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美國國會獨立財政監督機構負責人菲利普•斯瓦格爾(Phillip Swagel)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美國不斷飆升的債務規模可能會引發利茲•特拉斯(Liz truss)式的市場衝擊。他提到這位英國前首相在2022年9月提出的「迷你」預算——該預算導致英國政府債券收益率突然飆升，並在金融市場引發動盪——是爲了避免自滿情緒，而不是警告即將崩盤。
斯瓦格敲響警鐘是正確的。美國的債務正在走上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到本十年末，美國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超過二戰時106%的高點，並將持續上升。預計到2030年，赤字總額將平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5%，比1940年後的平均值高出約2個百分點。目前約佔國內生產總值3%的淨利息支出，預計也將繼續緩慢上升。
政治是一個加劇因素。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理論上都重視財政責任的重要性，但都不準備勒緊腰帶，尤其是在選舉年。喬•拜登爲2025年提出了73億美元的預算計劃。他的總統大選競爭對手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誓言要延續自己在白宮期間實施的減稅政策，根據智庫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的數據，這可能會使美國的債務再增加5兆美元。
美國不斷成長的債務給其長期借貸成本造成了上行壓力。寬鬆的財政政策會提高通膨預期和長期持有債務的感知風險。由於美聯準目前正在實施量化緊縮，大量即將發行的債券也需要由對價格更加敏感的投資者來消化。
收益率上升會提高借貸成本，並可能破壞經濟成長。美國債券市場更容易受到快速和破壞性波動的影響。由於美國國債是全球債務定價的基準，這也會對國外的信貸和金融穩定產生連鎖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表明，美國債券收益率每飆升1個百分點，就會導致其他發達經濟體債券收益率上升90個基點，新興市場債券收益率上升1個百分點。國內和全球成長受到的限制只會加劇削減債務的挑戰。
美國的經濟實力給了它很大的迴旋餘地。美元作爲國際儲備貨幣的角色意味著，對美國債務的需求始終存在，而人工智慧推動的生產率成長確實可能有助於緩解美國的債務問題。但該國的全球影響力可能會在其政客中滋生一種危險的自滿情緒。面對政治和經濟不確定性，忽視將債務置於更可持續基礎上所需的艱難的稅收和支出決策，會讓經濟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
例如，川普再次擔任總統將帶來巨大的未知數。有報導稱，他的團隊正在起草削弱美聯準獨立性的提案，這讓人對通膨控制深感擔憂。一個表現良好的債券市場取決於政府政策的明確性和信心——特拉斯可以證明這一點。地緣政治不穩定的加劇和金融市場的風險，從私人資本到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問題，也都是風險。衝擊可能會抑制經濟成長並導致收益率出現有害的飆升，使債務動態更加惡化。
遲早政策制定者需要進行跨黨派努力，認真思考美國如何負責地爲自己籌資。否則，陷入恐慌的債券交易員可能會迫使他們這樣做。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Pierre-Olivier Gourinchas上個月所說：「有些東西必須要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