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就想簡簡單單地寫下對今年諾獎得主的預測，但真開始動筆，難以忘懷的求學往事就洶湧而出，文章越寫越長。請允許我先囉嗦一下，這些回憶貌似與預測無關，但你耐心看完就會發現學術發展總是密不可分的。
不過，我現在主要的職業是經濟分析、投資管理和資產配置。最近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經濟政策和股票市場，爲了節約大家的時間，我還是把最主要的幾組預測放在開頭（我過去撰文預測過的幾位學者例如Andrei Shleifer， Robert Vishny、Nobuhiro Kiyotaki、John Moore、Thomas Piketty不再重複）。
國際貿易：Anne Krueger、Elhanan Helpman、Gene Grossman、Maurice Obstfeld、Marc Melitz、Samuel Kortum；
產業組織：Timothy Bresnahan、Ariel Pakes、Steven Berry、Robert Porter；
政治經濟學：Daron Acemoglu、Timothy Besley、Torsten Persson、Guido Tabellini；
宏觀：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Michael Woodford；
微觀：David Kreps、Ariel Rubinstein。
2001-2002年的諾獎故事
2001年我剛到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讀博士的時候，最期待的就是系裏的老師獲獎。那一年的獎頒給了對「資訊不對稱」現象做出突破性貢獻的三位微觀經濟學家Geroge Akerlof、Michael Spence和Joseph Stiglitz。他們的研究我們在國內的中級微觀課和博弈論課上都學過，還算是比較熟悉。應該說，那一年最失望的人也許是張五常教授，因爲他的主要研究領域也是資訊不對稱。
2002年的獎給了行爲經濟學的開創者，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和實驗經濟學的開創者Vernon Smith，至少在我們系這個結果是無人預料到的。原因很簡單，第一，經濟學家裏羣星璀璨，夠資格拿獎的人實在太多了。大家都盼著自己系裏的老師獲獎，比如Leonid Hurwicz和Edward Prescott。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金融繫上張春教授的《公司金融》課學習資訊不對稱的影響時，他就說這個領域貢獻最大，最應該獲獎的就是Hurwicz。
第二，明大經濟系出了名地強調「人人理性」的正統觀點，自然把強調「人不理性」的行爲經濟學視爲異端。頒獎結果出來那天，我後來的導師Jan Werner教授就說你們只有可能在我的《金融經濟學》課上聽到一點與行爲金融學有關的概念。他指的是當未來的風險極度不確定時，理性人會表現出「模糊厭惡」，也就是會先考慮各種各樣最差的情況，再從中選擇最好的結果，這也就是所謂的「最大化最小結果」決策原則。說到底，這還是一種基於「人人理性」假設而推導出的理論，與行爲經濟學沒啥直接聯繫。
不過，我認真找來Kahneman教授的研究來學習，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行爲經濟學和正統金融學結合的產物：行爲金融學。這讓我在2017年準確預測到了Richard Thaler的獲獎。現在，瞭解行爲經濟金融學的人很多了，我就不再推薦那些Kahneman和Thaler寫的書，但強烈推薦暢銷書作家Michael Lewis的《思維的發現》（The Undoing Project）。這本書講述的是Kahneman與長期合作者Amos Tversky的故事。我還沒有讀完此書，但憑簡介我的直覺是如果能夠拍成電影，應該會像講述博弈論專家John Nash的電影《美麗心靈》一樣獲得奧斯卡獎，Nash在199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順便說一句，雖然公認的說法是迄今爲止獲獎的行爲經濟學家只有Kahneman, Robert Shiller和Thaler三位，但嚴格來說，還有兩位前諾獎得主強調了心理學和「非理性」的重要性，一位是1978年獲獎的Herbert Simon，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Akerlof。
今年Geoffery Hinton憑藉「人工智慧之父「的冠名獲得物理學諾獎，他之前還拿過圖靈獎。而Simon則是真正推動人工智慧研究在1950年代起步的領軍者，他也是先拿圖靈獎，再拿諾獎。他還在人工智慧和心理學兩個幾乎沒有關聯的領域拿了學術終身成就獎。他強調人類決策的「有限理性」和「足夠滿足」，都對後來行爲經濟學的產生起到了關鍵的「助推」作用。神奇的是，Simon拿的是政治學博士學位。他還精通中國的琴棋書畫，取了箇中文名字「司馬賀」。縱觀整個學術界的天才和通才，司馬賀也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2004年宏觀老師獲獎
到了2003年頒獎前，系裏老師都瘋傳Prescott將與學生Finn Kydland獲獎，沒想到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獲獎者是計量經濟學家Robert Engle和Clive Granger，而當時的明大經濟系最出名也最惹同行生氣的就是不把計量經濟學列入必修課。
在每一個新生入學引導課上，Prescott總會強調你們不要去上計量課，只要學好我獨創的「校準」量化分析方法就好。當時我們都傻傻地開心至極，覺得很快就會掌握了高人一等的獨門絕技。只有等到快要畢業時才領會到，要是掌握點傳統的計量方法，無論找學術工作還是業界的工作都會容易很多，但那個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
Prescott和Kydland終於在2004年獲獎，但讓我們這些學生超級震驚的是，就在獎項公佈的前一天（也許是前兩三天），Prescott宣佈跳槽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當時的傳言是他提前得知即將獲獎，因爲與系裏或者文理學院發生矛盾，所以決定要把榮譽留給另外一所大學。
系裏慶祝晚宴上，全美宏觀頂尖學者雲集，唯獨缺了曾經在系裏長期任教的Thomas Sargent和Christopher Sims，原因就是他們與Prescott在對待計量經濟學方法上的矛盾，不過兩人在2011年獲獎。當晚，Sargent的賀信裏面有一句話「Ed，別忘記過去這麼多年是誰支付了你的工資！」，這讓全場捧腹大笑。
2022年，Prescott仙去。我在滿懷感念的時候讀到他在當年正式領獎前公開的自述裏，特意說明了與學院的確存在矛盾，原因是學院不支援他倡導的向年輕學者進行資源傾斜的計劃。時過境遷，我們都難以評價誰是誰非。總之那一年的諾獎結局，是我學生年代最興奮也最失落的時候，我相信對於明大來說，也是一樣的感覺。
順便說一句，在Prescott最風光的時候，他開創的以人人理性來解釋宏觀週期波動的理論幾乎一統全美宏觀研究，凱恩斯的政府幹預經濟必要性的思想幾乎被徹底放棄。而真正改變這一局面的，讓凱恩斯重新活過來的，其實就是前面提到的Akerlof，他藉助了司馬賀的「足夠滿意」思想，質疑「人人理性」假設的必要性，這啓發了後來的研究者提出了「新凱恩斯主義」。新學說用經濟中真實存在的各種不完美現象（例如資訊不對稱或者其他「摩擦」）去解釋經濟的週期波動，從而再次爲政府適度干預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如今，宏觀裏面這兩派思想幾乎統一成共同分析框架「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簡稱DSGE）。
坦率講，這個分析框架是極度的高深莫測，而且越來越和人工智慧領域裏的最新技術結合到一起，越來越像天書。
在現實世界裏，宏觀是距離每個人最近的，也是人人都可以談論的。我們當然不能苛求普通人的分析達到學界的框架，但依我淺見，在現實問題上，能夠以IS-LM-PC模型分析封閉和開放經濟體（分別代表影響GDP和利率水準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就業與通膨的權衡，其中PC是菲利普斯曲線），或者同時分析三大宏觀市場（商品與服務市場、信貸市場、外匯市場）的經濟學家也是鳳毛麟角的。更有甚至，在國內某些曝光率極高的經濟學家，是完全不相信經濟學基本分析框架，完全憑藉個人經驗和觀察出謀劃策的。
2007年微觀老師獲獎
2007年，Hurwicz終於與Eric Maskin和Roger Myerson一道以對「機制設計理論」的研究貢獻獲獎，這其實就是合同理論，或者委託代理理論的基礎。這一理論的最早獲獎者是James Mirrlees和William Vickery（1992），後來的獲獎者包括Alvin Roth（2012），Oliver Hart和 Bengt Holmstrom（2016）。順便說一句，諾獎委員會把Hart和Holmstrom組合在一起，卻遺漏了不可或缺的合作者Sanford Grossman與John Moore，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我在這些理論及其應用領域如拍賣機制上也花費了大量時間進行研究。但大家絕對意想不到的是，我主要是在明大卡爾森商學院的會計系課程上深入學習這些理論的。將來大家見到會計系做理論研究的博士，千萬要記得respect!
在系裏的慶祝晚宴上，三位獲獎者和他們的學生聚集一堂，我見到了睽違已久的Hurwicz。真正知道他的名字還是1998年在國內遇到他的學生田國強教授。獲獎時他已經90歲，創下了諾獎得主的年齡記錄。當時他已經坐在輪椅上，行動不便，後來也無法親身前往挪威領獎，隔年他就仙逝了。
雖然Hurwicz只在2002年教過我們兩個月，相比一年級遇到的八位微觀和宏觀教授，Hurwicz教授的內容是最簡單也最不燒腦的，但他做的兩件事情徹底塑造了我。
第一，Hurwicz是唯一親自批改我們作業的老師。當時他已經85歲了，他的作業非常簡單，我自覺答題完美，但我完全沒想到各種細節錯誤，特別是標點符號的錯誤，都被老師一一挑出來修改。
第二，明尼蘇達的冬天是出了名的天寒地凍。有一次大雪紛飛，交通不便，助教提前郵件通知我們，上午9點的課老師可能晚到。那天我及時趕到了課堂，大部分同學都還沒來，但Hurwicz已經來了。
這兩件事情我終生難忘，前者教會了我事事嚴謹，文章不寫一句空；後者教會了我嚴格守時與待人以誠。
取得諾獎這樣的終身成就固然可喜，但在系裏兩次諾獎慶祝晚宴上，Prescott的太太和Hurwicz的孩子都說，最開心的是拿到獎金就可以修理家裏的廚房，或者是對醫療費用減少擔心。與他們在學界和系裏享受到崇高的學術地位不同的是，只要他們固定在一個學校，薪水增速就會非常緩慢，以至於很可能比不上剛畢業任教的年輕教授。Hurwicz80多歲還在教書就是希望補貼家用，Prescott臨時跳槽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更重視有潛力的年輕人，是西方文化的傳統。在中國學界這樣「尊老」表現最典型的地方，這樣的待遇差別是完全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