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前校長
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Stanford)、麻省理工學院(MIT)和賓州理海大學(Lehigh)工作期間，我看到了世界上一些最偉大的研究人員所做的工作產生的積極影響，以及它們如何改善人們的生活。但當我在2021年被診斷出患有胰腺癌時，這種工作的好處對我來說變得更加明顯。
對這種疾病的研究投資不足，導致該病患者存活率令人震驚。可悲的是，還有其他幾種癌症——包括腦癌、肝癌、胃癌、食道癌和肺癌——也被拋在了後面，存活率低於25%。這些癌症被稱爲存活率較低的癌症，佔英國病例的20%，但卻導致了40%的死亡。
研究人員和資助者經常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雖然大型項目和研究小組在癌症的許多其他領域取得了巨大進展，但現在是時候把重點放在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存活率較低的頑固疾病上了。
好訊息是，投資帶來了改變。政府和研究資助者對白血病的投資翻了一番，使得現在白血病患者的存活率是上世紀70年代的4倍，投資有助於提供更好的診斷工具和治療方法，比如高度靶向的藥物。英國的目標是在研究、開發和創新方面引領世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解決嚴重缺乏研究資金和對存活率較低的癌症治療效果不佳的問題。
今年3月，英國政府啓動了一項計劃，「到2030年鞏固英國作爲科技超級大國的地位」，建議「測試不同的資助科學的模式……與行業和慈善夥伴合作，開闢新的資金來源」。最近，英國政府向世界領先的生物醫學資料庫英國生物銀行(UK Biobank)捐贈了2000萬美元的慈善捐款，以幫助基因科學和醫學的革命。顯然，這個計劃是可行的；現在，我們必須利用慈善家的支援，迅速推進其他夥伴關係。
在許多支援小型慈善機構的慈善家中，有很多潛在的合作伙伴，這些慈善機構在爲生存率較低的癌症的研究提供早期資金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這些慈善機構的靈活性孕育了發明、創新和人才，但它們的規模意味著它們無法單獨做到這一點。相反，我們應該透過在他們和政府之間建立夥伴關係來測試新的融資模式。
一種新的模式是採用矽谷的方法。在創業企業中，少量的早期資金——即天使投資——支援了創新的、高度不確定的工作。當實體準備擴大規模時，就尋求更大的數額。
同樣，擴大對小型慈善研究項目的資助需要進一步的投資來催化。在英國，這必須來自政府的支援。我們應該設立一個每年5000萬英鎊的「癌症生存基金」，啓動一種風險投資類型的方法。政府和合作夥伴將選擇對存活率較低的癌症進行有前途的早期研究，投資將加速取得成果。與矽谷天使投資不同，慈善捐贈者得到的回報不是經濟回報，而是研究進展和更好的患者治療效果。
有些創新已準備好進行大規模投資。例如，在英國胰腺癌協會和其他機構的支援下，帝國理工學院的喬治•漢納(George Hanna)教授開發了一種令人興奮的低成本胰腺癌篩查方法，透過簡單的呼吸測試，可以顯著改善結果。
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具有創業精神的快速反應方法，以加速在存活率較低的癌症上取得突破。我們可以改變這些最致命的癌症的結果。但我們現在必須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