國經濟成長率與美國黃金儲備佔GDP之比成長率之和不小於美元收益率時,美元國際儲備具有內在穩定性;相反的,當美國經濟成長率與美國黃金儲備佔GDP之比成長率之和小於美元收益率時,美元國際儲備不具有穩定性。從這個角度看,美元與黃金即便沒有脫鉤,美元也未必會出現危機。
綜合來看,用「特里芬」難題推測美元命運的觀點值得商榷,將美國貿易赤字歸咎於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說法並不科學。決定美元命運的,本質上在於支撐美元的因素。美元已經和黃金脫鉤,社會對於美元的認可本質上在於民衆對美元的信心,從而美國主權信用成爲支撐美元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主權信用及美國在全球的相對競爭力是決定美元命運的兩大因素,美國主權信用風險上升及美國在全球相對競爭力下降都可能引發社會對美元的信心下降。在此背景下,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可能引發中國貿易逆差的擔憂並無道理,目前應穩步推動包括金融在內的新一輪改革開放,著力提升外界對人民幣的信心,同時提升中國在全球的競爭力水準,以此不斷提升外界對人民幣的信心,助推人民幣國際化水準的不斷提高。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挫敗川普保護主義的三個建議
在WTO總部所在地的日內瓦,餐桌和會議桌上很久沒有這麼熱鬧過。用各種語言,有人說川普是瘋子,有人說川普是奇才,有人說他會贏的,也有人說他已經贏了。
說川普已經贏了的,包括一位前WTO高級官員。我問他爲什麼,他給出三個原因。
一是川普引導了話語權。一些媒體及研究人士都不知不覺的中了川普的套路,重新審視公平貿易,認爲對等(Reciprocity)是指完全相同的待遇,只有同樣水準的關稅纔算公平貿易。
二是WTO很多成員不敢站出來對美國的非法行爲進行堅決的批評和鬥爭。很多小夥伴們語焉不詳,躲躲閃閃,不及美國國內知識分子和西方主串流媒體對川普的批評。
三是一些主要成員屈服於川普,接受違反WTO規則的措施。澳洲、巴西、南韓等已經與川普政府達成了雙邊原則性協議,川普同意不對它們的鋼鐵和鋁材進口徵收25%和10%的關稅。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希望從美國那兒獲得永久的鋼鐵鋁材關稅的豁免,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還專程飛到華盛頓爭取,談判本來到5月1日截止,沒有達成協議,現在截止期延遲到6月1日。
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最終是否會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尚不明朗。
從現在到6月份,也是川普是否決定對500億中國商品徵收25%進口關稅的關鍵期,此政策計劃是美國根據其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調查而做出的。
川普贏了嗎?或許還爲時過早。中方和WTO其他成員仍有機會挫敗川普的保護主義,拯救多邊貿易體制和開放的全球貿易秩序。
首先是批駁川普所謂的「對等關稅」,奪回話語權。
川普上臺後,多次講到對貿易伙伴要徵收「reciprocal tax」(對等的關稅),並偷換概念,解釋爲「matching tax」(同等的稅)或者「mirror tax」(鏡像的稅或者同樣的稅),聲稱:如果別國對我們的特定產品徵收10%的關稅,美國也應當對別國同樣的產品徵收10%的進口關稅,這才叫公平貿易。
從語言學上看,reciprocity並不是指「相同的」待遇。劍橋英語字典對Reciprocity的完整解釋是,「透過相同的行爲或者給予對方相似的益處來相互幫助的一種情形」。所以翻譯成對等、或者互惠都是可以的。
從互惠貿易協定(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的案例看,對等(reciprocity)也不是指完全相同的待遇,而是指採取相應的措施回應對方的讓步或者利益。
具體到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歷史,美國發揮了主導和設計者的作用,雖然美國進一步降低工業品的進口關稅,但那是爲了獲得了其他成員(包括發達和發展中成員)在農業、信息技術、服務業、智慧財產保護方面相應的、甚至更大的讓步。
快進到2018年,川普言必稱「reciprocity」、「貿易逆差」,僅僅盯住美國某些工業品的低關稅,卻無視——刻意的忽略——美國服務業全球擴張所得的利潤、高階製造業的全球市場霸主地位、以及在影像、書籍、製藥和電腦軟體全球市場獲得的智慧財產收益。
美國服務貿易成倍成長直接得益於烏拉圭回合的成果。根據美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美國服務貿易出口金額從1990年的1480億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2990億美元,到2017年服務貿易出口達到7779億美元。幾十年來美國服務貿易一直是順差,而且順差越來越大,2017年的全球服務貿易順差爲2440億美元。
美國所獲得的智慧財產使用費佔全球智慧財產使用費的三分之一以上。比如,根據WTO的統計數據,2016年美國以智慧財產使用費形式的出口額是1222億美元,而當年全球智慧財產使用費爲3140億美元,佔比39%。
這種情形下,能說美國的對外貿易關係不是對等互惠的嗎?如果川普說貨物貿易的逆差是因爲其他國家的不公平貿易措施,那麼美國的服務貿易順差是不是因爲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的不公平貿易措施呢?
其次,在規則上決不讓步,讓川普陷入孤立。
美國國際貿易政策的演變,就好像一場球賽。二戰後,美國把小夥伴們拉到一起踢球,設立了規則,這就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並在1995年增加了比賽項目(服務、智慧財產),並強化了裁判制度(WTO爭端解決機制)。2001年,新隊員加入賽場,踢的賣力,單項成績還領先。2018年,川普闖進賽場說,裁判有問題,規則有問題,新隊員有問題不許再贏球,老隊員也要交保護費。
新隊員是中國。川普以國家安全爲由徵收鋼鐵和鋁材關稅是向新隊員、老隊員收保護費。川普阻撓WTO補選上訴機構大法官,意思是裁判老是判決美國輸球,裁判停牌吧。借301調查威脅擬向中國1500億美元進口產品徵收關稅是說中國鑽了規則的空子,要求中國把好處給吐出來,場內不許起訴我,也不許贏球。
從規則上看,正如中國大使張向晨日前在WTO總理事會上所說,川普的舉動是單邊的違反WTO規則的行爲,是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三記重拳,損害所有其他成員特別是中小成員的利益。
前美國國會議員、首任WTO上訴機構主席吉米鮑卡斯在我們上週的一個研討會上說,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都是違反WTO規則的,最起碼違反了《WTO爭端解決的規則與程式的諒解》協議的第23.1條,該條款說,「當成員尋求糾正違反義務情形或尋求糾正其他造成適用協定項下利益喪失或減損的情形,或尋求糾正妨礙適用協定任何目標的實現的情形時,它們應當援用並遵守本諒解的規則和程式。」也就是說,包括美國在內的成員「應當」透過WTO的裁判機制解決爭端,而不是單邊主義的制裁。
筆者認爲,中國應繼續堅決地抵制川普欺凌別國的(bully)做法,捍衛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規則,也給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中小規模成員一個明確的信號:只要大家攜手不屈服於美國的壓力,美國就必定會陷入孤立。
事實上,進入五月以來,國際輿論朝著進一步孤立川普的方向轉變。
英國《金融時報》知名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5月9日撰文指出,上週訪問北京的美國代表團向中國提出的要求絕大多數是荒誕的,包括要求中國不要對美國徵收關稅的做法進行報復性回擊、不要在WTO起訴美國並且撤回已有的起訴等。他呼籲歐洲和日本應當支援中國維護多邊貿易體制規則、促進互利共贏的努力。
墨西哥前總統、耶穌大學全球化中心主任厄爾斯特5月7日在《華盛頓郵報》發文,指出川普政府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要求是無理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應當向川普屈服。
第三,經濟利益的談判,相向而行。
一方面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另一方面,在經濟利益上中美雙方仍有共贏的空間。我在去年習特首次會晤前世界經濟論壇的文章中已經闡明,在能源產品和能源開發技術、航空技術、航運服務、製造業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金融和信息技術服務、農產品等領域,美國仍有很大的出口空間。
如果心平氣和坐下來,共同加強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方面,減少貨物貿易不平衡,增加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中國可以幫助川普的經濟振興計劃,美國也可以從中國的產業升級中獲益。
中國的產業升級是不可阻撓的。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在其新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所說,舊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大分化,國家之間不平等擴大了,而新的全球化將帶來全球大匯合,因爲新技術的湧現和運用會加速人和思想的流動,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升級是不可避免的,最終會接近和趕上傳統的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也會從中國的產業和技術升級中獲益。中國製造2025如果順利實現,確實會在短期內擠佔發達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全球市場份額,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也是有利於發達國家的,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國的傳統商品服務和高科技市場需求會繼續擴大,另一方面一些在中國的勞動密集型、低端製造業會向低收入國家轉移,會帶動更多的低收入國家增加收入,創造出新的產品和服務消費市場。
「我從來不動搖,我永遠不會動搖,我相信持久的和平和國家的福利與國際貿易中的友善、公平、平等和最大可行的自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這是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國務卿、也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思想奠基人科爾德爾赫爾在反思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時的一段話。
只有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可以促進繁榮與和平。這也是我們不應當讓川普贏的原因。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美國商界領袖日益擔心,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可能會與北京方面就減少美國貿易逆差迅速達成協議,而不能化解長期以來對中國限制外資持股比例和智慧財產保護不力的抱怨。
在習近平的經濟「沙皇」劉鶴有望於本週赴華盛頓進行貿易談判之際,這種擔憂浮出了水面。先前,一個美國代表團已於本月訪問了北京。
川普週日發推文稱:「中國和美國在貿易方面合作得不錯,但過去這麼多年來的談判一直一邊倒地有利於中國,以致於他們很難達成讓兩國都受益的協議。但是要冷靜,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的!」
據瞭解雙方談判情況的人士介紹說,會談迄今幾乎完全集中在川普要求北京方面必須迅速減少美國對華商品與服務貿易的3370億美元逆差上。
在北京會談之前,由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和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要求中國做出一系列讓步,包括一項在接下來兩年將美國對華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的計劃。
許多美國商界領袖認爲,對北京方面來說,解決川普對逆差的關切要比解決智慧財產和投資規則等結構性問題容易得多。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人們非常擔心梅努欽和羅斯會迎合川普最基本的本能,也就是做交易。」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高級副會長埃林•恩尼斯(Erin Ennis)表示,「在所有人都抵達北京後不久雙方就舉行會談,這本身就是積極的一步」,但「接下來重要的是,走到他們真正要談這些問題的那一步」。
美國長期指責北京方面竊取美國公司智慧財產,或強迫它們把轉讓技術作爲在華開展業務的前提。美國公司還抱怨說,他們被迫成立合資公司,並被禁止在汽車業和其他行業中持有合資公司的多數股權。
劉鶴訪美的確切時間還沒有確定,一些美國官員表示,訪問可能會推遲到下週。
但熟悉相關談判的知情人士表示,梅努欽的陣營正在推動迅速達成一項協議,以安撫緊張不安的金融市場,儘管白宮內部的對華鷹派正敦促達成一項更全面的協議。
以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爲代表的一派希望利用美國關稅——川普威脅對價值達1500億美元的自華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帶來的優勢來榨取更難得到的長期讓步。
川普尚未就選擇哪個方向表態。
雖然美國商界領袖渴望避免與中國發生貿易戰,但多數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希望看到他們眼中的不公正規則發生切實改變。對華出口(而非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也有同樣的關切。
「我認爲迅速達成協議並不實際,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總部位於伊利諾伊的塑膠樹脂產品經銷商At M Holland的國際業務負責人德懷特•摩根(Dwight Morgan)表示,「更可取的是透過一項長期博弈計劃來完成這些談判。」塑膠樹脂產品被廣泛應用於汽車和醫療器械行業。
長期對華鷹派萊特海澤淡化了迅速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在作爲美國代表團一員飛赴北京談判前,萊特海澤在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一次活動上表示:「我們的問題清單很長。」
一些美國商界領袖認爲萊特海澤及其他鷹派人士將佔據上風,他們正在爲美國將要生效的新投資限制和關稅做著準備。
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蔡瑞德(Bill Zarit)表示,近期在華盛頓與美國官員和國會議員的會晤,讓他對美國政府要求的將不僅僅是削減雙邊逆差感到樂觀。
他表示:「我認爲肯定不會迅速解決。人們似乎至少已在爲即將生效的關稅做心理準備。」
中國官員對萊特海澤、納瓦羅等鷹派人士也仍持謹慎態度。
「一些美國官員的想法是,他們能透過和平方式得到的東西不夠多,」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表示,「他們寧願秀出拳頭並威脅中國,以顯示自己的力量。」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命令美國商務部協助該部在一個月前幾乎切斷生路的一家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集團。先前中國國家主席親自打了招呼。
川普在Twitter上宣佈逆轉對中興通訊(ZTE)的懲處決定。美國商務部4月決定禁止該公司向美國企業採購重要組件,因爲該公司被發現非法向伊朗和北韓銷售設備。
此舉實際上使中興無法維持經營活動,該公司上週五宣佈,美方爲期七年的禁令已迫使其停止主要運營活動。
這一逆轉標誌着美國總統進行不尋常的干預,儘管他領導的行政當局先前將本案描繪成法律(而不是政治上的)個案。美國官員們上月在宣佈禁令時堅稱,它與美中整體貿易緊張無關。
「我無言以對,」當初作爲歐巴馬政府助理商務部長展開對中興調查的的凱文•沃爾夫(Kevin Wolf)表示。「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像這樣干預過一起執法事務。」
此舉也標誌着川普政府在過去一個月裏第二次撤銷對外國公司的近乎致命的制裁,令人質疑白宮在多大程度上與聯邦機構協調製裁政策。在針對俄羅斯鋁業聯合公司(Rusal)的制裁導致金屬價格暴漲後,川普政府4月發出信號表示,它準備解除對該公司的制裁。
美國商務部禁止中興在七年內購買美國組件,原因是該公司被發現違反其在去年達成的12億美元和解協議——該公司在和解協議中承認非法向伊朗和北韓出售包含敏感美國部件的設備。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指責中興的行爲「極其惡劣」。
美國官員們表示,本案始於歐巴馬政府期間,並不是川普對北京方面加大貿易壓力的一部分。官員們表示,他們採取行動,只是因爲中興被發現向利用複雜安排規避美國出口管制的責任人發獎金,並在這件事上撒謊。
但在本月於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中國官員們提到了中興案件,作爲他們就貿易問題達成全面協議而提出的要求之一。
「中國的習主席和我正在共同努力,讓中國大型電話公司中興通訊儘快恢復業務,」川普在Twitter上寫道。「中國失去了太多就業崗位。商務部已被指示搞定這件事!」
川普採取此舉之際,他領導的政府正試圖說服外國公司在他退出伊核協議後斷絕與伊朗的業務往來。
譯者/何黎
據瞭解談判計劃的人士透露,由於川普(Trump)政府內部的分歧不斷,以及預備談判尚未完成,劉鶴下週前往華盛頓參加第二輪中美貿易談判的行程也許會被推遲。
也有更多跡象表明,美國商界對川普政府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可能由此引發貿易戰的前景越來越感到不安。
在已遞交給美國政府、計劃於週五對外公佈的一份報告中,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敦促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不要兌現他的加徵關稅的威脅,並警告稱,此舉將損害美國家庭和製造商,同時會擾亂全球供應鏈。
「美國商會支援川普政府把重點放在中國的產業政策和不公平貿易做法上,但關稅不是答案,」該商會官員在這份報告中寫道。下週,美國將舉行一場以川普對中國貿易方案爲主題的公開聽證會。
美國白宮週一宣佈,最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信任的經濟顧問劉鶴將於下週訪問華盛頓,就本月早些時候在北京舉行的第一輪談判採取後續行動。
但美中兩國官員都拒絕透露劉鶴將於何時訪美。週四,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訪問可能會推遲到下週之後。
據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國商務部高級官員王受文已於週四抵達華盛頓,進行預備談判,屆時可能會重點討論北京方面能採取何種措施降低3370億美元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整個週末,預計王受文都將在與美國官員進行討論,以確定劉鶴是否會落實他的訪美行程。
「落實的可能性比較大,」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說,「但如果與王受文的談判進展不順利,這將引發有關劉鶴是否仍然會來的疑問。」
另一名人士接著說,劉鶴訪美可能會推遲到5月21日,以免與一場有關川普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工業出口加徵關稅的公開聽證會發生重疊。聽證會定於下週初舉行。「這將是一種亂哄哄的熱鬧場面,」他說,「(劉鶴)不會想在那一切沒結束時到達美國。」
今年3月初,在這位副總理與美國高官會談的同一天,美國白宮宣佈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加徵關稅,令他感到難堪。
在川普政府內部,有關下一步如何推進的分歧也使貿易談判變得複雜化。
據知情人士透露,以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梅努欽(Steven Mnuchin)爲首的一些內閣成員,一直在敦促川普總統儘快達成一項聚焦於削減赤字的協議。但是,包括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內的另一些高級官員,一再強烈要求中國必須實施更具實質性的長期結構性改革。
譯者/何黎
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已停止「主要經營活動」,先前該公司被禁止七年內同美國企業開展業務,使其成爲中美貿易關係惡化迄今最大的傷亡者。
中興先前是中國最大的上市電信設備製造商,在上月股票停牌前市值達到約200億美元。
該公司在國家層面被視爲如此重要,以至於上週中美貿易談判期間中國政府談判代表要求美國取消禁令。
中興週三晚告訴香港交易所,「受拒絕令影響,本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已無法進行」。不過,它表示自己現金充足,將堅守商業信用。
上月,美國商務部裁定中興違反了向禁止出口清單上的國家(特別是伊朗和北韓)出口產品的和解協議,這導致該公司與美國供應商之間的關係被斬斷。
「對中興的裁決將導致科技世界巴爾幹化程度提高,並加快中美之間的科技『軍備競賽』,」一位不願具名的科技業律師表示。「中興的主要出路將在外交管道,而不是法律管道。」
市場研究集團IDC的智慧型手機分析師基蘭吉特•考爾(Kiranjeet Kaur)表示:「考慮到中興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供應組件和銷售其智慧型手機,這項禁令將不可避免地壓垮中興的業務。」
「對中興來說,眼下的局面看起來確實非常嚴峻,」考爾補充道。她表示,智慧型手機的銷售已經受到影響,該公司恢復正常經營的唯一希望是爭取解除禁令。
中興在其公告中表示:「本公司及相關方積極與美國政府相關部門溝通,推動美國政府調整或取消拒絕令,推動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
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在上週的談判中提到了針對中興的禁令。在北京方面起草的一份聲明中,中國要求美國注意到其高度關注中興通訊案件,認真傾聽中興通訊的申訴,並考慮該公司在合規建設方面的進展與努力,宣佈調整出口禁令。
去年,中興承認了有關其違反美國對北韓和伊朗制裁的刑事指控,並同意支付高達12億美元的罰款。美國調查人員上月表示,中興通訊在和解談判期間就向政府當局撒謊。
美國官員還指控中興在對涉及非法交易的員工採取紀律行動的問題上忽悠美方,一些涉案員工甚至獲得獎金。
記者一時聯繫不上中興通訊請其置評。
譯者/何黎
親愛的讀者,
每個香港居民都會在幾分鐘內向初來乍到之人指出,香港最美的季節是冬季。那時氣溫和溼度不那麼高,所有香港人最愛的消遣都變得更加愜意。比如爬山、逛公園、以及去蘭桂坊縱酒暢飲。到了5月,天空就變得陰雲密佈,太平山頂(Victoria Peak)也時常籠罩著低垂的積雨雲。氣溫已經接近30攝氏度,提醒著居民,去其它地方度過炎炎夏日比較好。
除了天氣,某種程度的陰暗一直是香港吸引力的一部分。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和「Mr Nice」霍華德•馬克斯(Howard Marks)等西方逃犯都曾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過境或居住。有錢的中國人把錢藏在這裏,希望逃脫中國共產黨的觸角。此外,香港的空殼公司也被用來悄悄積累海外投資。海航(HNA)入股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案例提醒我們,頻繁用於收購股權的衍生結構「股權領口」只是一種廉價獲取投票權的方式,同時也降低了股價損益給買家帶來的影響。
正經的銀行往往同樣歡迎寬鬆的監管環境。住房抵押貸款推動新加坡星展銀行(DBS)的信貸成長。這是一筆好生意,因爲風險權重很低,而且新加坡纔剛剛從房地產蕭條中走出來。Lex專欄認爲,令人遺憾的是,DBS的股票現在很貴。銀行發展資產管理業務的原因也同樣受到監管環境友善的驅動。穩定的手續費收入和較小的市場風險使資本費用保持在較低水準。專注基礎設施基金的澳洲集團麥格理(Macquarie)受益於此。相比之下,滙豐(HSBC)的資產管理部門看起來規模小且缺乏新意,不像能帶來可觀回報的樣子。
中美貿易爭端中的一些舉動,也淪爲互相恐嚇與虛張聲勢。總部位於深圳的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 Corp),在其出口特權被取消後,已無法再從美國供應商那裏購買關鍵部件。該公司被控違反了與早先違背伊朗制裁規定有關的和解條款。在美國的威脅下,中國監管機構承諾放寬金融業和汽車業的外資所有許可權制。這兩項計劃都缺乏實質性內容。外資銀行將難以滿足控股其內地子公司所需滿足的相關要求。由於長遠的投入以及擔心與中國監管機構的關係變得疏遠(中國是全球最賺錢的市場),大衆(Volkswagen)等汽車製造商不太可能與其合資夥伴分道揚鑣。
平安好醫生(Ping An Good Doctor)的股價迅速跌破其發行價,儘管散戶對這家健康科技集團很有興趣,而且人們普遍對科技股的熱情很高。Lex專欄認爲遠距醫療諮詢和網上藥品銷售是值得投資的,但要在掛牌後的這輪下探結束後再出手。該公司股價仍比向公衆發售時的水準低2%。這使隨後將要發行的那些技術股的前景變得不那麼明朗。智慧型手機和家電製造商小米(Xiaomi)希望上市籌資100億美元。該集團打算從廣告銷售中獲利,並將手機銷售的利潤率維持在最低水準。印度等新興市場的用戶喜歡便宜的手機。但擔心私隱問題的監管機構依然可能威脅到這種模式,廣告商也許也會繼續青睞現有的主流廣告平臺。
印度電信業正因Reliance Jio的崛起而地動山搖,爲了從巴蒂電信(Bharti Airtel)等現有營運商手中搶奪市場份額,Reliance Jio現在提供非常優惠的手機套餐。最終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形成一個三足鼎立且能盈利的市場。雖然印度是最後幾個預計用戶量將強勁成長的大國之一,但隨著用戶合併他們的多個賬戶,印度的用戶數量在近期內可能會減少。買入該板塊爲時過早。
雨季即將來臨,我們希望大家別被淋溼。
克里斯蒂安•普夫朗
Lex專欄撰稿人
譯者/何黎
中國檢查人員開始延遲放行美國農產品、豪華汽車、甚至寵物食品的進口,這加劇了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中美兩國計劃在幾天後恢復雙邊貿易談判。
行業高階主管們表示,中國官員並未把雙邊貿易摩擦列爲延遲進口的理由——此事是由更嚴格的環境檢查和檢疫流程造成的。受到最新影響的產品包括汽車製造商福特(Ford)從美國出口的林肯牌(Lincoln)汽車,以及豬肉、蘋果、原木和寵物食品。
一個由中國副總理劉鶴率領的代表團將於下週抵達華盛頓,與美國官員進行第二輪貿易談判。上月,川普(Trump)政府威脅要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工業品出口徵收懲罰性關稅,以報復所謂中國盜竊智慧財產的行爲。中國實施了報復,臨時把價值50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作爲打擊對象。
一名瞭解情況的人士表示,由於進行額外的排放檢查,上海和天津的港口當局延遲了林肯牌汽車的進口。雖然福特去年在中國售出的84萬輛汽車中,大部分是在中國國內生產的,這家美國公司還是從北美向中國運送了4萬輛林肯牌轎車和運動型多功能車(SUV)。
中國4月中旬出臺的更嚴格的檢疫制度也延遲了美國豬肉進口。「中國未經正式通知,就提高了公開檢查比率,」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行業高階主管說,「我們之前也經歷過強化檢查,但通常是因爲出現了某些問題。但這次情況不一樣。我們沒有聽到檢查爲何會增多的任何訊息。」
中國的一位豬肉進口商補充道,上個月,到貨的所有美國豬肉突然都要接受檢查,而之前的檢查比例約爲30%。
在本週發佈的另一份通報中,中國海關官員表示,由於擔心蟲害,他們將對所有進口自美國的蘋果和原木進行檢測。
英國《金融時報》看到的一份檔案顯示,上月下旬,中國跨境電商監管機構還命令在線平臺加強對進口自美國的食品、保健品和化妝品的檢查力度。
但到目前爲止,只有美國的寵物食品公司似乎受到了影響,上週至少有三個品牌在阿里巴巴(Alibaba)的電商平臺天貓(Tmall)上停止銷售。「只有美國公司受到影響,這對我們來說是件好事。」某歐洲寵物食品公司的一名員工說。
美國白宮對上述出口延遲表達了關切,延遲事件最早是由路透社(Reuters)報導的。「總統明確表示,中國需要更公平地對待美國產品,而中國繼續對美國產品施加不合理限制的報導,讓我們感到不安,」一位白宮發言人說,「我們敦促中國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處置他們的不公平貿易做法,最終讓美國出口完全進入他們的市場。」
中國海關總署沒有立即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中國商務部、福特和美國肉類出口協會(US Meat Export Federation)均拒絕就此置評。
駐青島的行業分析師姬光欣表示,延遲美國豬肉進口,一方面向美國發出了強烈資訊,另一方面將不會對中國消費者產生什麼影響。「在中國消費的豬肉中,進口部分僅佔2%,而美國進口只佔這2%中的一小部分,」他說,「但是,由於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豬肉消費國,美國(出口商)的選擇更少。」
湯姆•漢考克(Tom Hancock)上海和肖恩•唐南(Shawn Donnan)華盛頓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川普政府就貿易問題向中國發出了「最後通牒」。上週兩國官員在北京舉行了貿易談判,美方爲談判擬定的「草案框架」實際上就是一份最後通牒。中國不會同意美方的要求。美國政府要麼太蠢不明白這一點,要麼太傲慢以至於對此滿不在乎。對這兩大強國之間的關係而言,這可能會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美方要求中方採取以下「具體而且可覈查的舉措」:
中國在自2018年6月1日開始的12個月內把美中貿易失衡減少1000億美元,並在自2019年6月1日開始的12個月內再減少1000億美元。
中國還要立即取消一切會導致產能過剩的「扭曲市場的補貼」。中國將加強智慧財產保護並取消針對合資企業的與技術相關的要求。
「此外,中國同意……停止透過網路行動、經濟間諜活動、假冒和盜版針對(美國)技術和智慧財產的行爲。中國還同意遵守美國出口管制法律。」
還有,中國將撤銷向世貿組織(WTO)提起的就智慧財產關稅舉措開展磋商的訴求。「另外,中國不會採取任何報復行動……來回應美國已經採取或將採取的行動,包括美國任何新採取的限制措施……中國將立即停止目前正在計劃的一切報復行動。」
中國「不會反對、挑戰、或……報復美國限制中國投資美國敏感技術部門或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部門」。但「美國在華投資者必須得到公平、有效和非歧視性的市場準入和待遇,其中包括取消……外資投資限制和外資所有權/持股要求」。
到2020年7月1日,中國將把「非關鍵部門」的關稅水準降低至「不高於」美國同類關稅的水準。中國還將如美國要求開放服務業和農產品行業。
相關協議將按季度進行監督覈查。如果美國認定中國不符合規定,美國可能會施加關稅或進口限制。中國「不會反對、挑戰或採取任何形式的舉措來應對」美國此類措施。中國還將撤回向WTO反映中國沒有被作爲市場經濟國家對待的申訴。
如何理解美方提的這些要求?要求中方把雙邊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高於之前提的1000億美元)極其荒謬。這等於要中國政府控制其經濟,而這正是美國在其他方面要求中國不能做的事。
美方的要求違背了非歧視性、多邊主義和市場一致性原則,而這些原則正是美國自己成立的貿易體系的根基。美國應該感到慚愧。它忽略了此舉幾乎完全不可能減少美國整體赤字水準,特別是考慮到美國在財政上的不負責任。它忽視了此舉將不可避免地給第三方國家帶來的不利影響。
要求中國的關稅水準與美國完全相同,幾乎同樣荒謬。這樣的政策沒有經濟依據。若是要求中國朝著與美國或歐盟平均關稅水準看齊的方向邁進,就合理得多。
對於外商在華投資條件和中國在美投資問題,確實應該進行嚴肅討論。同樣,還必須就智慧財產保護和網路間諜活動進行討論。但中國永遠不會接受美國阻止中國技術升級的想法。
美國可能堅持在華投資不受限制、同時保留限制中國在美投資的權利,這種想法必然不會被中方接受。
最後,美國將同時成爲法官、陪審團和行刑者,而中國將被剝奪採取報復行動和訴諸WTO的權利,這種想法無異於癡人說夢。沒有哪個主權大國能接受此般屈辱。對中國而言,這將是19世紀「不平等條約」的現代翻版。
美國人似乎斷定他們可以迫使中國人求和,無論他們提的這些要求多麼愚蠢而有羞辱性。若發動針鋒相對的關稅戰,中國的確會比美國更受傷。這是因爲中國對美出口遠遠大於美國對華出口。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最近一項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因關稅戰而下滑0.3個百分點。中國承受的代價將遠高於美國,但對於中國這樣有活力的經濟體而言,它可以存活下去。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這樣的代價總好過卑躬屈膝投降的代價。(見圖)
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美國都選擇了錯誤的處理方式,不僅因爲它試圖羞辱中國,還因爲它同時對潛在盟友發動了商業戰。對所有各方來說,正確的道路是讓此類討論成爲多邊討論,而不是狹隘地限制在雙邊範疇內。
中國應該承認,儘管它在某些方面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它也是超級大國。中國應該遵循受規則制約的開放和自由貿易的原則。圍繞中國經濟開放的核心,重啓多邊貿易談判,這對各方可能是「雙贏」局面——用中國人的話來說。中國應該起帶頭作用。歐洲和日本應該支援這一想法。
那些位元朗普政府更清楚國家利益所在的美國人必須明白,如果美國想惹起衝突,自己就會成了孤家寡人。當領導人是一個奉行利己主義、仗勢欺人之輩時,就必然會發生這種情況。
譯者/馬柯斯
中國總理李克強呼籲日韓領導人團結起來維護國際貿易體系,頂住來自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壓力。
日中韓三國政府領導人在東京舉行了三邊會議,這是2015年以來的首次。李克強在會後講話時呼籲這三個東亞經濟體達成一項貿易協議。
他的言論顯示出,面對美國的關稅威脅和重談貿易協議的要求,中國正如何把自身塑造爲全球貿易體系的捍衛者。
李克強說:「在當前形勢下,中日韓更應堅定地站在一起,維護以規則爲基礎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做法。」
他是在週三上午東京的會議結束後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南韓總統文在寅(Moon Jae-in)一起亮相時發表這番言論的。
川普要求到2020年時中國將其337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削減2000億美元,並威脅要對自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他已對自日本和中國進口的鋼鐵加徵了關稅。
李克強說:「中日韓的發展都得益於自由貿易,也都主張自由貿易。」
他說:「要提升區域經濟一體化水準,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推動早日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RCEP是一項廣泛的區域貿易協定,還涵蓋印度、澳洲、紐西蘭和東盟(ASEAN)十國。儘管自由貿易在西方的受歡迎程度日漸下降,但許多亞洲經濟體仍普遍對之抱有熱情。
「我們必須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進一步推動自由貿易,」安倍在中日韓工商峯會上表示。文在寅也呼籲推進RCEP和一項三邊貿易協議。
此次日中韓政府領導人會議是川普強硬亞洲外交導致日中關係加快解凍的結果。這是自2011年以來中國總理或南韓總統首次訪問日本。
「這次三方峯會本身就很具歷史意義,因爲它是兩年半以來的首次,」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駐新加坡分析師安維塔•巴蘇(Anwita Basu)說,「一段時間以來,這三國之間的關係一直冷若冰霜。」
這三位領導人同意在北韓問題開展合作,並呼籲平壤方面徹底放棄核武器。然而,沒有跡象表明他們的根本立場有任何變化——日本傾向於強硬路線,南韓渴望達成和平條約,而中國希望保持其對北韓半島的影響力。
安倍說:「(北韓應)全面遵守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的多次決議——這是日中韓的共同立場。」
譯者/何黎
中國總理與南韓總統時隔5年多首次在日本舉行會談。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強硬的外交路線正在重塑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
中國總理李克強、南韓總統文在寅(Moon Jae-in)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東京舉行三邊峯會,主要討論貿易和北韓問題。
李克強在週二抵達東京,文在寅也在週三上午抵達。
不管是對中國總理還是對南韓總統來說,這都是他們自2011年以來首次訪問日本,說明川普在貿易和安全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正在推動這些經常發生齟齬的國家緩和關係。
這可能讓美國更難以單獨爭取其中任何一國的讓步,而且還可能促成一項亞洲貿易協議,從而弱化華盛頓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
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Taro Kono)表示:「距上次溫家寶訪日已過去8年。日中關係在各個方面都有所改善,現在我們正進入高層對話階段。」
2012年,中國凍結了對日關係,原因是雙方圍繞一些無人居住島嶼——中國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日本稱爲尖閣諸島(Senkakus)——爆發了一場領土爭端。但如今,隨著川普威脅要對中國大規模加徵關稅,北京方面有理由尋求至少與日本暫時達成和解。
華盛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亞洲政治問題專家孫雲表示,在美國鋼鋁關稅的打擊下,日本或許也願意「做兩手準備」,以獲得制衡華盛頓的影響力。
孫雲稱:「貿易方面,三國都受損於川普的政策。」日本、中國和南韓曾就締結三邊自貿協議進行斷斷續續的談判。在覆蓋範圍更廣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貿易談判中,三國也是主要的參與者。河野表示,預計兩項協議都將在此次峯會上取得進展。
「中日兩國都是全球自由貿易的受益者,」中國人民大學(Renmin University)研究日本問題的教授黃大慧表示,「如今,美國政府客觀上加快了作爲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彼此靠攏的步伐。」
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表示,中國會希望在日本和其美國盟友之間「挑起不和」。但東京的分析人士淡化了這種可能性,並指出日本在安保上嚴重依賴其美國盟友。
東京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研究主管瀨口清之(Kiyoyuki Seguchi)表示,中日關係升溫,反映了兩國經濟關係向好。
瀨口表示:「過去幾年裏,歐美公司對中國的看法變得更加負面。」他說,相比之下,日本企業再次開始大舉在中國投資,比如本田(Honda)在中國興建第三家汽車裝配廠。
他說:「(中國的)第二個動機是,如果美中關係惡化,那麼至少他們要保持日中關係。」
在北韓問題上,三國都歡迎美朝舉行雙邊會談,但中國和日本都存在一個擔憂:北韓與美國和解可能以損害它們的利益爲代價。
一些分析人士認爲,假如川普接受北韓不必完全無核化,滿足於北韓放棄能直接威脅到美國的遠距飛彈計劃,那就會發生上述情況。
那種安排將令日本、中國和南韓仍然處於北韓的核打擊危險之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於週一和週二在中國東北的大連市舉行了第二輪會晤。分析人士將此輪談話視作平壤方面的一次努力,以向北京保證其對北韓的重要性。此次會面期間,金正恩表示他會推進無核化以換取安全保證。
但儘管這三國都擔心川普可能會達成什麼樣的協議,但相互之間不同的利益和訴求可能會阻礙它們進行重要的合作。
東京方面希望讓北韓徹底廢除核計劃,並急於提出被北韓綁架的日本公民的問題。而北京方面不希望在川普真能達成協議後失去對北韓半島的影響力。
孫雲表示,如果川普決定接受北韓事實上的核國家地位,「中國人的意思是,中日韓三國需要重申去核化的目標」。
三位領導人還將分別舉行雙邊峯會。週四,李克強將會見日本明仁天皇(Emperor Akihito),然後北上北海道訪問。
俱菲(Sherry Fei Ju)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在將於未來幾十年驅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科技領域,美國和中國正朝著不同方向前進。上週美國官員提出的讓中國取消對其本國高科技產業的國家支援的要求,是不會得到滿足的。北京方面已明確表示,它絕不會放棄《中國製造2025》計劃——該計劃旨在使這個中央王國在未來幾年內擺脫對美國的技術依賴。
與此同時,美國正在圈護其本國的科技行業,否決了博通(Broadcom)對晶片製造商高通(Qualcomm)的收購,並對中國的中興(ZTE)下達了爲期7年的貿易禁令(華爲也許是下一個遭禁的)。未來兩週內,美國財政部可能會出臺針對中國投資的新的限制。美國國會也收到了一項議案,要求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許可權,賦予它更廣泛的權力,使之不僅可以否決更多類型的外國對美投資,還可以否決美國公司的對外投資。
最重要的問題是,中美兩國科技行業的融合很可能已結束。假設這兩個國家分道揚鑣,這就引出了一個誰更可能在這些代表未來的行業中獲勝的問題。答案取決於,你認爲集中的經濟模式和分散的經濟模式哪個更有利於創新。中國已押注於前者。儘管中國最大的幾家科技公司——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和騰訊(Tencent)——名義上並非國有企業,但它們受到政府的極大影響,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它們的技術實施監視和收集數據。
在中國,私隱並不是一個問題,這在這場構建人工智慧的競賽中倒可能是一種優勢——人工智慧依賴於你能將多少數據輸入到一個演算法中。中國大約7億智慧型手機用戶每天都生成海量數據。
另一方面,中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引導使這些公司的資源用於爲中共自己的產業政策目標服務,例如推動像阿里巴巴等公司在農村鋪設寬頻。中國政府爲機器人、半導體和電動汽車等戰略性行業提供支援。最近一項研究發現,中國在5G無線技術上已領先於美國。該技術支撐著工業網路和機器對機器(M2M)通訊——在未來十年裏,每個行業的每個公司都將依賴這兩者實現成長。
你可以說,這種集中控制將構成一個短期優勢,因爲它將有助於中國把數字經濟的各個點連接在一起,並確保技術(透過基礎設施的擴充,也透過中央政府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科技對就業的衝擊)惠及所有人。
你也可以質疑所有這些從長遠來看是否有益。諮詢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董事總經理葛藝豪(Arthur Kroeber)表示:「未來三到四年內,集中的模式將是有益的,但五到十年內,中央集中控制這一模式的脆弱性可能會讓你遇到麻煩。」想想毛澤東時代中央計劃的災難,甚至是近期中國在主導汽車工業上的無力。
正如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著作《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中指出,僵化、等級森嚴的結構往往會受到顛覆性技術的衝擊。威權資本主義和網路可能彼此不適合。
矽谷的嬉皮風格的老一代守衛者肯定就會這樣說。但現在的美國科技行業看起來要遠比過去那些誕生在車庫裏的創業型公司「頭重腳輕」。
科技行業已被大型準壟斷企業主導,矽谷本身也成了彼得•蒂爾(Peter Thiel)這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溫牀,後者曾說他「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相容的」。
雖然科技行業的一些大人物現在認爲越大越好,但我得指出研究表明不僅絕大多數創新都是在科技公司規模較小時發生的,集中度的提高更是讓資本獲得的益處不成比例地高於勞動力,造成更低的工資以及更大的不平等,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兩個經濟問題。
壟斷力量對分散化體系的好處構成了威脅。現如今在美國,不止小公司遭到擠壓,中等甚至大型公司也難以倖免。與蘋果(Apple)的官司是高通(Qualcomm)成爲收購目標的原因之一。科技巨擘不斷爲專利權利等領域的變化進行遊說,削弱了生物技術以及軟體供應鏈上的中小企業。
所有這些都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跨越黨派的壓力,要求對科技巨擘的勢力採取些行動。川普政府應該聽聽這些呼聲。美國無法在自上而下地實現競爭力上與中國競爭。它甚至不能制定一個真正連貫的貿易計劃。但它可以透過遏制所謂的「 FAANG」——Facebook、蘋果、亞馬遜(Amazon)、Netflix和谷歌(Google)——來重新確立一個更加分散的系統的價值。
可持續成長的要義在於讓整個科技生態系統繁榮起來,而不是讓少數幾家企業致富。本屆政府已經表現出它有意願在反壟斷上採取比往屆政府更強硬的立場。對美國提升競爭力最有好處的事情也許並非是抗擊中國,而是抗擊FAANG。
譯者/何黎
上週五,美中之間在貿易問題上暴露出了巨大的鴻溝。對於那些密切關注這一事態並尋找希望的人來說,能抓住的只有一根「稻草」。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以前就屢屢提出極端的要求,或承諾做出極端回應,然而在他近16個月的任期內,他極少兌現這些承諾。
到目前爲止,在貿易問題上,最好的、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例子,就是他一再承諾要撕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但至今並未做到。週一,來自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長們齊聚華盛頓,(再一次)爲達成一項協議做出最後的努力。值得討論的是,川普對中國與對NAFTA的態度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
這種比較意味著,正如他對NAFTA所做的那樣,川普可能會搖擺、繞彎子並最終放下身段,尋求一種「大妥協」。然而,這種對比可能並不完全具有建設性。原因有三:
1、比起他的對華立場,川普在NAFTA上的立場向來是更加孤立的
對於川普威脅要撕毀NAFTA,無論是美國商界還是他所在的共和黨都無比反對。川普政府提出的許多修訂建議同樣飽受詬病。過去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裏,走進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位於白宮對面的宏偉建築,就像是進入了游擊隊總部。與共和黨議員私下討論川普貿易政策,感覺就像與雙重間諜會面一樣,大部分時候,他們在公共場合會擺出姿勢拍照、不自在地微笑,私下裏卻關起門來策劃各種政治阻撓手段。在近代史上,很難想像哪位總統提出的貿易談判議程在國內獲得的支援度如此之低。
然而,在中國問題上就不一樣了。
需要對中國採取強硬手段,是華盛頓兩黨人士當前爲數不多的幾點共識之一。在這個如今極度分裂的國家的首都,人人都同意有必要迫使北京方面在從國家補貼到智慧財產及創新政策等問題上進行改革。這是美國貿易政策的重大指導方針。
2、在華盛頓,幾乎人人贊同川普想對中國做的大部分事情
若說上週華盛頓對川普政府對華政策有共同的批評的話,那只是在戰術層面上。對於那些大問題,或川普政府上週向北京方面提出的投訴清單內容則鮮有異議。唯一真正的批評只圍繞美國如何才能讓中國領導層同意解決這些問題。
在華盛頓,只有很少的人——其中包括政府的一些要員——支援升級並落實對最高達1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威脅。
但那些對美中貿易關係亟需調整、當務之急是削減3370億美元對華商品與服務赤字之類的觀點心存疑慮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很快就只會剩下那些高呼「雙邊貿易赤字無關緊要」的知名經濟學家。
3、中國是一個比加拿大或墨西哥更可怕的敵人
只看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名單,你會對它們等同視之。美國與中國的商品貿易總額在2017年間達到6360億美元,佔美國貿易總額的16%多一點。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總額超過1.1兆美元,佔美國貿易總額的近30%。
但公平地說,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太可能很快成爲美國在經濟上的競爭對手,而中國卻已經在和美國抗衡了。
這點很重要,原因只有一個。川普和他的貿易團隊信奉槓桿藝術。威脅加徵關稅——或像撕毀佔全球經濟逾四分之一的NAFTA這樣的自殘性經濟手段——可以迫使對方達成一項協議。
加拿大與墨西哥都正試圖實現貿易關係多樣化,比如透過與歐盟(EU)簽訂或重新談判協議。但它們仍與美國經濟息息相關,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美國經濟,而中國則非如此。因此,在與美國的任何貿易鬥爭中,中國都有更大的權力按自己的選擇行事。
樂觀是好事。抱著希望也是可取的。但如果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未來幾天達成協議,同意更新並挽救NAFTA,從中也看不到對美中貿易問題抱著樂觀態度或希望的理由。
譯者/何黎
零組件出售被禁止。一筆1420億美元的晶片公司收購交易被叫停。在第二筆晶片交易中,監管部門要求收購方做出新讓步。如果說這只是一場熱身,那麼用一位諮詢顧問的話來說,美中科技戰看起來可能會嚴重擾亂太平洋兩岸的全球科技行業。
此類爭端根植於美國對中國科技實力、以及中國用以積累這種實力的方法的焦慮。隨著華盛頓方面對中國被指竊取美國智慧財產和迫使外國投資者轉讓技術的做法推進301調查,這些爭端將會激化。
早些時候的攻擊打擊了硬體公司,包括智慧型手機和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爲(Huawei)及其國內競爭對手中興通訊(ZTE);多年來,華爲是美國擔心中國間諜行爲和政府補貼的主要對象。華爲否認其技術被用於監視。
隨著美國壓力的升級,本週公佈的提議呼籲禁止美國機構使用華爲或中興通訊的技術,並且禁止美國軍方將合同授予與這兩者中任何一家合作的供應商。
在另一方面,中國長期對本國依賴半導體進口感到煩惱。中國用於進口矽晶片的支出高於進口石油的支出。矽晶片是智慧型手機、遊戲機和其他電子產品的核心部件。儘管中國在人工智慧和網路方面取得長足進展,但在很大一部分科技領域所依賴的矽晶片層面仍相當落後。
分析人士表示,這意味著美中科技衝突將會直擊中國抱負的核心,可能會抑制收入,並擾亂外國跨國公司的供應鏈——許多外國跨國公司將中國視爲一個關鍵市場。但這也在引發中國企業層面的重新思考,一些科技公司正尋求開發自己的晶片。
「這一問題的複雜程度令人頭暈,因爲電子產品價值鏈的複雜程度和全球整合程度都遠遠高於過去,」麥肯錫(McKinsey)北京業務合夥人唐睿思(Christopher Thomas)說。
華盛頓方面首先猛烈抨擊了中興,在指控其非法向伊朗銷售受限設備後,下達了美國公司在7年內不得將零組件出售給中興的禁令。諮詢公司ABI的數據顯示,中興通訊最新的Axon M智慧型手機在防護玻璃以及60%的電子元器件上依賴美國供應商,包括高通(Qualcomm)、晟碟(SanDisk)和Skyworks Solutions。
中興乃至中國的麻煩在於,日本或南韓的替代供應商將無法增加足夠的產能,而受到政府補貼的國內晶片製造商,如中芯國際(SMIC)和清華紫光(Tsinghua Unigroup),仍遠遠落後於競爭對手。
作爲對上週美國貿易要求的回應之一,中國政府希望美國解除對中興通訊的銷售禁令,並終止對出口敏感高科技產品的限制。
中國收購海外晶片資產的努力也引起美國監管機構的警覺。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的晶片測試設備公司Xcerra是最新受害者。面對監管障礙,今年2月該公司放棄了與一家政府支援的基金達成的收購協議。
去年和前年,美國以國家安全爲由,分別叫停了中國企業計劃收購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 Semiconductor)和德國晶片設備製造商愛思強(Aixtron)的交易。
面對這些障礙,中國已採取了一些先發制人的措施,降低其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度。柏林智庫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高級經濟學家Max Zenglein提到了中國爲吸引更多海外工人所做的努力,包括今年出臺的吸引臺灣工人的具體措施。臺積電(TSMC)等大型晶片製造商的總部設在臺灣。
科技公司也把更多流程轉移到了公司內部,發展垂直整合的模式,以防範供應鏈中斷。走這條路線的公司包括手機製造商小米(Xiaomi)和華爲,後者的大部分產品被禁止在美國銷售。
馬雲(Jack Ma)旗下的科技巨擘阿里巴巴(Alibaba)正在研發一種神經網路晶片,該晶片能以更低功率執行人工智慧功能(如面部識別和語音識別),同時還收購了本土晶片製造商中天微系統(C-Sky Microsystems)。
但傑富瑞(Jefferies)分析師李裕生(Edison Lee)表示,中國科技企業在研發自己的技術方面取得的進展——體現於專利申請或研發支出的不斷增加——正是問題的一部分。
他說,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肯定已得出結論,即中國將在科技能力和實力方面超越美國,因爲我認爲他的推理是,中國在過去5到6年裏做了大量研發,但他們的基礎來自哪裏?他們的基礎正是複製西方世界的技術,然後改進它,把它作爲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阿里巴巴將投入150億美元進行研發,許多大型科技集團都運行著與政府合建的創新實驗室。
分析人士們強調的另一個閃點是5G,這是華爲近年致力於開發的下一代行動通信標準。在新加坡註冊的博通(Broadcom)以1420億美元收購高通的擬議中交易,因華盛頓方面的擔憂而告吹。美國擔心,該交易也許會導致這家美國公司減少研發支出,從而使中國在5G發展中領先。
這一切都讓美國擔心,如果不能剪斷這些集團的羽翼,將會讓中國在以後一代又一代的關鍵移動技術領域佔據領先地位。
「中國會擴大領先優勢嗎?」李裕生問,「如果諾基亞(Nokia)和愛立信(Ericsson)破產,只剩下華爲和中興,那麼美國的電信營運商就永遠無法升級。」
供應鏈的痛苦
美國晶片製造商高通計劃中的交易被捲入美中爭吵,說明了美中雙方是如何都感受到痛苦的。
去年,交付給中國內地和香港——交付給在那裏組裝產品的跨國公司和其他公司——的產品貢獻了該公司約三分之二的年銷售額,但分析師們估計,其中不到一半的產品賣給了中國客戶。
首先,高通是受到華盛頓方面禁止美國公司對中興出售零組件禁令影響的美國製造商之一。高通估計,該禁令將導致其每股盈利減少3美分。分析師們認爲,中興爲其智慧型手機購買高通晶片,並向高通支付智慧財產授權費——這兩者約佔高通年收入的2%左右。
中國反壟斷監管機構還要求高通在其以440億美元收購荷蘭同行恩智浦(NXP)的交易中做出更多讓步,高通首席執行長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將這一要求歸咎於不斷升級的美中貿易戰。
「很明顯,地緣政治環境和貿易行動正對這個審批過程產生影響,」他說。
譯者/何黎
近期美元指數強勢上行。從4月16日低點至今,美元指數已經升值3.8%,補回了年初以來的所有跌幅。與此同時,歐元、英鎊、日元兌美元均呈現弱勢。而新興市場貨幣更是受到衝擊,5月3日,阿根廷貨幣再度暴跌8.5%,成爲近兩年半來的最大跌幅。爲防止匯率大貶,大阿根廷8天加息3次,基準利率從27.25%一路升至40%。而同是5月3日,人民幣中間價亦貶至6.3732,創1月23日以來新低。連日來香港金管局亦頻頻入市幹預,防止港幣跌破弱方保證線。美元走強是階段性反彈還是趨勢性反轉?其走勢將對新興市場貨幣影響如何?人民幣是否會遭遇新一輪貶值壓力?
美元週期與全球危機
短期內美元反轉之所以值得警惕,在於過去幾輪美元週期往往與危機密切相關。一般而言,美元短期內大幅上漲往往面臨著資金從新興市場迅速撤離,新興市場遭遇貨幣危機。而美元大跌,資金推動其他國家資產泡沫,也往往成爲危機的導火索。悉數「尼克松衝擊」以來的新興市場危機,均與美元反轉有關。例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拉美危機,儘管外債過高是爆發拉美危機的內在因素,但早前弱勢美元導致的資金源源湧入與美元強勢迴歸後資金的大舉撤出成爲了危機的加速器,從而將拉美陷入了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亦與當時美元處於上漲週期、資金流出新興市場的大背景有關。當時,由於美國網路經濟的全面爆發,1996年美元開始進入上漲週期,以美國爲首的資訊科技革命吸引大量資金流回美國,參與直接投資和證券買賣。大量國際資金流回美國加劇了亞洲市場資本流出,以泰國泰銖貶值作爲導火索,金融風暴橫掃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南韓、中國香港,導致亞洲各經濟體經濟與金融體系遭受重創。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14-2016年期間的美元走強,當時新興市場貨幣面臨的貶值壓力同樣是巨大的。特別是在這三年間,人民幣匯率一度遭遇大幅貶值與資金外流預期,外匯儲備跌至3兆美元以下,看空者質疑中國央行只能在保匯率還是保儲備中選擇其一。受制與此,金融危機以來,一路順風順水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也面臨挑戰,中國決策層不得不重啓部分資本管制以應對做空勢力。
本輪美元迅速反彈的背後
既然美元反彈值得警惕,那麼短期內美元迅速升值的原因何在?是否可以持續?在筆者看來,短期美元走強,主要有如下幾點因素作爲支援:
第一,年初美元被過度看空。筆者曾在2015年底美聯準歷史性加息之後,做出美元已是強弩之末的判斷,儘管在2016由於英國脫歐與川普勝選兩大黑天鵝事件的出現,扭轉了美元走弱態勢,但在2017年不確定降低後,美元結束了上漲態勢,全年貶值超過10%,驗證了筆者對於美聯準加息後美元貶值是大機率事件的判斷。
然而,今年年初至4月中,美元指數快速走弱,但同期美國經濟其實已經出現了積極跡象,特別是川普稅改透過是個重大利好,不少企業表態資金迴流美國與增加投資,美國年初以來的非農就業數據、工業訂單數據等也都好於預期,與同期美元大幅下行的態勢形成鮮明對比。即便從中期來看,美元未必已經見底,但面對上述反差,筆者認爲,美元迅速走低超出預期,短期內或存在過度看空與超調的風險。
第二,今年以來美歐經濟的明顯反差。過去兩年,歐洲經濟增速曾連續兩度超過美國,超出市場預期,爲2017年歐元成爲強勢貨幣,對美元全年漲幅超過15%奠定了基礎。然而,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經濟相對於歐洲經濟成長勢頭更爲明確,爲美元反轉奠定了基礎。
今年一季度,美國GDP環比折年初值2.3%,高於預期率的2%。川普稅改落地,一季度私人投資增速明顯抬升,同比增速升至0.99%。耐久財訂單成長強勁,3月耐久財訂單初值2.6%,成長明顯好於過去兩年;消費者信心指數支援走高,4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爲98.8,3月曾創2004年1月以來最高;美國1-3月新屋開工增速均值6.6%,爲一年來最高水準。
相比之下,今年以來,歐洲經濟則出現了明顯回落的跡象。一季度歐元區GDP僅爲1.7%,遠低於去年第四季度的2.7%,與美國同期2.3%的水準。PMI持續下滑,4月歐元製造業PMI爲56.2,創下近13個月以來的新低;工業產出情況不佳,2月工業產出環比下降0.8%,連續兩月負成長;歐元區經濟火車頭德國面臨回調,4月IFO商業景氣指數下滑至102.1,連續5個月惡化。
第三,美歐貨幣政策退出步伐呈現差異。美國方面,鑑於通膨預期的增強以及就業市場的良好表現,美聯準今年加息三次是大機率事件,甚至有預期認爲四次加息的可能性上升。5月FOMC議息決議也顯示這一方向,如美聯準對投資成長的描述從「放緩」改爲「繼續強勁成長」;對通膨的描述由「繼續低於2%」改爲「接近 2%」,顯示美聯準內部對通膨信心的進一步增強,預計未來貨幣政策常規化會快於預期。
相比之下,歐央行緊縮的表態則不及預期。4月26日歐央行議息會議如期按兵不動,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會後表態透露歐元區經濟增速或已經階段性見頂。但歐元區經濟預計將維持穩健,經濟成長前景面臨的風險「大體平衡」。通膨方面,歐央行雖對中期通膨回升充滿信心,但表示短期依然看不到核心通膨重拾上漲動力的跡象,預計年內通膨同比將在1.5%左右;歐央行相對鴿派的反應,使得市場對於歐央行退出非常規政策的時間有所推後,促進歐元疲軟。
中期美元仍難樂觀
基於上述原因,筆者對近期美元反彈並不感到意外。但是,短期內美元的迅速走強是否是新一輪美元反轉?乃至新興市場貨幣是否會遭遇新一輪危機?目前來看,這樣的擔憂似乎有些過早。因爲儘管美元2018年並不悲觀,但從中長期來看,本輪美元反彈並非趨勢性反轉,中期美元走勢並不樂觀。原因在於:
一是歐洲經濟不宜過度看空。儘管今年來歐洲經濟出現一定放緩,但歐盟委員會對歐元區經濟開年的疲軟表現並不在意,並稱經濟增幅或與2017年創下的十年來最佳類似,放緩可能是暫時的。而筆者自去年以來便在一系列歐元區復甦文章中提到歐洲經濟的積極跡象。在筆者看來,儘管短期內經濟數據有所回調,並不意味著歐元區反彈週期的終結。部分指標有所回落,但仍處於高位,如德國IFO指數在創歷史新高的基礎上有所下行,整體表現並不悲觀。而經歷了2016、2017年兩年反彈的歐元區經濟,如今仍處於危機以來最好的階段,失業率降至危機前水準,債務重塑與改革穩步推進,歐元區整體前景仍然可期。
二是美國經濟與前期刺激聯繫緊密。在筆者看來,前期寬鬆的貨幣政策助推了美國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而稅改又從短期內利好企業資金迴流,並增加勞動者的現金收入,利好消費,刺激股市和分紅,並對推高通膨有好處。但在筆者看來,美國諸多積極跡象的背後很大程度上要得益於短期財政刺激,從中期來看,美國收入差距仍在拉大,政府債務水準大幅上升,困擾美國經濟的癥結偏低的勞動生產率以及落後的基礎設施,目前看來尚沒有明顯改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可否實現可持續的繁榮存在不確定性。
三是中美貿易戰陰霾仍在。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戰風險空前加大,從貿易戰到科技戰,中美之間的博弈不斷升級。而上週美國貿易代表團來中國開價過高,談判出師不利也爲接下來處理兩國分歧提高難度。在筆者看來,當前中美兩國訴求分歧明顯,如中方不認可中美貿易赤字如美方認爲之巨;中方認爲貿易差距在於全球分工不同,而美方認爲恰恰是不同分工,使得中國掠奪了美國人的工作;中方認爲剔除在華美資企業出口,中美逆差會大大縮減,而美方指責恰是貿易保護導致美資企業在中國投資過多,吸引美資企業迴流反而是正途。
如此來看,考慮到中美訴求不同,雙方對待同一問題,目前的討論也都在各說各話,難有實質性的溝通,這使得談判變得困難,爲中美貿易戰前景增添了變數。而如果考慮到中美貿易戰逐步升級的可能性,毫無疑問,全球匯率市場也將迎來重大調整,美元與人民幣或將受負面衝擊,而歐元、日元則相對安全,可能重回升勢。
綜合上述考慮,筆者認爲,鑑於前期美元超跌、歐美經濟與貨幣政策今年來出現的反差,短期內美元反彈可以理解。而2017年美元對歐元大幅貶值有所不同,預計2018年美元或對歐元出現小幅升值的態勢。當然,從中期來看,筆者仍然對美元難言樂觀,美元指數很難超過100。當然,階段性的美元走強會給新興市場貨幣帶來一定的貶值壓力,但尚不到危機的程度,預計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6.4左右波動仍是大機率事件。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美國白宮週一宣佈,習近平的最高經濟顧問、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於下週訪問華盛頓,繼續進行美中貿易磋商。
白宮女發言人薩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告訴記者們:「我們正在做一些我們認爲將對每個人都有利的事情。」
上週北京貿易談判的中方團隊領頭人劉鶴即將訪美,表明雙方都希望迅速採取行動。但先前,在旨在避免貿易戰的第一輪談判中,雙方都採取了強硬立場。
美國要求中國在兩年內將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它還希望中國政府放棄其國內經濟政策的關鍵元素。
作爲回應,中國呼籲美國不再反對在世貿組織(WTO)中把中國視爲市場經濟國家。中國長時間來一直堅稱,在加入世貿組織滿15週年的2016年,中國已有資格被視爲市場經濟國家。
譯者/何黎
如果一個人坐下來做出堅決的努力,其很難比上週訪華的美國貿易代表團向中國表明的談判立場在經濟上更有誤、外交上更有毒、法律上更有破壞性。
的確,這是一套如此極端的要求,以至於人們很難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心裏癢癢想打一場貿易戰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祭出一份不可能的議程,目的是要刺激中國公開對抗。作爲回應,中國提出了自己的訴求,其中既有相當合理的內容,也有幾乎與對方一樣荒謬的要求。
如果川普政府只是想找個藉口,讓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在國內更加名正言順,那麼它找到了。但中國已經展現出,報復是它的強項——而且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的領導人不需要爲了競選連任操心。與川普有關貿易戰很容易打贏的斷言相反,他可能會輸掉這場貿易戰,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會輸。
川普有一個解不開的心結:雙邊貿易逆差是經濟疲弱的跡象。順著這個思路,他把要求中國削減年度對美貿易順差的金額翻了一番,從1000億美元增加到2000億美元,超過順差總額的一半。他似乎從未想到,對美出口可能只會轉移到其他國家,使美國的總體逆差沒什麼變化。
川普政府還繼續對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發起攻擊,要求中國放棄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對美國提起的申訴。此外,美國還要求中國停止對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徵收反傾銷或反補貼關稅,不論這麼做是否符合WTO規則。
這還不算,美國要求中國單方面將其對所有非敏感商品徵收的關稅削減至美國的水準,移除美方認爲不公平的非關稅壁壘,並向美國開放外商直接投資(FDI)市場,同時允許華盛頓以國家安全爲由阻止中國對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
這相當於要求中國同時投降、單方面放下武器以及賠款,要求中國採取特別行動來改變其進口模式,同時剝奪其基本的法律保護。對於中國採用扭曲貿易的干預措施,可以做出很多有理有據的申訴,但公平地說,中國在執行WTO做出的對其不利的決定方面有不錯的記錄。這些要求將使中國基本上被排除在基於規則的體系外,至少在對美貿易關係方面是如此。
作爲回應,北京方面要求華盛頓放棄將中國列入「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這一標籤使美國更容易對中國徵收反傾銷稅。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有較好的理由證明美國違背了承諾;目前此案正在WTO訴訟。然而,中國提議的制裁——反過來將美國列爲「非市場經濟國家」——是荒謬和不成比例的。
川普要小心。中國已經展示出自己擅長透過精準的報復來打擊美國,停止從政治上敏感的農業州購買高粱。北京方面有各種各樣的工具可以動用,可以在川普的政治腹地打擊其痛處。
這些提議甚至不能作爲談判的明智基礎。中國應該拒絕它們。如果美國正當地希望中國減少其扭曲貿易的干預措施,那麼其要求必須有針對性、具體並且尊重國際法。這一系列的要求只不過是具有破壞性的挑釁。
譯者/何黎
iPhone最大組件供應商之一警告稱,美中貿易爭端可能會打亂蘋果(Apple)供應鏈。
「這是一個新的挑戰,我從來不需要面對這樣的挑戰,但我的繼任者將不得不面對這種風險,」爲iPhone供應處理器晶片的臺積電(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的創辦人及董事長張忠謀(Morris Chang)表示。「他們能做什麼?我不知道。」
華盛頓要求中國到2020年將目前3370億美元的美國對華雙邊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降低關稅,並削減對新興行業的補貼,先前數週,世界兩大經濟體針鋒相對地發出關稅威脅。
臺積電330億美元的年營收有一半來自移動設備,該公司在臺灣爲蘋果iPhone製造大部分核心晶片,張忠謀擔心,如果美國提高關稅,整個智慧型手機供應鏈將受到影響。
美中全面貿易戰對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公司意味著什麼?將於下月退休的張忠謀爲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視角。「中國大陸組裝大量最終產品,所以這場貿易爭端也可能衝擊我們。」
荷蘭國際集團(ING)大中華區經濟學家彭藹嬈(Iris Pang)表示,針對中國電子產品的新關稅,將提高從中國運往美國的電子部件的成本。「供應鏈效應將因此變得複雜。」
臺北元大證券(Yuanta Securities)的高翊庭(Sam Kao)表示,在中國以外沒有大型生產基地的蘋果供應商面臨的風險最高。他指出,可能面臨壓力的電子製造商包括富士康(Foxconn)、和碩(Pegatron)和緯創(Wistron)。
穆迪(Moody』s)分析師表示,某些中國科技相關集團將受到美國新關稅的直接打擊,但僅僅看到這種影響將會「低估」中國經濟所受到的影響。
摩根大通(JPMorgan)太平洋科技基金(Pacific Technology Fund)的投資組合經理奧利弗•考克斯(Oliver Cox)表示,儘管短期內新的關稅可能給蘋果帶來成本壓力,但他並不預期會產生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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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何黎
5月初的中美貿易談判,不出意外地在各自表述中結束。中美分歧,有多少是出於誤解?有多少是出於理念分歧?有多少是出於利益衝突?
首先,誤解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典型如同如今熱議的法律用語「Reciprocity」,西方理解一直是對等原則,中方主流理解直到最近幾年還是互惠原則,其中資訊誤差,不僅在於表述的差距,也導致對於貿易政策的取向與應對。解決貿易爭端,並不是僅僅依靠利益或者大撒金錢可以解決,否則難以理解川普所要求的公平貿易的含義以及美國民衆對於全球化的不滿何以加劇。理解一時有誤,並不可怕,但是長期有意無意的誤導,往往會導致悲劇。
中國慣常心理之一,總覺得外國人不理解中國,其實我們不理解國外的情況也常見。如今貿易戰在前,不少人又提出日美貿易戰案例,指出美國利用廣場協議「陽謀」,如何導致甚至壓迫日本經濟崩潰,甚至以訛傳訛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負責人羅伯特•萊特海澤主導「廣場協議」(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參加談判),這次來中國是希望複製上次日本案例。
除了萊特海澤談不上主導廣場協議的誤差之外,國內對於廣場協議的誤讀多於理解。從我在日本訪學與研究來看,廣場協議衝擊最大教訓應該日本沒有解決好國內問題,而不是美國外部壓力,當時提出主動升值來自日方,提議升值幅度也高於美國預期。比如曾經主導參與廣場協議的日本前大藏省官員行天豐雄面對我關於廣場協議的提問,就直接表示,日本發生後來的問題主要是「我們自己的問題」,甚至是爲了掩蓋上一個錯誤而導致錯誤不斷重複的悲劇。
資訊誤導帶來的悲劇有很多,日本早年甚至爲此付出不菲代價。二戰末期,日本已經到了失敗關頭。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政府首腦發佈《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對於這一最後通牒,日本當時首相鈴木貫太郎表示「默殺」(mokusatsu),「默殺」可以表示爲「不予評論」也可以表示「不予理睬」,翻譯翻譯為後者,導致盟軍非常不滿,在長崎與廣島投下原子彈。
話說回來,歷史畢竟在進步。談判結束,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曾經點評,以前乾隆和馬戈爾尼時代,大家幾乎無法溝通,完全雞和鴨講,現在至少有福建人和浙江人講話的感覺,彼此至少能大體明白。對比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後,道光皇帝纔想起來問臣屬,英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自然,當時的英國被叫做英吉利,一般還會寫作 「口英咭唎」,是對於蠻夷之邦的慣常譯法。
誤解之外,資訊不準確帶來的誤導,某種意義上,折射中美之間對於貿易認知框架或者說認知地圖的差距,也就是理念的分歧。近期清華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中外精英進行了一場對話,關於這場對話速記我也發佈在《徐瑾經濟人》,各位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有意思的是,參會的外國嘉賓多數感受到了中方代表表達出來的強烈自信,FT首席評論員沃爾夫總結爲7個主張,即中國需要強大的中央統治、西方模式已名譽掃地、中國正受到美國的攻擊且中國將挺過這些攻擊等。
這些觀點是否代表中國精英乃至中國共識?答案顯然並不確定,集體性一致的姿態,對內可能有集體誤判風險,對外則可能帶來不如意反應,比如強硬反彈。
在誤解與理念之外,我們必須認識到,中美之間確實存在實質的利益衝突,談判雙方目標顯然差距很大。從美國代表團主要要求來看,一方面是中國在2020年之前使美中雙邊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另一方面是要求中國降低關稅,並削減對新興產業的補貼。
先看貿易逆差方面,中美去年逆差3370億美元,先前川普3月還表示1000億,如今目標顯然令中國難以接受。更技術化的問題,正如有朋友在我的公號《徐瑾經濟人》的提問,鑑於美國高科技行業很多都在中國建立生產基地,中國究竟應該買美國什麼商品來削減逆差?石油或者天然氣?
其次,關於高科技補貼,《中國製造2025》首當其衝。這一要求不少國人覺得難以接受,其實認真想想沒那麼可怕。我們所看到中國騰訊、阿里巴巴、百度(BAT)等公司,有多少是政府燒錢燒出來的?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國對於中國高科技的遏制心態。去年我在美國遊學時候,對於美國政策各界對於《中國製造2025》深感意外,可見這一檔案顯然刺激了美國各界,對於中國科技趕超的恐懼迫使美國提出這一要求。
綜合看待兩大方面的目標,短期之內很難達成共識;而差距如此大,並不僅僅是彼此野心問題,而是所理解的貿易以及秩序並不一致。從這個角度看,這次中美談判更多只是一次接觸,談判還會繼續談,但是貿易戰也是會打的。
對比美國有期中選舉壓力,中國的優勢或者在於可以不爲選舉所影響,應該做好準備,尤其不要被國內利益集團所裹挾,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看學者馬曉野分析:「如果中國能成長爲有支付能力的消費市場,那麼中國在塑造國際貿易體制方面就有足夠的話語權;相反,如果放棄這個優勢,採取步步爲營,在整個貿易談判過程中,保護某一部門,某一羣體利益的話,可能最後付出的代價會比較大。」
曾經的WTO談判,被認爲是狼來了;更早美國的「門戶開放」,其實本意是最惠國待遇。一百多年來中國與美國的諸多糾纏,盟友、敵人的身份總在變化,時而充滿一廂情願的溫情,時而是劍拔弩張的對立。不論中美衝突有幾分是源於誤解與利益,有幾分是源於理念,在二十一世紀,兩個大國的共同目標顯然是學會共處。
對中國而言,如何把握中美貿易爭端機會,作爲二次入世的開始,是中國當下最不應該放棄的道路,和我們每個人福祉息息相關。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5月初美國代表團一行七人來華,代表了貿易談判的最高規格。這是一場沒有成果的談判,從最初的設定就是如此。以往中美的談判都是自下而上的:商業界跟基層政府層層交流意見,而後民意反映至高層,最後高級政府官員訪問,簽署協議。由於雙方對彼此的需求有相對準確的理解,因此通常會有某些確定的成果。而此番中美談判是自上而下的,具有鮮明的川普風格:大陣勢高階訪問,充滿懸疑的訴求,雙方政府和企業都一頭霧水。因爲沒人說得清川普想要什麼。這和美朝談判的思路如出一轍。川普和普丁一樣喜歡製造混亂,用對方無法接受的要求開始一段對話。他認爲這會爲他贏得先手,迫使對方做出更大的讓步。
誰能影響川普?
川普善變,有時候一句話都前後矛盾,但是他自上任以來唯一不變的論調是反對貿易自由化。學界和大衆對於貿易自由化也有價值上的爭論,由於每個人工作、立場、階層不同,態度不同很正常的。但是川普對於全球貿易,尤其是發達國家和低成本出口國之間的貿易一直懷有極大成見。川普堅信對華赤字必須減少。儘管已有專家指出這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爲中美的貿易赤字絕大部分是由兩國的貿易結構差異導致的,而非不公平貿易。川普要求中國不管用何種手段也要減少千億美元級別的貿易順差——這也極具諷刺性,因爲美國一直在強調公平貿易和市場經濟,卻給中國提出了一個只有計劃經濟強權政府才能實現的目標。
此次貿易代表團中包括了對華態度溫和的現任美駐華大使、略強硬但仍屬中間派的美財長、以及幾位極具冷戰思維的貿易官員,包括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但如果說這個代表團就能真正代表川普,也是缺乏依據的。目前來看納瓦羅的思維最接近川普。幾位官員來之前恐怕都心知肚明,此行獲得開創性成果的幾率很低。因爲中國經濟已經具有相當的抗壓能力,對美國的威脅不會輕易讓步。美財長梅努欽說對此行「謹慎樂觀」。川普在各個場合經常說他想要的是「勝利」,而且是「全美國人民的勝利」。但是貿易戰怎麼可能有全體國民的勝利?贏了鐵鏽經濟帶產業工人的戰役,農業州種大豆和玉米的就會倒楣。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加稅,產業鏈上的美國供應商就會倒楣,而且他們還通常是產業附加值最高的那部分(比如工業設計)。所以就算贏了貿易戰,也只能是某些人的勝利,或者只是川普Twitter上炫耀的功績。
理想和現實的距離
川普想尋求利益。中美雙方的根本分歧集中在國家利益。兩國的根本利益不同,儘管互爲重要的經貿夥伴。此次談判中國說雙方「就部分問題達成共識」。但是需要認識到,無論雙方的共識在哪裏,都無法根本性改變雙方的經貿關係。中美在地緣政治、社會進程和公民權力方面的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現在的貿易爭端只是從一個角度折射出這種差異。
中美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是另一個無法跨越的鴻溝。美國已經是成熟發達的經濟體,超越了「用汙染換髮展」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而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但幾乎每一個產業都處在剛剛起飛或者趕超階段。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上巨大的地區差異使得能夠選擇的發展模式不同於美國。美國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改變產業政策、放棄「中國製造2025」、不再對美國的科技和工業產生威脅,但這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和曾經美國對於俄羅斯和日本的恐懼類似,對中國的敵意也來自雙方實力差距的縮小。
對中國來說,這場貿易談判是一場路線的考驗。中國改革正如高層所說「進入深水區」,各方利益集團難以平衡。中國能否安然度過這場中美貿易爭端,取決於決策層是否能夠在保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將貿易危機轉化爲改革的動力。美國對於中興的處罰措施和對智慧財產保護的要求是合理的,中國對智慧財產的保護和立法在過去幾年有所進步,但改革步伐仍可加大。中國國企改革舉步維艱,大量補貼擠出了有效率的私人資本,面對來自美國的貿易壓力,中國政府可以順水推舟加快改革。
麥卡錫主義歸來?
川普上任以來,親華派的聲音日益黯淡。如今,白宮的對話基本由強硬派主導。這難免讓人想起上世紀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悲劇:民粹主義氾濫,暴力剷除異己。但今天美國親華派的失勢並不是由於政府壓力,而是美國社會思潮的轉變,親華派僅僅是順應了社會潮流。去年美國將中國定性爲「修正主義國家」,這反映了中國在美國眼裏已不是一個可被爭取的對象,而是競爭對手了。各種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確損害了相當部分美國人的利益,除了底層產業工人的工作被中國人「偷」了一大塊,中產階級受到的影響也在增大,包括中國洶湧的移民大潮對美國社會的衝擊。美國的擔心並非毫無來由。
和當年麥卡錫主義對共產黨的恐懼相比,現在的美國並不怕共產主義的政治影響,而是更多出於經濟和國際影響力的考慮。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與發達國家在當地的投資形成直接競爭。尤其是在基建項目上,中國國企公司通常會以低價中標。不少發展中國家並非完全認同中國發展模式,但近兩年中國爭取到了一些搖擺國,比如東歐的喬治亞。阿納克利亞(Anaklia)深海港是喬治亞的百年大計,開始項目並沒有引進中國資本,而是給了一個美國-喬治亞合資企業。喬治亞想借此展示自己的大西洋血統,認同的是西方價值觀。但中國一流的基建能力和低息貸款的吸引力太大了。2017年中格簽署了中國在中亞地區的第一個自貿協定,阿納克利亞港口也接受了上海振華重工5000億美元的投資。儘管中國並無特定輸出的價值觀,但是建設本身似乎越來越算一個價值觀了。
川普恐怕暗自羨慕中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但是他不可能領導美國走政府主導的發展道路,不可能大興土木,也不可能降低福利,即使這在短期內是最有效利用資源的方式。如今美國內部政治分裂嚴重,兩黨難以有效合作,川普的對華強硬態度在選民中威信極高,就算共和黨不認同,爲了黨派利益還是會站隊給川普。中國需要準備好要面對的,並不是短短兩天的貿易談判,而是未來可能長達幾十年的中美競爭。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看到的檔案,美國高級別談判代表團要求中國在2020年之前使美中雙邊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降低關稅,並削減對新興產業的補貼。
去年美中貨物與服務貿易逆差爲3370億美元,在此基礎上削減2000億美元的目標,比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3月提出的1000億美元增加了一倍。該檔案顯示,美國計劃在從6月1日開始的一年時間裏把美中貿易逆差削減1000億美元,並在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之間再削減1000億美元。
該討論檔案要求中國降低關稅,直至不高於美國對同種貨物徵收的關稅水準。
該檔案還呼籲中國削減與中國產業政策計劃《中國製造2025》(Made in 2025)相關的補貼,該計劃旨在促進包括電動汽車和人工智慧在內的尖端產業的發展。
該檔案還呼籲取消影響在華運營的美國企業的投資限制,包括持股上限。
在定於週五在北京結束的雙邊談判之前,這份檔案就交給了中方談判代表。
譯者/馬柯斯
世界最大油籽加工商的掌門人表示,中國買家已停止採購今年秋季將要收割的美國大豆,這個跡象表明貿易緊張正在改變購買模式,損害美國農戶的利益。
邦吉(Bunge)首席執行長索倫•施羅德(Soren Schroder)預計,美國將向世界最大糧食進口國中國銷售「極少的(如果還有任何銷售的話)」大豆。「中國的生意正從美國轉向巴西和加拿大,」他說。
中國警告稱,如果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真的像他威脅的那樣,對中國諸多輸美產品徵收關稅,它將對美國大豆開徵25%的關稅。去年美國對中國出口了價值120億美元的大豆。
白宮的一個貿易團隊本週前往北京舉行談判,可能會將雙方從懸崖邊緣拉回來。然而施羅德表示,中國買家已經對這一現實威脅(現在購買、未來交付的農產品可能受到關稅打擊)作出了反應。
「在夏季,通常你會開始接到秋季收割的美國大豆出口的大額訂單,但今年沒有發生這種情況,」施羅德表示。「在局勢明朗之前,我對這些訂單還會不會發生感到懷疑。」
在北美、南美和亞洲擁有油籽加工和壓榨資產的邦吉,能夠很好地隨時瞭解不斷變化的貿易流量。施羅德在談到對華銷售情況時表示,「當前局面與之前大不相同」。
官方數據尚未顯示施羅德識別到的那種轉向。美國農業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統計數據顯示,截至4月19日,商家已承諾在9月1日開始的銷售年度向中國出售95.4萬噸美國大豆。一年前的可比數字爲98.2萬噸。
幾年前,這一數字超過500萬噸。美國逐年向南美讓出了一部分大豆市場,尤其是巴西現在佔據了更大的銷售份額。
眼下是種植季的早期,銷售確實傾向於疲軟,因爲美國農戶只種下了一小部分作物。2016-17年度美國對華大豆出口總量達到3620萬噸。
大豆已成爲美中貿易口水戰中最具爭議性的領域之一,部分原因是這種作物的種植區位於美國中西部,這裏的幾個州在大選中投票支援了川普。
施羅德發表上述言論之際,邦吉報告在截至3月份的三個月裏淨虧損2100萬美元,好於預期。該公司表示,其油籽業務有所好轉,得益於阿根廷大豆歉收所造成的價格走勢。
邦吉預計,其農業綜合業務部門2018年的營業利潤將達到8億至10億美元,提升了業績指引。「農業綜合業務正在大舉復甦,」施羅德對分析師們表示。
施羅德表示,邦吉正在集中精力利用多年來最有利的市場條件,以及消化近期的一筆收購。這番話可能給嘉能可(Glencore)和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接洽所引發的收購傳言降溫。
「我們對我們的業務感到非常滿意,」他補充道。「我們正忙於整合本公司自2002年以來最大的收購以及我們的重組計劃。這是我們的焦點……還有就是充分利用一個好年景。」
譯者/和風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堅稱,歐元區經濟仍將保持強勁成長——儘管近期有所放緩,但警告稱,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政策對該地區經濟構成了威脅。
在最新發布的歐盟經濟成長預測中,歐盟委員會維持了其對2018年和2019年歐元區經濟成長的預測,堅稱近期數據表現不佳是受「暫時性」因素影響。
但歐盟委員會指出,美國經濟政策「危險組合」——財政刺激、美聯準(Federal Reserve)升息,以及貿易戰前景——所產生的風險,很可能令市場和歐洲企業不安。
「若這些風險成爲現實,可能會導致近年變得更加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歐洲經濟擴張脫軌,」週四發佈的報告稱。「歐洲的實體經濟無法免受突如其來的市場調整影響。順週期財政立場和內視型貿易政策相結合,帶來了一個危險組合。」
布魯塞爾表態干預之際,歐盟與美國的關係圍繞川普政府的鋼鋁關稅處於緊張狀態。本週,川普給予歐盟30天的鋼鋁關稅豁免。美國是從上月開始加徵這些關稅的。
歐盟經濟事務負責人皮埃爾•莫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表示,布魯塞爾將繼續進行遊說,爭取永久豁免。「我們認爲,保護主義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它只會製造問題,」他說。
週三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歐元區經濟增速有所放緩,2018年初降至18個月以來最疲弱水準。但歐盟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們維持了2月作出的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GDP)預測。布魯塞爾方面仍預計,由19個國家組成的歐元區2018年和2019年的經濟成長速度將分別達到2.3%和2%。
譯者/何黎
近期美國貿易代表組團七人來華談判,市場解讀爲「羣鷹畢至」。4月30日白宮發表聲明公佈了川普政府派往中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名單:美國財政部長斯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見文首照片)、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美國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副顧問埃弗雷特•埃森斯塔特(Everett Eissenstat)、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以及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
美國會派遣全是鷹派的團隊嗎?除非川普政府根本不想談判或是計劃把交易談崩。顯然無論從國家利益的角度,還是務實商人「談生意」的角度都不大可能。所以談判班子必定是「鷹鴿組合」或者「紅白臉組合」。美方代表究竟誰鷹誰鴿?誰是全面鷹派,誰是對華鷹派?筆者認爲,弄清楚這個問題不僅有利於理解本次談判,也有利於理解川普內閣對華政策特點。
核心內閣梅努欽
財長斯蒂文•梅努欽,畢業於耶魯大學,1985年進入高盛,曾任高盛抵押貸款支援證券交易業務負責人。2002年從高盛離職,兩年後創辦對沖基金都恩資本(Dune Capital Management LP)並任總裁兼首席執行長,是川普競選團隊的財務金融主席,曾經爲川普競選團隊籌集到1.69億美元競選資金,是川普自籌資金數目的2.56倍,深得川普信任。梅努欽和川普一樣是「政治小白」,進入白宮之前沒有任何政治履歷,梅努欽是川普內閣「高盛派」唯一剩下的人,之前還有前總統經濟顧問加里.科恩。與科恩不同的是,梅努欽一直支援川普的執政主張並推進執行。梅努欽是川普稅制改革起草班子,即「稅改六君子」之一,對川普政府成功推進稅改功不可沒,是川普女婿庫納什之外最信任的內閣成員。
梅努欽還主推美國基建計劃,是川普政府2018年2月公佈的4.4兆美元預算計劃背後的主要推手。金融監管方面,華爾街出身的梅努欽主張修改放鬆「多得.弗蘭克」法案——大蕭條之後誕生的最全面的金融監管法案;在匯率政策上,梅努欽主張把匯率操縱定義爲不公平補貼,他並不主張專門針對中國貼上匯率操縱標籤。可見梅努欽的政策主要對國內,對華政策上並不是市場所認爲的大鷹派,但也並非對華鴿派,更準確的是對華偏中性。
貿易沙皇羅伯特•萊特海澤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負責人羅伯特•萊特海澤,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世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川普身邊的「狠角色」,是強硬的貿易現實主義和貿易強硬派,外號「美國貿易沙皇」。1981年-1989年,曾在里根政府內擔任美國貿易副代表,參與過二十多個國際協議關於鋼鐵,汽車和農產品的貿易談判。其中,中文世界傳言他與1985年主導「廣場協議」有關(編者注,目前這種說法並沒有十足證據)。
2017年8月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行政備忘錄,正式授權萊特海澤對「中國不合理或不公平貿易」做法發起調查,即對華開展「301調查」,以確保美國的智慧財產和技術。需要說明的是美國「301條款」並不僅僅只針對中國,美國發布的《2017年特別301報告》把中國和印度等11個美國貿易伙伴列入智慧財產保護不力的重點觀察國家名單。里根政府時期,萊特海澤針對日本鋼鐵也動用過「301」條款。針對中國的「301」條款,主要涉及中國在《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重點發展的所有先進行業,包括電動汽車、高科技船舶和航空航天技術等領域徵稅。
萊特海澤曾表示要審查美國所有的貿易協定, 2017年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演講表示「試圖判斷哪些符合美國的利益,哪些還有改進空間」。可見在對外貿易政策上萊特海澤錙銖較量,鐵面自私。他對WTO框架極爲不滿,曾在國會上狠批WTO框架,指出WTO爭端解決機制缺乏效率,他甚至聲稱中國是WTO的「威脅」,並建議美國挑戰WTO多變貿易協調機制,以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除此之外,根據媒體報導,萊特海澤在NAFTA談判中提出很多富有爭議的條款,如建議在NAFTA中設立一個5年的「日落期限」:5年期滿後如果得不到所有締約國的書面續約,條約將自動終止,這引起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等貿易聯盟國家的強烈不滿。今年5月1日赴華談判之前萊特海澤曾向媒體表示:「我的目標是讓中國更加開放,並不試圖改變中國的經濟制度」,「中國的制度看起來對他們很管用」。這些言論看起來更像是他的一種策略,一種尊重對方的底線和原則以減少成本換取談判利益的博弈策略。
彼得•納瓦羅:非主流極端經濟學者
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30餘年,非主流經濟學家。納瓦羅是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擁護者,自由貿易反對者,鼓吹「中國威脅論」。
其作品《反響思考戰勝經濟週期》、《如果巴西下雨就買星巴克股票》一度獲得市場追捧。他曾在《解構中國價格》一書中稱中國產品由「補貼,低估匯率,假冒和盜版」形成,還出書告誡與中國經濟往來風險很高。
他自稱擁護川普強調的「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貿易協定,但政策上又是自相矛盾的貿易保守主義者。他還說「自始至終堅信雙邊貿易逆差的重要性」,然而筆者認爲他對中美逆差的深層次原因卻一知半解,不得要領。
搖擺主義羅斯
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是個「中國通」。他曾於20世紀90年在中國廣東投資了汽車零組件廠(與日本合資),2005年他的國際紡織集團在浙江嘉興投資1億美元,還曾援助過汶川地震的災後重建。
因爲與中國生意往來密切曾經一度在對華態度上偏鴿派。他是美國鋼鐵貿易的受害者,曾收購了幾個瀕臨破產的美國鋼鐵公司,進行債務重組之後打包賣給了印度鋼鐵巨擘米塔爾鋼鐵,所得是現金與股票各一半。因其它國家(包括中國)鋼鐵出口價格低廉,米塔爾鋼鐵的股價因經營不善近年來大幅縮水,羅斯損失慘重。
因爲這一經歷,再加上曾經被川普公開批評對華政策軟弱,他的對華態度逐漸走向鷹派。他最擅長的是企業破產重組,曾深度參與了很多美國衰落的行業,比如鋼鐵、煤炭、紡織等等,主張對美國鋼鐵和鋁材產品進口徵收高額關稅或者實行配額制度,是「232」條款推行者,也是中興通訊一案的主導者。針對中美貿易他有以下主要觀點:中國對鋼鐵等行業高度補貼,造成了大量的過剩產能,衝擊了全球市場。他認爲美國貿易逆差兩個根本來源:一個是中國,行業上主要是汽車。中國的貿易順差造成中國國內貨幣供應量過剩,針對這一觀點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進行過公開批判,認爲羅斯這種經濟學上的無知很可能會對美國造成災難。
羅斯還認爲中國不太可能因爲貿易糾紛不再購買美國大豆,因爲美國大豆在中國市場佔有率非常高,要替代不容易,替代成本很高。認爲中國不敢拋售美國國債,因爲他們無法承受拋售導致的價格下跌。羅斯一直研究中國的五年規劃,所以對《中國製造2025》已有關注,也是遏制《中國製造2025》的主要倡導者。
初級分析師出身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影子鷹派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柯德洛,普林斯頓政治和經濟專業,但未取得學位。曾在里根政府任職於白宮管理及預算局,幫助制定經濟政策,是供給學派的擁護者。
他涉足經濟是從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初級經濟分析師開始的。1987年至1994年期間擔任華爾街投行貝爾斯登(The Bear Stern Companies)的首席經濟學家。次貸危機爆發前,他曾堅決否認美國可能陷入經濟危機。他曾經所在的貝爾斯登投行在次貸危機期間倒閉。2001年以來,曾在美國CNBC電視臺主持「柯德洛報告」(The Kudlow Report)。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柯德洛曾在稅收和關稅及其他問題上向川普提供意見,最初他是支援自由貿易的,這點與川普的主張有出入,不過整體上但他對川普的經濟決議基本支援。科恩辭職之後即被川普任命爲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對內支援稅改,對中國態度偏鷹派,他認爲中國「不按規矩做事已經很久了」,主張在貿易方面進行強硬回應。但4月初柯德洛曾表示:「美方對中方開出的關稅清單可能並不會執行,一系列的行動可能僅僅是讓中國就貿易慣例進行談判的一種策略」,由於他並非貿易方面的專家,對中國知之甚少,可以推斷他對的華貿易態度只是川普的翻版,可稱爲「影子鷹派」。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
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曾任美國中部農業州「艾奧瓦州」州長,該州號稱「美國糧倉」。
中國與艾奧瓦州貿易聯繫緊密,是艾奧瓦州第二大產品出口國。作爲州長的布蘭斯塔德對農產品貿易非常熟悉,此次作爲中美貿易談判一大員,也是川普政府農業貿易戰的一張牌。布蘭斯塔德擁護自由貿易,但更重視增加出口,雖然與川普反自由貿易的主張有背,但在減少美國貿易逆差這一點上高度一致。布蘭斯塔德對華人友好,與中國政商關係密切,相對鴿派。今年以來的中美貿易爭端,中國的反擊策略目前主要涉及到農產品如生豬,高粱等,未來也可能涉及面擴大到玉米和大豆。對美國而言,農產品區也是川普的「票倉」,對期中選舉至關重要。
中美談什麼?
近期美國財長努欽表示將與中國進行貿易對話,討論四方面內容:貿易不均衡、智慧財產、合資技術和合資企業。就談判內容來講並沒有超預期的地方,正如財長努欽所說「這些是川普總統去年一直關注的問題」。
中美貿易逆差是本次談判放在首位的主題。川普今年3月曾經發推特要求中國拿出方案,令美國貿易逆差減少1000億美元。這遭到中國反對。難以想像的是一直反對中美貿易保護的美國,又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貿易保護。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增加3752億美元。而中國海關總署統計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爲2758億美元,雙方統計相差994億美元左右。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指出,造成這種數字上的差異主要因爲轉口貿易、服務貿易以及統計偏差等。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約爲380億美元。若以此爲粗略標準算上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以及美國要求的縮減逆差幅度(約爲中國對美國逆差總額的1/4),最壞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貿易逆差談判的規模大約在594-843億美元之間。其次,2016中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淨出口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2015年以來均爲負值,2016年甚至高達-9.6%,我國外貿依存度實在下降的。再次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但對日本和歐盟貿易逆差,如果按照美國的邏輯,中國似乎應該同時與日本和歐盟展開貿易逆差討伐。
智慧財產方面的談判,關係到「301條款」。白宮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涉嫌侵犯智慧財產方面的調查。該調查旨在「確認中國政府有關技術轉讓、智慧財產和創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有歧視性,且給美國商業造成負擔或限制」,川普政府主要針對中國製造2025。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公佈檔案顯示,美國將針對以下四個方面的行爲進行調查:一是中國政府是否利用部分工具控制或干預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以便將技術和智慧財產轉讓給中國企業;二是中國政府是否剝奪了美企和中企在進行與發放許可證及進行其他技術相關的談判時制定具備市場基礎的條款的權利,是否削弱了美企對其中國技術的控制力;三是在中企透過收購美企獲得尖端技術及智慧財產並進行十分重要的大規模技術轉讓時,中國政府是否有失公平地促進了系統性投資;四是中國政府是否進行或支援了未經授權入侵美國商業電腦網路竊取美國智慧財產、商業機密的行爲,這一行爲是否又損害了美企,或爲中企提供了競爭優勢。另外,其他在技術轉讓、智慧財產、創新等領域的實踐、政策和做法也或將包括在調查之中。美國智慧財產委員會2017年報告認爲美國每年因中國侵犯智慧財產損失高達3000-6000億美元。美國應該看到近年來中國在智慧財產保護方面的進步,如中國著作權、商標、專利侵權案件的平均判賠額與判賠支援率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中國去年取代日本成爲全球第二大專利權申請國,中國專利權申請數量穩步成長。但專利數量和增速並不代表所有,中國在半導體、機器人和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與美國差距仍大。但不管怎麼樣,任何一個後發國家的進步是不可逆的。
合資技術和合資企業方面,美國認爲很多關鍵行業中國仍然限制外國公司的市場準入,儘管中方做了承諾,但很多方面可北京並沒有踐行。中國政府今年承諾了一系列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並積極付諸實施。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宣佈了中國對外開放重大舉措。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宣佈了12項中國金融擴大對外開放舉措,包括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等6項措施,今年內爭取開通「滬倫通」等。近期中國銀保監會承諾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等措施;中國證監會發布《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措施,都是針對外資企業的開放措施。政策頒布之後,立即有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商業銀行與保險機構申請落地中國,與此同時第一家外資支付機構,英國World First獲得中國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世界徵信業務巨擘,總部位於愛爾蘭的益博睿公司,開始在中國申請徵信業務許可,這都是中國金融開放的實際行動。
中國需要什麼?
中國在這次談判中需要爭取的是中國發展與轉型的時間,中國更應該聚焦國內經濟結構改革。距離2020年收入翻番計劃的完成已經不遠,中國在應付好中美貿易爭端的同時,不應該打亂原有的發展計劃,更不應該因貿易戰耽誤中國的轉型與發展進程。中國與美國相比科技實力和發展質量還相差甚遠,封閉就意味著落後,還需要向科技實力雄厚的歐美學習,同時也更應該深耕國內自主研發,切實深入推進國內經濟改革。總體上,市場對這次貿易談判持謹慎樂觀的態度。預計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並不是一個或者兩個回合的談判就結束,一兩個回合結束的貿易戰代價必定是高昂的。中國應該做好貿易戰談判的持久戰,預計談判也將由政府層面向企業層面具體展開。
(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部分資料來自網路與媒體報導整合)
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的產物,也應以全球視野客觀解讀。一旦基於誤判訴諸貿易戰,衝擊將是巨大的,並不僅在貿易領域,也不能只看經濟問題。因此,雙方應圍繞如何擴大中國自美進口這一關鍵問題,透過磋商縮小分歧,透過政策創新尋找答案。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長梅努欽之間的會談,值得期待。
全球視角: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形成和誤讀
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與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特徵相關,從根本上是由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和產業鏈分佈格局決定的。因此,全球視角對於正確認識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性質和規模至關重要。
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的規模很大,但程度卻沒有美方認爲的那麼嚴重。第一、從統計差異看,中國統計的對美順差規模和美國統計的對華逆差規模相差約1000億美元(2017年爲994億美元),與美方提出的減少逆差要求相當。第二、從價值鏈看,中國出口的工業製成品中包含很多進口零組件,有的出口產品僅在中國完成組裝環節,而貿易統計顯示的確是商品總價。實際上,中國出口總額中本國增加值佔60%多,遠低於美國70%以上、日德80%以上的水準。第三、從國際分工看,中國作爲很多國家和地區(如南韓、中國臺灣)企業的生產和出口平臺,實際上爲它們背了貿易順差的「黑鍋」,而合同製造模式的盛行則意味著一些美國企業(如蘋果公司)都在中國生產產品然後出口美國。統計上看,外資企業佔中國出口比重雖然有所下降,但仍高達四成以上(2017年爲43%);中國最大出口商排名中,外資企業(特別是臺資合同製造商)一直保持領先地位。
另外,中國在對美享有貨物貿易鉅額順差的同時,對美服務貿易的逆差規模也很大。過去10年,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成長5倍,2016年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高達557億美元。單純從貨物貿易看,中國也是美國出口成長最快的市場之一,佔美國出口的比重已經從2000年的2%成長到了近年的8%,且成長潛力巨大。
不可否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是世界經濟整體不平衡的一部分,顯示了再平衡的必要性,而這並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另外,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根植於兩國經濟的結構性特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經貿領域的「市場失靈」,其形成是一個長期過程,具體解決也須假以時日。
後果預測:貿易戰的威脅並不僅僅在貿易
這次中美貿易紛爭加劇,始於美國於去年8月重新拿起301這一塵封已久的貿易武器。當時筆者就預測:「中國政府透過引進技術和自主創新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戰略以及一系列相關政策可能成爲調查對象;中國的高科技行業和企業難免受到調查影響,特別是通訊設備、整合電路等重要行業,以及那些處於創新前沿的民族企業」。
美國的301調查以國內法爲依據,在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已經很少使用了。重拾301調查這一單邊、保護主義工具,有幾方面原因。首先,國內政治考量。在中美貿易方面採取「進攻性」舉措,一方面兌現競選承諾,另一方面可以迎合「民意」、備戰期中選舉。其次,回應企業訴求。中國政府推動自主創新以及整合電路等高階產業發展的政策在美國等個別發達國家引起了一些不安;另外,也有美國企業對所謂「強制技術轉讓」的問題表達了不滿。再次,作爲談判籌碼和施壓手段。美方認爲,「百日計劃」等對話並未取得預期效果,因此指望透過施壓以減少對華貿易逆差。
今年3月22日,美國依據301調查結果宣佈了幾項具體措施,特別重要的是計劃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中國做出了針鋒相對的回應,宣佈擬對部分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徵關稅。一時間 ,貿易戰的陰雲密佈。
一旦已經提出的關稅清單實施,中美貿易戰爆發,雙方的就業、進出口、產業發展和經濟成長將遭受衝擊,一些第三國也會受到負面影響,剛剛有所起色的世界經濟復甦進程勢必陷於停滯。隨著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演變,出口和貿易順差對中國經濟成長的直接拉動作用已經有所降低,但其方方面面的影響仍是巨大的;對美國而言,來自中國的進口對消費者福利、物價水準乃至整體經濟穩定發揮著顯著作用 -- 顯然,貿易戰可能對雙方的宏觀經濟帶來不可預見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貿易問題、經濟數字和靜態效應,還要考慮間接衝擊、政治影響和長期後果。中美兩大國、兩大經濟體之間如果爆發貿易戰,勢必對全球金融市場和多邊經貿體系產生嚴重的心理影響和間接衝擊,並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和跟風效應。雖然背景完全不同,但1930年代美國挑起貿易戰的嚴重政經後果可資殷鑑。
政策博弈:應圍繞如何擴大中國自美進口做文章
鑑於貿易戰後果嚴重,中美雙方應避免誤判,避免決策受非理性因素左右,應透過磋商解決分歧。美國和中國分別是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倉石」。中美貿易關係穩定發展不僅對兩國經濟以及更廣泛的利益至關重要,也影響著世界貿易和經濟的復甦進程,乃至世界政經格局的長期演進。
中國主席習近平4月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發表主旨演講,提出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四項重要舉措。另外,習主席提出的擴大進口、促進經常項目收支平衡的希望,也展現了謀求合作、尋求共贏的建設性姿態。之後,美方的一些表態也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積極的信號。美國總統特使、財長梅努欽將於5月3日至4日訪華,並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就中美經貿問題交換意見,這爲雙方透過積極磋商消除貿易戰的現實威脅提供了契機。
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正確方向應該是擴大中國自美進口,而非限制中國對美出口。爲此,雙方需要進行有效商談,做出必要妥協。擴大中國自美進口(美國對華出口),應加強對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的分析研究,從而有針對性地採取有力、有效的政策手段。對中國而言,擴大自美進口可以和改善環境、健康等民生訴求更好地結合起來。美國則應考慮放鬆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和出口掛鉤的任何限制性措施都與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初衷背道而馳。現有多邊貿易體系並不完美,但還是提供了有效的貿易救濟措施和爭端解決機制。WTO成員國應立足於在多邊架構內解決問題,訴諸國內法和單邊措施將對多邊貿易體系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的帶來嚴重威脅。
面對關於貿易戰沸沸揚揚的討論,筆者一直強調 「中美經貿和爲貴」。貿易戰兩敗俱傷,其結果必然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面對貿易站的威脅,在戰術上做好充分「應戰」準備的同時,在戰略則應強調「止戰」。只要堅持磋商,達成妥協,雙方都是贏家。
戰略思考:「和平崛起」和「新型大國關係」的經濟內涵
一次讓步可能帶來更高的要價,任何妥協也不能帶來一勞永逸的結果。的確,伴隨中國經濟的轉型、提升和進一步發展,中美雙邊經貿關係會持續處於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將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
如何以長期穩定的制度安排取代短期不確定的政策博弈,如何在制定和實施積極的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的同時努力地拓展國際政策空間,如何在競爭中強調合作、在「勁敵」中尋找「好友」、在崛起中實現雙贏,很多問題值得思考。從長遠來看,這涉及兩方面的戰略問題:
其一,明確「新型大國關係」的經濟內涵。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實現中美雙方長期互利共贏的必然要求。在國際經濟環境和兩國經濟實力動態演變的背景下,探索「新型大國關係」的經濟內涵並爭取就此建立共識就顯得越來越重要。從長遠目標看,涵蓋貨物和服務、總體穩定、漸進調整、基本平衡的雙邊貿易格局應該是其中一項內容。
其二,強調「和平崛起」的經濟意義。應堅持「和平崛起」,並充分認識其在國際經貿關係方面的指導意義。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之一。在當代國際關係背景下,「和平」並不僅僅意味著沒有戰爭,也要求避免嚴重經貿衝突的爆發。特別是在大國之間,兵戎相見的可能性很小,而經貿博弈的重要性日增。因此,「和平崛起」的經濟意義不可忽視,貿易戰的長期危害不容低估。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梁國勇爲經濟學學博士,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標普全球(S&P Global)警告說,美國企業是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華貿易戰的最大輸家,在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交火後,特斯拉(Tesla)、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和博地能源(Peabody Energy)等公司面臨的信用風險比中國同行更大。
美國總統威脅要對價值近1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許多人擔心此舉可能會導致一場針鋒相對的貿易戰。
儘管美國的關稅威脅到了從黑膠唱片到飛機零組件的所有產品,但中國對美國輸華商品(包括蔓越莓、硬粒小麥和黃豆)徵收了更高的關稅。
川普的貿易團隊將於本週抵達北京,希望隨著潛在影響變得愈加清晰,兩個大國將退出日益加深的爭端。標普警告稱,其中一個潛在影響是,擬議中的關稅對在美國上市的工業、能源及金融企業的影響比對中國企業更大。
標普昨天發佈的一份報告稱,在川普發出關稅威脅後的一週,約有65%的美國上市企業發現,它們在未來一年發生違約的幾率增加了。
約有58%的中國上市公司面對同樣的違約幾率上升風險。美國企業違約幾率的中位數變動爲13%,而中國企業只有3%。
「考慮到國際供應鏈的複雜性,許多市場參與者擔心新關稅可能會帶來破壞性的意外後果,」標普表示。
關稅計劃公佈後,美國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幾率在一週內大幅上升,其中電動汽車製造商特斯拉的違約風險幾率飆升近200%。標普報告稱,該公司約有17%的收入來源於中國。煤炭集團博地能源的違約風險幾率上升了427%。
「在這類情況下,供應鏈總是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和中斷,」澳新銀行(ANZ)駐香港高級經濟學家楊宇霆(Raymond Yeung)表示。
譯者/何黎
看似矛盾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在一場貿易衝突中輸掉可能比取勝更好。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努力迫使中國向全球貿易開放,是在尋求達成一項短期內對美國有利的協議。但從長遠來看,中國將是贏家。
儘管人們普遍認爲,貿易戰對兩國來說都是一場災難,但中國國內的改革者可能會抓住這一機會,加快國內改革。這些改革事關重大,使得即使更高的關稅和其他措施一開始會衝擊中國的出口,但中國的實力仍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加強。
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應對生產過剩、消費低迷和出口依賴的惡性循環。中國經常宣稱的轉向消費和服務的計劃更多是理想而非現實。其受阻與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試圖對產生收入和就業的重工業加以保護有很大關係。因爲國家對權力的掌控如此有力,並且國內市場規模很大,所以要求變革的內部壓力不大。各個政府機構圍繞權力爭吵不休,導致重大改革受阻。
中央政府內一些沮喪的改革者,厭倦了地方對降低產能和關閉殭屍企業的抵制,他們曾私下裏建議炸掉一些鋼鐵廠。此想法借鑑了孫子在古代戰爭中的策略,即渡河上岸後燒掉船隻,斷絕士兵的退路。
如今,美國總統川普以外部威脅對中國發起挑戰,也許會提供中國下一輪改革所缺失的催化劑。不要忘記,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曾利用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爲國企現代化改革提供理由。可以說更自由的貿易帶來的效率提升,刺激了中國多年的快速成長。
歸根結底,針對美國壓力採取相應措施,是符合中國利益的。中國的消費者將會雙重受益。首先,降低汽車、葡萄酒和乳酪的關稅,將增加他們的購物選擇。其次,中國消費者也承擔了補貼國內鋼鐵生產的成本,而補貼的受益者則是汽車製造商和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商。
更廣泛地來看,目前要求海外公司與中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和轉讓技術的規則,從長遠看對中國沒有什麼好處,但會招致負面報導。只有技術水平較低的二、三流公司,才樂於利用它們的專業知識,換取中國市場的准入機會。
中國早已過了需要對本國產業加以保護的階段。中國的公司能夠自主創新,對競爭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向頂級海外競爭對手開放將對整體經濟產生積極影響:對高技能行業的外國投資將會流入。開放金融市場已進入日程。但中國仍必須改革其金融行業——該行業目前是資源高效配置的瓶頸,也是不負責任者的樂園。
川普政府應該謹慎許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它成功透過談判改善了中國市場賦予美國的貿易准入,其結果可能對中國經濟、而不是美國經濟更有利。中國通訊公司中興通訊(ZT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過去一度過分依賴先進的美國技術,使自己任由他人擺佈。現在,中國的公司有了推進自主研發的動力,並有望在可預見的未來成爲其美國對手的強大競爭者。
哲學家孟子曾說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中國也許會在貿易戰中蒙受一定的損失,但這可能讓中國因禍得福。
本文作者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副教授
譯者/何黎
本週晚些時候,一個美國高級談判團隊將抵達北京,討論美中貿易戰與技術戰。這次討論的醉翁之意不在貿易。美國已保持了40年貿易逆差,這一狀況遠遠早於中國成爲一個貿易大國。正如許多專家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的貿易赤字主要是由其低儲蓄率造成的,而這基本與中國沒有關係。據報道,該團隊會要求中國將雙邊赤字削減1000億美元,這在概念上不合邏輯,也不現實。
這場經濟戰更主要是爲了保護美國的技術優勢。美國白宮的最新一輪貿易制裁利用了《1974年貿易法》(1974 Trade Act)中的301條款,指稱中國侵犯了智慧財產(IPR),採取了不公平的貿易做法。盜竊智慧財產不是問題。假設這種行爲存在,它也應該且正在得到處置。
更嚴重的關切是,中國是否正透過《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和其他產業計劃,不公平地補貼戰略性產業,違反世貿組織(WTO)的指針,特別是「強迫」外國公司將其技術轉移給中國,作爲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的條件。
所有國家都有支援戰略性產業的項目。問題更多在於強制轉移智慧財產。中國否認這是官方政策;記錄在案的「強迫」轉移例子幾乎不可能找到,或者任何此類意圖都不可能寫入書面檔案。
然後,重點轉向這個過程——要求外國公司與中國合作伙伴組建合資企業,作爲開展特定業務的條件,這麼做是否「公平」。一般來說,企業和國家之間的技術轉移被認爲是可取的,因爲更新的技術被分享得越廣泛,各個國家就會發展越迅速。只要智慧財產得到保護,國際社會就將這種轉移視爲一個可取的目標。
世貿組織特別指出,作爲保護智慧財產協議的一部分,「發達國家成員必須爲其公司提供激勵,以促進技術向最不發達國家的轉移。」雖然協議中提到的是最貧窮的國家,但這一原則被認爲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家,而與這種觀念有衝突的規則往往被完全忽視掉。
讓這種局面看起來不公平的是,鑑於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有些外國公司也許感覺必須進入中國市場,那麼中國公司在與這些外國公司談判時就具有一種優勢。從中國角度看,這種准入被視爲一種可以協商的利益,因爲如果一家公司不願意轉移智慧財產,那麼可能會有其他公司願意這麼做。然而,有一種邏輯認爲,中國的巨大規模賦予了它在與外國公司打交道時的壟斷權力,這個問題需要得到解決。
在中國政府看來,提升自身在價值鏈中的位置是逃離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少數成功案例幾乎都是能夠從西方吸收技術,然後逐步過渡到發展自主技術的東亞經濟體。因此,設置阻礙技術轉移的障礙,就等於阻止中國發展成爲高收入國家。
合資企業可能是這個過程中一個強大的工具,這是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近期一項研究的主題。該研究得出結論稱,美中合資企業導致的技術轉移給中國帶去的利益,是外資獨資企業技術轉移給中國帶去的利益的兩倍。由於被選定的中國合資夥伴可能屬於中國公司中生產率較高、財力較強的,美國公司也從這種安排中受益。因此,報告作者得出結論稱:「拋棄合資企業模式可能會放大負面效應,削弱外國投資帶來的正面效應。」
美國官員一直主張,這種做法可能適得其反。智慧財產盜竊經常被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每年發佈的《301報告》(Section 301 Report)把相關國家劃分爲不同類別的智慧財產「違規者」。中國與其他在從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爲高收入國家的階段曾被視爲違規者的成功的亞洲經濟體類似。快速成長的發展中國家很容易侵犯智慧財產,但一旦它們達到更高的收入水準,這種情況就會消失。
一個普遍觀點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制度也將會演化,從而更好地保護智慧財產。實際上,這一現象正在發生;在中國美國商會(Amcham-China) 2018年的調查中,96%的受訪者回答稱,中國的智慧財產執法近年來有所改善。但仍有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覺得中國的營商環境友好度有所降低。
中國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改變營商環境,比如加強其法院對裁決的執行能力,取消在許多行業組建合資企業的要求,正如北京方面宣佈在汽車行業逐漸取消外資股比限制那樣。
在國際層面,世貿組織的指針需要修訂,以應對有爭議的投資行爲。與此同時,解決美國具體關切的最佳途徑,是重啓已遭擱置的美中《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談判。
本文作者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著有《破解中國難題:爲何傳統經濟智慧是錯的》(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 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一書,該書2017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譯者/何黎
中國的政界精英如何看待世界?上週末,我參加了由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 and Thinking)組織的一場對話,與會者包括幾名外國學者、記者以及中國高官、學者和商界人士。這是25年來我在中國參加過的最坦率的討論。以下是我們的對話者向我們表明的7個主張。
中國需要強大的中央統治。這一想法基於一個觀點:中國在許多重要方面都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一位與會者甚至指出,中國有5億人擁護鄧小平的改革,同時還有9億人認同毛澤東的世界觀。另一位與會者指出,中央政府在各級政府的總支出中佔比僅爲11%,而公務員只佔總數的4%。其他人強調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種種巨大挑戰。
與會者們得出的結論是,約有9000萬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團結不可或缺。然而腐敗和派系內鬥威脅到了黨的合法性。一位高官甚至表示,習近平「拯救了黨、國家和軍隊」。這種觀點也證明了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合理性,不過對方強調這並不意味著永久的一人統治。
西方模式已名譽掃地。中國人已經建立起了一個由在黨控制之下的高學歷技術官僚精英管理的國家體系。這是中國古老的帝國制度的現代形式。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對這一精英階層可能產生過的吸引力如今已減弱。他們強調了西方國家在投資於本國實物資產或人力資產上的失敗,許多西方國家當選領導人素質不高,而且其經濟存在不穩定性。一位與會者補充說,「蘇聯垮臺後創造的民主國家90%現在都失敗了」。不能去冒這個險。
所有這些都增加了對於中國獨特模式的信心。但這並不意味著回到管制經濟。相反,正如一位與會者所表示的:「我們相信市場在分配資源方面的根本角色。但政府需要發揮決定性作用,這爲市場創造了框架。政府應該促進創業和保護私有經濟。」一位與會者甚至堅定認爲,「核心領導者」的新理念可能引向強有力的政府和經濟自由。
中國不想主宰世界,這一態度被一再重複。在與會者看來,中國內部問題太大,無力支撐這樣的野心。無論如何,中國沒有想好要怎麼做。但是,正如一名高層政策制定者所堅稱的,就中美關係而言,「我們必須合作應對共同的問題。」
中國正受到美國的攻擊。一位與會者認爲「美國已經向中國射出了四支箭,分別針對南中國海、臺灣、達賴喇嘛(Dalai Lama),現在又加上了貿易」。因此這是一波系統性的攻擊。許多人預計這次攻擊會變得更糟。它並不是因爲中國做了什麼,而是因爲美國人現在認爲,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和軍事霸權構成了威脅。
美方在貿易談判中的目標令中方費解。曾密切參與中美貿易談判的一些人,對美國到底想要什麼感到困惑。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到底想不想達成協議,抑或他的目標就是要挑起衝突?不管怎樣,這些高官們表示,他們理解並接受美方對於加強智慧財產保護的要求的正當性(及其對中國自身的價值)。他們也理解單邊自由化的理由,包括放開金融服務業。一位官員提出,中國願意讓《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劃成爲「世界的一個共贏」。但中國的技術升級沒有商量餘地。此外,如果美國對戰略敏感商品實施嚴格管制,且在發運煤炭或石油的基礎設施上缺乏競爭力,又怎能期望中國減少對美貿易的不平衡?
中國將挺過這些攻擊。中國與會者們似乎感到合理自信:他們的國家能夠經受住即將到來的考驗。有人指出中國已經是一個工業大國,其製造業規模幾乎相當於美國、日本和德國製造業的總和。中國有數量龐大的高技能人員。中國經濟對貿易的依賴度也低於過去。
另一位與會者進一步指出,美國企業也高度參與——並依賴於——中國經濟。其他人強調,中國人很可能比美國人更能喫苦,而且他們對美國強權的威脅具有高度抵抗力。的確,中國領導層在考慮讓步時不能忽視輿論。一些人堅稱,不管發生什麼事,中國的崛起現已不可阻擋。(見圖表)
他們進一步指出,雖然中國不能挑戰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優勢,但在西太平洋,這種格局已有所改變,中國在這裏正變得日益強大。就較長期而言,中國將發展起一支「一流」軍隊。
今年將是充滿考驗的一年。中美兩國的長期關係將是複雜而緊張的。但一位與會者表示:「這將是充滿考驗的一年。如果一切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這一年就沒問題;如果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它將會震撼世界。」北韓半島——中美合作的領域——問題上的進展可能是前者的先兆;貿易摩擦則是後者的預示。最終方向可能會重塑我們的世界。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本週派遣美國貿易政策領域的「豪勇七蛟龍」(Magnificent Seven,美國一部影片的片名,這裏指美國訪華貿易團的7名代表——3名內閣成員、3名高級顧問和1名大使)前往北京談判,以避免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爆發貿易戰。
但圍繞這些代表與中國官員的談判有一個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川普政府想從中國那裏得到什麼?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週二在準備登機時表示:「關於(在中國)令人感到不安的事項,我們的清單非常長。」
在川普派出的這隊人馬前往中國談判之際,有四點需要記住。這四點裏沒有一點預示著雙方將會很快締結協議。
一、川普政府相信,美國正與中國打一場生死攸關的經濟戰
萊特海澤在週二的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會議上發表了演講,他指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是對美國經濟的直接挑戰。他認爲,北京方面當前的產業政策支柱——習近平提出的在全球10個行業佔據領先地位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對美國經濟的未來和「我們的孩子們」的就業前景構成威脅。
萊特海澤表示:「改變中國的體制不是我的目標,但我必須做到讓美國可以應對它,不能讓美國成爲它的受害者。」
與前幾屆政府不同的是,川普及其助手還公開表示,允許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是一個重大錯誤,他們正在全力解決由此帶來的後果。
川普在上週末的密西根集會上表示:「(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成爲一個主要大國,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場恐怖秀。」
二、真正的戰鬥與科技有關
最近幾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華盛頓和北京互相向對方發出的關稅威脅上。但真正根本的戰鬥還是在技術領域,以及川普政府所稱的中國政府和企業數十年來盜竊智慧財產的行爲。
問題在於,北京方面能做什麼來解決它否認存在的問題。
華盛頓關切的一點是中國要求外國公司與當地合作伙伴組建合資企業並要求外國公司轉讓技術的做法。美國擬議的一項立法,將賦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簡稱CFIUS)審查此類海外合資項目的權力。該委員會主要負責審查外來投資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美國財政部還在研究其他投資限制措施,以阻止中國企業在美投資那些美國企業被禁止在華投資的行業。
貿易專家認爲,中國解決美國擔憂的一個簡單方法是取消對外來投資的現有限制,並徹底取消外國公司的持股上限。
三、川普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仍然是看貿易逆差,而中國必須解決這一問題
去年美國對華商品出口額達到創記錄的1304億美元,較2016年成長了12.8%,幾乎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7倍。但對川普來說,問題是2017年美國對華仍然存在3750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逆差。
多數經濟學家認爲,川普執著於逆差毫無意義。他們表示,雙邊逆差並不重要,它們更多是由宏觀經濟政策而非貿易政策導致的。從增加值的角度衡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也比表面上看起來的小得多——很多商品都是用來自世界各地的零部件在中國工廠組裝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潤落入美國企業的口袋。
但川普對此類觀點並不買賬,他已經要求中國將年度美中貿易逆差減少1000億美元。
上週六在密西根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時,川普對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進一步開放中國經濟的說法不以爲然。「他(習近平)說他將開始開放中國。當我們在貿易逆差中損失5000億美元、在智慧財產方面損失數千億美元時,這點承諾還不夠,」川普表示。
週二川普發推文補充稱:「前往中國的代表團將開始就中國與我們國家之間產生的大規模貿易逆差進行談判。這與北韓問題很像,多年前就該解決了,而不是現在。」
四、川普派7名顧問前往北京有一個緣故,而這對達成協議並非好兆頭
過去10天,川普訪華特使的陣容從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一人——數週以來梅努欽一直尋求獲准與中國談判一項協議——擴大爲一個由川普多位高級助手組成的、立場多樣的團隊。
據熟悉白宮內部討論情況的人士表示,這7名特使代表了美國政府內部在這場貿易辯論中的大多數派別,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陣營。
梅努欽、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以及新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一直力促與中國達成一項協議,以安撫金融市場的緊張情緒。而萊特海澤和白宮高級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推動與中國進行更猛烈和更長期的鬥爭。代表團中還有美國總統的高級國際經濟顧問埃弗裏特•艾森斯塔特(Everett Eissenstat)和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
由於成員們觀點各異,這個代表團不太可能迅速促成協議——這似乎是其意圖。去年夏天羅斯與中國官員談判了一項削減鋼鐵產能協議,結果被川普駁回,主要就是因爲美國政府中其他人的批評。
本週「討論將在北京進行」,納瓦羅週二表示,「(但)決定將在華盛頓做出」。
譯者/何黎
在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僅給予盟國一個月的鋼鋁關稅豁免後,美國和歐洲準備迎接一場激烈的貿易紛爭,華盛頓方面要求歐盟做出讓步,而布魯塞爾方面誓言不會屈服於美國的脅迫。
川普在最後時刻決定給予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第二個30天鋼鋁關稅豁免;鋼鋁關稅原定週二開始生效。此舉並未緩解大西洋兩岸的緊張局勢,雙方在如何讓臨時豁免成爲永久豁免方面分歧很大。
這場爭端,以及川普的關稅舉措可能觸發美中貿易戰的威脅,引發金融市場恐慌,並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ECB)的高級官員發出警告稱,保護主義浪潮可能會破壞全球經濟復甦。
在川普決定推遲徵收關稅後,法國、德國以及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加大力度呼籲白宮永久性豁免此項關稅,布魯塞爾警告稱,歐盟「不會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法國表示已「準備好與美國合作」,共同應對全球鋼鐵市場產能過剩的問題,但同時警告說,「只有當我們確定永久免受單方面提高關稅的威脅時,我方纔能冷靜地這麼做」。
但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表示,川普政府無意向歐盟「提供長期豁免」。他對財經頻道CNBC表示,允許歐洲在不作出任何讓步的情況下獲得關稅豁免,將「違背」開徵關稅的「初衷」。
不過,羅斯堅稱,白宮此次決定延長豁免,是因爲「一些關於全面化解貿易緊張的討論可能取得成果」。
美國曾建議與歐盟展開正式磋商,重點是讓歐洲降低對美國汽車的貿易壁壘。新一輪磋商的涉及面將比歐巴馬時期曾經展開、目前被擱置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的範圍更窄,僅聚焦於降低工業品關稅。
在歐洲的汽車業強國德國,政界人士對這一要求公開表達了憤怒。來自柏林的歐盟專員岡瑟•厄廷格(Gunther Oettinger)本週對德國電視二臺(ZDF)表示,「沒有真正的理由把一輛美國車從美國弄到德國」。
譯者/何黎
日前美國司法部對華爲正式展開刑事調查,焦點是華爲是否對伊朗非法出口美國科技產品。從表面上看來,這正應和了多方揣測——在中興禁售令之後,華爲將成爲另一個被美國「開刀」的中國企業。但是,我們不能以單純以「美國棍」打壓「中國芯」的現象視之。
華爲和美國政府掰了十年,如果中國人從中獲得的教訓僅僅是「中國政府應該反過來制裁蘋果公司」,那也未免太虧了!
我認爲中國企業應該趁這個機會領悟到:在商業運作中釐清界定與政府的關係上需要更透明,對於關聯方和「一臂之遙雙方獨立的公允交易」的定義需要更明確,對於華爲曾經面對的質疑,必須事先準備答案。
不可否認,目前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國貿易戰之中,華爲調查案也不免變成談判桌上的一枚棋子。但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中興和華爲事件更加凸顯了這些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各國對於中國的種種反彈,中國企業對美國科技的投資、孔子學院、領事館贊助中國同學會、學術間諜等等,都基於一個危險的假設:中國來的企業(即使是民營)和個人也不過是一個「國家機器」的延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變成政黨的「爪牙」。
中興事件後國內的商業、科技和輿論圈,甚至海外華人圈,爲美國企圖阻撓中國高科技發展的「陰謀論」而上綱上線,掀起了一股「高科技義和團」的怨懟,認爲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由於害怕中國的競爭,已經轉化成以政治手段阻止中國崛起的小肚雞腸行徑。這個姿態雖然在國內很有「臥薪嚐膽」、「憂患意識」的凝聚力,但是也經常有倒果爲因的危險。
更何況今日的中國已不再是1900年的中國,2018年的國際形勢也與八國聯軍的時代背景有別。
同樣地,美國政府和輿論也不該把今日的中國,與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對等。
但是我們仍然要問:爲什麼有些中國龍頭企業想要走出去,但總是搞不定美國?
當中美都在揣測對方的「司馬昭之心」之際,目前許多國內的敘事,把高科技的壁壘視爲美國對中國掀起貿易戰的主要動機,也就是以國家安全爲「名」,實行其打壓中國科技之「實」。
但是這個觀點忽略了從時間順序看,其實在領悟到中國已經開始在某些科技領域超趕之前,美國早就對中國企業(如華爲)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敏感領域裏的動靜,一直抱著高度警戒的態度,特別是中國企業與政府之間「撲朔迷離」的關係:中國企業一方面以標榜與政府關係上通下達,另一方面卻又堅持不受政府控制。
把中美貿易之爭的幾個結點,簡化爲中美科技爭霸戰的邏輯,並不會幫助國人瞭解中美在競爭與合作上的痛點,也不會幫助中國真正在國際上的崛起,因爲要超趕美國在高科技的領先地位,必不能忽視支撐美國優勢背後的企業制度和商業架構。
同樣地,中國的龍頭企業想要在國際上造成持久的影響力,便不能無視企業個體獨立於政府運作的必要性,以及美國在企業內部治理和資訊披露等法規制度上,仍然執世界牛耳之實。
既然中國已經全面擁抱高新科技,在爭取中國科技領先之際,已超越「師夷長技以制夷」或「賽先生」之辯,也沒有必要把企業獨立運作、避免利益衝突的最優實踐制度,視之爲西方以自己標準強加諸他人的意識形態之爭。
其實目前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爭議點,可以從2012年美國《衆議院情報委員會對中興和華爲的調查報告》看到清晰的脈絡,它簡直是美國現在採取的種種防禦措施的「預告片」! 甚至勝於最近一年半之內發佈的 《美國聯邦資訊通訊技術供應鏈受中國威脅的分析》報告(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布,2018年4月);《基於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與技術轉讓相關、智慧財產和創新的行爲、政策和做法的調查報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2018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年12月發佈);《中國的技術轉移戰略:中國對新興技術的投資如何使一個戰略競爭者獲得美國創新的皇冠珠寶》(美國國防部附屬組織國防創新組實驗室,2018年1月對外公開);甚至《人工智慧、自動化、與經濟》(白宮報告,2016年12月)。
只可惜在美國衆議院調查報告六年後,中國企業似乎仍然缺乏對於這個報告的正確解讀。衆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報告認爲,華爲和中興通訊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爲它們的設備被美國公司採用後可能成爲中國監視美國的工具。報告還指責華爲從事賄賂和違反移民法。
我個人認爲,不論目前中美的貿易衝突如何收場,這份報告暴露的美國監管和中國企業之間標準的差距,也就是說,許多國內習慣的商業規則,與美國要求的透明度有相當的距離,將會繼續成爲未來中國企業進軍美國的路障。
華爲在美國
華爲曾經在2008年嘗試與通訊公司3Com合併,並於2010年競標電信營運商Sprint的合同,但是受到美國議員的反對。隨後由於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在審查過程中的「刁難」,華爲於2010年撤回了對3Leaf系統的收購。華爲在2011年的一封公開信中表示,對於它的系統安全問題的質疑「沒有根據也沒有得到證實」,並呼籲美國政府全面調查其業務。
今年1月,隨著美國《保衛美國政府通訊法》的提案,將禁止美國政府機構使用華爲和中興產品和設備,面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對這兩家中國公司進行調查,以及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美國電信營運商AT&T撤銷了由華爲提供Mate 10 Pro智慧型手機的協議,而Verizon 也拒絕出售華爲的產品。今年3月,美國最大的電子連鎖店百思買宣佈下架華爲產品。
根據戴爾•歐若研究公司的數據,華爲產品在美國手機和固定電話網路中的佔比不到1%。歸根究底,華爲不能真正打入美國市場,還是在於美國政府擔心華爲會爲中國政府「走後門」,對美國的電信造成「安全威脅」。
亞洲協會在2011年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政府向來「擔心中國政府可以強制民營或非關聯方的中國機構放棄網路保密,這體現於美國政府對中國電信公司華爲的處理。」
然而多年來有些美國媒體或科技界人士不斷爲華爲叫屈,主張美國政府調查華爲多年,國會報告只有指控,沒有證據,這表示美國始終抓不出華爲的小辮子。我個人認爲美國衆議院在2002年的報告中沒有羅列證據,是因爲聽證報告並不是對華爲提出正式訴訟,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在正式提出訴訟之前,會多方考量是否既有的證據強度足夠支援其勝訴的可能性。未披露證據,是還不到揭露底牌的時候。
當然,上週傳出的美國司法部調查,似乎在時間點上讓人懷疑其政治意圖。其實《紐約時報》去年4月報導了美國商務部已在2016年夏天對華爲發出傳票,而財政部的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也在2016年12月對華爲發出傳票。
美國商務部2016年公佈了中興的內部檔案,顯示了中興關於規避伊朗制裁的違規行爲,並透露了另一家僅用代碼F7影射的公司如何成功迴避了美國的出口管制。中興檔案並且指出F7曾經試圖收購3Leaf。
十名美國國會議員在2016年致商務部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們認爲中興內部檔案中F7 指的是華爲。美國國會議員再度於2017年4月致函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要求公開確認F7身份並對其進行充分調查。
這些事件的前後顯示,正如對中興的制裁,目前美國對於華爲的調查,並不是一個純粹由川普背後鷹派戰略師啓動的產物。
美國一向有「無罪假定」的原則,並且在刑事訴訟中,美國政府作爲起訴單位,必須揹負著證明「排除合理性懷疑才能定罪」的高標準負擔。因此,在美國司法部尚未完成調查,甚至提出正式訴訟之前,我們不能臆測華爲是否已觸犯了美國的法律。
同樣地,在目前的調查還未形成正式訴訟的階段,檢察官不會公開顯示它到底掌握了什麼把柄。華爲不像中興一樣高度依賴美國晶片,不久前媒體也傳出可能淡出美國市場的跡象。「受調查」並不等於正式起訴,這裏面還有一段法律流程,華爲、中國企業界和「高科技義和團」大可不必以「受害者」的姿態自居。
對中國科技企業施壓的「藍圖」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重讀2012年的衆議院報告裏所指出的五點建議,其中四點針對美國各部門對付中國「威脅」的應對措施,似乎是川普政權目前對中國科技界施壓的「藍圖」:
「建議1:美國應持對中國電信公司人對美國電信市場的持續滲透保持警戒。美國諜報機構必須保持警惕,專注於這種威脅;基於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必須阻止華爲和中興在美國進行收購或兼併;美國政府系統,特別是敏感的系統,包括組成部分,不應包括華爲或中興通訊的設備;政府承包商,特別是承包敏感美國項目的承包商,應該在系統中排除中興或華爲的設備。
建議2:強烈鼓勵美國的民營企業,使用中興和華爲設備或服務時,考慮與業務相關的長期安全風險。強烈建議美國網路提供商和系統開發人員尋找其他供應商。根據目前取得的機密和非機密資訊,不可信任華爲和中興未受到外國國家影響,從而構成對美國安全和系統構成威脅 。
建議3:美國國會負責管轄的委員會和政府行政部門內的執法機構,應該調查中國電信業的不公平貿易行爲,特別是關注中國(政府)對重點企業的持續財政支援。
建議5:美國國會負責管轄的管轄委員會應該考慮可能的立法,以更好地解決由此造成的風險,具有(外國)國家關係、或在構建關鍵基礎設施上不能明確信任的電信公司。這種立法可能包括增加民營企業之間的資訊共享,以及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程式對於採購協議的審查。」
而第4點其實是給華爲和其他想要有進軍美國野心的中國企業的忠告:
「建議4:中國公司應該很快變得更加開放透明,包括(採用)在西方證券交易所上市時需要的透明度要求,由獨立第三方提供更一致的審查,評估其財務資訊和網路安全流程,遵守美國資訊和證據製作的法律標準,並遵守所有智慧財產法律和標準。特別是華爲,必須變得更加透明,和對美國法律義務做出回應。」
儘管華爲不但邀請美國政府對之調查,也自認對調查做了充分的回覆,但在美國衆議院情報委員會的眼裏:「華爲沒有充分配合調查,不願意解釋其與中國政府或共產黨的關係,同時有可信的證據顯示華爲未能遵守美國法律;華爲沒有提供關於公司結構和決策流程的明確和完整的資訊,及(反駁)仍然依賴中國政府支援的可能性;華爲未能解釋其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其聲稱並未受到中國政府(財政)支援的主張不可信;華爲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公司內部有一個黨委,但沒有解釋黨委爲黨做些什麼?或是黨委的組成人員;華爲的公司歷史顯示與軍方的關係,華爲並未對與此關聯的問題提供詳細的答案。」
另外,委員會認爲華爲未能提供有關中國政府在 1999年對該公司的稅務欺詐調查有關的資訊,是華爲拒絕透明的另一例證。「華爲輕鬆地擺平了這項調查,顯示華爲並非自稱的是一個在中國不受待見的電信提供商;華爲未能解釋其與西方諮詢公司的關係,它對任何關於它的成功是基於這些關係、而不是靠中國政府的支援的說法都不可信;華爲未能回答關鍵問題,或提供檔案證明其它在經濟上獨立於中國政府;華爲未能對其在美國的運營、融資和管理提供足夠的詳細資訊或覈實文檔,未能顯示它是獨立與中國深圳母公司的子公司;有證據顯示,華爲持續表現了對美國其他實體和公司的智慧財產的漠視;華爲未能提供在伊朗的業務細節,儘管它否認與伊朗政府做生意,沒有提供證據支援其聲稱它遵守所有國際制和美國出口法律;華爲拒絕提供其研發計劃等細節,其他檔案削弱了其聲稱華爲不爲中國的軍事或諜報機構提供研發服務的說法。」
中興和華爲比其他中國企業更受到美國政府關注,除了身處戰略敏感產業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懷疑它們具有「官方」背景。2012衆議院調查報告中指出:中興的歷史和架構與政府和重要軍事研究機構有相當淵源; 而華爲的創辦人暨總裁任正非曾在軍方任職,並曾主持人民解放軍資訊工程學院,電信工業分析師認爲這個研究單位與中國的諜報機構有關。華爲與解放軍簽署多項項目協議。作爲一個未上市公司,軍隊和政府是否對華爲公司有控制權不清楚。
美國衆議院報告指出,多年來分析師一直在努力去了解華爲的所謂「員工所有制」模式如何在實踐中起作用,以及所有權如何轉化成企業領導和決策。華爲一再聲稱,這是一個私人員工擁有和控制的公司,不受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但是衆議院所得到的資訊與華爲對此結構的描述不一致,許多分析師認爲,華爲實際上並沒有受到它所有的股權持有者的共同控制,而實際控制人是管理層的一小部分精英,因此委員會要求提供有關公司結構的進一步資訊,列出公司的十大股東,但是當時華爲拒絕回答。
在調查報告發布六年後,如果把美國政府試圖從華爲找到答案的幾個關鍵問題,擺到其他中國龍頭企業面前,它們是否已經有完善的應對方式?諸如:
- 公司的歷史和管理結構爲何?是否最初與中國政府、軍隊、共產黨有聯繫?
- 中國政府或共產黨如何對企業的決策、操作和策略施加控制或影響?程度爲何?
- 作爲國家龍頭企業,是否受到優待或者特殊的待遇和財務支柱?
- 每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佔有率?母公司如何影響美國子公司在美國的業務?
- 公司是否遵守法律義務,包括保護智慧財產和(遵循)國際制裁制度(例如對伊朗的制裁)?
這些問題不僅僅是華爲所面對的質疑,也是未來中國企業扭轉形象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就是說,國內視「不透明」或「半透明」爲常態,對於利益衝突的觀念薄弱,都是與國際商業規則接軌的挑戰。
就拿華爲否認得力於中國政府的財政撐腰來說,《中國網》(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支援的中國網路資訊中心提供的資訊網站)曾經在2005年報導:華爲從國家開發銀行獲得了100億美元的授信額度,用於資助海外擴張。當時華爲執行副總裁胡勇表示,華爲計劃在與國有銀行簽署爲期五年的信貸額度後,將其海外銷售額從2004年的22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0億美元。這則新聞還指出,獲得國家資金將有助於華爲與愛立信、思科、以及中興通訊等上市公司競爭。
不少中國和美國媒體認爲,針對美國對中興和華爲「用刑」,中國可能轉而對蘋果下手。很多人指出,美國不讓華爲在美國境內賣手機,而蘋果公司在 2017財務年度銷售額中,大約20%(450億美元)來自它的第二大市場中國。
但是這個對比恰當嗎?蘋果對於中國用戶者的資訊,和蘋果與美國政府的關係,是否與華爲與美國用戶的關係,以及華爲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一定可以對等嗎?
在2015年和2016之間,蘋果公司收到至少11個由美國地方法院根據1789年《書面命令法案》而頒布的命令,其中大多數試圖迫使蘋果「利用其現有功能,從鎖定的、使用 iOS 7或更早操作系統的iPhone中,擷取聯繫人、照片和電話等數據」,以協助進行刑事調查和起訴。蘋果公司拒絕服從,因此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對簿公堂。
試想,如果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企業,即使是民營企業,接到政府的指令後需要呈交數據,有哪一個敢有能力、膽量、甚至管道對政府說「不幹」?
透明度和資訊披露
中美貿易戰目前仍然在你來我往、彼此揭底的階段,但是我們應該避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邏輯來看待雙方的立場。有人可能認爲美國政府有能力以政治手腕干預了AT&T和Verizon對華爲的商業行爲,不就顯示了美國政府也有犧牲通訊產業的數據保密的可能?
根據《美國聯邦資訊通訊技術供應鏈受中國威脅的分析》,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向美國資訊通訊技術公司施壓,要求交出源代碼、在中國伺服器上存儲數據、投資中國公司、並允許中國政府對資訊通訊技術產品進行安全審計。在愛德華•斯諾登2013年的指控稱美國政府利用美國的一些技術公司監視外國政府之後,中國政府開始調查微軟、蘋果和其他美國科技公司。一些中國媒體呼籲「去思科運動」或抵制思科產品。
2013年6月,《中國經濟週刊》發佈了一則封面故事,點名八家美國公司(蘋果,思科,谷歌,IBM,英特爾,微軟,甲骨文和高通),標題是:「美國八大金剛在中國無縫滲透」,而該期的封面並列了一幀美國在二戰期間警告德國間諜活動的海報,和週刊對該圖的改版,顯示一名士兵的頭盔加蓋了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的徽章,影射這八家美國企業可能與美國國家安全域性互通聲息。
這份報告指出,「八大金剛」 指射八國聯軍,而中國目前的言論修辭經常依附在反帝國主義、愛國民族主義的義和團運動之上……2014年德國《明鏡週刊》和《紐約時報》週刊報導了更多美國國家安全域性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不久之後中國政府開始針對美國的資訊通信技術公司(包括高通和微軟)開展反壟斷調查,禁止在政府電腦上使用Windows 8,並對蘋果iPhone安全性的提出質疑。針對這種壓力,蘋果已承諾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
然而不論中美政府彼此如何質疑,未來中國企業走出去,勢必要面對它們與政府關係的疑問,也同時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在國內,與政府的牛關係是給企業加分,到了國外卻經常變成減分。
2012年美國衆議院的調查報告發布後,《華爾街日報》引用華爲美國子公司發言人說:「這其中的政治心機是直戳中國的眼睛……」
換成是我,我會避免陷入同樣的「中國企業=中國=中國政府」的邏輯。目前國內圍繞著「中國晶片」燃燒的愛國情緒,可能不自覺地重複加深了中國高新科技必須透過「民族工業」來實現的刻板印象,這其實對於中國想要歐盟和美國承認「市場經濟」地位沒有幫助。
同時,從歷來美國政府對於華爲的觀察,還有中興最近因爲對美國商務部的不實呈報而被啟用禁售令,可以看到中國企業在透明度和資訊披露的功力上還有待努力。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前,應該釐清界定在商業運作中與政府的關係,並且使之更爲透明,對於關聯方的定義需要更明確,對於「利益衝突」的概念有深耕的規範,面對華爲曾經面對的質疑必須事先準備應對方案,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華爲在美國受擠兌的經歷,簡化爲一場簡單的政治干預,而錯失了企業可以藉此成長的機會。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在最近兩月中逐漸升級。四月初美國商務部發布「301」調查裁定中國侵犯智慧財產,擬對中國出口美國的HS8位海關產品代碼下1333種產品徵收25%的關稅。同日,中國採取「以牙還牙」的策略,宣佈對大豆、汽車、飛機等234種自美進口產品徵收等額關稅。近日,川普表示,將派財政部長梅努欽、貿易代表萊特海澤、首席經濟顧問柯德洛以及貿易顧問納瓦羅訪問北京,與中國就貿易問題進行磋商。談判在即,本文的目的是根據雙方的500億美元商品名單,用經濟學進口需求價格彈性方法和2017年兩國的雙邊貿易來估計雙方的出口損失。如果說500億進口商品名單是兩國的牌面的話,我們的量化研究可以一窺雙方的底牌,看看到底誰的關稅政策殺傷力大。
我們的量化研究得出三點結論。第一,即使中美貿易談判沒有達成協議,但如果貿易爭端不再升級,雙方的總體的出口損失可能是非常有限的。貿易戰也不會改善目前的中美貿易不平衡狀況。第二,雖然中國比美國出口絕對值受損略微高一些,但由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是美國對中國出口額的兩倍多,所以美國相對受損即對中國的出口降幅更大。第三,兩國受損的行業差異非常大。美國受損相對集中,其農場主將是美中貿易戰最大的受害者。雖然中國的機械、電機設備和光學照相醫療精密儀器等行業是主要受損者,但由於美國301名單覆蓋的產品廣,單個產品的損失並不大,而且多是工業中間品,受損的不止中國,處於產業鏈上下游的其他國家也會分擔損失。同時由於在高階製造業裏外資企業比較多,它們受損比中資企業嚴重。總體而言,貿易戰打響的話,美國的痛感會更明顯。
在具體展開討論計算結果前,我們以美國針對中國的關稅爲例簡單描述一下估計方法。首先,我們將美國的「301」調查的預徵關稅的HS8位代碼下1333種產品名錄與中國出口美國的數據匹配起來。因爲中美雙方的產品只有在HS6位代碼下才能匹配,我們按照美國從中國進口的HS8位碼產品的權重計算HS6位碼產品的預徵關稅,然後將HS6位碼下的美國預徵關稅與中國的出口數據匹配起來,並利用美國各產品(HS6位碼)進口量對關稅的彈性計算對應的關稅上升導致的中國出口下降量。在假設中國出口離岸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得出相應產品出口額的變化。如果計算得出的產品出口額下降超過2017年的出口額,即當估計的出口下降超過100%時,我們假設高關稅實施後該產品中國對美出口額爲零。
假設出口離岸價格不變意味著我們主要考慮美國提高進口關稅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貨物量的影響。雖然中國出口離岸價格很可能會因關稅提高而下降,導致我們低估關稅對出口額的影響,但出口價格下降也會部分抵消高關稅對出口量的負面作用,因此假設出口價格不變不僅僅方便計算,也是一種基準狀況以便分析。從世界銀行提供的進口彈性數據來看,中國和美國各產品的進口彈性的中位數都接近1,所以對於沒有進口彈性的產品,我們使用1作爲進口彈性基準來計算。這種利用彈性計算區域性均衡下貿易額變化的方法也被各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廣泛採用,用來量化分析當關稅或貿易壁壘下降對貿易的提升作用。我們使用的彈性係數即來自於世界銀行。
當我們匹配美國的「301」擬徵關稅名單和2017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產品後,有144種產品事實上中國對美出口在2017年爲零,實際涵蓋的產品2017年自中國進口總值大約463億美元,這與美國商務部宣稱的是500億美元是基於2018年估計的進口數據說法一致。當我們匹配中國的擬徵關稅名單和2017年中國自美進口產品時,實際涵蓋的產品2017年自美國進口總值大約474億美元,但是234種產品中的73種2017年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爲零。由於中國名單上覆蓋的產品遠遠少於美國名單上的產品,所以美國的名單雖然打擊面廣,但卻不及中國名單打擊的力度集中和具有針對性,這說明中國選擇關稅報復時的策略是「傷其九指不如斷其一指」的辦法。
我們的計算表明,中國對美出口損失絕對值略微大於美國對華出口的損失。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少約111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出口減少約91億美元。(如果允許單個產品出口額下降超過100%,即負出口相當於進口,則中美兩國的出口損失分別爲161億美元和106億美元。)但是,由於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高達4130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只有1304億美元,因此貿易戰將導致中國對美出口下降約爲3%,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將下降7%。從兩國雙邊出口下降幅度來看,貿易戰對中國出口美國的企業來說可能只是一陣冷風,但對美國出口中國的企業來說卻是凜冽的寒冬了。不過,由於兩國都是貿易大國,2017年中國和美國商品出口總額分別高達2.2兆美元和1.5兆美元,因此貿易戰對中國和美國總出口的影響只有0.5%和0.6%,所以對兩國的總出口影響不大。同時,根據我們的基準計算,中美貿易順差將下降20億美元,這說明川普想透過貿易戰來降低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是不現實的。
中美兩國貿易戰對行業出口的影響非常不同。就中國而言,受損失最大的三大行業是機械機牀器具、電機電氣喇叭電視設備、光學照相醫療精密儀器(HS兩位代碼分別爲84、85和90),分別佔對美出口總損失的43%、34%和10%。可以看出,美國301調查制裁對象並沒有瞄準中國傳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如紡織和傢俱,反而把槍口對準了中國相對高階的製造業,也就是中國工業製造2025強調中國未來需要發展和加強的高階行業,這一點與我們之前在FT中文網的文章《「瞄準未來」的美中貿易戰》中的觀點是一致的。由於中國對美出口量大,這三個行業的對美出口相對於2017年的水準降幅不高於5%,所以即使是這三個行業的中國企業也應該承受得了美國的高關稅。
圖 1: 中國出口損失最嚴重的五個行業及其損失比重
對美國而言,受損失最大的五大行業是以大豆爲代表的植物果實和飼料、車輛及其零部件、塑膠製品、鋁製品和穀物(HS兩位代碼分別爲12、87、39、76和10),分別佔對美出口總損失的34%、30%、9%、5%和5%。跟中國受損的主要是工業中間品不同,美國受損的主要是農業和汽車行業。由於農產品主要是最終消費品,價值鏈短,因此美國農場主將被川普發起的貿易戰重創。比如以大豆爲代表的植物果實和飼料行業,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約爲130億美元,貿易戰如果真的打響,該行業美國對中國出口將下降24%。類似的,出口到中國的穀物、棉花、肉、水果也將分別下降33%、24%、25%和15%。而美國的菸草及菸草代用品的製品幾乎會完全失去中國這個市場。雖然美國農場主可以選擇出口到其他地方,但中國作爲美國最重要的農產品市場之一,如此大幅度的出口下降對美國農場主的打擊力度將是災難性的。
由於美國針對中國的產品大部分是製造業裏的中間品,而這些產品很可能是全球生產鏈的一部分,從價值鏈的角度來講中國的出口損失可能比面上的數字要低不少。首先,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少約111億美元當中,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承受的損失分別佔49%和44%。而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原材料和上游中間品都是從國外進口,產成品銷往世界各地,所以加工貿易裏中國本土的增加值要顯著低於一般貿易。美國對這些產品徵收高關稅,部分成本將由參與到加工貿易裏的上游其他國家承擔,中國的損失自然就小一些。其次,從企業所有權屬性分類來看,外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中國)私有企業、國有和集體企業分別承受的損失是43%、14%、34%和9%。外商獨資企業和合資企業的損失加起來超過一半,主要原因是在高階製造業中外商比例比較高的緣故。根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5年對華直接投資主要來源地包括香港、英屬維爾京羣島、日本、新加坡、美國、南韓和臺灣,因此美國的高關稅政策也會對在華生產的其他國家包括美資跨國企業造成損失。
中國不同企業類型出口損失比重
從區域分佈來看,中國可能受損嚴重的省份都在東部沿海區域。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山東、福建分別承擔的中國對美出口損失比例爲23%、21%、13%、12% 、7%和5%。這些省份出口依賴度高,受貿易戰影響會比較大。但是由於這些省份經濟相對比較發達,承受能力比較高。美國受損嚴重的前六個州是路易斯安娜州、加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喬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它們各自承擔對中國出口損失的比例分別爲19%、16%、15%、10%、8%和8%。這裏面除了西部三州,路易斯安娜州、喬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都選擇了川普,因此貿易戰也會傷害到川普的選民。
以上的分析表明,如果只從出口的角度來考慮,中方的牌底贏面要高於美方的牌底。但上述是區域性均衡分析,沒有考慮到消費、工資、價格等一般均衡的影響。筆者(盛柳剛)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餘淼傑、清華大學經濟學院郭美新和陸琳合作發表在《亞洲經濟論文》上的一項基於多國多行業的一般均衡分析研究表明,如果中美兩國對所有商品相互徵收45%的關稅,將會給雙邊貿易造成毀滅性影響:18個可貿易部門中有一半的雙邊貿易會下降90%以上。但美國將是貿易戰的最大受害者,最差的情況下產出和真實工資將下降1.08%和0.75%。中國最差的情況是產出下降1.36%,但真實工資下降幅度略小,約0.37%。
中美兩國不僅僅是最大的經濟體,也是當前全球經濟復甦的主要引擎,兩國之間不斷升溫的貿易爭端,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中美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目前已經成爲威脅全球貿易和經濟復甦的重要風險因素。和則兩利,如果中美兩國能夠在五月十五日美國就關稅政策召開聽證會前達成一致,並撤銷之間的關稅威脅,將非常有利於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復甦。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敦促美國不要在與中國的貿易戰中讓歐洲遭受池魚之災,並稱如果華盛頓方面放棄對鋼鐵和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威脅,歐盟就準備討論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改革。
勒梅爾表示,歐盟正在尋求讓美國對其永久免除25%的鋼鐵關稅和10%的鋁關稅。這些關稅將從5月1日臨時性豁免到期時開始生效。
美國總統川普(Trump)在今年3月宣佈了鋼鋁關稅,以對抗他認爲的美國鋼鐵製造商受到的不公平競爭,並迫使其他國家對美國進口商品關稅作出讓步。
勒梅爾表示,法國「願意致力於貿易體系的未來」,因爲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多邊貿易體系,但美國首先必須放棄其關稅威脅。
「我們準備與我們的美國朋友就世貿組織的未來、世貿組織的改進以及整個多邊貿易體系展開討論,但首先我們必須消除關於新關稅的問題。」
歐洲正在密集地展開最後一刻的遊說工作,試圖讓美國延長下週二就到期的關稅豁免期。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與川普在華盛頓進行了會晤,她也提出了這個問題。歐盟貿易專員塞西莉亞•馬爾姆斯特倫(Cecilia Malmstrom)正與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保持密切聯繫。
勒梅爾在前往索非亞參加歐盟財長會議的路上表示,法國承認「世界鋼鐵市場產能過剩是個難題」,但歐盟不應受到指責。
他說:「我們堅信,我們不必因美國和中國之間可能的貿易戰遭受連帶損害。」
譯者/裴伴
全球最大智慧型手機製造商之一華爲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在定價前幾分鐘叫停發行一筆5億歐元的債券,中國社群媒體上有傳言稱,該公司正受到美國司法部(DoJ)的調查。
瞭解這筆交易的銀行家和固定收益投資者們表示,週三晚間,該債券的需求量還十分強勁,直到華爲毫無解釋地叫停了這筆交易,這導致投資者們推測,此舉與華爲在美國受到調查有關。
「我以前從未見過這種情況。如果一筆交易被取消,那是因爲需求過低,」一家駐香港的固定收益投資者說。
一些投資者猜測,華爲叫停這筆交易是因爲該公司知曉一項調查,希望保護買家免受調查對證券價格產生的任何影響。
美國政府,包括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長期懷疑華爲效力於中國政府,協助其收集情報。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週三發表的一篇報導稱,美國正在調查華爲是否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制裁,華爲也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之一。
華爲表示:「儘管在歐元債券的詢價過程中得到熱烈響應,我們還是決定暫停發行歐元債券。」華爲拒絕就該交易在最後一刻被叫停的原因置評。
華爲在一份聲明中針對媒體報導的美國調查表示:「華爲無論在哪裏經營都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包括適用的聯合國(UN)、美國和歐盟(EU)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規。」
譯者/何黎
美中貿易緊張預計將打擊美國高粱種植戶,先前北京方面對從美國進口的高粱徵收高額關稅。
國際穀物理事會(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將其對2018-19年度中國高粱進口量的預測從先前的估算下調13%,至480萬噸,同時將美國的出口量下調了15%,至520萬噸。
本月早些時候,中國政府對美國的高粱作物徵收178%的進口關稅,稱其爲一項反傾銷措施。IGC分析師艾米•雷諾茲(Amy Reynolds)表示:「由於原本要運往中國的貨物被轉移到其它地方,貿易數字已被削減。」
IGC下調了受到乾旱影響的阿根廷在2018-19年度的大豆產量,從早先預估的4300萬噸降至3800萬噸。新的預測與其它估算相符,較上年下降近30%。
然而,由於巴西和美國預期產量成長,三大出口國的總產量預計將成長5%。
雖然由於擔心美國和東歐的乾旱和寒冷天氣,小麥價格今年一直在上漲,但IGC仍維持對其產量的預測。一旦天氣轉暖,「它們可以取得較好進展,」雷諾茲表示。
譯者/何黎
半導體制造商股價週三走低,之前有媒體報導稱,美國司法部(DoJ)正在調查中國的華爲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是否違反了與伊朗有關的制裁規定。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報導拖累輝達(Nvidia)股價下跌3%,而超微半導體(AMD)下挫3.4%。Xilinx和高通(Qualcomm)均下跌約0.5%。
追蹤整個板塊的費城半導體指數(Philadelphia Semiconductor index)下跌0.7%。該指數已連跌五日,過去一週累計下跌逾9%。
華爲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機製造商之一,與蘋果(Apple)和三星(Samsung)比肩,該公司的部分零組件由美國晶片製造商供應。
這家中國公司拒絕就其是否正受到調查置評。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稱:「華爲遵守其開展業務的國家的所有適用法律和監管規定,包括適用的聯合國、美國和歐盟關於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法律與監管規定。」
華爲受到調查的報導發表一週前,美國對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採取了行動,撤銷了該公司的出口特權,因其違反美國針對北韓和伊朗的出口法律。撤銷出口特權將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提供零組件和其它產品。中興通訊的手機和其它產品嚴重依賴美國的供應。
譯者/何黎
知情人士表示,貝恩資本(Bain Capital)收購東芝半導體及存儲產品(Toshiba Memory)的180億美元交易可能會因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與中國的貿易糾紛而受到影響。這筆交易本來將成爲美國私人股本史上最大的對外投資之一。
熟悉此事的銀行家和律師們稱,川普3月22日宣佈對價值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開徵關稅,對總部位於美國的私人股本公司貝恩來說「時機很糟糕」;去年貝恩領頭一個財團收購東芝旗下盈利很好的半導體部門,該部門是全球第二大NAND快閃記憶體晶片生產商。
該交易的一名顧問擔心,這筆交易可能淪爲美中貿易爭端的「附帶損害」。
除了中國商務部之外,這筆收購交易已獲得所有相關監管機構的批准;中方的擔憂似乎集中於南韓晶片製造商SK海力士(SK Hynix)參與貝恩領頭的財團。
據參與這筆交易的人士介紹,3月中旬,貝恩和東芝曾得到強烈暗示,在3月26日開始的那一週將獲得批准。
但川普的關稅聲明(他在聲明中哀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失控」)促使中國商務部在中方考慮如何在貿易方面做出回應之際暫停審批進程。
知情人士稱,貝恩最初的理解是,美中貿易戰言論的升級只會短暫延誤其日本收購交易獲批,但自那以來這一點已被證明過於樂觀。貝恩繼續相信該交易即將獲得批准。
但一名銀行家表示,很顯然,在貿易戰鼓聲震天之際,貝恩在日本的交易是中國全面中斷對美相關決策的一部分。
貝恩的交易原定截止期限爲3月30日,但現已得到延長,以待中國反壟斷監管機構批准。該交易的未來現在可能要取決於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計劃中的訪問北京之行。
據知情人士透露,梅努欽已被請求在與中國當局會談時提及此事。他與中方會談的主要目標將是緩解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風險。
雖然東芝在公開場合仍然承諾要履行與貝恩達成的協議——該公司的一些大銀行也施壓要求它這麼做——但接近交易雙方的人士表示,貿易戰相關干擾的威脅正在改變該集團的盤算。
這家日本公司的新任首席執行長車谷暢昭(Nobuaki Kurumatani) 4月初利用第一次媒體露面機會,確認東芝計劃「維持我們的立場,等待(獲得監管部門批准)——除非情況發生嚴重變化」。
接近東芝的人士表示,川普宣佈對華實施關稅一個月以來,這家日本公司已開始更加認真地重新考慮將其內存業務出售給貝恩的交易,並且評估了透過首次公開發行(IPO)讓東芝半導體及存儲產品公司上市的選項。一些股東提出,貝恩的出價比東芝半導體及存儲產品的公允價值低了100億美元。東芝在週一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補充稱,它「尚未決定任何替代方案的具體政策」。
去年談判達成之際,貝恩收購交易被視爲拯救東芝免於財務崩潰的唯一途徑,先前該公司被迫對美國核電業務進行鉅額減記。在美國遭受的虧損延續了東芝一段時間以來的厄運,包括2015年爆發的會計醜聞,以及審計師拒絕無條件簽署其賬目。
但是,自從與貝恩簽署協議以來,東芝已透過股票配售籌集約60億美元,並繼續出售非核心資產。接近該公司的人士表示,東芝面臨「非常微妙的平衡、左右兩難」:它是否仍需要貝恩交易,抑或它現在已經擁有足夠穩固的資產負債表、能夠堅持到自己讓內存業務部門上市?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派遣由其最高經濟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下週赴華討論美中日益緊張的貿易關係。目前,雙方都威脅要對對方的產品加徵進一步的關稅。
川普稱,此次訪問將由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和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等政策制定者領隊。
川普在與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會晤時稱有「很大機會達成交易」,但他同時也發誓,若未取得進展,將繼續推進對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徵收新關稅的計劃。
川普週二表示:「它現在不是開放的——他們與我們貿易,我們卻不能與他們貿易。」他補充稱,兩國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川普表示,美國官員此次計劃中的訪問是應中國之邀。
3月份,美國加大了貿易威脅,落實了對進口鋁鋼的關稅,之後又威脅要對從中國進口的1300多種產品(每年貿易額達500億美元)加徵進口稅。此舉是爲了應對華盛頓所說的中國經常性盜竊智慧財產的行爲。作爲回應,中國威脅要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
本月早些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暗示他將進一步向外國企業開放中國市場,這已被華盛頓方面解讀爲一種讓步。
但美國代表團很可能會在中國談判代表身上感受到強硬情緒。「美國願意派人來是進步,但我認爲我們需要定一些條件,即美國應按照世貿組織(WTO)規定行事,而不是按照美國國內法。『談』不應意味著美國單方面強加要求,」以鷹派觀點聞名的中國商務部戰略師梅新育表示,「如果美國想單方面行使其國內法,它應該退出WTO。」
川普週二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個「非常棒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但他警告若達不成貿易協議,美國將在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額關稅」的基礎上繼續推進該政策。川普已表示,他可能對另外1000億美元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
本月早些時候,梅努欽對美中談判表示了謹慎樂觀的態度,稱美國願意與中方談判並避免貿易戰。美國決定派遣高級別代表團前往中國,將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股市圍繞貿易前景產生的焦慮情緒。
在貿易問題上,梅努欽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一樣被視爲川普政府內較爲溫和的聲音。儘管如此,美國財政部一直在研究,除全面貿易打擊外,還有哪些辦法能限制中國對美國敏感行業的投資。另一方面,萊特海澤是個強硬的談判代表,預計他會在談判中持強硬立場。
中國本月公佈的貿易數據顯示,儘管第一季度中國整體貿易順差縮小,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較去年同期成長了20%。中國進口商已在採取措施避免受到關稅衝擊,包括提前預訂和調整原產國。3月份的大麥、食糖和豬肉進口量大增。
譯者/馬柯斯
德國運動服裝製造商彪馬(Puma)正爲中美貿易爭端升級做準備,它打算把生產從中國遷往亞洲其他市場,以防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中國製造的鞋類和服裝加徵關稅。
彪馬首席執行長比約恩•古爾登(Bjørn Gulden)週二上午表示:「過去兩個月我們採購人員一直在尋找替代(中國生產的)選擇。」他補充稱,彪馬目前還尚未把任何生產轉出中國。
古爾登強調稱,整個體育用品行業都將受到影響。「關稅問題讓我們所有人頭疼,因爲美國是我們行業最大的市場。」
除了把生產轉到不受美國可能加徵的關稅影響的國家,這些企業還可採取兩種應對方式:要麼上調價格,要麼接受利潤率下滑。古爾登表示,由於彪馬在美國所佔的市場份額相對較小,它將效仿規模更大的競爭對手耐克(Nike)和Adidas(Adidas)的做法。
目前,彪馬約三分之一的產品在中國生產,三分之一的產品在越南生產,其餘產能分佈在亞洲另外6個市場。
古爾登表示,彪馬將用大概一年的時間把其在中國的輸美鞋類和服裝產能遷往其他市場。「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只是做起來令人不快。」
他表示,在中短期內,把生產轉移到美國不是切實可行的選擇,因爲北美的製鞋產能非常小。
譯者/馬柯斯
——從「廣場」到「羅浮宮」
對於市場來說,眼下蔓延的中美貿易戰擔憂,是一個」unknown unknowns」,也就是完全的「不確定性」。
回溯歷史,我們也許會有更好的答案。美國曾經在1985年要求日本和西德等國簽訂了一份「廣場協議」,簽訂這份協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感受到了貿易的「不公平」。在各方利益的協調下,日本和西德最終同意本國貨幣兌美元升值的最終方案。但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在廣場協議簽訂的兩年後,日本等國又與美國簽下了一份「羅浮宮協議」,這一次,美國希望大家停止讓美元貶值。
我們先從「廣場協議」說起,這份著名的協議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首先,以美元爲中心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不可忽略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於1944年正式構建,併成爲二戰之後國際金融秩序的核心。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固定匯率制度,所有的非美貨幣與美元掛鉤,讓美元成爲了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皇冠。與此同時,馬歇爾計劃等援助計劃也導致了歐洲和日本對於美國經濟和資金的深刻依賴,而各種軍事援助也導致了各國紛紛尋求美國的安全承諾。
但不幸的是,沒有完美的制度。美元中心下的固定匯率制度從60-70年代起就開始面臨挑戰,背後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特里芬難題」。特里芬難題也被稱爲特里芬悖論,特里芬天才地指出:「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雖然因此而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爲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爲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爲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悖論。」
根本上來說,只要經濟在發展、資本在流動,希望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設想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佈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在70年代初土崩瓦解,但關稅總協定(也就是後來的WTO)、IMF和世界銀行作爲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他們仍然存在,但也經常受到美國的影響。浮動匯率制度走向前臺,只是美元中心制度仍然穩固地存在著,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全球勢力版圖中的一家獨大。
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已,美國的經濟發展依賴消費、對外戰爭和軍事保護承諾導致財政急劇惡化,因此美國很難解決自身的逆差問題。更加令人沮喪的是,如果美國實現經常項目(貿易+財政)順差,那麼世界經濟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困難——因爲大量的新興國家都需要倚賴美國的消費,才能夠實現自身的脫貧和經濟發展。而一旦美國出現貿易順差,美元就會面臨升值的壓力,新興市場貨幣一旦順勢貶值,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危機。
因爲政治經濟展模式的固化,美國會天然地存在經常項目逆差,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因此美元會走弱。但其他國家需要累積美元的外匯儲備來保障自身的經濟和金融安全,所以美元會走強。在這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元開啓了浮動之旅。
浮動之初,美元緩慢貶值,這似乎也大致符合美國的想法,因此一切相安無事。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美國在里根治下實施了供給學派的經濟舉措,透過「寬財政緊貨幣」來解決當時的滯脹問題,美元在高息下開始大幅升值。到了廣場協議簽訂前,美元指數從80年代初的大約85的水準,快速升值到150。伴隨著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美國坐不住了,要求主要的對美順差國幫助美國解決問題。在美國面前,日本和西德自然沒有抵抗的能力,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貨幣大幅貶值,於是,「廣場協議」達成。
日元和馬克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後開始了瘋狂的升值之旅,日元在兩年之內升值50%,美元指數也回到了80年代初的水準,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並沒有得到絲毫解決。在市場預期美元會繼續貶值並開始對美元產生信任危機之後,1987年美國再次召集主要發達國家在巴黎的羅浮宮會合,這一次簽訂的協議叫「羅浮宮協議」。這份協議的核心是美國希望大家能夠協力合作來保持匯率市場的穩定,換句話說,美國覺得美元匯率已經差不多到位。根本上,美國仍然希望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而不希望市場認爲美元會一落千丈。與上次一樣,非美國家仍然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除了聽美國的,似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而最終美國成功向世界部分輸出自己的危機,也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
從廣場協議到羅浮宮協議,直到現在的中美貿易戰,美國從來沒有解決自身的債務問題,思維方式和行爲模式上也大致相同。當然與當年的爭端不同的是,中美之間的隔閡,很難用幾個「協議」來填平。這場貿易戰走向何方,現在下定論還爲時過早,但這絕不會僅僅是一場貿易爭端。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近日有關中美貿易戰的訊息多空參半。一方面,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佈新一輪對外開放措施之後,川普表態歡迎,美國財長有來華談判意願,中美貿易戰似有趨緩跡象。另一方面,美國對中興通訊七年禁售如平地驚雷,加大了中美從貿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戰的可能性。
同時,中興事件也讓人不禁聯想到上個世紀80年代,美日之間曾發生的「東芝事件」。當時美方認爲,美國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智慧機械技術等領域落後於日本,對向蘇聯出口數控機牀的東芝公司下了3年禁令,禁止東芝進入美國市場。中美貿易戰與日美貿易戰到底有多少相似之處?中美貿易戰最終能否避免?從日美貿易戰中有能找到哪些經驗與教訓?
筆者任職的機構瑞穗金融集團是日本前三大金融集團,每年筆者都會定期與諸多日本投資者與學者進行交流。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戰熱點,交流中,筆者感觸最深的莫過於當年日美貿易戰的慘痛教訓。在筆者看來,日美貿易戰對於日本經濟而言是個重要轉折點,不僅阻擋了其日益向好,節節攀升的勢頭,甚至為後來房地產泡沫的積聚奠定基礎,成爲日本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
悉數日美貿易戰,筆者認爲,有如下教訓值得警惕:一是上升期心態的過度膨脹,引起了美國的警覺,並拉開了集中力量遏制日本的開端。筆者在MIT做博士後時,曾接觸過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其曾是日本問題專家,曾作《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暢銷書,提出了美國第一地位受到挑戰的背景;而日本學者《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書,則從日本的角度反映了當時日本人過度膨脹的思潮。在筆者看來,外部的吹捧並非好事,其引發的美國對日本崛起的警覺,以及日本內部普遍出現的自信心過膨,爲其後美國的全面打壓埋下了伏筆。
二是拖延市場開放步伐。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國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較低,直至亞洲金融危機才被迫加快金融開放。而應對日美貿易摩擦,並沒有採取開放市場,加大進口的策略應對,而是採取自願出口限制的手段。例如,1971年簽訂「日美紡織品協定」,以1969年爲基準設置限制對美出口成長的範圍;1976年,美日簽訂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最爲激烈的貿易摩擦發生在汽車行業,1980年日本政府同意將對美出口汽車輛數設定上限。
三是在已有外部壓力的背景下,並未選取改革作爲應對手段,而是透過刺激國內房地產市場達到延續繁榮的途徑。而其後衆所周知,由於日本國內房地產泡沫的出現,以及強制打壓泡沫的政策失誤,將日本經濟帶入了失落的三十年。
對比之下,筆者認爲,中國吸取日本當時的教訓包括切勿獲得成績便沾沾自喜,認識到自身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實;加大開放以及改革,而非依賴刺激尋求捷徑。當然,對比日本當時的情況,筆者對於中美貿易戰前景並不悲觀,一方面,筆者認爲,對應上述日本的教訓,本屆政府已經有清晰的認識,並已就新一輪改革開放表達了決心,走在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上;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戰又與日美貿易戰有諸多不同,讓筆者堅信中美之間避免日美貿易戰覆轍存在良好的基礎,具體體現在:
第一,中日市場規模對美影響不同。相比於十年前,中國零售僅爲美國的四分之一,當前中美零售市場規模相當,今年中國甚至有望超過美國市場;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場僅爲美國的三分之一,零售業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且多爲自產自銷,對進口消化能力相對較弱,使得日本市場對美國的牽制較小。
第二,對美國的政治依附不同。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但即便如此,一旦其對美國地位造成挑戰,也迎來全面反制。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國的政治依附較小,發展模式不同,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明顯小於日本。
第三,中日匯率政策的選擇不同。廣場協定後十年,美元兌日元從1:240三年內跌至1:120,之後三十年以1:120爲中心波動,一度觸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採取了過度寬鬆貨幣政策,引爆了後來泡沫經濟破滅。而中國政府自去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維持匯率穩定,盡力避免透過匯率波動來調整貿易。
第四,中國已經顯示出「二次入世」的意願。特別是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提到將放寬市場準入、開放部分服務業與製造業、並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等舉措,以及其後易剛行長就金融改革加快落地的表述,讓筆者堅信新一輪開放政策或快於預期。
此外,此次中興事件是個很好的警示,暴露了中國在創新、企業制度建設等方面的不足,未來保持良好心態,對自身發展階段有清晰而理性的認識,戒驕戒躁,在進一步推動供給側改革,鼓勵創新,保護產權等方面做出努力,並著力於推動創新成爲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仍是正確的應對之道。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對貿易爭端不斷升級的擔憂籠罩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上週舉行的春季會議。
美國總的來說與全球其他地區存在貿易逆差,其領導人希望縮小這種逆差。然而,要做到這點,美國的貿易伙伴國必須減少與美國的集體貿易順差——在美國近期的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政策導致其國內支出和進口激增後,這個任務變得更加困難。這種僵局可能會破壞全球經濟當前的成長,特別是如果有更多國家轉向採取貿易限制措施的話。
一個國家總的貿易逆差當然可能過高,順差也一樣。因此當貿易平衡過度偏向哪一邊時,IMF會特意指出來。但長久以來存在一種謬論,認爲除非一國的總出口超過總進口,否則這個國家在貿易中就喫虧了。貿易逆差往往發揮著重要的經濟作用。例如,逆差能夠幫助各國獲得進行長期生產性投資所需的資金,這些投資最終將增加國民收入和財富。
把一國從貿易中得到的好處等同於其總的貿易順差是錯誤的,認爲一國對某個貿易伙伴國存在雙邊逆差就代表著喫虧就更是大錯特錯。總的貿易平衡是所有或正或負的雙邊貿易平衡的加總,但從貿易中得到的好處不只來自於順差關係。實際上,如果一國因尋求縮小總的貿易逆差而錯誤地架設起進口壁壘,將導致其雙邊的順差和逆差都縮小。
一國總的貿易平衡是一種宏觀經濟現象,反映其支出少於或多於收入。相比之下,雙邊貿易的結構反映的是國際勞動分工——這種分工基於各國的競爭優勢。
例如,美國進口鋁,這增加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但較爲廉價的鋁進口有利於美國規模最大也最有特色的出口項目之一:飛機出口。限制鋁進口不僅會損害飛機出口,還會降低全球勞動分工的效率。這種限制不會改變一個事實,即美國的支出超過收入,而這是造成美國總體貿易逆差的根源。
美國政策制定者正試圖透過談判縮小與特定貿易伙伴國的逆差,例如墨西哥、南韓和中國。他們表示,他們正試圖修復雙邊貿易關係中的政策扭曲並擴大美國總體貿易順差。在存在扭曲的地方,第一個目標可能會有助於糾正不公正做法並提高全球生產效率。
但美國不太可能改善其總的貿易平衡,即便它成功縮小了與某些國家的雙邊逆差。假設南韓同意限制其對美國的鋼鐵出口,同時降低針對美國汽車進口的壁壘。美國減少從南韓進口鋼鐵和增加對南韓出口汽車的同時,很可能會伴隨著從其他國家如加拿大進口的鋼鐵增加、出口到澳洲的汽車減少。
或者,如果美國最終選擇擴大國內鋼鐵和汽車產量,那可能導致其他出口商品的產量下降——在像美國這樣的處於充分就業狀態的國家,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美國對南韓貿易逆差一旦有所減少,取而代之的將是它對其他貿易伙伴國的逆差擴大或者順差減少,這就像「打地鼠」遊戲一樣。
雙邊貿易的變化未必會改變一國支出與收入的失衡。糾正這種失衡需要採取政策使支出水準更加貼合收入水準。而過分側重於雙邊貿易可能會嚴重扭曲國際勞動分工——從而減少各國從貿易中獲得的好處。即便雙邊行動反映出合理的抱怨,也可能會招致報復。
堅持基於規則的現行爭端解決機制採取多邊策略更爲可取。這是互利共贏的做法,並可避免誰都沒好果子喫的貿易戰。
本文作者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顧問兼研究部主任
譯者/梁豔裳
中興事件,掀起中美貿易戰以來民間最爲劇烈一次爭論。
四月中旬,美國商務部頒布禁令,禁止美國企業與中興開展業務。這一拒絕令,令中興公司疾呼「極不公平」,無法接受。這一新聞隨即公共空間與社群媒體討論被引爆。
是什麼使得中興事件超越一家公司得失,擾動官方民間的情緒與神經,成爲中國創新路途的大討論?要點在於,中興事件不僅突然揭開了一些之前不爲大衆瞭解的中美實力對比真相,把潛在的危險突然暴露在大家面前,而且聯結起中國產業發展的長期爭論,並將問題以難以迴避的尖銳方式展示出來。
「繞過」規則結果是雙輸
先看中興本身,被罰有其原因。
2017年中興就違反美國對北韓和伊朗制裁的刑事指控認罪,並同意支付12億美元罰款。如今美國商務部認定中興在緩期執行觀察期「欺騙、虛假陳述和一再違法美國法律」,導致啟用先前即談過的爲期7年的拒絕令。
這一啟用決定符合美國貿易部先前據以與中興談判的美國國內法律,因此也在預期之中。至於不少國人糾結的美國懲罰如何蠻橫,中興應對如何笨拙,其實並不是關鍵。
從這個案例來看,中興應該接受的教訓首先不在於掌握(全部)自主技術或者將懲罰政治化,更在於最簡單平實的教訓,那就是遵守規則。中興在2017年在合規方面投入超5千萬美元,計劃組織超過6.5萬名員工合規培訓,這本是題中之意,只是開始。對比曾經被美國給予重懲的東芝、波音、高盛等公司,中興並不是孤例。
聯繫中美貿易戰諸多糾結,一大分歧點正在於規則遵守。如果雙方有約在先,雙方理論上都應該遵守,如果一方「繞過」規則,短期內或許被視爲聰明或者自以爲聰明,但多次博弈中不應該假設對手是傻瓜,「繞過」規則的後果有可能是契約崩潰,其實結果是雙輸。
聰明人從喫虧中接受正確教訓,耍小聰明的人則接受錯誤教訓。
中國「芯」的過去與未來
中興事件之後,「在覈心技術上中國不能受制於人」似乎成爲官方民間共識,這是正確的嗎?
其實,不論中興是否被罰,中國企業發展核心技術的決心與行動從來不可小覷。最近幾年,中國專利的躍升被視爲全球現象,這被視爲中國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智造的關鍵。根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數據,2017排名,中國申請的專利數量超越日本,排名排在美國之後,成爲世界第二,中國2003年以來,每年專利申請數量都保持10%成長。
以企業排名來看,其中中興貢獻不少。其排名第二,低於華爲的4024件,高於排名第三的是英特爾2637件。這只是中興專利的一角,中興通訊在2017年末公佈擁有6.9萬餘件全球專利資產,其中不少是IC晶片、5G等領域。
即使如此,在晶片領域,中國晶片依舊高度依賴進口,花費甚至超過進口原油兩倍。根據官方數據,2017年中國整合電路進口量高達3770億塊,進口額爲2601億美元,佔據中國進口總額的接近15%。
目睹如此高昂的代價,讓不少國人呼籲中國自主研發晶片。中國「芯」是否必要?諸多評論中,推薦劉遠舉與梁寧的文章,前者以評論角度審視了中國渴望獲得完整科技樹的迷思,後者則以親身經歷分享了國產晶片開發得失,涉及不少歷史細節。兩篇文章我都轉載在我的公號《徐瑾經濟人》,有意思的是,前者超過十萬加閱讀之後,不到24小時就被刪除,這似乎暗示關於晶片討論仍舊非常敏感。
梁寧文章回憶了國產晶片篳路藍縷的過程,情懷令人感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承認搞定了總理,沒有搞定用戶體驗,結果是潰敗如山。
解決方案是什麼?一種觀點是政府需要燒錢燒出一個生態,容忍失敗。這種觀點並不是出格,在多數產業變革中,我們可以已經看到太多燒錢。與燒錢數量相比,燒誰的錢其實才決定了燒錢最終的結果。如果政府主導,必然是官員來選擇他們中意的企業,此時討好官員的能力而非創新的能力更加重要,不難想像無數「漢芯」必將應運而生:面對這樣的機會,造假動力可想而知。
掌握核心技術的過程,最大的力量一定不是由政府主導的所謂的各種攻關,而是由自由企業自己進行的海量試錯。核心技術層面的革新與進步,本質上很難按照一個公式推導出來,它只能是在海量試錯中間被試出來的:在覈心技術演繹、誕生的過程中,無數細節並不清晰、每一條進路都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在其最終成型之前,沒有任何人有穿透未知的智慧,穿越未來,預言正確的選擇。這個過程一定是由企業作爲主要的攻城大軍,而不是由一個充滿著官僚氣息的政府部門的意志與公文能夠決定的。
如果美國沒有比爾•蓋茲,或者他早幾年公開文檔格式,方舟或者中國系統就會成功麼?答案几乎否定的。除了浮在表面的「用戶體驗」之外,更加本質性的,是梁寧自己也提到的「數量級的應用移植,還有更爲龐大豐盛的生態」:每一家公司都是生存於這個生態中,只能做好生態中的一環,而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新生態。
技術戰下的路線之爭
最後,更大圖景來看,中國對待晶片事件背後的與美國貿易衝突的選擇,將會決定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的走向,不是沒有正確的道路,但看看我們能不能走向正確的選擇。
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中國取代日本成成爲世界第二,中國作爲大國的論調再次興起。在這次的晶片爭論中,一個突出論點就是,因爲中國規模大,所以做什麼都有規模優勢,因爲中國大,所以必須掌握自主技術。
中國作爲超大規模體是不少學者熱衷的話題,這可以用來解釋中國過去歷史的集權必要,也可以爲當下中國科技自主創新張目,比起北京共識之類更爲方便。然而,簡單想一想,即使體量再大,擁有再多龐大產業,每個產業的相對優勢仍舊有高有低,仍舊不改變中國應該著力發展自己最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不可能也不應該擁有所有產業鏈。換言之,中國規模是否龐大,不能決定中國是否應該發展、能否發展晶片行業,這一問題的答案只取決於中國在晶片行業上是否有比較優勢。更進一步地,甚至這一問題本身也不是可以書面回答的,而只能是無數企業試錯試出來的。
中國規模再大,也沒有超越普世規律,其實也引發我的最後一點觀察,即中美貿易戰不僅是貿易戰,更是路線之爭。中美貿易戰看起來關於貿易,其實是關於技術,是美國對於中國技術趕超的不安;更進一步地,是關於國際秩序,是美國與中國是否能繼續在既有國際秩序下有序相處。
中國是世界秩序中的大國
從大歷史角度審視中國經濟成長,三大核心要素在於體制改革帶來的改革活力、勞動力轉移帶來的人口紅利以及開放帶來的技術轉移。三者共同導致了中國經濟過去的發展,沒有前兩者,就不會有開放,但是沒有開放,前兩者的成就也無意義。
真實的經濟活動,是一個經濟體無限制地去尋找生產要素組合的改進與優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非常密集的各環節與流程的分工協作;而在現代經濟體裏面,這種分工協作,大致來說是跨國、跨經濟體的分工和協作。這就一定需要合作機構之間的信任,所謂的信任是按照自由市場的規則來玩這個分工和協作的遊戲。
這個信任的前提並不是基於熟人關係,或者私下裏的各種利益交往,而是對於雙方自願達成的契約將會被誠信地去執行的這種規則的信任,也就是經濟學裏面講得非常多的陌生人之間的信任是怎麼建立的規律:在多次可重複博弈中間所塑造的規則,對大家的行爲規範的塑造與約束。這種行爲規則在表面上是由西方來主導和來主宰的,但它內核裏面仍然有其自發性、天然性或者說合理性。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時間,大體上來說是遵循著這一套規則。正是遵循這一套規則,中國不斷順暢地實現者技術轉移,可以說是這一套規則之下最大的受益人。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前佔世界經濟體微不足道的份額,到現在上升到全球第二。更進一步,也可以比較容易地去判斷,如果繼續遵循規則,並且在這套規則之下發揮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去創新去發展,中國仍然仍將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現在對於核心技術呼籲,潛臺詞在於似乎有了核心技術之後,就無需再受制於人,所謂規則或者智慧財產之類約束就不復存在。這是虛假的幻想。掌握核心技術意味著更大程度的分工合作,而不是相反;也只有選擇更大程度的合作,纔可能掌握核心技術。道理並不複雜,所謂的核心技術是說比別人給你的技術更好的技術,這隻能是採取全球最好的組件、最好的加工設備等等要素的結果。因此,掌握核心技術要求我們做的不是不合作,而是更多的合作,也不是不受制於人,而是更深的相互制約、彼此合作。
回溯中國過去發展的動力,爲了廓清中國未來的道路,中國當下仍舊處於追趕階段,這個時候拒絕甚至對抗世界秩序,得不償失。中國是大國,也是世界之中的中國,這是我們應該從無數次歷史經驗中總結的教訓,也是未來必須釐清的常識。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公號《徐瑾經濟人》,知識星球《經濟人讀書會》。
2017年底至2018年4月20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升值了3.7%,人民幣兌歐元與日元的中間價則分別升值了0.5%與貶值了1.1%,人民幣兌CFETS貨幣籃指數升值了2.2%。不過如圖1所示,無論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還是人民幣兌CFETS貨幣籃指數,今年以來的升值均主要發生在1月與2月初。從2月中旬至今,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約在6.25-6.35的區間內窄幅波動,而人民幣兌CFETS貨幣籃指數約在96-97的區間內窄幅波動。
圖1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與人民幣兌CFETS指數
資料來源:Wind。
爲什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及人民幣兌CFETS指數從今年2月中旬至今均呈現出雙向波動狀態呢?
原因之一,在於美元指數在同期內也大致維持了雙向波動。如圖2所示,美元指數在1月初至2月初經歷了顯著的下跌過程,由92.5左右一度下跌至88.5左右,跌幅達到4.3%。而美元指數下跌的主要原因,則是同期內美元兌歐元與日元匯率的雙雙下跌。美元兌歐元匯率由1.19跌至1.25左右,跌幅達到5.0%。美元兌日元匯率由113跌至105左右,跌幅達到7.1%。然而,從2018年2月中旬至今,隨著美元兌歐元以及兌日元匯率的雙雙企穩,美元指數大致在89.5-90.5的區間內呈現雙向波動。
圖2 美元指數
資料來源:Wind。
原因之二,在於中美長期利差在同期內大致保持穩定。如圖3所示,由於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2018年1月至2月初一度上升了50個基點(由2.45%上升至2.95%左右),導致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差一度由150個基點下降至100個基點左右。在這段時間內,中美利差的收窄伴隨著人民幣兌美元的快速升值,原因主要是因爲美元兌歐元、日元大跌導致美元指數顯著下行。然而,在2018年2月初至4月初,中美利差大致保持穩定,大致保持在90個基點上下。換言之,在這段時期內,一方面美元指數呈現雙向波動態勢,另一方面中美長期利差也大致保持穩定,兩者共同決定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圖3 中美長期利差
資料來源:Wind。
原因之三,在於兩國經濟增速與通膨狀況均基本保持穩定。2017年下半年,美國GDP同比增速大致穩定在2.5%左右。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大致穩定在6.8%左右。更有趣的是,目前中美核心通膨率大致保持一致,均在2%上下。一方面,經濟增速與核心通膨率的穩定意味著投資回報率的大致穩定,有助於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美聯準依然將會保持較爲穩定的貨幣政策正常化節奏,加息步伐加快的可能性不大。與此同時,中國央行也沒有太大必要改變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基調。
展望未來一段時間的人民幣匯率運動,儘管可能由於以下兩方面原因而導致人民幣兌美元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但筆者認爲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及人民幣兌CFETS指數均會繼續保持大致穩定的態勢,最多也僅會出現溫和貶值:
不確定性之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深化並升級。今年3月以來,隨著美國政府宣佈以232條款以及301條款爲由將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儘管目前貿易摩擦的演進方向存在不確定性,但我們不能排除貿易戰深化並升級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可能顯著下降,這將降低中國對美國的整體經常賬戶順差。從國際收支與匯率的相互關係來看,這種情景可能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不過,筆者認爲,一方面,貿易順差收縮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貶值壓力是相當溫和的,畢竟2018年中國依然可能面臨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目前將人民幣貶值作爲貿易戰工具的可能性很低,因爲中國央行好不容易纔把單邊人民幣貶值預期轉變爲雙向波動的匯率預期。基於這兩方面考慮,貿易戰對人民幣匯率的負面影響將是相對較小的。
不確定性之二,是最近中國央行的降準行爲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方向的調整。4月中旬,中國央行宣佈實施定向降準。這引發了市場的相關猜測,也即這究竟是爲了維持宏觀經濟穩定成長呢?還是爲了對沖新一輪金融監管可能造成的流動性衝擊?如果是前者,這意味著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可能從中性偏緊轉爲中性略松。在這種情境下,中美貨幣政策的差異性加劇,可能造成中美長期利差進一步收縮,從而帶來新的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壓力。如果是後者,這意味著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姿態並未發生調整,中美長期利差仍將保持穩定,進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將大致保持穩定。筆者認爲,我們可以把近期資管新規是否落地,作爲判斷中國央行本次降準真實目的的試金石。如果資管新規近期如期落地,那麼降準的目的將主要是對沖金融監管的流動性衝擊。而如果資管新規如同市場謠言那樣推遲落地,那麼降準的目的就可能是前瞻性地穩定經濟成長。
綜上所述,筆者認爲,2018年全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望在6.3-6.5的區間內波動,年底的匯率水準可能落在6.4-6.5的區間內,人民幣兌CFETS匯率指數有望在95-97的區間內大致保持穩定。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爲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會議未能針對不斷升溫的全球貿易緊張找到解決辦法,美國告訴該機構:它必須「拿出擔當」履行自己的職責,減少中國和德國等國的巨大順差。
上週六此輪會議落下帷幕之際,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紛紛表示擔憂,稱越來越多的貿易糾紛會攪亂眼下依然強勁的全球經濟。
南非儲備銀行(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行長、IMF管理委員會新主席萊塞傑•康亞戈(Lesetja Kganyago)表示,各國必須堅守約定的貿易規則,遏止當前一報還一報設立貿易壁壘的不良趨勢。
「貿易衝突永遠不會有贏家。大家都只會淪爲輸家,」他表示。此言與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觀點相牴觸,後者誇口稱,貿易戰爭是件好事,而且容易打贏。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將貿易緊張歸咎於持續存在貿易順差的國家,同時,身爲IMF最大股東美國的代表,他告訴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和基金組織管理層:他們需要採取更加堅定的行動。
梅努欽告訴基金組織的管理委員會,IMF應該發出強有力的聲音,告訴其世界各地的成員國減少貿易壁壘,保護智慧財產。他抱怨稱,順差迄今沒有減少,似乎表明全球調整機制不起作用;他堅稱,IMF必須做得更多。 「IMF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拿出擔當,發出一個更強有力的聲音,並在成員國維持促進不公平競爭優勢或導致失衡成長的宏觀經濟、外匯和貿易政策的情況下,持之以恆地指出問題,」他說。
IMF上次試圖採取行動減少經常賬戶失衡是在2006年,當時它發起「多邊磋商」,試圖平衡貿易流動,但沒有成功。
「我們敦促IMF在外部失衡問題上更有力地發表意見,包括爲那些有巨大順差的國家提供明確的政策建議,以支援更均衡的全球成長,」梅努欽表示。
IMF相當敏感,不願公開批評其最大股東,但認爲美國的減稅措施將吸引更多進口,提高其貿易赤字。IMF管理委員會在公報中稱成員國的財政政策需要「避免順週期性……並確保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在可持續路徑上」——這幾乎是不加掩飾地點名美國。
拉加德試圖走一條中間道路,她提到有關各方對於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充分保護智慧財產的關切。「我們都需要認識到這些問題,我的主要關切……是推動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不讓它們升級到阻礙成長和穩定的地步。」
譯者/和風
中國商務部對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將會訪華舉行貿易會談的可能性表示歡迎。這一跡象表明兩大經濟體在相互發出關稅威脅後進入磋商階段。
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梅努欽上週六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會議間歇表示,「正考慮進行一次訪問」。他還補充說,他對與北京方面達成一項協議的可能性持「謹慎樂觀」態度。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週日表示,中國已「收到」與美國就貿易和經濟問題進行會談的「資訊」,中國對此「表示歡迎」。
梅努欽還表示,他曾在IMF會議期間與中國央行行長易綱會晤,並表示美國「讚賞」易綱在本月早些時候宣佈的放開中國證券和保險行業的措施。梅努欽稱,中國在支援對北韓實施制裁方面「非常有幫助」。
發表這番積極言論的前一天,北韓宣佈將停止飛彈試射並關閉一核試驗場,此舉贏得了中國和美國的讚揚。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威脅稱,將對價值15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徵收關稅,但許多觀察人士認爲雙方都不願意落實這些舉措。
中國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給人以屈從於美國要求的印象。但中國上週承諾,將進一步向美國企業開放其國內汽車市場,這是華盛頓方面的一個長期願望。美方對此大加讚賞。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還讚揚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在有「中國的達佛斯」之稱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的講話。習近平承諾將增加進口,並表示兩國將「共同進步」。
不過,兩國在某些問題上的緊張不斷加劇,可能會妨礙貿易磋商取得成功,這些問題包括上週美國政府禁止該國企業與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間的業務往來,以及美國即將公佈的針對中國在美投資的新限制。
儘管最近出現回暖的跡象,但多數分析人士認爲,貿易緊張將是美中關係的一個長期特徵。
「在美國經濟復甦的背景下,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是當前國際分工格局的必然結果,」北京宏觀經濟研究機構莫尼塔(CEBM)的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寫道。
「這不是一個透過中美政治磋商就能很快達成的短期解決方案。」
譯者/何黎
美國商務部在4月16日宣佈對中興通訊的全面封殺禁令,規定直到2025年3月13日止,美國公司不準向中興銷售零組件、商品、軟體和技術。一些國內的評論者很快地把這個制裁歸因於美國企圖藉此扼制「2025中國製造」計劃,從國產晶片不足以彌補中興需求的「斷片」,到中國自主的高科技基礎研究的投資短缺,到美國對於中國科技競賽的打壓,各方的聲討似乎煽動了全民對於中國企業和技術過度仰賴外力的焦慮。
其實從2012年中興開始受到美國監管部門的調查,到2016正式起訴,到2017年的認罪和解,這個過程顯示了最新禁令的時效性,並非針對中國的2025 願景里程碑。
「七年之禁」原來出現在2017年3月7日中興與美國政府簽訂的認罪和解協議中的條款,原本有三年緩刑期。如果當時立即生效,禁令有效期便會到2024年。現在由於美國商務部指稱中興違反協議條款而被啟用。
我參閱了有關中興事件的法律檔案,包括美國商務部簽署的禁售令、中興與美國司法部在2017年3月簽訂的和解協議、中興內部關於規避美國對出口監察的機密文件,以及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和安全域性對於案情的分析,我認爲中興與美國政府的「過節」,不能以「政治迫害」視之。相反地,它暴露了中國企業在進軍國際時的短板:缺乏法治精神和內部監管機制。
與其說中興受美國霸凌,不如說中國企業文化需要改變
中興禁購令正值中美貿易戰和中美科技競爭日益白熱化,彼此牽扯和糾結自然不可避免,但是我們應該把它們看成平行的現象。對中興 5G野心的可能打擊不應該是整個事件的「因」,而應該是「果」。
試想,如果一個美國企業在中國觸犯了國家安全的法規,會有怎麼樣的下場?
正如中興事件提醒了國內科技產業:晶片不能自給自足,國產晶片方案仍待突破,我認爲它也可以作爲帶動中國企業告別「野蠻成長」思維的祭禮,甩棄抄捷徑、急功近利的心態,好好學習邁入國際舞臺的遊戲規則。因爲徒在技術和利潤上拼死彎路超前,而沒有法律體系和商業規範在背後支撐,很難想像如何創造長久的企業價值。
中興事件引發科技界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討論。有產業界人士認爲,過去幾年以國家大基金爲首的產業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高舉高打,支援整合電路代工、存儲等需要鉅額資金投入的製造項目,但對晶片設計等基礎研究領域投入不足。
有人甚至認爲中興事件再度引起了所謂「李約瑟之問」,也就是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問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爲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未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其實同樣地,多年以來法學界一直有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爲什麼中國人還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法治的社會?爲什麼中國沒有法治的文化?
美國政府對中興的調查自歐巴馬時代即已經開始,早在2012年中興便出現在美國政府的警戒名單,2016年美國政府正式提出起訴。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早就有所警惕。但是根據美國政府的調查,中興仍然繼續不斷地違反美國經濟制裁出口法規的條款。
中國企業對於地主國的法律規範和應用缺乏瞭解,特別是對於美國法規執行的程度感到驚訝,這呼應了傳統上對於中國企業的印象——來自缺乏法治的社會。在企業權力的配置上,領導比法律規章重要,也就是由上到下的指令,比客觀地遵守法律,更爲重要。中興內部檔案充分顯示其領導帶頭觸犯法網。
讀中興事件的種種紀錄和判決時,我經常想起中國企業「不守規矩」的刻板印象。也就是駱家輝曾經說過很不中聽的對中國人的評價:「能透過關係辦成的事,絕不透過正當途徑解決」和「不願爲執行規則所累,寧願爲適應潛規則受罪」。
我最近在紐約的一個高峯會議,聽到鼓吹中國崛起的華爾街人士強調:「未來的十年,世界市值最高的前十名將會有很多中國的企業。」然而我想問的是:中國的產業能夠創造這麼多市值,並且有足夠的進軍世界的打算,但爲什麼在對於法律監管的態度上和企業文化上,卻跟我們心目中世界級頂尖的企業有這麼大的距離?
明明有規則可循,卻偏偏要投機?
這種投機的心態在中興案裏到處可見。美國政府對於中興調查檔案指出了多達380條的違規事項,中興的內部檔案變成對外公開的控訴證據,而案情審理透過美國正當的司法程式,實在讓人無法認爲中興被栽贓或冤枉。
不少在國內網路上的評論指責中興領導的「蠢」,因爲他們在暴露自己行跡上犯了「低級錯誤」,彷彿他們的最大罪過便是缺乏「反偵查能力」。其實這是把事情看反了。
美國調查始末
自從2012年以來,中興向伊朗運送2000多萬件美國產品。中興避開美國製裁和出口管制條例的多種途徑,包括建立空殼公司,僞造海關檔案,然後在陰謀細節被揭露時主動誤導調查人員。當時中興的領導層不但知情,更在策劃規避監察的方法和掩蓋企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6年3月7日美國商務部官方網站披露了調查員獲取的中興內部檔案,顯示中興當時在伊朗、蘇丹、北韓、敘利亞、古巴五大禁運國都有正在執行的項目,這些項目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美國供應鏈。美國商務部以中興《違反美國出口限制法規》爲由,對中興採取限制出口措施。但是中興公告稱,「獲知美國商務部擬對中興實施出口限制措施,公司正在全面評估此事件對公司可能產生的影響,並與各方面積極溝通。」
中興在面對美國政府指控時,在美國法律享有接受大陪審團的起訴、不認罪、陪審團審判、排除合理性懷疑才能定罪、面對和盤問證人、以及傳呼證人進行辯護等權利,但是選擇了認罪和解。
中興在2017年3月與美國司法部、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局和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與安全域性達成了一項合併協議,罰款11.9億美元,成爲美國製裁案史上最大的刑事罰款,其中暫緩執行的3億美元罰款,於3年暫緩期內履行滿足協議要求的事項後,將被豁免支付。
在宣佈與美國商務部的和解同時,中興也宣告對於企業內部的變革,包括新CEO和公司管理層團隊、新的合規管理委員會、重組法律及合規管理部、任命美國律師爲首席出口合規官、完善《出口管制合規手冊》並要求所有員工每年簽署《合規承諾書》等等。
根據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域性所簽署的禁售啟用令,在2017年3月的和解協議之前,中興曾在2016年11月30日的信函中對美國政府表示它對涉事員工已經或將要執行的懲罰。2017年7月20日中興致函美國商務部確認完成內部紀律處分,並遞交了39人的處罰名單,但直到今年2月2日安全域性去函中興,要求後者呈報員工整頓的情況爲止,中興雖然已經解僱了四名高級員工,但並未對其他35名涉事員工進行紀律處分或減免獎金,原本認定的受罰員工中,除一人以外都被發現從公司那裏領到了其不應得的 2016 年全年獎金。
目前的爭議點是美國商務部認爲中興一再謊報了對事件相關人員的處罰情況,顯示其並未確實執行緩刑期內所要糾正的運營行爲,包括不對監管單位說謊;而中興認爲自己已經於3月7日向美國政府彙報公司對某些員工獎金並未及時扣減的情況,僅僅爲此而啟用禁售令「極不公平」。
2017年的判決書裏只有中興必須開除4名高階主管的條款,並沒有提到扣除35涉事員工獎金之事。儘管如此,中興內部對於對美國政府做不實呈報的嚴重性似乎仍然不夠警惕(和解協議明確規定中興有據實披露資訊的責任),在呈報前的內部盡職調查顯然不夠到位,況且禁售令原屬於和解協議的條款,緩刑的概念應該意味著監管單位對於違反和解協議的情況判斷具有相當的自主裁量權(discretion),事實上美國商務部的禁售令中恰恰用了「自主裁量權」這個關鍵字。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美國商務部一位高級官員在美國時間4月20日夜間表示,商務部已經批准中興提交更多資訊。中興對禁售令沒有行政上訴權,但商務部同意中興透過非正式程式提交證據。這位官員並表示,目前禁售制裁不會暫停。
從中興內部的機密文件看來,其實至少早在2011年內部已經對於美國的出口管制法規有所認識,並且當時高層對於公司違法的事情非常瞭解。有兩個檔案成爲美國商務部發布的訴訟證據裏的「鐵證」:
2011年8月中興法務部呈報了《關於全面整頓和規範公司出口管制相關業務的報告》,這份以「尊敬的公司領導」開始的報告,甚至在首頁列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報批閱表,顯示:「歸口管理部門意見:同意;公司主管領導意見(邱總): 同意; 公司主管領導意見(田總):同意;總裁批准:同意。」
報告第一頁第一項的標題爲美國出口管制制度簡介:
「(1)違法及處罰
根據美國出口管制法規,我司向伊朗、蘇丹、北韓、敘利亞、古巴五大禁運國出口管制廠產品必須申請轉出口許可證。如果違反美國管制法規,將會受到:
(1)公司受到高額民事罰款;
(2)高階主管受到刑事監禁;
(3)公司被列入黑名單,一定時期內將不能直接或間接購買美國的產品。」
這份報告除了說明中興以往的犯規、當時正在執行中的問題、以及其他的風險,最重要的是提出中興面對美國出口管制所出現的內部治理問題:
1. 「公司內部未明確規定出口管制事項的主管部門及各部門的責任劃分,無統一的管理規範,各部門之間互相不瞭解情況,各自爲政。
2. 公司產品線及採購部門未對現有設備涉及到美國產品的進行梳理,沒有積極尋求相關產品替代方案。
3. 海外行銷事業部門在項目啓動時未提前做好準備,銷售項目在決策時也沒有對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的後果予以充分的重視,缺乏統一的審批流程。
4. 目前仍是針對單個項目採取規避措施,未從公司整體層面上制定應對方案,無專門的危機應對團隊,導致項目執行中出現的困難處理較慢。」
另外,中興內部標明「絕密」的《進出口管制風險規避方案—以YL爲例》檔案中明白指出:「美國商務部將進口目的地國家除加拿大外,分成七個組別,分別配以『Q』、『S』、『T』、『V』、『W』、『Y』和『Z』字母代碼,從而施以不同的控制措施。YL和GB等『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屬於管制最嚴格的Z組,美國要求向Z組國家出口或轉出口任何商品和技術都必須獲得覈准許可證,而商務部出口管理局的基本政策是通常拒絕向這些國家出口的許可證申請。」
在中興的內部檔案中,YL和GB分別是伊朗和古巴的代碼:
「目前我司在YL、GB等『Z』組國家有大量的業務,但我司向美國政府申請辦理向此類國家的轉出口許可證幾乎不可能。我司如果直接出口還有美國技術和產品的貨物至『Z』組國家,將不可避免地違反美國政府有關進出口管制的政策和法律,從而面臨著極大的法律風險。」
除了產品替代方案之外,《規避方案》很露骨地提出對付法律的 「妙招」,包括所謂「隔斷模式」:
「我司可以避免與Z組國家存在直接的業務關係從而規避進出口管制風險,其具體的操作方式是:我司在『Z』組國家開展業務時,避免以我司的名義直接與『Z』組國家客戶簽約,避免我司直接向客戶出口產品和提供服務,增加貨物在我國境內和境外的流轉次數。此操作方式稱爲『隔斷模式』。
隔斷模式根據出口商與進口商表面上是否存在直接交易關係可以分爲全隔斷和半隔斷兩種模式。全隔斷是指出口商與進口商之間表面上完全不存在交易關係的交易模式。半隔斷是指出口商與進口商之間表面上存在涉及非管制產品交易關係的交易模式。
我司已與YL客戶(YL爲『Z』組國家之一)簽署了多個合作協議,目前這些協議均已進入項目執行階段。該協議的合作模式爲YL客戶、ZTE、ZTE YL、8S四方簽約的半隔斷模式,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我司並未嚴格按照半隔斷模式的要求來操作,而是由ZTE直接承擔8S的權利與義務,由ZTE直接出口管制產品至YL。這樣的操作模式直接讓我司暴露在進出口管制風險中,容易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和調查,不利於我司的初步抗辯。」
中興內部檔案對於這些障眼法的架構描述詳盡,彷彿給予執法者一個按圖索驥的圖示。當中興在「Z」組別國家開展業務時,中興避免使用公司的名字與來自「Z」組別國家的客戶直接簽訂合同,並避免直接向這些客戶出口產品和提供服務,而透過繁複的架構進行交易,從而掩飾交易方的真實身份。
比方說,7S將透過康訊或自己購買美國零組件,然後將零組件轉售至8S; 8S將把所有項目設備從中國出口到杜拜和交付給10S,然後10S再將設備從杜拜出口到YL並交付給YL客戶。9S可以從美國以外的國家購買零組件並將零組件出口到杜拜並交付給10S,然後將零部件轉移到YL ……
這是用形式主義來扭曲法令的實質。根據美國政府作爲和解協議發佈的檔案,中興與伊朗的業務及其與隱瞞有關的活動一直持續到2016年3月。總計中興向伊朗出口了2121.9萬件、價值超過2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
中興的內部檔案不但討論了上述的掩護手法,還闡述了公司面對的「其他風險:
1. 我司高階主管同時在美國子公司兼任董事(美國子公司受美國法律地域管轄,管制更嚴格),且經常赴美國出差,有潛在的被調查危險。
2. 我司在管制國的項目不僅影響我司在美國的市場突破(2010年我司投標美國Sprint項目時客戶諮詢問我司是否在管制國有項目),還可能影響現有美國市場份額。另外歐洲市場也可能受影響(歐盟在管制問題上配合美國政策)。
3. 美國研究所的研發員工經常往返中美兩國且攜帶研發數據,已嚴重違法,需立刻採取規避措施,否則隨時面臨調查危機。
4. 我司的轉出口行爲,特別是針對伊朗項目,有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潛在可能,如被列入黑名單,我司將面臨美國產品供應鏈斷掉的風險。
5. 美國政府出口管制的黑名單(名單隨時變化)上有幾百家中國企業……」
中興的障眼法利用了很多通道公司,透過層層轉運的方式,將美國的產品出口運送給伊朗企業,雖然明知道美國視此舉爲轉送有科技含量的智慧財產商品到政治運作不相爲謀的政權,違反美國國家安全。
中興的「五個教訓」
美國工業和安全域性在2017年10月舉行的一年一度出口管制政策會議中,以中興爲例,做了一場 「教科書範例」的演示。這個年度會議的主題是「保護美國技術,發展美國工業」。
在安全域性準備的PPT裏,描述這些「寶貴的教訓」的手法是如此簡單,像是教牙牙學語的孩童,彷彿它們針對的讀者就是中興的高層和員工,而他們的失誤簡直低級得可笑:
第一個教訓:不要說謊
在2014到2016年之間,中興屢屢向安全域性官員聲明它自2012年3月起停止向伊朗出口貨物,並且不再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中興的外部顧問並不知道中興向美國政府溝通的陳述爲虛假和誤導。此外,在律師與美國政府會晤之前,中興的高層或管理人員已經審查了辯護律師代表公司做出的陳述,並且知道這些陳述的虛假和誤導。
切勿製作錯誤/誤導性的記錄:
中興還採取了其他規避措施,包括在有關伊朗交易的檔案中使用「卡達」作爲「伊朗」的代碼,故意省略銷售系統中的伊朗客戶名稱,並避免在發送給伊朗的物品、盒子或檔案上使用中興的標識。
第二個教訓:不要摧毀證據
中興制定了詳細的計劃,透過刪除和隱藏中興保留的有關調查的外部律師和法務會計師事務所的檔案和資訊,防止披露並誤導美國政府。該計劃包括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間在中興內組建和管理一個由13名成員組成的「合同數據刪除小組」,銷燬清除或清理與伊朗業務有關的任何交易或其他活動的所有材料,並且每晚刪除團隊的所有電子郵件,以隱藏團隊的活動。(裘蒂按:美國法律規定,一旦調查或法律程式開啓,刪除檔案將以摧毀證據的罪名處置。)
第三個教訓:不要依賴保密協議來掩蓋犯罪行爲
中興要求合同數據刪除小組中的每個小組成員簽署一份保密協議,禁止披露該小組任務所要隱藏的中興交易和活動有關的任何資訊。如果確定違約披露,犯規者需支付給中興100萬人民幣的罰金。
第四個教訓:調查期間不要重新開始犯罪活動
2013年11月,在中興的首席執行長主持的高層管理人員會議之後,中興不顧律師的反對,計劃恢復向伊朗轉運。中興員工組成了委員會,尋找願意參與交易架構的第三方。目的是使中興在交易中保持低調狀態,同時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沒有這些美國原產商品,中興賣給伊朗的設備便不能滿足其伊朗國家要求的功能。
第五個教訓:不要制定領導批准的書面戰略來系統地違反法律
中興法律部起草的中興內部檔案《關於全面整頓和規範公司出口管制相關業務的報告》,由中興的四名高級管理人員(包括總裁)於2011年9月2日左右批准並簽署。批准的報告描述了在將美國產品出口到禁運目的地時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的風險,包括因爲中興擁有「來自美國供應商的許多技術和組件,因此,當我們的出口或再出口涉及美國的技術和產品,它們都受到美國政府的監督和限制」。
報告隨後制定了中興的「應對計劃」,進一步規範伊朗項目的運作並管理潛在風險,包括在其禁運項目方面設立若干跨部門項目小組或委員會。還設立了40萬人民幣獎勵機制,以鼓勵團隊成員完成項目任務。
中國式企業文化
歷年來中國的投資人經常對我解釋,他們到美國主要是奔著大市場的吸引力、增加國際的公信度、技術的挑戰、以及美國的法律制度對於企業權利和商業交易的保障。
但是從實際的經驗來看,中國企業到美國的時候,卻又不願意爲法治監管所要付出的代價買單。
當中國的企業躍上國際的舞臺,甚至攻佔了全球企業市值排行榜的位置,我有了新的疑問:以前公認的中國企業亂象,以裙帶關係爲基礎的所謂「權貴資本主義」,難道會由於中國市場的重要性,而使西方的企業法規制度變得無關緊要?甚至可以以「中國模式」的方式直接外銷?
但是中興事件提醒了我們:儘管在短時間內可以用速成的方式來攻獲市場佔有率,但是企業文化和公司治理是維繫一個企業長期命脈、獲得國際認同的重中之重。
公司治理是消耗品,在企業爆發成長期容易受到冷落,因此慣性下形成的企業文化,最容易造成系統性風險。現在中國經濟已經超過了井噴期,要想進一步持續地成長,特別是進軍國際市場,必須要靠制度性的規範,透過企業內部管理和控制制度,甩掉「缺乏透明性」、「偷雞摸狗」、「鬼鬼祟祟」等刻板印象。
抱著「運營照舊」的心態,中興屢抓屢犯,由頂層領導批准的系統式失誤,畢竟不是網球裏所說的「腳步犯規」,顯示中興對於法規和判決的執行力度,抱著高度僥倖的態度。
日前中興對美國商務部最新的七年禁令表示不滿,認爲過於嚴苛。使我想起了中興在2011年內部檔案裏寫的:
「一旦我司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相關規定,其有可能對美國供應商進行民事和刑事制裁,導致我司後續獲取美國相關技術和元器件難度加大。此外,美國政府還有可能將我司列入黑名單並禁止美國公司與我司繼續合作。」
中興其實早在2011年就爲自己寫下了判決!
日前根據澎湃新聞報導,中興基於美國啟用禁售令後,試圖亡羊補牢強化合規管理,要求每個員工重新學習歐美法律、法規、反賄賂等知識,合規考試100分(滿分)纔算過關。
藉由考試來表達「守法重紀」的精神,顯然又是典型的中國式思維。其實中國本身的法律法規並不少,問題是在一個「人治」的文化氛圍上,在一個司法獨立性相對欠缺的社會里,法律的執行度受到質疑。
企業與個人除了對於法令的執行力和可預測性感到懷疑,也普遍缺乏「最優實踐」的概念。從法律的角度,「最優實踐」是一種企業自許的高標準,指養成內部治理的好習慣,讓它變成團隊日常的一部分。
中興的內部檔案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雖然中國人到外國可能對於當地法令與國情缺乏認識,但是即使有書面的研究,如果沒有實踐性的企業文化,沒有對法規的尊重,缺乏對於追逐利潤的風險控制,那麼還是領導說的算。
企業的領導不應該是法律的詮釋者,而應該負責帶動一個「法治」勝於「人治」的企業文化。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美國財政部一名高級官員證實,川普(Trump)政府正在考慮宣佈進入國家經濟緊急狀態以對中國投資實施新的限制,作爲對北京方面實行貿易打壓行動的一部分。
據報道,週四,負責國際市場和投資政策的美國助理財長希思•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政府正在尋求啓動《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以此作爲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個月下令的投資打壓措施的一部分。
該法案通常用於對流氓政權(rogue regime)和恐怖組織實施制裁。這將賦予川普全面限制中國在半導體、機器人等敏感領域投資的權力——川普政府擔心北京方面正在有意圖地投資於這些領域,以此作爲收購美國技術的戰略計劃的一部分。
目前有跡象顯示,美國政府收緊對中國對美投資的審查力度,已經抑制了資本流動。
不斷加劇的貿易緊張以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加大對中國交易的審查力度,已經衝擊了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FDI)。CFIUS負責審查相關交易是否存在威脅國家安全的可能。
據跟蹤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投資數據的諮詢機構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表示,去年,中國對美FDI降至290億美元,而2016年該數據創下了460億美元的記錄。
之前已經有報導稱川普政府可能會啓動《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案》,但塔博特被認爲是首位公開承認美國政府正在考慮此舉的美國官員。
此舉可能成爲美國對中國涉嫌竊取美國智慧財產並強迫外國投資者進行技術轉讓的做法進行「301條款」(Section 301)調查的一部分。
該調查已經導致川普威脅要對高達1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這促使北京方面誓言採取報復措施,外界擔心兩國可能會展開貿易戰。
美國財政部正在起草新的投資限制計劃,而新限制將超出CFIUS實施國家安全限制的範疇。美國國會還在考慮透過立法擴大CFIUS的職權範圍,以覆蓋中國和其他國家合資企業的在美直接投資。
塔博特在參加本週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Monetary Fund)春季會議期間在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會議上表示,「我們在財政部設有單獨的辦事處,財政部目前正在明確考慮這兩個問題。」
美國財政部將在5月底向川普提交新投資限制計劃。
但透過立法改革CFIUS的提議也遭到了包括IBM和奇異公司(GE)等大型企業集團的反對,它們擔心這項針對海外投資的擬議措施過於寬泛。
這項法案的主要發起人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Cornyn)在週四猛烈抨擊該法案的反對者。這些反對者一直試圖嚴格限制CFIUS的職權範圍。
「CFIUS流程並不是最初設計的,現在已不足以解決當今快速發展的技術問題,以及我們的技術優勢受到的威脅,」科寧週四表示,「我認爲,剛剛和我交談過的那些反對者不是要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恰恰相反,他們是想盡可能長時間地維持現狀,從而支撐他們的盈利。」
譯者/馬柯斯
美國封殺中興,中國輿論場中,「晶片元帥」升帳。
美國人封殺中興,但並未封殺華爲、小米、OPPO等,可以看到這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封鎖。然而,這仍引發了一種虛幻的屈辱感,於是事情變爲:美國封鎖中國。這幾天,中國各層面輿論都羣情激奮的大談晶片。很多人甚至遷怒與其他行業,說國與國的競爭靠共享單車、外賣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國人浮躁,只看重短期賺錢,忽略了技術積累。
國家競爭?
這種國家競爭的說法在一定角度上是成立的。但同時也暗藏前提,有偏頗之處。瑞士、丹麥、冰島、紐西蘭、加拿大,當下的國際分工中,都沒有自己的手機晶片。然而,這些國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也保證了他們不會受到外界威脅。他們不是國家競爭中的失敗者,而是優勝者。在現今的國際貿易體系中,他們並不需要完整的擁有這一切,依靠國際貿易即可,他們並不感到屈辱與失敗。
實際上,中國遠勝這些國家。戰鬥機、武器、飛彈、汽車、高鐵、光伏,乃至網路的商業創新模式,已經可以說佔據了國際產業的高階。所以,很大程度上,當下輿論迷戀的所謂往產業鏈高階走,與其說指的是高階,不如說指的是高階、且全面。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畢竟,英法德這些發達工業國家,也沒有完整的技術樹,即便是美國,其晶片也依賴於國際分工。
渴望獲得完整的科技樹,這是國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開放前,中國與西方對抗,用道義向中國人解釋世界關係,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非正義與正義區分國家。改革開放後,這一套不用了,改用叢林法則向中國人解釋世界。在這套理論中,國與國之間不存在任何道義,只有弱肉強食。實際上,當下國際關係,雖仍然有叢林法則的色彩,但也並不是野蠻的誰拳頭硬誰說了算的時代。所以,兩種對世界的闡釋都不真實,但潛在的,都指向中國與世界的對抗,渲染一種並不真實的屈辱感。這正是國家競爭這種說法暗藏的危險前提。
所以,說到底,意識形態對抗導致了技術封鎖,從而使得完整獲取技術樹成爲必要。另一方面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產自力更生的產業鏈迷思,而晶片迷思則是最新的一個例子。
趕超!趕超!
自力更生,本質上是產業趕超。
趕超有多種途徑。最市場化的比較優勢戰略,一般都是從產業鏈低端開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戰略,理論上並不通向全面、完整的工業體系,不能滿足全面抗衡的目標。所以,市場化的趕超,並不能滿足中國短期、全面的大國崛起的趕超目標。
另一種是彎道超車,即在新技術出現的時候,利用對技術同樣的不確定性,或僅是成熟技術的組合,或商業模式,一舉超過。在這一點上,不管是電動車、太陽能板,還是各種網路的商業模式,中國做得很好。
還有一種就是,以補貼等產業政策,去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甚至以計劃制度替代市場機制,提高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把資源廉價的、密集的投向某個行業,實行進口替代政策。形象地說,是直道強行超車。某種程度上當下輿論呼籲的,似乎能滿足晶片迷思、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國崛起的,就是這一種。
太陽之下無新事,直道超車,早已有之。
上世紀20年代的蘇聯工業化比重很小。蘇聯政府採取了不允許市場機制,利用國家壟斷地位,扭曲工資、能源、原材料等要素價格,進行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用低利率政策、低匯率政策、通貨膨脹、犧牲當前消費、進行強制性的工業化積累,發展重工業。蘇聯的趕超取得了成功。但卻同時造成工業體系比例失調,人民生活水準低下。曾有這樣一個蘇聯政治笑話:蘇聯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機,西伯利亞的人就可以趕到莫斯科去排隊買麪包,然後當天返回。在不斷的趕超戰略之下,蘇聯誤判,被美國誘導進入軍備競賽的趕超之中,終於崩潰。
中國的趕超歷史更加沉重。
1949年之後,原本既定的長期的新民主主義時期被快速結束,透過農產品「統購統銷」,農業集體化,扭曲要素價格,壓制消費,使產品與要素流向重工業部門。在「百花齊放」,繼而反右擴大化的「陽謀」壓制了不同言論之後,1958年底,中國的趕超戰略開始了令人驚懼的一跳。
在1958年,周恩來和陳雲指示報紙社論提出反冒進,這激怒了毛澤東,在嚴厲批評「反冒進」並勒令周恩來寫檢討,周恩來淚灑檢討書之後,毛澤東發動了旨在使經濟超常規發展的「大躍進」。在「趕美超英」的口號中,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爲綱,把「鋼」作爲工業化的趕超基準,用工農羣衆運動的狂熱,去推動「大躍進」趕超戰略,實現工業化的神聖目標。幾乎就在同時,「大饑荒」出現,大躍進失敗。這不但導致了彭德懷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決裂,也導致了劉少奇與毛澤東矛盾,文革接踵而來。文革中,中國工業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導,狠批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爬行主義」、「洋奴哲學」、「造不如仿,仿不如買」等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堅持「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作爲這個路線的成果,國產萬噸風慶輪成功遠航歐洲返回後,被大肆宣傳,20多萬人上船參觀,更被用來批判「洋買辦」、「崇洋媚外」、「洋奴哲學」、「賣國主義」,影射攻擊周恩來與鄧小平提出的買船政策。不過,鄧小平則說,我去法國的時候,就是坐的萬噸輪船。
某種程度上,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滿血與淚的趕超史。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才從趕超戰略中走出來。
放棄趕超戰略之後,中國用市場化機制理順要素價格,更強調民生、老百姓的經濟自由多了,消費也多了起來,隨後,中國加入WTO,融入國際體系。此後,僅僅20年不到,中國鋼鐵產量在90年代末達到世界第一,並從此一直保持,其產量比2-8位的國家的總量還要多,產能過剩反而成爲頭等難題。2012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這3大世界造船指標,達到世界第一。
歷史與中國人開了一個極其沉重卻充滿反諷意味的玩笑。
在計劃經濟時期,趕超戰略之下,即便砸掉鐵鍋,餓殍倒地,也未能獲得如此產量。而放棄趕超之後,中國卻快速發展。實際上,如果不是這種趕超戰略,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其實可以更快一些。歷史並不遠,可人們已經在迫不及待地忘記。
補貼是有效的嗎?
企業是以利潤導向,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沒有企業願意搞晶片,從業者工資低,不是因爲沒情懷,中國人太浮躁,而是因爲經濟發展水準,全球自由貿易分工,科研體系,乃至長期產權安排,都不傾向於自己搞晶片。
經濟自有規律,當中國技術、經濟,製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會做。實際上,經過多年的發展,國內半導體生態逐漸建成,設計製造封測三業發展日趨均衡。當然,市場機制下的產業升級,是相對緩慢的,遠不如倡議產業政策那麼激動人心,那麼能擴大部門權力與預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識別產業優勢、因勢利導的新結構主義,成爲政府的座上賓,而張維迎的市場理論總有著微妙的危險。
補貼、產業政策當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終存疑。當然,以中國當下的經濟體量,有限度的向晶片行業輸血,不會傷筋動骨,但如真要在CPU、GPU、類比晶片等領域全面直道趕超,並不見得毫不喫力。晶片不是太空站,火箭,飛彈,這樣的國家工程,而是講性價比、良品率、利潤的市場行爲,在這些目標之下,美國的晶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中國完全獨立的晶片體系大機率的會遇到效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問題,需要政府補貼,且需要長期持續,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礎研究作爲依託、也需花錢。那麼,擠佔其他領域的民生預算,也必然難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該按市場化原則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發財了。用砂紙抹掉外國公司logo的漢芯醜聞不遠,新能源汽車大規模造假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已不了了之。顯然,沒有補貼,私人資本投資的企業斷不會這樣自己騙自己。
晶片行業僅僅跟隨性發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資。若要站在世界領先水準,更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這些研發投入大、見效慢、週期長、且充滿風險。顯然,這需要給企業家以長遠而穩定的預期;建立完善的智慧財產保護體系;透明、公開的科研體系,遠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這些東西,涉及更加基礎的制度。所以,某種程度上,如果說晶片如果是工業的皇冠上的明珠,那麼,它同樣是一系列制度的結晶。
產業政策、補貼必然陷入另一個惡性循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必然包含著「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用非市場方式,試圖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樹,往小處說,是小農意識在國際關係、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往大了說,體現出的是中國對和平與發展的不信任,必然會引發外界的進一步反彈。
國與民
饑荒結束之後兩年,也就是1963年,一個男孩出生了。他的整個少年時期,都處於趕超戰略階段,物質貧乏、充斥著各種票證;他成年後,則經歷了快速豐裕起來的生活。或許正是這兩種對比,使他在自己風靡世界,描述人類與外星人抗爭的小說《三體》中,這樣描述人類的技術趕超:在技術趕超帶來的大蕭條之後,人類放棄了趕超,轉而專注眼下的生活,但技術進步卻飛快的出現了。是的,即便劉慈欣可以看做是「工業黨」,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懷,但他仍然寫出了著名的「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畢竟,經歷過物質貧乏才能明白,人的歲月靜好,纔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賣、共享單車、網約車、街邊的小餐館,這些東西,在一定角度,並不比晶片等而下之。它們是市場經濟模式導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場經濟帶來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長治久安的績效合法性。中國這40年的快速發展,在於以市場配置資源,也就是說,是放棄重工業趕超的結果。實際上,拋掉宏大目標,關注日常生活,尋求個人幸福、自我實現的動機,纔是經濟發展,技術經濟的真正動力。美國60年代半導體初起之時,是如此;美國晶片產業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個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是如此。
所以,晶片迷思、趕超戰略背後的本質問題是:如何認識國家與人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在並不真實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國輿論已經喪失了從個人、老百姓、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動輒的大國視角,家國情懷。
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這個當初被愛因斯坦拋棄的國家,決定將2005年命名爲「愛因斯坦年」,並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爲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爲國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興被封殺,如果激發晶片迷思,並不是國之幸事。產業政策,財政補貼,不可或缺,但是,過猶不及,中國未來的各產業趕超戰略,仍需尊重市場機制,不能以狂熱推動,不能犧牲民生福利。國家競爭,終究應該爲國民服務,「給人民以晶片,而不是給晶片以人民」。把國家奉獻給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而不是把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奉獻給國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國家競爭中真正勝出。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閆曼 [email protected])
中國各大本土汽車製造商的股價昨日劇烈波動。先前政府決定分階段取消外資在該行業的股比限制。
中國最大汽車企業之一廣州汽車集團(GAC)早盤下跌10%。
總部位於上海的上海汽車集團(SAIC Motor Corp)、總部位於深圳的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BYD)以及總部位於瀋陽的華晨(Brilliance),早盤也都大幅下滑。
上汽和比亞迪的股價後來收復失地,而在香港上市的廣汽收盤下跌10%,華晨跌9%。投資者的焦慮集中於放開股比限制給中國本土汽車製造商帶來的不確定未來。
新規將允許外資企業從明年起興建其全資擁有的電動車製造廠,到2022年將能夠興建其全資擁有的內燃發動機乘用車製造廠。
這將削弱一位分析師所稱的中國汽車業「鐵飯碗」。
幾十年來,中國汽車企業一直受到兩方面的保護:一是25%的進口汽車關稅,二是在華建廠的外資企業必須有一家對半持股的中國夥伴,外資要與其分享利潤和技術。
鑑於本週宣佈的決定將淘汰所謂的50:50股比合資制度,許多中國汽車製造商面臨不確定的未來。不過,據分析師們介紹,政府顯然已得出結論,是時候讓本土汽車企業自立了。
「政府覺得,透過合資企業提供這種保護,已經使得本土產業變得懶惰,」上海汽車諮詢公司Autoforesight的張豫(Yale Zhang)表示。
他說,國產品牌在中國佔據的市場份額近年穩步成長,在去年2500萬輛乘用車的銷量中佔到44%。
他補充說:「中國的汽車產業政策一直是讓國產品牌達到40%至50%的市場份額——這是目標。一旦它們證明自己已具備發展勢頭,政府希望推他們一把。」
幾乎沒人相信中國企業面臨的局面將在一夜間發生變化;外國公司已學會在中國賺取可觀利潤(儘管要與合資夥伴分享這些利潤),它們出售許可證、收取特許權使用費,以及銷售部件。
麥格理(Macquarie)的珍妮特•劉易斯(Janet Lewis)表示,它們還會發現買斷中國合資夥伴股權的代價很高。「短期而言,這很可能不會帶來很大變化,因爲汽車行業非常成熟,爲進入製造了障礙。
「外國汽車製造商不太可能會尋求買斷其合資夥伴的股權,因爲收購現有投資的成本會高得無法承受。」
例如,考慮到針對電動車的投資壁壘將最先取消,特斯拉(Tesla)可能看到打入中國市場的機遇。但多數專家預計變化將逐漸出現(而不是立馬到位)。
但投資者仍感到悲觀——就連中國最強大的汽車公司之一、並未與外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的吉利(Geely),昨日股價也下跌3%。該公司在2010年收購沃爾沃汽車(Volvo Cars)。
「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張豫表示,「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準備好了。這個行業將不得不消化這些變化。」
譯者/何黎
過去的幾星期來,雙方「以牙還牙」的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和轉折,目前雖然還未從「口水戰」轉到「嘶吼競賽」的階段,但是雙方的矩陣也越來越針鋒相對。我在中國旅行期間,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美國人究竟如何看待川普的中國關稅政策?
中國有的媒體和網民一驚一乍,但凡有從美國出來的對於貿易戰的反對之聲,便藉此抨擊川普的關稅主張。中國人對於美國媒體和民衆反應的好奇心,源於一種希望:希望美國民意趨向能對川普有所制約,特別是川普「票倉州」的民意趨向。
其實,美國各界對於川普的中國關稅政策也有不同的聲音。在反對聲浪中,即使中國的反擊直指川普票倉州的「糧票」,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川普的死忠粉還未到「倒戈」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聲音後面,卻有對中國「不公平」的貿易模式採取行動的「共識」。
衆所周知,川普掀開中美貿易戰背後的隱性主題是今年國會中期改選,以及爲2020年競選連任鋪路。但是隻從表面上看民意調查和他的受歡迎程度,並不能反映他的政治考量和「驅動力」,必須要閱讀分析數字背後的含義。
根據較具公信度的益普索民意調查在4月8日到12日做的民意調查結果,川普就職449天後,他的民調支援率是40.8%。這個數字是二戰以來美國12位總統中,在就職449天後獲得的最低支援率。
那麼川普爲什麼還敢爲所欲爲?當然從個性上解釋,就是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本性。但是政治現實是,即使他受歡迎的程度很低,但由於美國三權分立、彼此制衡的政治結構,在目前參議院和衆議院都由共和黨控制的情況下,對總統行政權力的制衡很弱。
導致川普入主白宮的政治現實,並沒有改變:民主黨沒有標杆性的人物在政見上可以與他抗衡,而川普在覈心的共和黨羣衆基礎中,仍然保持了他的鐵桿粉絲。這些「死忠粉」,比起民意調查中的民主黨員、搖擺選民和獨立人士,對於投票意向的忠誠度和投票參與度更高。因此川普的算盤便是必須要緊緊抓住這些選民。
我們現在就從媒體、企業與民意調查三個方面,來看看美國人目前如何看待還正在發酵的中美貿易戰。
媒體和專家
對於大多數的美國人來說,除非自己的行業直接受到貿易戰的影響,他們對於貿易戰影響的瞭解和反應有一部分必須靠媒體引導。
繼非「鷹派」經濟專家陸續從川普的團隊撤退之後,有冷靜頭腦的經濟學家似乎不能靠公信度來對川普政策直接產生積極的影響。他們的聲音,基本上是透過在媒體的發言而產生輿論影響。
美國媒體傳遞了兩種可能的觀點,一種是媒體本身報導或是社論的角度,另一種是媒體接受第三方投書的意見。綜觀而言,除了像被默多克控制的傳統共和黨核心媒體《福克斯新聞》和《紐約郵報》,大多數媒體對貿易戰本身不表贊同。
在一片反關稅和貿易戰的媒體聲浪中,這些標題讓中國網民振奮:
「在美中貿易戰中,川普選民可能受傷最嚴重」(《華盛頓郵報》,3月22日)。
「川普認爲在與中國的貿易戰中他沒有任何損失,他錯了」 (《嗓音新聞》,4月5日)。
「美國企業對川普說:不要透過中國關稅」(《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4月4日)。
「爲什麼川普的貿易戰爭可能讓共和黨人失去掌控衆議院?」(《時代雜誌》,4月6日)。
「川普能幫助美國工人,他的貿易戰不能」(《彭博新聞》,4月11日)。
「即將來臨的中國貿易制裁分裂行業和動盪市場」(《紐約時報》,4月2日)。
相對於反關稅的聲音,也有爲關稅政策搖旗吶喊的媒體:
「川普的中國關稅得到了兩黨的支援,反映了美國對北京的普遍幻滅」(《洛杉磯時報》,3月22日)。
《福克斯新聞》甚至認爲,短期的犧牲是值得的:
「川普政府投入了寶貴的政治資本,確保中國不僅瞭解我們的意圖,而且明白我們將捍衛我們的利益,即使這需要美國經濟受到打擊。美國必須確保任何協議保護美國的工人、我們的技術基礎和其他重要的國家優先事項。這樣的談判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會給我們帶來一些經濟上的痛苦,但會保護我們的長期經濟利益。」(《福克斯新聞》社論,4曰6日)
同一名作者在4月4日寫道:「中國不是美國的朋友——川普是正確的。」他的結論是:「事實很明顯:美國和中國現在是敵人。而且沒有回頭路。」
對於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反對和支援川普關稅政策的媒體,也表達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根據中國施加報復性關稅的訊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了幾位經濟學家,他們擔心兩國之間日益加劇的經濟敵對氛圍可能很快陷入全面的貿易戰。其中會計和諮詢公司RSM美國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布魯蘇埃拉斯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失敗主張,沒有人會贏。」
但是《福克斯新聞》和《福克斯商業新聞》卻淡化對貿易戰的擔憂。諸如:
「川普總統(提醒)我們並不處於貿易戰之中,因爲中國已經贏得了貿易戰。」
「我確信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戰爭之前』。迄今爲止,這是炒作。這並不意味著實際上將會有一場 HBO《演出時間》頻道的主賽事。」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質疑關稅和貿易戰的媒體文章,裏邊通常都有一個「但是」。正如《紐約時報》所寫:「美國企業在解決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爲的想法上主張一致,但總統計劃的細節引發了激烈的反對。」 在表面不同的觀點背後,媒體都強調了美國各界的「共識」:中國的智慧財產做法、強迫性質的技術轉移以及不對稱的市場壁壘,都是長期以來對於美國企業「不公平」的待遇。
也就是說,即使反對川普對華貿易「戰略」的美國人,也同意他的「宗旨」。因此,尋求與中國更「公平」的貿易關係,還有對於所謂「公平」是否必須「對稱」的辯論,仍然將是未來中美貿易關係的癥結點。
企業和商業聯盟
4月12日於紐約哈佛校友會館舉行的華美協進社「中美企業領袖高峯會議」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企業領袖對於川普關稅政策的反彈不夠強烈,主要來自兩個原因:
其一,在中國加入國際世貿組織的15年多來,中國的商業環境已經改變很多,在勞工和環保方面的費用成本增加不少,因此在中國製造的商品所賣出的利潤,已經大不如往昔,也因此他們的算盤會有不同的打算。
其二,企業領袖不願意挺身而出和川普說事,恐怕陷入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同樣的困境,貝佐斯最近頻頻被川普推特點名,公開「批鬥」,造成股價大跌。
據我觀察,退而求其次,美國企業領袖可能選擇沉默,而由企業所屬的工會作爲代表,以組織性的方式發表意見。而且,川普說的關稅提案在5月底之前有兩個月的公開評論和諮詢期,許多企業還可以透過不同方式發出聲音。
反過來說,很多美國企業對於中國的商業壁壘,還有智慧財產問題,應該也會很謹慎發言,因爲怕在中國市場受到「整治」。
隨著貿易戰的升溫,100多家商業團體「前所未見」地在4月12日聯手致函國會,呼籲立法者確保美國消費者不會成爲打擊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爲的犧牲品。全國零售聯合會和信息技術產業委員會集結了代表零售商、農民、製造商和技術團體的107個協會,集體表示如果川普決定實施他的中國關稅政策,美國將遭受勞動失業和經濟損失。
「雖然政府已經表明擬議的關稅旨在給中國造成最大的痛苦,而對美國消費者造成最小的傷害,但不幸的是,情況並非如此。」 這些組織雖然贊同中國對智慧財產缺乏保護會傷害美國企業,但他們擔心美國政府提出的關稅清單,和不斷升級的貿易威脅,將無法有效地推進改變這些中國行爲的共同目標。
這些商業團體的共同立場是:關稅、投資限制的可能性、中國誓言進行報復、以及貿易戰的威脅等因素,結合造成了「美國商業和農業的不可預測性,以及對美國公司、農民、消費者和市場的傷害。」
美國國家零售聯盟自稱是全球最大的零售業協會,首席執行長馬修•謝毅在川普提出增加1000億美元關稅後發表聲明;「這看起來是貿易戰的徵兆,我們從一開始就警告過,我們正處於一個危險的惡性循環,美國家庭將會是損失的一方。」
謝毅認爲:「更確切地說,我們同意是時候處理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爲了,但是額外的1000億美元關稅,等於是向美國人民徵稅1000億美元。稅制改革給工薪家庭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也將被關稅拿走。」
對於川普來說,關稅是一個談判策略,貿易戰是一個談判姿態。但是謝毅並不認爲中國會迅速退讓:
「這些針鋒相對的貿易行爲可能會給美國經濟帶來災難,並使全美國的美國人難以負擔日常用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採取更多的報復行動,進一步傷害美國農民、企業和消費者。我們敦促政府改變方向,停止用國家經濟來進行死掐的鬥雞博弈。」
在此同時,美國國家零售聯盟仍然強調,它所代表的企業並不反對川普政府對抗中國貿易行爲的宗旨,而只是反對關稅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 。
在這之前,由JP摩根、3M和蘋果等龍頭企業的首席執行長組成的「商業圓桌會議」組織公開表示:「單方面地施加500億美元的新關稅,而沒有導致中國經濟改革的長期戰略,只會傷害美國的企業、工人和家庭。」
美國商會執行副總裁兼國際事務總管邁倫布•裏奇則表示:「行政部門正確地致力於恢復與中國貿易關係的公平與公正……但是,對美國消費者和就業創造者每天使用的產品徵稅,並不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
當然,美國企業最怕的恐怕不是中國以關稅回報。對他們而言,中國最有殺傷力的報復武器可能不是關稅,而是動員煽動民族情緒而使中國消費者對於美國的品牌和產品進行杯葛抵制。
民調與國會
目前關於川普關稅政策的三個民調顯示,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這個觀點上呈現極尖銳的分歧。在閱讀每則美國民調數據的時候,也必須注意研調者抽樣的方式,是否反映了背後的某種政治偏見。因此我在評估一個民調數據之前,先會考量這個民調機構及發佈媒體的公信度和政治立場。
《華盛頓審查者報》在4月9日發佈了倫茨國際夥伴所做的研調,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援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同時雖然美國民衆支援川普對中國的打壓,他們對於這個方式是否奏效並沒有信心。
這份報告指出,62%的美國人同意關稅是爲獲得更好貿易安排值得冒的風險。其中 88%的共和黨人(相對於34%的民主黨人)支援這個想法。
這項調查的結果,可能反映了《華盛頓審查者報》略微偏向共和黨人的立場,但是它也說明了支援川普關稅政策的羣衆基礎,正是2016年總統大選中挺川普的同一羣體。這些選民不僅不怕關稅可能威脅工作的「恐懼因素」,反而同意川普的關稅是「必要」的,甚至是 「遲到」的。
這項調查也指出:56%的美國人認爲關稅會有負面的影響,其中34%預測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而22%認爲關稅將提高美國部分商品的價格,只有43%認爲中美對峙會對美國的工業和工人帶來更好的貿易。
黨派分歧在對關稅的看法上特別強烈。雖然有27%的美國選民擔心貿易戰,但共和黨人中的比例僅僅爲12%,而民主黨人爲59%。大約三分之二(65%)的共和黨人相信川普的行動最終會獲得回報,而所有民主黨人中只有23%認爲強加關稅是值得的。
相對中立的奎尼匹克大學民意調查(4月11日發佈)則發現,美國選民在提高從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方面存在勢均力敵的分歧:44%支援關稅,45%反對。其中74%的共和黨人支援關稅,15%反對;民主黨人中72%反對關稅,19%支援。
但是用另一個方式問美國人對貿易戰的看法,68%受訪的美國人認爲中美貿易戰是件壞事,22%認爲是好事。共和黨人中43%認爲是壞事,38%認爲是好事。90%的民主黨人認爲中美貿易戰是壞事,8%認爲是好事。
當詢問選民如果這些關稅增加商品價格,是否仍支援關稅時,44%表示支援,47%反對。其中75%的共和黨人支援,18%反對;而76%的民主黨人反對,18%支援。
如果這些關稅導致中國提高美國產品進口到中國的關稅,51%受訪者表示反對,40%支援。其中66%的共和黨人支援關稅,23%反對;而民主黨人中79%反對,15%支援。
以教育水準來區分,有大學文憑的白人中48%反對,41%支援關稅。而54%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支援關稅,37%反對。這和川普政策向來訴諸藍領白人心理訴求的傾向一致。
從年齡來說,似乎越年輕的階段越反對對中國加以關稅:接近退休的50到64歲族羣中,有46%支援關稅,47%反對,可以說是勢均力敵。35歲到49歲的族羣中,38%支援,53%反對。18歲到34歲之間的千禧一代:34%支援,但卻有61%反對關稅。
這些數據似乎也顯示,美國民衆普遍對於貿易戰的認可度比關稅本身要低,這可能顯示支援關稅的受訪者,並沒有意識到對中國進口商品增加關稅本身已經是貿易戰的一種形式。另外,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關稅的態度上形成對稱性的對比。
《經濟學人》和YouGov的民調(3月25-27日)結果顯示:74%的美國人認爲中國可能會對美國施加關稅進行報復。川普中國關稅政策得到三分之一美國人的支援,而大約相同的百分比反對這些關稅。多數共和黨人支援關稅(62%贊成;18%反對),而民主黨人以幾乎完全相同的對比反對關稅(62%反對;17%贊成)。
大多數人認爲中國將會報復,或者兩國之間會發生貿易戰。大多數人認爲貿易戰沒有價值:認爲這將是一件壞事的人,是認爲這是好事的人的三倍。儘管絕大多數共和黨人支援關稅,對於貿易戰的好壞也存在分歧。
共和黨人更可能認爲貿易戰會傷害中國,而不是美國,但這不是主流的立場。總的來說,美國人認爲美國會遭受更多損失。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對關稅問題的看法差異上,基本和他們對於中國的看法相對應。但是關稅問題上的觀點分佈,似乎比對中國整體印象的好惡又更爲極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2月「美國人對中國看法在過去十年更趨負面」一文中發佈的數據,傳統共和黨人一直比民主黨人對中國有更多負面的看法。
例如,在2016年的調查中,共有63%的共和黨人對中國持負面觀點,而民主黨人則爲54%。但過去十年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負面看法都增加了20多個百分點。這個負面的趨勢雖然曾在去年四月的「習特會」後得到少許紓解,但基本上仍是中美之間看法的基調。
根據美國布魯金斯智庫在4月9日發佈的「中國關稅可能對美國勞動和工業的影響」研究報告,中國針對川普政策而發出的「禮尚往來」關稅清單,似乎旨在確保其影響遍及幾乎美國全國所有地區。
一方面,210萬個可能受關稅影響的就業崗位幾乎均勻地分佈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支援川普和希拉里•柯林頓的縣郡,大約52%面臨危險的就業崗位在紅(共和黨)州,而48%在藍(民主黨)州。這意味著無論是紅色州還是藍色州的國會議員都會爲此動員。
但另一方面,中國的關稅清單似乎特別針對支援川普總統的紅色共和黨州。畢竟,在目前受中國關稅影響的行業所在的2742個縣市中,2016年有2247個(82%)投票支援川普,439個(18%)支援希拉里。這個數據對於採取選舉人團(而非全民普選)的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具有特別的意義。
而作爲民意代表的美國國會,將在美國國內的關稅辯論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國會最關心貿易戰對於今年期中選舉的影響。共和黨議員在國會中普遍反對川普正式提高鋼鐵和鋁進口關稅。爲什麼美國總統可以在沒有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徵收關稅?
美國憲法明文規定國會有權力「徵集稅收、關稅、進口稅和出口稅,償還債務,爲美國提供國防和一般福利」,並規範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但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美國國會已經將許多權力轉移到行政部門,因此總統有多重管道可以在沒有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徵收關稅。
1917年透過的《對敵貿易法》允許美國總統在戰爭期間徵收關稅。這個法規的條款非常寬鬆,並不需要美國與某個特定的國家發生戰爭而對這個國家施加關稅;相反,只要美國在世界任何地方有戰事,總統便可以用這個「戰時」條款對任何國家施加關稅。比方說美國在敘利亞動用特種部隊,便足以給美國總統足夠理由對中國、墨西哥或任何其他國加關稅。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以當時已結束近20年之久的韓戰、美國仍處於緊急狀態爲由,對幾乎所有進口美國的商品徵收10%關稅。
根據1974年的《貿易法》,如果「進口對國家安全造成不利影響」美國總統可以在150天限期內實施15%的關稅。150天後,貿易政策需要國會批准。
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允許美國總統在國家緊急情況期間實施關稅。這個條款曾經被引用來對付尼加拉瓜、巴拿馬、獅子山和索馬利亞。
川普政府則引用了1962年《貿易擴張法案》第232條,賦予商務部長調查和確定任何進口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並授權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在涉及技術轉讓、智慧財產和創新領域對中國啓動「301調查」。
美國國會能夠真正停止關稅的唯一方法,是透過一項否決川普的關稅行政權力的法案,或取消關稅實施的措施。然而在一個富有爭議的期中選舉年,這個舉動會對兩黨都帶來巨大的政治風險。
我認爲,中國政府的關稅「一來一往」策略正中共和黨選區的要害,但根據以往川普的行跡和個性,他在其他重要議題上,如移民和墨西哥築牆等,不惜與共和黨的主流立場決裂,加上他能夠以逆風翻盤的方式入主白宮,更使得他潛意識裏相信政治便是一場豪賭,「不按牌理出牌」仍然將是他以後最可能過招的方式,不能完全以理性的邏輯來分析他的行動。
而他的票倉選民,目前不會用經濟學觀點來分析貿易戰的整體得失,可能多少還有點「只要受損的不是我」心態。
川普的政治後備組織目前也還未公開承認關稅議案對於今年國會年中選舉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在4月6日接受美國CNBC電視網的訪談時,川普候援組織「美國第一政策」及其姊妹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第一行動」的負責人布瑞恩•沃爾什表態說,選情數據尚未顯示貿易戰會傷害共和黨今年的選情:
「我還不擔心。我所看到的關於貿易和關稅的數據,在全國各地都很複雜。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一件大事,對另一些人來說則不是這樣,我們還沒有真正就這個問題進行調查。」
我認爲,綜合美國媒體、企業和民調到目前的反應看來,反對川普施加中國關稅的聲浪和噪音雖然很強,至少在表面上川普仍然保持著「穩坐票倉」的姿態,至於這個姿態背後有多少底氣,會不會隨著中美姿態的跌宕互動而改變,只有時間才能知道。
除非中方做出重要讓步,目前期待川普就此在貿易戰上「收兵」,尚言之過早。更重要的是,從民意、媒體和企業導向看來,支援和反對川普的美國人在對中國「不公平」的貿易競爭模式採取行動的「宗旨」上,已經建立了「共識」,這表明不管美國年中選舉結果如何,未來的中美貿易關係將持續面對重大壓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中國已向美國政策制定者作出讓步,宣佈將取消限制外資在中國汽車製造企業持股比例的規則。
中國宣佈到今年底取消電動車、船舶和飛機產業外資股比限制的訊息,很可能會受到白宮的歡迎。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曾批評美國汽車出口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並威脅要對北京方面徵收關稅和出臺新的貿易限制。
目前中國要求外國公司與中國夥伴建立對半持股的合資企業,才能在中國境內製造汽車。到2020年,中國將取消商用車的外資股比限制;到2022年,中國將取消其餘所有乘用車的外資股比限制。
作出這項讓步的同時,中國宣佈對美國高粱徵收178%的進口關稅,這標誌着中國在與華盛頓方面的貿易爭端中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辦法。根據海關數據,去年中國進口了近10億美元的美國高粱。
「這一戰略涉及給川普送上一些象徵性的勝利,同時採取影響美國企業和農業利益的措施,指望他們施壓白宮聽取另一面的意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學家、曾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中國問題專家的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
普拉薩德表示,北京方面正試圖把川普拉向談判桌,同時表明它準備進行報復。白宮沒有立即回應記者提出的置評請求。
由中國國家計劃部門宣佈的放開所有許可權制五年時間表,符合習近平上週所作的承諾。目前美國和中國正威脅要對價值15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徵收關稅。
IMF週二警告稱,一場全面爆發的貿易爭端將危及金融危機後的復甦。「潛在貿易戰的第一槍已經被打響,」IMF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ice Obstfeld)表示。
川普的關稅威脅使華盛頓產生意見分歧,很大一部分美國商界人士和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推動白宮降低言論調門,擔心這些言論損害全球兩大經濟體。還有跡象表明,川普政府內部正在展開辯論:一方是那些贊成與北京方面迅速達成協議的人,另一方是那些想要一場更加持久的衝突、以遏制中國野心的人。
市場研究公司Sino Auto Insights的Tu Le表示,新規對於特斯拉(Tesla)等尚未進入中國的電動汽車製造商可能相當重要。但他補充說,儘管有限制,大多數外國汽車製造商已經學會了如何在中國實現可觀利潤。
在華經營的最大美國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表示:「通用汽車在中國實現的成長是與我們信賴的合資夥伴合作的結果。」《美國車,中國路》(American Wheels, Chinese Roads)一書的作者鄧凱(Michael Dunne)說:「我納悶的是爲什麼要到四年後才生效。中國會不會在技術方面出爐新的市場準入規則?」
北京方面針對美國農業的關稅舉措,將給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投票給川普的一些農業州帶來最沉重打擊。
北京東方艾格農業諮詢公司(Beijing Orient Agribusiness Consultants)的分析師馬文峯表示,高粱關稅不會帶來什麼痛苦。中國從2014年開始購買大量美國高粱,因爲北京方面設定的穀物高價讓從美國進口變得相對便宜。
肖恩•唐南(Shawn Donnan)和克里斯•賈爾斯(Chris Giles)華盛頓,楊蓓蓓(Patti Waldmeir)芝加哥和彼得•坎貝爾(Peter Campbell)倫敦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2月份,儘管中美貿易緊張出現升級,中國還是增持了美國國債。這條訊息有助於緩解人們對中國可能出售美國資產以回擊川普(Trump)政府的擔憂。
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美國財政部(US Treasury)週一公佈的數據顯示,2月份中國增持了85億美元美國國債,持有規模升至1.18兆美元.
儘管投資者最初擔心美國可能要打貿易戰是在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 3月1日丟出進口鋁鋼關稅之後,但貿易戰的首個跡象其實出現在2月中旬,當時美國商務部建議白宮對相關商品施加進口限制或加徵關稅。
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經對進口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加徵關稅。中國一名高級官員在美國商務部提出上述建議後不久向國內新聞機構表示,將「採取必要的行動維護中方企業的合法權益」。
一些分析師擔心,中國可能會在對峙中利用其美國最大外國債權人的地位作爲籌碼。
拋售美國國債會對美國利率構成上行壓力,而且還可能因中國隨後向市場出售美元而壓低美元匯率。中國持有的大多數美國國債都是到期時間在一年以上的「長期證券」。
不過,Raymond James固定收益部門主管凱文•吉迪斯(Kevin Giddis)表示,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是受其對美貿易順差驅動,即用對美出售商品所獲得的美元來購買美國國債,任何出售——甚至是暫停購買——之舉都會衝擊到中國持有的鉅額美國國債的價值。
「在保有如此之大倉位的情況下透過拋售來威脅對方,其實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那樣做會傷及他們自身,」吉迪斯表示,「對中國人來說,作爲一種純粹的投資,美國國債仍是最好的建立美元敞口的地方。雖然事態惡化或升級的話他們可能會採取拋售行動,但眼下他們恐怕還不會這麼做。」
數據顯示,2月份中國淨買入150億美元長期美國國債,但受標的證券價格波動等其他因素影響,中國最終的增持規模只是這個數字的一半多一點。2月份,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上漲了16個基點,至2.86%。
譯者/馬柯斯
美國總統川普層層加碼貿易保護力度,宣佈擬對價值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先前,美國已批准對進口鋼鋁以及進口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徵收關稅。
在此同時,中國也宣佈對具有政治敏感度的美國進口商品予以反擊,包括大豆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飛機等進口商品。川普向中國亮劍後,對全面爆發貿易戰的憂慮籠罩全球市場,在截至3月23日的一週內標普500指數下跌近6%。
在關稅和報復措施的脣槍舌戰下,市場反應可能有些過度。
首先,3月22日的關稅聲明並不如最初擔心的那麼負面。中國的反應也相對剋制,僅對價值3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實際上,雙方重歸談判桌的預期已助推市場扳回部分跌幅。最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提出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的承諾以及川普表示期待中美兩國間能有良好的進展,被市場視爲是貿易戰威脅趨緩的正面發展。
鑑於中國經濟再平衡且美國愈發依賴外資來填補預算赤字,北京和華盛頓都不樂見貿易戰長久持續。不過,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的風險依然存在。美國貿易措施的一項關鍵意圖是遏制《中國製造2025》計劃,北京旨在透過國家扶持和補貼來助力製造業創新並主導未來尖端科技,包括健康產業、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等。此時此刻,投資佈局需要有針對性的穩紮穩打,多元化也至關重要。不過,投資者也無需過於懼怕市場波瀾,仍然有方法能夠保護投資組合不受波動影響並從中受益。
亞洲多數國家與美國有直接貿易往來,並/或透過亞洲內部供應鏈對美國經濟有間接敞口。美國依然是亞洲商品的主要消費國,因此對該地區具有龐大的貿易逆差。儘管關稅的影響程度仍取決於最終細節,但如果川普的保護主義措施持續,則可能嚴重衝擊亞洲經濟和資產,而不僅僅是損及中國。
基準情景:溫和升級,衝擊有限
既然川普已宣佈美國將採取更爲強硬的貿易立場,他必須在「溫和升級」或「嚴厲打擊」之間做出抉擇。「溫和方式」僅對部分商品徵收關稅並對投資進行輕度懲罰,以期加速貿易談判、爲美國爭取更優惠的貿易條件。「嚴厲打擊」則是對IT等行業徵收高額關稅並對投資施以重罰,從而減少貿易失衡。
處罰力度越大,各國的反制可能就越大,因此川普可能會以更爲溫和的策略來縮窄美國貿易逆差。近期美國對鋼鋁產品施加的限制性措施便是如此,關稅頒布之後隨即對部分戰略伙伴國予以豁免。因此,透過類似的威脅、反制和豁免流程,擬定的對華貿易限制也有望緩和至溫和水準。
在我們的基準情景下,貿易限制的淨效應可能會使今年亞洲出口年增速(以美元計)從目前的10-15%放緩至5-10%,實際GDP增速至多降低0.25個百分點。該地區政府也可以透過調整財政和貨幣政策來緩解任何負面影響。
如果美國對特定產品祭出關稅,南韓、越南、臺灣、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較小型的開放型經濟體最容易受到衝擊。與其他亞洲地區相比,這些市場的出口佔GDP比率以及出口中轉運的比重都相對較高,因此這種關稅對其GDP的衝擊將大於其他亞洲經濟體。
不過,最終措施可能會有所緩和,對亞洲資產的影響微乎其微。股市可能在短期內下跌,但將在強勁的區域和全球經濟帶動下反彈。
不過,如果川普不按常理出牌祭出嚴厲措施,情況可能會更加糟糕。我們認爲貿易摩擦嚴重擴大但不會升級至全面貿易戰的機率在20%。在這種風險情景下,亞洲出口成長將停滯,企業盈利增速將從兩位數下降至中低位數。亞洲總體GDP年增速可能最多下降1個百分點,中國可能減少0.5個百分點,而小型開放型經濟體受到的衝擊更高,可能達1–2個百分點。東盟和印度的IT行業在美國進口額中的比重要小得多,且兩者對美國赤字的貢獻較少,因此受到的直接影響較小;不過,影響程度仍取決於哪類產品被加徵關稅。如果全球爆發全面貿易戰(機率爲10%),長時間的貿易受擾可能導致亞洲經濟體和資產市場陷入衰退。
亞洲市場中IT出口佔比最高的爲臺灣和菲律賓,超過40%;中國和越南也佔了約23%;其他爲: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10–15%)和南韓(略低於10%)。亞洲各國IT行業供應鏈縱橫交織,意味著南韓、臺灣和日本也將遭池魚之殃,這些市場佔中國對美國出口的25%左右。此外,該區域的風險溢價將會擴大並令亞洲資產承壓。股票將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下跌10–30%),其次是外匯(下跌2–5%)和債券(信用利差擴大30–50個基點)。
保持投資、確保多元化並對沖波動性
我們的基準情景是中美將透過談判達成共識,亞洲風險資產依然受到該區域基本面穩健和全球經濟強勁的支援。隨著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以及美國增加能源和農業等領域的出口以縮小雙邊貿易赤字,市場終將迎來雙贏格局。我們依然加碼全球和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在經濟擴張之際,金融市場可以抵禦當前的小幅貿易摩擦。去年北韓緊張局勢升溫就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市場最初受到負面訊息的衝擊,之後風險消退,市場隨即出現反彈。
擔心貿易摩擦急劇升級的投資者可考慮透過以下頭寸,爲投資組合提供對沖:加碼中國、減碼臺灣地區股票,因後者對IT和美國貿易的依賴度較高;加碼印尼和泰國等東盟市場,因其對美國的敞口相對較少;加碼日元、減碼紐元,前者將受益於避險需求,而後者則面臨國內利空;加碼黃金,因其與股票的相關性很低且具有良好的避險特質。
(作者系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首席投資總監及投資總監辦公室主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
近日中美貿易報復威脅輪番升級,觸發貿易戰爭的可能性不斷上升。如何在貿易戰中打擊對手,減少自身損失,逐漸成爲關注的重點。一時之間,大豆成爲熱詞。加徵關稅將美國大豆趕出中國市場,被一些人視爲打擊川普票倉的「精準制導武器」。然而,如何避免高度依賴進口中國大豆市場因此遭受大的衝擊呢?許多人想到了拉美。
的確,面對中美貿易衝突短期內無法消除的現實,無論對於進口還是出口,拉美市場對於中國經濟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全球經濟秩序變革重構的大時代裏,要妥善解決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衝突,也要重視發展與拉美地區的經貿合作。更要清醒看到,發展中拉合作同樣面臨結構性障礙。信任問題也許是其中最大也最難以克服的難題。
信任是深入持久合作的基礎
或許有人認爲,經貿合作、商業活動以利益最大化爲目標,談信任是用情感衝擊理性計算,算不得是理性的選擇行爲。這樣的看法有失偏頗。信任是合作的基礎,合作的達成意味著信任的存在。現實中,一項經貿合作,一樁商業買賣,極少只有一個潛在交易對象的情況。既然有多個潛在的合作伙伴,就存在合作伙伴選擇問題。譬如,如果甲想要出售自己公司的股權,而乙、丙都既有購買意願又有購買能力,甲該如何從中取捨合適的交易對象?又如,世間有那麼多國家和地區,拉美國家爲什麼要選擇與地球另一邊的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呢?
選擇合作對象,首先需要考慮合作或者交易條件,比較風險和預期收益。此外,情感上信任與否也會影響當事者的選擇結果。在許多時候,信任甚至是更爲重要的考量因素。中國中車失利紐約地鐵車輛競標就是典型例證。儘管各方報價細節未被披露,但按過往經驗,幾乎可以肯定中國中車報價不會高於日本川崎。川崎最終中標,在於他們是紐約地鐵長達三十年的合作者,有著其他投標方難以企及的信任關係。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關係也與此類似。去年5月,智利總統巴切萊特、阿根廷總統馬克裏聯袂來華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對川普上臺後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前景缺乏信心,試圖尋求建立替代性經貿合作關係。
理論上,經濟學家早已證明,合作博弈更富效率。在現實世界,難以做到市場資訊完全對稱,無法實現交易合約完備。如果合作或者交易雙方之間存在信任,就可以極大降低道德風險與交易成本,有利於促進經貿合作、促成商業交易。換言之,只有當商業交易和經貿合作包含了感情信任的成分,才能提高成功的機率,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纔是交易方最理性的選擇。
拉美對中國將信將疑
中拉是否已經建立起互信?答案似乎是確定的。近年來,中國與拉美地區在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等領域的往來日益密切。從媒體報導和研究報告中,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密切的高層友好往來,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的經貿合作案例,迅速而持續攀升的雙邊貿易和投資數據。這些都說明互信不僅在中拉之間廣泛存在,而且還呈現出不斷加深的勢頭。
高層往來方面,中國國家主席2012年以來三次出訪拉美,而拉美方面僅去年就有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四個大國元首先後來華訪問,高層互動頻度之高爲歷史所罕見。
經貿合作方面,目前,中國已成爲拉美第二大貿易伙伴,拉美已成爲中國第二大境外投資目的地。過去十多年間,中拉雙邊貿易成長二十倍,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超過2000億美元。
文化交流方面,截止2017年,中國漢辦已在拉美20個國家合作成立了39個孔子學院,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拉美地區留學生選擇來華學習,在潛移默化中,中拉之間的互信基礎在逐步加強。
但是,我們可以樂觀地認爲妨礙中拉合作的根本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剩下的只是些小摩擦、小分歧了嗎?當我最近一次重返拉美大陸,我發現,現實並非如此簡單。雖然與多年前初次踏上這塊土地時相比,中拉經貿合作已經變得更爲便利和容易,但問題的核心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當我坐在聖地牙哥的咖啡館裏,與智利朋友就某個商業項目進行探討時,面對朋友誠摯的疑問「他們提出的方案是很好的,我們也很想達成交易,只是你覺得我可以信他們嗎?」我深刻感受到那些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
拉美並沒有從心底接納中國。隨著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美國對外經濟政策逐漸轉向重商主義,的確越來越多的拉美人相信,中國是拉美髮展的新機遇。但是,其間也還廣泛瀰漫着懷疑防備的情緒。一些拉美學者和媒體質疑中拉經貿合作只是單方面對中國有利。在他們眼裏,拉美對華貿易仍舊以出口初級產品進口製成品爲主,只不過貿易伙伴由過去的美國、歐洲換成了如今的中國,與過去百年來拉美對外貿易模式並無兩樣。他們不斷抱怨中國對拉美投資過多流向資源能源採掘業,產業鏈條很短,不僅對促進當地產業多樣化作用不大,而且強化了當地初級產品基地的角色。甚至有激進者宣稱,中拉經貿合作加重了拉美國家資源依賴症狀,「使得拉美進一步滑向價值鏈下游,卻幫助中國不斷攀往價值鏈上游」。
拉美對中國的懷疑情緒,特別表現在對中國企業和商人的不信任上。翻開拉美主串流媒體,關於中國企業和商人的正面報導寥寥。不注重保護環境和勞工,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拉美公衆對於中國企業和商人最常見的指責。以中拉合作歷史久、規模大的能源行業爲例,中國企業進入拉美的二十年也是飽受投訴和抗議的二十年。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五個項目曾遭遇過大規模的遊行抗議,包括祕魯1AB/8區塊石油項目、厄瓜多奧雷亞納省(Orellana)石油項目、委內瑞拉阿納科(Anaco)天然氣項目、巴西里貝拉(Libra)深海油田項目。不遵紀守法、不誠實守信,是拉美人對中國企業和商人另一常見指責。過去幾年,類似「中國商城被查抄」的新聞在拉美屢見不鮮,其中大部分涉及走私和偷稅漏稅。
此外,拉美人對於中國商品與服務的質量也存疑慮。在一些拉美人眼裏,中國產品甚至成了低質低價的代名詞。由於歷史原因,拉美國家標準主要參考歐美體系制定,與中國標準有較大差異。近年來,隨著對外推廣力度不斷加大,中國標準雖逐漸爲拉美國家所接受,但仍有許多高質量中國商品因標準不合而被拒之門外。2017年,智利政府曾因爲找不到相應的美國標準,而拒絕一家中國公司提供微生物滅火產品,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
深化中拉互信面臨結構性障礙
中拉地理上相隔遙遠,歷史上往來不多,沒有地緣利益衝突,也沒有歷史包袱,存在較好發展雙邊互信的基礎。那麼,拉美的疑華情緒因何而來呢?對此問題的回答,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少人相信,中拉之間的隔閡源於西方勢力在拉美進行的反華宣傳。的確,有很多相關證據,能證明西方國家在中拉之間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西方的反華宣傳加劇了拉美疑華的情緒,並使這種情緒顯性化、擴大化。如,美國國務卿提勒森2月初訪問拉美5國途中,就赤裸裸地警告拉美國家審慎發展對華經貿合作。他指責中國的貿易「傷害了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引發失業問題並壓低了勞工薪資」,公然宣稱「拉美地區不需要只顧本國人民利益的新帝國主義列強。」另有訊息稱,川普將在本月美洲峯會上呼籲拉美國家不要與中國做生意。這些是西方破壞中拉互信最新的也是最直接的證據。
即便如此,也不能將問題簡單歸咎於西方的挑撥。究其根源,還在於中拉之間存在很難在短期內得到化解、影響互信的結構性障礙。
影響中拉互信的結構性障礙首先表現爲文明的差異性。拉美地區是歐洲國家殖民地,雖經過數百年獨立發展,形成了自身的獨特文化,但本質上還屬於西方文明譜系。西方文化對異質文明的懷疑是根深蒂固的,正如亨廷頓所預言的「文明的衝突」。不經過上百年的密切交往融合,拉美民衆從感情上是很難無保留擁抱中國的。「我們的地區必須勤於防範那些未體現本地區共同基本價值的遠方列強。」顯然,提勒森的講話強調拉美與北美、歐洲共同的西方文明屬性,更容易得到拉美的情感呼應。這就可以在中拉之間打進楔子,對中拉建立雙邊互信的努力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
影響中拉互信的結構性障礙還表現爲經濟的競爭性。據拉加經濟委員會報告,目前拉美對華出口90%以上爲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從中國進口的則大部分是附加值高的製成品,來自中國的投資資金半數以上流向了能源資源行業。在中拉經貿合作中,拉美客觀上成爲了中國的原材料供應基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表明中拉經濟高度互補,中拉合作是互利共贏的合作。但是,拉美國家對此並不認同。他們認爲,拉美的發展願望沒有在中拉經貿合作中受到重視。
其實,拉美和中國一樣,同屬發展中地區,都存在巨大的經濟發展壓力,都力圖避免淪爲簡單的原材料供應基地,都在努力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特別是,在中國經驗的映照下,拉美國家透過發展製造業改善經濟結構的願望更加強烈,對在國際資金、技術和市場競爭上取得成功也更加迫切。中國於無意之中成爲拉美的競爭對手,而且這一競爭關係短期內很難改變,中拉互信也由此受到共同發展階段的競爭考驗。
擴大往來是改善互信的唯一途徑
建立更深入廣泛的互信已成爲推進中拉合作深化的需要,這符合中拉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雙方必須共同努力,堅持相向而行。如果只有一方主動行爲,另一方徘徊不前,各種干擾會使得實際效果大打折扣。當然,中國作爲從發展中拉關係中收穫更多、顧忌更少的一方,有必要更積極主動作爲。
在政府和民間兩個層面進一步加強公共外交,有助於反駁西方對中國充滿偏見和敵意的抹黑。但僅做到此,還遠遠不夠。贏得拉美人民的信任,還需要我們更多的春風化雨。
一方面,要以更尊重的態度去認識拉美,努力消除因文化差異造成的隔閡與誤解。認識拉美,需要時間。幾千年來,中國人安土重遷,背井離鄉多屬被動選擇。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國人的足跡遍佈全球,主動尋求在異域學習和生活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們應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更好地學習拉美的語言、文化、傳統,更好地認識理解拉美。
在經濟繁榮時期成長起來的中國年輕一代,在對世界心生嚮往的同時,必須對世界有比前輩更爲深刻的認知,纔有可能妥爲應對和適應文化差異帶來的挑戰。對於拉美各國政治經濟的多樣、民族歷史的苦難、宗教價值的取向等等,都要保持相當的瞭解和尊重。非如此,不能贏得拉美的信任。
另一方面,要與拉美共同分享經貿合作發展紅利,儘量避免出現贏家通喫的現象。歷史上,海外華人有著許多創業成功的經驗,甚至曾壟斷一些小國的經濟命脈;但由於缺乏分享精神,不能拋棄客居心態,無法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因而受到嫉恨,最終難以爲繼。今天,海外中國企業要作出根本改變,捨棄把東道國當做賺錢客地的思維,不可把夥伴的信任視爲理所當然,不可在合作中盛氣凌人,更不可自以爲是、自行其是,避免重蹈前人覆轍。
同時,在國家層面,要適當調整對拉經貿政策,更多尊重拉方發展經濟的關切,主動提出一些單向經貿優惠安排,平衡好雙邊合作與競爭。只有更多分享了經貿合作的紅利,拉美對發展中拉經貿合作的疑慮纔會隨之減輕。
當然,也要正確引導拉美國家對中拉經貿合作收益的合理預期。在中國具備相應的經濟實力之前,恐怕沒有能力滿足不切實際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雙方也要坦誠相見。
結語
面對中美貿易衝突不斷升溫,作爲旁觀者,其他國家心態複雜,表現各異,有人擔憂,更有人竊喜。這一現象讓人不安。世界對於中國的發展,不再單純視之爲機遇,不再只有樂觀其成,不信任情緒日漸增多。在充滿猜忌的環境中,中國未來的發展勢必將舉步維艱。理解世界、融入世界、取信世界是中國發展非如此不可的選擇,而贏得拉美信任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知易行難。本質上,信任是對於他者的信心,是建立在自身知識和經驗基礎上的判斷。人與人之間,如果沒有博弈與合作的實踐,就無法更新和改進這一判斷。中國人務必清醒認知,即使飽受誤解與懷疑,也要堅持開放、合作與分享。如果能找到贏得拉美信任的路徑,就能找到與美國、西方乃至世界和解的方向。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根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英國《金融時報》編制的追蹤指數,全球經濟勢頭已經見頂,各種風險(通膨上揚、貿易爭端和債務等)似乎很可能給2018年的前景蒙上陰影。
最新指數顯示,推動經濟成長的力量依然強勁,但已低於去年的高點,同時金融市場暗示下一階段將更具挑戰性。
得出這些研究發現之前,世界各地發佈一連串令人失望的商業調查和疲弱的工業數據,降低了經濟學家們對於2018年將是本十年迄今最成功年份的信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上週警告稱,如果貿易緊張破壞世界經濟,那將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集體的政策失敗」。她暗示,IMF明日發佈其最新經濟展望時,將不會下調其3.9%的全球成長預測。
較新的「布魯金斯學會-英國《金融時報》全球經濟復甦追蹤指標」(Tracking Indexes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簡稱TIGER)顯示,最新數據似乎表明勢頭正在減弱。
布魯金斯學會的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世界經濟的成長勢頭依然強勁,但正在趨緩,原因是貿易戰的號角聲、地緣政治風險、國內政治斷層以及與債務相關的風險已經顯現,金融市場已經在反映愈演愈烈的脆弱性。」
TIGER將全球經濟以及個別國家的衆多反映實體經濟活動、金融市場和投資者信心的指標與它們的歷史平均值進行比較。
發達經濟體的這一綜合指數在進入2018年後微跌,原因是產出和就業方面的「硬數據」略微走弱,而金融市場行情大幅下滑。
2017年的投資和生產率數據相當強勁,尤其是在歐元區,但多數經濟體的工資成長依然較弱。在川普政府減稅措施的提振下,美國看起來依然很強勁,但這已開始推高通膨,從而讓美聯準(Federal Reserve)的加息步伐面臨極大挑戰。
「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危險的宏觀經濟實驗:注入可觀的財政刺激措施——即使經濟看起來正在達到乃至超出潛力的水準運行,」普拉薩德教授表示。
由於第一季度工業產出成長非常疲軟,歐洲經濟已經降溫,英國仍似乎受到英國退歐公投結果對購買力和信心的影響。自2017年底以來,全球商業調查反映了一種下降趨勢,由研究諮詢機構Markit編制的全球服務和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在3月份跌至16個月以來的低點。
許多新興市場仍然保持著去年的勢頭,但隨著較富裕國家的利率逐漸攀升,人們越來越擔心債務上升和資本外逃的影響。近期剛擺脫經濟衰退的俄羅斯和巴西等國,似乎難以恢復元氣。
據普拉薩德教授介紹,中國和印度就短期前景而言需要擔憂的問題較少,但兩國仍需要改革各自的經濟體,才能推動在生活水準上追趕發達經濟體。
普拉薩德教授說:「中國面臨的關鍵挑戰是落實已經提出的改革,不僅是對金融體系,還有對其他經濟部門,特別是國有企業。」
在世界各地,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迴旋餘地仍然很小,因此各國政府將難以回應一場同步發生的經濟低迷。
譯者/和風
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的學者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如果中國政府實施25%的關稅,美國對華大豆出口可能暴跌近三分之二。
美國農場主和貿易商一直對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貿易爭端憂心忡忡,而來自以農業經濟研究著稱的普渡大學的數據分析顯示,關稅的影響可能比一些分析師預期的更大。
論文聯合作者、普渡大學教授華萊士•泰納(Wallace Tyner)表示,該研究基於中國這項進口關稅的中期影響,假設關稅將至少延續4至5年。論文的另一作者是該校的研究副教授法爾扎德•塔河博(Farzad Taheripour)。
研究顯示,中國關稅將使美國大豆總出口下降37%,每年給美國(主要是鄉村地區)造成約3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美國的經濟收益每年將減少31億美元。巧合的是,中國的損失也會一樣大,」泰納表示,並指出巴西將獲得27億美元的經濟收益。「如果中國徵收這些關稅,那巴西將成爲真正的贏家。」
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農業貿易伙伴國,僅次於加拿大,每年購買2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被碾碎並用作牲畜飼料的大豆佔美國農產品出口的三分之二,排在之後的是棉花和牛皮。
這項由美國大豆出口委員會(Soybean Export Council)於1月份委託和資助的研究上月發佈了報告。學者們正在根據中國政府最新的農產品徵稅建議清單更新他們的分析。
本月,隨著美中兩國威脅對雙邊貿易高達10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外國投資者和外交官員本希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週發表的演講中宣佈可避免貿易戰爆發的措施和改革,但令他們失望的是,中方並未提出任何讓步。
農業貿易商和分析師對大豆關稅影響的嚴重程度看法不一。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需要從領先的大豆生產國美國進口大豆以滿足需求。
但普渡大學的研究顯示,隨著巴西等拉美國家擴大大豆種植面積和產量,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將大幅下降。
10%關稅 | 25%關稅 | 30%關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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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大豆出口 | -33% | -65% | -71.2% |
美國大豆總出口 | -18.4% | -37% | -40.3% |
美國大豆產量 | -7.7% | -15% | -16.9% |
美國大豆生產者價格 | -2.6% | -5% | -5.2% |
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 -17億美元 | -31億美元 | -33億美元 |
來源:普渡大學 |
一些分析師認爲,大豆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將有限,因爲少量的成本上升可以由供應鏈上的各環節(包括大豆壓榨企業、飼料生產商和牲畜養殖戶)消化。
但普渡大學的研究顯示,中期經濟影響可能比一些分析師預期的要大。
中國宣佈加徵關稅後便立即有中國貿易商開始收購巴西大豆,推高了價格,歐洲買家則因價格上漲而轉向購買美國大豆。一些評論人士認爲,這一趨勢將在中長期內持續,美國的市場份額幾乎不會減少。
泰納教授表示:「隨著其他供應國擴大生產,美國在全球的大豆出口將下降。」
需求下降將使美國大豆價格承壓,使市場價格下跌約5%。隨著更多農場主擴大玉米種植面積,玉米產量增加也將影響大豆價格。
譯者/何黎
世界貿易組織(WTO)週四警告,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推動對來自中國和歐盟等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口徵收關稅所導致的貿易緊張升溫,可能已經在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
世貿組織在最新預測中表示,預計2018年全球貿易額將成長4.4%。去年的增幅達到4.7%,爲六年來最佳表現。
但世貿組織也表示,種種跡象表明,貿易緊張升溫可能已經在影響商業信心和投資決策。該組織警告稱,美國和中國在近幾周威脅要開打針鋒相對的關稅戰,倘若局勢升級,將會破壞全球復甦。
「一輪相互報復的循環是世界經濟最不需要的事情,」世貿組織總幹事羅伯託•阿澤維多(Roberto Azevêdo)表示。
世貿組織發出警告之際,各方擔憂美國和中國之間正在醞釀的貿易戰,可能破壞自2008年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所處的最健康的成長期。
1月曾預測全球經濟今年成長3.9%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將於下週在華盛頓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同時舉行的春季會議上發佈其最新估計。但官員們已經開始警告:貿易戰將危及經濟成長,危及在過去70年大部分時間裏保持和平的全球貿易規則體系。預計這些擔憂將主導下週的會議。
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週三警告稱,全球經濟正被「更陰暗的烏雲」籠罩。「各國政府需要捨棄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她在香港發表演講時表示。「歷史表明,進口限制會損害各方的利益。」
世貿組織表示,保護主義抬頭的結果是,今年全球經濟和全球貿易面臨的風險「偏向下行」。它還警告,美聯準(Federal Reserve)等各大央行加速收緊貨幣政策,「可能引發匯率和資本流動波動,進而可能對貿易產生同等的破壞影響」。
儘管航運指數顯示今年頭幾個月貿易持續保持強勁,但世貿組織指出,3月份全球出口訂單下降,稱這似乎是反貿易言論越來越響亮的結果。
尤其是美國在3月份出臺鋼鋁進口關稅,加大其貿易威脅。它還威脅要對價值約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以年度貿易額計算,涉及1300多種不同產品)徵收進口稅,以回應華盛頓所稱的中國常態化竊取智慧財產。對此,中國威脅要對美國輸華產品徵收關稅。
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針鋒相對的威脅,已經讓金融市場感到不安,儘管在川普政府某些成員含糊承諾試圖透過談判達成和解的背景下,目前市場已恢復平靜。
「如果談判能夠化解緊張,那麼仍有可能避免一輪不斷升級的報復循環,」世貿組織的經濟學家們寫道。「但這一點並不能保證。」
今年貿易擴張速度將再度快於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標誌着,2008年危機爆發前全球貿易迅速擴大的趨勢恢復了。
世貿組織表示,預計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將在2018年實現更強勁成長,出口成長5.4%,進口成長4.8%。但該組織也表示,預計發達經濟體將實現「相當強勁的成長」,預計出口成長3.8%,進口成長4.1%。
譯者/和風
牆
關於牆,近來是頗有些進展的。
2月21日,加利福尼亞州加利西哥市,聯邦政府撥款1800萬美元,川普心心念唸的首份建牆合同正式破土動工。彼時總統正在忙著會見佛州槍擊案的學生代表,而後是轟轟烈烈的對華貿易戰。3月14日,川普好不容易抽出身來,火急火燎地趕往加州,目的地直指加利西哥市。
邊境線上,上世紀90年代用回收的金屬廢料和減震墊拼湊而成的舊牆正在被拆除,新建的牆面高30英尺、純水泥材質、標準的柱式風格,整體風貌十分接近總統「高大、美觀」的指導要求。川普對自己的作品比較滿意,不過也指出牆壁上必須要有鏤空設計,要能夠「看見另一側的動靜」。說這話的時候,另一側剛好聚集著一小撥墨西哥示威人羣,夾雜著英語和西班牙語的咒罵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總統回來之後備受鼓舞。儘管早在去年7月,國會已經就16億美元的建牆預算達成妥協,但川普總是心存僥倖地利用每一次政府關門之機在兩黨之間尋找交易空間。2月的預算談判,川普隻身前往民主黨陣營,要求將80萬「夢想生」延期計劃與邊境牆綁定在一起,共和黨保守派一把將他拽了回來。3月的預算談判,川普又想故伎重施,民主黨索性乾脆沒有把這一事項列入重點議程,總統的計劃再次告吹。
最終,預算順利透過。民主黨重視的應對鴉片類藥物、加強槍枝審查等內容統統寫進協議,共和黨拿到了695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爲幾個地方重點項目預留了資金空間。兩黨主席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於妥協合作的滿意,連川普的女兒伊凡卡也得到了增加兒童福利項目的撥款,沒有人回應總統提出的增加建牆費用的想法。
預算在3月22日早上透過了衆議院,參議院隨即快速完成投票表決,而後是爲期兩週的國會春季休會期,議員們紛紛離開華盛頓開啓了度假模式。3月23日上午,協議送到總統面前的時候,距離當晚政府關門只有不到幾個小時的時間。當天清晨5點55分,川普在推特上憤怒地咆哮,表示自己有可能不簽署這項帶有屈辱性質的協議。隨後在國防部長馬蒂斯和白宮幕僚長凱利的勸誘下,下午1點左右,川普躲在房間裏默默地簽署了檔案,並沒有像往常一樣在攝影機面前洋洋灑灑地炫耀一番。
故事的最後,總統感覺自己被欺騙了。不僅擔上了簽署史上第二大財年預算的惡名,而且幾乎成爲整個交易過程中唯一的輸家。他在簽字當天表達了自己的強烈不滿,「這一直是我們國家存在的一個大問題……2232頁的檔案,你告訴我誰能讀那麼快?」四天過去了,總統仍在糾結這件事,他對白宮辦公人員反覆說起這是個失敗,當時應該堅持自己的直覺的。3月27日晚間,他突然想到了這次預算的最大贏家應該是國防部,在推特上隔空向馬蒂斯施加了壓力,「我們的軍隊現在很富有,應該向M(軍隊)要建牆的錢!」民主黨主席舒默回應了總統的無理要求,「(建牆費用承擔方)先是墨西哥、再是美國廣大納稅人、現在又變成了軍隊……馬蒂斯部長拿了錢是要來武裝軍隊的,而不是爲了滿足總統的政治幻覺!」
最終,兩黨揹着總統又一次完成了一筆政治交易。所有人都明白中期改選即將臨近,沒有人承擔得起再一次讓政府關門的罵名。故事的最後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川普阿Q般地拿起了分給自己的16億美元——「16億美元是僅僅是一個開始……這些錢可以幹很多事情」。衆議院少數派領袖裴洛西在一旁冷冷地嘲笑,「如果你覺得這點兒錢能把牆建起來,那就這樣覺得吧,然後再把字簽了」。
貿易戰
在有關於牆的問題上,總統一向是被孤立的。然而總會有另外一些時候,我們看到總統闊步甩開兩黨,獨自一人站到臺前。比如當下正酣的貿易戰。
很長時間以來,這場戰爭的爆發對於中國而言看似必然、又來得實則突然。我們習慣於將之視爲一種川普源生的恣肆和駑鈍的個人意志。然而從美國內政的角度來看,兩黨特別是共和黨對於川普主義的放縱和綏靖是戰事毫無阻力、延展至今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從一開始,兩黨就在貿易戰的議題上儘可能地躲在後面。民主黨一面基本全程噤聲,貿易保護主義符合黨內自由派一翼的政策主張,即便戰爭失敗了還有總統本人連同著共和黨來背黑鍋,何樂而不爲。黨主席舒默近日的表態幾乎是川普執政以來最爲親善的一次:「相較於布希總統、共和黨人、歐巴馬總統、民主黨人,我在中國問題上的態度和川普總統更近一些,那些人讓中國太隨便了,我們確實需要強硬一些!」
共和黨方面,黨主席麥康乃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對川普的恣肆行爲進行表態,只有衆議院議長瑞恩作爲黨內保守派的代表一直嘗試著說服總統減緩戰爭步伐。在發現川普貿易戰的決心不可動搖之後,瑞恩很快調整了策略,放棄了阻止貿易戰本身,而是將戰爭引向更具針對性的目標,同時最大限度地爲盟友國家提供豁免。這符合共和黨的黨銘,主流保守派所重視的是美國與盟友國家的關係,是藉助國際體系維繫美國的霸權。這也與國防部的觀點不謀而合,一直以來馬蒂斯都希望總統能夠區分出貿易的經濟效益和政治效應,透過一場看似無法避免的戰爭達到凝聚盟友體系的作用。最終,麥康乃爾加入了這一陣營,在歐盟做出一副即將與美國對戰的姿態,並將反制措施深入這名黨主席所在選區的產業之後,他公開表態希望戰爭更「具目標性和針對性,並且是受限的」。
正如《做交易的藝術》所言,「要把目標定的非常高,不斷壓迫壓迫再壓迫」。當川普做出一副六親不認、大殺四方的姿態時,他成功地俘獲了共和黨的妥協;不僅如此,透過恐嚇和訛詐,某種程度上,美國甚至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盟友國家的實際感受是,先莫名被鑿了一記將要增稅的悶棍,而後又透過施捨豁免被賜予了一張登上諾亞方舟的船票,一時間,從溫哥華、首爾到布魯塞爾,瀰漫着一片感恩戴德之聲。歐洲和日本以第三方身份加入了美國在WTO對中國智慧財產問題提起的訴訟,沉悶不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正在變得活泛起來。不久,與南韓的雙邊談判率先完成,文在寅政府主動作出多項出口限制,川普非常滿意,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很多左派媒體紛紛給予肯定。
在戰爭最開始醞釀的時候,爲避免川普的貿易政策走向極端,共和黨內部曾經考慮透過立法限制總統的貿易決策權,或是阻止即將到期的貿易促進授權法案的續約。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這一切似乎並不需要,儘管近來接連有各式各樣的聯名上書,但兩黨都明白,貿易戰並無法引起足夠的關注併成爲美國內政的頭號議題,兩黨也無法如去年8月對俄製裁一般,在國會以幾乎全票聯手壓迫川普限制自身權力。當下儘管硝煙正在逐日瀰漫,但由於距離政策的真正落地還尚有時日,兩黨都在輕鬆觀望,等待川普做出成績或是將一切砸在手裏。這以後,大家再紛紛走上臺前,將成果撿拾到自己口袋裏,或是將責任拋得一乾二淨。
共和黨的綏靖
無論無端的建牆,還是無端的貿易戰。都是兩黨同總統之間的一場博弈遊戲。有的時候麥康乃爾們冷冷地站到了臺前,有的時候他們躲在角落裏默不作聲。美國三權分立的結構性意義就在於此,在華盛頓,總統是總統,國會是國會。
然而川普的與衆不同就在於,他絕非一般意義上簡單服從於黨內秩序的總統。事實上,從競選勝利的那天起,他就已經深刻地改寫了兩黨政治的遊戲規則。在首年的執政裏,總統就移民改革、醫療改革、稅法改革、不斷推延的預算、「通俄門」等多項事務與兩黨進行了持續、頑強、耗洩的鬥爭,三方互有勝負,各種利益以複雜而扭曲的方式緊密交織在一起,每個人都在深刻地影響每個人。
進入2018年以來,一個最爲明顯的變化就是,伴隨著國會中期改選的日益臨近,兩黨都變得更加小心謹慎,更具備妥協意識和合作精神,誰都不想過度言及原則問題,避免因一些可有可無的瑣事亂了選舉的盤面。然而總統還是總統,在歷經了一年的政治洗禮,特別是稅改帶來的巨大精神鼓舞之後,2018年的川普正在變得更加自信、篤定、恣肆,或者說,更加的川普。在這一正一反、一張一縮的反作用下,共和黨明顯感覺到自己有些控制不住總統,整個黨派在努力糾正川普行爲的同時正在有意無意間向之靠近,共和黨的黨銘正在出現明顯的嬗變。
傳統的共和黨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是有限赤字、自由貿易,是美國政治立場中相對審慎、保守的一派。然而在建牆議題的背後,我們看到共和黨隨隨便便就透過了1.3兆的財政預算;在貿易戰的背後,我們看到共和黨轉而成爲貿易保護主義的庇護者。在中期改選的壓力和川普攪起的重重亂局下,共和黨比過去顯得更加粗暴、任性、急功近利。正如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在2月份阻攔臨時預算時所作的那場演講,「當民主黨當政時,共和黨是國家的保守黨;然而現在共和黨當政了,美國卻彷彿已經沒有了保守黨。那份虛僞就飄散在空中,敲打著每一個看似正直而充滿智識的靈魂!」
對於共和黨而言,這樣的鏡像其實並不陌生。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突破一兆美元的時候,剛好是里根執政時期;突破兩萬和三萬億美元的時候,恰好是在小布什政府的任上;現在是四萬億,來到了川普這裏。貿易保護也是一樣,里根與日本、西歐的貿易戰打得不亦樂乎,而上一次美國的鋼鐵產業增稅也是出現在2002年的小布什任上。共和黨可以在過去的三十年時間裏,反覆打造出近似風格的強硬政府,這說明這種執政方式一直就深藏於共和黨的黨銘。然而陌生的地方在於,里根、小布什似乎從未像川普這般自戀而恣肆,美國的政治文化似乎從未像今天這般分裂,共和黨似乎從未像今天這般爲自己選出來的總統所遮掩、誘拐、牽引。
選民基礎的變化是共和黨嬗變的根本原因。按照去年9月CNN的統計,川普的黨內支援率長期穩定在85%左右,超過了副總統潘斯的82%、衆議員議長瑞恩的66%,黨主席麥康乃爾只有可憐的31%。這樣的選民支援度可以賦予總統極大的政策自由度,還是以貿易政策爲例,昆尼皮亞克大學近日的一項統計就表明,58%的共和黨選民支援增加關稅,這給川普大打貿易戰帶來了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共和黨內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幾乎是川普一個人塑造出來的。皮尤中心2016年的調查顯示,受川普的影響,共和黨及偏共和黨的中間選民對於自由貿易的認同度在大選期間出現了一個大跌,從2015年的56%跌至選舉投票前的29%。選舉結束後,高達85% 的共和黨選民堅定地認爲是自由貿易毀掉了美國的工作崗位,同期,這一數據在民主黨選民中只佔54%。
在長期對總統撥亂扶正的過程中,共和黨高層逐步感受到愈來愈大的黨內阻力。現實狀況是,班農及其所帶領的極右翼分子已經完全爲白宮驅逐,庫許納夫婦的權力也遠沒有一家人剛剛進入白宮時那麼如日中天。事實上,川普曾經高度信任的競選團隊和舊友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仍在身邊,白宮團隊已經徹底從1.0變爲了2.0。理論上總統應該更聽話纔是。然而最終,共和黨驚訝地發現,總統每天在手機推特端與4900萬選民達成了緊密的心靈聯結,這項根植於共和黨基本盤的民衆偉力是不可撼動的。一項NBC的統計數據表明,59%的共和黨選民認爲自己支援的其實是川普本人,而非共和黨。用白宮發言人拉吉•沙赫的話說,「當總統的移民政策和安全政策無法在華盛頓尋求支援時,他得到了廣大美國人民的支援……這是一個屬於川普的共和黨」。田納西州參議員鮑勃•科克持同樣的看法,「現在人們已經不再關心政治事務本身了,他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與川普總統保持一致」。這名即將退休的老參議員對於共和黨的現狀極爲不滿——「共和黨已經丟掉了他的靈魂」。
今年,即將同科克一樣離開國會的老派共和黨人還將包括約翰•马侃、埃德•羅伊斯等人,《新共和》在一篇名爲《美國丟失的外交政策》的評論文章裏不無擔憂地指出,他們是共和黨保守派中爲數不多的全球主義者,更爲尊重維繫了美國霸權的國際體系,更強調於透過盟友和多邊機構構建美國的實力基礎。相比之下,新近加入白宮的波頓、蓬皮奧之輩普遍帶有較重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喜歡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單邊行爲,而且懶於顧及政策的執行後果,這些後輩們更喜歡四處開花、打完就撤,留下一個個地緣政治的權勢爛坑。《大西洋月刊》3月的一篇名爲《抵制共和黨》的評論以極不情願地口吻寫到:「我們原本以爲自己永遠也不會寫下這樣的文字,然而最後,我們將不得已呼籲大家抵制共和黨。這個政黨已經成爲憲法和民主制的威脅,問題不僅僅是川普,更在於共和黨選擇了爲自己選出的總統提供庇護」。
川普在2018
這種庇護令總統愉悅,也令一切變得更加放縱起來。在以稅改法案完成執政元年的成績單後,川普的行動更加自如,幾乎是在肆意享受期中選舉年共和黨賜予他的無原則綏靖。最近的幾個月內,北韓半島的劇情經歷了過山車般的大起大落,川普在前一場個人秀裏把劇情帶向了火與怒的高潮,轉而又在下一季的預告片裏把正反兩大角色安置到了一張談判桌前;白宮每天爲人事更迭的Breaking News所充斥,《紐約時報》的嘲笑是,彷彿一個任性的寶寶把自己的小屋擺滿了喜愛的卡通玩偶,共和黨就在不遠處靜靜地眺望著一切發生,未置一詞。不僅如此,在最近的地方選舉中,川普受到了各地共和黨議員的廣泛邀請,共和黨高層經過了深入而反覆的考量,決定忘記阿拉巴馬州和賓州的失利,繼續把自己的選舉命運押寶在總統難以捉摸的支援率裏。
最後仍是貿易戰,川普在這場戰爭中是絕對不會退縮的。「這場戰爭已經塑造了總統光輝無比的強硬形象,這是一場他所最爲擅長的偉大交易,否定了這個交易就等於否定了川普人生的合法性,包括擔任總統之前商人時代的全部意義。」對於川普而言,這場戰爭並不發生在2018年或者2017年,也不發生在稍早一些的競選時期,事實上,早在其商人時代的頂峯1987年,他的這套戰爭理念就已經非常成型了——「人們對於其他國家的蹂躪已經逆來順受了,他們在背後嘲笑我們,他們因爲我們的愚蠢而嘲笑我們。」
1990年,當川普尋求作爲老布希的副手參加總統競選之時,他就已經將貿易問題作爲自己的核心標籤。他在那一年將自己的砲火對準了日本,在《花花公子》雜誌的訪談中侃侃而談:「我們爲日本提供庇護,可是看看他們做了什麼,他們給自己的汽車企業提供補貼,從我們的消費者手裏大把大把地賺錢,然後把它們全部投在紐約,買下了整個曼哈頓。無論按照那種意義,我們都輸了。」他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花重金買下大幅版面,呼籲讓日本爲美國的庇護買單,「我們保護了不屬於我們的船隻,運載了很多我們不需要的原油,爲我們的盟友擔負了一切,然而他們從不會幫助我們,他們爲自己打造了生機勃勃的經濟,是時候付些賬單了!」
2000年,川普再一次作爲改革黨的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他在演講中承諾如果自己贏了,會親自兼任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好好和「搶劫大聯盟」日本聊聊天,好好懟懟想要在經濟上佔有這個世界的德國,好好教訓教訓法國人如何學會尊重別人。在這一問題上,川普的意志極其堅定,他告訴《華盛頓郵報》,「我每天都和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最難對付的人打交道,如果他們覺得川普能夠被隨意碾壓,如果他們覺得川普是個小角色,像普通人那樣的小角色,我們的訴訟案就會翻上十倍。要永遠呈現出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非常重要,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無法坐在這把椅子上」。
在這種意志的驅使下,川普的貿易戰已經明顯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的狀態,這與他在挑戰司法系統、威懾北韓半島時所呈現出來的不計後果的戰略升級一模一樣。從300億、500億到1000億美元,川普對中國的戰爭砝碼一升再升,如果說這場戰爭在最開始還有一些模糊的目的性,無論是縮減經濟赤字還是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什麼的都好,然而到了現在,這場戰爭已經徹底淪爲一場儘管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但是必須要贏下來的任性的戰爭。
對於川普而言,這是一場成就其合法性的偉大的個人秀,儘管比預計來得稍晚了一些,然而這是必須的一步。這一步就如同他在戰勝希拉里、廢黜歐巴馬主義、逼下金正恩、罷免科米、班農、提勒森、麥克馬斯特們的每一次經歷一樣,這些經歷帶給了他一種步步緊逼、不斷成功的快感,他發覺自己總能夠以對手的失敗、妥協和綏靖一次次地證明自己是對的。他不懼怕任何成本,共和黨的建制派們現在心甘情願爲其偏執的行爲和荒唐的要求背書。他也從不擔心混亂,當多位要員排著隊離開白宮時,川普大大方方地對著媒體坦言:「這其實讓人神清氣爽。我喜歡混亂,混亂其實挺好。」這份混亂帶給其貫以終生的個人秀必要的起鬨聲,總統在混亂之下愉悅地享受著來自不同方向的鎂光燈,不安寧的白宮是一個完美的舞臺,混亂本身最終成爲美德。
然而,無論是失敗的希拉里、被炒掉的官員、蓄勢待發的貿易戰,這些事情終歸都要過去。儘管當下中美雙方看起來激戰正酣,但這很可能並不會成爲2018年川普個人秀場的主線。上半年過去後,總統還是會繼續尋找新的熱點,上一季已經播過的節目下一季不會再重複出現,今年我們沒有再看到總統再去過多提及橫亙於整個2017年的歐巴馬醫改,明年也便不會再去爲一場已經銷煙散去的貿易戰有太多興趣。美國總會有些更爲宏大的國家命題等待鋪敘,川普也總能找到更具挑戰性的矛盾填充自己跌宕起伏的劇情——罷黜穆勒、挑釁臺灣、擊潰金正恩或是與普丁的終極之戰,只要總統在位一天,我們只需要搬好小板凳,永遠不缺乏好戲觀看。
對於川普而言,2018年註定是幹事創業的一年,那些與國會、法院、媒體、民主黨人耗洩的煩躁正在每日的政治生活中變得遊刃有餘。這一年剛剛開始的時候,川普已經提前啓動了自己下一任期的競選,在一種強烈的時不我待意識的催促下,總統在這一年裏的行爲將會更加恣肆而撲朔迷離,充溢著難以抑制的表現慾望和極富攻擊力的不確定性。中國、盟友、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可能成爲這一映像的犧牲品,既然總統註定要成就其個人的偉大敘事,既然紊亂註定要在這一年蔓延,那麼前行不如守望,認真不若虛無,及至某個時刻,歷史終會將這一場鬧劇清算。
(注:作者王一鳴是盤古智庫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中國是一個冉冉升起的超級大國。美國是老牌超級大國。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爆發破壞性衝突的可能性似乎無窮。但兩國同時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如果無法維持合理的合作關係,它們有能力不僅對彼此、而且對整個世界造成嚴重破壞。
中國是美國的對手,體現在兩大方面:實力和意識形態。這個屬性組合可能會讓人聯想到二戰期間與軸心國的衝突,或是對抗蘇聯的冷戰。中國當然是大爲不同。但它潛在的威力還要巨大得多。
中國不斷崛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顯而易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中國201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市場價格計算爲美國水準的14%,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爲美國的28%,而2000年分別爲美國的3%和8%。
然而,由於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多,中國2017年GDP按市場價格計算是美國水準的62%,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爲美國的119%。
假設到2040年,中國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34%,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美國的50%。這意味著中國的追趕速度將大幅放緩(從2023年開始,將比2000年以來水準下降約70%)。屆時,中國的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將接近美國的2倍,而按市場價格計算將高出美國近30%。(見圖表)
我選擇的34%的基準是如今葡萄牙的水準。很難想像,擁有龐大儲蓄、幹勁十足的人口、巨大市場和堅定決心的中國會無法實現葡萄牙相對於美國的繁榮水準。但與過去成長快速的東亞經濟體日本和南韓相對於美國的水準相比,中國仍將貧窮得多。
規模很重要。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最終不遠超美國是不可能的,即便平均而言美國個人仍遠比中國個人富裕。對許多重要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而言,中國早已成爲一個比美國更重要的出口市場。
此外,中國的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幾乎與領先的高收入國家相當。這是中國創新的推動力,我最近在阿里巴巴(Alibaba)的杭州總部參觀時見證了這一點。此外,經濟規模與技術不斷進步相結合,正在令中國成爲一個越來越可怕的軍事強國。美國可能會對此有所抱怨。但它沒有道義上的權利這麼做。自衛是普遍接受的國家權利。
發展權也是如此。美國可以對中國竊取智慧財產怒氣衝衝。但是,每個後起的趕超國(當然也包括19世紀的美國)都吸收了其他國家的思想,並加以發展。
智慧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創新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智慧財產對這一努力既有利又有弊。必須在太嚴和太鬆的權利之間取得平衡。美國可以努力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但任何認爲美國有權(或真能做到)阻止中國透過創新走向繁榮的想法,都是瘋狂的。
中國也在意識形態上對美國構成挑戰,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中國的經濟也許可以稱爲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中國還有一套不民主的政治體系。遺憾的是,近來自由市場高收入經濟體的種種失敗,增加了前者的吸引力。而專制統治的崇拜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當選,加強了後者的吸引力。
有人會說,強大而堅定的盟友也是美國的優勢。遺憾的是,川普正在向它們發動經濟戰爭。如果襲擊北韓的決定導致對首爾和東京的破壞,美國的軍事同盟將會結束。聯盟關係不能同時是自殺協議。
駕馭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將是困難的。哈佛大學(Harvard)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中提出了宿命觀點:老牌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相比起來,核大國之間爆發一場熱戰似乎不太可能。
但大規模的摩擦,以及因此在經濟關係上終止必要合作,似乎是可能的。當前的貿易衝突將如何解決,目前尚未可知。鑑於川普政府拒絕接受氣候變化的觀念,全球公域管理方面的合作已然崩潰。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中國。但是,西方與中國的關係取決於中國的未來。美國堅稱中國應信守承諾,這是正確的。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必須如此。當任何一個蔑視公認規則的國家來施壓時,中國是不會感到有必要遵守這些規則的。無論如何,中國並不是真正的威脅。這種關係當然是可以管理的。
威脅在於西方(當然包括美國)的衰落——抽租作爲一種經濟生活方式的盛行,對許多公民命運的漠不關心,金錢對政治的腐蝕作用,對真相的漠然,以及,對於私人與公共消費的長期投資被犧牲。
我們能夠找到的擺脫金融危機的最好辦法,就是可能會催生新泡沫的貨幣政策,這的確是一種悲劇。我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西方能夠、也必須與崛起的中國共處。但是,西方應該忠實於自己本性中的善良天使,如此才能與中國共處。要想駕馭好歷史車輪當前的轉向,西方必須向內審視自己。
譯者/何黎
近期中美貿易戰風險驟然上升,但同時,相關背景更需要追溯。一直以來,美國希望中國透過市場開放成爲自由社會的一員,並將中國納入到美國製定的亞洲政治秩序框架以及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網路之內。但是,這些目標無一例外地未能成功。相反,中國正在透過自身的制度性優勢向美國佔據壟斷地位的高階產業進軍,並透過一系列戰略將影響力擴展到全球,美國認爲中國已經對自己的霸權構成了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攻擊性政策,包括貿易戰,加強與臺灣關係,讓更多對華鷹派進入白宮等。人們無法判斷這是川普的戰術性恫嚇還是戰略性調整,更多人擔心這是美國打算與中國「攤牌」。這種政策的曖昧性也讓兩國的「猜忌」加深,稍有不慎,可能會徹底花光兩國長期儲備的信任儲蓄,這將會是噩夢的開始,川普打開的是一個潘多拉魔盒。
一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具有悠久的歷史。在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制定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導致世界各國紛紛效仿,以鄰爲壑,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禍根。現在川普在全球化方面的倒行逆施,有導致歷史重演的風險。二戰之後,美國大力建設包括WTO在內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推動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美國在現行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大獲其利。1970-2000年間,美國對在經濟與科技方面的挑戰者日本進行了持續的貿易打擊。
進入21世紀後,全球低端製造業向中國轉移,使得中美經貿關係具有了很強的互補性,而非競爭性。美國企業與消費者在這種關係中受益匪淺:中國向美國提供大量物美價廉的消費品,而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賺取鉅額利潤。在這期間,在中美經貿關係中起到巨大影響力的美國三大主體,即跨國公司、依賴進口中間品進行生產的企業、經營進口商品的商貿企業(代表消費者),都受益於中美貿易,華爾街也在中國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得到很多。
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首先,在全球化過程中,那些因爲製造業受損而失去工作的低技能工人,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成爲一股必須正視的政治力量,川普就是得到這些人的支援步入白宮的。一般而言,消費者或受到衝擊的工人無法組織成一個可以遊說並施加強大政治影響力的集團,但是,當這些低技能工人的規模越來越多,並表現爲貧富分化加劇,成爲嚴重社會問題後,他們就會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不得不被統治者所重視。他們認爲自己的工作被中國所剝奪,儘管這並非事實,但這的確是政治。
與此同時,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精英對中國的發展也開始憂慮,因爲這一切與他們最初設想並不相符,中國被視爲美國的巨大威脅。在這種情緒主導下,歐巴馬時期美國精英開始就中美關係展開大辯論大反思,遏制中國的觀點佔據上風,但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並未被這種思潮完全主導。2016年10月,歐巴馬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表示,比起一個成功崛起的中國,美國更懼怕一個被削弱、受到威脅的中國。他對中國使用了軟制約的手段。
川普迎合了美國人對於恐怖主義、移民、經濟問題以及中國的焦慮而上臺。他也將美國受到全球化衝擊的底層與一些美國精英的反華情緒帶到了白宮,再加上他周圍充斥著太多的鷹派官員,所以,這一次是由白宮吹響集結號,「修理」中國成爲美國的政治主流,國會里面也幾乎找不到支援中國的朋友。
其次,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跨國公司曾經是中美經貿關係的「護航者」,他們在華盛頓能夠發揮很強的政治影響力,維持中美經貿關係的穩定與發展。但是,從過去幾年看,這些公司對中國的態度因爲經營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一方面,是中國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包含了政策無序的變化以及改革方向的迷失,使得經營預期不穩定;另一方面,是本土企業的激烈競爭,中國企業開始具有技術和價格等競爭力,跨國企業的優勢地位逐步瓦解。
其三,中美正在形成難以調和的衝突:一直以來,美國想借助佔據優勢的跨國公司與白宮的外交、貿易政策配合,把中國納入到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分工網路中,但是,中國現在並不滿足於在這一分工網路中的中低端地位,而是透過制定《中國製造2025》等規劃,鼓勵創新,向美國公司佔據優勢的領域發起挑戰。川普政府感受到競爭壓力與生存環境的變化,不得不對中國的產業升級進程進行阻礙,以延緩中國的產業升級計劃,或者使其失敗。
現在,川普對華發動貿易戰並不意外。實際上,早在歐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就發動了對華「經濟冷戰」,提出競爭中立原則,要求消除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特權,透過簽訂國際性的氣候變化公約,對中國傳統發展模式進行制約。歐巴馬也長期將網路安全作爲中美間重大議題之一,旨在打擊中國透過駭客盜取美國企業的商業機密與核心技術,等等。美國的這些訴求最終透過TPP成爲新的國際經貿規則,對中國形成了壓力。
歐巴馬時期沒有對中國發動經濟「熱戰」(但對華反傾銷頻率大幅提高),主要因爲當時西方處於經濟危機之中,需要全球各國團結起來聯手應對危機,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支援。 此外,歐巴馬致力於維護全球化秩序,對氣候、核不擴散以及自由貿易等極爲重視,不會貿然採取貿易保護主義。
但是,川普認爲美國的問題是由全球化造成的,因此,必須以「美國優先」爲原則,讓美國再次偉大,用單邊主義取代自由貿易政策,並退出了TPP。其次,美國經濟出現了具有堅實基礎的復甦,失業率降低到歷史最低水準,美國有底氣發動貿易保護主義,試圖透過「再平衡」轉嫁經濟調整的責任,讓中國等順差國爲美國買單,並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美國的再工業化。
在美國經濟復甦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希拉里2016年戰勝川普入主白宮,也會在經貿領域直接向中國發難,中美貿易戰無法避免,不發生纔是奇怪的事情。
二
在歐巴馬發起TPP的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一個新常態,需要擺脫傳統發展模式,由注重成長速度轉向重視成長質量。透過加大對外開放,引入國際化的市場規則與更高水準的競爭,這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可以形成第二次「入世」的「紅利效應」。
2017年7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重點提出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並就此做出全面部署。「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
但是,這些設想並沒有及時實現。或許因爲中國想與美國達成關於開放的一攬子方案,比如在歐巴馬時期就著力推動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但美國對此要價太高,同時中國還未做好準備。因此,中國設立諸多自貿試驗區,做好開放前的準備工作。
在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川普上臺後,中國想繼續推動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但被拒絕。現在,新一屆中國政府已經準備好了就貿易與美國談判,避免可能爆發的貿易戰,並在今年「兩會」前通知了美方。但是,美國卻趁機發動了貿易制裁,其目的是爲即將啓動的談判增加籌碼,試圖勒索更多好處。
應當說,中美雙方在中國加大開放力度、降低關稅以及智慧財產保護等方面,原則上是一致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引入競爭、鼓勵創新所必須的制度建設。而且,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今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也向世界宣佈,中國會推出「可能會超出國際社會預期」的舉措以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主要在金融業、製造業與服務業、保護產權尤其是智慧財產、擴大進口四個方面。
但是,美國採取了先發制人的威脅手段逼迫中國屈服,這爲兩國的談判增添了變數。川普發動貿易戰的時機看上去是精心挑選的。首先,川普政府在中國準備與之談判並且雙方決定透過談判解決問題時出手;其次,對川普與共和黨而言,艱難的期中選舉即將在11月開始,川普似乎有意將中國主動的「開放政策」透過貿易戰的方式「詮釋」爲對自己的「讓步」,從而取悅選民。從這個角度判斷,川普可能更傾向於最終與中國達成妥協,否則,一旦陷入相互報復的貿易戰,也會影響共和黨選情。
但是,川普的鷹派團隊可能希望以更強硬的姿態迫使中國屈服,形成塑造新時代中美關係的一個規矩和先例,從而在戰略上降服中國,也讓世界感受到美國的餘威猶在。但中國不可能接受這種「霸凌」。首先,美國漫天要價讓談判喪失基礎,中國不可能接受屈辱性的要求;其次,如果中國向「霸凌」低頭,美國不僅會對中國得寸進尺,也會繼續破壞國際規則,並威迫其他國家順從。因此,在美國沒有收回各種無理要求之前,中國不可能與之談判,並會報復美國任何挑釁的行動。
川普把國家當作公司來治理的方式,導致對華貿易戰是由情緒主導的一次缺乏經濟與外交常識的「暴走」。由於中國迅速進行了對等回擊,這讓人們開始擔憂局勢可能失控,因爲,川普並未預料到衝突帶來的挑戰,也不知道如何熟練地控制局面。相反,他可能在民意支援率上升的背景下,像一頭瘋狂的公牛一樣與中國鬥爭到底,他可能繼續打出臺灣牌。美國的鷹派可能會選擇大膽的冒險,甚至包括軍事冒險。
從技術角度看,對於美方撰寫對華「301調查報告」,中國缺乏針鋒相對的集中反擊。事實上中國也應該制定中美經貿報告,透過數據、政策和案例向世界表明:首先,中國在雙邊貿易中雖然存在鉅額順差但被誇大,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國順差會大幅縮水,考慮到通用、蘋果等大量在華子公司盈利情況,美國在雙邊經貿中獲利更多;其次,美國對中國商品與投資限制更多,安全審查部門和程式過多,設置了太多非市場壁壘,美國沒有資格指責中國;其三,中方做到了對外資不以技術轉讓作爲市場準入門檻,大部分技術轉讓是市場行爲,不應該將市場行爲歸結於政府幹預,等等。
美國在中國並未違背WTO規則的前提下,利用本國法律,透過一系列故意模糊的指責,向中國施壓,這是不講理的行爲。美國要求「對等」原則,卻使用威脅手段大搞地位不平等;川普指責中國政府幹預市場,卻要求中國政府幫助減少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這些行爲混亂、矛盾且不嚴肅,事實上,即使要求與中國談判,美國也缺乏一個具有唯一性與權威性的代表團隊以及統一的立場。
而美國經濟調整將對中國產生長期甚至是戰略性的影響,這是麻煩的開始。
除了兩國在科技領域競爭之外,川普的政策存在一個極大的風險: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減稅,另一方面,大幅增加軍費支出,債務規模也在加速上升。最新數據顯示,美國聯邦債務水準3月15日首次觸及21兆美元,自川普2017年1月就職以來債務成長已經超過1兆美元。從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28日,聯邦債務增加了驚人的6210億美元,而同期實際GDP成長爲1100億美元。
可以想像,川普面臨著刺激經濟成長的巨大壓力,他想擴大美國出口,增加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吸引更多製造業工廠,而如果他的政策不能讓經濟實現繁榮並擴大稅基,美國財政赤字會加速放大,美國面臨持續衰敗的危險。
假如美國成功實現了繁榮,資本大規模向美國流動,會對高槓杆率、高資產價格的中國經濟產生衝擊,產業轉移也將給中國製造業帶來挑戰。但是,如果川普的政策不能像里根「供給側革命」那樣成功,迎來新經濟時代,而是慘遭失敗,一個衰弱而更加敏感的美國可能會陷入更激進的民粹主義,並將矛頭對準中國,這會極其危險。
因此,中國有必要持續有效地推進去槓桿工作,以更多手段鞏固實體經濟,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與分配正義,擴大消費,繼續夯實國家政治、經濟與軍事基礎,迎接新時代外部環境鉅變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應鞏固與提高與周邊國家的全面聯繫,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水準。一個穩定的區域環境有助於減輕地緣政治風險。
三
早在2015年,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就發表過《修改美國對華戰略》報告,認爲中國已成爲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對中國應從支援與合作轉變爲施壓與競爭。川普上臺後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直接將中國定位爲戰略競爭對手與「修正主義國家」,並斷定一個大國競爭的新時代來臨。
在過去幾年,美國人不斷反思自己國家衰落的原因,形成了三個共識:其一,地緣戰略失敗,在中東投入數萬億美元后收穫了更多的恐怖主義與難民;其次,經濟失敗,不僅爆發了金融危機,經濟結構也問題重重;其三,中國迅速崛起並在全方位挑戰美國的影響力。
商人出身的川普將前兩種失敗歸因於領導人的無能以及體制的腐敗。因此,他曾根據自己的直覺想要「聯俄製中」,並大刀闊斧地重振美國經濟。但是,由於在競選期間有「通俄」嫌疑,川普接近俄羅斯的努力面臨困難。
於是川普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重振美國經濟方面,退出TPP。在亞太地區,他用尚顯模糊的「印太戰略」取代「亞太再平衡」。事實上,歐巴馬時代與中國「下圍棋」,川普現在更像是與中國「下象棋」,他是現實主義者,喜歡直接看到結果而不是一項宏大而長期的戰略。但他與歐巴馬都面臨同樣的困難,即美國缺乏足夠的財政資金支撐其對華地緣戰略。如果歐巴馬時代還能以價值觀凝聚盟友,堅持美國優先的川普則只相信美國的軍事實力,他大幅增加軍事投入,這看上去是對中國示威。
川普喜歡用「恐嚇」來換取別人讓步,甚至盟友也不放過,試圖將過去單方面由美國提供安全與經濟穩定秩序的盟友變成對等的夥伴,不允許繼續「佔美國的便宜」。這些政策直接或間接傷害幾乎所有國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想法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的他並不可靠。因此,他想要發起針對中國的「冷戰」似乎缺乏足夠的盟友。他現在與歐洲聯合起來孤立俄羅斯,但也可能借機接近俄羅斯。他也在遊說歐洲一起強化隔離中國的技術壁壘,並共同指責中國「非市場經濟」的行爲。中國應該在朝著市場化方向加速改革,與歐洲一起維護現有的多邊全球化體制。
作爲商人的川普更在意「公平、對等」的原則,其過於狹隘的理念是「不讓別國繼續佔美國的便宜」,以及透過經濟結構調整讓美國再次偉大,而不是推崇意識形態。儘管他對「冷戰」可能興趣不大,但他周圍充滿了一些極端鷹派,希望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與中國進行全面鬥爭。未來兩國面臨的一個主要風險,就是這些人在川普決策中扮演的角色。
「冷戰」是一種敵對雙方處於霸權競爭的狀態,但中國並不敵視美國,更沒有想與美國爭奪霸權,美國也僅僅猜忌和防範中國。因此,認定中美進入「新冷戰」是一種懶惰的思維,在一個似乎全民喜歡談論國際政治陰謀的國家,中國應該防止這種聲音擺上檯面。
事實上,川普時代的對華政策依然是猜忌和防範中國,在本質上與歐巴馬時期和小布什時代初期一樣,只是表現形式有所差別。就像布熱津斯基所說,中國作爲一個重要大國的興起,造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緣戰略問題,美國應對此給予高度關注,但是,「美國既不能採取遏制政策,也不能遷就」。
在傳統的遏制與接觸、競爭與合作的對華戰略中,兩極之間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帶,並不會一下子跳躍出去直接發動「冷戰」。面對中國的興起,川普的政策依然在框架之內,儘管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內的戰略失敗了,但是,面對一個與美國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獨特大國,美國暫時也沒有遏制與接觸之外的選擇。
透過對華進行「301調查」,川普試圖用「規制」的方法主動、直接塑造中國,這與歐巴馬透過TPP另起鍋竈是不同的「施壓」方式。首先,川普政府在相關規則上的施壓,實際上與中國的改革目標大體一致,有利於國內加速推動改革;其次,中國與川普政府有談判機會,而歐巴馬政府直接用TPP過濾掉中國;其三,此次貿易爭端並未超過中美歷史上幾次類似事件的激烈程度,尤其是考慮到這是一次姍姍來遲且在中國擁有巨大順差的背景下、由一名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總統發起的貿易爭端。
在美國「規制」中國以及雙方博弈的適應性過程中,兩國將共同塑造新「中美關係」。這是新時代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也爲中國邁向現代化提供了適當的外部壓力。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可能會「騷擾」中國,使得中美關係處於碎片化狀態,但整體上依然會保持一定穩定性。新型大國關係絕不是透過一次領導人會晤、一個檔案的簽署就能形成,需要長期探索和塑造,雙方正處於這一進程之中,沒有必要視之爲「冷戰」,但是如果兩國出現重大誤判,的確有滑向對抗的可能。
這也表明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溝通很重要。而且,藉助於北韓問題會談、貿易談判等,兩國應該逐漸建立起新的戰略對話機制,或者說重啓戰略對話機制 。在以結果爲導向的原則下,中美合作有助於兩國在探索形成新型大國關係時不會發生誤判,將競爭控制在框架之內。
經過不斷衝撞,川普應該清楚,不管是重塑地緣政治秩序,還是經濟結構調整,都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透過恐嚇一蹴而就,美國如果想要成功,必須與中國合作,對華採取單邊主義會冒「雙輸」的風險。目前,和平解決北韓核問題的歷史性機遇就是中美雙方合作的產物,這在過去幾十年是無法想像的。中國也準備好了「全面開放」,美國企業完全可以在中國的市場開放中受益匪淺。但是,如果川普不能在對等的基礎上合作,他將後悔莫及。
「老道的美國領導力是世界秩序穩定的必要條件。然而,我們缺乏前者,而後者正變得越來越差。」這是布熱津斯基去年5月離世前在社群媒體上留下的最後一段話。川普應該在對華合作中認識到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以及全球秩序穩定的重要性,增強自身領導力。美國對全球秩序承擔如此重要的責任,使得美國抽離也會讓自身深受其害。
對於中國而言,首先要認識到以前只走上層精英路線的「對美外交」應該改變,應該擴大兩國民間之間的正常交流(中國留學生炫富、中國人在美購買大量住宅一定程度上傳遞了一個不真實的負面形象),推動不同地區和城市之間的不同層面的經貿與文化合作,避免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繼續惡化。其次,中國不應急於與美國經濟脫鉤,目前雙方的確存在貿易摩擦,但合作共贏應該是一個需要堅持的原則,鬥爭是爲了更公平的合作。其三,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要大幅增加透明度與公開性,否則會被懷疑中國進行價值觀滲透,這也要求中國必須大力發展民間組織。其四,中國糟糕的媒體政策導致客觀理性的傳統媒體失去讀者,爲了流量透過渲染製造噱頭的自媒體大行其道;這些媒體總是將中國的成功視爲對美國的成功,將中國的失敗視爲美國的破壞,將兩國正常的關係搞成「兩國演義」;美國人看到中國「小報文化」主流化,尤其很多學者或者「網紅」爲了名氣也加入其中,也難免會對中國的動機產生懷疑。
最重要的是,要將目前的貿易糾紛作爲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次契機。去年7月舉行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提出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習近平在會上表示,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透過開放促進中國自身加快制度建設、法規建設,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制定新的外資基礎性法律,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如果中國依然是一個落後國家,缺乏規則與信用並不會造成太大國際影響,但中國已經成爲全球第二大國,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需要以更文明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中心,何況中國本身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實現現代化。
四
最終決定中美競爭結果的是科技創新能力,而這又需要以制度比拼爲基礎,「制度高於技術」。在這方面,美國成功的歷史已經表明它的制度與環境在全球最適合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效仿美國,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建立一個法治的基於規則的自由競爭市場,保護智慧財產,鼓勵企業家精神,等等。
但是,美國看不到中國正在推動的這種趨勢,而是擔心繼續以往的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裏,政府作爲一股主導力量,透過舉國體制突破科技瓶頸,並且試圖透過盜取別人的技術來發展自己。這些印象是美國企業與美國人對中國好感惡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最擔心的地方,因爲雙方不是公平競爭。
當然,美國在其壟斷的高科技領域突然缺乏信心,主要是基於自身的處境。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人開始思考自己的經濟出現了什麼問題,反思全面而且深入,這是美國強大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中國所不具有的能力。
美國認爲自己經歷科學革命摘取「低垂的果實」後,進入了「科技高原」,遭遇創新瓶頸,從而面臨一場長期的「大停滯」。但在這個時期,中國政府擁有雄厚的資金支援科學攻堅,而美國企業越來越難以承擔高昂的研發成本,這意味著當美國科技創新步履維艱的時候,具有後發優勢的中國在跑步前進,兩國之間的差距會很快縮短。
美國也關注到自身經濟結構中製造業不斷下降的趨勢,對去工業化進行了反思。儘管美國在高科技研發領域依然處於領先地位,但是,製造業的衰落將會在長期內侵蝕美國的創新能力,導致美國競爭下下降。這是因爲製造已經成爲一項知識型工作。在創新鏈上,製造與創新已經密不可分,當美國將電子製造業外包給亞洲(尤其是中國)時,可能導致創新鏈的遷移。「產業公地」(基礎設施、專業知識、工程製造能力等能夠支撐行業發展關鍵能力的集合)理論認爲製造業衰落將導致產業公地的衰敗,從而讓美國的創新失去基礎,陷入惡性循環。
幾年前,美國、中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國家紛紛推出新工業革命計劃,中國製定《中國製造2025》只是諸多國家中的一份。或許因爲中國在所有工業國中處於最低端位置,因此,進步空間相對比較大,從而讓處於高階的發達國家感到威脅。他們擔心,中國一旦掌握了先進技術,會以規模和價格優勢削弱所有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地位。
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有觀點認爲,在一個自由貿易的環境中,一國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意外地提升了生產率,只會對自己有利,但會損害他國的利益。也就是說,中國的技術進步,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會損害美國的利益。而這種現象,往往發生在具有後發優勢的國家,中國正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現在,一個關鍵的歷史機遇出現,加速了美國對中國出手。隨著5G技術的成熟,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特徵就是製造業的數位化、智慧化與網路化,也就是萬物互聯,相關的基礎共性技術逐漸成爲新的技術高地。在這方面中國具有優勢,中國是資訊電子產業製造業中心,將享受這一輪技術變革硬體需求的紅利,並促進中國本土企業在產業鏈上越來越多的佔有重要位置。其次,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製造業工廠,工業網路的普及將產生更多的數據,中國將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強化自身工業的創新與效率。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國在製造業變革當中佔據了主導權,也相當於掌握了新興產業規則與標準的制定權。
美國正在與中國爭奪5G時代的主導權。筆者不久前在《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上)》就指出,貿易戰可能迫使中國設計代工企業(ODM)向境外,尤其是向美國轉移。以富士康爲代表的ODM企業是中國發展電子製造業完整產業鏈的關鍵,ODM企業具有很強的技術創新能力,並培養完整的產業鏈以及熟練的技術工人。一旦此類企業搬走,將衝擊中國的產業鏈優勢,如果轉移到美國,將會在美國形成新的產業鏈與製造中心,讓美國在萬物互聯時代實現軟體與硬體的結合。
電子製造業在中國出口中佔據最重要的位置,大部分是由臺資企業完成生產。中國證監會已經透過了富士康在A股上市的申請,而在中美貿易戰的當下,美國商務部掌管制造業的副助理部長史宜恩(Ian Steff)赴臺積電總部會晤董事長張忠謀,或許動員他去美國投資。在美國與盟友封堵中國半導體業發展的遊戲當中,臺灣是比較薄弱的一環,美國似乎想透過遊說臺灣企業動搖中國大陸在資訊電子產業製造中的統治地位。此外,美國還以安全爲由,將在5G領域具有領先優勢的華爲公司完全阻擋在美國市場之外。
可以看出,美國在這個方面對付中國有一個清晰的線路。首先,認清了自身不足:科技創新遭遇瓶頸,製造業外包給中國,新一輪產業變革依託於製造業的智慧化,中國佔據優勢地位。其次,透過貿易保護主義延緩中國先進位造業的發展勢頭,鼓勵企業投資美國製造業。其三,透過智慧財產保護與技術壟斷聯盟扼殺中國企業在市場上透過合法手段獲取技術的通道。其四,對中國政府利用財政資金支援技術研究的做法進行阻攔。
中國首先要認識到,美國在經濟低迷期容易低估自身技術競爭力,實際上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依然擁有全球霸主地位。1980年代日本豐田、索尼、東芝等大量日本企業在技術上挑戰美國企業,並湧入美國市場,現在,中國根本沒有什麼自己品牌的高科技產品在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現。中國的創新基本聚集於商業領域並具有高度在地化的特徵,無法走出國門,參與世界競爭。
其次,中國一定要集中精力發展實體經濟,爲製造業提供穩定的環境,關注中小製造業企業的發展。一個工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靠中小技術企業(尤其是隱形冠軍)完成。中國企業在中低端領域具有產業鏈與生產效率的優勢,但技術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成本也越來越高。在過去幾年,中國執迷於金融、地產,現在又熱炒主要集中於服務業領域的「獨角獸」。這些公司很大一部分是以技術公司面目從事最傳統的產業,甚至某些公司在政策溺愛之下,濫用市場壟斷地位。如果他們迴歸A股製造的暴富效應,將繼續在從金融環境到價值觀等各方面干擾實體經濟發展,而真正需要融資支援的中小企業反而沒人關注。
其三,中國巨大的市場爲企業投資於技術創新提供了有足夠吸引力的保障。在過去十幾年,中國在裝備行業的技術進步就有賴於市場需求的旺盛,現在中國成爲汽車、電子產品等全球最大的市場,可以攤薄研發成本,降低創新風險,再加上中國已經具備全球最齊全的工業門類以及完整的產業鏈,爲中國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了動力與機遇。
其四,中國應該加快改革速度,讓政府(尤其是擁有自由裁量權的地方政府)減少干預市場,實現市場獨立地位,推動法治建設,保護智慧財產,促進開放和自由、公平的競爭,加大對教育的投入與改革,爲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尤其是在智慧財產保護方面,要有系統性的政策、機制與執行效率,既是爲促進中國科技創新創造良好的激勵環境,同時也避免授人以柄,讓整個西方不停地對中國指指點點,並拖累中國企業在國際投資中遭受不公平的審查與障礙。
川普政府透過「301調查」威脅對中國高科技產業徵稅的做法,讓中國人看清了美國阻礙中國產業升級的意圖,這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凝聚了中國人的愛國主義與前進動力,進一步強化中國幾十年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美國對中國的技術遏制代表著國家間的長期競爭,只要繼續發揮拼搏精神,中國一定會在科技領域創造更多奇蹟。
(注:作者是資深財經媒體人。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週承諾進一步向外資開放中國經濟後,北京方面加快了中國銀行、證券、期貨、資產管理和保險行業所有權改革步伐,將落實時間表從數年縮短到區區數月。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週三在博鰲亞洲論壇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內外資一視同仁」,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
易綱表示,改革措施還包括在未來幾個月內將證券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三年後不再設限。
澳新銀行(ANZ)經濟學家表示,易綱在世界舞臺上首次發表的這一講話標誌着「自去年10月十九大以來,中國首次給出了金融市場開放計劃的清晰時間表」。
這份新的時間表將最初於去年11月宣佈的改革計劃提前了,那項計劃呼籲將證券、基金管理和期貨公司的外資投資比例上限放寬至51%。去年11月的聲明並未給出確定的時間表,只是表示將在新的外資持股限制生效三年後徹底取消該限制。
去年11月的聲明還呼籲,取消中資商業銀行或者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外資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但直到週三宣佈新的時間表前,中國還只是針對放寬和徹底取消人壽保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給出了確切的時間表(分別爲三年後和五年後)。
譯者/徐行
新國際經濟關係與遲到的貿易戰
在國際經濟史上,新世紀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危機期間沒引發貿易戰,經濟復甦時貿易戰風險卻劇增。市場將這種特例歸因於美國領導人的特立獨行,對此筆者並不敢苟同,實際上這種遲來的貿易戰是當前新型國際經濟關係下的產物,遲到的貿易戰威脅並非逆勢而來!
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經濟危機常帶來「以鄰爲壑」——爲轉嫁國內危機,各國通常千方百計提高國內市場門檻、同時加大對外開拓力度,匯率競爭、關稅和非關稅談判、甚至戰爭手段,無所用之不及。就大部分人有記憶的最近2次危機來說,危機期間國際競爭的方式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引發了傳統的匯率貶值戰,所幸中國堅持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才使匯率戰沒擴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國際貨幣戰卻由貶值變成了升值,開拓市場的貿易戰讓位於吸引資本內流的金融戰。可以說,本次金融危機期間國際經濟與國際金融領域與以往不同的反應方式,標誌着世界經濟版圖中新型競爭秩序的建立。
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改變了國際間經濟和金融的交往方式。具體來說就是,國際經濟中國家之間的分工主導模式,由行業間分工轉變爲產業鏈內分工;跨國公司的發展和投資的全球佈局,使得國際貿易及其帶來的資金流動,日益和價值的國際分配脫節。一個常見的例子是,一種說法是中國出口一部iphone手機,價值約180美元,中國僅得其中的約3%,即6美元,但卻收錄了接近整機價值的貿易順差。
顯然,國際貿易戰已不再是國家間經濟競爭的主流方式,全球化發展已使貿易戰在國際經濟領域中逐漸消退。這不僅是國家間政策協調增強,而且更是各國間經濟融合高度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貿易戰中無贏家,貿易戰的最好結局也就是「殺敵一千、自折八百」!這種結果帶來了國際競爭秩序的新變化,金融競爭超越了商品競爭,對資本的吸引力取代商品競爭力,成爲國家經濟實力的最重要標杆。
中國爲何強硬回擊
危機期間國際政策間的協調難度通常增大,「以牙還牙」式的針鋒相對策略實際上是一種理性應對方式:危機期間市場競爭加劇,市場通常處於買方市場狀態,匯率變動和關稅衝擊等不利變動通常只能由出口國(賣方)消化,或者絕大部分要由出口國承擔。在當前資本全球佈局、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階段,產業鏈內的國際分工體系下,各國都有向產業鏈「微笑曲線」兩端競爭性發展的動力和主觀願望,原先佔據產業鏈「微笑曲線」兩端的經濟體在面臨「擠出」壓力時,必然會有強烈反應,這個反應不是傳統的週期性危機應對反應,即不爲轉化危機,只為維持分工優勢。這種壓制後發國家分工演化的反應,必然是深思熟慮後地針對性舉措。
貿易戰不論採取何種形式(競爭性貶值、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實質都是對出口國市場的供求均衡關係構成了供給衝擊,使得出口國商品的供給曲線向上移動。由經濟學上的分析可知,供給向上衝擊的結果是需求下降,但當出口國是發展中國家時,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常使得發展中國家忍氣吞聲,發展中國通常只能出讓部分利益以換取發展機會和保留部分市場;貿易戰引發的激烈對抗通常只發生在實力近似的發達國家之間。
筆者認爲,此番中國對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強烈對抗,與過去產業類別和商品品種之間的國際分工不同,當前的產業鏈分工國際格局下,不應戰的隱忍之舉,不僅無助於保留髮展機會,而且意味著放棄產業升級努力。
貿易戰可退,金融戰難消
可見,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並非逆勢之舉。特蘭普的商人特性,決定了他與傳統政治家不同的行事風格,他更直接、更少掩飾。爲保持美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條中的領先優勢,在國際分工中提升最快、發展勢頭最猛的中國,自然成爲美國的頭號壓制對象。在這種格局下,即使沒有公開的貿易戰,有意識的大幅度提升貿易摩擦,也是必然之趨勢,對此中國應早有預見。實際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在歐巴馬時期就已呈現了增加之勢。且貿易摩擦領域主要集中在中國產業升級最快的領域,如太陽能電池、通訊設備等,對於傳統的紡織、鋼鐵、輪胎等產業,這類摩擦更像是有意創造的掩蓋主要目的的陪襯花邊,筆者認爲因而實際中大都能很快得到有效化解,中方也大機率能勝訴。
全球化下各國間經濟和金融雖然日益融合,但並非因此消弭了競爭,實際上基於追求分工優勢,以及在價值分配中的有利地位,國家間的經濟和金融競爭更趨深入,更趨全方位,只不過是競爭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商品的競爭變成了資本的競爭,金融競爭取代了市場競爭。美國政府官員也公開承認,貿易戰只是幌子,科技戰纔是目的。各國只有吸引資本、吸引高科技投資,才能在國際分工中逐漸向產業價值鏈的兩端爬升。整體而言,無論什麼行業,在諸生產要素中,資本都處於經營的核心,都處於控制地位;即使是高科技的行業,人力資本也只有和金融資本有效結合,才能最終發展出高科技。2008年危機後,美國透過數輪超級量化寬鬆(QE),保持了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對國際資本的競爭中成功勝出。相對於貿易戰的「雙輸」結局,金融戰的輸贏更具單方面性和隱蔽性。在新國際經濟競爭中,以貿易摩擦掩護金融戰,實際上成爲了某些國家的常用手段。貿易戰的棒子可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但金融戰卻註定一直會在暗中較勁,不會有絲毫放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發表的講話——中國將加快開放步伐、進一步融入世界,既表達了中國順應全球化趨勢將一如既往保持開放的態度,實際上也是對美國貿易戰威脅的回應,凸顯了中國在對外開放上的「定力」。在習近平博鰲講話發表後,中美貿易戰真正爆發的風險實際上已大大降低,但是,明裏的貿易戰會停歇,暗裏的金融戰不會停歇,中國實際上在金融對外開放上,已做出了很大讓步。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週三警告稱,支撐全球貿易的規則「可能會被(保護主義力量)撕裂」。拉加德表示,這將是「不可原諒的集體政策失敗」。
在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發表演講時,拉加德就日益成長的貿易戰威脅和全球各地公共和私人債務的迅速增加發出警告。但她強調全球經濟繼續強勁成長,並對2018年剩餘時間和2019年保持樂觀。
美國和中國宣佈的針鋒相對的關稅措施使得人們擔憂,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可能爆發破壞性的貿易戰。
拉加德警告稱:「多邊貿易體系在過去的一代人時間裏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是,現在這套基於規則和共擔責任的體系有被撕裂的危險。這將是不可原諒的集體政策失敗。」
一週後,來自世界各地的財政部長們將匯聚華盛頓,討論這位IMF總裁所說的地平線上「更濃重的壓頂烏雲」。
拉加德批評了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的想法,同時還抨擊了德國的貿易不平衡以及中國缺乏完善的智慧財產保護和推行低效的政府補貼。
拉加德說,關稅「不僅導致產品更加昂貴、選擇更加有限,而且還阻止貿易在提高生產率和推廣新技術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她呼籲各國「避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
她抨擊川普政府對美國對華雙邊貿易逆差的執念,並稱這是全球供應鏈複雜化的結果——中國對那些進口零組件的來源國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
她表示,要改善美國整體貿易赤字,川普政府應該更多地從國內想辦法。「例如,美國可以透過逐步遏制公共支出的成長勢頭以及增加財政收入——這將有助於減少未來的財政赤字——來幫助解決過度的全球失衡。」
與此同時,德國應該利用其過剩的儲蓄——這些儲蓄導致貿易順差——「來提高其成長潛力,包括透過投資實體和數字基礎設施」。
她針對中國表示,一個重要的貿易政策改革方案「包括更好地保護智慧財產,並減少導致扭曲的優待國有企業的政策」。
拉加德敦促道:「讓我們再次加倍努力來削減貿易壁壘,並在不採取異常措施的情況下解決分歧。」
拉加德還試圖強調對公共和私人債務持續成長的擔憂——IMF將在下週公佈的研究報告中稱,全球公共和私人債務已創下歷史最高紀錄,達到164兆美元。
拉加德說:「這一債務現在比2007年的水準高出40%,僅中國就佔了成長部分的40%以上。」
沒有采取行動來減少債務增加的國家過去面對衝擊時更加脆弱,現在那些經歷了債務迅速成長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中的銀行和企業部門同樣如此。
譯者/裴伴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續開放中國經濟的承諾表示歡迎,儘管後者在發表一次備受期待的講話時並未作出實質性讓步。
週二習近平再次承諾,中國政府將對外資金融服務機構「放寬市場準入」,減少汽車、船舶和飛機行業的外資限制,降低汽車進口關稅。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的講話中提到的大多數舉措之前都曾對外宣佈過,而且這位中國國家主席此次並未給出關於這些舉措將何時實施和以何種方式實施的新細節。
但川普仍對習近平的講話表示了熱烈歡迎。川普近來多次強調他與習近平良好的私人關係,即使在他威脅要對多達1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時也是如此。
川普發表推文稱:「非常感謝中國習主席關於關稅和汽車業壁壘的友好講話……還有他在智慧財產和技術轉讓問題上的開明態度。我們將一同取得重大進展!」
白宮發出上述訊號的同時,投資者也把習近平的講話解讀爲一種和解的姿態,這提振了上週因投資者擔心貿易戰即將爆發而陷入動盪的美國金融市場。
譯者/何黎
一份新報告稱,對美中爆發貿易戰的擔憂已經阻礙了兩國間的商業投資,即便川普政府還在考慮對中資收購美國企業實施嚴格限制。
追蹤投資流動的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在週二發佈的一份報告中表示,隨著貿易緊張開始升溫,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雙向外商直接投資(FDI)去年下降三分之一,至430億美元。
報告作者之一韓其洛(Thilo Hanemann)表示,2018年這個數字可能再次下滑。他表示,今年頭兩個月,中國對美投資僅達12億美元,相比近年水準出現大幅下降,而「籌備」中的潛在交易也是多年來最少的。
「企業正在擱置它們的交易,轉而採取觀望態度……當前政策環境的風險太高了,」韓其洛表示。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月要求財政部官員起草一份計劃,以限制中資進入美國的關鍵戰略行業。美國指責中國竊取智慧財產,川普此舉正是針對這種行爲作出的整體回應的一部分,目前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已相互發出關稅威脅,令全球金融市場不安。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正在審議的立法將拓寬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職責範圍,目前該委員會負責從潛在國家安全威脅的角度出發,審查交易。
這兩個同步推進的舉措很可能導致中國對美投資進一步下滑,而先前中國對美投資是兩國間FDI的主要成長領域。
去年雙向FDI的下降主要是由於中國對美直接投資下降(從2016年創紀錄的460億美元降至2017年的290億美元)。2017年美國對中國內地的直接投資幾乎沒有變化,爲140億美元。
中國對外投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北京實施了資本管制。但是,據榮鼎諮詢介紹,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中資交易加大審查力度,也導致2017年有估計8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投資被放棄。
川普政府和美國國會正在採取的舉動意味著,今年這種審查只會增加。
華盛頓正在形成的共識是,美國需要阻止中國獲得重要的美國技術。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白宮在3月阻止了總部位於新加坡的行動通信技術公司博通(Broadcom)收購美國競爭對手高通(Qualcomm)的交易,儘管博通同意把公司註冊地址遷至美國。
川普政府擔心這筆交易將導致高通的研發投入減少,使得中國企業在開發至關重要的5G技術的競賽中超越美國——這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的目的是在關鍵的高科技行業佔據主導地位。
「去年有80%的政治風險在中國,因爲中國對資金外流實施了限制。今年風險平衡可能會反轉,」韓其洛表示。
限制中資進入關鍵行業的嘗試也有可能產生更廣泛的後果,甚至影響對非敏感行業的投資。
「如果只是一個狹義的國家安全問題,那麼美國可以加強篩查風險的努力,仍然能獲益於中國投資大幅擴大,」該報告的作者們寫道。他們指出,相對於兩個經濟體的規模,美中相互之間的投資仍然較低。「但是,旨在抑制中國在美經濟足跡的嚴厲舉措,將會葬送這些機遇。」
榮鼎諮詢表示,美中之間的投資關係,也將爲其他經濟體應對他們本身對中資的擔憂奠定基調。
報告稱,儘管美國的許多盟友認爲川普政府的關稅威脅以及打壓中國的其他嘗試「令人討厭」,但他們也在考慮類似的投資限制。然而韓其洛稱,也有跡象表明,其他一些國家可能受益於美國對中資築起的越來越高的壁壘。
「迄今中國對美投資似乎將經歷又一個下降的年份,這與我們在歐洲看到的情況相反,」他說。「中國對歐盟投資保持良好勢頭。」
譯者/和風
中國威脅對美國大豆徵收懲罰性關稅,對於巴西的大豆種植者來說可能是好訊息。
據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的分析師表示,全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遊蕩的貿易戰幽靈,使得巴西大豆的溢價飆升至21個月高點。
分析師表示,如果中美真的開戰,從長期來看,巴西的大豆種植者可能成爲贏家。分析師稱,事實上,透過威脅與中國展開貿易戰,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可能不經意間爲巴西實現主宰全球農業出口市場的野心以及中國實現與拉美加強聯繫的目標助一臂之力。
中國已經是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正成爲其重要的投資者——去年中國對巴西投資近210億美元。鄰近的阿根廷——世界第三大大豆生產國——也會受益。
「在當前的環境下,中國在巴西投資的興趣及其對巴西大宗商品的依賴將繼續加強,」TS Lombard分析師伊麗莎白•強森(Elizabeth Johnson)和拉里•佈雷納德(Larry Brainard)在一份研究簡報中表示。
根據巴西大豆種植者協會Aprosoja Brasil提供的數據顯示,在2016/17年度,巴西生產了1.141億噸大豆,其中約47%出口至中國。與此同時,美國生產了1.169億噸大豆,其中約31%出口至中國。再加上同期生產了5780萬噸大豆的阿根廷,這三個國家出產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大豆。
分析師表示,如果中國想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阿根廷可能是另一個選項。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諮詢公司Agritrend的負責人古斯塔沃•洛佩斯(Gustavo López)認爲,短期內,如果美國停止對華出口大豆,巴西和阿根廷都可能會受益於價格上漲——特別是巴西,因爲該國出口的大豆相對於大豆製品更多。
但洛佩斯認爲,在中長期時間內,如果美國轉而加工豆油和大豆粉等大豆製品,作爲大豆製品全世界最大供應國的阿根廷可能受到市場競爭加劇的衝擊。
無論怎樣,洛佩斯對中國是否會在近期就關稅採取實質行動表示懷疑,因爲中國對這三個大豆生產國都存在依賴。
他表示:「中國承擔不起掀翻桌子的後果,它不能只依靠阿根廷和巴西。」
Aprosoja Brasil主席馬可仕•達羅薩(Marcos da Rosa)同樣認爲,這並非一夜間從一個國家轉向另一個國家那麼簡單。
但他表示,取決於市場價格,巴西有能力透過改造該國龐大的退化牧地把大豆產量提高一倍。他表示:「巴西有實現這一目標的產能、技術和土地。」
TS Lombard在報告中稱,中國可能對美國進口豬肉徵收的關稅,也會有利於巴西豬肉商——儘管巴西只是相對較小的豬肉生產國,且其豬肉出口受到了該國國內一起食品衛生檢查醜聞的衝擊。巴西牛肉產業也可能受益。
中國一直期望透過擴大對巴西破舊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與這個拉美國家的農業供應商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TS Lombard表示,在一筆最受矚目的交易中,中國招商局港口(China Merchants Port)以29億巴西雷亞爾收購了巴西(以吞吐量計算)第二繁忙的港口巴拉那瓜集裝箱碼頭(Paranaguá Container Terminal),同時中國其他企業已經開始建設和競標其他港口和鐵路項目。
但也有人警告稱,儘管巴西可能在某些領域得到好處,但美國總統川普對多邊貿易體系的破壞在長期內可能對拉丁美洲不利。
貿易和農業諮詢機構Agroicone的總經理羅德里戈•利馬(Rodrigo Lima)表示,川普的策略是迫使貿易伙伴進行雙邊談判,之後試著挾制他們做出讓步。
分析師表示,例如,美國似乎打算豁免對巴西鋼鐵的關稅,但華盛頓方面會希望得到一些回報——比如把巴西的行業之星、商用機製造商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交給波音(Boeing)。
「(川普)先確定一個極端立場,然後以此爲起點進行談判,」利馬錶示。
譯者/馬柯斯
中國主席習近平近期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演講備受矚目,除了博鰲論壇本身因素,也源自年初劉鶴在達佛斯年會上發言「爲了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將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有些措施甚至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這極大地激起了全球各國對中國到底會如何擴大改革開放的好奇心。而本次博鰲亞洲論壇,也被視爲是中國向全球重申中國將堅定推進改革開放的最好視窗和舞臺。
此外,最近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也讓全球對中國領導人將如何闡述中國的改革開放前景和推動全球化進程等方面的問題高度關注。習近平主席今天演講中關於擴大改革開放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智慧財產保護;以及主動擴大進口。有部分市場人士認爲這些擴大改革開放的政策是對日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強硬立場的妥協,但筆者認爲這種看法過於表面,並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雖然未來中美之間雖然爆發全面貿易戰的機率不大,但如果從美國經濟週期和政策層面來分析,我們可以清晰的認識到川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必然性和長期性,因此未來貿易摩擦將成爲常態,問題不是一時的妥協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得。
目前來看,本輪長達10年的美國經濟復甦已經進入後期。鑑於歷史上美國經濟復甦「後期」持續時間跨度一般爲3年左右,因此在2020年之後美國經濟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的機率將大幅上升,而屆時金融市場也可能隨之發生較大的波動。目前一些跡象顯示,除了企業和消費信貸的違約率開始上升、就業成長開始放緩、貨幣政策開始收縮,更爲重要的是產出缺口已經轉正。根據測算,今年美國產出缺口爲+1.2%,但這個數據在明年和後年末會分別上升到+1.8%和+2.1%。觀察美國過去幾十年內發生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前的產出缺口水準的話,一般都是2%-3%左右。同時伴隨著正向的產出缺口逐步拉大,美國失業率也將在2019年下降至3.8%左右。當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之後,工資會加速上漲,並帶動實際通膨水準和通膨預期上升,結果是推動美聯準加快收緊貨幣政策。雖然貨幣政策收緊會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但過低的聯邦基金利率和龐大的美聯準資產負債表意味著一旦危機再次降臨,美聯準將陷入無政策工具可用的境地。因此無論是困擾於「低通膨之謎」前任美聯準主席葉倫還是被打上川普親密戰友烙印的新任美聯準主席鮑爾,都會繼續加息並推進美聯準縮表,目的主要是爲應對下次危機預留政策空間。
在以美聯準爲首的發達經濟體央行在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的同時,他們也在擔心早已習慣於超寬鬆貨幣政策的實體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因此在積極考慮擴大財政刺激來接棒貨幣寬鬆。川普政府的減稅和基建投資計劃就是典型的財政刺激政策。但相對於貨幣政策的決定權在央行而言,財政刺激方案需要議會討論和透過,過程繁複冗長。川普去年底稅改法案的透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和黨在參衆兩院的多數黨地位,但今年的期中選舉存在的不確定性爲共和黨是否能繼續控制參衆兩院打上一個問號。如果共和黨在期中選舉中失利,那川普政府未來任何關於財政刺激的政策在議會透過的機率幾乎爲零。即便共和黨如願繼續維持參衆兩院多數黨的地位,考慮到目前居高不下的美國財政赤字率,川普政府財政刺激的空間十分有限,而且就政策本身是否有效也存在很大的疑問。市場擔憂川普政府財政刺激很有可能在經濟成長方面收效甚微,但通膨壓力卻顯著提升,有可能會把美國經濟拖入「滯脹」的困境。
在貨幣政策收緊勢在必行,但財政政策空間及效果有限的背景下,不難理解爲何貿易保護主義不僅當下會成爲川普政府考慮的可選項。而且,從川普政府公佈的關稅清單與中國「2025中國製造」重點發展行業高度重合來看,美國已經感受到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升級和高速發展對美國製造業的威脅。伴隨著未來中國製造業升級以及在全球產業鏈中地位不斷的提升,中美在中高階製造業層面差距的縮小會導致競爭會更加激烈。從包括日美貿易戰在內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動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來抑制對手的機率很大,而且往往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因此中國需要做好與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長期內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
筆者認爲在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中國再次推出擴大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一方面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堅定不移地繼續走下去的決心,有助於在目前和未來貿易摩擦和爭端中增進雙方溝通和諒解爲開展平等互利的協商創造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是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的需要。在過去的兩年中,供給側改革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的方面成績顯著,爲中國經濟在未來深化改革中輕裝上陣提供基礎,未來供給側改革的焦點會逐步轉向「補短板」。在此過程中,除了透過中國企業自主研發來推動產業升級之外,引入更多的國際先進企業來參與市場競爭也是增強國內企業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看到一大批中國企業在對外開放中逐步成長並走向世界,這充分說明擴大開放是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成長的必由之路。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上週中美威脅要對涉及10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流徵收懲罰性關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這之後的首次高調公開亮相中並未做出新的重大讓步。
在中國政府於海南島舉辦的年度會議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在演講中概述了開放中國外商投資環境和貿易制度的四項計劃。
習近平提出的大多數舉措都是之前曾經宣佈過的,他也沒有透露有關這些舉措實施時間和方式的新細節,這加大了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最早在6月捲入一場貿易戰的可能性。
習近平表示,中國政府將爲外資金融服務公司「放寬市場準入」,放寬汽車、船舶和飛機行業的外資限制,改善外資經營環境和降低進口關稅。
在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結束其首次訪華之旅後不久,中國政府官員在去年11月首次提出要進一步擴大金融行業開放,並取消汽車行業外資持股不超過50%的限制。川普政府官員一直批評中方的這些提議「太少,太晚」。
「中國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爲目標,」習近平還承諾,將「相當幅度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在他發表演講前數小時,川普在一篇推文中抱怨,中國對進口汽車收取25%的關稅,是美國對進口車關稅的10倍。
「這聽上去像是自由或者公平的貿易嗎,」川普發推文說,「不,這聽起來像是愚蠢的貿易。」
外國投資者和外交官希望,習近平將利用這次博鰲論壇演講闡述大膽的新改革,並提供具體細節和實施時間表。然而,他的這次講話基本上是他在2017年1月瑞士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WEF)上講話的翻版。習近平在達佛斯的那次演講中尋求把中國定位成全球貿易和經濟開放的捍衛者,儘管中國的國內投資環境高度受限。
「這次演講是習近平做出的又一次努力,目的是披上全球化和市場導向經濟改革積極倡導者的外衣。」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中國專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關鍵問題是,他實際上是否會推動廣泛的經濟和金融改革,還是隻實施在他看來必不可少,並且足以維持體面成長的微小改革。」
譯者/徐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週二上午發佈演講時表示,中國將「相當幅度降低」汽車進口關稅。
習近平是在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上發表演講的,僅數小時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一篇推文中抱怨,中國對進口汽車收取25%的關稅,是美國對進口車關稅的10倍。
「這聽上去像是自由或者公平的貿易嗎,」川普發推文說,「不,這聽起來像是愚蠢的貿易。」
然而,對於擬議中的降低關稅,習近平並未給出任何細節,先前中國的政府官員一直在宣傳該計劃。習近平還概述了四項計劃,主要是之前宣佈過的一些舉措,比如開放部分金融行業,放寬中國汽車行業外資限制等。
譯者/徐行
中國商界領袖和政府學者週一力求降低貿易戰緊張氣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今日發表講話,預計他將宣佈新的市場開放措施以應對美國的擔憂。
針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關稅措施以及出臺更嚴厲制裁的威脅,中國尋求扮演負責任的全球貿易體系守護人。
在度假勝地海南島舉行的被稱爲「中國達佛斯」的年度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上,中國發言者淡化了中國正在爲衝突升級做好準備的傳言。
對中國而言,比較極端的選項之一是拋售美國國債;截至去年底,中國至少持有1.2兆美元這類資產。
「儘管市場上有人擔心,如果中國大量的出售美國的資產,可能會使美國的利率上升,對整個世界都會產生影響。我個人認爲,這個可能性很小。」政府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下屬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週一在博鰲論壇上表示。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週升至自2015年8月人民幣突然貶值以來的最高水準。但彭博社(Bloomberg)週一援引匿名訊息人士的話報導稱,北京方面正在分析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影響,設想將其當作一件工具,以抵制一項將導致中國出口減少的貿易協定。
在被問及這篇報導時,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和中國人民銀行(PBoC)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的李揚表示:「貿易戰爭不太可能蔓延成爲一場匯率戰爭。」
在定於週二上午發表的講話中,習近平預計將宣佈新的經濟改革和市場準入措施,以微妙方式回應美國及其他貿易伙伴的怨言,同時不表現出屈從於外國壓力。
先前中國已討論過面向證券和期貨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支付營運商的更大市場準入,但習近平可能在週二拿出更多「胡蘿蔔」。
上週五,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重申了北京方面的立場:「我們不想打,但不怕打貿易戰。」
商界領袖週一在博鰲呼應了這一立場。格力電器(Gree Electric Appliances)董事長董明珠對貿易關係惡化表示惋惜。
「應該打開大門,誰的技術最好、最先進,就用誰的,」她說。「不能卡別人的脖子,因爲我們的技術也會爲別人帶來成長。」
譯者/何黎
隨著中美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日益上升,雙方你威脅我、我反制你,市場動盪,經濟邏輯和真相似乎首先犧牲。有一些事實應該是沒有分歧的。
首先,全球化和貿易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幹擾,但這與上一代的貿易協定沒有多大關係。現在清楚的是,進口(尤其是來自中國的進口)增加給製造業工人造成了沉重的負擔,特別是在美國中北部地區。太多傳統分析出現錯誤的地方在於將此歸咎於貿易協定,並且未能認識到出口帶來的起到補償作用的就業收益。
現實情況是,美國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基本上是開放的,而且每一個主要貿易協定削減的別國的貿易壁壘,都遠遠超過它削減的美國的貿易壁壘。就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而言,情況尤其如此:美國只承諾按照最惠國條款繼續保持市場的開放(最惠國條款已連續十多年每年獲得批准),但卻贏得了中國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
經濟遭到擾亂的真正原因不是貿易協議,而是新興市場崛起爲全球經濟主要參與者。這件事不是美國可以阻止的,鑑於全球合作符合美國出口利益和更廣泛的利益,美國可以說也不可能渴望遏制這件事。
其次,儘管美國總統川普(Trump)說與中國的談判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就在幾年前,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在重要國家中是最大的,而且爲保持出口需求,中國讓人民幣保持低位,此外,中國的個人電腦上使用的大多數軟體和主要城市銷售的影片都是盜版的。
如今,中國對全球的貿易順差遠遠低於幾年前美國的談判目標,中國還花費了大約1兆美元支撐人民幣匯率,而且中國對美國主要軟體和影片製作商的智慧財產保護力度遠比幾年前大。當然,重大問題仍然存在,但從經驗來看,沒有恫嚇的多邊壓力無效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透過合資企業要求來獲取智慧財產很大程度上是將生產從美國外包出去的企業的問題,對美國工人來說不是問題。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經常不忿地抱怨說,如果它們想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與要求它們轉讓智慧財產的中國同行組建合資企業,然後獨自經營。
這些投訴通常是準確的。但請注意,這裏通常說的是相關公司在中國爲中國生產的案例,因此對美國就業影響不大。在許多情況下,公司的許多股東都是外國的,並向許多政府繳納稅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個譴責外包的政府,把爲那些將生產轉移到中國的企業說話變成一個如此核心的優先議題。
第四,雙邊貿易恫嚇對美國來說不是一個有效的策略。儘管大多數國家都受到中國貿易和經商做法的威脅,但近幾個月來,由於我們無視世貿組織和全球體系,美國貿易政策遺憾地讓世界大部分國家站到中國一邊。
其他許多國家站在中國一邊不僅讓中國更容易抵制美國,而且還削弱了我們制裁的效力。中國仍然可以出口到其他市場,而使用中國產品的美國生產商喪失競爭力,因爲只有它們要被迫支付關稅。歷史清楚地表明,像上世紀90年代初針對日本的那種貿易鬥爭時期沒有取得多大成果,而且造成了巨大成本。
第五,威脅必須是可信的纔會有效。在最近幾周裏,美國每次推動其策略時,市場都出現小幅崩潰,而每次表現得退讓時,市場都會反彈。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如何能夠真正將其威脅付諸實際呢?沒有可信度,人們爲什麼要預計中國做出強烈反應? 我從最近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會面中明顯感到,他們認爲美國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們對此感到困惑,而不是驚慌。
美國如果換個辦法,對其自身和全球經濟會好得多,但這要在後續的專欄中才能細說了。
本文作者爲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擔任美國財政部長
譯者/裴伴
華盛頓方面發誓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平板電視徵收25%的關稅,這給全球第三大電視製造商中國TCL集團(TCL Corporation)在美國快速成長的銷售額帶來了新的壓力。
先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以國家安全爲由,阻止了TCL以5000萬美元收購美國網路硬體製造商Inseego擁有的一項業務。
TCL創辦人李東生稱華盛頓方面對中國企業有偏見。「當交易被否決時,他們的解釋往往不清晰,」李東生說,「他們沒有明確表示不批准中國企業的交易。但實際上,他們對中國企業執行的標準更加嚴苛。」
羣智諮詢(Sigmaintell)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向美國出口了2300萬臺電視機,約佔中國電視機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品牌TCL和海信(Hisense)最容易受到關稅的影響,因爲出口美國的電視機在它們的銷售額中佔有較大比重;羣智諮詢表示,這些企業可以透過擴大在墨西哥的生產規模來避開關稅。
20世紀80年代,TCL以仿製日本TDK公司的卡帶起家,隨後由爲外國品牌代工轉爲行銷自己品牌的商品。TCL在深圳證交所上市,目前估值接近75億美元。
市場調研機構歐睿(Euromonitor)的數據顯示,TCL專注於電視機製造,目前其在美國液晶屏電視機市場的份額已從2013年的1%左右提高到5%。TCL稱,去年其在北美的銷量成長了31%。
中國向美國出口的電子產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亞洲公司爲蘋果(Apple)等美國品牌製造的電子產品。但隨著中國國內成長的放緩、以及有時透過海外收購等機緣獲得了先進的技術,中國企業自主品牌產品的海外銷量也在增加。
例如,歐睿的數據顯示,以銷量計算,2015年以54億美元收購了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家電業務的中國家電商海爾(Haier),在美國洗衣機市場的份額已從2012年的0.2%成長至2017年的14.7%。
同期,海爾在美國冰箱市場的份額也從1%成長到了20%。
海爾的一位高階主管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海爾來自海外市場的收入今年將首次超過一半,這部分得益於與奇異公司的那筆交易。
「我們要在海外增加我們中高階產品的比例,」上月李東生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間歇對記者們說。
在美國遭遇的麻煩並沒有阻止TCL繼續尋找收購機會。該公司上月表示正在海外尋找至少7500萬美元的收購機會,但沒有透露具體的潛在收購目標。
李東生表示,中國企業可透過在海外製造來緩解貿易緊張。
「企業需要爲當地經濟做出貢獻,而不僅僅是出口,」李東生說。TCL至少在6個國家設有工廠,其中包括越南和巴西,其在波蘭的一家工廠「可以降低TCL在歐盟銷售時的關稅」,李東生補充道。
Wang Xueqiao上海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產品開徵懲罰性關稅備忘錄時,筆者正在北京出差。在北京目睹本世紀第一場雙峯對決貿易戰序幕開啓,的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特殊時刻。
一場即將到來的中美貿易戰,瞬間改變了中國的輿論生態。無論是市井小民還是各路專家,紛紛以貿易專家的姿態,指點江山爲國把脈。在國內出差期間,筆者不僅有幸親耳聆聽了許多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關於中美貿易衝突原因的解讀和應對策略,也在酒店房間裏目睹了電視,報紙和網路媒體上,要求反擊美國經濟霸權的呼聲。一時之間,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最令筆者啼笑皆非的是,在北京坐計程車時,開車司機給筆者就中美貿易戰進行了科普,並毫無掩飾的表達了支援中國政府以牙還牙的堅定立場。幾天前商務部發言人在宣佈對美國輸往中國128類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時聲稱,對美貿易制裁進行反擊是有羣衆基礎的,我對此深信不疑。
冷靜下來,仔細梳理經濟學家和官員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解釋,以及對美國貿易制裁的反駁,筆者覺得這是中美雙方隔著太平洋,進行雞同鴨講的大辯論。
國內許多經濟學家基本上是從經濟學原理上,解讀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根源,進而得出美國貿易赤字必然論,以及中國很無辜美國很無理的論斷。像言必稱孔子一樣,衆所周知的特里芬悖論,是國內專家反駁美國,苦口婆心給「不懂」經濟學的川普進行啓蒙教育的主要論據。特里芬是美國人,他認爲由於美元是世界各國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因此,隨著美元的流出和在海外的沉澱,必然導致美國出現持續的貿易赤字。
認爲美國應該爲其貿易赤字負責,中國很無辜的另一個理論,是美國消費和儲蓄的不平衡。簡單來講,就是美國人寅喫卯糧消費太多,儲蓄太少,貿易赤字是這種不平衡的必然結果。這個理論基於GDP覈算公式,並不高深。學過宏觀經濟學入門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筆者在2010年以蘋果手機爲例,證明了傳統貿易統計誇大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並首創了利用附加值覈算雙邊貿易平衡的新方法。這一方法和理論也被許多經濟學家用來解釋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大部分和中國無關,是替日本,南韓,臺灣等經濟體背黑鍋。
這些解釋雖然具有義正詞嚴的理論基礎,卻無法說服錙銖必較的商人總統川普。川普追求的是「公平貿易「,他關心和強調的是中美貿易遊戲規則的公平性,並非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熱衷的理論原因和貿易統計方法。因此,中美雙方辯論的出發點是南轅北轍。
去年川普總統訪問中國時,在中方舉辦的歡迎宴會上,他公開表示對於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現狀,他不怪罪中國,他怪罪過去的美國政府;他認爲一個國家的政府府爲本國人民謀福利是正確的選擇。中國的許多分析家和媒體,聽完川普的講話如負釋重,紛紛點贊,情不自禁感謝川普總統給面子沒有讓主人難堪的雅量。殊不知川普是一個非常自負的經商高手,他的潛臺詞是:在我領導下的美國政府也要爲美國人民的利益而戰,不會再下讓子棋了。
川普總統帶著與中國簽訂的2500億美元購買意向協議回國後,就提出了對等關稅(reciprocaltax)的概念。根據川普總統的解釋,對等關稅就是:如果一個國家對美國產品徵稅,美國就對該國同樣產品徵收同等關稅.對等關稅實際上是川普總統對於何爲公平貿易規則的具體定義。中國的翻譯家們最初把reciprocaltax翻譯爲「互惠關稅」,完全曲解了川普政府要求與中國進行公平貿易的訴求。在3月9號簽署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關稅的法令時,川普總統可能擔心一些分析家再次誤解他追求公平貿易的決心,就使用了形象的詞語「鏡像關稅」(mirrortax)對其提倡的對等關稅,進行了更爲直白的解釋。
以「對等關稅」爲基礎的貿易公平嗎?這就涉及到更爲深層次的主權問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海澤多次表示中國是主權國家,有權制定自己的貿易政策;美國也是主權國家,也有權制定外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規則。
全球經濟一體化在過去40年有了飛躍的發展,但是,我們離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依然遙遠。每個國家無論大小,依然以擁有主權爲由,對進入本國市場的外國貨物,資本,和勞動力採取各種各樣的限制。目前主權依然是貨物,資本和人員跨國自由流動的一個主要障礙。英國由於不滿歐盟剝奪了其管理外來移民的主權,決定退出歐盟。而在WTO的框架下,每個成員國實際上喪失了單獨制定貿易政策的主權。這就是爲何美國不願意在WTO框架下來解決貿易糾紛,而訴諸於雙邊貿易談判從而實現以對等關稅爲基礎的公平貿易。
中美兩國關於貿易赤字爭端的雞同鴨講的現狀,也許是一種規避自身責任指責對方的策略。但是,如果這種各說各話的狀況持續下去,貿易戰將無可避免。誰將勝出?那就看誰的氣長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我望著我的大豆田,我知道三分之一的大豆將運往中國,」比爾•威克斯(Bill Wykes)表示,他那一小片大豆田位於伊利諾伊州大豆種植帶,距離芝加哥這座由大豆成就的城市只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過去十年,威克斯和肯德爾縣(Kendall County)周圍很多家庭農場都大舉押注於中國及其肉類消費的日益成長——這推動了中國對由大豆製作的動物飼料的購買。
「15年前,我們幾乎不向中國出口大豆,」63歲的威克斯稱,爲了滿足需求,他把大豆種植面積增加了一倍。
這些大豆田如今正處於全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一觸即發的貿易戰的中心,先前美國和中國威脅向對方價值數百億美元的產品徵收關稅。
美國指責中國盜竊智慧財產來證明其徵收關稅的合理性,北京方面則試圖離間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與其鄉村地區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他需要這些選民在今年的期中選舉以及2020年的連任競選中支援他。
美國和中國目前仍然在打空拳;未來兩個月內預計不會採取實質性的關稅舉措。但是,過去一週兩國爭端迅速升級。在川普政府於上週二公佈了對約1300種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的計劃後,北京方面在數小時內作出回應,將對從美國進口的大豆等商品徵收25%的關稅。
從那時起,美國不斷傳遞出混合信號。上週四,白宮新任首席經濟顧問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表示,政府對談判持開放態度。「關稅不是立即開徵。我們會慎重討論該問題,」他向記者表示。然而當天晚些時候,川普威脅再對價值1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
在兩國政府熱衷於不斷升級口頭威脅之際,這場對峙正逐漸成爲對政治意志的考驗。理論上講,北京方面更容易受到貿易戰的衝擊,因爲相對於美國經濟對於對華出口的依賴,中國對於對美出口的依賴程度更高。川普可能還希望透過對華採取強硬路線,在政治上受益。
然而,北京方面認爲,川普政府將承受來自農民和其他遊說團體要求避免貿易戰的強大壓力——特別是在選舉年。中國是美國大豆絕對領先的最大海外市場,去年美國大豆出口總計220億美元,其中對華出口佔據了約56%。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意味著很多美國製造商依賴於中國生產的零組件。
「北京方面認爲自己的承受能力超過美國,」曾擔任白宮亞洲事務最高顧問、如今就職於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麥艾文(Evan Medeiros)表示,並補充稱中國的關稅清單「相當於精準打擊川普某些關鍵選區」。
肯德爾縣(位於伊利諾伊州第14國會選區)正是未來幾周政客們將密切關注的那類地區。兩年前,共和黨輕鬆拿下該區的選票,但該區在11月選舉中出現偏向民主黨的跡象,無黨派的《庫克政治報告》(Cook Political Report)已經將該區劃入今年可能出現激烈競爭的一欄。
美國大豆種植帶縱貫整個中西部,從伊利諾伊州、到明尼蘇達和內布拉斯加、再到密西西比河流域至阿肯色州。這片區域覆蓋了曾在2016年大舉投票支援川普的選區、以及愛荷華等關鍵搖擺州。據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稱,大豆出口受到嚴重干擾可能導致密蘇里州密西西比縣的失業率超過20%,而密蘇里州正是今年參議院選舉競爭最爲激烈的選區之一。
「(川普)威脅把美國農業付諸一炬,」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本•薩斯(Ben Sasse)表示,「我們絕對要和中國的不良行徑相較量,但要以懲罰他們而不是懲罰我們自己的方式。」
威克斯稱,上週三當中國宣佈對美國大豆等商品徵收關稅的計劃後,每蒲式耳大豆價格下跌了40美分。他表示:「對於一位擁有500英畝大豆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10分鐘內損失了1.2萬美元,可能是毀滅性的打擊。」
然而,到目前爲止,幾乎沒有跡象表明豆農因此反對川普。「我覺得還沒人明白到這一點,」威克斯表示。肯德爾縣共和黨主席詹姆斯•馬爾特(James Marter)稱關稅威脅只是一種伎倆:「我認爲川普是用大棒政策作爲談判工具。」
伊利諾伊州農民鮑勃•斯圖爾特(Bob Stewart)把上週的關稅計劃納入了考慮。「我家從1860年代就定居在這裏,」他稱,「這不會令我們破產。」儘管上週三他家的農場因爲關稅計劃「大概遭受了20萬美元的損失」,但是,由於需求強勁,他仍然計劃在今年照常應該輪種玉米的農田上種植大豆——「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前所未聞的」。
他不認爲關稅計劃會有損川普的大選前景。豆農有強大的遊說團體,「但在投票權方面,我們不是很強大:現在的農民非常少」。
阿克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kron)中西部政治專家約翰•格林(John Green)表示,該地區很多選民都很矛盾:他們支援與外國達成「更公平的」貿易條款這一象徵性的目標,即使他們可能因此遭受經濟損失。但一段時間後他們可能纔會感受到這帶來的痛苦。
他稱:「目前爲止都是口頭上的威脅,這些事情需要時間來落實。在2018年選舉之前,我們完全有可能看不到任何經濟影響。」
《庫克政治報告》主編查理•庫克(Charlie Cook)稱,許多支援川普的選民不是真的受到可能遭此次貿易糾紛影響的經濟利益的驅動。他說:「我認爲,其中很多都是由對精英的敵意、對城市地區以及生活在東、西海岸的人們的敵意推動的。」
如果爆發貿易戰,考慮到大豆在中國經濟中的獨特作用,中國政府也或將遭遇政治壓力。大豆貿易爆炸式成長的這20年見證了中國中產階層的壯大。
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30年收入不斷成長使中國人的年人均肉類消費量從20公斤增加到了50公斤。豬肉是在中國最受歡迎的肉類,同期中國每年屠宰的生豬數量從不到4億頭成長至7億頭。
87歲的趙桂芳(音)在四川農村長大,她回憶說,40年前肉是稀罕物。「我們一年喫一兩次豬肉。餵豬用的是草,所以得花一年時間才能喂大。」
曾經主導生豬市場的家庭養豬模式無法滿足如此大幅的需求成長。因此,中國推動了大型養豬場的崛起,由利用富含蛋白質的大豆生產飼料的農業企業集團提供最適合給畜禽增肥的飼料。
中國國內大豆產量佔全球供應量的4%,只夠滿足本國6周的消耗量。因此,中國的大豆進口量從20年前的50萬噸暴增至去年的9600萬噸(全球供應量的三分之一)。
至於從何處進口大豆,北京方面也沒有多少選擇。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生產了全球約90%的大豆,而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大豆種類不受北京歡迎。國泰君安證券(Guotai Junan Securities)分析師在最近一份報告中稱:「中國基本上只能在巴西和美國之間進行選擇。」
目前的時機對北京方面有利。南半球的秋季和初冬是中國從巴西進口大豆的季節:在開始依賴美國進口大豆之前,中國有6個月的視窗期。
此外,中國規劃者正在研究能否從巴西進口更多大豆。溫氏股份(Wens Foodstuffs)創辦人之一溫鵬程本月早些時候表示:「沒有美國大豆,那像巴西這樣的國家應該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溫氏股份是中國最大畜禽飼料集團之一。
北京面臨的最大風險是貿易戰推高通膨——考慮到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中國共產黨一直對通膨非常敏感。雖然將500萬至1000萬噸大豆供應從美國轉至巴西將給美國農場主造成痛苦,但此舉將給予巴西更大的定價權。
國泰君安還表示:「大豆價格飆升將傳導至下游肉類和食用油價格,這將加劇國內通膨。」雖然一些中國博主出於愛國原因建議選擇以蔬菜爲主的飲食,但喜歡炸雞的城市居民不大可能改變喫肉的習慣。
然而,諮詢公司TS Lombard估計,大豆價格上漲10%將導致通膨率上升不到0.2%,這表明中國仍有迴旋的餘地。
北京方面還將面臨來自新形成的大豆產業的壓力。數以百計的進口商、大豆研磨企業、飼料企業和肉類生產商僱用了成千上萬的員工。這一行業正受到產能過剩的困擾,意味著企業將面臨成本上升的困境。豬肉行業分析師馮永輝表示:「企業肯定會跟政府討論這個問題。」
中國完全擺脫美國大豆的唯一辦法是將資金大量投入新的地區,以提振這些地區的大豆產量。例如,有官員談到了烏克蘭等黑海周邊國家。
這樣做,中國將效仿日本曾經的做法。上世紀70年代,日本大舉投資巴西的大豆生產。這一努力最終幫助巴西成爲主要的大豆生產國。
美國農業部分析師弗雷德•蓋爾(Fred Gale)寫道:「中國政府和農業企業負責人肯定將忙著設法在世界某個地方打造下一個巴西。」但在當前與川普的對峙中,這樣的計劃對北京方面不會有什麼幫助。
譯者/何黎
華盛頓與北京的全面貿易戰可能導致股市跌幅高達50%、美國國債市場動盪以及中國銀行業體系受損。
在法國巴黎資產管理公司(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發出上述警告之際,恰逢緊張局勢升級——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週四表示,美國將考慮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額外徵收1000億美元的關稅,加劇了這場本已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糾紛。
先前,華盛頓披露計劃對進口的1333種中國產品徵收25%的關稅,而北京方面很快威脅要對500億美元進口的美國產品徵收關稅。
法國巴黎資產管理公司表示,如果川普政府決定對中國進行激進的貿易戰,將會使得人們懷疑北京可能減持其持有的1.2兆美元的鉅額美國國債,並將其外匯儲備分散到其他幣種上。
這種轉變將推高美國國債收益率,並對美元構成壓力,進而可能對中國的銀行構成風險——中資銀行一直將歐洲美元(eurodollar)市場作爲資金來源來激進地擴大它們的資產負債表。
法國巴黎資產管理公司表示,美中全面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很低」,所以目前沒有必要將投資組合調整爲採取完全防禦性策略,但交易環境風險加大,投資者應該購買保護措施以防範波動加劇和更廣泛拋售的威脅。
專業的新興市場基金公司安石(Ashmore)的研究主管簡•德恩(Jan Dehn)表示,川普單方面徵收關稅再現了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之後貿易關係崩潰的開始。
德恩說:「川普領導的美國似乎決意放棄一直是西方繁榮關鍵支柱的自由貿易。」他補充稱,歐洲經濟也可能因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而受到損害。
他表示:「沒有比現在更糟糕的時機了。歐盟纔剛剛脫離歐元區債務危機的邊緣。英國面對美國保護主義同樣脆弱。」
上週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加劇——即使政策制定者試圖化解投資者的擔憂。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上週三表示,世界認識到中國的貿易行爲「失控」,但緊張局勢升級「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羅斯表示:「即便是真的戰爭也能以談判結束。」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敦促其客戶保持冷靜。
貝萊德全球首席投資策略師理查德•特尼爾(Richard Turnill)表示,美國針對中國進口產品的行動「是談判的開局策略」,而不是全面貿易戰的開始。
「我們預計北京將嘗試透過中期開放中國市場來解決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
特尼爾補充稱,如果美國施行影響更爲嚴重的措施、導致中國採取報復措施或者導致人民幣大幅貶值,貝萊德可能會改變其立場。
中國上週五對美國的威脅做出回擊,警告稱,這場爭端在政治上將給美國帶來更大潛在損失。
中國商務部表示,中方已準備好在與美國的爭端中拿出「綜合應對措施」,並補充道:「我們不想打,但不怕打貿易戰。」
瑞銀財富管理(UBS Wealth Management)全球首席投資官馬克•黑費爾(Mark Haefele)表示:「嚴重破壞的風險仍切實存在,脣槍舌戰可能會加大市場波動性。」
瑞銀已告知客戶保持投資,因全球成長和公司盈利仍支援股市繼續上漲。但該銀行還在持有更具防禦性的頭寸,包括增持美國10年期國債以及投資日元,瑞銀預測,如果股市出現更廣泛低迷,這些投資將表現良好。
根據數據供應商EPFR的數據,在3月最後一週,美國短期政府債券基金吸引了自2016年初以來最大規模的資金流入,這表明,一些投資者已在採取更具防禦性的立場。
瑞士基金機構GAM投資組合經理漢斯•烏爾裏希•約斯特(Hans Ulrich Jost)表示,貿易戰可能會帶來投資機會,但並非川普預想的那種。
約斯特表示,不管是否加徵進口關稅,40年的投資不足已導致美國鋼鐵生產廠「低效、陳舊且無力」與海外競爭對手「競爭」。
這可能會爲歐洲鋼鐵製造商提供機會,但美國的航空、汽車和其他重工業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原材料成本。
約斯特表示:「有一點應謹記,中國採取的任何報復性措施都可能會大大提高美國極度依賴的中國產電子零配件的價格。」
荷蘭國際集團(ING)國際貿易分析主管拉烏爾•利靈(Raoul Leering)表示,中國尚未確定新關稅的生效日期,這表明,中國政策制定者仍認爲存在繼續當前談判的空間。
利靈表示:「鑑於中國經濟對美國需求的巨大依賴,中國最終可能會止損、願意對川普做出一些讓步。」
他補充稱,川普正在「玩一場危險遊戲」,但仍可能會在此次幾十年來最爲喧鬧的貿易爭端中成爲贏家。
利靈表示:「這將讓他在美國11月期中選舉之前取得選民的好感。」
譯者/何黎
標準經濟學告訴我們,貿易戰只能是兩敗俱傷,怎麼會雙贏呢?這顯然是一個教科書式的問題。現實世界比教科書複雜多了。比如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戰就不是典型的貿易戰。自由是美國人珍視的價值,美國政府不會公然地違反自由貿易原則。川普說要減少1000億美元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那是說給美國選民聽的,因爲這是他「當選的主要原因」;若說因爲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太大了,所以要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關稅率,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這是說不出口的,也不會爲世界其它國家所贊同。他的理由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不公平」。顯然,自由貿易是公平的自由貿易。如果不公平,就不在「捍衛」之列。
那麼,哪點兒不公平了?一曰中國公司偷竊美國公司專利技術,或利用市場進入利益強迫美國公司轉讓專利技術;二曰中國政府對中國企業進行了大量補貼,致使產能過剩,向國外傾銷,導致世界市場價格過低;三曰中國政府阻止或限制網路數據的自由流動,致使美國公司不能在中國境內正常開展業務,導致約4000億美元的損失;四曰中國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如在通訊、信用卡和電影等領域受到阻礙。
從純理論角度看,這些對「不公平」的指責都是有道理的。教科書假定的自由貿易是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下的自由貿易。一個公平和有效的市場,是要保護智慧財產,不能區別對待不同企業,不能限制市場的自由進入,不能透過限制數據流動而限制對市場的自由進入。對這些原則,近年來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中國政府也不會有異議。問題只是在於,這些指責是否屬實;或者確有其事,但被誇張了,作爲貿易保護主義的藉口。後一種情形更有可能。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但還不完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明中國政府還是要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革除掉那些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陋規和行爲,其中就包括對智慧財產的侵犯,區別對待不同企業,限制市場的自由進入,和限制數據的自由流動。如此看來,美國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的指責,恰恰是中國改革的對象,並沒有衝突。假如美國真的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麼中國糾正這些錯誤,不僅消除了美國的「不公平」的指責,而且對中國自身也是有好處的。因爲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對中國是有好處的。
在智慧財產領域,中國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雖然申請專利的質量尚需改進,但數量已然是世界第一。中國的主要產業已經發展到了在規模和技術水平方面都居世界主導地位的程度,大多依賴於自主研發的智慧財產。我們不能排除有個別中國企業「偷竊」別國企業的技術,或與外國企業合資中有技術轉讓的要求,但這不能構成戰略性技術領先。因而,不可能成爲中國的國家戰略。從中國國家利益來看,強化智慧財產的保護,而不削弱它,是有利於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如果不僅要在國內、而且在世界範圍保護中國的智慧財產,就要保護所有企業的智慧財產,就要維護保護智慧財產的世界體系,中國的智慧財產也才能在境外獲得尊重。所以,制止偷竊技術,不要求外國企業以技術換市場,不僅對中國無害,反而有利。
關於中國政府對企業的補貼,主要是指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在美國針對的中國鋼鐵業和制鋁業,存在著兩種企業,國企和民企。它們之間是競爭的。民企不可能獲得政府補貼。國企之所以獲得政府補貼,是因爲國企效率低下,不補貼就無法生存;同時又有政府資源。例如在制鋁業,中國鋁業公司是一家被稱爲「虧損王」的國有企業,連續八年虧損達450億元以上;僅2014年就虧損162億元,獲得政府補貼8.23億元。其實國企獲得的全部補貼不只是賬面那一點兒。幾乎全部國企都享有免費使用國有土地的補貼,和低息獲得貸款的補貼。據天則所的研究估計,2001~201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賬面淨資產收益率爲9.08%,但扣除應繳未交地租、優惠利率與市場利率的差額、應付未付的自然資源租金以及政府補貼,實際淨資產收益率爲-3.67%,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補貼,它們是虧損的。
這就成爲了中國鋼鐵業和制鋁業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在這兩個產業中,民企不可能產能過剩,一旦持續過剩,它們就會虧損並倒閉。但國有企業即使虧損,卻可以因免費土地、低息貸款以及政府補貼維持過剩的產能。因此,鋼鐵業和制鋁業產能過剩不僅是國際貿易問題,首先是中國的國內市場問題。因而,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去產能」,其中也包含著減少國企產能的含義。然而,由於國企有著更深厚的政府資源,由政府主導的去產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一些國企產能,但在不少地方,政府把去產能的指標分派給缺少政治背景的民營企業,使得去產能走向了反面,壓縮了效率高的民企產能。
這樣看來,根本解決過剩產能問題,就要進行國企改革,最終目標就是國企退出所有營利性領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除國企的壟斷特權和政府補貼。如果把免費使用國有土地和低息獲得貸款等看作是買方的低價壟斷,這正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打破」的「行政性壟斷」。如此一來,來自美國的要求,正與中國經濟的內在需要和中國政府想要進行的改革相一致。中國鋼鐵業和制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只有在公平的沒有政府補貼的競爭環境下,讓那些效率低下的虧損企業退出市場,才能最後解決。如果全面打破行政性壟斷和取消政府補貼,就不僅是解決鋼鐵業和制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而且會帶來宏觀層次的顯著的經濟加速。我曾估計過,如果國有企業的實際虧損降爲零,按2013年國有企業(金融類和非金融類)淨資產52兆元估計,也會增加3.3個百分點的GDP成長速度。
同樣,保證數據的自由流動,對中國也是有好處的。中國政府關注網路安全,強調國家的網路主權無疑是對的。然而,由於《網路安全法》缺少對網路管理部門的有效約束,它們擴張自己的權力,實際上削弱和侵犯了《憲法》第三十五條,並大大壓縮了正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數據空間。如在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學術、商業和生活領域,如果不用VPN,學者不能接通境外的學術網站,如谷歌學術;旅遊者不能正常使用谷歌地圖,不能正常使用境外的商業網站,如amazon, airbnb;甚至不能登錄外國駐中國使館的網站。更不用說,不受約束的網路管制,實際上壓制了對政府部門的批評和對腐敗的揭露,顯然也對中國社會造成深刻的傷害。這也會影響到在中國境內的外國居民或企業,使他們不能正常地生活和開展工作。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依憲治國」,包含著保證公民的憲法權利。這首先要保證憲法第三十五條的權利。中國的《網路安全法》也規定,「國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使用網路的權利,……,保障網路資訊依法有序自由流動。」實際上,近來中國政府也在這一方面做了調整。據我的經驗,不少過去不太好使用的境外網站變得好用了。包括谷歌地圖,谷歌翻譯,amazon, airbnb,一些學術網站,CNN等西方國家的電視網站,等等。這表明中國政府越來越清楚,用防火牆限制數據的流動除了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害外,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也不能達到他們預想的目的。中國的憲法和法律,以及中國政府近來的調整,與美國要求的數據自由流動沒有太大差距。總體而言,數據的自由流動甚至比貿易自由還要重要,觀念不受阻礙的交換會使中國更充分地激發技術和制度的創新。
關於市場自由進入的問題,情況稍微複雜一些。電信和銀行本來就是行政性壟斷的產業,所以首先的任務是打破行政性壟斷,向民營企業開放市場。這也是中國政府近年來的改革目標。中共「十九大」除了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壟斷」以外,還提出「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援民營企業發展,……」2018年,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已全面實施。在負面清單中,沒有對商業銀行和電信基礎業務的進入限制,因而是所有市場主體,包括中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都可以進入的。劉鶴先生也在達沃斯論壇強調,中國政府今年會很快落實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但負面清單中確實有對電影業進入的限制,這主要是從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正是這種考慮,妨礙了中國電影作爲一種藝術門類的發展,缺乏國際競爭力。如果放開管制,中國電影業顯然會在中國市場中佔有優勢,也不會害怕來自好萊塢的競爭。
近來對所謂「中美貿易戰」的評論,多關注「戰」的方面。回顧一下中國加入WTO之前,以及WTO談判,更好的作法是「化戰爲談」。國家間貿易利益的衝突透過談判,其實會導致一個更好的制度均衡,達到雙贏結果。WTO規則要求中國降低關稅、開放國內市場,當初中國人普遍以爲狼來了,中國企業競爭不過外國企業。結果卻是,由於中國藉助於加入WTO推進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被煥發出來,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大獲全勝,又在國際貿易中持續高額順差。外國企業也因中國巨大市場的擴展而獲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持續40年的中國奇蹟,也使中國更爲自信。面對美國的壓力,中國政府做出的對稱回應是謹慎的。藉此機會進一步推動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放開國內市場,則更爲重要,也同時消除了美國發起貿易戰的「藉口」。而這一舉措,顯然比當初加入WTO的風險小得多。
如果中國革除掉那些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陋規和作法,如取消補貼和打破壟斷,結果將會怎樣呢?中國經濟將有一個更快的發展,並且更具有國際競爭力。那麼,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會減少嗎?不會,只會增加。這是因爲,國有企業雖然獲得了政府補貼和低價資源,但它們的效率更低,平均成本仍然高於沒有政府補貼的民營企業。例如2016年在中國鋁業公司虧損的情況下,同爲制鋁企業的中國宏橋集團股東淨利潤約爲51億元。在鋼鐵業,2016年前三季度,民營企業銷售利潤率爲3%,明顯高於1.73%的行業平均水準。而若打破行政性壟斷,如打破銀行壟斷,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差還會放窄0.5~1個百分點;打破石油壟斷,稅前汽油零售價格會降低21%(據2015年數據);這都會降低整個經濟的資源成本。因而,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從此逐漸從產業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效率的中國民營企業,加之享有更低的資源成本,它們會在國際貿易中更有競爭優勢,從而有可能擴大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這樣一來,不就與川普減少1000億美元貿易逆差的目標相悖了嗎?其實,我們要牢記,川普就是一個商人,叫高價是他的習慣策略。前面也說過,他是說給選民聽的,他並不真的要達到這個目標。而且,實際上,保持一定水準的貿易逆差對美國是有好處的。這是爲什麼呢?因爲,更廣義地看,如果把美元也看作是一種商品的話,美國沒有逆差。實際上,美元還是一種利潤率最高的商品。據說印製一張一百元的美元鈔票的成本是四美分,剩下的就是所謂「鑄幣稅」。更何況,在更多的情況下,大量貿易不需要現金,只是表現在賬戶上的數字,其鑄幣稅的比率更高。雖然爲了保證整個貨幣體系的運轉,美國還需要其它配套設施,如安全和信用的保障,成本最高也不過20%吧。沒有一種商品能夠賺到80%的利潤率的。這難道不是一筆劃得來的生意嗎?
當然,這種收入只是美國政府的收入,並不是民間企業的收入。不過,要想把這筆鑄幣稅收入向民間轉移並不難,只要降低稅率即可。其效果,可不只是減少了企業的稅負所對應的美元數量,而會帶來刺激民間投資、甚至國外企業投資的宏觀結果。川普政府前些日子的減稅改革獲得顯然效果,就已經說明問題。不少美國企業,如蘋果,以及外國企業,如豐田,已經表示要在美國進行大的投資。有投資,就有就業,這不就是「將工作帶回美國」的更好方法嗎?
只是將大量鑄幣稅的收益直接向民間轉讓,會與川普的另一個目標有些衝突,這就是加強美國的軍備。這是爲什麼呢?因爲美國的國防開支主要依賴於鑄幣稅收入。2016年,美國的人均國防開支1892美元,遠遠高於其它國家的平均水準151美元。美國軍費開支超過世界其它國家人均水準的部分,約5623億美元,我稱之爲「帝國成本」。根據多年的數據,這部分基本上是由美國透過貿易逆差「出售」美元的鑄幣稅。然而出售的美元就是外國人對美國的債權,雖然他們可以用於與非美國人的交易,但還是有一定限度,所以正常的循環是外國人再用貿易賺取的美元購買美國的資產。因而我們看到,美國的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幾乎就是以X軸爲中心線的對稱圖形。見下圖。也就是說,透過資本流入,美國又把透過貿易逆差流出的美元收回來,以保持美元在世界分佈的均衡。
自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後,美國金融資產的信譽大降,資本流入明顯減少,貿易逆差也同趨勢地減少。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的對稱原因,也許需要一篇博士論文來解釋,這裏按下不表。貿易逆差減少,美國鑄幣稅收入也相應減少,就不能充分滿足軍費預算之所需。如下圖。在2008年以前,資本項目順差多於美國的軍費預算,而在這之後,則低於軍費預算。這就給美國的財政帶來壓力。這就是歐巴馬總統時期,美國在全球戰略收縮的財政原因。
簡單地說,既然美國的國家收入很大一部分來自鑄幣稅,而貿易逆差就是在出售美元,則貿易逆差較大時,美國的財政情況就較好;貿易逆差較小時,財政情況就較差。見下圖。美國的財政赤字幾乎與貿易逆差對稱地反向而動。在下圖中,2006年貿易逆差最大時,財政盈餘也是最大的;2009年貿易逆差最小時,財政赤字也是最大。因而從美國財政角度看,一定規模的貿易逆差是件好事。
而在美國的財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軍費開支。在美國的稅收和鑄幣稅受到經濟環境和國際貿易約束而減少的情況下,受影響最大的就是軍費預算。因而,川普的壓縮貿易逆差的目標與擴張美國軍備的目標是矛盾的。保持適當大的貿易逆差有助於保留美國的強大軍備,但如果將貿易逆差帶來的鑄幣稅收入透過減稅轉移到民間,也會限制美國軍備的擴充。不過要注意的是,擴充軍備或軍備競賽並不見得有利於美國。而如果把貿易逆差帶來的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也許是一件真正有利於美國的事情。這是因爲,國防預算有一個恰當的規模,其目的應該是保衛本國的領土和利益。如果過多,就會扭曲該國的行爲。
如果軍隊過於強大,就會輕易訴諸戰爭解決問題。美國政治制度的缺陷,就是不能約束對外的國家行爲,大多數情況下,往往只以當下成本收益爲標準,更經常出現誤判。所以二戰以後,美國在國際問題上,尤其是在戰爭問題上屢犯錯誤。據說在出兵越南時,全美國只有三個人懂得越南。伊拉克戰爭,則以數十萬伊拉克人的生命和4500美國軍人的生命代價,卻沒有發現藉口出師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的中東戰略就是一個不斷地解決它所創造的問題的戰略,幾十年來中東不得安寧,並且還擾動了歐洲。爲了對抗伊朗,美國扶持了薩達姆;爲了對抗蘇聯,美國扶持了本•拉登;爲了對抗阿薩德,美國又扶持了「伊斯蘭國」。所有這些美國扶持的力量,後來又都成了美國的敵人。也許正是因爲有過多的軍費,才使錯誤得以實施。因而,美國的國際安全問題不是軍費太少了,而是軍費太多了。
軍費太多,是軍工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結構中的作用所致;而這個集團,也是依賴於過多軍費才生存和發展。正是五角大廈-軍工集團-軍工地區鐵三角的存在,才使美國政治結構偏向於製造緊張局勢和運用武力的國際決策。本來冷戰結束後美國軍費開支在逐漸減少,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和持續,又在常規軍費之上增加了每年數百億多則1800億美元的「海外應急軍事行動」費用。因而削減軍費,就是在削弱一個以美國整體利益爲代價的坐收戰爭之利的利益集團,也就是在削減進一步的軍費需求。美國真正的利益,是迴歸到平衡的國際戰略上來,減少在國際戰略上的錯誤;同時與世界各大國聯手進行裁軍,成立一個世界永久和平的前景。將減少的軍費用於減稅,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則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因此,如果中國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與美國進行更爲公平的貿易,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更大;如果美國能在與中國的公平貿易中保持相當規模的貿易逆差,並將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而不是軍費,美國的投資將會成長,就業將會增加;如果中國的資本受到低稅率的吸引投資於美國,如果美國的資本進入更爲開放的中國市場,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將會更爲緊密,她們之間就更不會成爲軍事對手。從長遠看,美國的產業將會受益於低稅率而保持更強的競爭力,從而使國際貿易的逆差減少,而那時,中國的國內市場將成爲明顯大於美國的市場,成爲美國企業的主要海外市場。而中國,金融、電信等服務業在經歷競爭的磨練後將更爲成熟,人民幣將更有信用,也會使中國逐漸平穩地向低貿易順差以致貿易平衡的經濟模式轉變。將這就是一個雙贏的前景。
這有政治可行性嗎?有那麼一點兒。應該明白,川普威脅要進一步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提高關稅,以及中國對等的回應,都是叫價。叫高價只是實現心中底價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川普的目的是要中國開放更大的市場。而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早已確定了保護智慧財產、打破行政性壟斷、維護公平競爭和繼續對外開放的戰略方針,並就公平市場準入出臺了具體的規則和政策。中國政府只需加快這一步伐、或抓緊落實若干具體案例,就能讓川普臉上有光,而又可表明這些舉措並非迫於美國壓力,而是早有考慮和動作。如果這一判斷爲真,則川普在發起貿易戰之初就勝券在握,一個更大的中國市場將會展現在美國企業面前。川普也知道,軍費預算與減稅與間的替代關係,但他明確地推動了減稅,而想方設法地減少軍費,如要求日本承擔更多駐日美軍的軍費,要求很快從阿富汗撤軍,說明他認爲減稅優於強軍。如果雙方都清楚這些經濟和政治利益,談判就不太難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當你已經虧了5000億美元的時候,你不會輸!」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本週早些時候的推文是對他貿易原則的一次簡潔總結:這一原則把經濟常識的缺乏與賭徒謬誤混合在一起。在制定對總計10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的計劃後,美國和中國現在似乎在進行一場要麼翻倍、要麼扯平的賭博:川普命令官員列出加徵關稅的1000億美元產品清單,北京方面則宣佈將要反擊。
然而,如果兩國都把各自的威脅付諸行動,歷史表明,雙方都會成爲輸家——其後果不可預料,可能遠遠超出經濟層面。
最臭名昭著的自我毀滅型保護主義的例子是1930年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該法案提高了美國對2萬多種商品的關稅。在加拿大和其他貿易伙伴實施報復之後,美國出口下降了逾60%。經濟學家對損害的嚴重程度意見不一,但毫無疑問,那些措施加劇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僅對貿易、對外交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促使那些原本回避蘇聯的國家去構建聯繫。
與當前這場美中貿易衝突更類似的可能是1960年代初的所謂「雞肉戰爭」。那場戰爭始於歐洲國家對新的工廠化飼養方法帶來的競爭感到驚恐,於是對進口自美國的雞肉徵收關稅。美國實施關稅報復,把目標對準了土豆種植者、大衆(VW)露營車和法國干邑白蘭地。
幾十年後,針對輕型卡車的「雞肉稅」仍然存在,現在主要由亞洲製造商支付,而且造成了持續的扭曲。外國製造商最終找到了規避關稅的辦法——將生產線轉移到北美自貿協定(Nafta)成員國或美國本身。受這種關稅引導,美國汽車製造商發展出了生產耗油量大的皮卡車的專長——它們在那個領域受到保護。這對它們或許不是好事,因爲它們對在體型更小、更節能的汽車這個成長型市場展開競爭的準備不足。
川普本人更喜歡與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代對日本採取的措施進行比較,後者包括從汽車進口配額到對電子產品徵收的懲罰性關稅。但那些措施未必好:美國消費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汽車行業裁員,因爲生產商選擇透過限產來提高價格。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也許會發現,他在里根政府中曾使用的策略,即使在表面意義上也不再管用。利用美國的經濟實力要求貿易伙伴實施「自願剋制」,這個辦法對南韓也許有效——不過在當前地緣政治背景下,這個辦法絕不理想。這個辦法對中國不可能奏效。它也不會有幫助:供應鏈是全球性的,美國製造商需要進口零組件。
考慮到這一切,有人也許在奇怪,爲什麼本週的言論升級沒有對市場造成更大的衝擊。投資者的相對平靜似乎基於兩種考量。首先,現在仍有時間進行談判和讓步——而且中國將傾向於做出讓步,因爲它的潛在損失更大。其次,即使計劃中的關稅確實生效,它們也不會嚴重到讓本來生機勃勃的全球經濟脫軌的地步。
第一條假設——這是川普的經濟團隊非常渴望說服人們相信的——可能會被證明是個嚴重誤判。中國在經濟方面的潛在損失可能確實更大,但川普在政治方面的潛在損失更大——到目前爲止,北京方面已證明自己善於利用這一點,把對美加徵關稅的目標瞄準川普的支持者。第二條論點的真實性更高。當然,這是在假定雙方不再次翻倍賭注的情況下。
譯者/何黎
美國股市週五下挫,先前中國拒絕了與美國談判以緩解貿易緊張升級的構想,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財政部長承認「眼下有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
標普500指數(S&P 500)當日下跌2.2% ,使其自1月高點以來的累計跌幅接近10%的大關,後者標誌着進入調整區間。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和那斯達克指數(Nasdaq)均下跌2.3%。
人們擔心華盛頓和北京之間針鋒相對的關稅威脅可能促使全球兩大經濟體開打全面貿易戰,這引發投資者競相湧入被視爲安全資產的美國國債,10年期美國債收益率被壓低6個基點,至2.77%。
導致市場情緒惡化的導火線是,中國表示,如果川普真敢兌現他在週四晚發出的威脅,把另外1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列入關稅目標清單,中國將準備好升級自己的回應。中國表示,它有自己的1000億美元計劃來回應任何這類舉動,並對舉行任何談判的可能性不屑一顧。
「一段時間以來,雙方的財經官員並沒有就經貿問題進行任何談判,」中國商務部一名發言人表示。
中國商務部指責白宮誤導金融市場,暗示美中談判正在進行中,宣告「這不符合實際情況」。
川普新近任命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拉里•柯德洛(Larry Kudlow)承認,雙方在圍繞中國智慧財產制度的爭端上沒有舉行過任何實質性談判,但堅稱這類談判仍然有可能。
他表示,儘管他希望透過談判達成一個解決方案,但川普威脅要徵收的關稅並不只是一種談判策略。
「中國纔是問題,」柯德洛在白宮告訴記者。「要怪就怪中國。別怪川普。」
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在接受財經頻道CNBC採訪時承認,承認「眼下有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
Capital Innovations首席投資官邁克爾•昂德希爾(Michael Underhill)表示,梅努欽的言論加大了週五的拋售壓力。他表示,「正是華盛頓不斷發出的高調」在驅動市場下跌。
本週貿易緊張升溫,美國在週二公佈了1300多種中國產品的清單,這些產品將被徵收關稅,以施壓中國停止竊取美國智慧財產。在中國公佈其500億美元美國產品清單作爲回應後,川普週四加碼,威脅要對另外1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
川普政府本週之所以對中國採取最初的行動,是因爲它聲稱,北京方面強迫美國企業將智慧財產轉讓給中國公司,作爲在華開展業務的一個條件;中國不承認這種說法。
「美方再次提出增加1000億美元徵稅商品,中方進行了更加堅定的回應;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更不可能就此問題進行任何的談判,」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
川普週五還發出信號表示,他將按計劃徵收關稅。他在接受電臺採訪時對市場動盪輕描淡寫,稱「我們早就輸掉了貿易戰」。
「市場已經上漲了40%,42%,所以我們可能回吐一部分漲幅。但是,當我們收手的時候,我們將有一個強大得多的國家,」他表示。「我們可能會受到打擊,但你知道嗎?最終我們會因此而變得強大得多。」
川普後來在Twitter上寫道,中國繼續受益於不公平的全球貿易體系。「身爲經濟大國的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內部被視爲一個發展中國家。他們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和優勢,特別是對美國。有任何人認爲這是公平的嗎?」
這場爭端的迅速升級,展示了許多人所稱的貿易戰風險日益增加,儘管一些分析人士仍然相信,透過談判達成和解是有可能的。
穆迪(Moody』s)在發給投資者的一份簡報中警告,儘管關稅對美國和中國產生的直接影響都是可控的,但任何持續的緊張升級都會導致金融市場動盪,並拖累商業和投資決策。
「我們仍然認爲,美國和中國將會避免貿易限制的戲劇性增加——考慮到這種增加會給兩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穆迪表示。「話雖如此,近幾個月來升級的風險已經上升。」
Emily Feng三亞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北京方面譴責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再對1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的威脅,一些中國專家警告稱,這場已經導致全球市場驚慌的針鋒相對的貿易爭端愈演愈烈,將在政治上給美國帶來更大的損失。
週五,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中方已準備好在與美國的爭端中拿出「綜合應對措施」,並補充道:「我們不想打,但不怕打貿易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呼應了商務部的聲明,並補充稱:「中方將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一段時間以來,雙方的財經官員並沒有就經貿問題進行任何談判,」中國商務部一名發言人週五晚些時候表示。「美方公佈301調查報告以及產品建議清單以後,中方予以堅決回應;美方再次提出增加1000億美元徵稅商品,中方進行了更加堅定的回應;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更不可能就此問題進行任何的談判。」
本週早些時候,美國和中國相互威脅要對從對方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週四晚,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考慮……追加1000億美元關稅是否適當,如果適當,則確定要對哪些產品徵收這類關稅。」
如果美國政府落實川普的額外懲罰提議,北京方面很可能針鋒相對,升級自己的關稅威脅。「當有人使用大棒時,回應就是動用你的大棒作爲回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關係學教授時殷弘表示。
曾經是中國商務部官員、現在是北京「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高級研究員的何偉文警告,如果更多關稅真的出爐,中國幾乎肯定會被迫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作爲報復。
週二,川普曾猛烈抨擊中國對其政府提議的關稅所作出的回應。週三,中國宣佈擬對大豆、汽車和化學品等106種美國輸華產品徵收25%關稅,具體日期取決於美方何時執行其關稅。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教授楚樹龍表示:「中國將跟隨美國的做法:如果美國想要威脅,中國也會威脅;如果美國要談,中國也會談。」
但楚樹龍告誡稱:「這是一種戰略,而不是貿易戰的開端。就像以往的中美爭端一樣,最初的威脅非常嚴重,但在雙方開始商談後會降溫。」
中國的分析人士表示,由於兩國在治理結構上的差異,相比中國共產黨,在關稅上升級對抗可能會給川普帶來更大的政治麻煩。
「美國產業集團對川普提高關稅的計劃有不同看法,而這些集團很可能會影響最終政策,」投行光大新鴻基(Everbright SHK)金融分析師張穎超(音)在北京表示。「但中國在支援政府決策方面是口徑一致的。」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CAAM)負責人本週早些時候告訴國內媒體,中國的汽車製造商不用害怕貿易戰。而美國大豆產業團體警告,貿易衝突會造成「毀滅性」影響。
「華爾街不樂意,這對川普在國內的地位是有破壞力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補充說。「貿易戰會傷害兩國,但在美國,這可能會在11月期中選舉中傷害共和黨。中國沒有這個問題。」
北京方面週四還表示,它將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挑戰美方擬議中的關稅,此舉將升級與川普的對抗。
Nicolle Liu香港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週四表示,他已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考慮對自中國進口的商品追加1000億美元關稅。先前他已提出針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川普表示,他還指示美國農業部長執行一項保護美國農場主和農業利益的計劃。
白宮週四晚間發表的這份聲明,使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角力再次升級。此次角力已對全球市場造成重壓,加劇了人們對爆發一場可能損害全球經濟成長的貿易戰的擔憂。
不過川普也表示,美國準備與中國進行談判,以消除貿易壁壘,並糾正他口中一再批評的不公平貿易做法。
訊息公佈後,美國股指期貨應聲下挫,道瓊斯指數e-mini期貨下跌1.5%,標普500指數(S&P 500)和那斯達克(Nasdaq)期貨也下跌約1%。
以下爲聲明全文:
美國貿易代表根據《1974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條進行徹底調查後,認定中國一再從事不公平地獲取美國智慧財產的行爲。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調查中詳細說明的這些做法引起了全世界關注。中國的非法貿易行爲——多年來被華盛頓忽視——毀掉了數千家美國工廠和數百萬美國人的工作崗位。2018年4月3日,美國貿易代表宣佈擬對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建議徵收約500億美元關稅(原文如此——編者注),作爲消除調查中確定的政策和做法的初步手段。
中國非但未糾正其不當行爲,反而選擇傷害我們的農場主和製造商。鑑於中國的不公平報復,我已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考慮根據第301條追加1000億美元關稅(原文如此——編者注)是否適當,如果適當,則應確定徵收這些關稅的產品。我還指示農業部長在其他內閣成員的支援下,利用其廣泛權力,執行一項保護我國農場主和農業利益的計劃。
儘管採取了這些行動,美國仍準備進行談判,以進一步支援我們致力於實現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貿易,並保護美國公司和美國人民的技術和智慧財產。必須消除貿易壁壘,以促進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經濟成長。我致力於使美國公司和工人能夠在全球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競爭,我絕不會允許不公平的貿易做法損害美國的利益。
譯者/何黎
根據中國國家電視臺週三發佈的一項聲明,中國已表示將對原產於美國的106項商品加徵關稅,以此回應美方數小時前公佈的對華關稅清單。
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稱:「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徵25%的關稅。實施日期將視美國政府對我商品加徵關稅實施情況,由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另行公佈。」
中國財政部在一份網路聲明中稱,「美方(加徵關稅的)這一措施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嚴重侵犯我國合法權益」。
該部表示,中國是「根據我方在世界貿易組織項下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本國對外貿易法決定的這一新關稅。
川普(Trump)政府宣佈計劃對包括工業機器人、鐵路機車在內的1333種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這份清單涵蓋了去年價值約5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
譯者/何黎
對迄今爲止的中美貿易戰,許多機構和學者從技術角度進行了分析。一個似乎得到衆多認同和響應的看法是,鑑於中美貿易結構的不平衡,中國出口美國的數額遠大於美國出口中國的數額,因此,中國的損失將顯著多於美國。故建立在此看法之上的對策建議是:中國應該滿足美國對中國市場開放的要求,減少政府對國企的補貼和經濟干預,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筆者不是經濟專家,但贊同上述建議。對中美貿易戰,一個被忽視的視角的是,如果我們不從貿易戰本身,而從有利於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角度看,我認爲,如果中美貿易戰真正開打(現在還處於互相叫板階段,或者小試牛刀階段),短期對中國不利,然從中長期看,只要中國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中國民衆和當局都將從中受益。因爲過往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只有在外部壓力足夠大、環境足夠糟糕的時候,中國纔會向外部開放市場,由開放進而倒逼國內改革。除非像在改革初期那樣的特殊形勢下,否則,單有中國國內壓力,在已經形成強大利益集團阻力的情況下,是不足以推進改革和開放的。
另外,如果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中普遍衰敗,中國經濟成爲西方資本的附庸,肯定也不行,改革開放一定要促進中國企業的發展壯大和中國經濟的健康成長。而過往40年的歷史同樣證明,無論國企和民企,中國企業並沒有在開放中被打趴下。相反,中國企業,特別是一批有競爭力的民企,發展起來了。
不妨回顧歷史。中國改革開放大概分爲三個階段:1978年改革發起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改革深化階段, 2001年以中國加入WTO爲標誌的全面改革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改革,是被普遍的貧困和溫飽問題所逼,所以改革是從農村起步。那時外部環境也對改革有利,中美建交正處於蜜月期,中日和解,中歐關係也得到改善。儘管如此,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對外開放卻顯得小心翼翼。這是因爲中國剛從文革走出來,對外界非常不瞭解,怕開放程度過大顛覆自己的制度。
第一階段的改革到1989年結束。此後經歷了三年治理整頓,改革陷於停頓,有限的開放也重新關上。這當然是受西方對中國的全面制裁影響。此種情況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經濟成長急劇下降,人民有可能重陷貧困。初步嚐到富起來甜頭的民衆自然不會滿意這種狀況,但保守的利益集團利用西方對中國的制裁和封鎖想把中國再次引向鎖國狀態,兩者勢必會產生矛盾,時間久了,矛盾會擴大。看到這種危險,鄧小平用傳統的南巡方式,打開改革缺口。第二階段的改革,向外部開放市場的力度明顯比第一階段要大,各地紛紛向外招商引資,國外企業蜂擁進入這個世界最大的市場。可以說,此一階段的改革即便不是由開放倒逼,至少其力度和改革一樣大。
1992年的改革釋放了中國的市場活力。但它產生的一個後果,就是以前處於封閉狀態下的國有企業,面對內部初長起來的民企以及外企的競爭壓力,顯得老態龍鍾,毫無招架之功。彼時國企仍然是中國經濟的支柱,支柱如倒下,中國製度就有可能坍塌,很多人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國企的。然而,重新保護國企也不可能,國家的財力無力承受。鑑此,只有謀變。這就是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對國企實行壯士斷腕式的「抓大放小」改革的深層背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發展也使得外國資本要求中國市場進一步開放。而中國經濟出口導向的結構,也需要世界市場。所以,謀求加入WTO,就成爲中國的現實選擇。
以加入WTO爲標誌,中國經濟改革進入第三階段。對加入WTO,中國當時爭論很激烈。以國企爲代表,要求中國不要加入WTO,理由是國企沒有競爭力,如貿然加入,國企將會被打敗,故即使從政治角度考慮要加入WTO,開放的領域也不能太多,要設立一個緩衝期。這種觀點當時很流行。西方國家則擔憂中國的非市場經濟體系,所以也要求對中國單獨設立15年過渡期,15年後,看中國的市場改革進展如何,再考慮承認市場經濟地位。
對中國企業能否適應WTO的開放市場及其競爭要求,客觀地說,不僅企業,中國政府在當時心裏也是沒底的。最終,當局決定加入WTO,可能是出於以下考慮:雖然國企在加入WTO後可能在市場中會被打得一敗塗地,但如果還像過去一樣在各種政府補貼和關稅保護下,不經受市場競爭的洗禮,國企就永遠也不可能強盛。在這個意義上,加入WTO算是當局的背水一戰,當然,在具體的談判中,對國企集中的一些行業,尤其是金融和服務行業,都程度不等地設立了保護期,從而使市場競爭對企業帶來的衝擊得以減緩。
十幾年過去了,今天看來,當初預期的加入WTO後中國企業將大面積倒逼的現象並未出現,相反,國企尤其是民企在經受最初的衝擊後,大部分不僅生存下來,而且得到發展,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產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企業。中國經濟也在加入WTO的前十年裏,出現了一個高速發展期。今天的中國經濟底子,很大程度上是在那時打下的。這說明,加入WTO對中國總體利大於弊。
隨著中國的家底變得厚實,在這一過程中,利益集團也快速發展壯大。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利益集團開始出現,但尚不明顯,在加入WTO後,利益集團同國家權力和國際資本結合,利用國企改制的機會,大肆攫取改革成果,成爲中國經濟和政治中的毒瘤,從而使得中國失去了繼續改革和進一步開放的動力。儘管當局這些年來一直在高喊改革,但至少從2004年出現「郞顧之爭」後,中國改革事實上已經停止。
目前的狀況又到了一個何處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從中國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的關係來看,有一種觀點認爲,正處於改革以來最糟時期,甚至比1989年還壞。西方特別是美國近年來一直在抱怨中國的不公平競爭,但在川普上臺前,美國還沒有改變同中國接觸的政策,臨界點發生於川普執政後,美國不再容忍中國從巨大的貿易不公平中獲取好處。問題是,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爆發,歐洲和日本也有可能緊隨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戰,因爲它們對中國的市場壁壘和強制性的技術轉讓政策同樣多有不滿。
中國如果不想同美歐日全面開打貿易戰,就必須開放國內市場,減少國內管制,推進經濟改革,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否則,它們對中國投資設限,不讓中國企業進入其市場,中國將被迫回到一定程度的封閉狀態。我們所說的開放,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向西方的開放,從經濟而言,非西方市場對中國意義不大,因爲中國的產品嚴重依賴西方市場,同時技術和管理的進步也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如果西方向中國關閉這一切,雖然中國還可同非西方進行經濟往來,但很可能會陷入嚴重的衰退狀態。相信這種情況是當局不願見到的,從而不得不在貿易戰的威脅下打開一些原來對西方關閉的大門。
有人會說,國內利益集團既然那麼強大,中國當局會選擇推進改革,擴大開放嗎?應該這樣來看待:儘管利益集團是同現行權力高度結合在一起的,但畢竟不等同政權本身。在面對貿易戰可能導致鎖閉狀態這一後果時,當局中的一些勢力就是想保護利益集團,也不可能,這裏有一個權衡兩害誰大誰小的問題,所以必定會削弱利益集團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外部的壓力越大,當局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也就越強。而只要中國真正實施改革開放,無論對當局還是民衆,都有利。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年初,當局就放出風聲,要舉行隆重紀念,並實施力度更大的可能超出外界預期的改革開放舉措。如果說放在過去,這會被認爲說說而已,但在貿易戰的真實壓力下,我認爲會啓動改革的。即將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外長王毅已經吹風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將對外界關注的改革開放問題做出最權威的闡釋,大家將聽到一系列新的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對此,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注:作者是獨立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公佈了對包括工業機器人、鐵路機車在內的1333種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的計劃,以報復其所稱的中方數十年來由政府支援的智慧財產盜竊行爲。
週二公佈的這份清單涵蓋了去年價值約5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是自上世紀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開啓美中外交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對中方行動採取的最具攻擊性的貿易回應。
儘管這些關稅不大可能在幾周內就付諸實施,但美國的這一公告很快就招致了中方的報復威脅,這讓人們擔心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會爆發貿易戰。
中國商務部迅速作出回應,誓言要採取對等措施報復美國擬議中的徵稅。
該部在一份聲明中稱:「中方強烈譴責,堅決反對(美方的徵稅建議)。我們……準備對美產品採取同等力度、同等規模的對等措施。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美方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方將立即將「美方這一錯誤做法」訴諸世貿組織(WTO)爭端解決機制。
週三上午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一徵稅建議)毫無事實依據……是典型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做法。」
先前,美國公佈了川普總統去年下令對中方智慧財產做法進行調查的結果。川普還表示,美國已開始同中方展開談判,以降低美國對華高達3752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逆差。
「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非常好,我們打算保持這種態勢,」川普週二對記者們表示,「但我們不得不做點什麼來切實縮減這一貿易逆差。」
川普還提到中國的智慧財產盜竊,稱價值「可能在20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
「我們的國家非常、非常強大,」川普稱,「但我們不得不就與某些國家的貿易做點什麼。顯然,中國是給美國造成逆差的首要國家。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某一國家給另一國家造成如此大的逆差。」
目標商品清單涵蓋了疫苗及其他藥品、吹雪機、高爾夫球車、電動汽車、噴氣發動機、核反應堆部件、槍枝及其他軍用武器。清單還包括許多農機工具以及美國公司可能用作零組件的LED燈和影片顯示器等部件。服裝、鞋類等消費品不在清單上。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一份聲明中譴責了川普政府的清單,並誓言進行報復。
中國駐美大使館稱:「美方做法嚴重違反了世貿組織基本原則和精神,是典型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不利於中國國家利益,不利於美國國家利益,也不利於全球經濟利益。
「來而不往非禮也。中方將立即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同時,將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對美國產品採取同等力度、同等規模的對等措施。」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商品清單旨在瞄準中國的產業政策,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的打造中國在機器人、高鐵等領域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規劃。但萊特海澤稱,該清單已進行了精簡,移除了徵稅後可能會對美國經濟造成破壞或傷及美國消費者的商品。
雖然川普及其高級助手誓言將施行這些關稅措施,但萊特海澤表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徵求30天公衆意見,並於5月15日舉行公開聽證會。這意味著,在5月底或6月初之前,任何關稅都不大可能付諸實施。
中國已經誓言對美國的貿易行動作出針鋒相對的回應。中國自週一起對包括豬肉、水果、堅果、葡萄酒在內的進口美國食品徵收最高25%的報復性關稅,以回應川普政府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新關稅。
如果中國針對美國的新一輪關稅採取同等規模的對等措施,那麼美國去年對華創紀錄的1300億美元出口中幾乎半數可能遭受報復性關稅。這令美國農場主憂心忡忡,尤其是大豆等大宗商品種植者。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了價值126億美元的大豆。
曾擔任蒙大納州參議員和美國駐華大使、現任遊說組織「農場主支援自由貿易」(Farmers for Free Trade)聯席主席的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表示,川普政府對中國的打擊使農場主「腹背受敵」。
「首先,美國今天宣佈的關稅將使他們依賴的(農機)設備和投入品更加昂貴。然後,當中國進行報復時,他們的出口將面臨新的關稅,」鮑卡斯說,「美國農場主正密切關注這場不斷升級的貿易戰,他們很擔心。」
美國多個商業團體已經呼籲川普政府重新考慮其關稅計劃,稱雖然他們同樣對中國的智慧財產制度感到擔憂,但白宮的計劃相當於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加徵新稅。
美國商會(US Chambers of Commerce)負責國際事務的薄邁倫(Myron Brilliant)說:「美國政府致力於恢復美中貿易關係中的公平和公正沒有錯。然而,對美國消費者和就業創造者日常使用的產品徵稅並非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愛德華•奧爾登(Edward Alden)表示,週二公佈的清單並未側重消費品,但很可能會引發一些依賴中國輸美產品的美國製造商的憤怒。
他說,「這將不會對逛沃爾瑪(Walmart)的普通消費者造成很大打擊」,但「清單大部分看起來是製造業的中間投入品,這部分將導致非常強烈的反應,並將嚴重妨礙川普政府的重振美國製造業的核心目標。」
此次計劃徵收的25%關稅也與里根(Reagan)及其他幾屆政府上世紀80和90年代對日本商品徵收100%或更高關稅形成鮮明對比。奧爾登表示,其結果可能是美國企業的成本價格提高,而非完全阻擋住中國商品的進口。
艾德•克魯克斯(Ed Crooks)紐約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進入第二季度後,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市場參與者在回顧2018年頭3個月時,最好不要把這段時期看成是暫時的、可逆的異常狀況,而是看成持續的、向更正常情況的過渡。資產價格幅度更大的雙向波動姍姍來遲,但它不可避免,尤其是在2017年的異常平靜之後。
此輪波動發生的背景是:全球經濟成長相對強勁,美國貨幣政策的有序正常化繼續推進,而人們對政治風險的敏感性被再次喚起。只要計入某些風險,這些波動最終可能成爲市場健康洗牌的一部分,使其以更堅實的步伐邁向中期未來。
在評估年初市場行情的不同方法中,我發現一個有用方法是考慮那些本來預計去年會出現、但到今年第一季度纔出現的動態。這些動態出現後,重新定價了波動性和無風險利率——這些是許多市場的重大影響因素。
利率升高、一些通膨擔憂和加徵貿易關稅,是在市場更準備接受美聯準(Federal Reserve)年內加息三次的背景下發生的,而在2017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儘管美聯準發出了始終如一的信號,市場卻遲遲不願做出相應的定價。它們去年沒有這麼做,是對波動性和債券收益率的強烈抑制,讓投資者相信每次下跌都是買入良機。
波動性的迴歸與其說是短暫異常現象,不如說是與不那麼異常的市場狀況相吻合。波動性很可能會在第二季度持續下去。根據前述分析,在此過程中,市場估值很可能是以下主要因子的函數。
延續全球成長的同步加快
世界經濟近來受益於4個推動經濟成長的驅動因素的可喜的同步作用:歐洲的自然恢復過程:巴西(由政治不確定性引起)、印度(廢鈔行動)和俄羅斯(大宗商品)在衝擊導致的放緩之後發生反彈;中國的軟著陸;以及美國的促成長政策。要保持這一良性的成長週期,政策推動因素必須佔據更爲主導的地位,從歐洲開始。
在全球貿易中建立一種「合作遊戲」的格局
未能應對不受約束的全球化的分配失敗,以及貿易自由化的互惠性不足,削弱了全球貿易體系的完整性和可信度。然而,國與國之間供需模式的交織程度太深了,以至於不可能輕易重啓更高的貿易壁壘。近期的貿易緊張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至少希望如此)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目的是實現更加公平的自由貿易:各國在承認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特性後,更願意保護智慧財產,推動貿易安排現代化,並減少非關稅壁壘。
繼續推進「美麗的正常化」
儘管對於剛剛再度加息的美聯準來說前景不錯,但對歐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來說,前景更爲棘手。高技巧的國內政策設計和及時的市場指導,將需要伴隨對今年晚些時候可能發生的多家系統重要性央行同步(而不是緩慢、陸續地)退出非常規措施的累計跨境影響所作出的靈敏評估。
避免地緣政治衝擊
雖然北韓現在可能已從許多雷達螢幕上消失,但形勢仍不穩定。再加上中東發生波及面更廣的代理人戰爭的威脅,這些構成了市場無法以漸進方式定價的風險,加大了市場鉅變的可能性。
躲開市場意外事件
2017年異乎尋常的平靜和有利可圖的條件,鼓勵一部分非銀行機構投入過度冒險行爲。今年第一季度,在市場相對運轉良好的環境中,有些交易(如加槓桿做空波動交易)得到平倉。但這是一個需要注意的領域,尤其是對於內在流動性差的資產類別。
市場的問題並不在於第一季度的波動是否會持續(它很可能會),而是在於,此輪波動最終會成爲健康洗牌的一部分,使市場以更堅實的步伐邁向中期未來,抑或引向更大的經濟與金融動盪。我目前的評估似乎顯示,兩者機率分別爲65%和35%,前者較大,這讓人放心,但還不至於絕對放心,因此有必要對上述因素進行密切監測。
本文作者爲安聯集團(Allianz)首席經濟顧問,著有《唯一的選擇》(The Only Game in Town)一書
譯者/何黎
西洋參如果被裝在帶有美國國旗星條旗的盒子裏,就能在中國賣出更高的價錢。這使這種珍貴的藥用植物成爲一場貿易前哨戰的合適標誌,這場貿易摩擦可能會格外沉重地打擊美國心臟地帶的農業社區。
中國對華盛頓方面鋼鋁關稅發起的針鋒相對的報復,將影響大約30億美元的美國輸華產品。中方的關稅出爐之際,雙方都在爲川普政府威脅要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徵收關稅做準備。
美國貿易促進人士警告稱,中國的報復可能會打擊美國的大宗出口,尤其是大豆,其種植區域是美國心臟地帶各州,這些州的選民恰恰在大選時投票支援身爲紐約房地產開發商的川普。北京方面更有針對性的關稅很可能產生類似效果,而對中國造成的傷害要小得多。
在中國關稅名單上的128種產品中,近90種是高檔農產品,如干果、堅果和花旗參。另外32種產品涉及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和運輸所用的特種鋼材製品——這也是近年中國國有鋼廠大舉投資的領域。其他關稅目標是豬肉和廢鋁。
「每一種產品的規模都很小,貿易量不大,但它表明了中國的態度。如果美國要這樣搞下去,中國有能力回敬,」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高級研究員張茉楠表示。她指出,週日宣佈的關稅針對每年30億美元的美國對華出口,與美國每年向中國出口的140億美元大豆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憑藉這樣的針對性回應,中國似乎正試圖防止美國對電子和其他製成品(中國工業經濟的支柱)採取打擊面更大的行動。中國的特使劉鶴正與白宮官員們保持常態化接觸,以阻止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威脅要採取的行動——他不動手的前提是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減少1000億美元。
對大豆(中國食用油和豬飼料的主要成分)徵收關稅,最終將推高中國的通膨。相比之下,本輪關稅所針對的「特色產品」對較貧窮的中國人影響甚微,但可能打擊美國某些羣體。
以花旗參爲例。幾個世紀前,過度採挖使北韓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的亞洲參近乎絕跡。在眼光敏銳的耶穌會士注意到美國的林地有類似植物後,皮草貿易商,包括具有傳奇色彩的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向清代中國銷售花旗參,並由此發財。如今,野生參在美國的山林已很少見到,但人工栽培花旗參是威斯康辛州馬拉松縣140戶家庭的經濟支柱。
「西洋參」現在也在中國東北種植,得益於威斯康辛州種植者轉讓的種子和技術(該州是美國95%種植花旗參的產地)。事實上,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的人蔘生產國。但美國出口的花旗參相比中國種植的「西洋參」仍有30%的溢價,主要原因是品質更高。
「這是一件好事。我代表人參產業,歡迎對花旗參徵收關稅,」吉林省人蔘商會(該省是中國70%人蔘的產地)祕書長丁立起表示。「這對本地人蔘生產商絕對是一個大好機會。」
無論是碰巧還是精心設計的結果,對農業特色產品加徵關稅,在當年投票給川普的農村羣體產生了同針對大豆一樣強烈的衝擊波。在整個威斯康辛州,川普的得票率比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高出不到1個百分點,但在馬拉松縣,他以56%的得票率勝出,相比2012年共和黨候選人的得票率提高了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民主黨的得票率大跌。
對美國豬肉出口徵收關稅,有助於中國養豬戶,目前中國的豬肉價處於週期性低位。但此舉會對愛荷華州造成沉重打擊,該州佔美國豬肉產量的三分之一,美國駐華大使泰裏•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是該州的前州長。與2012年大選結果相比,2016年大選時共和黨在愛荷華州每個縣的得票率都大幅攀升。
與此同時,受中國關稅影響的杏仁和其他乾果和堅果是加利福尼亞肥沃但經常遭遇乾旱的中央谷地的主要農產品。儘管加州在整體上傾向於支援民主黨,但中央谷地的農場主踴躍投票支援川普。
譯者/和風
自3月22日美國簽署301備忘錄觸發「中美貿易戰」迫近的擔憂以來,中國國內輿論對於貿易戰的討論不斷深入,討論範圍由起初最集中的「如何反擊貿易戰」到如今的「怎樣避免貿易戰」,經歷了一陣喧囂後的貿易戰激辯,似乎越來越趨於理性。與此同時,中美官方在「和」與「戰」之間各留一半的口風,也讓人越來越預期,這場高調的中美貿易戰最終全面開打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談判桌上緩釋矛盾是大機率事件。
更進一步,當前越來越多的關注轉向了探求中美貿易戰出現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更多的討論繞不開一個出現頻率較高的辭彙「修昔底德陷阱」。那麼,導致中美貿易衝突的背後邏輯究竟是什麼?修昔底德陷阱背景下的大國博弈,中國應如何應對?
貿易衝突折射中美關係的變局
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戰折射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的中美博弈可能均有不同。從短期來看,去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再創新高,年底美國議會期中選舉,川普爲贏得選民支援,兌現選舉承諾,以貿易戰要價,作爲討價還價的籌碼,是合理的解釋。
從中期來看,全球化使得美國製造業主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製造業的工廠逐漸遷出美國本土,向東亞轉移,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二戰以來持續降低,美國製造就業人數連續50年下降。讓更多製造業企業迴流美國以帶動就業,是川普讓美國重振的希望所在。
而從長期來看,還有另外一種擔憂,就是中美貿易戰是美國對中國全面反制的開始,不僅在貿易領域,美國大打臺灣牌、北韓牌,對華鷹派人士全面上位,《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爲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均說明其對華將展開全方位的強勢抑制。美國對華態度的重大轉變,一種更爲深刻的認識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體現,即中美摩擦背後的實質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傳統衝」,無關乎川普,甚至未來無論誰出任美國總統,緊張關係都將延續。
實際上,中美關係的微妙變化,並非始於川普上任後的中美貿易爭端。可以觀察到,近年來中美雙方在討論雙邊關係之際,常常從批評對方開始:美方抱怨人民幣匯率受到干預,政府對於企業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實施不公平的補貼,以及中國對智慧財產保護不力;而中方則不滿於美方的管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准入實施限制等問題。
基於此,筆者在2015年FT中文網專欄文章中《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外交「非常態」》便提到中美外交已進入「非常態」的觀點。即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中美未來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筆者在2016年FT中文網專欄《中美非常態下的合作之難》中已經預期當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和被寄予期待的中美BIT談判很難有進展。因此,從本質上看,今年中美貿易衝突亦是大國博弈下兩國摩擦升級的體現。
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以應對
當然,非常態下,考慮到中美兩國已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智慧財產保護、網路安全等諸多領域有著很大分歧,當前美國越來越多的對華強硬人士上位,貿易戰黑雲壓境背景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越加值得警惕。在筆者看來,對待矛盾升級,中國目前採取的最佳應對方式仍不是直接對抗,而是管控分歧。
正如習近平所言「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雖然近年來中國發展迅速,在諸多領域實現彎道超車,但從人均和絕對GDP、創新機制、科研與教育能力以及軍事力量方面,中美仍有不小差距。且中國國內仍面臨防範金融風險與加快供給側改革的重大挑戰,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經貿壓艙石動搖,則很可能將中美關係帶入冷戰模式。外部衝擊可能改變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的中國經濟成長路徑,對中國而言絕非上策。
從這個角度來講,應對貿易戰與中美經貿衝突,仍要強調經貿合作是中美關係的穩定器和壓艙石。短期內,採取軟硬結合,審慎選擇回擊標的,並有禮有節的以同等程度的回擊爲宜,爭取最大可能的談判空間。在WTO框架下尋求解決途徑,並在全球範圍內,爭取越來越多的支援自由貿易國家的盟友。中長期而言,中國的上升勢頭很明顯,應加速改革開放,促進市場環境更加公平,加強環境、智慧財產、勞工保護,完善法律與監管等,不僅可以換來一定的緩和,既是外部訴求,也是走向國際舞臺中央的必經之路。
實際上,在筆者看來,上述改革目標符合新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原因在於:
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創新驅動發展是解決之道。近年來,外資企業對中國強制轉讓技術的抱怨加大;中國新四大發明備受追捧的同時,中國假貨和盜版產品也備受詬病。在筆者看來,以往以市場換技術雖然獲得巨大成功,但終究面臨瓶頸,如今高鐵、行動支付等諸多領域已經處於世界前列,未來中國終究要實現從跟隨到引領,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加強自主研發投入與提高自我創新能力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增強全球影響力與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亦需要提升對外開放程度。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將致力於更多的承擔國際責任,並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但近年來,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環境的抱怨有所增加,並表示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不如從前。在筆者看來,當前中國金融、服務業開放仍然有限,外資參與度不高,玻璃門、旋轉門普遍存在等,一定程度阻礙了中國市場開放的全球認可度,亦不利於引入競爭機制,導致國內企業坐享其成的情況在開放程度不高的領域存在,仍有改進空間。
第三,補貼企業推升宏觀槓桿率,不利於守住金融安全底線。近年來,外資企業抱怨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甚至民營企業的補貼政策打破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並造成了產能過剩。其實,在筆者看來,減少補貼確有必要,畢竟殭屍企業大量存在對於中國而言也造成了資金運用低效率,推高企業槓桿率等問題。未來推動國企改革,實現微觀主體地位一致,不僅是外資企業在華髮展的要求,也是打破中國資金軟約束,降低金融槓桿與金融風險的必要舉措。
與此同時,不光海外對補貼頗有微詞,國內近年來也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產業政策大討論,筆者亦在專欄文章《從「巨大中華」看產業政策之爭》中提到,在行業發展初期,國際競爭力較弱的階段,適當的產業政策能夠幫助國內企業快速積累技術、資金、人才以實現趕超。但在趕超甚至引領創新階段,產業政策的意義則非常有限。此外,尊重市場,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則是產業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
總之,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衝突升級只是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中美兩國進入大國博弈的一隅。考慮到當前中國發展實力、綜合國力與人均生活水準與美國仍有不小差距,在美國對華態度越加強硬的背景下,避免短期內對抗升級,對於鞏固改革開放成果仍十分關鍵。
同時,針對當前外資企業對華質疑比較多的領域,如智慧財產保護不足、政策法規透明化及市場公平性欠缺以及對外開放有壁壘等方面做出理性分析,並將之與中國新時代創新發展戰略,增強全球領導力目標,以及防範重大金融風險任務等結合起來,找到契合點,進行相應的改革,既有利於緩釋外部壓力,避免陷入或過早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於中國自身的實力上升,增加大國博弈的勝算。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4月2日一早,關於「中美經貿史詩大戰」的新聞刷爆了中國國關界的朋友圈。不同的是,這次不是關於川普對中國加稅,而是由人民日報公衆號所轉發的「深夜重磅」——財政部有關《2018年4月2日起我國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的決定。
決定明確提出「爲維護我國利益,平衡因美國232措施給我國利益造成的損失,我自2018年4月2日起對原產於美國的7類128項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徵關稅15%或25%不等」。同時檔案特別強調:「我國倡導並支援多邊貿易體制,對美中止關稅減讓義務是我國運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維護我國利益而採取的正當舉措。」 坊間戲稱,恐怕是爲了避免被川普誤以爲是「愚人節」玩笑,北京纔將如此重大的訊息擱在4月2日凌晨放出。
對此,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們或許會感到歡欣鼓舞,因爲「中國終於對美國出手了」。而自由(貿易)主義者則顯得憂心忡忡。他們擔心中國陷入到與美國曠日持久的經貿對攻中,不僅中止了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和平發展局面,同時對世界經濟產生災難性影響。
而在筆者看來,兩者其實都大可不必。如果不是孤立靜止而是辯證動態地看待此次「深夜突襲」,或許觀察者們將會認同:這本質上很可能是一次「以戰止戰」的行動,旨在以低烈度「鬥爭」求「團結」,避免中美關係出現更大危機和嫌隙。它雖然帶著一股「狠勁兒」,但本質上是一個自我剋制且積極善意的信號——北京期待著與川普最終達成「不打不相識」的「正反合」式雙贏結果。
用中共的思維理解北京的行爲:「前三十年」毛主義的外交遺產
外界要想準確理解北京的行爲意圖和深層動機,就必須熟悉中共的思維模式和認知基礎。中共立黨近百年,在漫長歲月中其意識形態幾經演化更迭,逐漸形成當下「三統歸一」的大勢。
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道統」自然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亦所謂「前三十年的傳統」。對當下的中國對美外交而言,毛主義最重要的遺產莫過於提供了一整套關於鬥爭的哲學理念與行動指南。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觀察者們不帶偏見地審視毛澤東,那麼他們應該能夠看到,這位曾被赫魯曉夫斥作「好鬥的公雞」的東方領袖,其鬥爭哲學內部其實蘊含著大量的自我剋制的有機組分,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等。和古人的名言一樣,毛澤東的話很多也都是前後兩句,看似矛盾、相互否定,實則辯證統一。因此理解時需要「扣其兩端而執其中,方可竭焉」;偏執一端則恐誤讀。
最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崛起、美國對華戒心的提升,一個舶來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國政界、學界成爲熱詞。它借古希臘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悲劇暗喻並警示霸權國與崛起國之間不可避免的「命定」之戰。從中國近年來對美外交的總體態勢來看,北京的決策者對該概念顯然有深入研究並內化於行動。譬如,中共「十八大」以後,對美外交在繼續積極主動的同時,也加強了危機管控與善意釋放。在美「商人總統」川普上任後,針對極有可能「擦槍走火」的經貿領域,無論是讓美方談判代表「喫驚」的中方主動提出「本國順差太多也並不好」的新觀點,還是雙方共同擬定、執行的「百日計劃」,抑或是川普訪華後興高采烈帶走的2535億美元大單與中國金融加速開放的承諾,甚至在安全領域,中國也在朝核等問題以付出巨大的代價堅決執行聯合國協議……中美蜜月大抵在兩國領袖聚首紫禁城的那一刻邁上了巔峯。
上述這些在中國政府和民衆看來,已經是對川普「仁至義盡」。然而,隨著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的出臺及其對中國爲「戰略對手」(rival)的明確指認,試圖在朝核問題上邊緣化中國的明顯企圖,尤其是觸犯中國紅線的《臺灣旅行法》的簽署,以及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3月23日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形勢急轉直下,讓中國從高層到民間沉浸在一種被利用而後出賣、被欺騙而又羞辱的失望氛圍中。
譬如,在美《臺灣旅行法》簽署後,一位在中國頂尖高校執教、極有影響力的資深學者曾在半公開場合不無感慨地談到:「(我們)以前判斷有誤,需要檢討。之前知道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的態度正在出現根本轉變,也感覺到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正趨於強硬,但沒估計到對臺政策的態度會出現這麼大的變化。下一步看川普政府如何處理高官互訪問題,如果真的放開高官互訪,中美將有一番激烈的較量。」而對該評論的大量點贊、轉發,則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政策精英羣體對中美關係的最新認知與動向。
川普一連串強硬的動作讓他們認爲,中國做了很多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工作,可該陷阱的規避歸根到底需要中美兩國相向而行;如果只有中國一方一味忍讓、妥協,則恐陷入「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而上述考量與輿情,既是此次北韓領導人「突然/意外」訪華之「外交反擊戰」的深層背景,同時也是此次「深夜突襲」之「經貿反擊戰」的根本肇因。
無獨有偶,中國國關學者們在美國也不乏「共鳴」與「知音」。一篇由美前高官撰寫、發表於頂級政策刊物《外交事務》的文章《清算中國:北京是怎樣讓華盛頓一廂情願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同樣成爲華盛頓政策圈熱議的焦點。對此,難道我們真的就要得出「中美漸行漸遠,大戰恐難避免」的結論嗎?且慢,且看中共的另外兩個傳統。
「後三十年」鄧小平的發展實踐與對美認知
在共和國的「第二個三十年」裏,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在繼承毛澤東革命主義傳統的同時,又續接上了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士人「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師夷長技」的傳統。所謂「開放」,主要就是對西方開放,而「西方」的核心自然是美國。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共、中國政府策劃了一系列活動以紀念改革開放,併爲未來的發展道路堅定方向。這一點中國不會動搖,世界也無需擔憂。因爲但凡今天活著的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少、貧富、左右,客觀上都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而主觀上,「改革開放好」也是絕對的主流認知。在這個讓中國翻天覆地「富起來」的歷史進程中,美國所扮演的角色,總體來講也是正面的,對中國的益處是主流,危害是支流。不僅如此,中國選擇了迥異於蘇聯的道路——不是另起爐竈,搞經互會、華約,而是積極主動地融入(西方)世界,面對重重責難和阻撓鍥而不捨地要求「復關」、「入世」。如今事實雄辯地證明,中國走的開放-融入、改革-進步的道路是成功的,是有益於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十三億人的整體脫貧,不僅是人類人道主義事業的進步,也爲全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與機遇。
正是基於上述考量,中國官方對川普的具體經貿政策加以批評、抵制,但對中美關係則一貫抱有極大之期望,同時堅定支援全球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
就在4月1日,就在財政部發文的同時,中國《人民日報》在第三版要聞版發表《挑起貿易戰讓全球貿易整體受損》,借國際輿論批評美國單邊貿易保護主義舉動來闡述中方的一貫主張與立場。而在第五版則發表評論《將新時代改革進行到底:全面提高黨領導改革開放的能力》,再次重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既定方針政策。任何對中共宣傳紀律、策略及政策形成過程有一定了解的觀察者們都不會將此與財政部發文的行爲割裂來看。而一旦聯立,人們就不難解讀出其中的深意:「你要戰,便作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但「戰」不是目標,只是手段——是迫使對方在付出一定代價後,經過成本收益風險覈算重新制定策略,放棄進攻,重回談判,最終實現握手言和的工具。
而單就中美關係而言,鄧小平充滿中國式辯證智慧的認知也同樣影響深遠。1975年8月6日,他在會見美國議員訪華團時指出:「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就談到中美兩國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二十三年的隔絕中,我們也沒有改變這個觀點:兩國人民總是希望友好的。」鄧小平傾向於強調的是:中美兩國之間既有差異也有共同點,總體上是合作大於衝突,利益大於分歧;因此要將「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靈活運用到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上。理解上述觀點及其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影響,觀察者們就明白,上次中美海湖峯會上中國國家主席有關「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的論斷當屬發自肺腑,而非外交辭令,更非「迷惑美國人民」的虛言。
三千年儒學文化的積澱
說到「和」,就不得不提到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道義思想與政治實踐。假定從「周公制禮樂」開始算起,儒家從濫觴至今已有三千餘年。
儒家思想曾一度被中共批判並試圖清除,但近幾十年來,其影響力與日俱增,足見生命力之頑強。當前的中共領導人,有可能是其所有同行中在中華古典(儒家)文化上涵養最深同時也最爲推崇的一位。在向世界闡釋其治國理政方略時,他偏好引用(儒家)經典,或者是「儒化」的典籍。譬如,他很可能是兵家典籍《司馬法》的推崇者,尤好其中有關仁義理念與正義戰爭辯證關係的條目,譬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又如「以戰止戰」等。如果說前者被他引述用來論證「(軍隊)準備打纔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捱打」,那麼後者則是對毛澤東「以鬥爭求團結」的另一種表述。
在一個幹部內部日常學習中不斷加入儒家傳統「和合」理念的執政黨領導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中國,將更有可能在其主流體制裏內生出制約社會上「(極端)民族主義末流與衝動」的新思想、新規範、新「政治正確」。而這種思想意識上的自覺與組織上的準備工作,或許能夠爲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整個亞太地區和平的維持、繁榮的推進貢獻正能量。
簡短的結語
綜上所述,如果華盛頓能夠準確理解北京的用意,然後「見好就收」,中美還是朋友、戰略伙伴,不打不相識,打打更健康。反之,如果誤讀誤判,即要麼誤以爲中國已經對美採取全面對抗之策、欲成爲「第二個蘇聯」,從而陡增敵意,並全面啓動對華遏制戰略,那必然會走向「右傾教條主義」的老路。又或者,誤以爲中國「底氣不足」,不敢當真抵抗從而產生機會主義動機,那麼也同樣會走上「左傾盲動主義」的歧路。殷鑑不遠,勿謂言之不預。
在前幾日北韓最高領導人訪華一事上,川普應該已經領教了其中國同行不動聲色的雷霆手段。現在,又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擺在美國面前,究竟是正確接收信號,與中國相向而行,還是視而不見、一意孤行?讓我們拭目以待。
(注:作者是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近期美國開始宣佈對中國價值500-600億美元的產品徵稅,中國國內上下一片譁然,「貿易戰」成爲政策討論的焦點。事實上,早在年初美國宣佈對太陽能板和洗衣機施加關稅時,貿易糾紛已經出現苗頭。只是到了後來的鋼鋁糾紛,再到最近的一攬子商品徵稅,美國人對於貿易逆差的諸多措施出乎了不少人的預料,就連諸多諾貝爾經濟學家都表示難以理解。
筆者認爲,這一場貿易戰本身是損人不利己的。以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最大的三十種產品(約貢獻了順差的百分之五十)爲例,基本上由兩類產品組成:一是電子和設備類產品如手機、電腦,二是拉動密集型產品如玩具。對於前者而言,中美已經深深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任何單方面的徵稅都會對供應鏈產生影響,雙方都不會好過。對於後者而言,鑑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大約是中國城鎮勞動力成本的超過六倍,顯然已經早已不是美國的比較優勢,即便限制中國也難以讓相關產業轉移至美國。更何況,美國在對宣佈施加關稅的時候,已經對墨西哥、加拿大、歐盟等區域實施了豁免,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弱化了關稅對貿易逆差的影響。許多學者也已經指出,美國下游產業會使用大量中國進口的中間品,強加關稅造成的價格衝擊會對美國本身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既然貿易政策的「離譜」是如此顯而易見,川普的龐大智囊團隊又如何不知?他爲何又要強行推動這一系列貿易政策呢?
理解這一點,就需要把貿易政策與美國這一段時期以來的國際戰略結合在一起觀察。如果仔細回顧川普從上臺以後的政策走向,其實不難看出他的貿易政策與之前的一系列其他政策宣告存在相當的一致性,那就是在不斷的對中國的高科技技術發展提出刁難與挑戰。事實上,中國近年來的科技進步有目共睹。儘管目前的人均收入遠遠低於美國,但是在世界100強內,中國在家電、通訊設備、網路等領域已經擁有一席之地。儘管中國在半導體、醫療器械等領域仍有所不足,但這些短板都已經成爲重要的產業政策方向納入中國的「製造業2025」戰略。如果任由中國繼續強化這些高科技領域的發展,那麼美國擁有比較優勢的科技領先地位將會受到挑戰。以美國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僅僅是對世界的貢獻,而可能威脅到美國本身的世界領導者地位。最近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介紹了一篇美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2004年的文章,核心思想就是在講這一點。當中國的技術進步出現在非傳統比較優勢領域之時,比較優勢逆轉將使美國的生產以及出口受到打壓,從而抑制其經濟發展。確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進步,已經超過了美國的想像。
在這一背景下,川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的是針對中國技術崛起。在經濟領域,原本已見曙光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就再次停擺,尤其是對中國激增的對外投資尤其是國有企業主導的高科技領域的併購表現出擔心。與此同時,美國強化了對中國智慧財產問題更多責難,試圖強化投資審查以限制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敏感的高科技領域。即便是在最近的貿易戰,美國試圖增加的進口限制也集中在高階製造業領域,包括航空航天、資訊通訊技術、機械等產品,其目的應當是促使相關產業重新轉移回美國本土。在非經濟領域,美國也傳出將降低中國的赴美學生簽證,一個極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限制中國求學美國的科學領域,阻止向中國的知識外溢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把這一系列政策都迷惑式的安置在「美國優先」策略框架之下,但是所有這些政策對就業、貿易逆差的影響其實並不會特別明顯,反倒是對中國的高科技發展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後一點,顯然纔是川普團隊的真正目標。
因此,在中國回應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回應之時,也決不能就經濟效應本身評估政策措施,必須充分認識到美國抑制中國高科技發展的戰略意圖,在更大的國家整體博弈和國際戰略框架下進行思考。最核心的一點,中國的技術發展決不能停滯,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加強對製造業短板的政策激勵,仍然應該是目前政府政策的主導。在中國經濟經歷四十年高速成長以後,傳統的依靠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難以維繫。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企業用工成本逐步提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消失,許多產業都在向東南亞等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成爲繼續推動成長唯一的出路。在這一過程中,創新是最爲關鍵的條件。在這一背景下,儘快學習歐美國家的先進技術經驗幾乎是必然的選擇。因此,本次針對貿易戰的應對應該以保證中國的先進技術的發展爲基本出發點。爲此,以下經濟層面的建議可供政策制定者參考。
第一,針對貿易戰本身,需要針對高科技的產品採取強勢措施,由於目前的高科技公司大都深深地融入全球價值鏈之中,美國對相關出口的限制目的應該是引導相關企業轉回美國本土。就這一點,中國不妨對相關高科技企業進一步減稅並出臺相應的產業政策,抵消掉川普的關稅政策。同時,應努力將貿易戰的絕大多數鬥爭引向非科技類產品。
第二,在美國加強限制的情況下,努力拓展向其他區域的技術型產業併購,例如歐盟。儘管歐盟內的德國和法國對中國以國有企業爲主體的海外併購諸多不滿,但是里斯本協定以後,歐盟的對外投資政策必須在歐盟層面來統一管理,所有單個國家都無法獨立出臺針對第三國的投資協定。這雖然增加了中國與歐盟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難度,但同時也提升了歐盟出臺整體層面的投資審查政策的難度。這顯然給了中國更好的併購收購歐洲企業的機會。此外,向印度、以色列等一帶一路國家的技術併購也應是中國未來的重要方向。
第三,針對美國的攻勢,在非重要的技術領域和其他貿易領域,不妨有所讓步。例如,可以適度增加從美國的產品進口,尤其是天然氣和農產品,從而平衡中美貿易逆差並緩和美國內部的就業壓力,爭取更多爲中國說話的內部聲音。同時,適度開放國內市場尤其是金融業,這本身也有利於國內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促進資源更加有效的流向具有潛力的新經濟企業,提高整體中國經濟的發展效率。
第四,放開高科技領域的人才引進,尤其是海外人才。在當今資訊社會,抑制科技發展已經非常困難,中國需要趁美國還沒有進行人才限制的時候,放寬高科技人才的移民限制,對於符合要求或者有潛力的科技人才,打開方便之門,鼓勵優秀人才來中國傳播技術以及知識。
中國面臨的不是一場簡單的貿易戰,而是真真切切影響長期發展的技術戰。儘管中國的智慧財產爭議並不是一個新議題,但近年來自歐美髮達國家的壓力升級,筆者認爲本質上是源自中國在科學發展上的進步。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外部壓力必然有增無減。因此,紮紮實實的提升科技水準和進行產業升級,繼續推動和改進現有的技術創新政策,纔是應對美國技術戰的根本戰略。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近日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有關智慧財產的301調查出爐,指責中國政府強制外資企業轉讓技術和智慧財產,對美國造成了每年500億美元的損失。因此擬推出針對中國的三大組合拳:對中國的航空航天、資訊通訊和機械行業共計600億美元的產品徵收25%的從價稅,在WTO起訴中國的歧視性技術許可做法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幾天之後,媒體透露美國政府考慮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遏制中國在美收購敏感技術,如半導體和5G等領域。美中貿易戰一觸即發,引起全球股市大幅波動,中國朝野上下更是全民熱議如何贏得這場貿易戰。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不是針對中美貿易現狀的一場鬥爭,而是一場瞄準十年後中美科技與貿易角力的序幕。
此次貿易戰與以往的鋼鋁產品貿易摩擦最大的不同是針對中國的高階製造業,劍指《中國製造2025》。中國目前在這些行業並沒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相反美國在這些行業和中國有著不小的貿易順差。然而在中國加入WTO之前,誰也沒有料想到中國能在短短十幾年間成長爲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未來十幾年間,中美之間的貿易很可能不再是襯衣換飛機,而是飛機換飛機。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傳統的由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逐漸失去,美中貿易格局將由目前遵從比較優勢的行業間貿易進入到由規模和技術優勢驅動的行業內貿易,也就是說在同一行業內的不同產品間的競爭。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科研投入和產出都有了極大的提升,中美技術差距顯著縮小。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最新發布的《2018年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顯示,在2000-2015年間中國研發投入年均成長超過18%,R&D佔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89%提高到2015年的2.07%,同期美國這一指標從2.61%微升至2.74%。中國授權專利數量也由2000年的6446件上升到2016年的322484件,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中國在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同行評審學術期刊中發表論文也穩步上升,數量佔世界論文總數比例從2006年的12.1%升至2016年的18.6%,而同期美國佔比從24.4%降至17.8%,中國躍居第一。不過美國仍然在高引用率論文的數量上領先。
技術進步提升了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全球通訊網路設備市場上,華爲已經超越愛立信和諾基亞,成爲世界最大的通訊網路設備製造商,同時在5G移動通訊系統的設計上與三星、高通分庭抗禮。2006年成立的創業公司大疆,今日已經成長爲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的領頭羊,在北美佔據一半以上市場份額。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所取的成就也是世界矚目,特別是高鐵已經成爲中國的一張名片。阿里巴巴支付寶和騰訊微信正在迅速地將中國帶入無現金社會,在行動支付領域,中國的步伐無疑比歐美髮達國家邁得更大更快。
此次美國發動針對中國高階製造業的貿易戰,體現了一部分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們對中美技術差距縮小的擔憂。已逝經濟學泰斗保羅•薩穆爾森早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如果中國在美國傳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裏如高階製造業技術進步加快的話,中美之間的貿易將不再是襯衣換飛機,而是飛機換飛機,因此美國的比較優勢會被削弱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進而使得美國經濟和人均收入下降。
近些年美國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裏對美國公司的併購和投資都變得愈加敏感。今年年初,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以威脅國家安全爲由否決了螞蟻金服收購速匯金的申請。2017年底川普政府公佈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視爲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強調要在經貿、投資等問題上加強對美國經濟利益的保護力度。目前來看,美國政府正在利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策劃針對中國在高科技行業對美投資和併購的進一步限制,目的與智慧財產301調查一致,加強智慧財產保護,防止技術洩漏,並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
回顧一下美日的貿易戰歷史也有利於我們分析美中貿易戰今後的走向。日本在二戰後經濟迅速起飛出口猛增,在1960-1990年的三十多年間和美國發生了多次貿易摩擦:六十年代是紡織品,七十年代是彩電、鋼鐵和汽車、八十年代是匯率和半導體,之後是結構性貿易障礙。美日貿易戰的歷史過程清晰的顯示,隨著日本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演變,引發貿易摩擦的領域從輕工業、重工業逐漸演變到高科技產業,再到金融和宏觀領域。歷史是如此的相似,美中貿易摩擦也經歷了紡織品、鋼鐵和光伏等產品,而如今美國的矛頭已經瞄準了中國未來的高階製造業。
美中技術差距縮小的事實和美方的技術封鎖將促使中國創新模式的改變:從學習模仿到自主創新。過去中國距離世界技術前沿比較遠,學習模仿和技術轉移的回報也高,智慧財產保護也不重要。但目前來看,由於技術差距縮小,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學習模仿也變得異常敏感,因此自主創新的重要性越來越高。中國科研創新的軟肋在於智慧財產保護比較薄弱,但現在中國創新型企業如阿里巴巴和騰訊這樣的世界級企業也越來越多,迫切需要加強智慧財產的保護。
科技自主創新纔是中國打贏這場持久戰的關鍵。在科研和技術創新領域,中國具有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天時、地利、人和」三項優勢。第一個是「天時」:當前中國經濟的產業鏈比較完整,製造業覆蓋面全,因此中間品和配套產品很容易獲得,創新相對容易取得成功。第二個是「地利」:中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曾指出,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得一國企業擁有規模遞增優勢,從而使得平均成本下降而具有國際競爭力。這兩大優勢能夠縮短研發到商業化的孵化時間並實現利潤。第三個優勢是「人和」,即人力資本。2014年,全球頒發超過750萬個科學和工程專業學士學位,中國佔22%,僅次於印度,而美國僅佔10%。雄厚的人力資本是科技自主創新的基礎,是推動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升級的力量。
目前中美雙方已經開始就貿易摩擦進行談判,很多人認爲,美中貿易戰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然而在筆者看來,這場貿易戰或許僅僅是中美長期科技和創新角力的開始,一切還遠未結束。無論今日的美中貿易戰如何收尾,它一定已經深深觸動了中國領導人和政治經濟精英們。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全球化進程不會僅僅是和風細雨,也會有暴風驟雨,爲此中國將不得不加快科技進步和改革開放的步伐。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趙洪巖爲廣發證券(香港)高級經濟學家,盛柳剛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國宣佈將對豬肉、水果、堅果和紅葡萄酒等美國進口食品加徵最高25%的報復性關稅,以回應川普政府針對鋼鐵和鋁進口徵收新關稅的舉措。
根據中國財政部週日晚在網站上公佈的一份聲明,從週一起,中國將對原產於美國的128種產品加徵關稅,以「爲維護我國利益,平衡因美國232措施給我國利益造成的損失」。
聲明指出,此次稅率調高幅度最大的是對美國廢鋁和各種冷凍豬肉在現有進口關稅的基礎上再徵收25%的關稅。此外,還將對數十種美國食品(包括櫻桃等鮮果和乾果、杏仁和開心果等堅果、以及葡萄酒)和多種鋼筋加徵15%的關稅。
這份清單與北京上月提議的措施相一致。當時中國政府表示,計劃對30億美元美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這一回應被認爲是相對有分寸的,因爲它沒有包括大豆等美國主要出口產品。去年,美國向中國出口了約140億美元的大豆。
最新宣佈的這份關稅清單是對川普政府3月初宣佈的鋼鋁關稅的報復,而不是針對川普在3月晚些時候作出的對高達6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徵收25%關稅的承諾。這意味著北京未來可能會做出更強硬的回應。
譯者/何黎
中美貿易戰,兩國利益發生碰撞。如果可以從更長的眼光來審視,貿易戰背後其實涉及更多制度層面調整,財稅即是其中一端。
美國稅改如同亞馬孫河邊熱帶雨林中的那隻蝴蝶,雖然稅改對於美國經濟帶來的數據改變並不起眼,但卻已經在全球醞釀了一場風暴。在各種聲音中,中國已經邁出實質性一步,減稅應該繼續。
2018年3月,中國國務院宣佈,從2018年5月1日起,實施以下深化增值稅改革措施:一是適當降低稅率水準,將製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從17%降至16%,將交通運輸、建築、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11%降至10%;其次是統一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標準,最後退還部分企業的留抵稅額。
美國稅改,中國減稅,從何說起?
首先,川普減稅舉措令美國企業界歡欣鼓舞,也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比如說日本等國已經宣佈會跟隨減稅,而歐洲也備受影響。從目前數據來看,歐洲其實有相當大的減稅空間,像法國、比利時等等國家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都十分高昂。傳統上,歐洲的失業率市一直系統性地高於美國,除了勞動法規等因素之外,稅收過高,導致企業不願意資進行設備支出等等,也有一定關聯。毫不奇怪,川普減稅方案,對於其他發達國家都會有所壓力——他們如果不減,他們可能會流失一些企業和商業機會。
那麼對中國是什麼影響?在談論美國稅改影響之前,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中國財稅改革的狀況。
中國也有過成功的拉弗實踐
回顧中國的稅收變化,可以發現中國也有過成功的拉弗實踐,尤其體現在1979年~1995年間。從1979年到1998年,以實際稅率來考察,也就是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可以發現與拉弗理論存在吻合之處: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稅率持續降低,從接近29%降低到了最低點11%,那麼如此巨大稅率降低,並沒有妨礙中國的財政收入呈現出高速成長的態勢。在這一階段中國稅率的降低被稅基的擴張所抵消,財政收入仍然是快速擴張的。
這一態勢到了1996年之後發生變化,隨著分稅制改革的推出戛然而止。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公共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直線上升,上升頂點直到2012年。可以看出,在中國經濟高速騰飛的階段,也就是2007年之前,中國的稅率與中國的GDP同步上升;但是到了2008年之後,中國稅率繼續上升,而GDP增速卻在不斷下滑,進入後拉弗實踐。按照拉弗曲線說法,這暗示中國的稅率能是已經過了最佳平衡點。
中國稅收高不高?從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稅率已經超過了新興國家的平均值,雖然仍然低於OECD國家,但的確是超過了跟自己收入相當國家的稅率水準,而且這還不包含龐大的收費等預算外收入。
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稅爲什麼會這麼高?一個問題是存在重複徵稅,尤其在企業層面。中國同時徵收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很少國家會同時收增值稅和所得稅。同時,中國稅收也有一些設計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徵收增值稅的過程中間,對於企業的各種薪資開支是不予抵扣的。對此很多財稅專家有過爭論,其結果就是會引導企業以資本來替代勞動,不利於就業市場。值得一起的是,中國特有的五險一金、土地出讓金等等收費項目,也讓企業的稅負比名義稅負更高。
企業稅負問題之所以重要,與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真正挑戰有關,這就是中國投資回報率過低的狀況。對比這些年中美之間資本回報率數,可以看到美國是比較平穩的保持在8%~12%之間,目前接近11%;而中國投資回報率卻從16%降低到了4.5%。這種降低的背後有非常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國的資本過度投資與資本過剩,但毫無疑問也與企業的稅負過重相關。
中國投資回報率降低,導致什麼後果?首先,民企的投資增投資增速快速走低。過去十幾年時間,民企投資成長速度高達30%~50%,而現在卻降低到了個位數。以2016年投資成長的構成來看,整個固定投資成長速度有8.1%,但民企的投資成長速度只有3.2%,而國企的投資成長速度是19%。
其次,企業沒錢的第二個後果,就是中國的就業成長速度的下滑和居民消費的不振。當中國企業沒有大規模的僱傭人手,沒有大規模地爲爲了爭奪工人手而加薪的時候,居民的收入增速就會降低,消費增速自然也就沒有那麼高。
如此情況之下,我們應該反思,中國怎麼樣才能夠取得真正經濟發展?思考這一問題的一個可能角度,是把經濟成長視爲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過程。這一邊界的擴張需要企業作爲主要的探索者,去探索怎麼樣才能改善生產流程和技術水平,來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
中國依靠什麼提升生產可能性邊界?
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而言,其成長動力更多來自於趕超,其巨大的後發優勢(距離全球生產可能性邊界的距離)決定了它們有潛力取得快速成長。從戰後經驗來看,透過外向型經濟政策、經濟自由、穩定政經環境,後發國家最近五十年出現過不少成功趕超案例。在每一個技術可轉移性的行業中,後發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具有的巨大優勢,只要滿足上面三個條件,都能夠幫助後發國家融入全球經濟分工鏈條,並取得生產效率的快速提高。
審視中國的發展經驗,同樣是受益於外向型經濟政策、經濟自由和穩定政經環境。中國目前已經被視爲美國之外的最大經濟體,但考慮到綜合實力等因素,中國經濟仍舊有不少改善空間。筆者的換算來看,其實中國綜合國力排名還是在第五位,對比美國還是有不少差距。
也正因此,回到中美貿易戰以及美國減稅問題,歸根到底,中國是需要提升自身經濟成長潛力,來應對川普減稅的衝擊波。具體怎樣做?我認爲有兩條措施。第一條是中國應該以增強經濟競爭力爲核心考量。要達到這點,歸根到底是要真心實意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一過程應該讓企業而不是政府去承擔企業家功能,探索怎麼樣最快地去改善經濟效益與創新水準。其中最爲重要的具體環節,就是需要讓國企與民企展開公平競爭,破除國企得到的政府擔保與資源傾斜,與此同時去鬆綁國企的各種負擔,讓國企真正成爲一般法人意義上的企業。
其次,既然我們已經確定,企業尤其是民企投資意願下降是中國經濟效率降低與投資回報率降低的相當重要的組成環節,那麼增強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相當清楚。當前經濟形勢下,毫無疑問就是不管有沒有川普減稅的壓力,其實都應該千方百計地降低企業的稅負。只有企業能夠輕裝上陣,才能夠增強他們的競爭力,才能夠提升投資回報率。
如果更一步追問,中國要怎麼樣才能夠減稅,那麼需要重新塑造政經環境,讓公共部門尤其地方政府不再有那麼強烈的慾望去擴張、花錢。如果公權力總是有強烈的慾望去花錢,必然會有強烈的慾望去收錢。而如果沒有降低企業稅負、增強老百姓開支能力,增強競爭力自然是無源之水。可能的方式很多,讓國資起到它應該起到的作用,去爲社保做出應該有的貢獻,來降低當下社保的壓力;其次,要減少地方政府以投資來求政績的動力,相應地應該放棄GDP增速目標,簡政放權,合理政府績效考覈等等。
最後來看,經濟競爭力主要取決於能否提供企業家精神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的環境,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自由得到確實保護與尊重。這是中國當下更緊急的課題,也是回顧美國減稅歷史給予的教訓(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部分內容來自作者清華民智研究院/上海黨校等地演講。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公號《徐瑾經濟人》,知識星球《經濟人讀書會》)
美國宣佈600億關稅的時候,我正在杭州,一個人晚上無事,去看了漫威的超級英雄電影《黑豹》。電影講的是,多年以前,一塊隕石掉到了一個原始部落。隕石上的振金金屬,是一種自帶科技的神奇金屬,於是,原始部落的科技得以飛躍,壓倒性的超越了目前地球上的任何國家。但是,原始部落在擁有高科技的同時,仍然是國王統治制度。由此也造成了電影中的一系列衝突。當然,電影的結局總是好人戰勝了壞人。
我們再來把振金故事的設定改變一下,假設振金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學習、使用這種技術的人,都會有飢餓感、會減少十年壽命。那麼,當今哪個國家,承接這種振金技術的效率最高,可以一躍成爲世界科技強國?顯然,這就是低人權優勢。這就是一個北京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的故事。如果這個國家,像電影中那樣,要去拯救世界上的勞苦大衆呢?
講完故事,書歸正傳,還是回到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的第一層意思是貿易,即商品的流動,人的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流動也是技術擴散的過程。
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後,中國製造業尤其是出口相關的製造業快速發展,中國成爲世界工廠,這一經濟現象的實質是技術擴散與技術承接。出口的實質是參與國際分工,國際分工背後則是技術擴散:FDI、進出口、世界工廠都是技術擴散的結果。
承接技術轉移過程,本質上是市場起作用,但中國的特殊之處則在於強大的政府主導。一般而言,政府主導是低效的,但在承接技術轉移的大背景下,因爲承接的是成熟的技術轉移,已經過市場甄別,承接技術一方已經知道高速公路、地鐵、發電廠、水壩、核電站、紡織廠、鍊鋼廠、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場的技術和經濟合理性,所以,不需要市場進行方向性選擇,只需按既定明確的方向進行高速擴張。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強勢主導的一些特點,如:集中力量辦大事,產權弱約束,不追求市場效率,忽視風險,乃至低人權,就成爲了承接技術擴散的優勢。政府強勢主導和市場化的結合,的確非常適合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
在全球化體系中,技術轉移的形式很多,可以是合法的智慧財產轉讓,甚至竊取,也可以是合資建廠,外資企業技術人員跳槽,留學生等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些形式,在全球化體系中,西方國家透明、高效的學術評價體系,實際上向中國輸送了學術評價功能。比如,在國外期刊上發表文章,國外的學術頭銜,在中國的科研體系中是有效的,這保證了國內學術方向的正確性,學術人才評價的客觀性,從而避免李森科式的意識形態學閥,也避免了當年錢學森畝產萬斤這類唯長官意志的論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創新,受益於西方國家的學術體系,以及保障這種學術體系的民主、法治。
技術創新是市場經濟皇冠上的明珠。從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也是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與法治的結晶。所以,中國透過參與國際分工,既能發揮低人權的優勢,又享受到了西方民主與法治的紅利。
自由貿易的第二層意思是自由。自由貿易,自由在前,貿易在後,先有自由,再有流動,本就有意識形態的含義。而且,自由的要素流動,會帶來意識形態的擴散,導致參與貿易的各方的觀念趨同。於是,自由滋生貿易,貿易促進自由,自由保障整個貿易體系的安全。
自由貿易保證安全,還有經濟層面的機制。在國際大分工的背景下,市場導向、利潤導向、比較優勢導向,各國必然會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局面,經濟上的綁定就會很緊密。比如,波音飛機的零組件由70多個國家的545家供應商生產。這就保證了整個貿易體系的安全。
那麼,如果貿易變得不那麼自由呢?毫無疑問,自由貿易帶來的意識形態趨同效應,沒有了。這也無需多言。其次,自由貿易保證安全的經濟機制,也沒有了。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優勢學說認爲,國際貿易可以使一個國家在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大幅度提高生產率。但薩繆爾森提出:透過國際貿易,一國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也可以意外地提升了生產率。這個時候,兩國間的比較優勢差異不再存在,國際貿易變得沒有必要。但是,原本在這個領域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國家,受益了,卻永損他國的利益。通常來說,按照市場原則,一般來說,一國的資本是不會投入到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去參與國際分工的,因爲沒有優勢,會虧本。退一步說,即便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也會提升生產率,甚至達到和其他國家一樣的水準,但這個過程必定是緩慢的。但是,當國家的產業政策、財政補貼、非市場化的手段廣泛的、高強度的介入,卻可在短時間內達成這個目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鐵。強勢的劉志軍以控制整個鐵路市場的威力,壓制德國、日本相關企業,強勢的促進技術的轉移和承接、以及隨後的逆向工程與創新,一舉使中國高鐵成爲世界第一。
這種逆比較優勢的行爲會有什麼後果呢?
著名的科幻小說《三體》中有一個「安全聲明」的概念,簡單的說,就是自我剝奪飛向宇宙的能力,讓別人相信自己沒有危險。在現代政治理論中也有這樣的安全聲明,那就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理論。雖然理論只是理論,但一定程度上,這仍然是一種現實的安全聲明。國際貿易、全球化,使得這種聲明更加可靠。
在今天全球化、國際大分工的背景下,在市場導向、利潤導向、比較優勢導向下,參與國的專業化分工只能導致各自加強其原來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自廢武功」。日本沒有GPS、荷蘭沒有CPU,美國沒有光刻機、英國沒有手機晶片、加拿大沒有核技術。這實際上是在發表安全聲明:「我始終相信世界是和平與發展的,我與世界始終不分離,不孤立,不對抗」。所以,不追求完備的工業體系,市場化的進入全球化分工,這是自由貿易之下,形成的安全聲明。
反之,如果看重、強調建設國內完整的工業體系,不是以市場導向、利潤導向,而是用政策、財政補貼去扶持弱勢行業,比如裝備業、半導體行業中的弱勢領域,計劃建立完整而強大的工業體系,那麼,這種方式就是在準備「我要獨立於你們而生存」。
此次貿易戰成爲輿論熱點之後,網上有一篇文章列舉了世界上其他國家掌握的,而中國還沒掌握的核心技術,文章本意是想表述中國還離不開世界,但再想深一層,預示的意義深刻。首先,這種對比是不恰當的,因爲是拿中國與世界相比,但是,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恰當的,因爲中國對標的從來都是世界。
再舉一個例子,光刻機,是整個半導體行業的基石,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現代文明的基石。但是,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光刻企業,而中國人熱衷於發展自己的光刻技術。不管是在知乎,還是在軍迷網站,光刻機都愛國青年的熱點所在。
那麼,以非市場的行爲參與國際貿易,這不僅是對WTO全球分工的不信任,本質上與自由貿易是衝突的。而且,更是對整個和平與發展判斷的不信任,與對潛在衝突的準備。這就是不安全聲明。更何況,中國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內的民族主義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大國中,求戰心情最切的人羣。此外,還有孔子學院、「銳實力」的諸多行爲。
行文至此,可以總結一下了。透過有控制的參與全球貿易,中國承接了大量的技術轉移,同時,國內創新體系,也受益與西方的民主與法治制度。與此同時,在政府控制下,透過非市場的方式,全面逆比較優勢而行,實現趕超。同時,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特性。這一切放在中國身上,顯然,就是一份「不安全聲明」。
那麼,站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角度,這一過程不應持續下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此次貿易爭端中,美國人說得最多的是技術。
這一次中美分別給出的增加關稅清單中,美國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中國主要集中在農產品。有人說,從這份清單那看,美國是一個農業國,出口農產品,而中國是一個工業國,出口的是工業品。這種解讀當然是錯的。美國的這份清單,一方面是保護自己國內同類產品,避免他們遭遇中國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作爲技術更先進的國家,高關稅使得在中國生產的這類產品在美國市場缺乏競爭力,這就使得資本不會選擇到中國來進行生產,再出口到美國。這就避免了因爲資本流動、合資建廠等方式導致的技術轉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西方有兩個戰略,第一是冷戰,第二是自由貿易。在中國人想著以市場換技術的同時,美國人想的是,用技術換意識形態。這正好是前面所說的自由貿易的兩個效應。現在,冷戰成功了,而後一個戰略失敗了,不但失敗了,而且,被兩國間因爲貿易產生的經濟利益綁定、掩蓋,並穩定下來。以至於祖克柏可以在辦公室放一本紅書,不用有任何公共形象上的擔心與顧慮。在上世紀60年代,這是不可想像的。整個西方戀戀不捨低人權優勢產出的廉價產品,中美精英共治中國勞工的模式,讓西方精英欲罷不能。這個時候,美國人選出了川普。川普或許本無意於意識形態,但是,他身邊具體的政策制定者未必如此,更重要的是,一旦經濟利益綁定被打破,或者減少,資本的貪婪被長遠的考量壓制,原來被利益掩蓋的根本性的意識形態衝突就會重新冒出來,目前貿易模式所蘊含的對西方的不安全性就會被人審視,世界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均勢上。
所以,即便短期貿易戰能夠得到和解,從長遠來看,這種有控制、非自由的貿易模式,是不可繼續下去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閆曼 [email protected])
經過了一年多大部分爲耍花槍的貿易戰之後,川普政府開始動真格了。他先是以國家安全爲由,宣佈對全球輸美鋼鋁徵收關稅,隨後又威脅要對中國侵犯智慧財產的行爲採取行動。
對於其他大型經濟體——最明顯的是中國和歐盟,以及關鍵貿易伙伴和像南韓這樣的盟國——此舉爲經濟外交開創了高風險動作。在與一個由川普這樣反覆無常的人所掌管的政府打交道時,人們往往忍不住地想要滿足他的所有要求,或至少給他點他能當作一場勝利去吹噓的東西,從而換取關稅豁免,並寄希望於他會放過這件事。
這種戰術策略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最需要說的是,用永久性讓步換取暫時的放鬆不僅是一條危險的路線,而且,決策層對事態的短視實際上更可能導致這種情況重演。
作爲美國第三大鋼材進口來源,南韓在與川普討要豁免這件事上可能走得最遠。首爾已同意對2012年生效的韓美雙邊貿易協定的部分內容進行修改,包括擴大美國汽車進口配額,以及再給美國20年時間逐步降低卡車進口關稅。此外,南韓還承諾將鋼鐵出口限制在近期水準的70%。
前兩個讓步相對無害,美國甚至用不完現有的汽車配額。但鋼鐵出口這條可能會造成更多的破壞性影響,它將全世界帶回到1980年代的「自願出口限制」時代。首先,根據1990年代商定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這種限制是非法的,且可能引發更廣泛的貿易衝突。其次,如果一個鋼鐵出口大國自願避開自己的一個主要市場,實際上就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廉價南韓鋼材流向各地,造成其他地方的緊張。
換句話說,當各國試圖逃避川普的關稅時,它們應該小心,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會破壞全球貿易秩序殘存部分的舉動。它們也應當意識到,在有約束力的貿易協議中做出的讓步是很難撤銷的。南韓可能給自己贏得了當前鋼鋁關稅的永久豁免,但不能保證川普不會在幾個月後帶著新藉口和新限制堂而皇之地捲土重來。
對於加拿大和墨西哥來說,僅爲了贏得鋼鐵這種基本大宗商品的關稅豁免,就對美國的要求讓步,大大削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特別是有關該集團世界級汽車供應鏈的條款——是非常短視的行爲。同樣,雖然歐盟應該時刻準備好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但在這種情況下,重啓建設性跨大西洋對話的可能性非常小。
對於歐盟和中國這樣體量的經濟體來說,無論作出何種它們認爲必要的象徵性個別讓步,它們的主要回應都應是全球性的。如果它們在彼此之間對鋼鐵進口或更廣泛的貿易自由化採取行動,美國可能會受到鼓勵也加入進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餘下國家即使在川普退出之後還決定繼續推進這項協定,已指明瞭道路。
在應對如此不按常理作出的荒謬威脅時,誰都不應假裝很容易。但各國政府需小心,不要僅爲了擺脫眼前的問題,就作出破壞性的、扭曲的長期讓步。
譯者/何黎
——評美對華301調查結果
3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發一份備忘錄,公佈去年8月中旬發起的對華301調查初步裁定結果,認定中國在強制美國企業技術轉讓等四個方面存在「不合理與歧視性」問題,並宣稱將從徵收關稅等三個方面實施制裁。這份備忘錄激發中國媒體普遍批評譴責,同時引發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範圍廣泛關注評論,研究人員從不同方面提出中國應如何反制報復的意見建議。這個重大新聞事件密集吸引公衆注意力的「黑洞效應」,給人印象是中美貿易戰這隻「靴子」很快會落下。
中美貿易戰懸念
所謂貿易戰,一般指某國引入貿易壁壘措施限制別國進口、或透過傾銷和外匯貶值等措施爭奪出口市場、並由此引發一系列報復與反報復行爲。貿易戰與一般貿易摩擦都具有「負和」博弈特點,然而前者涉及金額與影響較大。並且貿易戰具有互動性:一國率先行動引發對手國反制報復,可能觸發制裁-報復循環加劇。參與貿易戰國家以準備承擔利益損失爲前提,都會不甘示弱甚至好勇鬥狠。由上述因素決定,貿易戰牽動參與方國內輿情與民族情緒,派生經貿爭議政治化傾向與社會壓力。
中美貿易戰懸念早已植入公衆記憶。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作爲競選人高調倡導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公開提出要對中國進口貨物徵收45%高額關稅以減少鉅額貿易逆差。雖然一開始就有分析指出,受制於美國相關體制和法律程式性約束,川普當選後不太可能馬上全面實施強硬表態,然而給定其貿易保護主義偏激立場與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人們有理由對他任內中美貿易關係惡化保持擔憂。
然而回顧2017年中美經貿關係形勢,雖暗流湧動卻仍維持了大體平穩狀態。實施百日合作計劃並實現早期收穫,兩國首腦成功實現互訪,貿易戰預期隨之下降,有分析提出川普任內可能不會發生中美貿易戰。早先川普貿易戰偏激主張被解釋爲大選年競選人爲拉選票放出「重話」,或認爲川普作爲商人其決策立場容易被幾次美國獲利的經貿「交易」所軟化。尤其是川普訪華時對中國多方言辭示好,有媒體樂觀評論:「一切超出預期,一切特別順利」,「不聲不響中,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其實川普政府並未放棄對華強硬經貿政策立場,暫未大打出手主要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約推延實施時間表。首先是川普元年在內政方面先後推動醫改(Trumpcare)與稅改,爲此要投入大量決策精力。其次在對外經貿領域應去年8月重啓北美自由貿易區談判,到今年2月已進行七輪談判仍未分曉,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USTR)執行力部分耗費於此。再次中國努力用合作對話建設性方法處理經貿利益矛盾,特別是習近平主席4月份訪美實現兩國元首海湖莊園會並達成「百日合作」計劃,對延緩兩國經貿關係惡化發揮了積極作用。
另外川普政府需要時間爲對華經貿政策轉向做準備。包括美國官方所做的政策重新闡述與文宣工作,試圖用強詞奪理方法使其對華強硬經貿政策師出有名。如2017年3月USTR發佈的《2017年貿易政策議程與美國總統關於貿易協定項目的2016年度報告》,系統闡述美國貿易政策「新方法(a new approach)」、關鍵目標和最優先議程。又如美國商務部發布了長篇新版《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報告,系統分析指責中國體制與政策扭曲市場,爲美方在對華經貿關係領域生事提供藉口。
更重要的是,過去一年美國對中國實施了數量空前的貿易調查,為後續打貿易戰進行實操層面準備。美國畢竟是法治國家,特定政府部門乃至總統要給某個貿易伙伴國找麻煩,也要根據不同情況走法律程式。實施貿易制裁甚或開打貿易戰,前置功課是先要對貿易爭端立案。美國對華髮起貿易爭端手段根據其規則依據來源可分兩類:一類是WTO多邊規則下的貿易救濟(remedy),包括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等,另一類是依據美國國內貿易法相關條款採取的貿易調查(investigation),主要包括232、301、337條款調查等。
2016年是美國大選年,民主與共和兩黨都試圖用強勢貿易保護主義姿態拉選票,當年美國對華貿易調查立案數大幅拉昇到44起,根據我們整理的1980年以來美國對華各類貿易調查總數的時間序列數據,2016年達到年度數據的峯值。然而2017年這個指標並未隨著美國選戰結束而回落到比較正常狀態,而是進一步成長到51起創紀錄水準。分類觀察2017年美國在WTO規則下發起針對中國貿易救濟立案數爲25起,依據美國國內貿易法對華貿易調查26起,其中包括去年8月中旬啓動、日前川普親自公佈初裁結果的301調查。
川普貿易政策發力
去年12月22日川普簽署稅改法案,同時其經濟政策重心已向對外經貿領域轉移,進入2018年其強勢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開始逐步發力。先是在元月23日對電冰箱、太陽能電池板實施保障措施,對其分別徵收最高爲50%和30%的關稅。3月1日宣佈將對鋼鐵和電解鋁進口普遍分別徵收25%和10%範圍關稅。開始時美國宣稱鋼鋁加稅是全球性措施,引發中國等很多國家批評抗議,包括歐盟在內的一些國家表示要實施報復措施,川普政府「成功」製造了全球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
上述兩項雖未專指中國,然而都對中國經貿利益帶來較大損害。美國官方一直指責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產能過剩衝擊全球貿易,對太陽能電池板徵稅顯然主要針對中國。鋼鋁徵稅推出措施公佈後,美國表示將與各國豁免徵稅進行雙邊談判,也力圖將制裁焦點聚焦到中國,甚至以特定國家對華經貿政策立場選擇作爲美國是否對其給予豁免待遇的考量依據,體現其經貿政策方針全面調整以中國作爲主要博弈對象的基本取向。日前川普用備忘錄方式公佈對中國301調查結果,拉開在經貿政策領域叫板中國重頭戲的序幕。
川普備忘錄指責中國迫使外資企業向中方轉移技術,限制和干預美國企業技術許可的市場交易條件,還批評中方透過企業在美投資併購大規模獲取先進技術支援實施國內產業政策計劃等等。以此爲藉口,備忘錄表示將對中國實施三方面制裁措施。一是指示其貿易談判代表考慮是否對中國進口商品增加關稅,二是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起訴中方在外資技術許可證方面的歧視性做法,三是指示財政部在與相關機構磋商基礎上,採用「行政機構措施」對中方在美投資實施更爲嚴格管制。
USTR發佈的對華「301調查情況介紹(Section 301 Fact Sheet)」,提供了美國對華301加徵關稅的可能規模與行業分佈。這份檔案指出,「依據針對這一議題跨部門機構專家和經濟學家估計,中方政策對美國經濟至少造成了500億美元的損失」,因而美方準備實施與上述損失規模相當的中方進口加徵25%從價關稅。「擬議加徵關稅產品清單將覆蓋航天、資訊通訊技術、機械等部門」。在那份備忘錄簽署儀式上,川普提到制裁規模可能在600美元,還獅子大開口要求今年中方把對美貿易逆差減少1000億美元。
針對美方片面指控與單邊保護主義升級行動,中國外交部、商務部和駐美領館等官方機構第一時間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中方不希望打貿易戰,但絕不懼怕貿易戰,如果美方執意要打,我們將奉陪到底,並採取所有必要措施堅決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商務部23日宣佈擬對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徵關稅。中國擬對7類美進口產品加徵關稅,按2017年統計涉及美對華約30億美元出口。
3月24日中國中財辦主任劉鶴指出:「美方近日公佈301調查報告,違背國際貿易規則,不利於中方利益,不利於美方利益,不利於全球利益。中方已經做好準備,有實力捍衛國家利益,希望雙方保持理性,共同努力,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總體穩定的大局。雙方同意繼續就此保持溝通。」簡要系統闡述了中方應對美方單邊保護主義的政策立場。
靴子何時落下?
美國公佈對華301調查結果,是川普對華經貿政策朝強硬方向轉變的最新標誌性事件;301調查措施實施的時限性,使得目前有關中美貿易戰討論帶有某種倒計時的緊迫感。本文第一作者今年元月中旬寫過一篇題爲「中美貿易戰風險上升」簡報,目前形勢發展與該文判斷一致。然而最終是否全面爆發貿易戰仍存在不確定性?即便狹義討論對理解目前形勢更有針對性的問題:加徵關稅措施如果實施,規則決定的截止日期到底有多久?是不是僅有2-3個月或90天期限?如何釐清這類事實層面問題仍有待探討。
301調查是美國針對他國不合理、不公平、歧視性的貿易做法而採取的反制措施,因成形於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節而得名,後經1979、1984、1988年多次修訂,衍生出特別301和超級301調查等變種。特別301調查針對智慧財產保護和智慧財產市場準入條款,超級301調查主要針對貿易自由化領域,涉及出口獎勵措施、出口實績要求、勞工保護法令等等。與其他依據美國國內貿易法發起的貿易調查通常針對特定市場主體或特定產品不同,301調查針對貿易伙伴國法律、政策、措施等體制政策層面對象,涉及具體行業和行爲對象範圍更爲寬泛,因而在美國實施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工具選擇中具有特殊地位。
根據美國301法案,一個特定案件從啓動調查到終結一共有五個流程和八個方面內容。(1)發起調查;(2)調查發起後的磋商;(3)貿易代表的裁定;(4)措施的實施;(5)對外國的監督;(6)措施的修正與終止;(7)資訊的請求;(8)行政管理等程式。其中前四步屬於按照順序依次進行,而後四步則是在調查發起後貫穿在後續程式之中。就這次針對中國的301調查而言,川普的22日備忘錄宣佈了初步裁定結果,顯示目前這個案子應該處於第3步即將結束並向第4步過渡的階段。
美國301調查擬議的三方面制裁措施有各自不同實施時間表。就加徵關稅這個最爲敏感重要的制裁措施而言,從川普日前發表備忘錄到可能發生的最終實施,依據美國301法案程式性規則還有三個環節。一是由USTR公佈初步加徵關稅產品對象與加徵關稅清單,二是經過一個公示和跨部門磋商後形成301調查最終裁定並公佈最終產品與關稅清單,三是再經過一個時期進入最後實施階段。
川普備忘錄僅僅提到15天以內USTR必須公佈初步制裁清單,對最終清單時間沒有直接說明,而是說在初步清單提出後「經過一段時間公示評議……,與相應機構與委員會磋商後……公佈最終清單」。USTR「情況介紹」進一步說明後續時間表:一是該機構表示「將在未來幾天內」公佈初步清單,二是隨後公示磋商期爲30天,到期將在美國「聯邦紀事(the Federal Register)」上公佈對華301調查最終制裁清單。可見前面兩段程式時間已大體確定,就是川普備忘錄發表開始一個半月以內。
問題在於第三步要走多久?依據美國301法律相關法條(《美國法典-海關關稅卷》第2415條)給出的原則規定,在通常情況下,最終清單公佈後30天內要付諸實施——這應是目前討論流行認爲中美貿易戰2-3個月內必見分曉的依據。不過需要注意,該法條還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實施制裁措施可以延後最長不超過180天。特殊情況包括:調查申請方主動要求延遲;在貿易代表主動發起調查場合,調查對象國在起草或實施立法或在行政措施方面取得實質進展;或者貿易代表認爲延遲實施有助於維護美國的權利或者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另外,所有進展都取決於總統本人是否有特別指示。換言之,如果川普改主意,整個流程都可改變。
「靴子何時落下?」如果本文理解離譜不遠,回答是最短兩月有餘,最長還有半年多。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日前在北京與朱民教授對話中美如何在301調查最後期限進行危機管理時,建議對這類期限不要給太多的關注。在他看來,「在外交界的話,最後期限不是問題。……不要過分擔心,好像過了期限就不行了」(「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美國將中國作爲敵對一方是不正確的」,財經網,2018-03-24)。美國前政要在北京談論這類敏感議題,往往會考慮受衆偏好斟酌言辭,不過筆者認爲薩默斯教授上述評論觀點不無道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盧鋒爲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李雙雙供職於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川普(Donald Trump)於北京時間3月23日凌晨簽署總統備忘錄,計劃對進口自中國600億美元商品徵收超過關稅,並顯示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美國財政部將在60天內公佈具體方案。爲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商務部被迫予以回應——發佈了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並徵求公衆意見,該清單暫定包含7類、128個稅項產品,按2017年統計,涉及金額約30億美元。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全球金融市場經歷「黑色星期五」,全球股市大幅下挫,部分資金流入避險資產。美國三大股指均創2月9日以來當日最大跌幅,道瓊斯指數下跌424.69點,跌幅1.77%;標普500跌68.24點,跌幅2.43%;那斯達克指數下跌174.01點,跌幅2.43%。上證綜合指數下跌2.78%;深成指數大跌3.37%。歐洲三大股指跌幅均超過1.2%,德國DAX當日跌幅達1.7%。日經225指數當日下跌974.13,跌幅達4.51%。全球市場「risk-off」利好避險資產,黃金、日元與國債獲得資金流入。
未來中美貿易摩擦是否升級爲全面貿易戰及其對全球市場影響?
全面貿易戰可避免的三大理由
首先,中美貿易戰令全球滯脹風險上升。中美兩大經濟體無論從經濟體量和在全球產業鏈中位置看,中美爆發全面貿易戰將使得全球貿易量縮價漲,通膨飆升,全球經濟放緩、失業率上升,部分國家陷入滯脹風險上升,全球資產泡沫刺破,容易引發系統性危機。
其次,不利於川普期中選舉。中美全面爆發貿易戰,短期內物價飆升,直接削弱中下階層的福利;市場對經濟前景悲觀,美國金融泡沫存在破滅風險,美國陷入滯脹的風險上升,川普期中選舉勝算降低。一旦川普期中選舉中喪失參衆兩院的控制權,未來川普任何政策推行都將舉步維艱。
最後,中國不缺反制措施。全球化發展至今,各國產業鏈已深度融合,時移世易,本輪中美貿易博弈,中國可動用的反制措施較多。例如:中國可以對進口自美國的大豆、玉米等農產品,汽車、飛機等高附加值商品加徵關稅,甚至減少採購;中國也可考慮將反制措施擴展至美國休閒類服務業等領域。若中國實施「持久戰」策略,從目前中美雙方博弈環境看,時間顯然站在中國這一邊。
中美貿易摩擦走向如何
2018年3月26日有訊息傳出中國與美國願意協商關稅與貿易失衡問題,市場對中美全面貿易戰憂慮降溫。但近期美國媒體相關報導,美國營運商AT&T和零售商百思買(Bestbuy)先後終止銷售華爲(HUAWEI)相關電子設備;美國零售企業沃爾瑪(WalMart)在中國多家連鎖店停用支付寶;以及川普團隊成員多次釋放限制中國等海外企業在美國投資併購獲得,這預示中美中高強度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
川普的「美國優先」、「買美國貨、僱美國人」,對內減稅,重啓化石能源戰略;對外挑起貿易摩擦、以鄰爲壑,例如:加徵關稅、重啓「301」貿易調查、美墨邊境牆,北美貿易協定談判,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可以說川普行爲極具貿易保護色彩。《華盛頓郵報統計》,2017年美國挑起23起貿易爭端,創2001年以來的年度記錄。
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國作爲一個新興大國,中國內部改革與外部開放考慮因素衆多,有自身的最佳策略,川普團隊僅是中國策略的一個因素。從未來全球貿易規則,中國自身利益及實力看,中國將積極應對。
目前中美貿易博弈纔剛開始,雙方尚未亮劍,雙方都在試探對方底線,尋找對方痛點,都希望在談判中佔據主動。中國與美國只有經過幾輪的較量後,雙方纔有可能達成妥協。就中美談判雙方而言,川普過往談判藝術、經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既是有益參考,但也不能全信,因爲對手方都很特殊。未來中美貿易摩擦走勢不確定性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影響不可小覷。
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
中國與美國貿易上半年談判或較爲激烈,中美貿易摩擦及其影響不確定性籠罩全球金融市場,上半年市場「危」大於「機」。下半年美國共和黨面臨期中選舉,中國從維護全球自由貿易大局需要,雙方或將避免貿易爭端繼續升級,中美貿易爭端降溫,市場信心存在觸底回暖可能。
歐美市場。上半年歐美市場三大利空:一是,中美摩擦不確定性籠罩。中美雙方貿易談判鹿死誰手未可知,雙方各自博弈策略均存不確定性,假如中國擠出持久戰策略,川普將四面楚歌;貿易摩擦升級也將拖累中國經濟成長。二是,高估值風險。截至3月26日,美國三大股指市盈率仍在22倍附近,明顯高於歷史均值(14-16倍),上半年美國高估值資產仍存在調整空間。三是,美聯準政策正常化。中美全面貿易戰極端情況有望避免,中美全球經濟復甦勢頭有望延續,美國就業充分,通膨逐步趨近央行目標,在中美貿摩擦實質影響美國經濟與通膨前景之前,美聯準將延續政策正常化路徑。上半年歐美市場延續震盪調整格局風險偏高,市場波動將一定程度利好公債、黃金等風險資產。受到避險情緒與美聯準「加息+縮表」延續,上半年美債收益率整體或趨於平坦化。
市場是否存在崩潰風險?本輪通膨復甦主要是成本推動型,受結構、技術等因素制約,中美貿易爭端對通膨影響偏溫和,通膨對全球金融環境收緊影響有限。歐美市場奔潰引發系統性風險機率偏低。
中國市場。若川普升級貿易摩擦,中國被迫加碼反制,中國市場主要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是外需放緩將拖累中國經濟動能,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外向型國家;二是歐美投資者悲觀情緒外溢等。但中國爆發系統性風險機率低,核心在於中國經濟韌性增強,金融風險不高,金融開放步伐穩健。
首先,中國經濟韌性增強。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取得進展,中國消費、服務業已成爲經濟第一驅動力,數據顯示2017年消費對經濟成長貢獻率達到58%,通膨有望保持穩定,中國對相關農產品加徵關稅,但這些農產品的替代性較強,外部供給仍有保障。中國財稅、貨幣政策空間仍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6年中國負債率44.3%左右,處於國際公認警戒線60%以下,低於美國(107.1%)、德國(68.1%)和日本(239.3%);貨幣政策方面,中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仍處在16%高位。
其次,中國金融風險明顯降低。中國強監管、防風險、去槓桿已取得明顯效果。中國樓市投機、炒作得到遏制,市場逐步迴歸理性,一二線熱點城市房價保持平穩,三四線樓市延續去庫存格局,居民槓桿率趨緩,房地產泡沫風險得到抑制;金融亂象治理取得成效,2015年以來中國股市整體處於風險釋放過程。
最後,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將增強。中國通改革與開放促進經濟質量提升,經濟發展動能轉換,經濟更可持續;人民幣對一攬子匯率有望保持穩定,人民幣國際化,中國金融對外開放力度加大,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在增強。
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質量更高、更可持續,中國金融市場更加開放,人民幣更加國際化,市場短空長多,短期波動不改中長期慢牛行情。
2018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逐步降溫機率偏高,短期經濟保持擴張態勢,金融環境仍寬鬆,疊加上半年市場泡沫風險釋放,投資者重拾信心,利好權益類資產。利率類資產將受到一定程度拋售,主要是風險偏好,美聯準處於政策正常化路徑,美國赤字問題等。
中美貿易降溫與全球經濟延續復甦。下半年美中雙方均有降溫貿易摩擦動力。美國期中選舉臨近,由於川普執政以來「麻煩」不斷,本次期中選舉對川普團隊考驗大;而中美貿易降溫也符合中國穩定外需和維護長遠國際自由貿易秩序要求。全面貿易戰極端情況可以避免,短期內全球經濟有望延續擴張態勢,基本面穩步改善是市場信心根基。下半年中美貿易經過幾輪博弈後出現「轉機」,貿易陰霾漸散,全球經濟有望延續擴張態勢,投資者情緒有望逐步修復。
全球金融環境保持寬鬆。我們預計,2018年全球通膨對金融環境緊縮效應有限,美聯準目前基準利率水準距離3.0-4.0%(CPI+GDP)仍有空間,美聯準資產負債表仍臃腫;歐日央行保持非常規政策可能性偏低;新興經濟體政策整體穩中偏松。全球經濟、政治環境再難承受一次大規模金融、經濟危機,經濟保持擴張是全球政局穩定的「壓艙石」,各國決策者均謹慎。
泡沫風險釋放。上半年市場震盪調整有助於金融市場風險釋放,估值有望向均值迴歸。從全球經濟擴張態勢與央行逐步恢復政策正常化角度看,權益類資產將獲益。全球市場信心趨勢性改善時點或在三季度末。
下半年市場風險偏好回暖,美聯準延續貨幣政策正常化利空債市,同時通膨中樞上移與美國赤字擴大預期將推動曲線略陡峭化。另外,下半年可能出現兩個不確定性:中美陷入曠日持久的貿易博弈中與華盛頓內部博弈再度失控。
(作者系中國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分析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推特(Twitter)上宣稱美國「很容易打贏」一場貿易戰,這招來了嘲諷。但經濟學家們表示,在貿易戰中逆差國比順差國更有優勢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貿易順差幫助擴大中國的經濟規模,而淨進口則壓低了美國的成長。經濟學家表示,從這個角度來看,川普的說法是正確的——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相比,他更不擔心兩國貿易額減少。
然而,白宮迄今爲止採取的行動,幾乎沒有任何理由讓人相信川普和他的顧問們明白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
「在原則上,經濟多元化的逆差國在貿易戰中應該會贏,而順差國總會輸。所以這真的不是勢均力敵的戰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
「這並不是說逆差國不會把事情搞砸,而且不幸的是,美國正在採取的措施並不能真正解決逆差問題。」
要理解順差國通常更不利的原因,就不能再把關注點放在大豆或鋼鐵等特定產品上,而要理解造成貿易順差和逆差的宏觀經濟因素。
根據一個基本經濟原理,出口和進口之間的差額與國民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額是相對應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後一種平衡更爲重要:儲蓄與投資之差決定了貿易平衡狀況,而不是相反。
按照這種觀點,具體的貿易政策措施通常會讓人分散注意力。鋼鐵關稅將減少鋼鐵進口,但如果儲蓄-投資平衡無法調整,其他進口將相應增加,從而導致整體貿易平衡保持不變。
對美國而言,縮小貿易逆差需要提高儲蓄相對於投資的水準。旨在增加美國儲蓄的財政政策將有所幫助,不過,最近以赤字融資的減稅和增支措施是在朝相反的方向用力。
「關稅不會對一個國家的總體貿易平衡產生多大影響。只要美國國內需求在成長,而經濟接近於完全耗盡產能,我們就會從某個國家那裏進口,」曾任美國財政部中國事務高級協調員、現擔任資產管理公司TCW Group負責新興市場主權研究的常務董事的洛文傑(David Loevinger)說,「這就像是一個裝了水的氣球。如果壓住一端,水就會流向別處。」
除財政政策之外,美國還能限制中國和其他盈餘國家透過購買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爲美國赤字融資的能力。
而如果實施資本管制,將意味著從根本上背棄美國對金融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承諾,這種承諾是美元作爲全球儲備貨幣的支柱。然而,很少有跡象表明川普或他的顧問們在乎這些東西,何況如今以加里•科恩(Gary Cohn)爲首的全球主義者已被解僱。
以這種方式來打貿易戰會對中國造成很大痛苦,並給美國帶來一些好處。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駐上海的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李偉估計,美中爆發大範圍的貿易戰將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降低1.3%至3.2%,後一個估計值是針對美國禁止進口所有中國產品的極端情況而言。對美國而言,GDP增速將降低0.2%至0.9%。
若想舉出一個如何利用資本管制來打貿易戰的例子,我們只需要看看本世紀頭十年裏的中國就行了。
中國外匯管制的目的是限制資本外逃,而同時中國的股市和債市對外資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但當中國的盈餘在10年前達到峯值時——經常項目盈餘在2007年達到10%左右,到2017年下降至1.4%——中國阻止了資金流入國內金融市場。
佩蒂斯表示:「任何一種資本流動限制,歸根結底都是一種管理貿易失衡的方式。」
美國面臨的困難是,只針對中國之類的「戰略競爭對手」實施資本控制不具可行性。軍事盟友德國和南韓也是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主要貢獻者。
基於這一點,中國認爲自己不至於受到全球貿易戰的蹂躪。位於北京的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Dragonomics)的葛藝豪(Arthur Kroeber)表示,中國的焦點是孤立美國以防止歐盟(EU)和日本等美國盟友加入貿易戰。
他在上週寫道:「中國知道,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單個競爭對手發生商業衝突時,它都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但是,如果工業民主國家協同努力,一起來限制中國的重商主義發展計劃,由此帶來的傷痛要大得多。」
葛藝豪認爲,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最近與習近平主席同意在鋼鐵過剩產能問題上進行合作,是「德國對美國欲逼其加入反華聯盟的努力的一種拒絕」。
中國的另一個主要籌碼是,美國企業對中國龐大國內市場的依賴。這種依賴並不是主要體現在商品貿易數據上,而是體現在服務貿易上,以及蘋果(Apple)、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和卡特彼勒(Caterpillar)等美國企業在華業務的盈利上。
美國企業很容易受到各種形式的干擾,其中很大一部分干擾可能會以監管障礙的形式發生。相比之下,中國公司仍更多地專注於國內市場,儘管近年掀起了一波境外投資熱潮。
「中國有很多方式可以拖慢或阻礙你的業務,」位於北京的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說,「不成文的規定往往強於任何書面規則。他們不給你的產品發合格證,查你的稅,甚至可能盯上你的簽證,」他說。
譯者/何黎
川普(Trump)政府擬對每年最多達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的模糊計劃,使中國企業紛紛猜測自家產品是否將出現在華盛頓的清單之上。
但分析人士認爲,這些關稅背後隱藏著白宮一個更廣泛的目標,即破壞中國一項被稱爲「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的高層戰略,該戰略旨在將一批中國企業打造爲機器人、半導體、飛機製造、電腦應用等行業的世界領軍者。
北京這一發展計劃的一個要點是透過與外國公司合作或者獲取海外技術,幫助中國企業崛起爲各自所在行業的全球主導者。這些企業正是美國預計將採取的行動所要針對的目標。
牛津經濟研究所(Oxford Economics)亞洲經濟部主任高路易(Louis Kuijs)在一份報告中表示:「美國計劃實施的關稅和投資限制措施意在打擊中國,以回應美國視爲不公平的技術和智慧財產做法。」
「其中最重要的似乎是讓技術更慢向中國轉移。」標普全球(S&P Global)首席中國企業評級專家李國宜(Christopher Lee)表示。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經把「航空航天、資訊和通信技術、機械」列爲將要徵收關稅的行業。預計4月初將公佈更多細節,不過白宮已經在一份200頁的報告中提到了一些中國企業的名字,作爲來自中國的「不公平」競爭如何使美國喫虧的例證。
根據美方的報告,對美構成最大威脅的包括以下這些公司:
美的集團(Midea Group)
家電製造商美的集團雖然不是國有企業,但在中國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機器人產業的計劃中,美的具有重要地位。2016年,美的斥資42億美元收購了德國頂尖機器人集團之一庫卡(Kuka)。
美國政府認爲美的是一個例子,它是一家中國民營企業集團,卻似乎在執行北京上述發展政策的一些方面。美的從多家政策性銀行獲得了數億美元計的貸款以支援其收購項目。
根據美國貿易辦公室的說法,承貸機構之一中國進出口銀行(China Exim Bank)表示,「該項目的實施,有助於優化中國機器人產業佈局,推動多產業生產自動化進程,提升中國智造技術水平」。
中國化工(ChemChina)
2016年初,國有的中國化工宣佈將斥資440億美元收購全球最大的農藥和種子集團之一瑞士先正達(Syngenta),此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這宗交易契合北京方面關於控制一系列技術以確保糧食安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政策。
美國貿易辦公室已經注意到,這宗部分由國有銀行支援的交易已將在美國的「4000名員工、33處研究基地以及31處生產和供應基地」置於了一家聽命於北京的企業集團的控制之下。
這宗收購還使陶氏杜邦(DowDuPont)、孟山都(Monsanto)等美國農藥生產商陷入與中國政府的直接競爭,使中國化工將形成的遍及全球的觸手成爲美國關稅的一個主要目標。
中國中車(CRRC Corp)
中國中車及其他中國國有鐵路集團是與龐巴迪(Bombardier)、西門子(Siemens)等全球行業領軍企業建立合資公司的主要受益者。中國中車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鐵路車輛製造商。
除了供應中國快速擴張的高速鐵路和地鐵系統,中國中車近幾年還進入了美國市場,拿下了爲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費城供應地鐵列車的合同。
中國中車迄今一直從中國出口產品,但該公司位於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的首家美國工廠很快將開始投產。中國中車稱,該工廠是美中合作「雙贏」的一個案例。
白宮把中國鐵路產品列爲關稅徵收對象,不過美國貿易辦公室的報告中倒是沒有提到中國中車的名字。
中國商飛(Comac)和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
這兩家中國國有飛機製造集團正試圖打破波音(Boeing)和空巴(Airbus)在客機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並把中國變成一個航空製造業強國。
中國商飛意在與波音737、空巴A320競爭的C919客機,仍處於早期測試階段,還需數年時間才能投入量產。但分析人士認爲,C919最終將能從這兩家主導者手中奪走市場份額,尤其是在中國。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持有中國商飛的股份。兩家公司透過對美國飛機和航電設備公司的一系列收購推動了自身發展。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對中國不公平貿易做法的調查中強調了上述收購。兩家公司都考慮過部分或整體收購加拿大噴射飛機製造商龐巴迪。
中國商飛依靠與包括奇異公司(GE)、霍尼韋爾(Honeywell)、羅克韋爾•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在內的美國公司建立的合作和合資公司,爲C919供應包括發動機、機輪和航電設備在內的關鍵部件。
清華紫光(Tsinghua Unigroup)
在中國政府支援的投資者中,少有像清華紫光集團如此激進地在全球四處追逐半導體資產的。這個由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控股的集團的成立使命就是透過收購把國外的半導體技術帶到中國。美國貿易辦公室的報告指出,清華紫光已經從由中國工信部直接控制的國家整合電路產業投資基金(National IC Fund)獲得了資金。
清華紫光曾多次嘗試直接收購優質美國資產。例如,2015年,該集團提出以38億美元收購美國西部數據(Western Digital) 15%的股份。但在美國監管機構發起調查後,清華紫光撤銷了這筆交易。
但清華紫光支援的集團還發起了一些規模較小、旨在進行類似收購交易的基金。另一家出現在美國貿易辦公室報告中的實體——華創投資(Hua Capital),利用來自清華紫光的資金收購了美國數字成像公司OmniVision。
華大基因(BGI)
作爲全球最大的基因組學研發機構,華大基因吸引了一輪又一輪願意出高價的私募股權機構的投資。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是華大基因的主要投資者之一。
2013年,華大基因收購了總部位於美國的基因組測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後者已經對逾2萬個人類基因組進行了測序。
華盛頓擔心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對華大基因的興趣。上述報告指出,華大基因已經從政策性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獲得了大筆貸款,並表示,雖然股權結構爲私人所有,但華大基因「與政府有明顯關聯」。
譯者/申凱
中國應如何回應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強硬的貿易政策?答案是:有策略地。中國需要妥善應對美國不斷上漲的敵意。
在上週華盛頓發生的所有事中,約翰•波頓(John Bolton)被任命爲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很可能比白宮宣佈對中國啓動「301條款」(Section 301)貿易行動更重要。不過,白宮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600億美元(目前還未確定具體是哪些的)商品徵收25%關稅的計劃,表明了川普貿易議程的強硬。這一擬議的關稅只是美國針對中國與科技相關的政策的多項行動之一。這些行動包括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提出的一起訴訟,以及就中國對美國科技公司的投資施加新的限制的計劃。
美國這些行動的目標尚不明確。是僅僅爲了制止所謂的不當行爲?比如強迫轉讓——或直接竊取——智慧財產的行爲。還是正如美國給中國貼上的「戰略競爭者」標籤所暗示的,是爲了徹底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後者是一個無法實現,而且肯定也不可談判的目標。
川普還強調,中國需要將其對美雙邊貿易順差減少1000億美元。事實上,他的言辭暗示:與每個貿易伙伴的貿易都應該實現平衡。而這一目標,再一次地,既無法實現也不可談判。
樂觀點的看法是,這些都是談判的開場動作,最終將以雙方達成協議收尾。較爲悲觀的看法是,這是兩個超級大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無休止的緊張談判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更悲觀的觀點是,雙方的貿易討論將在一輪報復中崩潰,而這輪報復可能是更廣泛的敵對行動的一部分。
會出現哪種結果,也取決於中國。中國必須認識到美國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川普當選就是一個徵候。而且在貿易方面,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更偏保護主義。
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這種轉變呢?中國的崛起令美國擔心自己失去頭號大國的地位。中國的共產主義專制制度與美國的民主制度在意識形態上完全對立。經濟學家所說的「中國衝擊」一直切實且顯著地存在——儘管對華貿易並不是導致美國產業工人生存境遇變差的主要原因。美國也未向受影響的工人和社區提供人們所需要的社會保障網路或積極支援。
此外,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達成的協議如今不再是可接受的了。用川普的話來說,美國想要嚴格的「互惠」。最後,許多商界人士認爲中國爲了實現其產業目標在「作弊」。
經驗表明,對中國的抱怨永遠不會停止。大約十年前,抱怨的內容是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被低估的人民幣幣值和鉅額的外匯儲備。所有這些現在都變了,其中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已下降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4%。現在抱怨的內容已轉向了雙邊失衡、強迫技術轉讓、產能過剩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是成功的、龐大的,也變得不同。美國抱怨的內容總在變化,但抱怨從未停止。
中國如何能妥善應對這些因川普的個性而激化、但根植於美國人的深層焦慮的摩擦呢?
首先,進行有針對的、精確的和有限的報復。與所有霸道之人一樣,川普尊重實力。事實上,他尊重中國的習近平。
其次,對合理的抱怨或解決後符合中國利益的抱怨從善如流。中國經濟的自由化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40年「改革開放」的驚人成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可以且應該加快其自身在國內和外部世界的自由化。外國企業的一個普遍抱怨是,在中國做生意時受到迫使它們轉讓專有技術的壓力。這種「表現要求」違背了WTO規則。中國需要對此採取果斷行動。
第三,做出一些讓步。中國可以從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這將減少雙邊順差,而此舉僅僅重新分配了全球的天然氣供應。但對於那些中國爲全球主要市場的大宗商品而言,採取同樣的行動就要棘手得多,因爲這將傷害其他供應者。川普可能非常希望中國對澳洲的食品或歐洲的飛機實施歧視措施。那麼幹的話,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就完蛋了。
第四,讓這些討論多邊化。不能在完全單邊或雙邊層面上處理關於鋼鐵等標準產品的順差問題。作爲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強國,中國可以在貿易自由化中發揮核心作用,從而加強這一體系,讓中國經濟的健康與全球更加利益攸關。在全球層面進行討論還有另一個潛在好處:大國之間的雙邊談判之所以很難開展,是因爲它們往往視向對方讓步爲羞辱。
可是到了全球的語境下,讓步可以被看作是對每個人都有利的舉動。最後,中國在WTO規則下運作,將置歐洲於尷尬境地。 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對中國的智慧財產政策感到焦慮,但他們也相信規則。 如果中國走上一條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的道路,歐洲人縱使不情願可能也只好支援。
我們正處於戰略競爭的新時代。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一戰略競爭是會得到妥善應對,還是會導致各國關係破裂。川普的貿易政策是這件事裏一個極易引發動盪的部分。爲了自己和全世界的利益,中國應該用更長遠的眼光來考慮問題。
譯者/何黎
最近美國政府出臺多項貿易保護主義舉措,這些舉動十分危險,可能挑起貿易戰並阻礙全球經濟成長。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是選擇合作,還是選擇對抗?我認爲,值此關鍵時刻,國際社會應該團結一致,堅定捍衛國際貿易體系。
要堅持以世貿組織爲核心的國際貿易體系。爲建立開放、公正、公平的國際貿易體系,國際社會圍繞削減貿易壁壘進行了9輪多邊談判,終於在1995年成立世界貿易組織。目前世貿組織已發展成爲擁有164個成員、佔全球貿易量95%以上的國際貿易主平臺。20多年來,全球關稅水準大幅降低,國際貨物貿易成長了四倍。貿易促進了世界經濟成長,貿易自由化也成爲國際社會共識。雖然世貿組織仍面臨不少新挑戰,但我相信,透過不斷改革與完善,世貿組織將繼續保持其多邊貿易體系核心的地位。
要警惕保護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自從有國際貿易以來,保護主義的幽靈就一直時隱時現。1930年,當時美國政府爲保護本國相關產業和就業、增加政府收入,執意透過提高進口貨物關稅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結果引發全球報復性行動,1933年美國GDP比1929年下降45%,貿易佔GDP的比重從11.0%下降至6.6%,世界經濟大蕭條進一步加深。歷史是一面鏡子。上週,美國政府再次宣佈出臺對華新貿易保護主義舉措,美國股市市值一天內蒸發超1兆美元,歐洲、亞洲股市均遭波及。歷史和現實一再提醒我們,發動貿易戰損人不利己。
中國是維護國際自由貿易的堅定力量。近年來中國一直是拉動世界經濟成長的主動力,也是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主要貢獻者。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關稅總水準從15.3%下降到9.8%;製造業准入限制與加入之初相比減少了50多條;服務業不同程度開放將近120個部門。中國已是全球124個國家最大貿易伙伴,54個世貿組織成員的前三大貨物出口市場。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努力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40年。下一個40年,我們還要繼續改革開放。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因爲我們清楚地知道,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
英國和歐洲一直是貿易自由化的踐行者,也是多邊貿易體系的堅定擁護者。英、法、德等國領導人近來均對美國採取的保護主義措施表示擔憂,強調解決貿易爭端要以世貿組織規則爲基礎。中國和歐洲在維護多邊貿易體系上有著共同利益。
歐洲朋友常講「一棵樹擋不住寒風」。在愈刮愈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寒風」面前,中英、中歐應該攜手並肩,高舉開放、合作旗幟,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決捍衛國際貿易體系。
每年3月,公司和金融業高階主管都會飛往北京,參加中共的高階交流活動。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China Development Forum)吸引了近百名財富500強企業高階主管和國際金融家前來參加。該論壇通常在中國的橡皮圖章式人民代表大會結束年會的一週之後召開。
除在論壇主會場、不向普通人開放的釣魚臺國賓館(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與中國副總理和部長們交際之外,外國貴賓們還在首都各處跟他們在中共和中國政府中的熟人私下會面。
這通常是一個輕鬆的活動。在去年會議上,中國官員可以談中國強勁的經濟前景、甚至是穩固的中美關係。那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準備他與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之間的首次面對面會談。
但今年的論壇絕不輕鬆。儘管中國的經濟前景依然樂觀,但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卻讓對話籠罩在陰雲之中。
參加論壇的多數外賓都不希望與貿易戰有任何瓜葛。他們希望川普政府利用其他手段來改善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機會和經營環境。但他們的鬱悶感正在加深。
在一些領域,外國高階主管和他們的中國東道主對於貿易的基本觀點存在如此大的分歧,以至於他們在交流時很難理解對方的話。如果這種分歧不能很快得到彌合,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爆發全面的貿易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今年論壇間隙的一次私下談話中,一位中國高級官員告訴外國企業高階主管,中國政府並沒有強迫海外企業把有價值的技術和其他智慧財產轉讓給中國本土合資夥伴的政策。川普政府不同意這一說法,並威脅要對價值600億美元的中國工業出口加徵關稅,理由是存在其所稱的強迫技術轉讓。
隨後,這位官員提到了過去十年中國高速鐵路網的快速擴張。他指出,世界上主要的鐵路設備製造商都已獲邀參與這個有利可圖的項目。它們選擇與中國合資夥伴分享自己的技術,得到的回報是,它們將能夠把設備賣給如今是世界上最大高速鐵路網的中國高鐵,從而提高自己的全球市場份額。
這位官員指出,在全球五家主要高速列車製造商中,有兩家當時同意了這一安排。他最後表示,這些公司沒有受到脅迫要轉讓技術,因爲它們當時自願同意這樣做,以換取能夠進入中國市場。
但是,對外國投資者和川普政府官員來說,中國官員概述的這種交換恰恰是強迫技術轉讓的典型例子。正如一位外國高階主管所言:「這不是『選擇』。由於中國市場如此龐大,企業承受不起放棄這個市場。」
如果中國政府當時確實敞開各個市場的大門,這種關於什麼構成強迫技術轉讓的例子的根本理解分歧也許不會如此令人擔憂——但情況並非如此。
例如,中國官員一直強調他們願意允許外國券商、銀行和保險公司在不久後取得其在華合資企業的多數控股權——並在三到五年內實現100%控股。但是,如果它們的合資夥伴不願意出售股份怎麼辦?
就連去年中美貿易談判「百日計劃」達成的「初步收穫」協議,產生的猜疑也大於善意。在暫停進口美國牛肉14年之後,中國去年同意以非常有限的方式恢復進口——只進口了牛身上特定部位的高品質牛肉。
中國去年5月還表示,它將向外國信用卡集團開放其支付市場——這距離世貿組織(WTO)認定中國政府對萬事達(MasterCard)、Visa和其他公司設置的壁壘違反其市場準入承諾已過去整整五年。如今快一年過去了,中國央行還未向任何外國信用卡公司發放中國牌照。
近日,川普和習近平的談判代表仍在試圖阻止一場貿易戰的事實,讓全球市場感到振奮。但是,考慮到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反映出來的雙方就一些核心問題存在的根本分歧、以及過去一年裏北京方面的市場開放措施僅零星地施行,投資者應該感到擔憂。這兩列火車仍處在可能相撞的行進軌跡上。
譯者/何黎
時至今日,壟斷性力量依然是全球經濟中的一個大問題。但上週的訊息讓我思考,我們是否已經達到了或許可稱爲「大頂」(Peak Big)的時刻:規模優勢的新極限。
如果你思考一下最近的新聞報導,從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針對中國的關稅到Facebook的私隱醜聞,再到最近的市場波動,你會發現它們的共同點是所有大的事物都面臨著威脅。
大國和大地區,例如美國、中國和歐盟(EU),最有爆發貿易戰的風險。如果哪國出臺了範圍更廣的關稅,那麼受打擊最大的很有可能是那些市值最高的公司。
波音(Boeing)、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3M等製造業品牌的股價已出現大跌,覆蓋大盤股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在川普關稅訊息公佈後下跌6%。
與此同時,歐美監管機構都在緊盯著美國大科技公司。甚至連大公司的薪酬計劃也受到美國有關薪資披露規定的約束,這些規定將讓高階主管的鉅額薪資變得更顯眼。
看上去價值被低估也顯得更安全的資產都規模較小。投資諮詢公司Pelosky Global Strategies負責人傑伊•佩洛斯基(Jay Pelosky)表示,東南亞「國家,還有南歐國家和部分拉美國家,都有著很大空間,特別是相對於美國來說,而相對於歐洲核心國家甚至中國也是如此」。他說:「這些國家在成長、利潤擴張和投資上都有更多空間,政治喘息空間也大得多。」
在紐約工作的佩洛斯基認爲,地區主義是新的全球主義。他支援「三極」世界的理論,即美洲、歐洲和亞洲各行其是,三大地區的南部都尤其繁榮。
他這麼說是有道理的。從地緣政治說起吧。拉美很多國家正走出幾十年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而全球其他地區似乎正一頭扎到裏面。美國正處於一輪復甦週期的尾聲,而很多分析人士認爲,拉美市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歐洲也是如此,德國DAX和英國富時100指數(FTSE 100)自今年年初以來分別下跌7%和9%。如果你認爲歐盟會保持完整,那麼你也會認爲,潛在的上行成長主要將出現在歐洲外圍國家,而非核心國家(法國除外)。實際上,義大利股市是2018年有望上漲的少數幾個歐洲股市之一。看來市場上很多人相信這一點,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的債券收益率都出現了下滑。
與此同時,如果美國和中國最終真的爆發全面貿易戰,那麼受益的可能會是那些比較小的東南亞國家,因爲它們將繼續保持與兩國的商業往來。對任何一方來說,東盟(ASEAN)都可能會成爲一個替代供應鏈和受青睞的貿易伙伴。
在公司層面,較小公司似乎也更靈活。以市銷率比較,在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估值似乎很高之際,小盤股仍值得購買。
在科技等領域,未來出臺的監管可能會瞄準大企業,而非中小公司。甚至在大科技公司不必那麼擔心監管的中國,讓投資者不滿的也是大公司——上週,在宣佈利潤率可能因內容和技術投資而出現下滑後,中國科技公司騰訊(Tencent)的市值蒸發510億美元。
與大銀行一樣,科技巨擘可能變得規模過於龐大了,反而對自己不利。此外,規模較小、更爲本地化的公司或許會避開關稅的最嚴重衝擊。
「在戰爭中,關鍵是摧毀象徵物,」研究機構Financial Insyghts負責人彼得•阿特沃特(Peter Atwater)表示,「如果成功讓前十大公司的股價下挫,那就傷害到了美國金融體系。」
除了不太會成爲保護主義的打擊目標之外,債務水準較低的較小公司還能夠更好的應對利率上升。研究機構Strategas指出,小盤股是唯一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每個十年都跑贏通膨的資產類別。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爲他們不像很多美國大公司那樣向高階主管支付過高薪資。高階主管薪酬研究機構Equilar最近針對美國上市公司的一項調查發現,首席執行長薪資與手下普通員工的薪資比率中值是140:1,但對於市值超過150億美元的公司而言,這個比率是263:1。從今年開始,美國證交會(SEC)規定大公司必須披露這一薪資比率。在這個將舉行期中選舉的年份,政治人士可能有心拿這些數據大做文章。
當然,從全球貿易戰到核衝突,有無數事件會同時損害大公司和小公司。然而,我們應記住,在大變革、混亂和衝突時期,表現出色的往往是規模較小、更爲靈活的國家和公司。現在或許是押注大衛(David)的時候了。巨人歌利亞(Goliath)被高估了(這裏指聖經中牧羊人大衛打敗歌利亞的故事——譯者注)。
譯者/梁豔裳
隨著美國政府和中國擺開對壘陣勢,圍繞貿易戰的各種不和諧音不絕於耳。使用「貿易戰」一詞對雙方的政治議程都有利,但這種叫法可能還爲時過早。目前的砲火齊鳴依然可能引向白宮與習近平新組建的政府之間的談判,而非——引用馬克•安東尼(Mark Anthony)的話說——預示著要雙方要開打貿易戰。至少目前還沒到那種地步。
政治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在近30年前的一個不同語境下討論貿易衝突時,將之形容爲遵循商業語法的衝突邏輯。這很適合用來描述當下的中美關係。曾經互爲競爭者和合作者的中國和美國,如今既是對手,也是敵手。然而,儘管川普政府叫囂得厲害而且奉行公開的保護主義議程(最近對中國變得強硬),但它到目前爲止還並未決意拼死一戰。
首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考慮到中國作爲供應鏈中心的角色,製造了頭條新聞的3700億美元2017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其實應該更接近1500億美元。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考慮到那些由比如日本和南韓輸入中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再出口的商品。
再加上美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這一數字就降至約1100億美元,雖然規模仍然很大,但在政治上就沒有那麼強的衝擊力了。美中兩國還知道,與中國的行動對美國的影響相比,美國的保護主義措施對中國的潛在衝擊將大得多。
到目前爲止,美國的措施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尊重了這種根本外部失衡的有限程度。1月宣佈對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徵收的關稅,其效果甚至還不如四捨五入產生的誤差。而對中國影響不大的鋼鋁關稅,如今已經豁免瞭如此多國家,以至於這項關稅的效果已變得微乎其微。
最新一系列關稅措施更加嚴厲,目標直指與中國在《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產業政策中明確要優先發展的10個行業相關的價值500億美元的商品。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節能和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醫藥和醫療器械。
最新的關稅尚未得到確認和實施,但即便價值500億美元,這些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將是可忽略不計的,而且目前來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不會有任何影響。
包裹在這些措施中的隱含議程更有可能是,不讓中國獲得在未來5到10年實現其遠大產業政策目標所需的商品和服務——中國很大程度上仍依賴外國科技公司來獲取這些商品和服務。在宣佈關稅措施的同時,白宮還就中國的技術許可做法和對外商在華投資的限制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訴訟。這兩套措施加在一起,透露了白宮在貿易之外更復雜、更有意義的目標。
美國的主要精力確實不應放在跨境貿易上,而應放在邊境線後的國家身上。換句話說,應放在貿易規定和做法以及保護主義和技術轉讓政策上,如果這些問題能部分解決或者避免,就可以讓當前的叫囂聲和風險暫時再次降低。
迄今爲止,中國對美國貿易叫囂的反應主要是口頭上的,在報復性措施方面也相當剋制。因爲美國對華出口使中國並不容易做出影響巨大的回應,如果有必要,中國很可能會採取一條不同的行動路線。歷史上,中國組織過針對外國公司的運動和抵制活動。前段時間,中國曾對南韓企業這樣做,目的是抗議美國在韓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圍繞島嶼爭端,中國也對來自日本和菲律賓的企業採取過抵制行動。中國可以把矛頭指向在華的美國公司,但這樣做可能傷及中國的就業和消費者,而且可能會對兩國之間的氛圍造成不必要的破壞。
此外,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並不希望被拖入一場貿易戰可能帶來動盪之中。貿易戰很容易打破私人公司(它們正日益進入黨的控制和影響之下)以及中國家庭的平靜。在兩年前的金融動盪後,這些公司和家庭的資本如今困在中國,而中國最不願看到的事情,就是當前還處於口水戰階段的貿易紛爭再次引發資本外逃。
最後,美國的關稅策略不會達到預期效果。它將抬高國內物價,破壞更多就業機會,在已生效的減稅法案的影響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減稅將大大增加財政赤字,因此同樣也會擴大外部逆差。如果中國堅決拒絕在貿易和產業政策上妥協,我們將不得不退回地堡。但目前來看,談判似乎更有可能成爲兩國的下一步之選。
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是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中心(China Centre)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研究員。他的新書《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將於今年出版。
譯者/何黎
3月1日,美國總統川普宣佈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強制性關稅,但隨後將很多國家排除在外,這使中國成了主要對象國。3月22日,川普宣佈擬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價值大約60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與此同時,據傳美國政府官員要求中國採取措施將對美貿易順差減少1000億美元。
如果中美無法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就兩國間的貿易爭端達成妥協,貿易戰將不可避免。川普強徵關稅的原因何在?只有充分掌握了其根源,中方纔能有效應對。
表面看,川普的關稅是對其競選承諾的兌現,是要向其政治大本營有所交代。這就如同他在去年12月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爲以色列首都一樣,國內政治因素是首要動因。
就川普個人而言,他以商人從政,持陳舊的重商主義理念,是個徹底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在他看來,兩國之間的貿易順差相當於企業利潤,美國對華貿易赤字意味著美國「虧了本」。這些觀點,從經濟學的角度,都不值一駁。川普既誤解了美國逆差的原因,也誤判瞭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
但如果我們把貿易戰都歸因於川普,那也有失偏頗。其個性除外,川普是美國社會近年來發展的各種弊端的一種症狀反映,而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根本原因需要從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變遷以及由此導致的中美關係的變化中去尋找。川普是這一演變在當前的一個突出反映。
中方透過有效的報復性關稅(如針對美國農產品和波音飛機),讓川普和共和黨在今年底的國會期中選舉中難堪,可以讓他認識到對華貿易戰的得不償失。但是,這種措施雖然能取得短期效果,卻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應對川普關稅,不能只着眼於川普本人。透過關稅降低貿易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川普本人的偏見。但美國政商學界對中國經貿政策的不滿是普遍的(特別是在智慧財產和市場準入的問題上),並不侷限於川普或共和黨。美國的主流意見是川普「正確」指出了經貿紛爭是當前美中關係的一個問題,但其加徵關稅的做法卻是誤入歧途。
美中經貿關係之所以會走到貿易戰這一步,是因爲這一關係的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2010年可算是分水嶺。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到2010年,美國認爲中國還在融入世界經濟,不是威脅。現在美國指責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爲」,當時也都存在,但並不成問題,也不爲WTO明令禁止。但2010年之後,美國對中國經濟實力持續成長——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的擔心,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中國經貿政策的不滿,是中美經濟關係惡化的深層原因。川普是美國對華競爭的催化劑,但非本因。
這一邏輯也適用於中國與整個以美歐爲核心的西方世界的經濟關係。美中貿易戰是中西方經濟關係結構性調整的冰山一角。應對川普關稅,需要超出這些關稅,超出貿易戰,甚至超出中美關係,從中國與西方世界經濟關係以及國際貿易秩序的高度,做戰略性的全面思考。
如果應對得當,中方可以「化險爲夷」。川普的這些關稅,如果實施,從短期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限,對美國經濟弊大於利。而且,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將導致美國的國際孤立,惡化其與反對保護主義的盟國之間的關係,使中國有機會聯合這些國家從維護開放的國際貿易秩序的高度去反對美國,最終可能導致美國失去國際經濟領導權。
但這種聯合其他國家制衡美國的策略能否奏效,取決於中方能否有效處理當前中西方經濟結構性調整的難題。歐盟等國反對美國保護主義,但也對中國的產業政策不滿,最終還是要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次,它們就是部分上透過支援美國共同反對中國產業政策的策略,成功得到川普鋼鐵和鋁關稅的豁免。而這可能正是川普的策略:強迫盟友共同反對中國。
如果貿易戰真的打起來,中國需要做出長期與短期、戰略與策略的區分。貿易戰時間越長,對中國越不利。短期怎麼打、打到什麼程度,是個策略問題。長期如何善後、如何處理貿易戰後的中美經濟關係、如何調整中西方經濟關係,是個戰略問題。如果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中國要把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區別開來,盡最大努力避免與整個西方世界競爭,同時需要防止經濟爭端演變爲政治安全衝突。
中國不妨主動提出當前中西方經濟關係結構性調整這一重大課題,表達與包括美國在內的相關國家就此進行戰略性溝通的意願,承諾維護並且改善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7年後,中西方經濟關係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節點。如果說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當時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達成的一個「宏大協議」,現在到了更新這一「協議」,尋求新的經濟共識的時候。
如此,不妨就在WTO的框架內就新的經濟共識展開討論,甚至啓動新一輪的WTO多邊談判(「北京回合」)來更新國際貿易規則,特別是在各方關心的智慧財產保護和市場準入問題上。
近年來外界總是指責中國破壞「基於規則的秩序」。如果中國能透過改革WTO來維護和改進國際貿易規則,拿出實際行動,這將是對這種指責的有力回應。
(注: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兼職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近日川普政府宣佈,根據美國對華「301調查」的結論,將對每年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一攬子關稅,並在WTO起訴中國,還要推出限制中企在美國投資的措施。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中國商務部公佈對自美進口的部分產品加徵關稅的報復方案,中國媒體也陷入激烈討論,許多人認爲這是川普精心設計的對中國經濟的絞殺計劃,或曰要藉此打掉中國的「國運」云云。還有一些名家甚至稱中美已經進入了「新冷戰」時期。
如果中美真的陷入「新冷戰」,那對整個世界都是不祥之兆。冷戰的意義,就是在意識形態和物質利益上基本對立的兩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政治和經濟對抗的格局。雙方建立各自的國際體系和平行市場,很少進行經濟上的往來,而旨在運用佔自身綜合能力極大比重的經濟、軍事、政治和其他資源對對方進行削弱、圍堵、遏制和打擊,最終目的是消滅對方的政體。
所以,就冷戰狀態下對抗雙方的經濟關係而言,我們可以得出一點基本認識:冷戰雙方的市場在物理上是隔絕的,貨物、服務和其他生產要素很少互相流通,否則就會產生「資敵」的效應。兩個經濟上高度相互依賴的經濟體之間不可能進入冷戰狀態,因爲這種相互依賴產生的可能性就是這兩國處於同一個國際體系之內,接受同樣的交易規則,而且明白相互依賴的結果就是自身的經濟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對方經濟的健康發展。證之以現實,稍微瞭解世界經濟的人都可以明白,中國與美國是有史以來相互依賴程度最高的經濟體,彼此在經濟上以及與經濟相關的社會文化領域已經難解難分,更不要說雙方在世界和平與安全領域必不可少的相互合作。
川普對中國掄起的貿易大棒,毫無疑問一個直接目的是爲了減少中美之間極其巨大的貿易逆差。但在此之上有沒有其他的企圖?會不會要藉此遏制住中國的發展勢頭,甚至是打垮中國,使中國面臨「國運」被破的危機?
國際關係中的一個困境就是國家之間無法確定對方的意圖,所以任何對「意圖」的言之鑿鑿的確定性說法都無異於猜想,也必須被當作猜想對待。分析國家行爲時,更重要的是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分析川普政府發動這次「貿易戰」,我們可以初步認爲這在目前看來仍只是一次氣勢洶洶的高壓要價行爲,尚說不上是一招旨在扼殺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棋。
首先,川普政府缺乏「精心設計」此種方案的個性和人力條件。自上任以來,川普的政策行爲,雖然多有翻雲覆雨甚至驚動全世界之處,但多是川普本人隨意的個性化的決策,幾乎沒有哪一項政策看起來是高瞻遠矚的精心規劃。再者,美國目前能夠進行此類長遠精心戰略規劃的政策精英不是在各個智庫,就是在政府的文官隊伍中。但衆所周知的是,以「旋轉門」方式貼近政府政策的各個智庫,幾乎和川普政府已經脫離了接觸。美國戰略學界從2015年開始對華政策大辯論,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爲主要對手的共識,這一點應該是川普政府本身所認同的。但是,發起這次對華「貿易戰」時候的川普政府,除了和傳統基金會有個別接觸之外,和美國智庫整體上相當隔絕,也完全沒有重用盤踞在各個智庫的戰略人才爲自己出謀劃策和設計方略。文官系統內的政策設計人員,也沒有被髮動起來。如《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所指出的,「如果我們認爲川普總統這次對中國產品施加一攬子關稅的行爲是受到某種宏大的意識形態或是什麼『思想戰』的驅動,那麼我們就是跟自己開玩笑。」
其次,如果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企圖絞殺中國國運的宏大計劃的第一步,那麼至少在準備充足度、打擊力度、團結盟友共同對付中國等方面,都應該可圈可點。但事實上,在宣傳此次對華「301」調查結果之前,美國已經對世界各國發起了一圈「貿易戰」,雖然對某些國家後來有所豁免,但已經招來其所有貿易伙伴包括歐盟和日本的警惕和批評,甚至在這次對中國產品施加的一攬子關稅,也在國際上多受批評,可謂毫無「統一戰線」可言,這根本不是要精心收拾什麼「新冷戰」對手的架勢和準備。
或曰美國此次的行爲是胸中自有丘壑,一切是爲了有效遏制中國的優勢產業,體現了國際體系中在位霸權(美國)對新型挑戰國(中國)的全面打壓,美國公佈的徵稅領域涵蓋了中國政府的產業發展藍圖《中國製造2025》所涵蓋的高科技行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自動化機牀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生物醫藥和高效能醫療器械、新材料、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能源汽車、現代軌道交通裝備,這些領域的產品,可能面對最高達25%的關稅,涉及年度進口額將高達600億美元。
但稍微認真進行分析就會發現,上述徵稅措施在目前僅具有象徵意義,而不可能對中國的高科技發展造成實質傷害。首先上述領域只是中國計劃未來發展並由政府大力加以扶持的產業,還遠不是已經發展成熟並能出口創匯的行業,它們的成長,目前還不需要藉助美國市場。其次,證之以過去的經驗,就算是美國對中國個別高階產品製造的整體封鎖,也沒有遏制中國憑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比如在航空航天、超級電腦、武器裝備等領域,美國已經封鎖了中國幾十年,但仍未能攔住中國在這些領域崛起進入世界第一梯隊。全面封鎖都不能有所奏功,25%的關稅更是難有所作爲。美國市場雖然大,但並不是整個世界。中國最成功的企業華爲在企業電信設備方面幾乎和美國市場絕緣,但這沒有妨礙它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業成功。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應該對川普政府的「貿易戰」行爲毫不在意。貿易糾紛是一場博弈,結局可以是雙贏(達成互相開放的協議)、雙輸(互相懲罰、兩敗俱傷),也可能是一方單贏(另一方全面接受對方要求),而最後一種(一方被動挨打)對該方來說是最差的結局,最好的結局則是雙方以此爲契機真誠談判,尋求進一步的互相開放市場,這不僅對雙方有利,也能給世界經濟增加福利。但在現實中,出於種種原因(如國內政治需要、談判策略等),一方往往希望追求單贏,希望對方單方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另一方需要以硬碰硬,以戰求和,以自身的市場實力爲手段,迫使對方回到談判桌。中國這一次以關稅對關稅,先宣佈對七類美國產品施加關稅,並保留更大範圍的報復手段,但表示敞開談判對話的大門,應該是這是相當有利有理有節的回應。事實上,雙方宣佈各自關稅措施後,政府高層就立即開始了談判的準備,對結果出現雙贏局面,筆者持謹慎樂觀態度。
最後要指出的是,要警惕對外政策的討論陷入「冷戰思維」。中國政府經常指責西方政府和媒體的一些言行是「冷戰思維」,但中國國內民衆、學者和官員有時候也難免自身有意無意進入這個陷阱,常以敵我矛盾來看待國際關係,認爲外國對華政策只要是對中國不利,就一定是包藏著滅亡中國的極大禍心,或者背後必然有壓制中國發展的宏大戰略。其實把外國想好想壞本身並無多大關係,怕的是在沒有充分根據的情況下以此爲基礎制定政策,或者是形成羣情洶湧的民意基礎,從而裹挾政策制定,最後導致用力過猛,製造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發不可收拾的矛盾,那才真是自行賭上「國運」的不明智行爲。
(注:作者任職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中國官員們正忙於最遲在5月敲定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國內證券公司持有多數股份的新法規。目前中方尋求避免與美國爆發一場貿易戰。
知情人士稱,北京方面還提出願意向美國購買更多半導體產品,在一定程度上用其替代向南韓和臺灣製造商的購買,目的是幫助減少每年375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商品貿易順差。
上週,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威脅要對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工業品徵收高達25%的關稅,聲稱原因是中國「強迫」外國公司在合資企業中轉讓技術和其他智慧財產,而這些合資企業本身就是強制要求成立的。
北京方面稍後公佈了其對川普先前威脅要對30億美元的中國鋼鐵出口徵收關稅的回應。這一反制舉措意在作爲一種警告:如果川普真的落實針對工業品出口的更大行動,北京方面將作出相稱的回應。
爲避免一報還一報的貿易戰而進行的討論由中國副總理劉鶴和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主導;前者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信任的經濟事務助理。
官方的新華社上週六稱,劉鶴在電話通話期間告訴梅努欽,美方的行動違反了全球貿易規則,並警告他:北京方面準備捍衛自己的利益。
美國財政部週日證實了這次通話,稱兩人討論了削減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雙方同意」的方式。據瞭解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商談情況的人士介紹,劉鶴和梅努欽在過去一週還交換了信函,涉及事項是進一步開放中國金融服務業,以及降低中國對進口汽車徵收的關稅。
這些知情人士表示,中國官員們最初致力於在6月30日之前允許外資在國內證券公司持有多數股份,但劉鶴將爭取在5月份就由國務院作出批准。中國財政部最初在去年11月提出這一開放舉措,稱將把外資持股上限從49%提升至51%。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當時還表示,這一上限將在三年內取消。中國官員們已經告訴他們的美國同行,他們會加快這個三年時間表,並加快在三至五年內放寬外資對商業銀行和壽險合資企業投資限制的計劃。
「但這不可能在一夜間就完成,因爲一切都必須走一個過程,」接近相關討論的一名人士稱。
下週習近平在中方主持的年度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發表講話時,可能公佈放寬中國商業銀行和保險業外資持股限制的進一步措施。
尚不清楚華盛頓將如何回應北京有關中國企業從美國(而不是南韓和臺灣)購買更多半導體產品的提議,因爲此舉可能會離間美國與兩個亞洲傳統盟友之間的關係。「美國基本上將會竊取它們對中國大陸的順差,」一位人士表示。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期間,中國官員們在北京舉行的一個發展論壇上與全球高階主管會面,其中很多官員承諾出臺雄心勃勃的進一步市場開放舉措,但在細節上往往比較含糊。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中國還將在電信、醫療和教育行業放寬或取消外資股比限制。央行行長易綱表示,中外企業最終會得到平等待遇。
愛德華•懷特(Edward White)臺北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川普上週四宣佈針對中國採取的貿易和投資干預措施的強硬程度略低於預期,而中國的反應在可能的報復行動範圍內屬於溫和的。如果說我們見證了全球貿易戰的頭幾槍,那麼還有多輪升級尚未到來,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結束。
然而,市場對待這一長期風險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對待近年來其他地緣政治問題,這是合理的。投資者需要判斷全球貿易戰全面打響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隨著市場對這兩個變數的評估變化,資產價格將出現波動。
本專欄將討論兩個變數中的第二個——全球經濟在關稅大幅上調情況下面臨的經濟損失規模。
上週,我討論了美國對進口商品廣泛徵收關稅的影響,前提是假設其他貿易國不採取報復措施。結論是,美國對從東亞進口的商品徵收20%的關稅,將使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約0.6%。
這似乎在可控範圍內,但是貿易國對美國出口商品採取報復措施後會發生什麼呢?此類報復措施是對川普舉動的理性反應嗎?
第一個問題是,世界其他地區將如何受到美國關稅最初效果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佈的全球經濟模型模擬,顯示了美國對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商品額外徵收10%關稅的影響。從長遠來看,這將使美國GDP縮減約1%,並使世界其他地區GDP縮減0.3%。經濟產出並不會從一個地區轉移至另一個地區:每個人都面臨損失。
不可避免的是,中國、歐盟和其他國家的經濟損失將引發政治壓力,迫使其採取報復措施,對美國出口商品徵收關稅。這些關稅將嚴重打擊美國農業等行業,引起連番報復。
這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假設其他國家的關稅措施帶來的經濟影響基本上與最初美國關稅的影響對稱。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顯然會因其他國家的報復措施而遭受GDP損失,但那些徵收關稅的國家也會遭受損失。各國爲什麼要做出讓自己蒙受經濟損失的政策決定?
或許那些受到美國關稅影響的國家——尤其是中國——不會做出自毀決定,反而只會充分利用這種新形勢。
遺憾的是,事實似乎是,考慮到經濟損失和政治利益,中國領導人將認定採取報復性措施才符合他們的整體利益。衆所周知,在這場類似於經典「囚徒困境」的博弈中,玩家可能會傾向於達成不利的「納什均衡」,即使玩家可以透過合作行爲實現有利的均衡。雙方都採取保護措施。
現在讓我們設想一下最糟糕的情況出現,所有國家都對從美國進口的所有商品額外徵收10%的報復性關稅。全球所有商品貿易適用的關稅都將提高10個百分點。這是對全面「貿易戰」的相當嚴格的定義;目前,發達經濟體適用關稅的平均水準僅爲2%左右,新興經濟體爲9%。
保護主義近來已經遠遠超出了宏觀經濟學家的研究範圍,目前幾乎沒有對涉及廣泛報復措施的貿易戰影響的模擬。然而,2016年經合組織(OECD)發表了對全面徵收10%進口關稅的影響的簡述。其結論摘要如下:
關稅上調預計將使全球貿易量縮減6%左右,實際GDP下降1.4%,其中美國、中國和歐洲均承受1.7%-2.2%的產出縮減。由於這些貿易和產出損失可能分攤到數年,這種衝擊的規模似乎是可控的,可能略低於投資者目前擔心的程度。
其他模擬大致相同。高盛(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公佈的結果表明,在全球關稅提高10個百分點的情況下,美國和歐洲在兩年內的產出損失約爲0.9%,同時股票價格下跌20%。中國的產出損失僅爲0.5%。通膨率會上升千分之幾,但之後隨著貨幣政策收緊以及失業率上升,通膨率將回落至目標範圍。(另見世界銀行(World Bank)報告。)
還有兩種明顯因素可能讓經濟影響嚴重得多:
本世紀初全球價值鏈(即零組件貿易而不是成品貿易)的巨幅成長可能使得貿易體系容易受到更大的暫時性混亂的衝擊,比如全球價值鏈中的企業出現破產或紊亂。每一次當零組件跨過邊境時,都可能被徵收關稅,大大增加全球價值鏈的實際生產成本。
關於未來關稅及其影響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投資者推遲資本投資決策,從而造成對GDP比上述模擬所呈現的大得多的直接影響。
總之,現有(雖然不是很有說服力)證據表明,貿易戰帶來的全球產出損失可能在幾年內達到1%至3%,而採取左尾檢定估測的情況可能會更糟糕。經濟和政治上都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如果這場戰略博弈陷入不利的均衡狀態,那麼市場可能傾向於做最壞的假設。
譯者/馬柯斯
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在全球掀起了輿論風波,讓中美貿易進入了緊張的對峙,貿易戰一觸即發。隨著美國宣佈擬對中國600億美元商品實施徵收關稅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舉措後,迅速引來了中國的反制措施,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貿易博弈似乎要擦槍走火。對此,全球股市做出了恐慌性的回應,隔夜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了近3%,亞太股市23日開盤便毫無懸念地大幅跳水,悲觀情緒籠罩盤面,尾盤均大幅收跌。A股三大股指也全線跳水,創業板指跌幅超過了5%,A股市場大量上市公司出現了跌停,迫使這些公司在週末紛紛做出回應其與美國的貿易往來有限。
從全球股市的反應和各方輿論的解讀來看,顯然這次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舉措普遍預料不足,缺乏相應的預案和準備,而且反應有些過度恐慌。尤其持續低迷的A股市場和連續受傷的A股投資者更加鬱悶,在任何利空因素之下都會出現超調反應,由此可見A股市場信心相當脆弱,如果中國資本市場本身再不提高抵抗風險能力,其對中國經濟的戰略輔助作用將大打折扣,也不利於提高中國實體經濟的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因此,改革A股市場的基礎制度、提高A股市場的吸引力迫在眉睫,畢竟貿易戰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利益博弈,而且貿易戰註定是一個多輸的局面,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
透過這一次貿易戰,相信中國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會引起高度重視,畢竟中國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得到了實惠和快速發展,未來依然會堅定不移地推動全球化和對外開放,閉關鎖國和以利相交的外交策略都不是中國的未來選項,如果這次在戰略和戰術上得當,相信經此一役中國的政治經濟抗風險能力會進一步提高。
關鍵是有日美貿易戰的前車之鑑,中國絕不會鬆懈。1980年,里根總統曾揮舞著貿易戰大棒讓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戰達到高潮,里根政府曾對日本的家電、汽車等重要出口產品進行限制,直到1985年,美國的貿易戰手段似乎並未見效,於是里根政府直接向日本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對日元進行大幅升值,從而貿易戰升級到了金融貨幣戰,隨後讓資產高泡沫區的日本迅速崩盤和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蕭條。因此,中國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中大意不得,必須要足夠重視和在戰略上贏得談判籌碼。
目前的中美形勢雖然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美形勢比較相似,但中國經濟、金融都剛剛經歷了洗禮,並非處在高危險泡沫區,尤其2015年的中國股市崩盤讓領導層高度重視和重新審視了金融風險,金融去槓桿、金融資產系統性排查,金融監管進行了體制性改革,系統性金融風險被擺在了國家防範風險的重要位置,因此目前不存在當年日本那種盲目冒進和沐浴在資產泡沫的喜悅情形,心態相對理性。因此,對於中美之間的博弈相信未來會有很多看點,雖然沒有人願意看到這兩個大國之間發生貿易摩擦,但是一旦發生則很難預料劇情和結果,而且鹿死誰手也難有定論。
因此,中國必須要做好長期的戰略準備,尤其要提高中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吸引力,要加速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要嚴防金融風險的擴散和蔓延,要穩固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股市的吸引力,只要中國經濟自身健康可持續發展,經常項下的貿易得失就難以傷筋動骨。
尤其在當前,美股調整和美聯準貨幣政策緊縮帶來的新麻煩纔剛剛開始,中國金融決策部門應該儘快認清形勢,讓A股快速恢復吸引力,讓市場流動性儘快平衡,監管策略儘快調整不漲不跌的中庸原則,將美股逃出來的避險資金吸引過來爲我所用。現在,川普政府發動貿易戰,註定將成爲美股暴跌的推手,如果短時間內美國在貿易戰上難以獲得實質性勝利,則很有可能會被美股調整所拖累。一旦美股崩潰,美國自身的麻煩也將應接不暇,貿易戰自然就偃旗息鼓了。
因此,A股在此關鍵時刻別再繼續跟著美股湊熱鬧、拼跌,反而應該設法吸引各種長線資金進場,況且A股市場即將迎接「獨角獸」上市,市場的流動性壓力會進一步顯現,爲了提高A股市場吸引力和競爭力,吸引「獨角獸」上市和吸引流動性進入同等重要,防止厚此薄彼讓宏觀決策執行打折。如果A股市場的流動性不足,搞不好那些準備改變A股市場基因的「獨角獸」會變成人們避之不及的「毒角獸」,爲了避免這一情形的發生,要堅定不移地提高A股市場吸引力和增加市場流動性。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 )
3月22號中午,北京時間凌晨兩點左右,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宣佈,依據「301調查」結果,美國政府將每年向6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並在某些產業上限制中國。川普在白宮簽字前對媒體說,涉及徵稅的中國商品規模可達600億美元。更令人憂慮的是,川普邊簽署貿易備忘錄邊說,「這只是開始(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
美國總統開打貿易戰,迅速衝擊敏感的金融市場,包括道瓊斯指數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股指連續兩天大幅跳水,數以兆美元計的財富蒸發。有觀察人士認爲,兩國已處於新冷戰的前夜。已故的撒切爾夫人是冷戰的親歷者,她有一句名言這回被撿過來用:不可能的事情經常發生,你最好有所準備。雙方如果不能及時有效理性地管控分歧,市場各方的恐懼、猜疑不斷擴大,不確定性風險瀰漫開來,系統性風險係數持續攀升,就會變得越來越麻煩。
學界人士普遍對這場冒失的交惡深表示擔心。近年來持續專注研究日本戰後經濟問題的FT中文網徐瑾女士在社群媒體說,遙想日本當年舉國對抗美國,結果是一億種懺悔,最後有人將問題歸結于軍部之類少數鷹派人物是說不過去的。我明白她擔心的是「義和團式」的經濟民粹主義沉渣泛起。網上果然有人叫囂說要拋美國國債,有人說要控制赴美留學人數,還有專業人士說要「打飛機」,各種意見不一而足。過把嘴癮很容易,一旦打起來可就不那麼簡單。深入研讀日本在日美貿易戰和貨幣戰後戰敗後的那段歷史(其損失超過了二戰戰敗的損失),你就理解理性的經濟學人爲什麼對此憂心忡忡了。
翻檢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美關係的資料,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係時好時壞,曾發生多次嚴重的摩擦甚至衝突。大使館事件、撞機事件,包括加入WTO談判……哪件事都不是小事,但最後都得以圓滿解決。在與巴爾舍夫斯基進行加入WTO最後一輪關鍵談判時,面對僵局,朱鎔基總理對女兒輩的巴爾舍夫斯基動情地說,「根據你的信,我們開了會,半夜開的,凌晨3點多才結束。我睡了幾個小時,你們可以算得出來。但請記住一點,我70多歲了,比你們都大得多,你們在座的比我的女兒都還年輕。」後來,我採訪龍永圖時,他說,那場臨門一腳的艱難談判就是靈活性和原則性的統一,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談判的過程也是雙方不斷討價還價、相互讓步的過程。這次著名談話在4卷本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中佔到20多頁,是全書最長的一篇文章,也是載入史冊的最具震撼力的一次談話,它爲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掃清了障礙。複雜的形勢,激烈的較量,考驗雙方的意志力和政治智慧。
改革開放的40年,中國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封閉型體制成功轉向一個以市場制度爲基礎的舉足輕重的開放的包容型大型經濟體。中國的商品出口在2007年超過美國,2009年超過德國成爲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國。中國製造業出口大部分起始於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快速向技術密集型轉身。2007年,中國30%的製造品出口在聯合國貿發委的貿易資料庫中被歸類爲高技術產品,而現在已近60%。不斷成長的出口能力、科技進步能力,加上中國製造業資訊服務內涵的急速成長,必將對全球經濟施加重大的結構性重構壓力。中國競爭力的加強,巨大的市場和勞動力隊伍,中國對教育、科技研發的巨大投入、生產的規模經濟和日益完善的全球分銷體系,因此中國的發展中,與外部關於貿易和自然資源可獲得性的摩擦也會越來越多,這種摩擦也不只是中美之間的。過去十年間,以美國和歐盟爲首挑起的全球貿易爭端不斷。
經濟危機之前,貿易保護主義就已經抬頭,而「次貸」危機更是加劇這種態勢。從2010年10月發佈八國貿易監管報告中可以發現,儘管世界主要國家在2008年底的G20會議上發誓不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但事實卻不然。從當年11月以後,發達國家和經濟體採取了692項可能會損害其他國家對外商業利益的限制性貿易措施。半數以上國家實施了貿易保護措施,對100多個貿易伙伴國造成了負面傷害。中國是受這些保護措施打擊最嚴重的國家,692項條款有337項是針對它的。商人政治家川普上臺後,因爲中國對美順差的長期累積,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風險當然急劇上升。
要看到,形勢比人強。政治天然地包含談判和妥協的因子。孟道斯鳩在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說,貿易精神促使人擁有一種精確的公道觀念,一方面與劫掠針鋒相對,另一方面與某些倫理道德背道而馳。90年代中美也曾多次走到貿易戰邊緣,但最後都沒打起來,這背後是政治領導人的胸懷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兩國元首海湖莊園會談後,有一個重要論斷,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大國關係,我們有一千個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而沒有一個理由把它搞壞。過去幾十年間,中美大國關係走過了不平凡的風雨歷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雙方都應從中汲取有益的營養。關係好的時候要相敬如相賓,相互理解和尊重;發生矛盾和衝突的時候,要冷靜下來找原因,不能誇豪鬥富使性子,不能任由民粹主義意氣用事。快活一時,事後修復代價非常高昂。這次,尤其要防止貿易戰升級引發大國關係的全面回撤和倒退,掉入不可挽回、全面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重溫歷史,重讀那個並未遠去的年代,大使館事件、撞機事件……每一件事都不比當下的事小,但雙方透過艱苦的對話和談判,都有效地管控了重大風險。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間的政治智慧和歷史邏輯應是兩國政治家共同傳承並倍加珍惜的寶貴財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國領導人正受到內部壓力,要求其加強對美國貿易制裁的回應。目前北京方面正在竭力阻止一場貿易戰爆發。
上週五,中國宣佈了針對美國鋼鋁關稅的經過仔細斟酌的回應,旨在展示它能夠一報還一報地回擊華盛頓,先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剛提議對中國高科技產業徵收懲罰性關稅。
然而,中國國內對政府舉措的評判很快就出爐了。週末期間,少數中國官員、學者和記者紛紛表態稱,這些措施——對豬肉、葡萄酒和回收鋁等128種商品徵收15%至25%的關稅——過於無關痛癢。
「如果我要在政府,我可能先打大豆,然後打汽車,然後打飛機,」中國前財長、現任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的樓繼偉表示。他形容北京的回應「比較軟弱」。
中國是美國大豆和飛機的最大市場,美國汽車的第二大市場。
青島中國海洋大學教授、中美關係專家龐中英表示,中國的回應與美方的措施「不相稱」。「它只涉及30億美元的產品,量太小,」他說。
中國的社群媒體網站也爆發出民族主義憤慨。在新浪微博(Weibo,中國版的Twitter)上,一位用戶發文問道,爲什麼不瞄準美國大豆、玉米和牛肉呢?
另一位用戶說:對方已經宣戰,我們爲什麼仍然只喊口號?
此類反彈表明了中國領導層受到的壓力:隨著與美國貿易摩擦加劇,他們不能在本國公民面前顯得軟弱。
中國領導層已經警告華盛頓,它正在準備對美方擬議中的貿易制裁做出更強有力的回應。北京方面在經濟問題上的頭號發言人、副總理劉鶴上週六告訴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北京準備捍衛自己的利益。他補充說,川普政府提出的關稅違反了全球貿易規則。
北京的鷹派官方報紙《環球時報》在一篇社評中表示,中國「對損失的真實承受力」將會更高,準備在貿易戰中承受比美國更多的痛苦。
「第一,圍繞這場貿易戰,中方的社會團結遠遠高於美方。由於貿易戰是美國挑起並強加給中國的,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清楚政府在爲捍衛中國人民的利益被迫應戰,因此人們對政府的每一項回擊行動都將給予堅定支援,」這篇社評表示。
「反觀美方陣營,現在就是分裂的,反貿易戰的呼聲很高,而這樣的反對聲浪隨著美方損失的顯現必將繼續高漲。」中國「決不會是先退卻的那一方」。
譯者/何黎
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採取最近的貿易措施之後,北京方面決定不對美國輸華大豆進行報復,使這一措施被留作後備手段;如果中國動用這一手段,那將肯定會傷害美國農民和中國消費者。
北京方面在上週五宣佈的報復性關稅(涵蓋的類別包括堅果、豬肉和鋼管等)經過仔細斟酌,力求使其不太可能損害國內消費者的利益。的確,豬肉等許多產品在中國已經供過於求。
針對美國輸華大豆發起報復,將對美國農民產生重大沖擊,這些人有很多居住在投票支援川普的幾個州。中國是美國大豆的最大市場之一,去年進口了價值140億美元的這種農產品。中國消費的大豆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從美國進口的。
「大豆是最後的手段。你不會從你最大的一顆子彈開始,」北京東方艾格農業諮詢公司(Beijing Orient Agribusiness Consultants)的分析師馬文峯表示。「如果爆發真正的貿易戰,他們會推出針對大豆的措施。那真的會刺痛美國。」
北京方面意識到,對大豆徵收關稅或限制進口,會提高中國的食用油和其他家庭基本用品的成本。中國最大的大豆進口商——新希望集團(New Hope Group)負責人劉永好表示,針對大豆進口的任何長期行動都會導致中國通膨上揚。他說,原料價格上漲會影響飼料價格,最終影響到中國的所有人。
北京方面之所以能夠留有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季節關係。在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國主要進口南美的大豆收成,使北京方面獲得無需依賴美國大豆出口的六個月時間視窗。這可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中國從針對美國大豆的報復行動中獲取最大象徵價值。
但最終而言,中國將不得不再次購買。「現實是會有很多擺姿態的動作,很多玩具被拋出童車,」美國谷物交易商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簡稱ADM)的全球貿易總裁加里•麥奎根(Gary McGuigan)在美國宣佈對華關稅之前表示。「但在某個時候,美國仍會輸出這些豆子。」
中國可以選擇增加從今年大豆豐收的巴西進口,儘管阿根廷的旱災減少了該國的一些正常供應。麥圭根說:「他們(中國)將買不到他們需要的所有大豆。他們仍將不得不來找美國。」
這就把話題引到了中國的第二個優勢。
北京方面糟糕的穀物儲備戰略,使其擁有世界穀物儲備的一半以上,這些穀物是以高於市場的價格買下來的。國內飼料企業更願意購買新鮮收割的進口產品,但是針對美國谷物的更高關稅可能會迫使企業使用現有庫存,這使中國能夠在關稅對峙中堅持更久。
這也可能意味著,北京方面可以把針對穀物進口的干預措施說成是回應貿易挑釁,但實際上此舉也意在把過剩供應擋在本國市場門外。
對川普來說風險在於,他的貿易措施所引發的報復,最終將損害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以壓倒多數支援他的幾個州的農民。
對美國而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國先前的政策——爲國家儲備購買過剩的穀物——推高了價格。這刺激了美國農民擴大生產,使他們在最重要市場需求下降面前更加脆弱。
譯者/何黎
貿易戰對於股票投資不是很好的大背景。在經歷了數月好光景——得益於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的減稅、銀行信貸放鬆和增加美國油氣產量的努力——之後,最近幾周金融市場不得不艱難應對不那麼友好的關稅政策。
美國總統找到了對鋼鐵和鋁徵收一般關稅的辦法,即利用其國內權力,限制可能危及美國戰略利益的進口。他還以同樣的理由否決了海外收購美國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企圖。
誰是川普對不公平貿易開戰的靶子?
在意識到向美國出口鋼鐵最多的兩個國家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後,白宮表示,只要兩國同意與美國合作,談判達成一份更好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就可以豁免這些關稅。川普在上任之初就要求改進該協定。
競選總統期間,川普對中國(美國很大一部分貿易逆差的來源)的批評一直是最嚴厲的。近期他對德國更爲憤怒,後者一方面有鉅額對美貿易順差,另一方面未能達到北約(NATO)的國防支出目標。川普不賞識一個讓美國既揹負鉅額貿易逆差、又揹負超出比例的集體安全賬單的盟友。
自1月達到市場高點以來,德國股市肯定受到了影響。我很高興在一段時間之前就決定在FT Fund中排除專業投資於歐洲大陸股票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這一判斷在困難時期保護了這隻基金。
不僅德國DAX指數比1月的峯值下跌了8%。歐洲大陸所有主要股指都受到了衝擊。義大利富時MIB指數(FTSE MIB)從未接近過2000年或2007年創下的歷史高點,僅徘徊在先前高點的一半左右。西班牙Ibex 35指數也遠低於2007年達到的高點。就連法國Cac 40指數也仍略低於2000年和2007年的水準。
歐元對股票投資者也不利好。自單一貨幣問世以來,歐元區經歷了長期緩慢成長或零成長,其間還遭遇一場西方銀行業危機和幾場歐洲政治危機。
失業困擾歐元區大部分國家,德國經濟卻蓬勃發展,得益於對其而言廉價、但對歐元區其他一些成員國而言偏貴的歐元。
歐洲央行(ECB)的大力干預拯救了歐元,而德國不得不忍受以往不堪設想的事情,即歐洲央行透過印鈔來買下債務,把利率壓低至零或更低。藉助自危機以來出現的復甦,在歐盟市場有一些敞口的投資組合有可能獲利,全球股票基金傾向於都有一些歐盟敞口。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英國股市已經創下新高。相比由大型跨國公司構成的富時100指數(FTSE 100),富時250指數(FTSE 250)是英國國內經濟的更好指標,而該指數目前比2007年的高點高出約60%。在最近一輪全球市場疲軟中,美國那斯達克指數(Nasdaq Index)也比世界上其他所有主要股指相對強勁。
如今,歐元區不得不應對在英國退出歐盟後歐盟預算失去英國稅收貢獻後的局面。它還必須面對代價高昂的能源政策(與此同時美國廉價能源供應越來越充足)、以及以環保爲由打擊柴油車(這還將對汽油車造成一些連鎖效應)帶來的後果。
對於汽車出口構成貿易順差重要組成部分的歐元區經濟而言,所有這些都是困難的不利因素。川普威脅要對歐盟對美出口汽車徵收10%的關稅,是利用了這樣一個事實:歐盟已經對輸歐的美國汽車徵收這樣的關稅。
在世界另一端,中國正準備回應川普出臺的任何關稅及其他反貿易措施。這將是投資中國的不利因素。
不管怎麼說,中國的風險都稍微高了一些。當初作爲開放意識的現代主義者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現已積累了巨大的權力,併成功地取消了國家主席兩屆(10年)任期限制。這意味著他的觀點所受挑戰將變少,集體領導將弱化。
很多中國人將異見或辯論視爲一種軟弱,但有一些這樣的自由對於可能犯錯的政府也是重要的安全閥。美國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高得多,且擁有更先進的技術,同時還擁有一套治理體制,該體制在制定和實施政策的過程中把挑戰和不同意放在中心位置。
因此,我從FT Fund中撤出了在中國的直接持股,儘管仍透過綜合性的亞洲ETF保留一定敞口。這筆資金已轉向短期債券,以求在股市再度走高之後的不確定時期減少一點風險。
今年世界經濟應該會再度實現合理成長,成功利用數字革命將繼續推動利潤成長。即便在那個領域,推動科技革命的大公司也面臨一些棘手的監管問題。
約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是Charles Stanley首席全球策略師。FT Fund是一個虛擬的投資組合,旨在展示投資者如何利用各種ETF獲得全球股市的敞口,同時控制投資成本。
譯者/何黎
自2016年英國退歐公投、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逆全球化」的說法就頻繁見諸中國報端,或者出現在研討會的發言中。進入今年3月,川普先是宣佈對美國進口的鋼鐵產品和鋁產品徵收關稅,接著又高調宣佈將對6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美國產品開徵25%關稅。隨著中美「貿易戰」風雨欲來,「逆全球化」甚至中美「新冷戰」的說法可能又將流行起來。
追溯詞源,全球化(Globalization)最初是一個商界術語,被用於形容跨國公司的全球性佈局。1990年代「冷戰」結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瓦解後,全球貿易、投資與人口的跨國界流動呈現出空前規模,故這一「術語」又被用於形容這一全球政治經濟現狀與趨勢。全球化當然不能說就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全球化也因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等原因逆轉過,所以探討「逆全球化」、「去全球化」(de-globaliization)、「全球化倒退」等並非不可以,但應當客觀考察現實謹慎做結論,若把區域性現象等同於整體,把前進中的倒退等同於絕對倒退,則未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最常見的被用於支援「逆全球化」說法的例證是英國退歐與川普當選,然而,這兩件事的性質與嚴重程度截然不同,造成的影響也有著量級上的巨大區別。英國退歐雖然的確暴露了英國社會內部隱藏的反歐盟暗流,以及歐盟自身機制的一些尚待彌補之處,但不應忘記的是,歐盟代表著全球化的「高階」層面,已突破主權國家的架構走向跨國的深度融合,與主權國家之間仍然以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爲主要表現的「普通」全球化不可同日而語。同時,英國的經濟體量也絕不足以對全球經濟造成極其重大的衝擊。譬如一個跑在最前面的運動員暫時停頓或者退步,不代表整個隊列的逆轉一樣,以英國退歐爲依據,貿然宣稱「逆全球化」正在發生,恐怕並不符合嚴謹的邏輯。
相對而言,不可否認川普成爲美國總統是全球化面臨的重大挑戰,但川普逆轉全球化的意願和能力受到諸多限制,包括他在美國國內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掣肘,以及國際層面的抵制。川普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被日本等亞太國家順利接過,他威脅的關稅等保護主義措施遭到國際譴責,皆爲例證。進入2017年後,民粹主義潮流在歐洲國家連續遭到遏制,在一定程度上拆除了歐洲反歐盟浪潮加劇的引線,從而降低了截至目前作爲全球化引領者的西方全面淪落、走向狹隘民族主義的風險。
「逆全球化」論者的另一個說法是全球化日益受到所謂「文明衝突」的威脅,「文明衝突」已經或者即將成爲主要矛盾,從而導致全球化被破壞,舉的例子是西方社會的種族衝突與恐怖襲擊。然而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本身是一個空泛甚至顯得空洞的概念,他的主張只是一家之言,受到了西方以及整個國際學界非常廣泛、猛烈並且言之成理的反駁。而且,即使是亨廷頓本人,也對「文明衝突論」有很多限定,比如他並不認爲文明絕無交融,任何分屬不同「文明」的羣體必然衝突,衝突必然是不可調和、不可管控的,這一點只需閱讀亨廷頓的著作便一望可知。若把「文明衝突論」(或者是某種對亨廷頓原意進行更狹隘化扭曲的翻版的「文明衝突論」)視爲具有普遍意義乃至唯一的真知灼見,恐怕是狹陋之愚見。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生前曾反覆強調:「不同風俗之間,可以相互交換和改變,而其困難程度並不比改變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就餐方式更高。」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一個風俗、文明變遷交融的過程,絕不存在固化、一成不變的「文明」。文明之間必然衝突的觀點故意誇大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間的差別與隔膜,既不符合現實,也於現實有害。全球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跨國移民潮所帶來的經濟、政治影響,的確需要進行多角度的研究和討論,但若是用固化的結論反過來曲解現象,僅僅戴著一幅「文明衝突」的眼鏡看待移民與難民,把移民視爲純粹的危險來源,否認不同種族、信仰羣體交流與融合的可能性,就會陷入認識誤區。跨國移民和文化融合至今仍主要是全球化的推動力量,而不是對全球化的威脅。
目前川普提出的關稅舉措的確把中美關係拉入了危險地域,但這究竟會不會破壞全球化,甚至使兩國走向新的「冷戰」,取決於兩國的反應方式。川普的關稅對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於事無補,在緊密聯繫的跨國產業鏈已經成型的情況下,也絕對無法構成對中國的「精確打擊」,而只會給國際貿易秩序製造混亂,基本上沒有什麼正面價值,甚至可能損害美國消費者享受的福利,並影響美國的農業羣體(尤其是在中國採取針對性報復的情況下),從而給美國經濟增加風險和不穩定性。
「貿易戰」只會造成兩敗俱傷,因此中國的應對方式絕不應是像川普一樣叫囂「貿易戰」或訴諸民族主義,或者盲目地把貿易爭端描繪爲地緣政治爭鋒,渲染緊張氣氛,而應該主要走利用國際貿易規則來博弈以及雙邊談判的路線,並與國際範圍內乃至美國內部與中國有利益交集的羣體合作,遏制川普的非理性「經濟民族主義」。當然,中國在國內繼續推動國有企業、智慧財產、人民幣匯率等相關領域的改革,並釐清政企邊界,減少殭屍企業和過剩產能,將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美方鼓動「貿易戰」的口實,也能爲中國自身經濟的健康發展增添動力。在此情況下,尤其不應空談「逆全球化」,甚至將其視爲不可避免的趨勢,乃至錯判國際局勢,喪失改革良機。
儘管對全球化盲目樂觀、否認全球化存在「陰暗面」的觀點也值得反思,但是,泛泛而談「逆全球化」並沒有什麼意義,具體考察國際貿易、投資、技術轉移、移民已經或者即將受到哪些影響,將帶來什麼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才具有思想和現實價值。全球化當然也帶來了很多「輸家」,例如西方發達國家一些地區難以轉型的製造業工人,但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絕不應是貿易壁壘和更多的關稅,而應是合理的社會政策與政府調節,這纔是對川普的真正考驗。同樣,中國經濟雖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並需要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但在中國如何幫助那些受損者與不幸者,實現更具包容性的成長,也是對中國政府智慧的考驗。
單純崇拜和吹噓全球化的好處肯定暗含著思維盲點,但不顧事實地渲染和誇大「逆全球化」風險則更加危險。人類需要的不是盲目的全球化,也不是逆轉全球化,而是一種經過審視和思索的更好的全球化。
(作者郵箱[email protected])
2018,又一個戊戌年。
中國「兩會」期間,關於中美貿易糾紛已經有不少討論,劉鶴兩會期間的訪美引人注目,之後易綱出任央行行長,亦被認爲是用有留美經驗的技術官僚力圖加大對美溝通。隨後,川普方面長久以來對於公平貿易的口號終於邁出實際一步,宣佈將對中國600億美元進口商品徵收新關稅。一時之間,社群媒體對於中美貿易戰的討論鋪天蓋地。
如何看待這一情況?首先應該看到,美國的第一波舉措對中國的影響並沒有多麼嚴重。川普計劃加徵關稅商品價值600億美元,聽起來不少,但是對比中國出口規模,佔比並不大。按照中國海關數據,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爲3.95兆元人民幣,其中中國對美出口2.91兆元。中國出口總規模則達到15.33兆元人民幣,合2.26兆美元。與之相比,目前600億美元商品佔2018年中國預計總出口規模不足2.5%,實際影響並不大。
雖然加徵關稅的直接影響並不巨大,但是戰略意義明顯。中美雙方貿易關係惡化是不爭的事實,在美國宣佈加徵關稅之後,中國商務部在3月23日表示擬對約30億美元自美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對比美國的600億美元,中國30億美元的應對,關鍵並不是外界所認爲軟弱回應與否,而是雙方報復性政策的開始,爆發全面貿易戰可能性在加大。
從經濟學角度如何看貿易戰?表面上,中國確實對美國收穫了不少貿易順差。按照中國官方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1.87兆元,合2780億美元;美方統計口徑則是3750億美元。
然而,順差逆差的經濟學含義並不是那麼簡單,並非逆差國一定喫虧,順差國一定佔便宜。諸多國際貿易的研究已經指出,美國貿易逆差幾乎是一種必然現象,這是各國不同經濟要素配置之下的合理性問題。在中美貿易逆差背後,實際上是以中國爲核心整合了東亞板塊的網路式加工鏈條,並最終體現爲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換言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代表東亞板塊實現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個證據是,雖然中國對美國保持龐大順差,對東亞其他國家卻維持幾乎同樣龐大的逆差。實際上,這個故事並不新穎,中國佔有順差,只是東亞與美國固有貿易的延續,過去是日本,今天是中國,未來可能是印度越南。
東亞板塊作爲全球合作鏈條中製造業的重鎮,本質上是承擔了與美國不同的經濟分工角色。基於東亞良好的基礎設施水準、勤勞而有素養的產業工人隊伍、重商主義政府的各種支援以及自我放大的合作網路效應,在具有技術強傳播性的製造業中,不斷累積對美國製造業的成本優勢與貿易優勢,只不過是100年前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早已論說清楚的實現演繹而已。對美國而言,美國在商品貿易逆差的同時,服務業則積累著龐大的順差,也正反映了美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
更重要的是,美國製造業工人看得見的損失背後,對應著看不見的美國消費者福利提升。問題在於,經濟學的道理,川普之類政治家是真不懂還是假裝不懂?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背後其實更多是社會推動,川普從自由貿易轉向公平貿易的政策正是集體情緒的對映。我去年曾經去美國遊學,題目正是全球貿易,拜訪了美國商務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等機構,在交談中,一方面感覺到川普治下的美國貿易政策轉向,導致官僚部門有全盤推翻過去計劃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美國各界對於中國貿易赤字的情緒。
除了貿易順差,美國商界也很在意市場準入。過去商界持續支援中美友善,如今情況則有了微妙變化。就科技行業而言,典型如「中國製造2025」檔案,是國內諸多產業政策之一,而在海外卻是極大刺激,在我遊學交流中頻繁被提及,他們從中感受到了不僅是中國科技行業的追趕,更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味道,這顯然是美國政商兩界都感到不安的因素。
從川普這次加徵關稅,比起金額,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此次加徵關稅行業,聚焦於科技行業,分別是先進信息技術產品、自動化機牀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現代軌道交通裝備、電動和其他「新能源」車輛、電力裝備、農業機械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和其他高效能醫療器械。這就不單單是貿易逆差問題,而是戰略高地的爭奪問題。
八十年代,日美貿易戰也相當激烈,今天的中國是不是當年的日本?我曾經問過不少美國人,他們回答都會說中國和日本最大不同在於體量,畢竟中國人口十倍於日本。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日本不同在於,日本和美國之間只是貿易紅利的分配問題,雙方對於日本最終會加入西方系統這點並無異議。今日局面的複雜性在於,中美間還存在意識形態的差距,中國試圖提供的全球治理秩序與美國設想明顯存在差異。
策略地說,在今日美國看來,中國和日本不同。對民主黨而言,中國是以前的日本,但規模更大,對於共和黨尤其新保守主義而言,除了日本之外,中國很可能讓他們想起蘇聯。西方對於中國最終遵循西方系統遊戲規則開始失去信心;對於中國而言,挫折之下,開拓自身的全球體系也成爲替代方案,如此疊加,使得雙方摩擦日益加劇,從南海衝突、亞投行風波、一路一帶、國進民退等議題均可見端倪。
中美之間,資訊誤讀始終存在。比起叫囂強硬應對,彌合不必要的資訊誤讀顯然更爲重要。90年代之後,中國重新加入了全球市場,尤其是享受了加入WTO的巨大紅利,這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十五年保護期已經過了,中國承諾的市場化改革卻引發了歐美諸多猜疑,交涉中,西方和中國雙方彼此都感到了不少挫折,一方面指責中國沒有做到承諾,中國則再次感受到被排斥爲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拒絕。
在年初做客第一財經頭腦風暴時候,當主持人駱新問2018年的黑天鵝的時候,我的答案是WTO。如果WTO死去,中國面臨的貿易挑戰將會巨大,如今美國拋出的加徵關稅只是開始。而如果WTO系統死去,其原因絕不僅僅是美國一意孤行的不配合與退出,而其結果對於中國將是災難性的。
不少人熱衷於出臺各類應對政策,但是各種軟性策略遭遇強硬衝突的時候可能無法奏效。與其冒冒失失問下一步該如何,不如回頭認真覆盤上一步。
目前關稅糾紛只是開始,貿易戰表面源起於經濟,其根源卻在於政治,解決思路還是在於外交。基辛格曾經說,21世紀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一個似乎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越來越分散;一方面越來越全球化,而且至少會有6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印度。中國老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新的政治經濟週期啓動。全球化對於中國過去是春風麗日,未來中國人或許將和其他人一樣,體會全球化暴風驟雨的一面。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爲經濟人讀書會創辦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公號《徐瑾經濟人》,知識星球《經濟人讀書會》
川普自從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高喊「美國優先」的口號,倡導貿易保護的單邊主義,2018年更是付諸實踐,連續祭出大招:先是對太陽能板和洗衣機進口徵收高額保護性關稅;接著終裁決定對進口中國鋁箔徵高額的「反傾銷反補貼」稅;三月份挑起了全球範圍的鋼鋁貿易戰,引起了巨大的國際反響和金融市場波動。近日川普又宣佈擬對6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開徵25%關稅,美中貿易大戰一觸即發。貿易戰陰霾籠罩,全球貿易復甦勢頭會就此逆轉嗎?2017年全球貿易量價齊升的復甦是否只是曇花一現?這恐怕是全球領導人和金融市場投資者最爲關注的問題。我們認爲,儘管貿易戰陰雲密佈,但不足以逆轉全球商品貿易復甦的趨勢,今年全球貿易大機率會在市場的膽戰心驚中繼續維持成長態勢。
首先回顧一下近幾年全球商品貿易的復甦狀況。全球貿易在2015-2016兩年間陷入衰退,復甦的拐點出現在2016年11月,貿易增速由負轉正。有意思的是,這個月也正是川普意外擊敗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由於英國退歐和川普當選,2017年年初時國際經濟也籠罩在一片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全球化陰雲之下。但是2017年全球貿易名義增速是出乎預料的強勁,高達10.6%,不僅扭轉了過去兩年的負成長態勢,也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同比增速。在本輪貿易復甦中,新興市場雖然份額低,但反彈更快,貢獻了一半的全球出口成長,與發達國家相當。同時,貿易價格和貿易量都實現快速成長。全球出口量成長率爲4.4%,高於2016年的1.5%,同期出口價格成長了5.9%,遠高於2016年的負成長率4.5%。貿易量價齊升反映了全球經濟的真實需求在增加。
本輪貿易反彈的動力主要是全球經濟回暖。主要發達國家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經濟成長較快。2017年美國GDP增速爲2.3%,遠高於2016年的1.5%。勞動力市場保持強勁,投資成長較快,進口需求增加。歐元區的GDP成長率2017年爲2.3%,也顯著高於前年的1.8%。日本經濟消費投資改善,成長率從2016年的1.0%上升到2017年的1.7%。中國經濟2017年的表現也超出預期,全年成長率爲6.9%,略高於前年的6.7%。全球經濟復甦對國際貿易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一點對大宗商品貿易尤其明顯,需求強勁不僅使得大宗商品貿易量激增,更拉動價格快速上漲。
目前來看,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的前景甚至比2017年更樂觀。美國的投資擴張速度本身就強勁,稅改推行將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和推動企業擴大投資。美國、日本和歐盟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也顯示經濟成長動能穩健,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去年底開始保持上升,失業率持續下行,進口需求預期繼續保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有明顯拉動作用。中國一二月份的工業增加值和進出口數據也表現亮麗。因此,世界經濟處於上行週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中,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成長預測上調了0.2個百分點至3.9%。世界銀行也調高了明後年的經濟成長預期。
另一個驅動國際貿易的動力是新一輪科技週期的興起。全球經濟以「生產自動化、管理資訊化、產品智慧化」爲基礎,以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爲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週期初見端倪,因此對晶片、存儲器、硬碟等電子產品升級的需求增加。以南韓和臺灣爲例,2017年南韓總出口的成長率爲15.8%,其中電子產品同比成長率爲20.5%,對整體出口的貢獻率爲41.7%。臺灣出口成長率爲14.2%,其中電子產品出口同比成長15.5%,對出口的貢獻率達到了41.0%。這一輪以人工智慧、無人駕駛爲主要代表的技術革新與先前的網路和智慧型手機創新類似,正在創造新的需求從而帶動全球生產鏈和國際貿易。
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遭到國際社會和國內倡導貿易自由力量的極力反對,因此真正實施的貿易保護力度很可能不及川普的預期。比如3月1日川普宣佈將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分別徵收25% 和10% 的關稅,並強調不豁免任何國家。但一週後簽署的版本卻豁免了加拿大和墨西哥,接著歐盟、澳洲、阿根廷、南韓和巴西都得到了短暫豁免。因此,預計正式實施的鋼鋁保護性關稅覆蓋的進口國範圍和進口量比一開始計劃的要打不少折扣。
另外,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會受到本國相關行業企業的反對而有所削弱。現代世界經濟生產鏈極爲複雜,中國到美國的出口中很多是在中國的美資公司或者是美國公司產業鏈上的關聯公司,比如IPhone是蘋果公司研發富士康代工組裝併發往全球。如果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徵收高關稅,必然導致在電子產品生產鏈上的美國本土企業的強力反對,因而豁免部分跨國公司在海外的附屬子公司和關聯公司的電子產品出口,這樣亦會削弱貿易保護措施對雙邊貿易的負面作用。這一策略在2002年布希政府對鋼鐵進口徵收高關稅保護時也已經採用過,美國貿易代表處同意了近一半的2000多件企業豁免申請。
同時,美國單方面貿易保護可能會導致美元對貿易伙伴的貨幣升值,因此提高貿易伙伴其他產品在美國的競爭力而出口增加,所以美國總體進口不會大幅度下降,川普希望借提高關稅降低貿易赤字的目的很難實現。3月1日川普在白宮會見鋼鐵和鋁業企業代表時宣佈將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分別徵收25% 和10% 的關稅,加元和墨西哥幣應聲下落,一週後墨加兩國獲得短期豁免而反彈。3月23日川普宣佈擬對中國高達600億美元的出口開徵高關稅,離岸人民幣跌幅超過300點,觸發了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因此,貿易伙伴貨幣相對美元貶值會部分抵消高關稅的影響,美國總體進口很可能不降反升。
歷史經驗也表明,高關稅和配額限制等貿易保護對國際貿易影響並不大,基本不影響貿易的長期趨勢。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2002年布希政府對272個鋼鐵產品徵收高關稅使得受影響產品的進口額在接下來的一年內下降了大概13%,約7億美元,佔2002年美國全部鋼鐵產品進口總額的6%,相對於超過一兆美元的美國總進口額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一部分的原因是貿易保護措施一般是針對某些國家,但企業可以轉從其他國家進口,所以高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會使得雙邊貿易下降,但對該商品的總進口影響卻小很多。比如布希政府鋼鐵貿易戰期間,從被豁免的加拿大、墨西哥和澳洲等國的鋼鐵進口不降反增,部分抵消了高關稅對未豁免國的鋼鐵出口的負面影響。
全球強勁的經濟成長與需求的改善,是全球貿易活動持續改善的堅實基礎。美國單方面的貿易保護措施和可能引發貿易伙伴的報復,並不足以逆轉全球經濟復甦的趨勢,所以我們判斷2018年全球貿易大機率在市場的膽戰心驚中繼續維持成長的態勢。但美國作爲最大的貿易國,即使是區域性的貿易戰(針對特定國家和行業的貿易保護),也會對這些國家和部分行業產生顯著的影響,特別是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國家和行業。而且,貿易戰帶來的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比貿易保護政策本身對貿易和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大。
目前來看,威脅全球貿易復甦趨勢的最大風險是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川普簽署備忘錄,擬對6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開徵25%關稅,劍指中國高階戰略產業,例如航天、資訊和通信技術、機械行業。中國商務部迅速做出反應,擬對約30億美元美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雙方更大規模的貿易戰可能還在醞釀中。但美中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大的貿易國,爆發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很低。兩國之間只打不談的可能性也接近零,很大可能是邊打邊談,以打促談,以談代打,最後大談小打。因此,美中之間的貿易戰的走向,仍將是近期國際社會和市場關注的焦點。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趙洪巖爲廣發證券(香港)高級經濟學家,盛柳剛爲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升級,週五亞洲股市大跌。先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宣佈對每年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25%關稅,而北京方面也對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
受科技股下跌6%影響,香港恆生指數(Hang Seng index)午盤下跌3.4%。
追蹤中國內地大盤股的滬深300指數(CSI 300)下跌3.1%。
日本東證股價指數(Topix)下跌3.6%,而澳洲的S&P/ASX 200指數下跌1.9%。
預計歐洲股市也將跟隨這股趨勢。據倫敦點差交易集團的開盤集合競價,法蘭克福的Xetra Dax指數將下跌1.7%,而富時100指數(FTSE 100)預計將下跌1%。
資金流入日元等避險資產,週五日元兌美元匯率上漲0.6%,至1美元兌104.62日元,這是日元自2016年11月以來的最高水準。
「貿易戰的事顯然驚嚇了日本市場。」東京的一名證券經紀人說,「東證指數基本上是全球風險偏好和風險規避趨勢的晴雨表,並且總是首當其衝,受到全球一大堆問題的影響,就像我們今天遇到的這樣。」
另外一個因素是日本本身出現問題的風險,他補充道,「人們擔憂日本無法避免在中美貿易戰的交叉火力中受損。」
美國基準指數出現自今年2月8日以來的最大跌幅,標普500指數(S&P 500)下跌2.5%,今年以來的累計漲幅爲負。債券上漲,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下跌6個基點,至2.82%。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CBOE Vix)在1個月以來首次回升至其長期平均水準20以上。
川普政府的關稅計劃引發了對通膨壓力加大和經濟成長受阻的擔憂。
「週期性行業正遭受打擊。」Nuveen的首席投資策略師布賴恩•尼克(Brian Nick),「市場認爲這將傷及中國和美國的成長。如果友好貿易的時代宣告結束,有一些行業受到的損失會更多。」
在當天的一波下跌中,波音(Boeing)和卡特彼勒(Caterpillar)均下跌5%。這兩家大工業集團都有相當大一部分供應鏈在中國。
譯者/徐行
「情勢可能會轉惡……」
在川普政府宣佈將對每年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25%關稅以後,週五亞太地區股市重挫,債券價格上漲,日元反彈。
北京方面在週五作出反擊。中國商務部表示,計劃對美國輸華的128個稅項產品加徵關稅,按2017年統計,涉及美對華約30億美元出口。儘管中方的這一動作理論上是爲了回應更早時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關稅的舉措。
以下是分析師對於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正在醞釀的貿易戰的點評摘要。
荷蘭國際集團(ING)亞太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卡內爾(Robert Carnell)表示:
「如果關稅按計劃實施,那麼我們認爲,中國將會進行報復。無法想像關稅不會推進。在那之後,我們預計美國將進一步報復。」
「情勢可能很快在全球範圍轉惡。無論是否與全球成長同步,市場按照更黯淡的前景來定價,是正確的。」
「儘管這次的貿易糾紛主要是中美之間的,亞洲大多數地區也有可能被捲入。」
澳新銀行(ANZ)的經濟學家楊宇霆(Raymond Yeung)和丹尼爾•威爾遜(Daniel Wilson)說:
「中國當局將堅定全球化倡導者的立場,但會在雙邊基礎上回應美國宣佈的舉措。中國不會讓貨幣貶值。」
「儘管從賬目數字來看美國徵收關稅的規模不大,但川普總統可能會推動其他國家選邊站,最終導致世界分裂。貿易戰的規模可能會擴大。這是未來的最大風險。」
「我們主要擔憂的是川普總統的策略是否會給世界其他地方帶來溢位效應。他故意將貿易措施與外交政策關聯起來。」
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全球市場策略師漢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 :
「首當其衝的將是股市。受影響最大的將是美國、南韓和臺灣,因爲在這些市場註冊的公司佔據了中國出口產品全球生產鏈的很大一部分。」
「美國感受到的影響可能會更強烈,消費者價格和生產者價格都會上漲。出口對中國經濟來說非常重要,但近年來重要性趨於下降,美國佔中國出口市場的份額一直在縮小。」
「除了對美國消費者價格帶來溫和的潛在通膨影響外——這可能會使美聯準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它對債券市場的影響可能有限。」
經濟學人集團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西蒙•巴普蒂斯特(Simon Baptist) :
「中國提出的初步產品清單應該被視爲最低限度的初始報復,表明中國更願意將任何貿易戰限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架內,但是如果美國的行動升級,它顯然還有後手。」
「從關稅清單中排除iPhone之類消費品不會保護美國消費者免遭價格上漲的影響。中國對許多產品的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因此會有很大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關稅影響傳遞給美國消費者。」
Westpac高級外匯策略師肖恩•卡洛(Sean Callow)表示,中國對川普關稅聲明迅速做出反應以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離職「似乎是壓倒美元兌日元匯率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補充說,美元兌日元突破1美元兌105日元大關「令人不安」。
「日本官員可以表示擔憂,但他們的抱怨不包含任何可信的威脅,因爲安倍政府對干預的態度是放任不管,而且經過貿易加權的日元並不特別堅挺。」
譯者/何黎
最近川普關稅成爲了破壞國際自由貿易的最新鐵證,引發千夫所指。自由貿易衛士們擔心全球貿易戰一觸即發,將剛剛好轉的全球經濟拉到壞的軌道。譴責和揚言報復成爲最新的「政治正確」。
3月8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3月22日又宣佈擬對6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開徵25%關稅,這是否會釀成貿易戰?從傳統理論和現實角度看,目前許多國家剛剛步出經濟危機後的疲軟時刻,體能正在恢復之中,經不起任何負面衝擊和折騰,各國的連鎖反制將順理成章,類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貿易戰將捲土重來?
沒有引線的貿易戰
不過,將於3月23日生效的川普鋼鋁關稅,引發貿易戰的機率並不大,應慎用傳統理論和邏輯看待事態進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貿易戰不符合川普政府的利益。自執政以來,川普一直圍繞著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強大布局謀篇,在經貿領域降低美國日益負重的貿易赤字,是其重大目標,而這對美國而言需要依仗自由貿易,而非相反。反對自由貿易,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挑起貿易戰,肯定於「讓美國再次強大」目標無益,尋求連任的川普不太可能鋌而走險、自斷前程。
而且浸淫商場多年的川普對自由貿易的好處應洞若觀火,與自由貿易捍衛者不太一樣的地方只是對自由貿易的理解不同。長期從商、無從政經驗,使他更容易接受市場是天生的平等派這一樸素哲理,而目前的國際自貿秩序則帶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考量,如強對弱的扶攜,弱者比強者具有更好的貿易條件等等,這些恰是川普所認爲的不公平。以策略大師、諾獎得主羅伯特•謝林在《衝突的戰略》等中的策略理論進行詮釋,如果川普總統還是那個《做生意的藝術》中裏的川普(只是從經濟市場轉戰政治市場),那麼當前川普關稅可能只是《盜夢空間》中的第一層夢,這僅僅是個談判策略,即這場被認爲近在咫尺的貿易戰,實際上可能並無引線。
從退出TPP、批評甚至威脅WTO,到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再到悍然拿起關稅及翻箱倒櫃尋找其他貿易武器,川普政府的邏輯越來越清晰,對一切摻雜著「政治正確」的自貿協議不屑一顧,其崇尚的是角鬥士式的那種赤裸裸的公平和實力貿易。
當然,內含政治妥協的現有國際自由貿易體系,歷史地看具有正當性。這從博弈論大師謝林的分析框架中可以找到依據,即在多邊國際博弈中,強者與弱者由於可自由選擇菜單的能力不同,獨立的弱者如同逼上絕境的困獸,在談判桌上實際沒有多少可做讓步的本錢和空間,而強者在多邊合作博弈中唯一擁有的恰是讓步的自由。因此,現有的自貿協議中的「自由」從來就不是「純金」的,尤其是自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曾經的關貿總協定等富人俱樂部,一下子湧進了許多文化不同源、政體不同宗的參與者,更多的政治妥協在所難免,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要維護這一體系,選擇菜單上只有讓步的自由。
美國越來越不願意接受的是,隨著多邊自貿協議參與者的擴容,自由貿易的尺度從尋求自由的上限轉爲了保持最低限度的、求同存異的自由,這其中做出犧牲的就是川普所認爲的公平,且這種下限博弈使發達國家也在多邊談判中尋求差別化政策,正如哈耶克長期以來警惕自由主義者「玷汙」自由的底色公平(自發秩序),不願意用「自由主義」形容自由,轉而用「保守主義」形容他表述的自由一樣。同時,由於二戰後建立的多邊貿易組織帶有美國幫助戰後同盟復興的援助痕跡,美國在讓渡部分市場利益的同時,也在博弈規則上掌握了一票否決權的優勢。隨著「冷戰」後更多國家的參與,美國在規則制定和變更方面的優勢地位受到削弱,必不甘心如此。尤其是看到歐盟受英國脫歐事件衝擊影響,美國要求重修自貿規則、甚至退出認爲對其不利的自貿協定,不過是遲早之事,沒有川普也會有其他人。
這就不難理解,被普遍認爲是爲中國量體定製的關稅政策,突然之間變成對所有國家無差別的政策。
談判策略,川普的議題設置能力
如果從川普政府追求的所謂「公平貿易」的效果看,這無疑是與全世界爲敵,而且在川普團隊內部,也並不是十指握拳,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科恩、國務卿提勒森等人就有不同意見,也因此而辭職或被罷免。不過,若把關稅作爲談判策略來看,川普確實可以稱爲是頗具談判議題設置能力的行家。
在各種談判中,遊戲規則的設置能力是最基礎最核心的競爭力。對於強調所謂「公平貿易」的川普政府而言,若開徵的關稅是針對特定對象的,那就會陷入「第二十二條軍規」,給人以雙重標準的不公平觀感,而先向所有國家一視同仁地徵收關稅,然後設定談判時間表和豁免誘餌,與想要獲取豁免待遇的貿易伙伴展開最後通牒式博弈,將會使這個普遍被人譴責的關稅政策,轉變成貿易伙伴爭相尋求關稅豁免的博弈場景。現在看來,從最初的千夫所指,到如今猶抱琵琶的趨之若鶩,川普將一度鐵板一塊的自貿陣營衝擊地七零八落,凸顯出他在談判博弈中的議題設置能力。
進而論之,川普關稅政策的精妙之處在於:發佈對鋼鐵和鋁開徵全面關稅政策,實際是設置了個看誰先眨眼睛的勇敢者遊戲。這就如同美國人玩的一個傳統遊戲,兩輛車相向衝刺而行,看誰先讓道,很多比賽者爲了贏得比賽,當著對手的面把方向盤搞壞或者卸掉,讓對方看到自己沒有退路,從而把可選擇權讓給對方。川普關稅實際上就是把自身放在破釜沉舟的境地向對方發難,同時爲了防止對方死磕,在博弈之前又反其道地爲對手方提供了可選擇菜單——申請豁免,並且大肆宣揚已經將可選擇菜單親手交給對方,告知對方不是困獸,而是有選擇的,然後再發出最後通牒談判邀約,從而使美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博弈歸屬合作博弈還是零和博弈的選擇權,落在了貿易伙伴手中。
顯然,這讓美國在與貿易伙伴的談判中佔據有利位置,即在進行豁免權談判時,美國可以盡最大努力獲得徵收關稅所無法得到的好處,畢竟,關稅從來就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如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希望爲正在進行的北美自貿協定談判無中生有地營造有利籌碼;與歐盟展開豁免權談判,也是爭取歐盟更多地降低貿易壁壘,甚至爲修改與歐盟的自貿協議提供籌碼;與日韓的關稅豁免權談判亦然。而且川普政府對美國傳統盟友下手都不留情,實際也是一種策略,即給真正的交易對手以「足信威懾」。川普政府要求中國減少1000億美元對美順差,以及要每年對中國6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客觀上都是設置談判場景,布控談判策略。
川普政府的談判策略能否在奏效的同時避免貿易戰(貿易戰很多時候不是積極主動地追求,而是消極主動地接受),目前並不好判斷,但他在國際貿易博弈中的議題設置能力已得到顯現。而且他最難對付的一點是,他會頻繁地、變著法地設置類似遊戲,把談判對手綁在自己設置的博弈場景中,讓其疲於應對。這種談判策略實際上比開徵關稅更加難控,因爲當你把自由貿易看作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的時候,他卻只是把他作爲政治市場的「生意」。也許面對這個製造不確定性的「商人總統」,是時候重新審定國際關係層面約定俗成的「政治正確」了。
(注:作者是越秀金控副總經理、金融研究所所長蘇亮瑜。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在上任14個月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要兌現他的競選承諾了,即打擊他長期以來所稱的中國不公平貿易做法。他宣佈計劃對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新關稅,並將採取其他對華制裁措施。
這引發了人們對於全球頭兩大經濟體之間將爆發貿易戰的擔憂,因爲中國可能會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美國出口商品進行報復,比如一些農業州出產的大豆,在2016年大選中,這些搖擺州選擇了支援川普。
以下是一些要點:
美國將對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新關稅
川普週四簽署的這項方案,要求對北京方面在《中國製造2025》中確定的關鍵戰略領域的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涉及年度進口額將高達600億美元。此舉是爲了回應美國政府所稱的中方以下做法:中國政府採取協調一致的策略,迫使美國企業爲在中國經營而把智慧財產轉移給中方。
該方案中確定的10個領域是:先進信息技術產品;自動化機牀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現代軌道交通裝備;電動和其他「新能源」車輛;電力裝備;農業機械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和其他高效能醫療器械。
美國將在15天內列出一份具體的擬加徵關稅的中國產品清單。之後,美國將就該清單徵求公衆意見。美國官員表示,很多消費電子產品都不會被列入清單中,比如iphone。
美國財政部將草擬投資限制措施
川普採取行動的背景是,華盛頓許多人對中國試圖透過收購美國企業和投資美國科技新創企業來獲取美國技術的做法越來越感到擔憂。
他指示美國財政部在60天內明確如何建立一個機制,幫助限制中國在美國關鍵領域的投資。該機制將與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協同合作,後者本就負責審查外來投資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新機制可能會包括一些新測試,比如美國公司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中國的相同行業進行投資。它還可能針對國有企業實施額外審查。
這些新措施,加上美國國會正推動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進行的改革,可能使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面臨新的重大壁壘。去年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接近300億美元,在2016年則創下45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
美國打算就中國的技術許可規則在世貿組織起訴中國
美國辯稱,中國的技術許可法規歧視美國科技企業,不公平地把它們拒之門外。現在,美國想就此向這個國際貿易法庭起訴,促使中國停止上述做法。
川普經常批評世界貿易組織。週四,他再次表示,美國多年來一直遭到該組織的不公正對待。但在對歐盟(EU)和日本等盟友讓步的同時,川普命令美國貿易官員就技術許可規則對中國提起訴訟。
有個小問題是,可能需要一年多時間才能就該案提起訴訟,因爲美國正試圖透過阻撓任命新的上訴法官,強勢推動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
中國可能會進行報復
令許多貿易專家擔心的是,川普政府的關稅可能導致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展開針鋒相對的報復行動。
去年,美中僅商品貿易額就超過6350億美元,美國企業對中國出口產品總額創下1300億美元的紀錄。
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將嚴肅對待美國採取的任何行動,並已開始提到如波音(Boeing)飛機和美國大豆等潛在還擊目標。
「中國是美國飛機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也是汽車和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中國外交部週四指出。
近年來不斷被巴西奪走市場份額的美國大豆農場主們尤爲擔憂。去年,美國向中國出口了140億美元的大豆。由於許多美國農業人口已因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而受損,即便對華出口額下降10%,也可能給他們帶來痛苦。
譯者/何黎
北京方面制定了對從水果、豬肉到鋼鐵等多項美國對華出口產品加徵關稅的計劃,以回應川普政府對每年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25%關稅的計劃。
中國商務部週五表示,計劃對128個稅項產品加徵關稅,按2017年統計,涉及美對華約30億美元出口。中國擬對美國輸華的鋼管、鮮水果和葡萄酒加徵15%的關稅,並擬對豬肉和回收鋁加徵25%的關稅。
中國商務部表示,美國以「國家安全」爲由徵收貿易關稅的做法,嚴重干擾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中方表示,將在世貿組織(WTO)框架下采取法律行動。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週四宣佈計劃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關稅,以解決3750億美元的美國對華貿易赤字。所涉產品清單將在15天內公佈。
譯者/徐行
針對美國最新宣佈的對每年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計劃,北京方面可能用一套精打細算的組合拳來回應,包括激烈措辭、有分寸的報復性措施,外加些許的小恩小惠。
安本標準投資管理(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的經濟學家、美國前駐華外交官亞歷克斯•沃爾夫(Alex Wolf)表示:「中國已經明確警告說,他們會進行報復,不過,中國最初的回應可能會很慎重。」
「他們避免貿易戰的意願很強烈,因此,他們的回應將會很堅決,但也會把握分寸,寄希望美國的行動不會進一步升級,」他補充說。
至於報復性舉措,預計北京方面將宣佈針對美國企業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發推特稱,他認爲中國的「反擊」將從限制美國大豆進口開始。
「這不是隨便說說。請看明天的《環球時報》以獲取進一步資訊,」胡錫進寫道。
儘管如此,中國透過貿易行動給美國利益造成實質性傷害的空間實際上非常有限,但它自己卻容易受到美國的很大傷害。
美國對華出口在其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不到1%,僅佔美國總出口的8%。中國對美出口接近佔其總出口的20%,在GDP中的佔比約爲4%。
這可能意味著,如果北京方面認爲有必要給美國造成一些痛苦,更可能會選擇讓在華營運的美國跨國企業成爲犧牲品。中國政府很清楚這些美國大企業在華府的遊說能力。
「中國對付美國的最大籌碼不是廣泛地限制美國進口商品,而是讓在華營運的美國企業日子不好過——在許多美國企業的總收入中,中國市場貢獻的收入佔比很大,且在日益增加,」沃爾夫說。「過去,中國已威脅過要採取此類行動。我認爲,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這麼做,」他補充說。
近年來有大量此類行動的實例。在與南韓就「薩德」(THAAD)飛彈防禦系統發生爭執時,北京方面透過非正式禁令,引導針對南韓產品的民族主義憤怒情緒,導致部分南韓企業在華業務大爲受挫。
不過,中國可能會認爲針對美國採取這種做法並不符合自身的利益。一場慘烈的貿易戰不僅可能造成嚴重的商業損失,還可能破壞一代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反之亦然。分析師表示,如果貿易戰升級,中美戰略對抗加劇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
北京害怕觸發的另一個結果是,歐盟、日本和美國組成聯合陣線,將不利於中國的商業利益。這種情景並非異想天開;近幾個月三方就中國貿易政策舉行了高層會談。
在這種背景下,假以時日,北京很可能會許以小恩小惠來緩和其措辭。有一個先例是去年11月中國宣佈將放寬外資在金融服務企業中的持股比例限制。
宣佈上述計劃的前一天,在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呼籲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給予美國公司更大的市場準入。多年來,外國公司多年來一直抱怨,這些限制阻礙了他們在中國的發展。
譯者/何黎
突顯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政策在經濟上錯誤、在政治上無能的證據是,即使他很有道理,他的行爲也會疏遠美國的天然盟友。
首先,川普宣佈加徵鋼鋁關稅,表面上是爲了增進國家安全,但實際上是在打壓那些無法透過談判獲得豁免的美國盟友。他的下一個目標,中國濫用智慧財產,是一個更有道理的行動主義政策聚焦點。但川普提出的一系列單邊行動可能會加劇貿易衝突,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儘管美國的計劃聽起來很強硬——對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工業和科技產品徵收25%關稅、計劃限制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並在世貿組織(WTO)對中國提起訴訟——但美國單獨行動的能量是有限的。
如果川普想針對中國造成扭曲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採取行動,本來很容易組建一個國際聯盟,這個聯盟甚至已經在自行形成。但是,這將需要川普政府拿出一點細膩,並願意使用一切工具,包括多邊工具。從目前情況看,川普正把美國推向一場他不太可能打贏的貿易戰。
很難否認中國經常大規模竊取智慧財產,非法利用駭客手段侵入外國公司的系統。中國還透過補貼和監管,嚴重扭曲了本國經濟,嚴重加劇了鋼鐵和其他製造業的產能過剩。多年來,美國和歐洲的政策制定者曾試圖證明如下假設:即中國的發展軌跡指向自由化。面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咄咄逼人的重商主義姿態,這個假設已不再成立。
但對美國來說,首先提出一個虛假的理由——比如國家安全——然後用它來出臺鋼鐵關稅,威脅歐盟等盟友,是一種有悖常理的的回應。對中國竊取智慧財產行爲的報復儘管不那麼荒謬,但也很可能會適得其反。
中國是一個威權國家,它擁有美國所沒有的一些手段,可以吸收關稅對其出口造成的政治痛苦。如果中國政府像它威脅的那樣,對嚴重依賴出口的美國農業部門發起報復,那麼川普保衛美國農村和小城鎮的承諾將暴露於風險。
儘管美國是一個特別倚重智慧財產的經濟體,但日本、歐盟和其他主要貿易大國也對中國的科技重商主義和工業產能過剩深感擔憂。去年12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上,日本率先提出了一項在鋼鐵和智慧財產實踐問題上與歐美共同應對中國的倡議。這三方應該保持對科技行業的關注。
如果川普政府能夠克服對多邊主義的反感,美國、歐盟和日本可以採取一系列聯合行動對付中國,就像2012年在世貿組織對中國採取的那次行動一樣。此舉成功地迫使中國政府停止扭曲全球稀土市場。
如果有必要更快地發起報復,那麼聯合限制中國投資有望收到較快的效果。美國應該意識到,以錯誤的理由阻止錯誤產品的進口,同時未能在貿易問題上向美國的天然盟友伸出橄欖枝,是無法實現川普的任何一個目標的——除了兌現一項競選承諾的名義上的成就感之外。
對於中國的科技和智慧財產濫用,美國總統找到了一個真正的問題。以一種更具建設性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的潛力是存在的。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宣佈對中國進口產品廣泛徵收關稅後,美國企業紛紛表示震驚,他們警告,關稅將提高美國消費者成本,並有引發破壞性的貿易戰的風險。
來自不同行業的商界組織表達了共同的看法:他們認同川普對中國侵犯智慧財產和不公平交易行爲的擔憂,但認爲使用關稅解決問題的決定可能適得其反。
美國零售聯合會(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是對關稅計劃作出最強烈回應的機構之一。該機構指出,徵收關稅將「讓普通美國人因中國的違規行爲而受到懲罰」。
美國股市昨日在關稅決定宣佈後下跌,波音(Boeing)和卡特彼勒(Caterpillar)等美國出口企業受到最沉重打擊,因爲市場擔心中國會採取報復措施。
去年,中國是美國商品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其中飛機和飛機部件所佔份額最大。美國對華出口的其他主要商品包括大豆、電腦晶片、汽車和工業機械。
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主席傑伊•迪蒙斯(Jay Timmons)對川普關注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表示歡迎,但他補充說,關稅「可能會帶來新的挑戰,其形式就是給製造商和美國消費者帶來顯著的附加成本」,還可能招致報復。
農業行業組織「農場主支援自由貿易」(Farmers for Free Trade)也提出強烈批評。該組織的執行總監布雷恩•屈爾(Brian Kuehl)表示,這些關稅將會「把一個靶子放在美國農民的背上」。他補充說:「考慮到中國是美國農民和大型農場主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報復帶來的痛可能十分厲害。」
信息技術產業理事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警告說,這些關稅將「有損美國工人、企業和經濟成長」。
譯者/何黎
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投資免受保護主義衝擊?近來,人們對通膨的擔憂已減輕,貿易戰取代通膨,被視爲國際市場上最大的風險。
最新一期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基金經理調查顯示,機構投資者認爲最大的「尾部風險」是「貿易戰爭」。這是自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贏得大選後第一個月以來首次出現的結果——川普勝出在當時看起來預示著保護主義的迴歸。
在這位總統剛結束的執政首年裏,議事日程中基本不見關稅的身影,而且美國放過了宣佈中國爲「匯率操縱國」的機會,而是宣佈對鋼鐵和鋁產品徵收關稅。由此立即引發的股票拋售很快就被扭轉,因爲投資者意識到此事的損害其實很小。鋼鐵關稅只有象徵意義,但傳遞出的信號強度是確鑿無疑的。
市場現在擔心兩個關鍵問題。首先,美國可能終結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這將傳遞出更強的信號,並對墨西哥和加拿大資產造成災難性打擊。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國對中國有關智慧財產的做法發起的「301條款」(Section 301)調查。301條款允許美國對其他國家不公平的貿易行爲採取措施。
當然,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爭是最古老的經濟辯論之一。可以想像,美國的強勢立場有可能在不造成混亂的情況下帶來更公平的貿易秩序。但根據美銀美林的調查,投資者仍然認爲保護主義是一件壞事,它將增加通貨膨脹。華爾街人士承認,對中國有關智慧財產的做法採取措施是一個有據可依的議題,但美國採取措施的嘗試將受到負面評價。
瑞銀資產管理(UBS Asset Management)全球資產配置主管埃琳•布朗(Erin Browne)表示:「市場越是注意到川普徵收關稅,整體的擔憂就越重。」她還表示她認爲最起碼貿易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但前提是在此期間緊張局勢不再升級。這意味著類似2月初的回調將再次出現,市場一遇到危險信號就會傾向於拋售。
花旗(Citi)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師羅伯特•巴克蘭(Robert Buckland)表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和投資施加溫和限制,並加強對美國智慧財產的保護。「但美國的高額罰款可能會升級爲貿易戰爭。」這項調查原定於8月份完成,但可能本週內就會結束。很可能我們都會學到許多關於301條款的知識。
假如最糟糕的情況發生,許多國家對一系列產品徵收關稅,我們如何保護自己的投資組合不受貿易戰的影響?首先,押注通膨是有道理的,因爲許多人認爲保護主義意味著通膨。
其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安德魯•希茨(Andrew Sheets)表示,中期內美元將走軟,資金將流向歐元和日元。加元、墨西哥比索和澳元——澳元提供的利差低於美元——都將不安全,而他認爲印度尼西亞、印度和南非的貨幣比較便宜,有較高的利差。
在股票的區域配置方面,巴克蘭認爲「澳洲、某些歐元區國家乃至日本部分市場」受保護主義影響較小,而南韓和臺灣這兩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股票將受到最大影響。最依賴與美國貿易的國家是墨西哥。
股市風險敞口不同於經濟風險敞口,且不同新興市場間差異很大。根據摩根士丹利的數據,去年臺灣企業30%的收益都來自美國,如果貿易緊張局勢加劇,那麼該地區明顯要避開。土耳其、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企業對美國的風險敞口不超過2%。
瑞士是美國主導的貿易戰的另一個潛在大輸家,而一些大宗商品的大型生產國——特別是南非、澳洲和巴西——受影響最小。
要防禦全面貿易戰這一最糟糕的情景,經濟越「封閉」或者說越自給自足就越好。如果貿易戰爭全面爆發,關稅壁壘將再次出現在全球各地,重複20世紀30年代初的景象。這就意味著要避開越南,根據花旗的數據,該國的進出口總量與GDP之比接近100%。在最不依賴貿易的國家裏,美國本身算一個,而最自給自足的經濟體是巴西,接下來是日本和中國。那些可能發動貿易戰爭的國家,都是在四處受敵的情況下經濟損失最小的國家。
現在就爲全面貿易戰爭做準備還爲時過早。但如果你擔心一場貿易大戰纔是美國尋求公平貿易之旅的終點,那麼上述市場可能是躲避腥風血雨的地方。
譯者/何黎
美國高級貿易官員表示,川普政府計劃利用針對性的新關稅措施來對中國施加「最大壓力」,迫使其停止竊取美國企業的智慧財產。
白宮預計最早將在今天公佈對中國企業施加限制的計劃,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還向歐盟和其他盟友伸出了橄欖枝,表示在其談判可能的關稅豁免之際,不會馬上面臨美國鋼鐵和鋁進口關稅。
華盛頓方面希望在打擊中國據稱存在的貿易濫用行爲時,爭取歐洲、日本和其他貿易伙伴的支援。
據知情人士表示,白宮預計最早將在今天宣佈計劃,對價值至少3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新關稅,儘管美國官員表示,相關提議仍在調整中。該計劃還可能涉及與美國企業進行磋商的過程,可能使其推遲落實。
川普政府也可能對中國在美投資提出新限制,並收緊對中國公民的簽證要求,儘管細節還沒有決定。
萊特海澤告訴國會議員,川普政府預計將打擊某些中國科技產品,涉及北京方面迫使美國企業以轉讓智慧財產換取在中國做生意的行業。它還希望打擊中國政府補貼其戰略技術企業進行海外收購的行業。
「我們認爲,這也許是在很久以來在再平衡對華貿易方面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他表示,他指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高達3750億美元。
但他表示,華盛頓意識到了這可能對美國家庭造成的潛在影響。他的部下使用了一個演算法來制定處罰方案,以實現「對中國施加最大壓力,給美國消費者帶來最小壓力」。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的前景,已經招致了美國商界以及其他人的廣泛批評,後者擔心中國可能報復,導致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爆發貿易戰。
「貿易戰沒有贏家。我方肯定不希望發生貿易戰,」萊特海澤表示。
但他補充稱:「我們不得不有所作爲……現實是,如果你正處於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上,你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
商業團體仍然對川普政府的計劃持懷疑態度,儘管很多人承認白宮是在嘗試解決正當的關切。
「目前還不清楚在這件事上啓用關稅措施的戰略是什麼,」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高級副會長埃林•恩尼斯(Erin Ennis)表示。
「企業希望看到已被識別的問題得到應對……只是不清楚關稅措施怎麼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共和黨議員也對關稅措施的利弊深表懷疑。
在萊特海澤聽證會的開場白中,衆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凱文•布萊迪(Kevin Brady)表示,他擔心美國貿易政策正處於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
他補充稱,川普政府需要在孤立主義和全球領導角色之間做出選擇。
布萊迪表示,中國過剩鋼鐵和鋁供應「造成很多美國人失業」而且「其悍然竊取我國企業的技術和智慧財產是不可容忍的」。但他對「不加區分的關稅政策」提出了警告。
他表示,「我們絕不能因爲中國的不當行爲而懲罰美國家庭和工人。」
譯者/馬柯斯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正準備對中國發起貿易戰,這樣一場貿易戰是他一直想要的,卻讓美國商界憂心忡忡。
在華盛頓,有一個廣泛的共識是美國需要對不斷崛起的中國做出更強有力的回應,但也有人擔心,如果說川普政府即將發動一場貿易戰,那麼它似乎缺乏如何結束這場戰爭的策略。
假如這場一觸即發的衝突是軍事衝突的話,華盛頓將會擠滿了人,都來告誡總統要奉行所謂的「鮑爾主義」(Powell Doctrine),即不要發動一場你不知道如何脫身的衝突,這是在越南吸取的教訓。換句話說,川普對中國的貿易戰可能會像入侵阿富汗一樣,變成一個長久無法掙脫的泥潭。
即便川普認爲他這樣做是要在11月期中選舉前落實他對選民承諾的貿易保護措施,但一項着眼於短期政治利益的政策可能對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造成長期破壞。
在過去幾天裏,商界要人紛紛籲請川普政府,不要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鞋及其他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這些遠遠超出了已經被他當作目標的鋼鐵和鋁。然而川普就是在考慮這樣做。
預計川普政府將很快公佈一項針對中國智慧財產政策的「301調查」的結果。瞭解內情的人士稱,川普政府將指責中國強迫想在其境內開展業務的美國企業每年轉讓價值300億美元的技術。它還將指出,美國企業還因受政府支援的中國駭客竊取智慧財產和損失授權費,每年蒙受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損失。
華盛頓正考慮對每年總價值達600億美元的進口中國商品徵收新關稅。與此同時,預計美國還將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施加限制,並可能對中國公民的簽證實施新的限制。
但川普政府是否已準備好要與北京展開艱難的談判,以解決根本問題?如果它要發動戰爭,目標是什麼?
川普講過要減少美中之間高達3750億美元的年度貿易逆差,並要求北京拿出一個將逆差縮減1000億美元的計劃。他和手下官員也都講過要推動企業回美國建工廠。換句話說,他的關注點主要在國內。
但對於美國企業來說,只有中國修改智慧財產制度、投資規則及其他影響在華經營的法規才真正對它們有利。他們的關注點是中國進一步開放其利潤豐厚的市場。
要獲得這種讓步將需要透過艱難的談判。但川普的團隊一再暗示他們厭倦了與中國協商。去年他們凍結了主要的美中雙邊經濟對話。他們相信每一屆與中國進行過談判的美國政府都被糊弄了。一些與中國打過交道的前美國官員承認,川普政府有充分理由對談話抱著戒心。中國官員懂得如何將他們的談判對手拖入無休止的討論中。
許多商界人士也對這種挫敗感深有體悟。當習近平的首席經濟特使劉鶴本月訪問華盛頓爲貿易和平辯護時,企業高階主管們向他表示,他們已經對中國的改革承諾失去了信心。他們認爲,習近平欠佳的改革成績意味著北京需要透過行動而不是言辭來證明自己。
川普的支持者認爲,他是在試圖透過製造出確實的後果來促使中國拿出行動,而不是透過無休止的談判和向世貿組織(WTO)提起訴訟。
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川普有軍事作風的貿易大話複製了他對北韓發表的「火與怒」言論。他認爲,正是他的那番措辭,結合日趨嚴厲的制裁,導致了平壤的屈服。信心倍增的川普就要發動一場他相信自己能贏的貿易戰。
譯者/何黎
來自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們剛剛結束了一次被美國新關稅政策蒙上陰影的年度會議,然而,美國財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對有關美中貿易戰一觸即發的擔憂表現得不以爲然。
在週二發佈的閉幕公報中,來自二十國集團(G20)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在貿易方面展開「進一步對話和行動」。
但梅努欽駁斥了關於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加徵鋼鋁關稅正在掀起一波保護主義浪潮的指責。這些關稅將於週五生效。美國還準備在未來幾天宣佈針對中國的關稅。
「這與保護主義無關,」梅努欽對記者表示,稱川普總統早已事先透露了計劃對付不公平貿易做法。
「我們需要準備好爲維護美國的利益而行動,捍衛自由、公平和互惠貿易,」梅努欽表示,「總會有遭遇報復的風險……但我們不怕開打貿易戰。」
這份由代表佔全球經濟產出約85%的國家的部長們發出的官方公報,並未寫進以往在貿易方面「要抵制所有形式保護主義」之類的強硬措辭。實際上去年在川普政府推動下,財長會議公報就已放棄了這類措辭。
在今年的會議上,梅努欽刻意淡化貿易緊張局勢,稱自己已經與各國財長進行了多次商討,而川普政府的關稅措施只是這些對話中的一小部分內容。
「去年有點像19對1,那是我第一次參加G20會議。但現在我對他們都瞭解了。」他說。
川普政府一直試圖利用關稅迫使歐盟(EU)、日本等盟友與美國結成一個對付中國貿易做法的聯盟。雖然歐盟和日本已經與華盛頓就可能的結盟展開磋商,但本月宣佈的鋼鋁關稅令它們大失所望,並使結盟一事更加困難。
「對美國來說,在這個時候爭取對付中國的多邊支援簡直糟透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外交基本準則』不建議做的,」曾任美國駐IMF代表、現擔任諮詢機構International Capital Strategies執行主席的道格拉斯•雷迪克(Douglas Rediker)說,「過去對美國的善意使得僞善行爲能被寬容。川普政府並未從中受益。」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的大部分討論都圍繞確保當前強勁的全球經濟成長勢頭能夠延續,以及世界主要經濟體應利用繁榮時期爲將來不可避免的衰退做好準備,正如IMF等機構一直呼籲的那樣。
「這是我們採取行動解決結構性成長障礙、重建緩衝、減少過度的全球失衡及降低風險的時刻,」G20聲明表示,強調了經濟前景改善和貿易投資加速面臨著許多風險,包括「經濟和地緣政治緊張加劇」。
雖然關於保護主義方面的措辭有所軟化,但聲明強調了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國際貿易和投資是成長、生產率、創新、就業創造及發展的重要引擎。」
此次會議還探討了加密貨幣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帶來的與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有關的擔憂。
與此同時,作爲此次G20財長會議東道主的阿根廷試圖淡化各方對可能爆發貿易戰的擔憂。
阿根廷財政部長尼古拉斯•杜霍夫內(Nicolás Dujovne)對記者表示:「我們並沒有在捲入一場全球層面的貿易戰。」他說,美國的措施「非常明確」,隻影響到美國貿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譯者/何黎
當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聲稱將對全球輸美的鋁和鋼鐵徵收關稅時,中國似乎並不是太在意。
甚至在美國正式宣佈訊息之前,中國鋼鐵製造商就表示,他們並不擔心關稅問題。多年來中國對美國鋼鐵出口量較少以及新市場的開闢,使中國相對不受美國貿易行動的直接影響。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CISA)副會長李新創表示,中國會受影響的鋼鐵產品數量有限,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將遭受更大損失。中國鋼鐵製造商表示,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這些關稅帶來的潛在連鎖效應,因爲中國生產的鋼鐵正在流入全球市場其他地區,而在其他國家競爭在加劇。
「在貿易壁壘中構築一道全球壕溝的二次影響纔是更大的威脅,」行業刊物Kallanish Commodities的亞洲編輯托馬斯•古鐵雷斯(Tomas Gutierrez)表示,「美國抬高貿易成本,其他國家也會如法炮製。貿易成本越高,就有越多的貿易變得本地化,尤其是在大宗商品領域。」
美國官方貿易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僅佔美國鋼鐵進口總量的約2%。
諮詢機構英國商品研究所(CRU)的中國鋼鐵服務(China Steel Service)駐上海編輯Linda Lin表示:「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中國出口商已經因爲現有的貿易壁壘而放棄了美國市場。」
去年,由於國內生產放緩,中國鋼鐵出口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中國工信部表示,2016年以來關停了600座感應爐(這些老舊、有一些甚至未經許可的設施主要生產質量低劣的鋼鐵產品),佔年產量的7%。
一個重要的例外是家用電器等使用鋼材的產品。中國最擔憂的是,使用鋼材作爲原材料的「白色家電」也可能被徵收反傾銷關稅。
與此同時,國內需求放緩(世界鋼鐵協會(WSA)預計,今年中國實際鋼鐵需求將與去年持平)意味著,中國鋼鐵將不得不尋找新的出口市場,潛在市場包括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基建倡議的東南亞和中東。
中國貿易官員相信,日益全球化的中國可以避開美國關稅的打擊,這部分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產能出口」項目,包括在歐洲國家收購或建造鋼廠以及共享技術工藝。
中國退休外交官、前商務部歐洲司司長孫永福表示,在有望加入歐盟的塞爾維亞等一些市場,中國已經站住了腳,可以作爲未來進入歐盟市場的一個平臺。
中國鋼鋁出口總量非常大,即使只是小幅成長,都可能對規模較小的市場造成衝擊。
孫永福說:「貿易會轉移。如果中國向其他國家增加鋼鐵出口,那麼那些國家也可能受到影響,並採取同樣的措施。」
去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對來自越南的一些鋼材徵收200%-500%的關稅,因為後者使用了中國的鋼鐵產品。這或將爲未來的貿易談判樹立一個危險的先例。古鐵雷斯稱美國對越南產品的徵稅是「將WTO規則運用到了極致」。
「美國正開始使用更多的非關稅方法,其他經濟體的明顯反應是,『如果他們這麼做了,我們爲什麼不能這麼做?』」
與此同時,美國徵收鋼鋁關稅讓中國站在了可自稱爲自由市場倡導者的道德高地。
李新創表示:「讓世界瞭解中國,認可中國,借鑑中國的經驗,何況中國政府還採取了一系列以市場爲導向和尊重法治的政策和措施。」
「關稅只能帶來短時的甜頭,(美國)可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譯者/申凱
美中關係的根基在上週崩塌了,主要因爲兩大動向:美國突然倒向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走向一人統治。
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40年來都在擁抱全球化,彼此理解對方會怎麼行事。中國認爲美國會繼續支援自由貿易,而美國相信中國的經濟自由化最終將促成政治自由化。
如今,這兩個假設都已被擊碎。上週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NPC)爲一項憲法修正案加蓋了橡皮圖章,使得國家主席習近平可以終身統治。再往前推3天,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宣佈對鋼鐵和鋁徵收進口關稅,並在Twitter上表示,「貿易戰是好事,要贏也很容易」。
但川普的灑脫、自信忽視了發動貿易戰的危險。其中蘊含的風險不只是經濟上的:一場貿易戰將使美中兩國有朝一日陷入真正戰爭的可能性增大。
中國不斷崛起,但一直以來,讓西方市場保持對中國開放的需要制約著其地緣政治雄心。然而,如果美國的保護主義升級,那中國就會改變想法。實際上,川普加徵關稅舉措很有可能只是一場貿易戰的序幕。美國上週宣佈的關稅措施本質上是針對全球的,對中國的直接傷害相對較小。但未來美國可能出臺直指中國的關稅,尤其是在智慧財產方面。畢竟,白宮最高貿易官員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正是《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一書的作者。
美國在經濟上挑戰中國的同時,越來越自信的中國也加緊從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上挑戰美國。在習近平領導的幾年間,中國開始了在南中國海「填海造島」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以強化自己的領土和海上主張。其更大的目標是終結美國在西太平洋(這裏有著全球最重要的海上商業通道)的主導地位。
與此同時,北京的新威權主義不僅被宣傳爲一種適合中國的治理模式,而且還被視爲可以替代西方民主的一種全球模式。
隨著兩國在貿易、領土和意識形態領域滑向對抗,雙方的不滿情緒都可能加重。中美兩國領導人都是民族主義者,經常煽動受傷的民族自豪感。川普稱全世界都在嘲笑美國,而中國「強姦了」美國。習近平承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徹底洗刷中國自1839年起遭受侵略、淪爲半殖民地國家的「百年恥辱」。
像川普、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的出現,反映了兩國國內廣泛的意識形態變化。30年來,多數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徹底動搖了民衆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信念。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代表了保護主義的最強音,但連他的對手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也被迫表態反對她曾經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另一方面,歷屆美國總統都認爲,資本主義將發揮「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的作用,最終動搖中國國內的一黨專政。美國前總統小布什(George W Bush)就曾經說:「與中國自由貿易吧,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美國當權者認爲,一個更加自由的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挑戰美國的可能性更小。自由國際主義的核心信條之一是,民主國家不會相互發動戰爭。
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的政治演變,讓自由國際主義世界觀的那種期望落了空——這種期望影響了美國曆屆總統。中國並沒有變得更加民主,而且不再願意在美國設計和主導的世界秩序中默不作聲。
這些變化反映了中國國內對國家力量的意識日益增強,這使得新思想和新思想家受到重視。在習近平之前的時代,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喜歡強調中美相互依存。一般觀點認爲,中國的快速發展是在美國主導的世界中實現的,因此挑戰美國沒什麼意義。但這種中國版的自由國際主義如今在北京已不是主流。近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爲「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就像是一套已經不合身的衣服」——用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的話說。
一個信奉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美國,遇上了一個強硬、信奉民族主義的中國,二者可能很容易發生衝突。但川普意識形態中的一些方面或許會降低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與前幾屆美國總統都不同,川普對在海外推行民主毫無興趣。他可能並不關心習近平在走向一人統治。實際上,他甚至可能會嫉妒。
譯者/何黎
國家安全是美國保護主義的新幌子。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這種虛僞的幌子下籤署了命令,對美國進口的鋼鐵和鋁徵收高額關稅。但金屬並不是保護主義最令人擔憂的新領域。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稱,實物商品與服務的貿易多年來一直持平,但過去10年商業和資訊的數字流動成長了45倍。真正該擔心的貿易戰並不在實體商品領域,而在技術領域,經濟民族主義者希望將技術圈護起來,以避免來自中國等國家的競爭威脅。
美國已經啓動了所謂的「301條款」(Section 301)調查。調查結果將於今年夏天公佈,很可能會給中國對美國數據及資訊產業的投資帶來更嚴苛的壁壘。這可能會將騰訊(Tencent)等企業拒之門外,或者導致美國對更廣泛的中國產品徵收新的關稅——甚至針對中國移民引入新的簽證規則。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簡稱CFIUS)上週宣佈,他們已對新加坡晶片製造商博通(Broadcom)收購美國領先的半導體企業高通(Qualcomm)的交易展開審查。(美國總統川普已經封殺了博通敵意收購高通的交易,稱他這麼做是爲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編者注)先前,德克薩斯州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Cornyn)和加州衆議員鄧肯•杭特(Duncan Hunter)向CFIUS施加了壓力,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記錄顯示,他們兩人都收到了高通政治行動委員會超過15000美元的捐款。美國財長、CFIUS主席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上週表示,美國「已做好充分準備」,如果這筆交易威脅到國家安全,將動用權力阻止。
反對這筆交易的理由包括,擔心博通會縮減高通在5G等關鍵領域的投資,以及若高通被一家新加坡公司所有,美國將無法在數字領域保持競爭力與安全性。但這個理由沒有考慮到美國科技產業及政府自身目前的運作方式。
CFIUS擔憂的是,已從私人股本集團銀湖資本(Silver Lake)、KKR與CVC獲得1060億美元債務融資的博通,會採取短期獲利策略並削減高通的鉅額研發預算,這部分預算佔高通營收的20%。CFIUS的擔憂是合理的:當債務負擔很高時,私人股本向來會縮減研發開支。CFIUS的理論是,如果高通缺乏投資,美國將在與中國的科技競賽中與「冠軍頭銜」失之交臂。
然而,據伯恩斯坦公司(Bernstein)的半導體產業分析師斯泰西•拉斯岡(Stacy Rasgon)稱,這種擔憂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高通「在中國擁有的戰略合作關係與利益遠超博通」。美國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在中國擁有可觀的利益,儘管近幾個月其中一些公司私下裏一直在追趕民族主義的浪潮。在反對對技術行業實行從反壟斷到私隱權等多方面的額外監管時,「我們總比中國企業強」一直是這些企業慣用的理由。
問題是,無論是美國的科技行業還是美國政府,都無法兩者兼得。上世紀80年代,在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執政時期,曾短暫推行更具凝聚力的科技產業政策,但老布希(George H W Bush)一上臺就拋棄了這種政策。後來,在90年代末,美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擔心日本正在製造92%的用於軍事設備的平板顯示器,於是努力爲這項技術創造了一個本土產業。幾年過去了,美國花了幾十億美元,日本企業卻佔據了96%的市場份額。當然,如今我們擔憂的是,從對鋁和鋼鐵徵收關稅開始,我們最終將陷入一場無法取勝的數字貿易戰。
政府希望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並參與管理戰略意義重大的行業是正確的。但保護主義並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
美國政府在資助藍天研究方面有著了不起的記錄,爲民營部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價值——觸控屏技術、GPS以及本身即誕生於五角大廈的網路技術。我們應增加而非削減這類研究的資金,甚至在這類研究商業化的情況下,允許公共部門獲取更多的利潤,就像北歐諸國與以色列所做的那樣。這將有助於減輕輿論的批評——蘋果(Apple)、谷歌(Google)或高通等公司在從公共資助的基礎研究中獲得巨大利益後,最終卻把大部分利潤藏在海外。
的確,中國也在保護自己的科技產業。但美國也確實存在著本土的科技問題。與其對國外商品徵收關稅,或拒絕承認與經濟對手做生意的公司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能夠確保國家安全的領袖企業,不如讓我們好好反觀一下自己的數字生態系統。美國的大企業正在破壞創新。美國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以培訓勞動者從事那些不會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作。
促進成長的最好辦法不是保護美國企業不被海外買家收購,而是投資於基礎設施。解決這些問題纔是保護國家安全的正確途徑。
譯者/偲言
在國際貿易領域,2018年註定將是不平靜的一年。
自從在選戰中宣稱要讓中國「守規矩」的美國總統川普上臺以來,對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甚至發生貿易戰的猜測,就一直掛在媒體和分析人士的嘴邊。儘管在川普執政的第一年裏,中美經貿領域相對風平浪靜,但最近川普政府突然宣佈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稅,以及美國貿易「鷹派」的更加得勢,似乎讓人嗅到一絲山雨欲來的味道。
撲朔迷離的形勢需要有經驗的專業人士的解讀。尼爾森•W•坎寧安(Nelson W. Cunningham)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麥克拉迪聯合諮詢公司(McLarty Associates)的總裁兼聯合創辦人。他曾在美國政府內任職,擔任比爾•柯林頓總統的西半球事務特別顧問(注:本文題圖爲坎寧安與柯林頓的合影),以及白宮行政辦公廳的總法律顧問(General Counsel)。在此之前,他還有在約瑟夫•拜登、魯道夫•朱利安尼、約翰•克里等美國政治家麾下任職的經歷。他經常就外交政策、政治等議題在美國媒體上發言。對於中美關係尤其是經貿問題,他代表著一個值得傾聽的聲音。
我的採訪直入主題。我首先問他,爲什麼川普上任後的第一年裏,中美在經貿這條戰線上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發生很激烈的衝突。坎寧安認爲,這是因爲,每一任美國總統在第一年裏都要確定政策的優先順序。川普最優先處理的議題是北韓,他認爲這是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所以在第一年裏並沒有對中國採取實質性的貿易行動。川普努力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建立起良好關係,以共同應對北韓危機,貿易問題的次序排在後面。但是,考慮到川普對北美、歐洲貿易問題的關注,他對中國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只是時間問題,而這會讓中美關係更加複雜化。在本次採訪之後不久,川普宣佈的鋼鋁關稅,已經印證了坎寧安的說法。坎寧安認爲,川普希望加大對中國的壓力,讓中國配合美國應對北韓問題,而在貿易問題上施壓正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我問道:把貿易問題和北韓問題掛鉤,難道不是一種不正常的做法嗎?很多中國專家都覺得這是不專業的。坎寧安表示贊同——美國專家也這麼認爲。但問題是,川普喜歡做交易,喜歡拿不同的東西來交換,所以他覺得北韓問題和貿易問題是可以交易的。川普會確定政策優先順序,如果他認爲北韓是迫在眉睫的威脅,他就會利用貿易問題來逼迫中國幫助解決北韓問題。「但這種排序究竟是不是會成爲一種成功的排序?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那麼,這與川普作爲商人的某種本性有關?坎寧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川普喜歡做交易,他可以不管外交政策專家的看法,而採取自己的行動。爲了達成交易的目的,他並不在乎把貿易和安全這兩種性質不同的議題放到一起。
我問道,美國政府表示當年允許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錯誤,這是不是形勢將要惡化的一種跡象?坎寧安回答,的確如此。目前川普政府的一些成員正在不斷加大對中國施壓的調門,這預示著川普可能採取更多具體的貿易行動。
那麼這種行動將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之內,還是在雙邊的層面上進行呢?坎寧安覺得二者都有,作爲一個務實的人,川普將會利用各種工具,而且現任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對於在兩個層面可以採取的行動也都很熟悉。同時他提醒,我們也須看到的一點是,川普曾明確表示他不喜歡WTO,不喜歡像WTO這樣的多邊組織。川普利用WTO的救濟方式,並不意味著他爲WTO背書,這只是他可以用來對付中國的一個途徑。
坎寧安甚至提出了一個更灰暗的可能性——川普可能最終會不願美國繼續呆在WTO裏邊。近年來,儘管川普要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由於WTO規則的限制,川普對墨西哥採取行動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提高關稅的幅度受限,一旦他認爲自己受到了WTO的約束,他甚至可能考慮退出WTO。目前,川普政府內部已經出現了對退出WTO可能性的討論。所以可以設想這種前景:川普會爲了提高自己的行動自由度而考慮放棄WTO。
赴美投資遭遇阻礙,也許是縈繞在一些中國企業家心頭的問題,我問坎寧安,中企到美國投資會變得更加困難嗎?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從中國的情況切入:很多美國企業覺得到中國投資面臨著壁壘,既包括以成文法規形式構成的壁壘,也包括企業投資時遇到的現實困難。所以川普的思路可能是,既然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不容易,那麼他也要讓中企赴美國投資變得不容易。同時,川普政府和美國國會都越來越擔心中國在安全領域獲得敏感科技。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會堅定川普的信心,對中企在美國的投資施加更嚴格的限制。
那麼中國方面存在的這種所謂的「壁壘」是指什麼呢?坎寧安回答道,中國在很多行業規定的49%的所有許可權制,影響了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而美國並不存在類似規定。中國當局還在要求強制性的技術轉移,像這樣的政策也不存在於美國。所以這就帶來了一種可能性:除了對中企在安全等方面的審查之外,美國方面可能還有人建議對中國出臺對等性(reciprocal)的投資限制措施,例如,像中國一樣,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比例設置上限。儘管經濟學家並不贊成這麼做,但由於美國人對中國結束這些限制懷有的耐心日益縮小,所以在商業界和政界,都有人在討論啓動對等投資限制機制,以迫使中國對來自美國的投資更加開放。儘管美國一直非常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但現在不僅是川普政府,美國商業界對中國減少限制的速度太慢所產生的挫折感也很強烈,這種情緒可能導致一些更嚴厲的政策建議出臺。
這是因爲,川普的當選只是一個徵象(symptom),它也反映了人們對美國經濟存在的一些合理擔憂(legitimate concern),尤其是全球化的影響。一些人要求採取措施應對全球化對美國經濟造成的衝擊,而川普正是這股潮流的一個表現。「我不認爲這僅僅是川普政府的問題。美國企業界對這些問題的擔心,比如認爲中國沒有完全履行加入WTO時的承諾,早在川普上臺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將長期存在,」坎寧安說。
我把話題轉到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上:川普退出TPP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嗎?坎寧安堅定地肯定:TPP原本可以在整個亞太地區提升貿易的標準,同時也能鼓勵像中國這樣的沒有加入TPP談判的國家同樣提升自身貿易標準,可以給佔全球經濟40%的國家建立起高標準的貿易規則。而川普退出TPP事實上使力量平衡變得對美國不利,對中國有利。「我不認爲這是他原本的意圖所在,但退出造成的影響就是這樣。」
川普退出TPP等行爲表明,他對全球化可能沒有多大興趣,他在口頭上也在不斷攻擊全球化,那麼,中國會成爲全球化的領導者?坎寧安認爲,從習近平在2016年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來看,習近平很聰明地利用了全球化措辭,在美國後退一步的時候向前走一步,這是一種很明智的策略。歐巴馬時期中美兩國領導人達成氣候變化合作協議,中美在伊朗核協議上的合作,都是很多美國人樂見的,這是中國在展現領導力。但坎寧安提醒,也需要考慮「全球領導者」的定義是什麼,因爲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應該是一種以規則、法律和透明性爲基礎的秩序,中美兩國應該就相關規則達成共識,才能發揮全球領導力。現在中國已經明確表示對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不敢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看中國究竟要做什麼樣的「全球領導者」。
川普執政第一年裏,除了「貿易戰」沒有全面開打外,一些經濟學家對美國經濟的悲觀預測也沒有變成現實。我問道,今年以來美國經濟表現良好,這是川普的政策的功勞嗎?坎寧安覺得不一定,因爲整個世界經濟都表現得很不錯,美國經濟出現強勁態勢也是情理之中。不過,川普在2017年底透過的減稅法案對企業界很有吸引力,這增強了企業信心,「儘管我們不知道這意味著真實的信心,還是僅僅是一種甜蜜衝擊(sugar rush),不知道這種效果會不會持久。」因爲根據經濟學家的觀點,只有在經濟狀況不佳時才應該進行刺激,而在經濟表現良好時刺激,很可能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放在五六年前,降低公司稅肯定對促進經濟復甦有好處,但今天這很可能導致「過度刺激」,同時可能使收入分配不均狀況進一步惡化。
我更進一步地問,美國輿論在減稅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這是不是社會兩極分化的另一個症狀?坎寧安認爲,兩極分化當然是在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他描繪了一幅令人悲觀的畫面:左右兩派的美國人看不同的電影片道,閱讀不同的媒體,甚至政治派別不同的人不相互通婚,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州和社區,不相往來。一般而言,人們可以對同一事實有不同的觀點,但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人難以對「事實是什麼」達成一致,不同人眼中看到的事實就是大相徑庭的,這導致在各種問題上共識很難達成,決定很難實現。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狀況。
比如說,坎寧安曾爲柯林頓、拜登等民主黨政治家工作,在他看來很清楚的是,氣候變化正在發生,而且原因是人類活動,但很多共和黨人面對同樣的資料卻得出不同的結論。「我不理解他們爲什麼看到具有邏輯連貫性的關於氣候變化的資料,卻不得出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的結論。事實上很多美國人否認這一點。」
「自從美國建國以來,我們一直認爲解決無知的辦法是更多的資訊,如果我們允許更多的言論、觀點和多元化見解出現,真相就會脫穎而出。我至今依然相信這一點。但現在『言論自由』變成了『我只看到我的言論,你只看到你的言論』,在這種情況下,言論的多元化、發聲管道的多元化,造成的結果反而是真相越來越難以脫穎而出。我認爲對於自由民主派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時刻。」
「但我依然堅定地相信美國社會的韌性。19世紀的美國內戰期間,數百萬人在自相殘殺中死亡,而我們今天看到的兩極分化絕對沒有當時那麼嚴重。我們先前也見證過很兩極分化的時刻,但最終我們都能度過危機,讓美國社會變得更具韌性。我仍然大體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我很清楚美國目前面臨的嚴峻挑戰。」
「你認爲美國社會的問題是『政治正確』太多了嗎?」我這樣提問,因爲在今天中國的網路上,對西方「政治正確」的嘲諷和抨擊連篇累牘。「No,No,No,」坎寧安連續說了三個No。「我認爲那些抱怨政治正確的人的頭腦裏有即使他們自己也羞於公開表達的言論,他們希望社會能准許他們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評論黑人、同性戀者或女性,但這麼做是不對的。『政治正確』會過度嗎?難道公正會過度嗎?對他人的尊重會過度嗎?我不這麼認爲。美國社會的問題也許是尊重太少、公正太少了,而不是相反。」
令我欣然的是,這也是我強烈堅持的觀點。
(注:作者郵箱是[email protected])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昨日簽署了對進口鋼鐵和鋁全面徵收關稅的命令,但決定關鍵盟友可以申請豁免,這一跡象表明華盛頓方面日益擔心總統正在疏遠美國最密切的國際夥伴。
此舉預計將招致歐盟及其他鋼鐵生產國的報復,並加劇人們對於爆發貿易戰的擔憂。但最後時刻的立場軟化意味著,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與美國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期間豁免這兩個國家。
在另一份聲明中,總統推出了一個程式,允許與美國有密切安全關係的國家商討本國可能獲得的豁免。
川普的決定標誌着兌現一項競選承諾,該承諾旨在保護美國鋼鐵業,並將就業機會帶回低迷的「鏽帶」社區。下週,賓州一個國會選區將舉行特別選舉,該選區有許多曾經依賴鋼鐵業的社區。
川普簽署這一命令前在Twitter上寫道:「我們必須保護並建設我國的鋼鐵和鋁產業,同時對那些在貿易和軍事上都公平對待我們的真正朋友展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和合作。」
自川普上週宣佈他的計劃以來,哪些國家將得到豁免一直是圍繞這一計劃的主要辯論話題。儘管此舉的目的是保護美國工業不受中國——來自中國的廉價金屬近年來大量湧入全球各個市場——損害,但加拿大、歐盟、日本和南韓等美國的盟友擔心此舉將主要對它們造成衝擊。
川普政府一名高級官員表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外的國家只要能證明它們的出口不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就能遊說美國給予豁免。
按照美國法律,這些關稅在技術上之所以被允許,只是因爲它們將以國家安全爲目的保護國內產業。然而,這帶來了問題——在全球貿易規則中,援引國家安全豁免(NSE)的情況極少。專家們擔心,這可能促使其他國家採取類似舉動。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關稅的計劃及其首席經濟顧問加里•科恩(Gary Cohn)的辭職,加劇了人們對於全球貿易戰的擔憂。如果爆發這樣的貿易戰,與計劃對中國採取的行動相比,圍繞鋼材和鋁的爭鬥將像是一場小規模前哨戰。
隨著川普政府完成去年針對中國在智慧財產方面的做法展開的調查,預計它將在數週內推出一系列針對中國的關稅、投資限制及其他行動。
此外,隨著川普白宮內部貿易和對華鷹派勢力上升和科恩辭職,許多分析人士、國會共和黨人和商業團體都擔心,擬對北京採取的本已咄咄逼人的措施將變得更加好鬥。
美國財政部前駐華官員、現任職於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杜大偉(David Dollar)表示:「科恩離職爲更全面的保護措施打開了大門,這真有可能導致貿易戰。」
也有可能演變成一場範圍更廣泛的貿易戰。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稅將衝擊近500億美元的美國年度進口(主要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但針對北京的新行動將衝擊去年逾6350億美元的美中貿易關係。
針對中國的行動可能已箭在弦上的一個跡象是,川普週三在Twitter上稱,他的行政當局正在「迅速行動」以遏制智慧財產盜竊。川普表示:「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持續多年的事情繼續下去!」
美國總統補充稱,他已要求北京方面起草一份計劃,將今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減少10億美元。去年,僅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就達3750億美元。
這些計劃中的舉措是在華盛頓醞釀的對中國更大規模打擊的一部分。美國國會正在審議一項總統支援的立法,將擴大由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負責審查的交易的數量。
此項立法的主要目的是限制中國收購——或者以其他方式投資於——關鍵戰略行業的美國公司的能力,這些行業包括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它還會延伸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許可權,使其能夠阻止美國公司在海外建立合資企業,比如中國用來控制本國市場準入和強制技術轉讓的那類合資企業。
上週,在新加坡競爭對手博通(Broadcom)發起敵意收購的背景下,美國財政部罕見要求晶片製造商高通(Qualcomm)推遲召開董事會會議,此舉反映了關鍵技術的敏感性。
這一舉措似乎與美方對博通與中國華爲(Huawei)的商業關係以及中國政府在電信技術方面的雄心的擔憂有關。美國財政部一位官員表示,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擔心「博通與第三方外國實體的關係」。
這位官員還擔心,博通收購高通可能削弱後者作爲5G電信技術領先開發商的地位,「爲中國擴大其在5G標準制定上的影響力留下機會」。
華盛頓普遍關注與中國的技術競爭,而且兩黨都是如此。然而,對於川普政府計劃如何發起打擊,也存在愈演愈烈的焦慮,特別是在支援貿易和企業的中間派人士科恩已經辭職的情況下。
國會共和黨人和前貿易官員還擔憂:美國貿易代表、統領智慧財產調查的內閣成員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更感興趣的是發起對抗,而非迫使北京方面做出實際的讓步。
作爲習近平首席經濟特使之一的劉鶴上週訪問了華盛頓,他和代表團成員稱,不清楚川普政府到底想要什麼。
歐巴馬政府時期負責處理美中貿易關係、現任職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溫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談到鋼鐵和鋁關稅時表示:「我不認爲在這些措施產生衝擊力之後,他們對於下一步的方向有一個戰略。」
科恩的離職還終結了另一個方面的努力,即與歐盟、日本等擔憂北京的智慧財產實踐的國家在這一問題上打造一個對付中國的國際聯盟。
但對鋼鐵和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舉措很可能打擊歐洲和日本製造商,使打造這樣一個聯盟更加困難。這些措施還令人產生疑問:川普政府有沒有一套完全成熟的對華計劃?
布魯金斯學會的杜大偉表示:「我們尚未看到一個有條理的戰略。」
譯者/何黎
參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的貿易部長們很可能達成一點共識,即有必要將協定「現代化」,以符合數字經濟發展趨勢,而諷刺的是,這一點也很可能成爲未來貿易戰的真正焦點。
近期,川普(Trump)總統宣佈對鋼鐵和鋁進口徵收關稅無疑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尤其是川普還威脅墨西哥和加拿大(這兩國是美國的貿易盟友,當美國實施這類舉措時,它們通常能獲得豁免權),如果不接受美國關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要求,也會對它們徵收這些關稅。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媒體發佈會上,墨西哥的經濟部長伊爾德方索•瓜哈爾多(Ildefonso Guajardo)對此緘默不言,而加拿大外長克里斯蒂婭•弗裏蘭(Chrystia Freeland)重申了她之前聲明的立場,稱任何此類關稅都「絕對不可接受」,將導致加拿大實施反制措施。
但是,在未來數年,圍繞智慧財產以及誰分得哪塊蛋糕將爆發更大規模的爭端。大多數企業財富都掌握在擁有最多智慧財產的頭10%企業手中,這些企業大多數都位於美國西海岸。
然而,中國正在人工智慧(AI)和量子計算等重要領域取得進展,並將大部分科技領域作爲「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域圈護起來,給予該領域內的中國企業優待,這也是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針對中國科技行業運作方式及其是否存在歧視美企行爲啓動「301調查」的原因之一。
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這項301調查報告預計將在今年夏天完成),這可能導致美國對中企投資本國數據和IT領域設置更高壁壘。阿里巴巴(Alibaba)這樣的公司可能會被拒之門外。美國還有可能對中國人赴美簽證出臺新規,或者對更多種類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
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數據和技術是否會成爲更廣泛的國防相關保護主義的主題。從很多方面來說,你更容易在技術領域援引第232條款——川普在鋼鐵領域援引的「國防」條款。美國的鋼鐵行業擁有大量的閒置產能,而且第232條還規定,盟國可填補任何缺口——川普似乎忽略了這些。與此同時,技術更加專有和敏感——更不用說它對各行各業以及國家安全的每個方面都至關重要。
在技術領域開打貿易戰可能會讓美國、中國和歐洲割裂爲三個不同地區。在高科技行業監管方面,歐盟已經走在與美國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它出臺了更爲嚴格的私隱保護規則,並規定了企業發展人工智慧可以使用多少數據以及採用何種方式。
歐洲人可能會選擇將數據交予公共「信託」,然後私人公司在公衆監督下訪問數據,而不是任憑谷歌(Google)、蘋果(Apple)或Facebook等美國公司將這些數據用於商業利益。如果出現這種地區分化,就可能形成這種局面:FANG(Facebook、亞馬遜(Aamzon)、Netflix和谷歌)主導美國市場,以及它們能進入的歐洲地區,而中國自己的科技巨擘,即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合稱BAT)這些公司將主導中央王國、或許還有相當數量的新興經濟體的市場。
這種「巴爾幹化」(Balkanisation)——現在被專家稱之爲「分裂網」(Splinternet)——將改變網路的現有功能。它也將代表今後的一種貿易戰。
譯者/何黎
白宮人員動盪已一年有餘,股票市場不僅得以倖存,還一片繁榮。而且股市還表現出在最劇烈的拋售後迅速反彈的能力。這一幕似乎又在發生,川普的首席經濟顧問加里•科恩(Gary Cohn)週二晚間辭職立即引發盤後交易的劇烈拋售,但在週三開盤後,股市的反應卻不那麼消極。
但即便考慮到這些,我們仍有理由相信科恩的辭職會有所不同。在一座有著惡毒民粹主義分子的白宮中,他不僅被認爲是華爾街的代表,還被認爲是一名不可或缺的成年人。對於過去一年從白宮離職的大量人員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能給出這樣的評價。
因此,市場一開始的消極反應——主要股指在清淡的盤後交易中下跌約1.5%,週三開盤時亦表現不佳——充分說明了華爾街對於只剩下自己的總統的判斷能力的信心。但現在標普500指數(S&P 500)仍高於一週前川普公佈關稅時的水準。
科恩的過人之處還在於,人們認爲他提出了一些刺激企業利潤和股價的政策——這也是過去一年從白宮離職的其他知名人物不曾做到的。雖然促使他辭職的原因無疑有很多,一部分是出於自身利益,但他此舉肯定與政策有關。
作爲一名曾任職於高盛(Goldman Sachs)的銀行家,科恩強烈支援減稅及放松管制,同時強烈反對貿易關稅。在這一點上,他與華爾街的共識完全一致。因此,他的辭職令人倍感失望,因爲這預示著真的會徵收關稅,儘管在過去5周有很多一廂情願的想法。
從許多方面來說,自川普首次公佈擬對鋁和鋼鐵徵收關稅以來,這一週已成爲自川普當選總統以來市場對其反應的一個縮影。選舉結果公佈後的拋售隨後被長期的反彈所取代,因爲人們認爲,川普出任總統將帶來市場所期望的減稅與放松管制。而川普對保護主義強烈的、持續的熱情,可能打消人們的樂觀,因爲大多數投資者認爲保護主義是有害的。去年大部分時間,川普幾乎將貿易這一主題拋之腦後,助長了華爾街的樂觀情緒。
同樣地,一週前市場大舉拋售,人們普遍將這視爲對總統的譴責。但之後,即使川普發表推文稱貿易戰是好事而且「容易取勝」,並在週二宣稱他將「以一種仁愛的方式」徵收關稅,股市仍然由於人們相信可以說服川普放棄徵收關稅而反彈。其間,美國股市的表現也遠超世界其它地區。
川普當然一直用他當選總統以來股市的強勁表現爲自己辯護,從許多方面來說他這麼做是對的。就政策成果而言,迄今爲止他提出的政策正是市場期望的,並避免了涉足市場不想讓他干預的領域。
在關稅方面,據報道,川普認爲上週股市的反彈表明投資者贊成他的想法,並加強了他在內部的影響力。因此,對科恩辭職消極但相當沉默的反應並不足爲奇。更令人驚訝和不安的是投資者先前竟能夠無視川普欠考慮的關稅聲明,並若無其事地繼續從事交易。這反映出一種極其樂觀的情緒,認爲川普會放棄徵收關稅,因爲他似乎會聽從任何剛剛與他交談過的人的意見。
這次事件是投資者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所稱「反身性」理論的一個典型案例——金融市場爲反映現實而採取的行動,反過來卻能夠改變現實。這一次,反饋迴路擊敗了自身——市場選擇認爲不會徵收關稅,但卻因此提高了徵收關稅的現實可能性。
市場對科恩辭職相對沉默的反應體現出人們仍然相信可以說服總統放棄保護主義——但同時也降低了非常重視市場反應的川普實際上做出讓步的可能性。
這反過來又暗示出一種明確的行動方向——如果不想讓科恩的辭職白費的話。那些懼怕保護主義的人應該祈禱美國股價持續大幅下跌。在理想情況下,這種局面只得以宣佈取消關稅而告終。
譯者/偲言
中國外長王毅承諾,只要發生貿易戰,中方必將做出「正當和必要的反應」。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先前表示,他將迫使中國減少鉅額的對美貿易失衡。
美國白宮公佈了關稅方案,將對鋼鐵進口徵稅25%,對鋁進口徵稅10%。經濟學家稱,預計這兩者都不會對中國產生嚴重衝擊。
但是,當川普政府結束去年發起的一項針對中國智慧財產慣例的調查時,預計還將推出更多直接針對中國的關稅、投資限制和其他行動。
中國政府警告稱,不斷加劇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損害全球經濟,最終也會危及美國。週四,王毅在中國的橡皮圖章式立法機構全國人大(NPC)的年度會議上發言稱,「打貿易戰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
「結果只會損人害己,」他接著說。
王毅看來是在對幾天以來川普在Twitter上的一系列發言做出回應。川普的Twitter言論似乎是在鼓吹貿易戰。3月2日,川普發推文稱,「貿易戰是好事,贏得貿易戰很容易」。
與此同時,川普於週三表示,他已要求中國政府把3752億美元的對美商品貿易順差減少10億美元。
建銀國際(CCB International)經濟學家崔歷表示,美國已公佈的提高鋼鐵和鋁關稅的措施對中國的影響將是很小的:鋼鐵和鋁僅佔中國出口總量的3%,而作爲成長主要推動因素之一的出口,近年來已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因此,這對於中國整體經濟的影響是有限的,」她說。
去年,中國對美鋼鐵出口僅佔國內產量的7%,而美國並不是一個關鍵的出口市場。崔歷表示,對鋁生產商的影響可能會更大,因爲中國對美鋁出口佔國內產量的比例更高,約爲15%。
譯者/何黎
2018年國際貿易進入了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硝煙四起的時代。美國政府接連放出大招,一月選擇對太陽能板和洗衣機進口徵收高額保護性關稅;二月美國商務部終裁決定對進口中國鋁箔徵反傾銷反補貼的高額「雙反」稅;三月初川普宣佈將對美國的鋼材和鋁材進口分別徵收高達25%和10%的關稅,更是向國際貿易和全球金融市場扔下一個重磅炸彈。對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擔心導致全球股市大幅下挫和波動加劇。美國爲什麼要對鋼鋁進口徵收高關稅?對鋼鋁的高關稅能夠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字嗎?川普爲什麼高舉貿易保護主義?誰是最大的利益獲得者?誰是受損者?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中國將會如何應對?我們列出了市場最爲關心的關於川普鋼鋁貿易戰的八個主要問題並作出簡短答覆。
一、川普鋼鋁貿易戰第一槍是如何打響的?
根據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美國商務部於2017年4月分別對鋼鐵和鋁產品進口是否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啓動調查。2018年2月16日商務部向總統提交報告,判定鋼鋁進口傷害國家安全,並對鋼鋁進口分別提出三條建議:
(1)對所有美國進口鋼材徵收24%的關稅;或者(2)對包含中國、巴西、南韓、俄羅斯等12國徵收至少53%的進口關稅,同時對其他國家的進口設置不高於2017年進口的配額;或者(3)對所有向美國出口鋼材的國家設置等於2017年進口量63%的配額。
(1)對所有美國進口鋁材徵收7.7%的關稅;或者(2)對來自中國、香港、俄羅斯、委內瑞拉和越南的進口鋁材徵收23.6%的關稅;或者(3)對所有向美國出口鋼材的國家設置等於2017年進口量86.7%的配額。
川普3月1日在白宮會見鋼鐵和鋁業企業代表時宣佈將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分別徵收25% 和10% 的關稅,並且關稅將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白宮表示細節將在3月5日這一週內公佈。按照法律程式,川普原本將在今年4月中旬前做出是否採取或採取何種貿易保護措施的決定。他的突然提前公開表態,引起了美歐亞股市的普遍下跌;同時由於美國從110多個國家進口鋼鋁,許多鋼鋁出口國和國際組織紛紛表示反對美國單邊的貿易保護措施。美國在貿易保護的單邊主義道路上會不會越走越遠,其他國家和中國該如何應對,引起了市場的極大關注。
二、美國爲什麼要對鋼鋁進口徵收高關稅?
美國鋼材產地主要集中在東部緊密相連的四個州:印第安納州貢獻了全美27%的粗鋼產量,俄亥俄州緊隨其後貢獻了12%的產量,密西根州和賓州則分別產出了6%的粗鋼。這四個州的粗鋼產量已經超過了全美產量的一半。其中,賓州、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這三個傳統民主黨的票倉在2016年反轉併爲幫助川普拿下總統寶座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投票給川普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川普當選以後能夠利用貿易保護措施來保護他們當地的傳統產業如鋼鐵業。川普爲了連任和在2018年的期中選舉保住共和黨在衆院的優勢,爲了滿足選民需求必然會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因此川普在本週正式決定和簽署對鋼鋁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個大機率事件。
三、對鋼鋁進口徵收高關稅能改善美國的貿易順差嗎?
雖然美國是發達國家,但由於環保和成本因素,本國的鋼材產量並不足以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因而長期依賴國際鋼材的進口。近幾年其鋼材表觀消費量的三分之一都來自於進口。鋁材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則更高,2016和2017年表觀消費量的53%和61%來自於進口。因此美國在鋼材和鋁材上都是貿易逆差。但由於鋼材和鋁材的進口總額並不高,比如鋼材進口在2017年只佔美國所有商品貿易進口額的1.6%,鋁的進口額只有0.7%,所以對美國的貿易逆差貢獻非常有限,分別佔比爲2.7%和1.3%,因此透過提高鋼材和鋁材關稅降低貿易逆差的願望恐怕是難以實現的。
四、爲什麼國際社會和金融市場對鋼鋁貿易戰反應這麼大?
首先,美國是世界上鋼材進口量最大的國家,據全球鋼材貿易監測統計,2016年美國總共進口了約三千萬噸鋼材,佔世界鋼材總貿易量的7%,遠超排名第二第三的德國和南韓的進口量。所以雖然美國不是鋼材市場上主要生產者,但它在國際鋼材市場上卻舉足輕重。
其次,美國從110多個國家進口鋼材,主要來源地包括加拿大、巴西、南韓、墨西哥、俄羅斯、土耳其、日本、臺灣、德國和印度,遍及世界各地,涉及面比之前的洗衣機和太陽能板貿易伙伴要廣的多。
第三,美國商務部此次借「國家安全」之名對鋼鋁進口採取貿易保護措施,面向所有或主要進口國,不像「反傾銷反補貼」那樣一般是針對某個特殊產品和特殊國家,也不需要尋找替代國來計算傾銷和補貼額度,隨意性比較大,比較容易引起貿易伙伴的報復。因此國際市場對美國點燃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產生擔憂,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將嚴重威脅2017年剛剛開始復甦的全球貿易。
五、誰是最大的利益獲得者?
鋼鋁行業生產者和工人會是此番關稅提高的受益者。美國主要的鋼鐵、鋁製品生產商的生產、就業、利潤將會因爲關稅提高而有所改善,股票價格抬升。美國前六大主要的鋼鐵製造商有Nucor Corporation, ArcelorMittal USA,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Gerdau North America ,Steel Dynamics Inc. ,AK Steel Corporation。美國主要的鋁製品企業是Alcoa和Century Aluminum。不過鋼鐵行業和鋁製品行業的就業規模不大,鋼鐵業大概有15萬工人,鋁業約爲2.8萬工人,因此對整體就業的改善有限。
六、誰是最大的利益受害者?
美國如果對鋼材和鋁材徵收高額關稅,那麼美國主要的鋼材和鋁材進口國和美國鋼材和鋁材的下游行業及消費者將會受到損害。
美國鋼材市場對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尤爲重要,因爲他們的主要鋼材目的地就是美國。比如,2016年間美國分別佔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鋼材出口的88%、73%和34%。如果川普真的對鋼材徵收25%的進口關稅,對這三個國家的鋼材出口必然造成沉重打擊。所以這些國家對美國的鋼鐵保護進口關稅措施特別敏感、反應尤爲強烈。
美國鋼材和鋁材的下游行業會受到成本提高的負面影響,就業和企業利潤都會下降。相關的下游行業主要有交通運輸、建築、電子產品和機械設備,特別是汽車和航空業。目前還很難對鋼鐵消費行業所受損失作出準確估計,但回顧2002年3月布希政府對鋼鐵業的保護有助於我們分析消費者承受的成本。當時布希政府對將近一半的鋼材產品進口也實施了最高達30%的關稅和配額,但對部分國家進行了豁免,主要受到影響的是歐盟、中國和日本。半年後美國鋼價比歐洲的鋼價高約30%,CITAC Foundation的一項研究表明,高企的鋼價使得鋼鐵消費行業在2002年失去了將近20萬就業,這一數字已經高於2002年鋼鐵行業的總就業人數,相當於40億美元的工資收入損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也表明鋼鐵關稅保護下的消費者成本非常高,每保住一個鋼鐵業的工作,消費者要付出約每年36萬美元。相比之下,川普對鋼鋁高關稅很可能是對所有進口國一視同仁,而且是對所有鋼鐵和鋁進口產品,覆蓋面更大,因此此次消費者承擔的成本會高於布希政府時期的鋼鐵進口關稅。
進口鋼材和鋁產品的價格提高會推動鋼材和下游產品的價格,不過鑑於鋼鋁製品在整體消費品籃子比重不大,對下游行業的價格傳導也不會太強,因此對美國整體的通膨影響預計不高。
七、美國鋼鋁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
對中國總體來說影響非常有限。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鋼材生產國,產量佔了世界鋼材總產量的將近一半,但對美國的鋼材直接出口卻非常小,2017年鋼材成品出口不到100萬噸,約佔美國鋼材總進口的3.2%,半成品出口量也不多,而且美國市場在中國鋼材出口的比重也日漸下降。但是,中國透過全球價值鏈最終向美國消費者提供的鋼鐵產品可能要比直接出口高的多。比如,南韓60%的鋼鐵進口來自於中國,而其12%的鋼鐵出口到美國,因此如果美國對來自南韓的鋼鐵進口徵收高關稅的話,必然影響南韓從中國的鋼鐵產品進口。爲了維持全球生產鏈,中國應該積極反對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
八、中國該如何應對?
美國對鋼鋁行業徵收高關稅,雖然對中國的直接影響微弱,但是透過全球價值鏈以及其他國家可能進行的貿易報復,同時中國作爲最大的鋼材生產國,此次事件對中國鋼鐵和鋁業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與此同時,上週以劉鶴爲首的中國代表團訪問美國對兩國貿易摩擦的談判並沒有帶來積極樂觀的信號,中美貿易糾紛加劇在2018年是大機率事件。針對鋼鐵和鋁材行業,中國政府可能採取「對內對外兩手一起抓,兩手都要硬」的策略。
面對全球性的產能過剩和日漸升溫的貿易摩擦,中國政府「對內」會繼續強調去產能,尤其是對低質量小企業生產的地條鋼的產能。金屬價格的回升會掩蓋產能過剩的狀態,並使得各種地條鋼產能死灰復燃,政府必然會堅定立場去鋼鐵產能,不然在未來幾年由於貿易戰導致鋼鐵出口需求下降,產能過剩問題會更加突出。因此,在剛剛出爐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也強調要繼續削減鋼鐵行業產能3000萬噸。同時,減少出口退稅和各級政府的各種隱性補貼,增加一帶一路國家的基建和交通投資,帶動鋼鐵和鋁材的出口,分散出國目的地。
在「對外」貿易政策方面,中國政府努力的方向是「合衆弱以攻一強"的"合縱"策略。川普此次計劃對鋼鋁徵收高關稅,而且採取並不考慮豁免任何國家的「無差異」對待,已經引發了各國的不滿,很可能引起歐盟和其他鋼鋁出口國的貿易報復。中國在與其他國家商談貿易報復時應該採取「有差異」針對性的反對美國這一貿易單邊主義,避免貿易戰擴大化傷及自身,並透過美國的鋼鋁消費行業對川普施加壓力,迫使美國儘早放棄對鋼鋁的關稅保護。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趙洪巖爲廣發證券(香港)高級經濟學家,盛柳剛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
本文編輯徐瑾[email protected]
中國一位資深外交官表示北京方面希望避免與美國發生貿易戰,並尋求將中國呈現爲全球貿易體系的捍衛者。就在一天前,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歐洲發出威脅稱,繼上週出臺針對進口鋼鐵和鋁的懲罰性關稅之後,他可能採取額外製裁措施。
「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昨日在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舉行年會前夕表示,「中方不想同美方打貿易戰。」
曾經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的張業遂補充說:「中國透過自身的發展給世界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遇,特別是爲世界經濟成長、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全球減貧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與美國貿易摩擦加劇,將成爲今年全國人大年會的重要議題。本屆人大今日開幕,並持續至3月20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將在首日作年度《政府工作報告》。
上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派遣他的首席經濟顧問劉鶴前往華盛頓,以求阻止雙邊貿易戰。儘管川普在劉鶴會晤他的行政當局高級官員的同一日宣佈對鋼鐵進口徵收25%關稅,對鋁進口徵收10%關稅,但中國反應低調。
張業遂昨日警告稱,「我們絕不能坐視中國的利益受到損害。」但許多分析人士指出,川普政府針對進口鋼鐵和鋁的懲罰措施將在更大程度上影響美國的傳統盟友,而不是中國。聯合國數據顯示,中國不在對美鋼鐵出口前10之列,美國從加拿大、南韓和德國等盟國進口的鋼鐵多得多。上週六,川普威脅要針對進口的歐洲汽車採取進一步貿易行動。
中國在2016年向美國出口了價值31億美元的鋁,僅次於加拿大,但也只是中美兩國5800億美元雙邊貨物貿易額中的一個零頭。「提高關稅是處理貿易爭端的一種原始而無知的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表示,「這是向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國際貿易體系發起的挑戰。」
呂祥還指出,川普的決定將把華盛頓的盟友推向北京。 「中國與加拿大、南韓和其他鋼鐵和鋁出口大國在捍衛全球貿易方面有共同利益。」他表示,「川普是一個風險因素。包括貿易和安全在內,中美之間在所有關係領域都有可能爆發大沖突。我們需要往最好的方向抱以希望,但也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川普政府在1月份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徵收懲罰性關稅後,中國商務部已表示,將對美國出口的動物飼料高粱展開反傾銷調查。
中國進口的美國高粱相對較少。這項調查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爲警告,即在一場全面貿易戰中,北京方面可能瞄準一宗大得多的美國出口——大豆。
中國官員意識到,任何懲罰性措施都可能在傷害美國出口商的同時,損害中國消費者利益。美國的行業協會已抗議稱,川普的關稅傷害的美國企業多於其幫助的美國企業。
韓碧如(Lucy Hornby)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的一名高級貿易顧問表示,美國針對鋼鐵和鋁進口的關稅將不會有豁免機制。歐盟已準備了報復措施,官員們警告稱,歐美面臨發生跨大西洋貿易戰的風險。
美國貿易和製造業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負責人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表示,儘管可能會有針對特定商業用途的例外安排,但不會有照顧個別國家的豁免措施,這對加拿大、英國和南韓等盟國是一個打擊。
「一旦你開始豁免某些國家,你就必須提高針對其他所有國家的關稅……所以這是一條容易滑倒的斜坡。」納瓦羅昨日對CNN表示。
川普上週口頭宣佈徵收關稅,引發了加拿大等盟友的最後一刻遊說;加拿大如今是美國最大的鋁和鋼材供應來源。
英國官員也極力要求享受豁免,但在英國仍是歐盟成員的情況下找不到這種安排的合法手段。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昨日在與川普電話通話期間表達了她對此舉的「深切擔憂」,她表示,需要一個多邊解決方案來解決鋼鐵產能過剩的全球問題。
納瓦羅是川普政府內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之一,這些人與支援自由貿易的顧問們——以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爲首——競相說服總統。自上週四這個訊息宣佈後,科恩一直在努力緩解任何關稅的影響,併力主推出豁免機制。
歐洲一名高級官員表示,歐盟對豁免機制所抱期待很低,主要精力放在準備「由布魯塞爾作出嚴厲和明確的反應」上。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最快可能在週三就拿出針鋒相對的措施,但必須先等待川普政府正式批准詳細的關稅提案。歐洲外交官稱,歐盟還在與受川普擬議措施影響的其他國家接觸,如日本、加拿大、巴西和土耳其。
歐盟已擬定了28億歐元的擬議反制措施清單,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鋼鐵和鋁產品,三分之一的農產品以及三分之一的其他產品。這份清單上既有玉米和橙汁等大宗商品,也有美國特色產品如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摩托車、波本威士忌和藍色牛仔褲。
歐洲外交官們表示,儘管川普威脅擴大關稅,將歐盟輸美汽車納入徵稅範圍,但採取報復行動已沒有回頭路。
美聯準(Federal Reserve)已對貿易戰對美國經濟成長造成的影響表示擔憂,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Minneapolis Fed)行長尼爾•卡什卡里(Neel Kashkari)表示,貿易戰將打擊美聯準的成長和通膨預測。
譯者/何黎
2016年美國大選前最後三個月,現任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和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在一家地方報紙《匹茲堡郵報》上聯合撰文,狠狠批評了柯林頓家族糟糕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談判和歐巴馬政府在對華鋼鐵貿易問題上對賓州選民的誘騙行爲(題圖爲美國總統川普與羅斯)。文章最後的作者簡介這樣寫道:羅斯先生曾經拯救了這一地區的七家鋼鐵公司免於破產;納瓦羅先生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商學院教授,代表作爲紀錄片《致命中國》。
這家報紙全美排名30餘位,發行對象主體僅僅爲匹茲堡及周邊郡縣的100餘萬人,但這已足夠影響這個搖擺州的鋼鐵產業工人選民。最終,川普拿下了關鍵一役,羅斯和納瓦羅在這一地區的宣教功不可沒,「農村包圍費城」、「鋼廠包圍校園」的賓州選票地圖令人印象深刻。
這裏是匹茲堡,早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就已經建立了完整的鋼鐵生產線。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裏,這裏既是狄更斯筆下「一個沒有蓋子的地獄」,也是一個產業革命的天堂。赫伯特•卡森在《鋼鐵羅曼史》一書中記述到,這裏「充溢著熱情和動能,流淌著蜜汁和金子」,在他看來,匹茲堡的繁華「遠遠超越了一個城市應有的概念」。
盛世轉眼凋零。上世紀70年代,當西歐、日本等地的鋼鐵產業開始向美國大舉進軍,這一地區開始快速衰落,每月平均有4000人失業,匹茲堡也逐漸流失了往日鋼鐵帝國的氣象。一篇報導這樣記述到,「企業的大門一扇一扇關上,每個父親都在失業,每個青年都想逃離這絕望之地」。
自此,總統對於孱弱的鋼鐵產業的態度成爲這一地區選票流向的唯一標準。歐巴馬在第二任期曾經信誓旦旦承諾將帶來100萬份工作,最終只增加了36萬份,這讓當地最有權勢的工會組織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抱怨了很多年。鐵鏽地帶的產業工人是川普的基礎票倉,然而在過去的一年裏,總統以稅改回饋了華爾街、以移民改革回饋了白人選民;截至目前,匹茲堡、底特律仍然在翹首等待著歸屬於他們的政策福音。
近期的種種跡象表明,這份救贖即將蒞臨,一場明確、具體而系統性的對華貿易戰幾乎註定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爆發,萊特海澤所領銜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羅斯所領銜的商務部成爲落實這一決策的兩個主要抓手。最近的半年時間裏,前者按照美國《1974年貿易法》對進口洗衣機和光伏產品發起了「201調查」(已於1月22日宣佈增加保護性關稅)、對中國智慧財產和技術轉讓政策發起了「301調查」;後者按照《1962年貿易擴展法》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發起了「232調查」(已於近期將兩份報告提交白宮,建議總統徵收高額關稅或實施進口配額),並在過去的一年內發起了84項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這一數據比先前一年成長了62%。
戰爭雖然在快速醞釀,然而畢竟還未達至那個絕對時刻。先前的一系列觀察表明,羅斯、萊特海澤和川普總統在推動這一進程中的角色、理念和行爲習慣其實並不相同,這是一場三個人的對華貿易戰,自然也就相應存在著三種打開方式。
一、羅斯的對華貿易戰
羅斯是美國鋼鐵行業的曾經的「併購重組之王」,一直以來,作爲商人的羅斯比作爲商務部長的羅斯更加熟悉匹茲堡,對於那些廢棄工廠的價值更有概念,與鋼鐵工人聯合會的關係更爲融洽。《匹茲堡郵報》所言不虛,2003年羅斯的收購拯救了全美第二大的鋼鐵企業伯利恆公司,它爲這家企業留存了一小部分產能,並設法保住了580名當地工人的工作,這件事使他在此地廣受尊敬。然而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僅僅是一名併購掮客,他在完成低價收購之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與當地的鋼鐵工人聯合會聯合,奔向華盛頓敦促美國向中國鋼鐵施加進口限額,鋼價隨之上漲,破產企業的估值因之水漲船高。僅僅一年之後,他以45億美元的高價將之轉手賣給了印度的鋼鐵巨擘米塔爾公司,這是他在從事併購業務早期挖到的第一桶金。
羅斯與川普分享著完全一樣的商人屬性,他對於產業安全和國家利益沒有太多的認知,至少在彼時,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賺錢。交易過後不久,他在Fox News對這筆精明的買賣侃侃而談,「我並不覺得中國的問題很大,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主要的貿易赤字來自歐洲、日本和加拿大,這些都是勞動力成本很高的國家,我們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不遵守貿易規則」。2012年,中國已經搖身成爲美國的頭號赤字國,然而羅斯在接受CNBC採訪時的態度表明,這一觀點仍舊沒有什麼變化:「如果中國逐漸讓人民幣升值,工作機會也不會回到美國來,會流向越南,會流向泰國,反正哪個國家成本低就會去哪裏,透過人民幣升值讓工作機會回到美國這個理論,對雙方來說都不過是本虛構小說」。
與很多對華貿易鷹派不同,羅斯對中國沒有什麼源生性的、戰略性的恨意,他曾經在浙江與港商合資成立了一個紡織廠,曾經支援過汶川地震的災後重建。據Politico網站的報導,他甚至收藏了兩百多件中國藝術品,其公司紐約總部的門口拱衛著一對清代的看門狗雕像,一排明代青花瓷質地的藝術品一直陳列在他鄰水別墅的餐廳裏。
商務部長履新以來,羅斯能夠認識到這一角色保持貿易強硬立場的必須性,他將保護主義措施作爲一種態度和一種工具,但絕對遠非一種信仰。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去年7月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羅斯本來已經就中國控制過剩的鋼鐵產能一事與汪洋副總理達成協議,他以爲自己成功履行了作爲商務部長的使命,這項努力應該得到總統的認可。然而川普憤怒地拒絕了他的談判清單,認爲他對待中國還遠不夠粗暴,原定的簽字儀式最後被迫取消。類似的劇情在中美雙方「百日計劃」、川普訪華等事項安排中多次上演,一些貿易鷹派經常指責羅斯總是隨隨便便就遵從於中國的妥協性合作姿態,沒有就其中的很多項目的具體內容進行查證,雙方最後達成的絕大部分成果不過是新瓶換舊酒,美方並沒有得到什麼實際好處。
最近半年以來,總統對羅斯的信任正在快速減退。據Axios網站的內部訊息稱,總統對萊特海澤的任命是對羅斯耐心的標誌性節點,他早在彼時就對羅斯的談判能力當面表達了不滿,「你對於貿易的理解太可怕了,那些交易完成的並不好、並不好」。這以後不久,白宮內部就傳出訊息,羅斯「已經不是那個主事的了」。這種流言絕非空穴來風,下半年川普政府的幾項重大議題——稅改法案、移民法案、政府關門——我們都很難發現羅斯的身影。新近流出的訊息是,上月川普曾經在橢圓形辦公室召開的系列會議中多次點名批評羅斯,認爲他與同僚相比已經落後了很多步,甚至會在會議上睡著。在總統看來,羅斯的精力「最多能夠堅持到上午11點」,這對於這名在去年11月份剛年滿80週歲的老人來講著實有些殘酷。
上世紀90年代初,川普在一連串失敗的收購後欠下30億美元的債務,當很多債權人紛紛找上門來要求奪下川普旗下賭場的控制權時,羅斯恰好是負責談判的債權人代表。在羅斯看來,川普的名號砸了是最大的資產損失,讓川普繼續掌管賭場業務或許是更爲妥善的出路。最終,他滿含耐心說服了其他債權人,並幫助後日的總統談下了一宗繼續掌權的協議。很長時間以來,川普對羅斯擁有信任,這是他的競選班底中最爲堅定、最可交付的朋友之一,在勝選之夜,羅斯就站在離川普最近的位置上與之慶祝。然而現在看來,即便川普不會像對待其他人那樣將之驅逐出白宮,羅斯也不會再被給予如舊日般的信任,及其所領導的商務部與過往政府中任意一屆商務部沒有什麼區別,保持著必要的強硬形象,發揮著必須的工具作用,但羅斯絕非一個天生的鷹派,或許永遠也無法達至川普所要求的「懲罰中國」的高度。
然而在當今美國政壇,對華強硬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政治正確。這項工作從來也不缺乏在操作上、角色上、信仰上都更爲合適的人選,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負責人萊特海澤在這樣的意義下從幕後走上臺前。
二、萊特海澤的對華貿易戰
萊特海澤是美國在貿易談判領域最爲出色的專家之一,這是他已經深耕了30餘年的本職工作。早在里根政府時期,他就已經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副代理,親自參與並主導了那場與日本、歐洲的貿易大戰,從鋼鐵到糧食、從匹茲堡到艾奧瓦,促成了20多個雙邊貿易協定。
萊特海澤一向以強硬著稱。1983年,他受命與蘇聯人就進口美國小麥一事進行談判,幾輪下來事情毫無進展,萊特海澤憤怒地直接向蘇聯發了公函,強硬地表明事情結束了,自己不會再將談判團派往莫斯科。不久,蘇聯人委婉地進行了妥協。一個更爲有名的段子提到,在一次與日本人的鋼鐵貿易談判中,萊特海澤對於雙方僵持不下的會場氣氛非常沮喪,他故意做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將美方的談判清單折成一隻紙飛機,甩向了談判桌對面的日本官員,使得後者對於這樣的戲謔大爲失色、憤怒不已。
那場與日本、加拿大等八國的鋼鐵貿易談判令人難以忘懷,不僅僅是由於這樣的橋段,還因爲萊特海澤故意安排了讓所有人精疲力竭的戰鬥模式,在長達七個月的談判進程中,整個團隊只放了兩天的假期。當下正在進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不過是萊特海澤所熟悉的又一次車輪戰,自2017年8月談判啓動以來,三國在頭兩個月進行了四輪、總計22天的交鋒,目前正在進行的已經是第七輪。
強硬是如萊特海澤般的談判專家必備的基礎技能,然而他所主導的談判並非死氣沉沉的一塊鐵板,相反總是顯得靈活多變。一名熟悉萊特海澤的律師曾經提到,萊特海澤不是那種自始自終保持著一個談判節奏的「唱詩班男孩」,他甚至會不時主動地聊到一些黃段子,使得在場的所有人放鬆並離開那種正襟危坐的談判狀態,這樣也就爲其進一步的誘拐提供了機會。
與此同時,萊特海澤很明白如何在談判中樹立自身權威,拉大旗、做虎皮的能力有時對一場談判而言至關重要。1984年,當里根輕鬆完成競選連任時,各國普遍認爲本屆政府已經沒有了選票壓力,不需要在貿易問題上繼續秉持強硬立場。正在談判一線的萊特海澤亟需打破各國的這一幻想,他的做法是特意在一次與總統的會面中找專人拍攝了一張親密無間的照片,照片中里根與萊特海澤在一張咖啡桌旁緊靠在一起,後者看起來彷彿正在彙報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項。在此後的每一場談判裏,他總是做出隨意地樣子將這張照片展示給外方看,讓大家意識到自己仍然在代表總統,美國仍然在強勢的軌道上。
1985年,當萊特海澤離開里根政府的時候,白宮給予了他「鋼鐵老兵」的美譽。他隨後加入了世達律師事務所,成爲華盛頓特區辦公室的合夥人。在此後的30年間,他代表美國企業和產業工人打官司,重點仍然集中於美國對外出口和非公平貿易。里根政府和世達律所的兩段經歷帶給萊特海澤完美互補的歷練。他從一開始就強調政策實踐,拒斥自由貿易者們津津談論的烏托邦式的夢境,他在內心深處認同里根政府對於貿易問題的強勢態度,那段成功的貿易戰談判經歷促使他篤信美國的權力和市場,深信自己可以透過直面問題並談判達至自己的目的。律師經歷爲他提供了理論上的智識,透過閱讀並理解法條,萊特海澤更加堅信,貿易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二元關係,別的國家佔了美國的便宜,美國的利益一定受損。他需要找到那些理據,迫使對方意識到做出讓步不僅是一種現實壓力,更源自一種法理上的必須。
與羅斯不同,萊特海澤更爲認同自身的律師角色和貿易談判工作的崗位職責,他一生都在從事這一項工作,從實踐到理論、從市場到白宮,代表美國在任何一場貿易戰中戰勝對手已經成爲他唯一的精神信仰。在對華貿易問題上,自班農和納瓦羅遠離權力中心以來,他從來都是表態最爲強硬的那一個。他多次向美國國會表示,WTO規則根本就不是爲與中國這樣的國家作交易所制定的,他建議美國挑戰WTO的規定底線,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並躬身實踐,動用國內法啓動了「301調查」。很長時間以來,萊特海澤沒有對華進行系統性的攻勢,完全是由於目前美國的貿易戰焦點集中於重談NAFTA協定,儘管事情進展的非常緩慢,但這凝結了萊特海澤的絕大部分精力。按照美方原先的預計,這件事情至少要拖上一年的時間,如果萊特海澤仍然希望在2018年在對華貿易議題上「有所作爲」,他需要在華盛頓與蒙特利爾以外再開闢一個北京戰場,即便對於這名貿易戰線上的「鋼鐵老兵」而言,這也的確是一重智力與體力上的雙重考驗。
關於萊特海澤,有一點仍然值得提一句。他與川普總統並無任何舊日交情,但是仍然被給予了高度信任,某種程度上,這與二人共同的個人性情和行事風格有著重要的聯繫。萊特海澤是一個滿嘴髒話且頗爲有趣的演說家,同時也是一個極度的自戀狂。在其臥室牆面的正中心一直掛著一幅與真人大小一樣的萊特海澤肖像,但凡曾經去過他家裏的朋友都不會忘記那種奇怪的畫面感;與此同時,他在佛州棕櫚灘的高檔公寓距離川普著名的馬阿拉歌別墅只有不到十分鐘的車程,倆人在家庭選址上的品味完全相同。
三、川普的對華貿易戰
最後讓我們把話題回到總統。如果這場看似註定到來的戰爭需要一個名稱,那麼它只能被稱爲川普的對華貿易戰,而非羅斯或者萊特海澤的戰爭,這不僅由於總統是一切事項的決定者,更是因爲這場戰爭自2015年川普宣佈競選以來就一直在醞釀之中。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誤以爲這會成爲川普執政之後的頭號工作,然而當種族問題、醫改稅改、財年預算、「通俄門」等多項事務充溢著總統的首年日程,這場蓄意已久的戰爭仍然風平浪靜,幾乎未見硝煙。
新的一年是同樣的邏輯,有關移民、歐巴馬醫保的論辯不會止息,現在還新增了基礎設施建設、NAFTA談判等多項繁重的事務議程,從去年的經驗來看,這場戰爭註定無法成爲一場整體性、系統性、連貫性的對抗,即便它真的在2018年到來,也只能見縫插針,間歇性出現幾件標誌性的制裁,算作對於選民的交待。然而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有所不同,理論上,中美之間沒有談判這樣一個帷幕作爲遮擋和緩衝,不可能透過一輪又一輪的角力來蹉跎時日,當總統的決定做出來了,那麼事實上就已經等同於宣戰。
過去的一段時間裏,總統的這項決定正在戰爭的左右反覆徘徊。月初美國2017年度貿易數據公佈以後,總統的對華貿易決策就已經陷入被動,逆差3752億美元比上一年度成長了8.2%,這使得川普在競選時期的承諾成爲一個笑柄,而兌現競選承諾一直以來都是川普幾乎所有行爲邏輯的根源。與此同時,即將到來的中期改選給總統帶來很大的壓力,近期的一份民調錶明,儘管近來的支援率有所回升,但川普在鐵鏽地帶產業工人中的支援率卻下降了7個百分點,這給白宮敲響了警鐘。3月份,就會有部分州啓動今年的選舉議程,是時候重新拾起貿易威脅論這根熟悉的大棒了。
事情的另一面,反對的力量同樣強大。包括國防部長馬蒂斯、國家事務安全助理麥克馬斯特、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在內的多位白宮要員均在近期表示了對鋼鐵貿易戰的擔憂。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等多家社會機構也紛紛上書,試圖向總統解釋增加進口鋼鐵關稅給中下游企業帶來的深重影響。按照2015年的數據,美國鋼鐵產業不過維繫了14萬工人的就業,貢獻了360億美元的國民收入;而以鋼鐵作爲原材料的中下游相關產業一共維繫了650萬工人的就業,在當年貢獻了1兆美元的國民收入,一旦進口鋼鐵價格大幅上升,對於中下游產業的打擊可能是災難性的。
事實上,美國上一次針對進口鋼鐵進行大規模增稅還是在2002年的小布什政府時期,30%的增稅幅度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將國內鋼鐵價格推高了70%。此後不久,WTO宣佈美國違反了世貿規則,布希也隨即放棄了增稅,足足比原先計劃的時間提早了16個月。然而當田納西州州議員拉馬爾向總統提及這一舊聞時,總統只是一如往日般自信地回應到「布希政府無法辦好這件事,事實上,布希政府就沒辦成過什麼事情」。
近期的種種跡象表明,大抵是經過了縝密的考量,總統心底的天平已經開始傾向於施加懲罰。上週,萊特海澤成功邀請總統出席了一場鷹派支持者聚集的晚宴,而幾乎在同一時刻,川普拒絕了科恩和摩根大通首席執行長傑米•戴蒙的邀請;本週一,在白宮與州長們會談時,川普暗示了自己的這種態度:「中國做了很多,或許是因爲我的原因,他們真的比以前做了更多的事。我和習近平主席有著很好的關係,但不管怎樣,習主席屬於中國,而我得爲美國說話」。儘管按照相關規則,川普最遲可以在4月中旬就這一事項做出決定。而根據Axios的訊息,總統已經明確了自身立場,最快在下週就可能將有關制裁的訊息進行公佈。
就在本文寫作的同時,一條更爲明確的信號將一切確鑿下來——文章開頭提到的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即將重新受到重用。事實上,早在去年4月,這家委員會就已經被解散,納瓦羅被白宮幕僚長凱利安排到國家經濟委員會旗下新建的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向他鴿派的老對頭科恩彙報工作。在近一年的時間裏,納瓦羅過得相當不快樂,他蜷縮在自己的崗位上不倦地看著那些製造業領域的貿易合同,偶爾會離開白宮傾聽一些其他經濟學家們的觀點,他不時會滿懷醋意地自嘲,「國家經濟委員會的確需要一名擁有哈佛大學教養的經濟學家,這很正常」。作爲一名慢跑愛好者,人們常常能夠看到他隨便穿著跑鞋和外套插著耳機在白宮的樓道里穿梭。
然而總統沒有忘記納瓦羅。Politico網站的訊息提到,總統經常會在召開有關貿易問題的會議時提到納瓦羅,並詢問他最近在哪裏,爲什麼無法參加白宮的會議。現在一場可能的貿易戰即將臨近,總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納瓦羅,他不會忘記競選時期那些默契的合作,納瓦羅的著作是對付中國的最好教材。這名戰士的迴歸對於萊特海澤而言是極好的訊息,他和納瓦羅在很多貿易理念上秉持完全一致的強硬立場。《華盛頓郵報》的觀察十分仔細,根據萊特海澤的日程記錄,即便在納瓦羅已經遠離權力中心的日子裏,這兩位仍然在去年6月26日到11月15日期間見了八次面。如果納瓦羅能夠在最後時刻被拉入戰備,他可以毫無障礙地邁入萊特海澤的戰壕。
很長時間以來,這個戰壕空空如也、有名無實,所有人都在周邊叫囂,沒有人打算把自己填充進去。羅斯不願在這裏逗留,這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上班打卡、下班回家;總統有無數的戰壕要奔赴,對川普而言,白宮的每一天都要戰鬥,華盛頓的每一個角落都是前線;萊特海澤和納瓦羅很可能成爲這個戰壕真誠的護衛者,一個堅守於自己的職業操守,一個流連於自己的學術執念。不管過往如何,但至少現在大家齊齊擠在這個不大的空間裏,準備見證這場看似註定的挑釁實驗。所有人都明白,實驗不會太久、也不會太猛烈,除了部分被矇蔽的選票,美國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大家很快都會散去,隨後再找來一些碧綠的草,封住這個曾經湧起硝煙的戰壕。
(注:作者王一鳴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金融市場週四延續跌勢,原因是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表示,他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對鋼鐵和鋁進口徵收重稅,此舉很可能引發歐盟(EU)和中國的報復,令人擔心一場貿易戰。
川普宣佈,他將在下週簽署一項對鋼材進口徵收25%關稅、對鋁進口徵收10%關稅的命令。這打破了他的顧問之間的僵局。先前這種僵局已經使行動拖延數月。
這個訊息促使歐盟發出警告,股指暴跌,儘管美國生產商的股價飆漲。紐約收盤時,標普500指數(S&P 500)下跌1.3%,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下跌1.7%。然而,這個訊息提振了鋼鐵生產商的股價,美國鋼鐵(US Steel)收漲5.8%,而AK Steel收漲9.5%。
「我們將重新打造我國的鋼鐵產業,重新打造我國的鋁業,」川普在白宮與行業首席執行長們開會後告訴記者。
「下週我們將簽署(一項徵收關稅的命令)。你們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得到保護。你們必須重新發展你們的產業,這是我的全部要求,」川普說。
川普目前採取的行動是去年啓動的國家安全調查的一部分,該調查利用了國際貿易規則中一條極少被使用的漏洞,允許各國在戰爭時期實施貿易限制。
美國總統列出的選項將適用於來自所有國家的進口,儘管許多貿易專家預計,將會有一個讓有關國家和公司申請豁免關稅的程式。
被召集到白宮參加宣佈儀式的高階主管們迅速對此舉表示歡迎。美國鋼鐵行業和鋁業一年多來一直在請求川普政府採取這類行動,辯稱它們是中國傾銷的受害者。
「我們不是保護主義者,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最大鋼鐵生產商——美國鋼鐵的首席執行長戴維•伯裏特(David Burritt)說。
川普作出這一宣佈的當天,到訪的習近平高級經濟顧問劉鶴正與白宮高級官員會晤,試圖阻止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爆發貿易戰,但中國並未立即回應川普的決定。
歐洲官員指責川普借國家安全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
「我方對這一舉措深表遺憾,這似乎是爲了保護美國國內產業而公然進行的干預,而不是基於任何國家安全理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說,「歐盟數十年來一直是美國的親密安全盟友。我們不會坐視我們的產業受到不公平舉措的衝擊,危及成千上萬的歐洲工作崗位。」
其它一些美國商業團體也抨擊稱,關稅只會提高它們的成本,對經濟造成更廣泛的損害。
「關稅大幅提高將拉高美國許多關鍵產業的成本——汽車、機械、建築、能源和其它許多產業。這些都是規模巨大的行業部門,負面影響將遠超任何好處,」支援貿易的遊說組織——美國對外貿易委員會(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的主席魯弗斯•耶克薩(Rufus Yerxa)說。
通用汽車(GM)和福特(Ford)表示,它們的大部分鋼材在美國境內採購,目前正在研究關稅對鋼鐵成本的影響。然而,代表汽車經銷商的一個行業組織表示,此舉很可能導致消費者面臨更高的汽車價格。
據知情人士透露,總統宣佈這一決定前,白宮經歷了混亂的24個小時,其間以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爲首的白宮親貿易勢力發起反擊,反對宣佈關稅的計劃。
川普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和擔任總統貿易顧問的前學者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經濟民族主義者一直在推動總統採取強硬行動。科恩及其盟友則敦促本屆行政當局與盟友合作,加大對中國的壓力。
其他人警告稱,在這件事上打出國家安全旗號,可能會鼓勵中國以同樣的藉口採取行動。
上月,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向總統建議了3個選項,從一攬子全球性關稅——川普選擇了這個選項——到結合針對性關稅和配額的懲罰性沒那麼強的措施。
此後不久,美國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在一份備忘錄中表示,他擔心商務部推薦的選項「對我方的關鍵盟友帶來的負面影響」,呼籲推出更「有針對性的關稅」。
儘管從表面上看,川普擬議的關稅措施針對的是中國,但美國直接從中國進口的鋼鐵或者鋁極少,因此美國採取的任何行動將主要打擊加拿大、德國、日本和南韓等軍事盟友。
馬蒂斯呼籲採取針對性行動,得到了國會中的共和黨人的呼應,他們擔心川普在鋼鐵關稅上重蹈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等前任的覆轍,並提出,關稅在鋼鐵消費行業造成的損害將大於它起到的幫助效果。
「對鋼鐵和鋁的關稅是美國人民不需要也承擔不起的加稅。我希望總統仔細考慮推高鋼鐵和鋁成本給美國製造業和消費者帶來的所有潛在影響,」掌握實權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主席奧林•哈奇(Orrin Hatch)在川普週四作出宣佈後表示。
楊蓓蓓(Patti Waldmeir)芝加哥、尼科爾•布洛克(Nicole Bullock)紐約補充報導
譯者/徐行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或許躲過了上週早些時候全球商界精英在達佛斯遭遇的大雪,但他不能無視歐洲其他地方正在積聚的風暴雲。
就在美國總統上週四抵達這片瑞士山區參加世界經濟論壇(WEF)時,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對美國發出了一番非同尋常的斥責。這位歐洲央行(ECB)行長表示,川普的財政部長史蒂文•梅努欽(Steven Mnuchin)先前一天發表的歡迎美元走軟的言論,違反了旨在防止爆發匯率戰的國際共識。
川普竭力平息這場爭議,堅稱美國仍致力於保持強勢美元。但由此帶來的困惑加劇了其他主要經濟體對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好鬥性和未來方向無法預測的擔憂。
經過多年的慘淡成長,全球經濟反彈如今看上去比金融危機以來任何時候都更有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上調了2017、2018和2019年的全球預測,全球貿易成長加速,企業領袖們享受著更加繁榮的營商環境。
然而,如果隨著美國退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先鋒的角色,主要經濟大國開始在匯率或貿易關係上發生衝突,那麼上述反彈勢頭或許會受到遏制。蓋洛普(Gallup)在134個國家進行的民調顯示,在川普「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之下,美國傳統的領導角色受到了嚴重侵蝕,其在世界各地的認可率跌至了前所未有的低點。
「已經出現大量電閃雷鳴,風暴即將來臨,」前白宮和財政部官員、如今任職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世界經濟或許能夠吸納這一切,但這些圍繞貿易和匯率的行動會在世界各地產生漣漪效應,不應掉以輕心。」
白宮更爲激進的經濟政策路線——以上週宣佈對進口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徵收關稅爲先兆——很可能在川普本週發表國情諮文(State of the Union)之後得到強化。
美國政府已明確表示,計劃就智慧財產盜竊行爲對中國採取行動。此外,美國還可能即將對鋼材和鋁徵收關稅。川普仍在威脅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儘管美國總統目前似乎更傾向於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這仍是股市繁榮所面臨的重大風險。
川普上週五在達沃斯論壇傳達的資訊,試圖將「美國優先」作爲對全世界有益的議程兜售。「美國優先並不意味著只對美國有利,」他說,「當美國成長的時候,世界也一樣成長。」
雖然上週五公佈的美國成長數據不及分析師預期——2017年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化季環比成長2.6%,但大型企業有很多事情值得感激:股價處於歷史高位,川普降低了美國企業的稅率,一些監管法規被廢除。
但川普競選時期的經濟顧問、現任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訪問研究員的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表示,一些白宮顧問仍對遏制美國貿易赤字抱有「癡迷」,這會讓他們在匯率和貿易方面進一步滑向經濟上適得其反的政策。
「當你審視那些可能破壞這輪井噴式成長的種種因素時,反國際貿易運動便是其中之一,」他說,「我認爲這種對弱勢美元的迷戀會誤入歧途。我更希望美元強勢而穩定。認爲美元走軟會在某種程度上改善經濟狀況的想法是愚蠢的。」
類似的擔憂上週也出現在了歐洲。在上週四代表其他高層政策制定者講話時,德拉吉含蓄地批評了梅努欽的大膽聲明,即「美元走軟顯然對我們有利,因爲這與貿易和機會有關」。
德拉吉沒有點名美國,但他兩次提及去年10月主要經濟體之間達成的一項共識,即不以言論支援本國貨幣貶值——美國也是共識一方。隨後,梅努欽和川普堅稱,他的話被曲解了,美元政策沒有任何變化。
在以言論支援美元貶值方面,川普本人也有過先例:就在他去年1月就職前幾天,他對《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表示,美元高幣值正在「扼殺」美國。
美元兌一籃子全球主要貨幣匯率去年下跌約13%,部分是因爲外國經濟前景的改善。今年又下跌了3.5%。儘管川普表示梅努欽的話被曲解了,但問題在於,其他國家是否會得出如下結論:美國正在謀求美元走弱,扭轉自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擔任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時期的財政部長以來理論上一直佔據支配地位的強勢美元政策。這或將爲新一輪破壞穩定的匯率戰鋪平道路,同時也會傷及海外對美國資產的需求。
美國代表團在達佛斯給外界留下了對全球經濟關係姿態咄咄逼人的印象,這與衆多歐洲及其他地區領導人以多邊解決方案應對全球挑戰的呼聲格格不入。美國的好鬥論調並不僅限於匯率:在談到貿易戰的可能性時,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警告稱,「美軍正嚴陣以待」。
川普政府官員堅稱他們不是要破壞多邊體系,他們是在謀求改革而不是摧毀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機構。但他們也明確表示全球應預期更多像上週的關稅這樣的行動,而中國將成爲他們的首要目標。白宮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大家都認爲中國是一個需要應對的主要威脅。」
一些財長和分析師認爲,美元疲軟如果能緩解華盛頓在對抗性貿易政策方面的一些壓力,則可能起到有益作用。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對彭博電視(Bloomberg Television)表示,如果美元疲軟有助於讓美國人感覺全球貿易體系對他們更公平,「那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件好事」。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C•福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長期主張美國採取更激進的匯率政策,他表示在經歷幾十年的持續赤字之後,縮小貿易差距是一個合理的目標,而且美元疲軟相較徹底的保護主義是「一個更好的選擇」。他說:「我會認爲強勁的經濟前景表明全球可以接受美元匯率進一步適度下滑。」
近期的美元拋售僅部分逆轉了2014年開始的美元飆升。雖然保護主義的幽靈赫然籠罩在白宮的貿易政策之上,但太陽能電池和洗衣機的新關稅仍處於美國乃至全球過往做法的範圍之內。2009年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曾針對中國輪胎實行類似的「保護措施」,小布什(George W Bush)曾在2002年對美國進口鋼材徵收關稅。
自由意志派研究機構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貿易研究主任丹•伊肯森(Dan Ikenson)在談到關稅時表示:「這不是發起貿易戰,因爲我們還在規則內行事。」川普選擇徵收的關稅是暫時的,而且它們也不如那些尋求保護的公司所要求的那麼嚴重。
儘管如此,伊肯森等華盛頓支援貿易的人士仍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川普政府對中國智慧財產制度以及強制外國公司轉讓技術等行爲的調查令貿易專家感到緊張。
美國提高了新的單邊行動的可能性,包括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以及打擊投資。歐盟和日本一直在努力說服川普政府作爲世貿組織內聯盟的一部分來進行打擊活動。但任何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行爲都可能招致中國的報復,並引發更加不確定的貿易戰。
川普上週表示,他可能考慮重新加入他的前任談判的、他上任後作爲第一批行動之一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美國官員也強調他們願意重啓與歐盟以及其他雙邊協議的談判。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討論正在進行中。
在國內,川普政府將繼續面對共和黨的壓力,近一年來其貿易政策受到的主要制約即來自該黨。得克薩斯州共和黨議員威爾•赫德(Will Hurd)是TPP的支持者,他警告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大危機可能會結束股市上漲,而股市上漲恰恰是川普引以爲傲的地方。他還堅稱一個消極的美國將爲中國推進其議程敞開大門。
他說:「我寧願由美國參與制定在世界不同地區進行貿易的規則,而不是由中國。無論有沒有我們,全世界肯定會繼續向前。」
如果川普政府拒絕在貿易自由化方面做出新的努力,那麼它將放棄這一許多經濟學家認爲的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成長的動力之一。
儘管上週五達佛斯與會者排隊等待了幾個小時纔看到川普的演講,並從其穩定美元的努力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但這也意味著美國正退出其在全球貿易和匯率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譯者/何黎
歐洲各大銀行掌門人警告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美國優先」政策可能會造成更支離破碎的全球經濟,但他們預測它不太可能引發美中全面貿易戰。
在川普抵達達佛斯當天,歐洲部分大型銀行的負責人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向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表示,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針鋒相對的關稅升級將帶來非常可怕的後果,他們不認爲這會發生。
本週美國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和洗衣機徵收關稅,川普政府高級官員警告說,華盛頓正準備加強措施,以阻止世界各地被其視爲不公平的貿易行爲。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首席執行長比爾•溫特斯(Bill Winters)在達佛斯上稱:「你不得不擔心。但我是否認爲會有糟糕的結果呢?否。」
倫敦上市的渣打銀行的這位在美國出生的掌門人表示:「美國似乎採取了謹慎的態度,我預計中國也會相應採取慎重立場。」渣打大多數收入來自亞洲、非洲和中東。
「這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符合中國利益,可能符合美國一部分政治利益。但是在爲基礎選民提供幫助方面,謹慎態度似乎與更激進的舉動同樣有效,」他表示,言下所指的是川普的藍領基礎選民。
眼下,外界對於美中貿易戰的風險格外關注,因爲它可能帶來廣泛的經濟後果,並使得美國與中國共同採取的應對北韓飛彈和核計劃問題的單獨措施更加複雜。
荷蘭國際集團(ING)首席執行長拉爾夫•哈默斯(Ralph Hamers)表示:「我發現世界經濟兩極化正進一步加深。我可以看到部分地區確實在繼續實行自由貿易,而有些地區不是這樣,比如美國,老實說,還有英國,至少在英國退歐發生前。」
「川普將影響(貿易)總額,但影響貿易的不只是川普,」哈默斯表示,他指的是英國和歐盟之間就退歐後的貿易協議進行的艱苦談判,將成爲另一個可能設置更多貿易壁壘的領域。
歐洲銀行家的悲觀評論,與其美國同行——比如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傑米•戴蒙(Jamie Dimon)——的積極言論形成對比。這些歐洲銀行家週四晚上會在達佛斯晚宴上見到川普,後者將於週五發表演講。
「當美國人講話並說起公平時,他們指的是互惠,」戴蒙向CNBC表示,「這不是中國人所說的公平的意思。」
未來幾周,川普政府將面臨就兩項調查做出總統決定的最後期限,一是對進口鋁和鋼鐵進行的國家安全調查,二是對中國智慧財產制度進行的廣泛調查。華盛頓很多人認爲調查將導致更多關稅和對中國投資的打壓。
「我不認爲會以貿易戰告終,因爲這將導致兩敗俱傷的結局,並且是退步,」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董事長弗朗西斯科•岡薩雷斯(Francisco González)表示。該銀行在墨西哥和土耳其有大量業務。川普現身達佛斯本身是一個「積極信號」。
尋找一線希望的溫特斯表示:「我們將關注是否存在針鋒相對的情況,(但是)對於美國的劍拔弩張,中國將如何以牙還牙呢?」
「他們可能會瞄準美國銀行業,也有可能瞄準美國軍工企業、電子公司或消費品公司。如果他們瞄準美國銀行業,結果將有利於我們。但這不是一件好事。」
本週,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澳洲在內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美國退出後餘下的11個國家解決了分歧,並表示將於3月簽署協議。溫特斯表示:「亞洲將團結在一起,東盟(Asean)也將團結在一起,但美國就像一盤散沙。」
譯者/馬柯斯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已批准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和洗衣機徵收大範圍關稅,祭出了預計他將採取的一系列舉措中的第一招。這些舉措旨在打擊中國,實現他對美國「鏽帶」(rust belt)選民做出的保護主義承諾。
基於美國法律中一項極少被引用、旨在防止國內製造商受到「嚴重傷害」的條款,川普在週一下令,將在接下來3年中對進口洗衣機徵收稅率最高達50%的關稅,在接下來4年中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徵收稅率最高達30%的關稅。
過去一年,美國已透過準司法程式針對一些產品開徵了反傾銷和其他小範圍關稅,週一宣佈的關稅則是川普自上臺以來首次直接簽字批准的關稅。
「總統的行動再次明確表明,川普政府將始終捍衛美國的工人、農場主、牧場主和企業,」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表示。
在洗衣機的案子中被美國企業惠而浦(Whirlpool)當作靶子的南韓企業LG和三星(Samsung),看起來已向這些關稅低頭,現在正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和田納西州建設本地工廠。
美國太陽能產業協會(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表示,川普的決定將導致美國今年損失最多達2.3萬個工作機會,並導致數十億美元太陽能項目投資遭推遲或取消。
此舉招致了太陽能行業組織的憤怒回應,這些組織一直反對徵收關稅,理由是由此帶來的更高的成本將損害國內太陽能裝機企業以及依賴進口太陽能電池的企業並將帶來失業。讓它們更感憤怒的是,帶頭敦促開徵關稅的破產企業Suniva的多數股權其實是由中國投資者持有的,而參與敦促開徵關稅的還有德國破產企業SolarWorld的美國子公司。
川普並非首位利用所謂的、旨在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嚴重損害」的保護措施的美國總統。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做法是可以被允許的,但很可能會遭到挑戰。川普的前任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曾對進口自中國的輪胎徵收大範圍關稅,小布什(George W Bush)曾針對鋼材進口採取保護措施。
自由意志派研究機構「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貿易分析師丹•伊肯森(Dan Ikenson)表示,川普此舉符合美國法律,但很可能會在世貿組織遭到挑戰,世貿組織過去曾對美國的保護條款提出批評。他表示:「這兩個案子的特別之處——請願企業的身份以及對下游產業的不利影響——表明,所提供的保護並不明智、將付出巨大代價。」
週一宣佈的舉措是預計今年將出臺的一系列舉措中的首個。萊特海澤還負責另一項針對中國智慧財產機制的調查,川普上週告訴路透社(Reuters),很快將基於該調查對華開出「鉅額罰單」。此外,還將針對中國展開對進口鋼材和鋁材的國家安全調查,該調查要求美國總統不晚於4月底做出決定。
譯者/何黎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公佈了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中重點強調了其領導的政府描繪的與中國之間關乎存亡的經濟競爭。
在週一發佈上述戰略的演講中,美國總統還明確表示,他只牢記一個結果。他說:「我們宣佈美國加入了這場競賽,美國將贏得勝利。」
然而,分析這一新戰略中的種種暗示可以得出,它似乎將給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帶來一場具有潛在破壞性的貿易戰,而非一場競賽。但這一新戰略中也存在一些信號,意在緩解擔心川普將破壞國際秩序的人士的擔憂。
關稅來了……
過去一年大部分時間,隨著總統的競選承諾迅速遭遇現實世界的種種複雜性和後果,川普政府雖然一直承諾在貿易問題上採取更多強硬行動,實際上卻沒能做到。
但上述情況或許即將改變。這份新檔案作出的關鍵承諾之一,是將對中國等經濟競爭對手的貿易違規行爲採取更嚴格的強制措施,相當於暗示要徵收懲罰性關稅。
正在準備中且在未來幾周面臨截止期限的是六項不同的調查,川普政府或將藉此對來自中國等競爭對手的商品徵收額外關稅。
華盛頓的貿易專家認爲,對中國的智慧財產盜竊和強制技術轉讓政策的調查已經接近尾聲。
將於明年1月截止的分別針對鋁和鋼材進口的兩項國家安全調查,預計將導致新的關稅和配額組合懲罰。
對從中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和南韓LG、三星(Samsung)製造的洗衣機進行的特別「安全保障」調查,也即將迎來美國總統的決定。另一項針對從中國進口鋁板的調查正在進行中,而且似乎註定將導致提高關稅,原因是美國商務部此次罕見地親自提起訴訟——使其集原告、檢察官和法官三重身份於一身。
準備好迎接更多針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和新的智慧財產戰爭
新檔案著重強調了美國智慧財產的重要性,並引入「國家安全創新基礎」的理念——從學術界到科技公司無所不包。
檔案宣稱:「具有創造性的美國人的天賦以及造就他們的自由制度,對美國的安全與繁榮至關重要。」
爲保護其創新基礎,美國提出了一項舉措,即強化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作用。川普政府已經支援兩黨的立法提案,該法案將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至涉及美國公司的海外合資企業,該委員會是一個機構間委員會,目前負責審查外國投資者在美國的收購行爲是否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長久以來,很多美國公司都是透過設立合資企業在中國做生意,也時常被迫將重要的技術轉移給當地的合作伙伴。
新戰略檔案中提出的其他舉措還包括對來自「特定國家」、在美國學習科學、工程或其他技術領域學科的海外學生施加限制。目標是:「減少非傳統情報收集者實施的經濟盜竊。」
川普也許是想改革多邊體系,而不是要搞砸它
自從川普進入全球視野以來,給政策制定者們帶來的最大擔憂之一,就是他執意要摧毀過去70年來維持著一種相對經濟和平的多邊體系。然而週一的這份戰略檔案可能會令人們稍感安慰。
目前還不清楚,對於一份由一個出了名地反覆無常、靠直覺行事的總統領導的白宮撰寫的政策檔案,人們應該給予多少支援。但這份新的國家安全戰略至少預想了多邊體系的作用,儘管其設想的是一個改革後更好地爲美國服務的多邊體系。
「這一經濟體系繼續服務於我們的利益,」新戰略的制定者們這樣寫道。「但它必須經過改革,以造福於美國的工人們,保護我們的創新成果,並體現作爲該體系基礎的原則。貿易伙伴與國際機構可以採取更多行動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遵守並執行秩序規則。」
他們還呼籲美國聯合其盟友與中國等國家打經濟戰。「美國將與工業化的民主國家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聯合起來,抵抗一切威脅到我們共同繁榮與安全的經濟侵略,」美國的政府官員們聲稱。
在上週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一次會議上,這一戰略初現端倪,美國、歐盟(EU)和日本在會議間隙宣稱,他們將共同應對與工業產能過剩及強制性技術轉移相關的一系列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結盟會維持多久,以及這能否抵禦一場看起來蓄勢待發的貿易戰。
譯者/何黎
在力求避免貿易保護主義浪潮高漲這場至關重要的行動背後,再一次隱含著中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巨大差異。
美國、歐盟(EU)和日本在貿易、補貼和智慧財產問題上加大了對中國的施壓。它們上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世界貿易組織(WTO)會議的間隙發表了一份聲明,這是川普(Trump)政府在國際合作方面的罕見努力。聲明把矛頭指向了鋼鐵和其他行業的「嚴重產能過剩」,以及非法補貼和國有企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該聲明也針對強制轉讓智慧財產的做法。聲明中沒有直接提到中國。但有官員明確表示,中國是該聲明的頭號目標,儘管不是唯一的目標。三方聯盟背後的意圖在於迫使北京方面做出讓步,從而避免滑向保護主義。
但從大局來看,這種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使全球貿易體系面臨一場生死攸關的考驗。問題在於,中國由國家驅動的混合體制是否已與自由市場原則偏離太遠,以至於無法開展富有成效的合作。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外界曾希望中國「融入」自由經濟秩序,如今這種希望似乎破滅了。北京方面已針對美國和歐盟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理由是它們沒有履行當年關於中國入世15年後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諾。中國希望被正式視爲市場經濟,因爲這會提高其應戰對華反傾銷案的能力。
跨國公司抱怨在華經營環境惡化,2016年近50%的受訪歐洲企業稱,在中國做生意的難度比上一年加大了。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同樣在2017年表示,超過四分之三的會員企業感覺受歡迎程度下降。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經商便利度」排行榜中,中國在183個國家中排名第78位;經合組織(OECD)對62個國家的外商投資限制進行評估,中國的寬鬆度位列倒數第4。
這些評價有一部分原因與中國的科技發展戰略有關。2015年,中國公佈了「中國製造2025」政策,目標是在全球10個行業佔據更大市場份額。該計劃帶有赤裸裸的民族主義色彩,希望在關鍵部件製造方面加強「自主創新」和自力更生。
中國在攀升技術階梯方面的成功,導致其日益與歐美企業形成直接競爭。這也促進了中國企業收購美歐市場的技術領軍企業和知名品牌。例如,2016年中國對歐盟的投資額猛增77%,達350億歐元,而歐洲企業對中國的投資下降了23%,至80億歐元,今年進一步下降。
美國和歐盟認爲非法補貼、國家資助和偏袒國企政策造成了工業產能過剩,導致中國向國際市場大量出口廉價的鋼鐵、鋁等大宗商品。
這種指責可能是合理的。但是這絲毫不會提高三方聯盟成功的可能性。美歐日所指出的問題融入了中國的黨國性質裏面。這些問題是中國不打算放棄的一種政治經濟學的表現形式。
譯者/何黎
週二,川普(Trump)政府對中國發起了新一輪貿易攻擊——華盛頓方面逾四分之一世紀以來首次對一個主要貿易伙伴發起反傾銷調查。外界擔心美方正準備打響一場貿易戰爭的前哨戰。
對中國輸美鋁板「自己發起」反傾銷調查,標誌着美國商務部自1985年以來首次在沒有接到相關行業正式請求的情況下發起自己的調查。上一起這樣的行動是里根(Reagan)政府對日本半導體發起的,當時美日貿易關係非常緊張。
週二針對中國鋁板行業非法補貼發起的平行調查,則標誌着自1991年針對加拿大軟木展開反補貼調查後、美國商務部首次自己發起反補貼調查。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表示:「唐納•川普總統上任第一天就態度明確,本屆政府不會容忍不公平的貿易行爲。他曾向美國企業、工人和農場主承諾將全力執行我國的貿易法律……今日的行動表明,我們希望兌現對美國人民的這一承諾。」
「雖然開展反傾銷與反補貼稅調查是美國政府的慣用手段,但本屆行政當局自己發起調查傳遞出不客氣的信號,表明它渴望出臺進口保護,」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貿易專家查德•鮑恩(Chad Bown)表示,「川普政府不會坐等美國相關行業站出來請求調查——他們展示了提供進口保護的願望,或許即便美國企業本身不想要保護也沒有用。」
羅斯表示,週二發起的調查案是美國商務部與美國鋁業合作準備的。在他宣佈展開調查時,美國鋁業協會負責人也透過電話參加。
此舉發生在川普訪華回來幾周後。訪華期間,川普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渲染一種和睦氛圍,雙方都宣稱形成了日益穩固的個人關係。
但是,川普在國內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批評,被指在對華採取他承諾的貿易行動方面動作遲緩,包括未能像在競選期間承諾的那樣正式將北京列爲匯率操縱者。
川普政府的回應是誓言對北京方面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週二的行動加上一系列挑釁性的措施,被一些人視爲可能導致美中貿易戰,而這正是美國經濟民族主義者所期盼的。
美國官員們堅持表示,今春發起的針對鋁和鋼材進口的有爭議的國家安全調查的結果即將出爐(明年1月截止)。這些調查旨在遏制近年中國鋁和鋼材出口激增。
另一項針對中國竊取智慧財產、並實行強制外國投資者轉讓關鍵技術的規則的調查也在進行中,預計將在幾個月內導致美方採取行動。
美國國會也在考慮新的立法,收緊對外國在美直接投資的審查,尤其是針對北京方面對半導體等戰略行業與日俱增的興趣。
週二的行動也標誌着川普政府偏離華盛頓正統貿易政策的最新嘗試。反補貼或反傾銷(爲了爭奪市場份額而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的行爲)調查通常由相關行業提出請求。
這主要是因爲美國長期以來在回應貿易伙伴的抱怨時都堅稱,商務部對此類爭端的裁決是準司法性和技術官僚性質的。但自己發起調查表明羅斯扯走了這塊遮羞布,把商務部作爲當事方,介入它將要審裁的爭端。
羅斯表示,商務部收集到的證據顯示,中國生產商在美國銷售的鋁板低於公允價值,中國政府不公平地補貼了它們的出口,給美國鋁業造成損失。201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此類鋁板價值超過6億美元。
美國官員表示,此次調查所走的程式將與一般貿易案相同,對於徵收關稅的最終決定將分別於明年4月和7月作出。
美國商務部週二還宣佈,將針對中國輸美的工具箱和櫥櫃徵收最高達96%的懲罰性關稅。
美國商務部對加拿大軟木開徵新稅的決定也將面臨加方的挑戰。加拿大政府週二表示將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挑戰這一決定。
譯者/何黎
針對歐盟收緊對中資收購和其他外國直接投資審查的計劃,芬蘭貿易部長髮出早期批評,稱這些計劃不會有什麼實效,卻有引發一場貿易戰爭的風險。
由實行國家投資審查制度的10多個歐盟國家之一的一名部長髮表的這些言論,將給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希望潑冷水,後幾個國家本來希望在這件事上迅速達成協議。收緊對外國投資的審查,是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一個競選承諾。
芬蘭貿易和發展部長凱•米凱寧(Kai Mykkanen)表示,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計劃(旨在改善各國之間的協調,並讓布魯塞爾方面在收購問題上具有話語權),很容易搞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我明白那是試圖讓法國和德國滿意的一件事情,但與此同時它可能激怒中國、印度和美國,」他表示,「即使沒有歐盟本身的保護主義挑釁,貿易戰爭的風險也已經很嚴重。」
布魯塞爾認爲,週四公佈的這項舉措,將使歐洲與美國等重要貿易伙伴的做法一致,這些貿易伙伴都有審查外資收購的安排,以防這些交易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歐盟委員會的計劃將要求所有國家設立聯絡點,以便各國政府相互通報敏感的收購交易,此舉在實踐中意味著爲各國政府和布魯塞爾提供一個機制,讓他們在擔心一筆收購可能損害歐盟利益時能夠施加壓力。
儘管相關提議並不包含具有約束力的歐盟否決權,但芬蘭的保留意見是一個跡象,表明布魯塞爾插手傳統上嚴格由各國在國家層面管控的事務,可能把手伸得太長了。歐盟官員們辯稱,他們的提議將有助於使各國的制度更加有效,使其更難規避,但赫爾辛基方面不這麼看,而且相信它將能夠團結其他一些國家反對歐盟委員會的做法。
米凱寧表示,在嚴格屬於國家層面的事務上新增新的程式,「更有可能給自由貿易和開放經濟政策帶來種種問題,而不是任何非常有用的東西」。
「這個流程將很難產生任何我們予以拒絕的案例,因爲其法律依據非常薄弱,反而只會搞出一個新的官僚機構。」
這些擔憂是一個早期跡象,表明布魯塞爾方面未能成功化解成員國的反對意見,當各國領導人在6月份討論這個問題時,一些國家已經表明它們反對由歐盟出面這麼做。荷蘭、北歐國家和希臘都在當時表示擔憂的國家之列。
過去幾年來,中國在歐洲的投資激增,令人擔憂歐盟可能賣掉技術專長或戰略資產之類的家底。中國市場本身對外來投資的限制苛刻得多,而布魯塞爾與北京之間圍繞投資條約的談判無甚進展。
譯者/何黎
華盛頓今夏的一個話題是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對自己陷入停滯的貿易議程日益強烈的挫敗感。而且他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挫敗。
川普在經濟方面最重大的競選承諾之一是要走一條新的、強硬的貿易路線,特點是要對中國等競爭對手開徵高額關稅,以及大批撕毀美國簽署的貿易協定。未來仍可能出現變數。然而,9個月過去了,老實說,川普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沒有舞臺展示自己肌肉的惡霸。
他或許會對聚集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助手們咆哮稱要開徵關稅,在Twitter上威脅退出多個貿易協定。但華府中急於或願意將這些威脅付諸實施的官員逐漸減少。總之,這些威脅本身看起來越來越空洞。原因主要有三點:
1. 川普並不控制整個體系
美國總統之職被賦予了很多權力。但現實的另一面是,總統對貿易的影響力受到美國憲法和現行法律的制約。川普或許希望單方面開徵關稅,但他沒有多大權力可以隨心所欲地這樣做。美國憲法將監管貿易和開徵關稅的權力賦予了國會。即使是那些賦予總統最大行動自由的法規,也至少需要一個過程和正當理由。
只需看看川普陷入停頓的以美國國家安全爲由對鋼材進口徵收關稅的計劃遭遇了什麼。政府官員堅稱,他們仍在制定一項計劃。但阻礙這項鋼材徵稅計劃——涉及引用1974年透過的一部貿易法,該法案表面上賦予了總統巨大的權力——的部分是所涉及的耗時費力的研究,部分是所需要的跨部門磋商。
然後還有國會。控制國會的共和黨總體上位元朗普總統更支援貿易。他們還更善於利用自己的權力來管控這一體系。
此外,此次鋼材關稅事件還暴露出這一體系中川普並不控制的另外兩個部分:美國商業和經濟現實。在經過開始時羞於啓齒之後,除鋼鐵業之外,美國商界所有人都越來越大聲地反對任何將推高鋼材價格的做法。他們也一直在爲開徵鋼材進口關稅將損害美國經濟尋找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2. 在貿易方面,美國並不擁有像川普認爲的那麼大的權勢
這方面最恰當的例子是川普政府內部已經停止的關於讓美國退出2012年生效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的爭論。Axios的喬納森•斯旺(Jonathan Swan)上週末做得很好,他詳細披露了最近幾周政府內部的有關對話,以及川普多麼接近於發佈一份退出協定的正式通知——正如今年4月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那樣。
由於北韓近期的核試驗,加上川普總統(暫時)承認此時退出韓美自貿協定從地緣政治上來說不可取,這一想法已經被擱置。
但這個例子也說明了美國一直在出錯牌。
在今夏召開的一次討論川普對韓美自貿協定的擔憂及美國對韓貿易逆差的特別會議上,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拿出了一份他希望看到首爾做出的單方面讓步的清單。據瞭解此次討論的人士透露,其中包括讓南韓加快逐步取消對美國商品的某些關稅,但對南韓出口美國的商品不實施這樣的政策。
萊特海澤實際上重施了在上世紀80年代使用過的威脅策略,當時他作爲里根(Reagan)政府的一名高級貿易官員與日本談判「自願出口限制」。但這一次,南韓貿易部長金鉉宗(Kim Hyun-chong)作出了鏗鏘有力的回答:「不,謝謝」。
金鉉宗的回應是經過精心盤算的,原本韓美自貿協定就是他率領南韓團隊談判的。他很清楚一個事實:韓美自貿協定取消,將導致美國對韓出口商品關稅大幅提升,而非反過來。
但還有另一個原因。簡言之,川普時代,美國在貿易問題上並沒有統一的聲音。近日,美國國會、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大量的農業組織以及美國的首席執行長們都站出來反對川普退出韓美自貿協定的計劃。這也說明華盛頓在談判桌上的影響力會日益減弱。
3. 商界不再懼怕川普
到目前爲止,川普政府內部關於貿易的決定性辯論一直是在「經濟民族主義者」與全球主義者之間進行。然而,除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川普上任第三天就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全球主義者在這場鬥爭中一直處於上風。
這反映了全球主義者——如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等及其團隊——在政府內部的工作和重要性。然而,這也說明了企業界不再懼怕川普利用社群媒體形式的「天字第一號講壇」、以及他的誇張言辭會產生什麼反作用。
美國企業界很快學會了如何應對川普關於貿易的糟糕想法,並發現他們在川普的白宮和內閣中都有很多盟友。許多人也不再相信他發出的威脅。對於一位慣於用威脅跟人打交道的總統而言,這隻會帶來更多的挫敗感。
譯者/隆祥
讓我們看看2017年餘下時間有哪些貿易動向:
川普與中國的貿易戰
這是懸在全球經濟頭頂的最大問題,也是最大風險。
在主張對華強硬的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出局之後,人們就忍不住想要宣佈川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已死。但這忽視了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是怎樣一個人——他是一個本能的保護主義者。正如我們近來所瞭解到的,對於中國,他更想要的是「關稅」而不是交易。他還認爲打擊中國是向其基礎選民履行他的「美國優先」承諾的關鍵。
他僅面臨這幾個障礙:他的手下、國會里的共和黨人以及總統行政權的限度。而這幾個障礙都非常有分量。他競選時聲稱要對中國貨物徵收45%關稅的承諾,已經變成對中國智慧財產做法展開調查。
我打賭短期內這些力量——以及美國的首席執行長們——將繼續緩和總統在貿易上的火氣。不過眼下華盛頓有很多人叫囂著要在貿易上懲罰中國。
英國脫歐帶來的貿易不確定性
關於英國即將離開歐盟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我們居然仍對脫歐具體會帶來什麼後果知之甚少。全民公投可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依然面臨著黨內阻力。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的智者兼領導人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依然認爲脫歐可能不會真的發生。
現在似乎可以放心地預言,2017年餘下時間會出現更多噪音、甚少進展,而這將繼續對貿易和英國經濟造成破壞。
中國力爭達成自己的亞太區協議
北京正努力在年底前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該協議長期以來被稱爲中國面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的對策,以及代表了中國爭取區域貿易霸權的努力。
從技術上來說,這是東盟(ASEAN)十個成員國將本地區所有貿易協議納入一個整體框架的計劃。它也沒有TPP在許多方面的雄心。
但對於北京來說,若能在川普讓美國退出TPP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達成RCEP協議,將是一場巨大的勝利。
同樣地,如果TPP剩下的11國在美國退出後,能在日本的帶領下設法挽救該協議,可能爲該地區帶來一些平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大戲
在第二輪(重新)談判不久前結束後,我們真正進入了貿易談判的技術官僚階段。
不過,時間不等人,川普總統也正透過威脅退出談判而極力增添一些戲劇性的緊張感。
我預計真正的大戲將在2018年初展開。但這是唐納•川普的貿易世界。我們只有觀看的份兒。
不要爲WTO哭泣
今年伊始,我們曾擔心川普準備退出世貿組織(WTO)。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如今這也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
但是,當今年12月WTO成員國聚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兩年一度的部長級會議時,我們將一嘗世界新秩序的味道。一如既往的是,目前尚不清楚WTO此次能否產生一些實質性內容。但真正的考驗在於,WTO有史以來第一次不由美國領頭討論。中國或歐盟會取而代之嗎?印度會像過去一樣一心阻撓任何協議嗎?
歐盟的美洲佈局
歐盟正明確表現出,它希望利用美國在貿易上領導力的空缺來敲定新的貿易協議。歐盟在拉丁美洲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談判時斷時續,已經進行了10多年。但歐盟和阿根廷等南方共同市場的關鍵成員國正推動在今年年底前達成一項協議。這將成爲一項重要聲明,正好杵在美國的後院內。
歐盟完成與墨西哥現有貿易協議的(重新)談判也是如此。在與墨西哥簽訂協議上,布魯塞爾很可能位元朗普先衝過終點線。
美國總統vs韓美自由貿易協定
要不是北韓再次進行核試驗,北韓半島眼下的大新聞可能就是川普選在這個節骨眼上宣佈計劃退出韓美貿易協定了。
正如這屆美國政府中一切與貿易有關的事項一樣,韓美貿易協定(Korus)的未來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激烈辯論。本屆政府內部強烈反對退出該協議的是川普安全團隊,他們認爲在一場地緣政治危機期間切斷與重要盟友的貿易紐帶很可能不是個好主意。美國企業也不支援退出。這兩股力量都可能意味著美國政府至少在短期內不會發出任何威脅。但是話又說回來,首爾方面的政治局勢也不穩定。南韓新政府是否可能行使自己退出協定的權利呢?
譯者/何黎
在川普(Donald Trump)的被大肆宣傳的商業顧問委員會在今春召開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議上,這位美國總統向不只12位美國首席執行長(CEO)詢問,美國財政部是否應正式宣佈中國爲「匯率操縱國」並對中國進口徵收懲罰性關稅。
「他們都認爲,這不是個好注意,」一位參加了4月11日這場會議的人士說。24小時之內,川普不再公開威脅發動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
在川普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籤的虛張聲勢過後,最感到長出一口氣的美國公司是波音(Boeing)。波音前董事長兼CEO詹姆斯•邁克納尼(James McNerney)加入了川普的商業顧問委員會。
上週,這家美國飛機製造商公佈了其對中國市場的最新預測。預測顯示,波音在4月避開了多麼大一顆子彈,以及,如果川普思考美國宏觀經濟利益的話,他的發起美中貿易戰的威脅也可能被證明是多麼的空洞。
在全球9個最大窄體客機編隊中,有4個是由中國的航空公司運營的。波音預測稱,未來20年中國的航空公司將花費1.1兆美元購買逾7200架新飛機,佔到全球新飛機總需求量的五分之一。
對波音而言,中國市場顯得比以往更大了。自2013年以來,波音每交貨的4架飛機中,都有1架賣給了中國的某家航空公司,中國市場份額大於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
「當你想到成長,你就想到了中國,」波音負責全球銷售戰略的副總裁蘭迪•廷塞斯(Randy Tinseth)上週在北京的一次基本情況介紹會上表示。
「以前,我們從未見過(中國航空業)這樣的擴張速度。中國在如此長時間內保持這樣的增速,是前所未有的。」
支撐波音樂觀預測中國市場的許多統計數字,是引人注目的。
儘管中國日益升高的債務水準和不斷放緩的年度經濟成長率引起合理的擔憂,但我們很難忘記,如果中國執政黨中共能夠應對一些公認艱鉅的金融與經濟挑戰,那麼一系列行業將獲得多麼大的回報。
真實收穫不是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而是假定14億中國人的個人財富水準趕上3.25億美國人的話,中國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4倍。這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的最終目標。
就航空業而言,中國只有250個商業機場,而美國有750個。僅有10%的中國人持有護照,美國的比例約爲40%。波音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將超過美國的人口總數。
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在美中雙邊緊張關係升溫之際,只要兩國爆發貿易戰,波音蒸蒸日上的中國業務就可能成爲犧牲品。
今年7月,川普拒絕了中國提出的降低本國鋼鐵行業產能的提議,並告訴他的顧問們,他更傾向於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徵收懲罰性關稅。
正如一位航空業高階主管所言,只要發生美中貿易戰,「波音將成爲砧板上的魚肉」。
然而,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習近平政府將不會自動把波音列爲報復目標。
正如廷塞斯所評述:「如果你將在這個市場上發展,你將在這裏找到合作伙伴。」
所有的波音飛機上都有中國製造的零部件。中國航空業高階主管也渴望獲得美國技術與技能。
美國技術和專長來自合資企業,比如波音的唯一的海外737窄體飛機完工與交付中心。該中心明年將在中國浙江省開始運營。
如果習近平把一些訂單(比如美國的農業大宗商品訂單)轉給其他國家,而不是傷害像波音這樣一家有價值的商業合作伙伴,那麼這將遠遠更符合中國的宏觀經濟利益。
這也將跟這位中國國家主席享有的細心思考行動後果之人的名聲保持一致。
譯者/何黎
在美國出現日全食的過程中,川普無視專家的建議,冒著失明的風險肉眼觀看日食,這一場景的視覺隱喻真的很貼切。自我毀滅已成爲這位總統——和他的顧問――的習慣性做法。最新的例子就是: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致電知名進步記者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tner),宣稱他在政府部門內部的政敵「已經嚇得尿褲子了」。就在庫特納有關此次訪談的報導發表之後沒多久,班農就被炒魷魚了。
在這裏,真正有害的衝動不是肉眼看日食,或在接受採訪時口無遮攔,而是班農向庫特納提出的另一個觀點:美國正在與「中國打一場經濟戰」。這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許多普通美國人認爲,除非中國輸,否則美國不能贏。但世界經濟並不像一場足球比賽。每個人都有贏的機會,至少在原則上是如此。或者每個人都可能輸。如果被班農關於經濟戰的觀點所矇蔽,出現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像許多危險的觀點一樣,班農的觀點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美國中產階級的處境每況愈下。《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一書作者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繪製的一條吸引了很多人眼球的大象曲線(一條輪廓極像大象的曲線——譯者注)顯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富人和包括亞洲中產階級在內的許多其他羣體的收入表現不錯。然而,接近、但尚未達到全球收入階梯頂端的人羣,其收入卻停滯不前。不過,這一現象並不表明中國是禍害的根源,相反,蘇聯的解體和日本經濟的舉步維艱卻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然而,大衛•奧特爾(David Autor)、大衛•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結果卻顯示,「中國衝擊」產生了長久的影響。來自中國的競爭導致一些美國人失業已不是什麼意外發現,但是,奧特爾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結果表明,這種影響比預計的更加集中在區域性地區、更加深遠、也更加持久。
這些發現非常重要,也令人擔憂。但班農採用的「經濟戰」這種療法比疾病本身更加糟糕,也是對世界經濟運行方式的誤診。美國仍從與亞洲的貿易中獲益,打擊中國——即使是象徵性的——對改善美國中產階級處境於事無補。
這是因爲,在現實世界中,找到一種零和博弈非常困難。大多數商業交易對雙方都有好處,否則,誰還會參與這些交易呢?去餐館喫飯,我享受了美食和愉快的夜晚,餐館服務員和廚師獲得了就業機會,社區有了一個的熱鬧環境。每個人都是受益者。這個事例中也蘊含著零和因素:我付出的每一分錢對我而言都是損失,但對餐館工作人員或老闆而言卻是收益。不過,最好不要過度糾結這些事情。
顯然,零和思維有利於玩政治,但卻無益於政策。英國政府將脫歐談判視爲一個零和事件——英國外交大臣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說,在英國脫歐談判中,歐洲人可能會「大失所望」(go whistle)——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傾向。
在英國的脫歐公投中,「脫歐派」打的就是零和牌:我們給歐盟交錢,我們應該把這些錢花在自己身上。這個論點的形式和內容都有很強的誤導性:對會員費的關注導致選民的注意力遠離了歐盟作爲一個合作國家俱樂部的初衷。
各派民粹主義者都用零和論點來籠絡人心,因爲它們很容易解釋,並且能從情感上打動人。每個蹣跚學步的孩子都明白從別人手中抓東西的道理,但大多數成年人都喜歡人人都獲益的情境。
零和博弈理論由數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經濟學家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在1944年出版的知名論著中創立。這種理論在分析國際象棋和撲克遊戲時非常適用。但對於分析一個充滿雙贏情景和貿易所帶來好處的世界的經濟學家而言,零和思維本身並不太適用。
對軍事戰略家來說,零和思維也不是那麼有幫助。馮•諾依曼是一名冷戰鷹派:「如果你說明天轟炸蘇聯,我會說爲什麼不是今天?」《生活》(Life)雜誌援引他的話說。「如果你說五點鐘轟炸,我會說爲什麼不是一點鐘?」他是一個天才,但不需要天才就能看到他思維中的盲點。
民粹主義者可能不是天才,但他們也有同樣的思維盲點。並非巧合的是,關注零和的陳詞濫調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更合理的解決方案上引開,其中許多方案只需要從本國內部著手,如提高教育質量、以公共資金投資基礎設施、透過反壟斷行動來保持市場的競爭性、以及建設一個支援和鼓勵就業、而非鄙視和懲罰失業的建設性福利國家。
最大的風險是零和思維變成了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多年的低成長是零和思維滋長的溫牀,它將會導致經濟成長進一步放緩。強調衝突會導致衝突加劇。目前,美國和中國並沒有在打一場經濟戰,但可能會爆發一場這樣的戰爭。這或許對川普有利,但對總統口口聲聲要保護的美國人來說,沒有任何幫助。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