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與宏觀諾獎
我在經濟系讀書的那幾年，系裏微觀研究方向非常小衆（以至於我要到會計系學習合同理論），最熱門的方向自然是宏觀和國際宏觀，每年畢業的超級明星都集中在這兩個領域。
客觀來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可能是所有宏觀經濟學家自我感覺最好的時候。兩派理論有融合之勢，學科裏面沒有什麼重大疑難問題。美國經濟一片繁榮，宏觀這頭猛獸似乎已經被美聯準降伏，美聯準，世界銀行，IMF裏新招的宏觀經濟學家基本上都來自兩派掌門人的學生。
當然，這一切在2008年之後全變了。宏觀被媒體批評得一無是處之時，過去被兩派掌門人打壓的學者也紛紛跳出來怒批過去宏觀走的是「歪門邪道」，這其中就包括了2008年的諾獎得主Paul Krugman。
不過，這些挑戰反而給宏觀研究帶來了新的力量。應該說過去十六年是宏觀蓬勃發展的年代，也可能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宏觀在過去的獲獎比例明顯高出了其他分支。除了前面提到的獲獎者，其他的得主包括Edmund Phelps（2006），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Christopher Pissarides（2010）， William Nordhaus,、Paul Romer (2018)。
2022年獲獎的Ben Bernanke的研究領域也應該被歸入宏觀經濟學。但另外兩位得主Douglas Diamond和Philip Dybvig就跟宏觀經濟學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三人因爲「銀行危機」的研究組合在一起貌似有趣，實際上並不合理。
Bernanke更大的貢獻是把宏觀和金融這樣兩個過去獨立的研究領域連接到一起，而這個研究是他和Mark Gertler一起完成的。在這個領域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經濟學家還包括前面提到的Moore，日裔經濟學家Nobuhiro Kiyotaki（清瀧信宏），以及John Geanakoplos。
他們共同的貢獻就是創立了打通宏觀與金融的「資產負債表理論」。他們的偉大之處在於第一次在宏觀分析框架下講清楚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受到外部衝擊後，負面效果在彼此之間如何相互傳遞，相互影響，最終逐步放大，造成宏觀週期衰退和波動。這樣的成就徹底超越了包括凱恩斯，宏觀與金融的諾獎得主在內的前人。但這也給了諾獎委員會莫大的難題，按規則每次獲獎不能超過三人，又要兼顧其他領域的衆多候選人，最終總是免不了遺憾。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世人聽到的「資產負債表」理論都和野村經濟學家辜朝明綁定在一起。但事實上，辜朝明的觀點與上面的貢獻沒有任何關係，他純粹只是給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套了一個會計名詞的外殼，兩者沒有任何實質區別。他在多本著作裏反覆聲稱自己的研究成果超越了Bernanke和其他宏觀諾獎得主，或者學界抄襲了他的成果，純粹是「無知者無畏」。
假如今年諾獎繼續偏愛宏觀，那麼最有可能獲獎的應該是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他們最大的貢獻在於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融入到宏觀分析框架，從而第一次講清楚新企業與老企業之間圍繞技術，產業佈局和組織結構的競爭與創新，以優勝劣汰的殘酷過程，帶動經濟的成長。原本宏觀分析框架就已經超級複雜，加入企業微觀競爭機制聽著容易實則極具挑戰。
如今，談論「新質生產力」成爲顯學，但恕我直言，如果沒有讀過Aghion和Howitt的研究，這些談論基本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讀過纔會真正知道，現在那些向大企業傾斜的鼓勵性政策，更大的可能是導致大小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加不平等，而佔據絕對數量和僱傭大量工人的小企業選擇躺平，只會讓經濟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下降。
Aghion和Howitt的建議是隻有創造小企業生存的環境，讓大小企業公平競爭，小企業纔會有更多的發明創造，帶動TFP的上升。對這些話題有興趣的，我強烈推薦Aghion與合作者的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這本書應該每個中學生都可以看懂。但只有看到大師的思想，你們纔會發現大多數分析創新、競爭與成長的文章味同嚼蠟或者毫無洞察力。
當然，宏觀領域的潛在獲獎者包括Daron Acemoglu、Michael Woodford等人。前者無需介紹了，其研究在經濟學界的引用率高居第二位（第一位Andrei Shleifer更是遙遙領先的大神，憑一己之力改寫了衆多經濟學分支領域，對我影響最大的精神導師。近期引起新聞小熱點的政府「掠奪之手」vs「援助之手」，只不過是他多年前的小小創新而已）。
宏觀之外，Acemoglu在勞動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網路經濟學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據說Acemoglu與Aghion和Howitt曾經展開競爭，比誰先寫出一本可以傳世的宏觀博士基礎教材。Aghion和Howitt完成了《成長經濟學》，但還是比Acemoglu的《現代經濟成長導論》晚了一年。
我強烈推薦Acemoglu與Simon Johnson最新的力作《權力與進步》。在這本書裏，兩人回顧千年技術進步史，一改學界傳統的樂觀觀點，指出技術進步在絕大多數時間裏給勞動者帶來的都是更悲慘的結局，或者更多人失業，或者更長的工作時間，以及更低的收入。而我們熟悉的技術進步帶來樂觀的結果，反而是一種少見的結果，背後離不開戰爭，疫情等造成的人口大量減少，或者工會的力量。
ChatGPT崛起之後，人工智慧領域一片歡呼聲，Elon Musk， Bill Gates即使發出一些警告實際上也屬於「謹慎樂觀派」。而學術界最大的反對聲音，一個就是前面提到今年獲得物理諾獎的Hinton，另外一個就是Acemoglu。如果諾獎委員選擇Acemoglu，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至於Woodford，他的主要貢獻是把對貨幣政策的分析納入到宏觀的DSGE框架，並與Bernanke一道爲通膨目標制提供了理論基礎。與他們一樣重磅的宏觀經濟學家還有不少，例如Robert Barro, Gregory Mankiw等。
國際貿易領域的潛在獲獎者
2008年之前，由於缺乏重要的難題，傳統宏觀研究並沒有多熱鬧，真正熱鬧的是國際宏觀，也就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當時，國際金融最有意思的研究主要來自哈佛，而明大經濟系在國際貿易研究上和其他幾所大學風頭正盛。
實際上，國際貿易是明大經濟系傳統強項。Anne Krueger就是在明大任教時提出了著名的「尋租理論」和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在29年前讀書時就學過。她今年已經90歲，遲遲未能獲獎在我看來是件難以理解的事情。
近年來，經濟諾獎的研究主題與現實世界關注的話題（例如貧窮、氣候、危機、性別等）密切相關。而貿易問題的重要性與這些是並駕齊驅的，Krugman獲得諾獎已經是16年前的事了（當年沒有頒獎給Avinash Dixit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相比這些年貿易領域的活躍，諾獎委員會的靈敏度顯然不夠。
如果今年頒獎給貿易領域的傑出學者，除了前面提到的Krueger，最大的希望個人猜測是Elhanan Helpman、Gene Grossman、Maurice Obstfeld，其次則是相對年輕的Marc Melitz和Samuel Kortum。
Helpman和Krueger一樣研究了國際貿易中政治利益集團推動的保護主義，但他更爲人熟知的是與Krugman合作關於產業內貿易的研究。這個研究突破基於兩個假設，消費者偏愛多樣化產品（理論基礎來自Stiglitz和Dixit），產業內規模報酬遞增。與Krugman更注重產業不同的是，Helpman更注重跨國公司在貿易中扮演的角色。簡單來說，國際貿易並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而是跨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貿易。
如果說第一代貿易理論是基於產業外的「比較優勢」（Bertil Ohlin在1977年獲獎），Krugman和Helpman的產業內貿易理論屬於第二代，被稱爲「新貿易理論」，Grossman和 Obstfeld都是這個領域的傑出學者。
而第三代「」新新貿易理論」就是Melitz重視的國際貿易對國內企業競爭的影響，以及Kortum發展的國際貿易萬有引力理論（其合作者Jonanthan Easton已經去世）。第三代理論的貢獻體現在能夠對國際貿易中的實際可觀察數據有更好的解釋，而且可以與現有的其他理論（例如前面提到的創造性破壞理論，新政治經濟學等等）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產業組織領域的潛在獲獎者
有意思的是，Kortum學術創造力最活躍的時候恰恰是他任教明大之時。由於經濟系要求透過四門博士資格考試（很多名校只要求兩門），也就是宏觀，微觀外加兩門分支領域。我在二年級選擇了「金融經濟學」和「產業組織」，Kortum就是產業組織課的兩位教授之一。
可惜的是，我最喜歡的是金融經濟學，讀產業組織純粹爲了透過資格考試，除了覺得Kortum論文裏面的理論模型總是非常簡潔美觀之外，幾乎完全沒有想過要去專研，考試順利透過之後就更是沒用心關注了。
不過，產業組織的另外一位教授重點介紹了實證分析方法，雖然考試結束後我就徹底忘光，但至少還記得這些方法突破主要來自於Timothy Bresnahan、Ariel Pakes、Steven Berry，Robert Porter等人。如果說近幾年國際貿易問題特別引人關注，那麼與之緊密聯繫的產業組織問題也是頭條最愛。產業組織理論的集大成者Jean Tirole獲獎也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再考慮到諾獎委員可能優先考慮年齡，我大膽推測上述四人中的三位獲獎在今年的機率是最大的。
政治經濟領域的潛在獲獎者
論重要性與國際貿易，產業組織能夠相提並論的，我覺得就是競爭日趨白熱化的黨派政治了。在新政治經濟學領域，除了前面提到的Acemoglu，Johnson及其合作者James Robinson呼聲很高之外，遲早都將獲獎的「三人幫」還有Timothy Besley，Torsten Persson和Guido Tabellini（這個領域的重磅學者Alberto Alesina已經去世）。
我求學和在香港大學金融系任教期間，主要的興趣在於金融和應用微觀領域，沒怎麼關心過國際貿易和產業組織的研究，倒是讀了很多「新政治經濟學」。任何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只要拿起這個領域的好文好書，必然是放不下的。